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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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管理范文第1篇

一、版權資產管理的內容

版權是文學、藝術、科學作品的作者對其作品享有的一系列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具有明顯的財產屬性，能夠為權利人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因而也是一種資產。版權資產是權利人所擁有或者控制的，能夠持續發揮作用并且預期能帶來經濟利益的版權的財產權益和與版權有關權利的財產權益，屬于無形資產的一種。版權資產強調的是權利人享有的相應財產權利，而不是擁有享有版權的實物資產。例如，出版企業購買的一本圖書是實物資產，屬于有形資產，只有通過簽訂合同取得一部作品的某項財產權（如復制權或發行權）才能稱其為該企業的版權資產。

版權資產管理是企業對所擁有的相關版權權利開展清查、登記、評估、統計、使用、流轉等活動。版權資產管理的內容具體包括四個方面：法律管理、實務管理、價值管理和運營管理。法律管理是指對企業所購買和出售的版權進行法律方面的審查，實務管理是指對版權資產權屬進行清查與登記，價值管理是指對資產價值開展評估并將其納入財務數據，運營管理是指企業通過對擁有的版權資產進行運營并將其轉化為經濟價值。

做好版權資產管理將對我國的出版業有重要的作用：

（1）開展版權資產管理有利于壯大我國出版企業的資產規模，推動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作為文化企業的重要力量，我國出版企業擁有大量的作品資源，這些資源也是出版企業重要的版權資產，據估計“其價值和規模甚至會超過固定資產”，完善出版企業的版權資產管理，既能夠保障出版企業的合法權益，特別是避免我國國有出版企業版權資產的流失，也是推動出版企業加快體制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需要。

（2）加強版權資產管理有利于促進我國出版業的發展。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定義，“核心版權產業是完全從事創作、制作和制造、表演、廣播、傳播以及展覽、銷售和發行作品及其他受保護客體的產業”。出版業即屬于核心版權產業，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版權作為資源，出版業將無法存在。因此，版權資產是出版企業獲得經營收益的核心資源，也是反映出版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指標，加強對版權資產的管理是促進我國出版業發展的重要手段。

二、版權資產有效管理手段欠缺

1.出版企業版權資產規模小

根據《國有文化企業發展報告（2014）》公布的數據，截至2013年底，全國國有文化企業資產總額2.2萬億元，其中版權等無形資產占比只有3%左右;中央文化企業中只有13.5%的企業建立了版權資產管理制度或開展版權資產運營，版權資產占無形資產的比例不到20%，直接通過版權資產運營獲得收益的企業數量較少。我國出版企業亦是如此。以《2014年新聞出版產業分析報告》中流通市值排名靠前的7家出版上市公司為例，7家公司無形資產占資產總額的比重在2%到11%不等，其中主要是土地使用權，約占到90%以上甚至更多;7家企業中將版權列為無形資產的只有4家，版權在無形資產中的比重在10%以下甚至不到1%。可以看出，我國出版企業的版權資產在整個企業資產中比重小，這反映出有些出版企業沒有把版權作為重要的無形資產，這種情況與作為核心版權產業的企業屬性不符。

表1 部分出版上市公司版權與無形資產的比重

2.開始探索建立版權資產管理制度

2009年中央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改革尤其是中央各部門各單位出版社體制改革全面展開，改革的方向是完善管人管事管資產管導向相結合的國有文化資產管理體制。設立于2011年的中央文化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領導小組辦公室（以下簡稱“中央文資辦”）具體負責中央文化企業國有資產監管的日常工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制度，涵蓋產權登記轉讓交易、資產評估管理、重大事項監管、預算管理等各個方面，為我國出版業國有資產管理特別是版權資產管理工作提供了指導。相關出版企業已開始進行了版權資產管理的探索，明確版權資產管理的部門，建立健全相關制度。如電子工業出版社、人民衛生出版社等明確總編室作為版權資產管理部門;人民教育出版社制定了《人民教育出版社著作權管理規定》《人民教育出版社著作權許可使用暫行規定》等。但大多數出版企業還沒有建立版權資產管理制度，在資產管理上普遍存在“重有形、輕無形”的情況，對擁有的版權資產缺乏清晰、有效的管理，導致版權資產權屬不清，長期處于閑置狀態，成為“沉默”的資產。

