雙減政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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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政策的措施范文第1篇
一、總量減排交叉檢查情況
我行檢查組對縣水泥廠、醋酸纖維廠及縣水泥廠三個企業的廢水廢氣減排情況、中控系統建設和在線監測系統的運行狀況進行了現場檢查，并就相關的參數進行了認真詢查和調研。在檢查過程中發現以下一些問題：（1）dcs控制系統不穩定，相關參數過少；（2）數據傳輸系統不完善，停止噴氨后，中控數據無明顯變化；（3）噴氨量過大，造成反應不完全，有氨滲漏的可能；（4）手動噴氨，不能自動控制；（5）氨罐周圍防漏槽過低，存在安全隱患；（6）廢水治理工程不完善，有明顯難聞氣味；（7）危險廢物堆放不規范，風險意識有待加強；（8）廢水廢氣處理的相關臺賬和管理制度需進一步完善。
二、我縣主要污染物減排工作進展情況
按照縣“在總體戰略布局中率先建成中等城市，先于全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雙先”目標總體部署，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總量減排工作，縣主要領導多次專題部署節能減排工作。縣政府將其作為我縣實現產業夢想，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采取法律、行政、經濟、技術等綜合措施，強力推進污染減排工作，取得了較好成效。
（一）我縣主要污染物減排情況
按照2014年減排計劃，我們列出40個減排項目，其中cod、nh3-n減排項目31個，so2、nox減排項目9個。全縣采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政策措施，不斷推進污染物減排工作，在經濟保持持續快速發展的情況下，上半年全縣化學需氧量（cod）減排量1498.38噸，氨氮（nh3-n）減排量63.04噸，二氧化硫（so2）減排量8045.62噸，氮氧化物（nox）減排量2703.86噸。我縣主要污染物減排工作推進順利，為完成“十二五”污染減排的約束性指標奠定了基礎。
（二）重點減排項目完成情況
1．污水處理廠建設運行情況。截至目前，縣城污水處理廠上半年共處理生活污水306.5萬噸，日均處理1.7萬噸，cod減排量513.66噸，nh3-n減排量52.11噸，所有出水均穩定達標排放。提高污水處理廠污水收集處理率，是我縣總量減排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以來，我縣大力推進污水處理廠管網建設及改造，對河東及河西片區街道實施雨污分流，生活污水接入城市污水主管網，目前部分工程已經結束。污水處理廠二期工程項目泉污水處理工程完成了前期工作，已開工建設。
2．脫硫脫硝效率得到提升。縣發電有限公司1#、2#機組2014年上半年綜合脫硫效率達到95%，較2013年脫硫效率提升了10%，1#、2#機組2014年上半年綜合脫硝效率為75%，較2013年提升了5.5%。
3．重點企業脫硝設施建設情況。雙馬水泥制造有限公司2*2500噸/日干法水泥熟料生產線脫硝工程與華福雙三水泥建材有限公司（新線干法水泥）4000噸/日干法水泥熟料生產線脫硝工程已投入正常運行，綜合脫硝效率達到45%以上。
4．淘汰落后產能企業減排情況。關閉轄區煤礦13家，實現結構減排，同時將軍水泥有限公司、省縣金山水泥有限公司也完成關閉工作，川南特種水泥和縣天順水泥有限責任公司關停工作正在推進，力爭實現結構減排。
5．廢水治理減排項目進展情況。市級工業污染源限期治理企業集團杉木樹礦業有限公司礦井廢水20000噸治理二期工程已進入設計階段。
完成縣臣飛肉牛養殖專業合作社、科利養殖場、縣上羅星光養殖小區、縣鎮家庭牧場、縣家庭農場、養豬場、縣牧業農民專業合作社、縣新建養殖場、縣興牧養殖專業合作社9家畜禽養殖企業的綜合污染治理工作，目前推進正常。
6．開展機動車貼標工作，實現氮氧化物減排。我縣在交警大隊服務大廳設置了環保貼標窗口，對符合國家排放標準的車輛實施貼綠標，今年截止目前共貼綠標車輛511臺。
三、我縣主要污染物減排的主要做法和措施
縣政府始終堅持把污染減排與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轉變增長方式、提高群眾生活質量結合起來，統籌兼顧，標本兼治，高起點推進污染減排工作，努力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一）強化組織領導，不斷健全和完善節能減排工作機制
我縣將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放在同步的位置，狠抓節能減排和環保專項治理各項工作措施的落實，指導全縣各有關部門和單位積極開展污染減排工作。縣委、縣政府將污染減排工作納入績效考核中，將減排指標任務分解下達到全縣各部門、鎮（鄉）和企業，并由縣長與其簽訂了目標責任書，將污染減排作為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任期內的考核內容，實行績效考核，形成了在縣委、縣政府組織領導和縣人大、政協監督支持下，各部門緊密配合、團結協作，社會各界共同參與的良好工作局面。
（二）轉變增長方式，從源頭上推進污染減排工作
我縣認真貫徹落實國家環保產業政策和產業結構調整政策，嚴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和環保“三同時”制度，充分發揮其“控制匣”“調節器”和“殺手锏”的作用，對不符合產業政策、產業布局不合理或不能滿足環境要求的建設項目依法予以否決，避免了可能存在的重大環境隱患和污染問題。認真貫徹落實國家宏觀調控和結構調整的有關要求，積極實施了一系列結構調整措施，淘汰了一批落后產能，不斷促進污染減排工作深入開展，打造縣綠色gdp。
（三）堅持多管齊下，大力實施污染綜合防治工程
今年以來，全縣各級各部門采取有力措施，大力推進減排工作，重點抓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提高污染治理能力。縣城污水管網建設全面實施，增加縣城污水收集率，三峽庫區泉污水處理廠項目進展順利，新建生態模式鄉鎮污水處理站3個。二是大力實施了電力和非電力行業脫硫、脫硝工程。對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大的重點企業，我們派駐專班，督促其實施脫硫、脫硝工程。三是開展重點河流綜合整治工作，努力改善河流水質狀況。實施“清河道淤泥、清沿岸違章建筑、清兩岸垃圾”的行動，有效改善河道水質，使南廣河、河和清溪河保持清徹、潔凈的水質。四是大力實施城市清潔空氣工程。今年以來，縣政府將“城市清潔空氣工程”作為為民辦理的實事之一，采取多種措施改善城市空氣質量，對全縣燃煤鍋爐進行全面整治，城市氣化率達到99％以上。開展機動車尾氣污染綜合防治工作，大力實施暢通工程，提高汽車通行速度，減少尾氣排放。加強對建筑揚塵的管理。實施礦山開采和運輸粉塵治理，采用先進開采方式減少爆破揚塵和采用遮蓬運行減少飄散揚塵。特別是通過對縣城周邊石粉廠、石灰廠等產生揚塵企業實施限期治理，城區空氣質量大大提升。
四、存在的問題和下一步工作打算
經過努力，我縣污染減排的壓力依然存在，減排形勢依然十分嚴峻，減排工作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一是根據全縣經濟社會發展和重大項目工程建設情況，我縣“十二五”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新增量很大，污染減排的壓力仍然很大。二是“十二五”我縣主要污染物削減量大的重點減排項目相對較少，同時國家、省對于減排項目削減量的核定也越來越嚴格，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縣完成污染減排目標的難度。三是部分基層領導和企業負責人對污染減排的嚴峻形勢認識不足，還不能站在“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度來加快推進環保工作。為確保我縣主要污染物減排目標的順利完成，下一步，縣政府將采取如下措施。
1．加大重點減排項目的督辦和通報力度。進一步健全政府負責、環保部門統一監管、相關部門齊抓共管的責任機制。全縣各級將切實加強對污染減排工作的組織領導，主要領導認真履行第一責任人的職責，做到親自抓、負總責，分管領導全面抓落實。縣委、政府督查目標辦、縣環保局等相關部門將進一步加大重點減排項目的督辦力度，定期或不定期對重點減排項目的建設進展情況進行檢查，縣環委會將及時進行通報并加強督促整改。