3.版權資產價值管理缺乏有效的手段

版權資產管理的另一難點在于價值管理，這也是導致版權資產管理難以開展的重要原因。一是現行的企業會計準則雖然對無形資產的確認和計量做出了規定，但缺乏對知識產權的單項規定，對版權資產的價值管理可操作性不強，一定程度上造成出版企業的版權資產難以確定，導致企業的實際資產價值在改制、重組、并購過程中被低估。二是版權資產評估體系還不成熟，由于版權資產的無實物形態、價值不確定性、受市場影響大等特點，資產價值難以衡量，限制了出版企業的版權質押融資、版權證券化等活動的開展，制約了企業通過版權資源實現創新發展的動力。目前我國已在版權資產價值評估方面做出了一些嘗試。中國資產評估協會于2010年頒布了《著作權資產評估指導意見》，從基本要求、評估對象、評估操作要求、評估披露等方面系統規范了版權資產評估的基本原則和標準，推動了版權資產評估的規范化發展。2012年我國成立了首家專業版權評估機構――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版權貿易基地版權評估中心，并于同年完成全國最大一單版權質押融資案例的評估工作，幫助一家影視制作公司以11部電視劇的版權打包質押獲得1億元銀行貸款。

4.版權資產運營逐漸受到重視

隨著版權觀念和意識的提升，我國出版企業開始把版權資產運營作為行業發展的重要手段，既注重開發和購買自有版權資源，擴大版權資產規模，又重視全版權產業鏈的運營，同時還積極開展版權引進和輸出的工作，使版權資源能夠實現最大限度的價值。如青島出版集團通過近年《速成圍棋》系列圖書的出版，編輯出版了多品種、多層次的圍棋圖書，并吸引了包括《聶衛平全集》等一批名家名作版權落戶集團，還組建了青版棋院，連續舉辦全國性圍棋大賽，并借勢延伸到少兒圍棋的連鎖培訓，開發了“聰明圍棋”線上產品，做到了版權資源的多層次運營。但我國大多數出版企業的版權資產運營還處在初級水平，出版業的版權資產運營仍然主要局限在“編、印、發”的傳統環節，較少向數字領域、網絡領域、影視領域、游戲領域等下游產業環節延伸和拓展。

三、加強對版權資產的管理和運用

加強對出版業的版權資產管理，既需要相關主管部門加強調查研究，做好版權資產管理的基礎性工作，健全和完善資產清查、價值評估、財務核算等方面的方法和制度，又需要出版企業樹立版權資產的觀念，加強對版權資產的管理、保護和運用。

1.重視版權資產管理，開展版權資產清查工作

將版權資產管理納入國有資產管理的范疇，文資監管和出版管理部門積極鼓勵和組織各國有出版企業開展存量版權資產的清查工作，全面掌握國有出版企業版權資產的數量、種類、權屬和使用等情況，摸清出版企業的版權資產家底，做好資產的清理和登記，對存量資產形成清晰的記錄，對增量資產實現動態管理，進一步發現和掌握出版企業版權資產管理中存在的情況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2.完善版權資產管理的制度和組織建設

監管部門應在調研的基礎上，研究制定加強出版企業版權資產管理的相關指導意見，并積極協調有關部門完善版權資產會計核算制度，建立科學合理的版權資產價值評估體系，發揮財政政策引導和資金扶持作用支持出版企業加強版權資產管理。出版企業要建立以運營為導向、以管理為基礎的版權資產管理機制，完善版權資產管理制度，設立或指定專門部門負責版權資產管理事務，并將版權資產進行會計記賬處理。

3.利用新的技術手段管理版權資產

出版企業要積極利用新的技術手段，充分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移動互聯網、物聯網等技術對版權資產進行管理，建設版權資產管理平臺，對企業版權資產進行系統梳理和動態跟蹤，提高版權資產數據的采集、存儲、管理、分析和運用能力，將版權資產的數據庫與出版企業的生產活動相連接，充分運用大數據資源分析和挖掘受眾需求，進行有效的版權產品推送，提高出版產品的針對性和互動性，變目標驅動型的傳統出版模式為用戶驅動型的新興出版模式，促進版權資產的流轉和開發。相關管理部門在這一過程中可以發揮財政的引導示范帶動作用，如加大中央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對相關企業版權資產管理平臺建設的支持力度，支持和鼓勵相關版權資產管理項目納入新聞出版改革發展項目庫。

4.通過版權運營提升版權資產的市場價值

版權管理范文第2篇

【關鍵詞】媒體融合時代；信息管理；版權管理

【中圖分類號】D922.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222（2016）02-0143-01

在如今媒體融合的相關形式之下，信息方面的交流以及傳播出現了無限復制性、全球覆蓋性、載體不確定性、整合交互性、形態多樣性以及內容高流動性等有關特征以及趨勢。對于傳統之中的圖書作品信息在版權保護方面的問題來說，隨著融合時代的進步已經日益凸顯，特別是對于作品信息在網絡化方面的管理升級早已迫在眉睫，必須要盡快提出有效的策略。

1有關媒體融合的背景下版權保護所面臨的挑戰

傳統之中的版權保護對象大多都是指報刊文章、以及紙質圖書等，一方面是保護作者所具有的著作權，另一方面是保護相關出版傳播者所具有的合法權益，但凡是發表之后的作品如果需要轉載或者是再版，必須要支付一定的稿酬。但是在如今媒體融合時代的背景下，傳統當中的版權保護規則以及手段遭受破壞，有關版權保護的問題面臨著非常嚴峻的挑戰。信息數字化以及網絡化給相關的版權保護添加了很大的難度。在網絡信息方面的資源利用二進制代碼的有關數字化形式實施編輯傳播，能夠隨時為用戶提供諸多可供選擇的一些信息資源。

2現代信息管理方面的手段和版權保護之間的關系

在傳統方面對于版權的保護主要有兩個方面：①在法律方面強調制度的秩序性以及安全性，從而使圖書版權能夠在法律機制的相關保護下得到安全傳播。②在經濟方面強調版權的效果以及權益，版權體現的不但是出版者以及作者自身的權利，并且其本身也有著產業性以及商業性等有關特征，能夠在傳播過程當中產生一種較為復雜的經濟上的價值。而如今在媒體融合的背景下，與版權有關的信息管理大體包括以下幾點：

2.1信息資源建設

包括圖像、文字、影像、聲音、軟件以及程序等相關的信息采集以及歸類，并根據這些信息構建對應網絡信息方面的數據庫，其根本目的就是為所有用戶提供最大容量以及數量的相關數據信息，從而方便用戶對信息進行利用與選取。

2.2信息技術應用

檢索軟件、采集軟件、服務軟件以及信息利用等相關軟件技術的應用，信息技術能夠為用戶提供快捷、高效的服務，從而達到傳播、利用、交流以及共享全球信息的相關目的。因此，只要是對相關的作品信息進行合理使用，就不會涉及到侵犯版權方面的問題。

2.3信息應用方面的價值評估

對于信息管理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使信息利用實現最大化，從而為用戶提供全面的、有效的信息服務。在如今媒體融合的背景之下，信息形態逐漸顯露出了多元化的趨勢，網絡當中的海量信息由于不受時空限制而泛濫傳播，對于用戶來說，根本不能對其進行有效的價值評估，所以不能合理的對信息完成價值篩選。憑借對于信息管理以及信息技術的有效應用，根據信息價值等級來完成排列、分類以及篩選，例如正式文件、公共數據信息、正規條款以及經典文學藝術相關作品等可以優先檢索，這樣不但能夠減少在獨創性作品方面的侵權問題，同時也能夠為用戶提供一些更有價值的信息。

3利用多維度的有關信息管理實現版權保護與信息共享的共贏

如今，盡管在全球范圍內還沒有出善的有關新媒體版權方面的法律法規，不過對于版權保護來說基本都已經達成了共識，從而完成信息在世界范圍內實現無國界共享的相關目標。這樣不但可以合理維護版權利益，同時也可以使信息利用各種新舊媒體在世界范圍之內進行傳播，進而提高信息的貢獻度以及應用價值。所以，對于信息傳播以及版權保護兩方面來說都離不開有關多維度信息相關的管理手段，必須要由多維度的視角應用信息集成管理的有關方法，從深度、速度以及廣度等多個方面促成信息共享與版權保護的雙贏。

4結束語

切實實現信息共享與版權保護的雙贏是有關信息管理方面的功能以及目的，在當今媒體融合的背景之下，只有正確的利用現代信息相關的管理手段，才有可能妥善的解決如今網絡傳播產生的版權侵害以及信息傳播混亂等有關問題，為完成版權專有保護以及信息全球化、國際化做出一定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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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管理范文第3篇