2．嚴格污染減排工作考核和責任追究。縣政府已將主要污染物減排年度績效目標任務納入全縣績效管理中，將污染減排考核結果作為領導班子及其主要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的重要內容，與干部提拔、任用、交流掛鉤，將對未完成污染減排任務的鄉鎮或部門的主要領導實行一票否決。進一步完善環保工作問責制，嚴格獎懲制度，對工作成績突出的給予表彰獎勵，對沒有按期完成任務的實行一票否決，對因決策失誤或監管不力造成重大環境事故的，將嚴肅追究責任。
雙減政策的措施范文第2篇
因此，為進一步改善環境質量，應深入推進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工作，推動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強化結構減排、細化工程減排、實化監管減排，明確主要污染物總量控制目標要求、重點任務和保障措施，加大投入、完善政策、落實責任，確保實現“十二五”污染減排目標。
二、減排目標和基數
在化學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SO2）兩項主要污染物的基礎上，“十二五”期間國家將氨氮和氮氧化物（NOx）納入總量控制指標體系，對上述四項主要污染物實施國家總量控制，統一要求、統一考核。
根據省環保廳要求，市“十二五”減排總體目標是2015年COD、NH3N分別比年減排8%，SO2、NOx分別減排8%。其中，工業COD、NH3N減排比例不低于總體減排比例8%；畜禽養殖COD、NH3N減排比例不高于總體比例8%。市“十二五”減排總體目標將根據市人民政府下達的減排任務按年度進行制定。
三、主要污染物總量控制實施情況評估
(一)總量控制目標完成情況評估
期間，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各部門積極采取工程減排、結構減排、管理減排等措施，努力削減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取得了明顯成效。根據市下達給我市的減排目標，年我市COD排放總量計劃控制在0.5078萬噸以內；SO2排放總量計劃控制在0.4362萬噸以內。經省環保廳核算、國家環保部核定，到年底我市COD排放總量為0.486萬噸，SO2排放總量為0.4029萬噸，全面完成減排目標任務。
(二)主要減排措施落實情況
1．強化污染減排責任落實。認真落實環保目標責任制和環保監督管理“一崗雙責”，市委、市政府成立了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工作領導小組，由市長任組長，分管環保工作副市長為副組長，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由分管副市長兼辦公室主任，協調開展減排工作，市政府堅持定期召開環保工作會、減排形勢分析會、重點流域整治匯報會等，對減排工作不斷進行動員和部署，始終保持減排力度不減、要求不降，切實提高工作成效。嚴格落實減排目標責任制，結合全市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市政府每年都制定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計劃，把年度減排目標任務落實到具體減排項目和重點企業，明確完成時限、責任單位和配合單位，確保各項工作落到實處，使減排項目的順利進行得到有效保證。
2．完善城鎮污水處理設施。污水廠的建設是“期間總量減排的關鍵，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采用公開招投標等形式確定運營商，引進實力強、信譽好的企業參與污水處理廠建設，積極解決項目征地和資金遇到的問題，促進項目早落地、早開工、早建成運行。市城市污水處理廠一期一組、日處理能力達2.5萬噸的項目于年月正式投入運行，減排效果顯著。單獨建設工業區污水處理廠2座，日處理規模3萬噸，其中角美開發區污水處理站日處理能力2萬噸，于年月投入正常運行；華城市污水處理有限公司日處理能力1萬噸，于年底投入正常運行。完善污水收集管網，堅持城市污水處理廠與配套管網同步規劃、同步建設、同步運行，圍繞污水處理廠建成一年內處理負荷率不低于60%，兩年內不低于70%、三年內不低于75%的目標，加快推進污水管網和提升泵站建設，努力提高污水收集處理率。近三年來，全市投入大量資金新鋪設污水管網41公里，建成市區1號、3號提升泵站并保持正常運轉。加強運行監督管理，注重加強對已建成投入運行的污水處理廠進行監督管理，積極落實污水處理廠運行評估制度，實行污水處理運營費用同處理效果掛鉤。督促已建成污水處理廠按照《省城鎮污水處理廠運行管理標準》要求，規范運行維護管理，確保污水處理設施穩定運行，污染物達標排放，污泥規范處置，并按照省環保廳《關于加強污水處理廠運行管理的通知》，完成中控系統建設和改造，安裝在線監控設施，對進出水量和水質主要指標、設備的運行狀況、生化處理率等數據進行實時監控，切實發揮減排效益。近三年來，全市城鎮污水處理廠累計已削減COD排放量1045.5噸，占全市COD削減總量的51.3%。
3．實施工業企業減排工程。以治理工程項目為載體，狠抓COD和SO2工程減排項目建設和運行管理，確保污染物穩定達標排放，有效削減排放總量。一是實施工業廢水深度治理。督促全市再生紙企業嚴格按照國家新的《制漿造紙工業水污染物排放標準》，進一步完善污水治理設施，確保排放濃度、排放水量符合標準。年以來，市信達紙業有限公司、市佳利達紙業有限公司、市下樓民政福利造紙廠、市榜山三星民政造紙廠等4家再生紙廠完成生化治理設施改造，提高廢水綜合利用率，降低噸產品廢水排放量；共削減COD排放量251.3噸。二是實施工業鍋爐脫硫工程。加強工業鍋爐脫硫設施和在線監控系統的安裝和運行管理，新三和管樁有限公司的循環流化床鍋爐按規定添加石灰石脫硫劑，基本達到設計脫硫效率；紫山集團有限公司、華發（）紙業有限公司、等2家企業燃煤鍋爐煙氣脫硫設施均按要求時限建成并投入使用，并安裝二氧化硫在線監控設施，有效控制SO2排放量。三是加強減排設施監管。按照《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核查辦法》，切實加強減排設施日常監管，近三年來，我市環境執法人員采用定期和不定期和方式，每月對轄區減排項目進行現場督查和監督性監測，對檢查中發現的問題，及時落實整改，確保治理設施達標排放、有效減排，確保在線監控設備正常運行、穩定傳輸。實施總量減排調度制度，對全市減排工程建設及運行情況進行月調度，及時掌握減排動態，并建立健全的減排工作檔案，確保減排量計算依據充分可靠。
4．堅決淘汰落后產品能。以結構減排為抓手，加大重污染小企業關閉淘汰力度，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一是嚴格項目環境準入。堅決不引進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市場準入條件和環保要求的“兩高”和產能過剩行業項目；嚴格控制重點流域新建排放氨氮、總磷等主要污染物以及有毒有害物質的項目。把總量削減作為建設項目環評審批的前置條件，嚴格執行新建項目“點對點”調劑制度，對不能通過“以新帶老”、“以大帶小”實現“增產減污”的改、擴建項目，以及環境質量不能滿足環境功能區要求、無法通過區域平衡等替代措施削減污染總量的新建項目，環保部門不予審批。二是堅決淘汰落后產能。嚴格執行國家產業政策，對高耗能、高污染落后生產能力、工藝設備和產品，對國家明令禁止的小造紙、小化工、小冶煉等企業，組織發改、經貿、環保、工商、公安等部門開展聯合執法，堅決予以關停并轉。近三年，全市共關停取締不符合產業結構、污染嚴重和規模小、產品檔次低的小造紙6家、小皮革1家和廢塑料加工場138家，共削減COD排放量903.9噸、SO2排放量95.7噸。三是切實落實關停措施。加強關停淘汰企業現場日常巡查，切實落實斷水斷電措施，及時拆除主要生產設備，吊銷工商營業執照，做到徹底關停，防止關停項目死灰復燃，并杜絕落后產能異地轉移。同時，認真做好企業關停材料的收集整理，補充完善政府關停文件、經貿部門關停產能、工商部門吊銷營業執照、供電供水部門停電停水證明、關停現場照片等材料，確保通過減排核算。
四、“十二五”減排措施
(一)水污染物減排項目和削減量預測
1．工業結構優化調整項目
“十二五”期間，我市將認真執行國家相關產業政策，積極推進重點行業結構優化調整，堅決淘汰造紙、皮革等行業落后產能，倒逼造紙、紡織印染、釀造、化工、制革等重點行業提升產業技術水平，計劃關停淘汰以廢紙為原料、年產3萬噸以下的造紙企業10家，10萬標張以下皮革企業4家，預計可減排COD1225.07噸、氨氮66.7噸。
2．工業企業深度治理項目
“十二五”期間，我市將繼續加大工業污染防治力度，對皮革、造紙、制藥、紡織印染、化工、電鍍等行業，強制實行清潔生產，切實降低污染物產生強度；加大皮革、造紙、紡織印染等行業工業廢水深度治理，提高廢水綜合利用率，切實降低污染物排放強度。華發紙業()股份有限公司再生紙業企業計劃通過治理設施改造，提高廢水綜合利用率等途徑，削減COD55噸、氨氮1.6噸。詳見附表4
3．城鎮污水集中處理項目
“十二五”期間，我市將進一步完善現有城鎮污水處理廠和工業園區污水處理廠配套管網，及時擴建、增建、改造城鎮污水處理廠，提高廢水收集處理率，提升其氮、磷去除效果，力爭在2015年前所有污水廠處理率均達到85%以上。嚴格按照《省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加強工業園區環境整治工作的通知》（政文〔〕215號）的要求，進一步加強工業園區（含各類開發區、工業小區、污染集中控制區）環境整治，所有開發區的污水必須進入集中治理設施進行處理。經測算，“十二五”期間污水處理廠可新增COD、氨氮削減量1917噸、141噸。詳見附表1。
4．畜禽養殖污染治理項目
按照年畜禽養殖場原有綜合利用和治理設施對應的去除量不再納入減排量計算口徑，“十二五”以2015年所有措施（含年的原有措施和“十二五”期間新增的措施）分類型進行統一測算的原則，年我市農業源水污染物產生量為COD30549.57噸、氨氮1601.94噸，通過采取改進養殖方式（生物發酵床、墊草墊料等,且墊料還田利用或生產有機肥的）、建設治污設施（清糞方式、沼氣工程、有機肥生產、污水處理工程等）等措施，按COD去除效率50%，氨氮去除效率60%計算，可削減COD、氨氮15275噸和961噸。
(二)大氣污染物減排項目和削減量
大氣污染物減排項目清單各個項目以年污染物排放基數、燃料消耗量、產污設備名稱、規模、項目類型、治理技術、污染物去除率等主要指標，根據排放基數與減排措施的污染物去除效率計算“十二五”減排量。
1．二氧化硫治理工程
市“十二五”期間以工業燃煤鍋爐脫硫治理為重點，加大對煤鍋爐規模在10t以上、SO2排放超標的燃煤鍋爐實施煙氣脫硫，按照該鍋爐的SO2排放基數與脫硫工程的綜合脫硫效率計算削減量，綜合脫硫效率按照60%取值。“十二五”市燃煤鍋爐煙氣SO2減排預計為478噸，詳見附表2燃煤鍋爐煙氣脫硫工程項目表。
2．氮氧化物治理工程
氮氧化物的減排主要通過采取淘汰舊機動車輛的措施所產生的氮氧化物削減量，由市環保局配合交通部門進行統一部暑和測算。
五、“十二五”減排保障措施
(一)強化減排責任落實
制定實施《市～2015年度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計劃》，落實污染減排目標責任制，強化政府的減排主體責任，地方政府對本行政區域減排工作負總責，要切實加強組織領導，建立健全項目推進和調度機制，協調、督促、推進減排工作。強化企業的污染治理責任，所有排污單位必須嚴格遵守環保法律法規和標準，落實目標責任，自覺進行污染減排。強化部門的齊抓共管責任，應認真執行《省環境保護監督管理“一崗雙責”暫行規定》的要求，按照各自職責分工，共同推進減排工作。各級各部門要強化對企業履行污染治理法定責任的監管，對不按規定完成治理和減排任務的企業，要通報給金融機構列入企業征信系統，采取停貸、限貸等措施。
(二)深化工業園區環境整治
深入貫徹《省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加強工業園區環境整治工作的通知》，切實加強工業園區環境監管，扎實推進工業區環境整治。要堅決淘汰落后產能，嚴格按照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相關規定，限期淘汰造紙、皮革、紡織、化纖、食品等行業落后產能、生產工藝和設備，促進開發區優化產業結構。要全面實施清潔生產，現有污染物超標或超總量排放的企業，以及電鍍、印染、制革、造紙、制藥、食品、化工等重點行業企業，必須強制實施清潔生產審核。要健全污染治理機制，已建污水集中處理廠要進一步配套管網，完善清污分流系統，實現工業園區廢水全收集、全處理；接入城鎮污水處理廠集中處理的，要完善污水收集管網，督促區內企業自行處理達到接管標準，對企業違法排污行為發現一起堅決打擊一起，確保污水處理廠穩定運行、達標排放。
(三)深化畜禽養殖污染治理
認真落實市政府關于重點流域畜禽養殖污染綜合整治文件要求，抓緊編制畜禽養殖發展規劃及其規劃環評；推廣規模化畜禽養殖工程和畜禽糞便資源化利用工程；加快畜禽糞便有機肥料廠的建設，促進資源綜合利用，減少污染物排放；對新建規模化養豬場項目，嚴格實行環評審批和“三同時”制度，配套建設污染治理設施；積極推廣生物發酵養殖“零排放”技術和“豬-沼-果”立體種養模式，推動養殖業規范化發展；積極推行以沼氣為紐帶的農業有機廢棄物綜合治理利用工程，努力實現養殖污染零排放和達標排放；嚴格限制養殖規模，堅決遏制禁養區內養殖回潮現象，堅決制止禁養區外養殖戶超規模畜禽養殖，堅決杜絕養殖污水直接排放。
(四)嚴格新建項目源頭把關
把總量削減作為建設項目環評審批的前置條件，把好項目環境準入關，嚴格控制“兩高”和產能過剩行業，嚴格執行新建項目“點對點”調劑制度，新（擴、改）項目的排污總量從轄區內削減量中調劑使用賬，做到不欠新賬，多還舊賬；對不能實現“增產減污”的改、擴建項目和環境質量不能滿足環境功能區要求、無法通過區域平衡等替代措施削減污染總量的新建項目，各級環保部門不予審批。同時，把好項目竣工驗收關，嚴格執行環保“三同時”制度，依法按總量控制要求發放排污許可證，加強核發后監督管理，依法查處無證排污、超標排污。
(五)強化減排政策資金引導
加大實施差別電價政策力度，對高耗能行業中屬于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限制類、淘汰類范圍的企業，嚴格執行差別電價政策。實行城市污水處理運營費同處理效果掛鉤，對城市污水處理廠出水COD處理合格率不符合《省城市污水處理廠運行管理標準》要求的，每下降一個百分點扣減當月污水處理運營費用2%；連續三個月出水COD處理合格率不符合要求的，責成城市污水處理廠整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市政府將采取措施收回運營主體的特許經營權。
雙減政策的措施范文第3篇
關鍵詞：雙寡頭市場；最優策略；政府補貼；減排投入
中圖分類號：F27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148X（2017）06-0034-09
收稿日期：2017-01-25
作者簡介：徐朗（1990-），男，湖北荊州人，上海海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能源經濟、物流與供應鏈管理；汪傳旭（1967-），男，安徽安慶人，上海海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工學博士，研究方向：物流與供應鏈管理。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項目編號：71373157，71403120；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項目，項目編號：2015ZDIXM039；上海海事大學研究生創新項目，項目編號：2016ycx074；上海海事大學優秀博士論文培育項目，項目編號：2016BXLP005。
一、引言
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環境污染和資源短缺問題日益凸現。為了實現經濟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許多國家開始制定并實施能源節約和降低碳排放計劃，加快節能環保標準體系建設并逐步建立政府對綠色企業補貼制度[1-3]。企業在進行減排研發活動中承擔了成本和風險，但往往無法享有研發的全部收益。如新能源汽車制造商，面對消費者使用習慣和新能源汽車市場不成熟等原因，不易通過現有市場機制實現快速推廣。從橫向維度來看，進行新能源汽車的研發是提高減排能力的根本途徑，但由于研發行為存在外部性，競爭對手可能由于研發投入的溢出效應而受益，從而造成研發投入失靈；從縱向維度來看，政府將低碳化作為一種鞭策企業改進環境績效的策略，研發投入具有公共利益特征和不確定性，新能源汽車制造商進行減排研發往往提高了社會總福利而自身收益甚微。因此，減排研發投入在無政府補貼下，會大大削弱企業減排研發的積極性。近年來，為了引導消費者的低碳理念，政府制定了相關補貼、減免措施，如發改委、工信部和財政部聯合推動實施了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那么，選擇何種補貼策略才能保證經濟和環境協調發展？如何選擇最優的補貼政策以促進企業減排研發，并實現社會總福利最大化？技術外溢和產品差異情況對政府補貼和企業決策會產生什么影響？上述問題的回答，將對實現全面發展和環境保護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并為政府實施各種環境補貼策略以及制造商進行減排決策提供參考。