【摘要題】出版與法制

【關鍵詞】版權/版權產業/版權制度/博弈論

孤立的、靜止的把版權產業和版權制度置放于一國的參考系中進行分析，觀察到的現象和結果往往是封閉狀態下的產物，對版權產業的屬性、版權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版權制度的完善程度等所作出的判斷難免滲透著片面的、主觀的色彩。這種分析問題的方法使一國主體很難感受到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社會和組織對一國經濟構成的壓力和危機，也無法體驗到本國和它國之間發展上的距離。正如1979年，中國與美國就《中美貿易協定》進行雙邊談判時，封閉國度里的中國人根本不知道知識產權為何物一樣，更對美方堅持在協定中訂入“知識產權”保護條款感到困惑和不解。于是，知識產權（含版權）作為一種無形資產權是否需要保護、如何保護，就成為當時不容回避而又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成為法學界重點關注和探索的問題。此后，中國完成了一系列國內知識產權立法，參加了一系列國際公約、條約和協定，并初步建構起了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框架體系。由此推論，固守“圍城”內的價值判斷標準，無異于“坐井觀天”。版權產業作為20世紀90年代迅速崛起的新興產業部門，對其在一國的價值定位應該通過比較的方法來確定，即將諸多國家的同質物納入同一個參考系中，用統一的標準進行衡量，才能找到差距、感受壓力、體驗危機，才能把握定位、完善對策、實現發展。

一、版權產業的內涵——不同法律語境下的分歧

版權產業是指以版權為核心基礎的產業，故對版權產業內涵的研探離不開對版權屬性的分析。綜觀世界各國的版權制度，基于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在版權的定位上形成了風格迥異的文化傳統，體現了不同的法律價值取向，也造就了不同的法律用語。從共性的角度來看，各國的版權立法基本上都將版權確定為無形資產權，都對版權進行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的劃分，也都將版權視為作者依法對其創作的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享有的獨占、處理和使用自己作品的專有權利。但是，各國對版權價值屬性的歸納，對版權是否可以賣絕、是否可以全部轉讓等版權使用問題的闡釋，卻因立法內容的不同而存在個性上的分歧。以美國為例，在美國的版權法律體系中，版權的價值支點是構筑在“財產價值觀”的基礎之上，強調的是版權的商業目的，認為版權的實質是復制、傳播作品的權利，故美國為保護作品文化傳播功效的充分實現，在立法內容上多出于商業貿易的考慮，堅持版權的單一財產性質，而淡化作者的人格利益。例如，美國1976年《版權法》（現行版權法）第201條規定“著作權可以通過任何方式或實施法律而轉移”，而且版權的有期限轉讓和無期限轉讓、全部轉讓和部分轉讓等均被法律所許可。究其美國版權立法動因，一種深邃的“契約論”式的法律觀念貫穿于其中，即國家為了社會公共利益，不是將作者的精神權利保護作為第一要義，而是側重于對作者經濟權利的保護，要求作者更多地創作并傳播優秀作品，以促進文學、藝術和科學的發展，并最終帶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與之相反，中國版權的價值取向是將“人格價值觀”作為版權立法的哲學基礎，堅持的是以保護作者人身權利，或者說是精神權利為中心的法律理念。這種思想在中國加入WTO前夕，于2001年新修改的《著作權法》中仍有所體現。在該法中，為縮短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之間的差距，以順應國際知識產權貿易的發展，中國首次通過立法的形式確認版權中的財產權依法可以轉讓。承認版權的經濟屬性，全面保護作者的經濟權利是新修改的《著作權法》的一大亮點，但遺憾的是《著作權法》關于版權轉讓的規定未能細化，許多敏感問題至今在學理界并未得以解決。例如，比之傳統物權，版權的對象——作品是無形的，無形之物能否像有形商品一樣在交易中被全部轉讓，即一次性賣絕版權；如作品項下之權利不能全部轉讓，版權所有人在行使部分權利轉讓時有無期限制約等，這些問題歸根結底還是版權價值觀的問題。美國的版權法公開宣稱“財產價值觀”，確定本法只保護表達，不保護思想；中國的版權法主張“人格價值觀”，視作品為作者智慧的結晶和人格的延伸，但又羞羞答答地承認作品中財產權利的經濟屬性，這也就是為什么在中國的版權法中，找不到有關版權保護標準的法律依據的主要原因。顯然，中美版權價值的取向標準迥然不同，這一差異對各自版權產業的形成有著不可否認的影響。