針對技術溢出效應下的企業研發行為的研究，國內外學者大多數根據Aspremont′s和Jacquemin[4]的文獻分析雙寡頭決策。Femminis等[5]基于溢出效應下研究了企業研發策略，分析了企業在不同的研發方式下，吸收能力對企業R&D決策行為的影響。Veldman等[6]從研發投入出發，引入市場競爭因素，用動態博弈方法分別對企業的技術創新進行分析，得到企業利潤均衡解。Kamien等[7]基于多企業競爭情況，構建兩階段研發合作動態模型，并比較不同合作機制的效果，發現在溢出率較大時合作研發能夠帶來更大的技術進步。楊仕輝和魏守道[8]基于產品存在差異化競爭，建立了三階段政府與企業的博弈模型，并求解得到最優企業研發水平、政府管制水平和社會總福利。Qiu等[9]比較了企業先進行完全競爭的過程R&D活動后在產品市場上競爭的兩階段博弈中當產品市場分別為價格和產量競爭時博弈的均衡解。可以發現，上述文獻大多主要集中于雙寡頭市場下雙方博弈策略，并未分析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對其決策的影響程度。
目前，企I減排及政府補貼策略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富的成果。Clara和Jessica[10]研究了政府不同環境政策對企業技術投資行為的影響，并通過算例分析發現排污權交易條件下，技術投資水平僅取決于企業自身的技術特征和政府補貼率。Ben和Georges[11]假設寡頭市場上企業進行產量競爭，但通過從事研發活動來控制污染排放，并將企業的研發努力分為原始研發努力和提高吸收能力研發努力，發現政府可以通過財稅手段來實現社會總福利達到最優水平。宋之杰和孫其龍[12]在碳稅和碳限額機制下，討論了雙寡頭制造商的最優碳排放量和定價策略，為企業主動碳減排最優策略選擇以及政府財稅政策制定提供決策依據。Petrakis和Poyago[13]在碳排放權和碳稅限制下，研究政府對減排投入的最優補貼問題，并比較分析采取補貼和鼓勵合作兩種技術政策后企業的研發水平和社會福利。Ana等[14]構建了寡頭制造商與政府組成的博弈系統，研究企業在碳稅和碳補貼機制下的決策行為，并且探究了政府如何通過財稅政策使社會福利達到最優。簡言之，企業在減排研發投入決策和與政府進行博弈的過程中，現有的研究文獻僅將政府補貼策略作為一個外生變量進行討論，且僅考慮生產產量和消費者環境偏好的影響，缺乏綜合因素的分析。
鑒于此，本文系統地考慮了產品差異和消費者環境偏好等因素對雙寡頭制造商市場競爭的影響，假設兩制造商對減排進行投入存在技術相互溢出，建立政府與雙寡頭制造商之間的三階段博弈模型，在社會總福利最大化條件下，通過逆向求解法得到制造商最優決策和政府最優補貼率，并分析了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對制造商最優決策和政府最優補貼率的影響。
二、模型構建與描述
本文在Aspremont′s和Jacquemin（1988）研究的基礎上，考慮市場上存在雙寡頭制造商生產差異化產品的減排研發投入博弈問題。假設博弈雙方均為理性的經濟體，以自身利潤最大化為前提進行決策。具體地：第一階段，進行減排研發投入，隨之增加消費者對產品的購買意愿；第二階段，兩制造商對產量進行決策。假設市場中存在兩制造商，且生產產品具有一定的替代性。所以，消費者需求的效用函數可以表示為：
Uq1，q2=q1+q2-q21μ21-q22μ22-2σq1q2μ1μ2（1）
其中，q1、q2分別表示兩制造商的產量，μ1、μ2分別表示兩制造商減排研發投入對消費者碳減排偏好的影響。由于雙寡頭制造商生產產品是差異的，故假設σ∈0，1為產品差異性。當σ0時，表示兩制造商生產的產品是相互不影響的；而當σ1時，表示兩制造商生產的產品是完全替代的。可以發現，消費者需求的效用函數Uq1，q2是關于兩制造商各自產量的函數，所以通過一階偏導條件可以得到逆需求函數為：
piqi，qj=Uqi，qjqi=1-2qiμ2i-2σq3-iμiμ3-i，i=1，2（2）
假設雙寡頭制造商通過加大減排研發投入，以提升產品質量，刺激消費者市場需求。同時，消費者碳偏好程度與雙寡頭制造商減排研發投入是相關的[15]，且存在：
μi=ε?I1/4i+ρ?I1/43-i（3）
其中，Ii表示制造商的減排研發投入；ρ∈0，1表示兩制造商減排研發投入的正向溢出程度，且當ρ0時，表示兩制造商研發投入沒有相關性的，當ρ1時，表示兩制造商研發投入具有完全互補性；ε表示研發投入對消費者碳偏好系數的影響程度。
制造商進行減排研發投入，在迎合消費者碳偏好的同時，也會降低單位產品的碳排放量，從而減少環境污染。環境效用函數ω表示制造商在一定的研發水平下對降低生產碳減排做出的貢獻[16]。所以，環境效用函數可表示為：
ω=θ?I1/21+ρ?I1/22（4）
其中，θ表示兩制造商減排研發對環境的影響程度，且θ>0。
三、無補貼下雙寡頭制造商決策
雙寡頭制造商之間的市場行為是完全對稱信息的動態博弈模型，因此可以通過子博弈逆向歸納法求解。針對無政府補貼情況下的雙寡頭制造商決策，按照逆序歸納法的步驟求解，即第一階段企業確定最優減排研發投入，以使得企業自身利潤最大化；第二階段企業進行古諾競爭選擇最優產量，最終得到雙寡頭制造商子博弈完美納什均衡。所以，兩制造商的利潤函數為：
maxπi=qi1-2qiμ2i-2σqjμiμj-Ii，i=1，2（5）
（一）雙寡頭產量競爭
第二階段博弈過程中，雙寡頭制造商在既定減排研發投入的情況下，通過古諾競爭確定最優產量qi，以實現各自收益Ri最大化，所以雙寡頭制造商的收益函數分別表示為：
maxRi=qi1-2qiμ2i-2σqjμiμj，i=1，2（6）
由于2Riq2i=-4μ2i
（二）雙寡頭研發競爭
第一階段，兩制造商以自身利潤最大化進行減排研發投入。由式（5），分別對兩制造商利潤函數求減排研發投入的一階偏導條件，可得：
πiIi=RiμiμiIi+RiμjμjIi-1=ε2-ρσ2μi-σμj4I3/4i4-σ22-1=0，i=1，2（7）
由于兩制造商是信息對稱的，可以發現當μ1=μ2=μ時，兩制造商利潤函數關于減排研發投入的二階偏導存在2πiI2i
假設政府的主要目標是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無政府補貼情況下的社會福利可以表示為消費者剩余、生產者剩余與減排研發投入所造成的環境效益之和，即：
SW=CS+PS+ES
=ε21+ρ2-ρσε21+ρ22+3ρ-σ1+σ+ρσ+4θ2-σ2+σ282-σ22+σ4（8）
引理1：兩制造商的均衡利潤、產量和減排投入均隨著技術溢出率ρ增強而增大①。
由引理1可以發現，在兩制造商進行博弈過程中，制造商的均衡利潤、產量和減排投入隨著溢出率的增強而增大。隨著技術溢出率增強，制造商的減排投入所造成的社會福利大于自身利潤，有利于制造商提高產量、增加減排投入，提升自身利潤，這也充分說明溢出效應越強越有利于增強自身的市場競爭力。
引理2：兩制造商的均衡利潤、產量和減排投入隨著產品差異性σ增強而減小②。
由引理2可以發現，在兩制造商進行博弈過程中，制造商的均衡利潤、產量和減排投入隨著溢出率的增強而減少。隨著產品差異性增強，制造商的減排投入所造成的社會福利小于自身利潤，造成競爭逐漸激烈，制造商往往采取減少產量、降低減排投入，從而保證自身收益，這也充分說明產品差異越強越不利于增強自身的市場競爭力。
四、政府對制造商的補貼策略
在現有的雙寡頭制造商三階段博弈模型中，并未考慮通過政府行為調控市場，往往這種情況所產生的均衡并非是最優的，市場易產生局部“失靈”狀態，所以需要利用政府財稅手段實現資源重新配置。而對政府部門而言，由于制造商進行減排研發投入的社會效應遠遠大于自身利潤的增加，再加上環境效益的高風險性，會大力支持制造商的研發投入行為。政府對研發投入的支持主要表現是對制造商的補貼，在補貼方式上政府主要有兩種選擇：投入補貼和產量補貼。
（一）政府對制造商投入補貼
政府對兩制造商的投入補貼是指對制造商研發投入進行直接補貼，刺激制造商增加研發投入，提高社會總福利。在投入補貼情況下，政府以社會總福利最大的目的，對兩制造商減排研發投入按照s的比率進行補貼。所以，兩制造商的利潤函數為：
maxπi=qi1-2qiμ2i-2σqjμiμj-1-sIi，i=1，2
st0s1（9）
1.雙寡頭制造商的產量決策
如無政府補貼情況下，由制造兩商減排研發投入與消費者碳偏好的關系，可得均衡減排投入為IISi=11-s2INSi。將其代入式（3），可得消費者碳偏好程度為μISi=11-s1/2μNSi。所以，雙寡頭制造商的均衡價格、產量和利潤分別為pISi=pNSi、qISi=11-sqNSi、πISi=11-sπNSi。
2.政府的補貼政策選擇
在政府投入補貼策略下，社會福利不僅要考慮消費者剩余、生產者剩余與碳減排的環境效益之和，還要減去政府對雙寡頭制造商減排投入補貼，即：
SW=CS+PS+ES-s?I1+I2
=ε21+ρ2-ρσε21+ρΔ1-σΔ2-σ2Δ3-4θ1-s2-σ2+σ281-s22-σ22+σ4（10）
其中，Δ1=21+3ρ-6s1+ρ，Δ2=-1-ρ+s1+ρ，Δ3=-1-s1+ρ。由社會福利函數SW關于兩制造商投入補貼率s求一階條件SWs=0，可得：
s*=ε21+ρ22+5ρ-3σ-σ21+ρ+4θ2-σ2+σ22-σε23+σ1+ρ2-σ3+2ρ-σ21+ρ+4θ2-σ2+σ2（11）
（二）政府對雙寡頭制造商碳減排產量補貼
政府對兩制造商的產量補貼是指對制造商生產數量進行補貼，鼓勵制造商增加產量，提高社會總福利。在產量補貼情況下，政府以社會總福利最大的目的，對雙寡頭制造商的單位產品價格按照每件g進行補貼。所以，兩制造商的利潤函數為：
maxπi=qi1-2qiμ2i-2σqjμiμj+g-Ii，i=1，2
st g0（12）
1.雙寡頭制造商的產量決策
如無政府補貼情況下，由制造兩商減排研發投入與消費者碳偏好的關系，可得均衡減排投入為IQSi=1+g2INSi。將其代入式（3），可得消費者碳偏好程度為μQSi=1+g1/2μNSi。所以，雙寡頭制造商的均衡價格、產量和利潤分別為pQSi=1-gpNSi、qQSi=1+gqNSi、πQSi=1+g2πNSi。
2.政府的補貼政策選擇
在政府產量補貼策略下，社會福利不僅要考慮消費者剩余、生產者剩余與碳減排的環境效益之和，還要減去政府對雙寡頭制造商生產產量補貼，即：
SW=CS+PS+ES-s?q1+q2
=ε21+ρ1+g2-ρσε21+ρ
SymbolQC@ 1+σ
SymbolQC@ 2+σ2Δ3+4θ2-σ2+σ282-σ22+σ4（13）
其中，
SymbolQC@ 1=22-3ρ+g，
SymbolQC@ 2=-1+gρ，
SymbolQC@ 3=-1+ρ。由社福利函數SW關于兩制造商投入補貼率g求一階條件SWg=0，可得：
g*=2+σε21+ρ1+3ρ-ρσ-σ+4θ4-σ22ε21+ρ2-ρσ（14）
引理3：政府對投入進行補貼時，最優補貼率隨減排研發對環境影響程度θ增強而降低，隨碳減排對消費者偏好影響程度ε增強而增加；政府第產量進行補貼時，最優補貼率隨減排研發對環境影響程度θ增強而增加，隨碳減排對消費者偏好影響程度ε增強而降低③。
由引理3可以發現，政府基于社會總福利最大化的目的制定最優補貼率，技術溢出率和產品替代性是決定的關鍵性因素。隨著技術溢出率的增強，兩制造商減排研發行為對消費者的偏好提高，這時政府應降低補貼率；隨著產品替代性的增強，兩制造商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往往會選擇減少研發投入，這時政府應提高補貼率。政府通過對制造商減排研發行為進行補貼，促進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引導市場達到最優的均衡狀態。
通過對無政府補貼模型（NS）、投入補貼模型（IS）和產量補貼模型（QS）的均衡解進行比較，可以得到以下結論：（1）兩種政府補貼策略下兩制造商的均衡產量均高于無政府補貼情況，即qIS>qNS、qQS>qNS；（2）投入補貼策略下兩制造商單位產品的均衡價格與無政府補貼情況相同，而產量補貼策略下單位產品的均衡價格低于無政府補貼和投入補貼策略，即pIS=pNS、pQSINS、IQS>INS；（4）兩種政府補貼策略下兩制造商的均衡利潤均高于無政府補貼情況，即πIS>πNS、πQS>πNS；（5）兩種政府補貼策略下的社會總福利均高于無政府補貼情況，即SWIS>SWNS、SWQS>SWNS。
在自由市場競爭機制下兩制造商作為利益主體，其決策目標往往是實現自身利潤最大化，而這又與社會福利目標相違背。而兩制造商進行減排投入的社會福利遠遠大于制造商自身利潤，再加上投入行為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政府會通過補貼策略支持制造商進行研發投入行為。對制造商而言，獲得補貼是為了平衡研發投入成本，達到利潤最大化；對政府而言，進行補貼是為了達到社會福利最大化。無論是投入補貼還是產量補貼，都能有效地使兩制造商加大投入，并增加其利潤。同時，在補貼方式的選擇上，通過分析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合理制定政府補貼率，選擇更為有效的補貼方式，在保證制造商利潤的同時，可以有效地提高社會福利，提高市場減排研發投入，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
五、算例分析
為了驗證模型的正確性和有效性，本文使用Matlab作為算例分析的工具，對加拿大境內的通用和福特兩家汽車制造商進行調查分析，并通過數值仿真來求解不同補貼模式下的兩汽車制造商的最優決策和政府的最優補貼率，分析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的變化對決策變量和社會總福利的影響，并比較不同政府補貼策略下最優補貼率隨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的變化情況。根據調查發現，消費者對新能源汽車的偏好的比例大約為總數的1/3以上，且經過減排技術改進后的汽車排放所減少的COx、NOx約為1/20左右。鑒于此，假設ε=3、θ=005。具體分析主要集中于，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的變化對雙寡頭制造商決策和政府最優補貼率的影響。為研究參數變化對決策的影響，根據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程度分為高、中、低不同情況進行比較，所以取ρ=01、05、09，σ=01、05、09進行分析。
（一）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對制造商產量和價格的影響
根據前文模型，可求解出不同政府補貼策略下制造商的均衡產量、產品價格，計算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1）在無政府補貼策略下，產品差異性與制造商的均衡產量和產品價格成負相關關系。這是因為，隨著產品差異性增強，使得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從而使得制造商不得不采取減少產量降低價格。而技術溢出率與制造商的均衡產量成正相關關系，與產品價格保持不相關。這是因為，隨著技術溢出率增強，使得其他制造商減排投入對于在位制造商而言可以贏得更多消費者的青睞，但對產品價格無直接影響。（2）當產品差異性增強時，投入補貼策略下的制造商產量增加，單位產品價格均降低；而產量補貼下的制造商產量和單位產品價格均降低。當技術溢出率增強時，投入補貼策略下的制造商產量增加，單位產品價格不變；而產量補貼下的制造商產量增加，單位產品價格降低。同時，當產品差異性較弱技術溢出率較強時，投入補貼的產量低于產量補貼的產量；但產量補貼的單位產品價格始終低于投入補貼的價格。這是因為，政府進行投入補貼策略時，主要是刺激制造商的減排研發活動從而提高其積極性；而政府進行產量補貼策略時，主要集中于制造商生產產量。雖然不同的政府補貼策略對制造商都能帶來好處，但產量補貼策略是對制造商生產行為的補貼策略，并未對制造商減排投入產生明顯效果，而投入補貼是對制造商研發行為的補貼策略，主要將補貼轉移到環境效用中。
（二）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對制造商利潤和社會總福利的影響