“版權產業”這一概念最早于1978年在瑞典首次提出，1990年美國“國際知識產權聯盟”開始對本國版權產業進行系統化的研究。該研究在兩個方面值得關注：首先，關于版權產業內涵屬性的界定。版權產業并非一個獨立、完整的產業部門，對此內涵的定位有較大的難度。但是，“國際知識產權聯盟”的經濟學家們通過研究，挖掘出了版權產業最為核心的屬性，即版權產業首先應該是一個經濟學的概念，是以版權為基礎的，從事的生產經營活動與享有版權的作品有關的，在行為規范上直接或間接地接受版權法律及相關法律調整和制約的產業部門。的確，在美國社會，從作品的創作、傳播到利用的整個過程，無論是出版業、唱片業、電影業、廣播電視業、廣告業、軟件業，還是演出業、娛樂業；無論是傳統的產業部門，還是新銳的產業部門，都無一例外地依賴于享有版權的作品而生存，都將獲取經濟利益作為主要目的。一旦版權失卻或喪失經濟價值，所謂版權產業將不復存在。這就是版權產業的本質之所在。顯然，美國版權產業內涵屬性的定位和美國版權法關于版權為單一財產屬性的認定一脈相承。其次，關于版權產業外延范疇的界定。版權的涵蓋面十分廣泛，大到產業集團、公司、企業，小到自然人的創造性活動均涉及到版權，故版權產業的外延可謂錯綜復雜。為了準確核定版權產業在美國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國際知識產權聯盟”的經濟學家們對版權產業的界定確定了兩大標準：一是凡不參與版權銷售（版權的商業性許可與轉讓）活動的產業不列入版權產業；二是不直接從版權銷售活動中取得收入的產業或機構不列入版權產業。[1]在此基礎上，將版權產業分為四大組成部分。第一部分為核心版權產業，是指直接創作享有版權的作品和生產受版權保護產品的行業，如影視業、唱片業、書籍、雜志、報紙出版業、計算機軟件業、廣告業以及電臺、電視傳播業等。這些產業以創作、傳播及利用有版權的作品而生存和發展；第二部分為部分版權產業，是指產品中只有一部分享有版權，如建筑業、紡織業等；第三部分為版權的流轉產業，是指將其所擁有的版權推向市場的行業，如發行業、服務運輸業、圖書批發與零售業等；第四部分為相關版權產業，是指產品的生產和銷售與版權有關的產業，如電視機、計算機設備產業等。以上四部分統稱為“全體版權產業”。由此可見，美國對版權產業內涵與外延范圍、組成部分的界定已較為成熟，這為美國版權產業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反觀中國，與美國對版權產業認識上的分歧在于：美國對版權產業屬性的界定是建立在版權單一財產性質的法理學基礎之上，版權可以賣絕、可以全部轉讓是美國版權產業內涵得以確立的重要法律依據，也是版權產業本質上體現出的核心思想。與之相反，中國版權制度的設計中，賣絕版權、全部轉讓版權均是依法受到限制的行為。因而，在中國版權立法體系中，版權單一財產性質的立論是不成立的，盡管在立法上給作者的財產權利保護留出了必要的空間，允許作者對其財產權利實施許可和轉讓，但從版權法的立法宗旨上可以看出，強調更多的仍是對作者人身權利的保護。所以，在中國學理界，版權產業是不是一個經濟學的概念、版權能不能作為知識商品進入流通領域進行交易、版權的轉讓有沒有底線的限制等均是一些不確定的概念。理論上的不確定性是中國版權產業建構過程中的最大障礙。

二、版權產業發展現狀——博弈競局中的差異

博弈論是現代經濟學的基礎理論之一，是關于決策和策略的理論。依據博弈理論，博弈是指一切通過策略進行對抗或合作的人類，面對一定的環境，遵循一定的規則，通過對策略的選擇和實施，而從中各自取得相應結果的行為過程，亦是一種競爭過程，其競爭結果將成為衡量國與國之間、不同的社會組織、企業、個人之間綜合實力的重要標準。因此，如果以博弈論作為一種視角，將中美版權產業苑于同一個競爭格局中進行考察，就不難對各自的版權產業發展現狀作出客觀的評判。