根據前文模型，可求解出政府不同補貼策略情形下制造商利潤及社會總福利，計算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1）無論政府對制造商的減排投入補貼還是生產產量補貼，均能增加制造商利潤并提高社會總福利。但是，產量補貼策略下的制造商利潤總低于投入補貼策略下的制造商利潤；同時，當技術外溢率和產品差異性均較小時，產量補貼策略下的社會總福利高于投入補貼策略下的社會總福利。這是因為，政府對產量補貼僅僅是改善制造商生產活動的補貼，不僅不利于制造商加大減排投入力度，甚至會出現制造商隱利提高，降低其減排研發的積極性。（2）在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變化下，社會總福利的變化與制造商利潤的變化趨勢相似。因此，無論何種決策情況下，制造商利潤和社會總福利依然是隨著技術溢出率的增強而提高，隨著產品差異性的增加而降低。同時，當技術外溢率較強產品差異性較弱，亦或是技術外溢率較弱產品差異性較強時，投入補貼策略相較于產量補貼策略更有效。這是因為，在強調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條件下，政府對制造商產量補貼往往是次優策略，實際上相當于將消費者剩余通過產量補貼再分配給了生產者，從而導致局部資源錯配。
對制造商進行產量補貼時，政府的補貼支出相對于減排投入補貼往往更多，同時還會造成消費者剩余轉化為生產者剩余，從而導致企業得到更多的隱藏福利。
（三）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對減排研發投入的影響
在兩種政府補貼策略下，通過分析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對兩制造商減排研發投入的影響，如圖1所示。制造商減排研發投入與技術溢出率呈正相關關系，與產品差異性呈負相關關系。同時，產量補貼策略下的研發投入最大，投入補貼策略下的研發投入次之，無政府補貼策略下的研發投入最低。隨著技術溢出率的增強，制造商的減排研發投入增加，而減排研發投入作為社會公共品的特征就越強，政府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需要提供更高補貼率對制造商減排研發行為進行彌補，保證社會總福利實現最大化，從而反過來更加刺激制造商減排研發投入。而隨著產品差異性的增強，兩制造商的市場競爭日益激烈，而減排研發投入并沒有起到顯著提高自身利潤和社會福利的效果，政府需要通過其他財稅手段調整市場，對雙寡頭制造商進行，引導帶動更多的減排研發投入。
（四）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對消費者偏好的影響
在兩種政府補貼策略下，通過分析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對消費者偏好的影響，如圖2所示。消費者碳偏好與技術溢出率的變化趨勢相似，與產品差異性的變化趨勢相反，且技術溢出率對消費者碳偏好的影響強于產品差異性。也就是說，隨著技術溢出率的增強，消費者碳偏好也同時增加；而隨著產品差異性的增強，消費者碳偏好卻降低。同時，當技術溢出率較小、產品差異性較大時，投入補貼策略對消費者碳偏好影響程度弱于產量補貼策略；而其他條件下，投入補貼策略對消費者碳偏好影響程度于產量補貼策略。這是因為，當技術溢出率較小、產品差異性較大時，兩制造商都很難利用“搭便車”現象提高自身利潤，而市場競爭程度很激烈，政府通過產量補貼能夠更為直接地刺激兩制造商加大研發投入，從而提高兩制造商利潤和社會福利。
（五）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對政府補貼率的影響
在兩種政府補貼策略下，通過分析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對政府最優補貼率的影響，如圖3和圖4所示。兩種政府補貼策略下的最優補貼率，與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的變化是不同的。在投入補貼策略下，無論產品差異性如何變化均衡補貼率與投入溢出率呈正相關，隨著投入溢出率的增強而提高；而當技術溢出率較低時均衡補貼率與產品差異性呈負相關，當技術溢出率較高時均衡補貼率與產品差異性呈正相關。在產量補貼策略下，均衡補貼率與技術溢出率呈“U”型，即隨技術溢出率的增強先減少后增加；而均衡補貼率與產品差異性呈負相關，隨著產品差異性的增強而降低。
六、結論
本文基于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構建三階段政府與雙寡頭制造商的博弈模型，求解制造商最優生產產量和減排投入以及政府最優補貼率，并通過理論分析和模型推演對比三種補貼情景下的制造商利潤和社會福利差異。算例證明了模型的有效性。
第一，不論政府采取減排研發投入補貼還是生產產量補貼策略，在短期內均能刺激制造商加大減排研發投入，從而增加制造商利潤以及社會總福利。所以，政府應該根據不同的具體情況，通過對雙寡頭制造商制定切實可行的補貼策略，推動減排研發技術的進步，實現社會總福利的帕累托改進。
第二，在政府以最大化社會總福利的目的下，投入補貼策略的均衡補貼率與技術溢出率呈正相關性關系，而與產品差異性不確定；產量補貼策略的均衡補貼率與技術溢出率呈“U”型關系，在技術溢出率較小或較大時補貼率較高，而與產品差異性呈負相關關系。所以，在差異化產品市場競爭中，政府應加強對減排研發投入的保護。
第三，消費者碳偏好與技術溢出率的變化趨勢相似，與產品差異性的變化趨勢相反，且技術溢出率對消費者碳偏好的影響強于產品差異性。隨著技術溢出率的增強，消費者碳偏好也同時增加；而隨著產品差異性的增強，消費者碳偏好卻降低。同時，當技術溢出率較小、產品差異性較大時，投入補貼策略對消費者碳偏好影響程度弱于產量補貼策略；而其他條件下，投入補貼策略對消費者碳偏好影響程度強于產量補貼策略。
后續研究可以關注以下問題：第一，討論信息不對稱情況下的雙寡頭制造商的決策問題，分析政府應選擇何種補貼方式；第二，基于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研究供應鏈的研發投入決策，分析供應鏈系統如何影響政府補貼策略。
注釋：
①證明：對兩制造商的均衡利潤、減排投入和產量分別求技術溢出率ρ的一階偏導，得πNSiρ=
ε41+ρ2-σ4-σ+2ρ2σ2-5σ+6-2ρ2σ4-σ82-σ22+σ4、qNSiρ=ε41+ρ26-σ-4ρσ82-σ2+σ3、INSiρ=ε41+ρ4-2σ1+3ρ+ρσ21+2ρ82-σ22+σ4。由于00，即均衡利潤、產量和減排投入是技術溢出率的單調遞增函數，隨著ρ的增強而逐漸增加。證畢。
②證明：對兩制造商的均衡利潤、減排投入和產量分別求產品差異性σ的一階偏導，得πNSiσ=ε41+ρ23+51-σ2+ρ41-σ3-2σ-σ21+2σ+2ρ21+1-σ34-2+σ32+σ5、qNSiσ=-ε41+ρ341-σ2+ρ+3ρ2σ82-σ22+σ4、INSiσ=-2-ρσ1+ρ21+ρ2-σ-σ1-ρσ42-σ32+σ5。由于0
③證明：對不同補貼策略下的政府最優投入補貼率和產量補貼率，分別求碳減排對θ和ε的一階偏導，有s*θ=-16εθ1+ρ2-ρσ2+σ22-σε23+σ1+ρ2+4θ2+σ2、g*θ=22-σ2+σ2ε21+ρ2-ρσ、s*ε=8ε21+ρ2-ρσ2+σ22-σε23+σ1+ρ2+4θ2+σ2、g*ε=-4θ2-σ2+σ2ε21+ρ2-ρσ。根據假設條件可知，s*θ0、s*ε>0、g*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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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政策的措施范文第4篇
【關鍵詞】宏觀經濟；宏觀調控；政策調整
中圖分類號：F20
一、2003―2006年的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雙穩健”
（一）政策實施背景
從1993年6月以來，針對1992年前后的過熱經濟狀態，中國政府采取了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此輪適度從緊的政策使得商品價格從1995年逐年回落， 1997年商品零售價格只上升0.8%，居民消費價格只上升2.8 %。
進入2003年，中國政策保持著以積極政策為主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然而，2003年以來，中國經濟出現了一些不穩定因素，最突出的是投資過熱和糧食供不應求問題。
圖1 2000-2006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二）實施措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針對國內出現了部分行業投資增長過快、物價上漲壓力增大等問題，2003――2008年中國政府采取了“雙穩健”措施。具體措施包括：
1.2003年6一9月，國家采取了規范房地產發展、土地管理等多項措施；2004年4月提高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2.較大幅度調高電解鋁、房地產、鋼鐵和水泥4個行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資本金比例；對一些行業和方面的投資項目進行全面清理；暫停耕地轉為非農用地的審批；公布對“鐵本事件”的嚴肅查處。3.減免農業稅、增加對農民的補貼，調動了農民種糧積極性，使耕地面積擴大，糧食產量明顯回升。
（三）政策效果
事實表明，此次的宏觀調控對于緩解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保持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然而其同某個局部利益存在著矛盾和沖突。宏觀經濟調控的目的是為維護宏觀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從根本上說有利于各地區、各行業的發展；其由中央政府和中央銀行做出判斷和決策，會與某利益集團的利益存在沖突，這是不可避免的。
四、2008年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一）政策實施背景
2008年，次貸危機發展成為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世界總體經濟形勢趨于嚴峻。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較高，出口占GDP比率約為40%，外貿依存度約為70%。世界經濟衰退使得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受到沖擊，“中國制造”遭受重創，我國出現了企業倒閉和失業潮，同時股市跳水，對外金融投資出現虧損，投資信心下降。我國GDP增速由2007年的14.2%大幅度降至2008年的9.6%，2009年更是降低到了9.2%。
（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1.積極的財政政策
（1）減少稅收，擴大政府支出（4000億拉動內需）；從中央到地方都發行國債、地方債。（2）動用資金開發各地方基礎設施建設，同時提高社會福利保障，加強對落后地方的援建。（3）通過勞動法的調整等減少企業負擔。（4）加強公共財政的社會保障、醫療等方面的支出，保持社會經濟發展環境的穩定。（5）產業振興計劃。（6）促進對外貿易，一是增加出口退稅，二是人民幣升值。
2.寬松的貨幣政策
（1）2008年7月份開始相繼停發3年期中央銀行票據、減少1年期和3個月中央銀行票據發行頻率，引導中央銀行票據發行利率適當下行。（2）2008年9、10、11、12月連續下調基準利率，下調存款準備金率。（3）2008年10月27日實施首套住房貸款利率7折優惠；支持居民首次購買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住房。（4）取消了對商業銀行信貸規劃的約束。
（三）政策效果
此輪為應對經濟危機的一系列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導致貨幣流動性嚴重過剩，我們可以看到2011年物價如同“過山車”一般，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從年初4.9%的月度同比漲幅一路上漲，進入5月之后，CPI漲幅迭創新高，直到7月份同比漲幅達到了6.5%，創下37個月的新高，引起了新一輪的通貨膨脹。
五、2010下半年至今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適度緊縮性政策
（一）適度緊縮性政策
1.壓需求，央行連續十二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五次加息，收緊貨幣流動性。2.增供給，尤其是糧食和農產品上表現突出。政府加大了對農業的投入，補貼農民，對農副產品流通環節進行清理，在米袋子、菜籃子工程上加大投入。3.減環節，為了解決一些大中城市農產品流通環節和成本增加、“賣難買貴”等問題，以加強產銷銜接為重點，建設高效、暢通、有序的鮮活農產品流通體系，同時降低流通成本。
雙減政策的措施范文第5篇
[關鍵詞]汽車稅費；激勵政策；效應
[中圖分類號] F810.4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11）12-0077-07
進入21世紀以來，日益發展壯大的汽車工業和迅速增加的汽車消費群體，有效地推動了我國經濟的發展。汽車消費已成為拉動國內消費需求最具潛力的一個領域，并且有效地帶動了其他關聯產業。但是，汽車消費的快速增長也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我國能源供應、生態環境和城市交通都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為了有效調控汽車產業的合理發展,緩解汽車工業對環境、能源帶來的沖擊，并且適應不斷變化的汽車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政府出臺了多項汽車稅費激勵政策,在種類、稅率、數量等方面不斷進行改革和優化，力求在促進汽車產業健康發展的同時，調節汽車產業對能源、環境的影響，保證公平與效率原則。因此,如何借鑒、評估和完善政府汽車稅費激勵政策的效應, 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世界主要國家汽車稅費激勵政策節油減排的效應分析
政府在設計和制定汽車稅費激勵政策時，通常會考慮以下要素：政策的設置是否基于節油量或減排量；政策是否全面地用于所有車型種類；政策是否在任何一個油耗或排放水平上都能起到激勵效用；政策是否也作用于汽車購置后的使用期間；針對特殊車輛的優惠政策是否也基于節油量或減排量(這里的優惠政策主要是指提供給采用了先進技術或使用替代燃料車輛的特殊優惠)等。但縱觀世界，各國政府在設計、制定汽車稅費激勵政策時，對于上述要素的關注則各有側重。這可以從下表反映出來。
資料來源：美國汽車制造商聯盟；歐洲汽車工業協會；日本汽車工業協會；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印度汽車工業協會；巴西汽車工業協會。
由于各國政府在設計汽車（主要指乘用車）稅費激勵政策時所關注的要素各有側重，所以其所制定的政策也就有所差異，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兩大類：
（一）節油減排的直接激勵政策
節油減排的直接激勵政策主要指的是稅費額直接基于油耗量或CO2排放量的汽車稅收或其他經濟激勵政策。采取節油減排的直接激勵政策的代表性國家有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
1. 美國
對燃油經濟性低于22.5英里/加侖（即高于
10.4 L /100km）的高油耗車輛征收“油老虎”稅。其對CO2排放量的限制效應，可以從下圖1[1]表現出來。
2. 英國
每年對一般車輛（汽油和柴油車）按CO2排放量分段征收保有稅；對新技術和替代燃料車輛按CO2排放量分段征收較低稅額。其對CO2排放量的限制效應，可以從下圖2[1]表現出來。
3. 法國
基于CO2排放量的一次性獎懲機制；每年對于高排放車（大于250 g/km，油耗高于10.68 L/100 km）征收額外保有稅。其對CO2排放量的限制效應，可以從下圖3[1]表現出來。
4. 德國
每年對排放高于120 g/km的部分征收2.6美元（g/km）的汽車保有稅，即汽車保有稅=（CO2-120）×2.6。其對CO2排放量的限制效應，可以從下圖4[1]表現出來。
（二）節油減排的間接激勵政策
節油減排的激勵政策主要指的是稅費額不直接基于油耗量或CO2排放量，但基于與它們密切關聯的參數（如質量、發動機排量等）的汽車稅收或其他經濟激勵政策。采取節油減排的間接激勵政策的代表性國家有日本、中國和印度。
1. 日本
基于發動機排量的購置稅，對高效低排放車輛給予減稅；每年按汽車總重量征收噸位稅，對高效低排放車輛給予減稅；每年按發動機排量征收汽車稅，對高效低排放車輛給予減稅；對“新一代”（包括電動車、油電混合動力車，和清潔替代燃料車輛）免購置稅和噸位稅，汽車稅減半。其對CO2排放量的限制效應，可以從下圖5[1]表現出來。
2. 中國
基于發動機排量的消費稅；對小排量車（低于1.6 L）購置稅減半（現已停止）。其對CO2排放量的限制效應，可以從下圖6[1]表現出來。
3. 印度
按車型種類區分的消費稅；對小排量車（2 L以下）特殊消費稅減半（臨時性政策），現對2 L以上車輛也實行了減半。其對CO2排放量的限制效應，可以從下圖7[1]表現出來。
通過以上對世界主要國家汽車稅費激勵政策的分析，我們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幾個基本結論：
第一，直接基于油耗量或CO2排放量設置的汽車稅或經濟激勵機制能達到直接的激勵效用；
第二，一個有效的機制必須是覆蓋全部車型種類、能提供連續性激勵效應的機制；
第三，基于與油耗量或排放量緊密相關的汽車參數機制可以在不增加額外稅收負擔的情況下轉化為直接激勵機制。
二、美國汽車稅費激勵政策的剖析
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汽車生產國和消費國，其汽車稅費激勵政策自然舉世關注。通過對美國汽車稅費激勵政策的剖析，有利于我們“借他山之石攻玉”，完善我國的汽車稅費激勵政策。
美國政府的汽車稅費激勵政策主要包括聯邦政府層面的汽車稅費激勵政策和州政府層面的汽車稅費激勵政策兩個方面：
（一）美國聯邦政府的汽車稅費激勵政策
1.“油老虎”稅的設置
美國聯邦政府規定，轎車百公里耗油10.4升以上就須繳納“油老虎”稅，且根據超出的多少分11級遞增。這可以從下圖8反映出來。
目前，美國的“油老虎”稅只是影響到燃油經濟性水平未達到22.5 mpg（22.5英里/加侖）的轎車（綜合工況）――占全美汽車銷量極少的份額，而占據了美國輕型車54%市場份額的SUV車尚處于豁免之列。美國聯邦政府現在正研究將“油老虎”稅擴展到SUV車，進而使其從原來只影響少數車的稅種轉變為針對大多數燃油經濟性水平低的新車普遍稅[2]。
2. 對特種車輛的減稅措施
美國聯邦政府在2005年能源政策法案下，出臺了一系列針對特殊車輛的減稅措施，即購買了符合條件的新特殊車輛的納稅人可以在退稅時抵扣部分稅款。此類減稅措施主要包括：輕型油電混動車減稅；輕型稀混合氣發動機車輛減稅；重型油電混動車減稅（于2009年底結束）；插電式混動車減稅；燃料電池車減稅；電動車減稅；替代燃料車減稅。這些措施的節油減排效果，可以從下圖9[3]反映出來。
注：“1”表示天然氣動力電動汽車；“2”表示插電式混動車；“3” 表示電動車；“4”表示燃料電池車。
美國聯邦政府針對特殊車輛的減稅措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即都是短期措施；可抵扣的稅款額逐年遞減直到結束；可抵扣的稅額根據車輛節能潛力和重量分級來決定；只提供給同一廠商的前6萬輛售出的車輛。
3. 以舊換新補貼（該政策現已停止）
美國聯邦政府在《2009幫助消費者回收利用》法案下確立了以舊換新補貼的政策，即聯邦政府撥款30億美元用來提供消費者補貼，而消費者用不高于規定燃油經濟水平的舊車換購必須達到燃油經濟性要求的新車，可以獲得3,500美元到4,500美元的補貼，其中，舊車必須是25年以內生產，仍可使用，燃油經濟性不高于18英里/加侖，且交還的舊車必須保證被報廢，而換購的新車一定要比交還的舊車燃油經濟性提高。具體規定如下表2所示。
美國聯邦政府的以舊換新補貼政策在其實施期間，對將近700,000個交易進行了補貼，其提高燃油經濟性的收效從下表3[4]可以略見一斑。
通過表3，對美國政府以舊換新補貼政策的效果進行的初步分析，我們不難發現，美國聯邦政府推出的以舊換新補貼政策并非最有成本效益的提高燃油經濟性的辦法，從短期來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汽車市場的銷售，但從長期來看，極有可能降低未來汽車市場的銷量。
（二）美國州政府的汽車稅費激勵政策
美國各州政府由于在本地區的政策制定上，具有相當的自主性和一定的獨立性，因此，各州政府出臺的汽車稅費激勵政策也就相應地存在著一些差異性，具體可見下表4[5]。
另外，美國的一些州政府目前還進一步加大了汽車稅費激勵政策的力度，給企業提供專項資金用于鼓勵節能低排放車輛的使用。這類政策主要包括：對購買新技術、清潔替代能源車輛的企業員工給予補貼；在企業的停車場內為清潔、節能車輛預留指定的停車位；保險公司為清潔、節能車輛提供保險折扣；酒店在停車場內為清潔、節能車輛預留指定的停車位等等。
三、完善我國汽車稅費激勵政策的思考
通過對世界主要國家汽車稅費激勵政策的對比、分析，尤其是對美國汽車稅費激勵政策的剖析，筆者認為，應當以汽車稅費減免作為完善我國汽車稅費激勵政策的突破口。
稅費減免措施應當體現在車輛購置時的相關政策之中，其構成形態應采用累進制的形式，即在對高排放或低能效的車輛進行較高收稅（費）的同時，對高能效和低排放的車輛給予較高的折扣。這就首先要確定一個度量標準，例如，車行每公里CO2排放的克數或車行每百公里耗油的公升數；其次是要定立一個基準，按照誰付費誰受益的原則制定，要體現分配的公平性；再次是要制定一個費率，確定邊界成本和效益，這是稅費減免措施是否高效的關鍵；最后是要定立一個函數表，確定稅費減免如何隨著排放量的變化而改變。稅費減免有無限種不同的選擇。最簡單的稅費減免是每公里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線性關系，如下圖10所示。
上圖10的線性關系可用公式：稅費減免=
R（E0-E）表示。其中，E0表示基準值，即是初始值；R表示稅費率，是直線的斜率。很顯然，如果選擇了正確的基準值，政策就會顯示出收入中性的特征。可見稅費減免的基準值決定著稅費減免政策對汽車制造商和汽車消費者的分別作用。基準值的選取可以非常靈活。基準值的個數和設置對已達成的燃油經濟性的影響不大，且對汽車制造商的作用上還存在著不一致性，但與單基準值政策相比，雙或多基準值政策可減少對汽車制造商作用的不一致性。
2002年，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在下列假設條件下，通過建立理想經濟模型，針對稅費減免措施展開了研究：即假定消費者購車，第一年駕駛14,000英里，以后每年降低4%，車輛的預計壽命為14年，能源安全性的貼現率為7%，溫室氣體排放貼現率為0%；未來溫室氣體排放大約50美元/t CO2，7.50美元/g CO2/英里；未來石油使用情況為，每0.25美元/加侖=375美元/（0.01加侖/英里）=4美元/g CO2/英里。模型的推算結果顯示，預估2005年燃油經濟性成本每加侖英里數提高25%將是最理想的。但在2005年的實證研究中卻發現，消費者購買新車第一年駕駛約為15,600英里，此后逐年約減少4.5%，能源安全性的貼現率約為12%，車輛的壽命為14年，汽油價格為2.00美元/加侖。在此情況下，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的試驗結果與道路燃油經濟性約相差15%。盡管美國政府對燃油經濟性的估計幾乎是無偏差的，但是，對消費者個人的估計卻是不準確的。究其原因在于消費者具有規避損失的本能。
尤其是在中國，消費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準都還未達到美國的標準時，消費者面對一個燃油經濟性標識，通常都會問或想，我能得到什么？未來10年～15年汽油的成本將是怎樣？我的車會開多少里程？能用多久？為了得到更好的燃油經濟性，我將要放棄什么？代價是什么？實際上，在中國正是這些不確定性會使更高的能效成為危險的賭博。因此，規避不確定性損失的偏見就具有深遠的意義。即消費者不是非理性的，制造商也不是的，但是，目前我國政府出臺的汽車稅費激勵政策所產生的效益是在未來，而且是不確定的，而消費者不僅是規避損失的，而且會低估一半預期的燃油節省的價值。只有當消費者得到燃油經濟性的節約價值時，消費者才會認可其全部價值。這就要取決于上下關系的偏好，是與我們面臨的國內現況相關的。就我國目前的消費者汽車能效的市場決策而言，由于存在著未來能源節約（包括成本）的不確定性，消費者具有規避損失的特性；制造商是消費者的，這就使得不僅效率的市場水平會很低，而且市場在效率研發方面的投入也將不足。但稅費減免的措施可以解決這一問題。因為稅費減免通過將成本轉變成購車時的一個確定付款，而不是一個不確定的未來能源節約，所以可以有效地解決外部成本和不確定性，即消費者規避損失的偏見問題，為汽車能效的改進提供了一個持續的激勵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