首先，關于版權產業生存的社會環境。版權產業所處的時代背景，是人類跨越了幾千年的農業經濟時代和幾百年的工業經濟時代之后，正在進入的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經濟所代表的是以新技術、新材料、新信息、新的管理方式為主導的創造性產業對傳統的工業經濟的超越。所以，知識經濟的出現為各國的版權產業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觀環境。但是，宏觀環境不是烏托邦式的空想，它不可能為世界各國的版權產業發展帶來均等的機遇，因為各國版權產業基于本國“知識化”的程度和基礎而建立起的國內微觀環境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以美國為例，近10年來，美國經濟已經明顯地從以制造業為主的工業經濟向以第三產業為主和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轉型。如果說英國是以蒸汽機的發明揭開了工業革命的歷史的話，那么美國則以電腦、軟件、版權產業拉開了知識革命的序幕。實際上，在人們尚未認識版權產業并把它作為一個重要的產業部門和重要的貿易活動來研究的時候，美國人已率先順應時代的潮流，建立起了版權是一種無形資產，它同其他有形資產一樣，能夠通過市場交易實現其價值的學理體系，同時，美國發達的市場經濟為版權交易制度、交易方式、交易程序的建立和完善亦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市場條件。在這樣一個環境中，版權就成為一種社會資源在與社會化大生產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緊密聯系中，以其特有的“知識升級”方式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和財富的增長，并以超過其他傳統資源的優勢而成為美國社會發展的基礎性資源。

和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是被知識經濟的潮流推進了知識社會的門檻，但就自身肌體的承受能力來看，在現有的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等基礎上去實現傳統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型是有難度的。其一，在知識經濟時代，一國的經濟振興和發達，不僅僅取決于該國所擁有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等，更主要的是取決于對無形資產的創新和運用，這恰恰是我們的薄弱環節。中國社會整體的“知識化”程度和基礎太低，其對無形資產的創造能力和利用能力也太低，這是一個無需爭辯的事實。以版權產業為例，在我國經濟部類的類別劃分中，并沒有版權產業這一知識經濟類型的產業部門，版權產業在國家經濟中所占的地位，在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中所發揮的作用很難界定。究其原因，一是在文學、藝術、科學作品的創作上存在著質量、數量、創新程度不足等因素；二是在對版權的傳播和利用方面存在無法跨越的障礙。中國傳統的版權理論讓懷抱傳統觀念的人看不到版權對于產業的意義，也就不可能積極地對版權進行商業性的開發和利用，更不具備形成較為成熟的版權傳播和交易市場的前提條件。其二，與傳統產業不同，版權產業是介于有形與無形之間的產業。版權是無形的，但其經濟價值需通過有形的產品和產業來體現，通過有形的市場來體現。版權產業這一特殊性質，對其依賴的市場條件有了特殊的要求，它不僅要求有比較完善的市場體制，更要求有比較完善的市場交易制度和適宜的交易方式、交易程序，以便順利實現其價值。就此而言，由于中國的市場化、社會化程度較低，營銷觀念與管理手段陳舊落后，加之中國的文化業、知識業長期受經濟發展水平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制約，因而在市場的發達程度上，經濟結構的調整轉型上，產業規模的發展上，資本、技術、人才、信息等資源要素的最佳配置上，都還不具備為中國版權產業的生存和發展提供完善市場環境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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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在版權產業生存的社會環境上，中美雙方形成的是知識經濟與傳統經濟之間、開放型理念與保守型理念之間、高度完善和發達的市場經濟與相對封閉的、正處于經濟轉型期的市場經濟之間的差異。

其次，關于版權產業的經濟影響力。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的發展，科技成果的大量涌現，科研成本的提高，技術更新周期的加快，使國際貿易結構發生著根本的質變，即從傳統商品為主的有形貿易擴展到包括知識產權貿易在內的無形貿易。在這一大的時代背景下，世界發達國家都將眼光投向了信息產業、知識產權等朝陽產業。事實證明，這些產業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巨大的產業影響力。以美國版權產業為例，在美國，近20年間，版權產業已成為美國經濟中發展速度最快的產業，也是對美國經濟貢獻最大的產業。在這里，有數字可以說明一切。根據美國《國際知識產權聯盟》2002年的《美國經濟中的版權產業》年度報告顯示：在產值增長速度方面，2001年美國核心版權產業在GDP中增加值為5351億美元，比2000年的5178億美元增長2.65%，其增長速度為3.34%；在國民經濟中所占份額方面，1977年美國核心版權產業在GDP中所占的份額為2.20%，1987年增加到3.25%，2001年增加到5.24%；在對外貿易方面，1991年美國的錄音、錄影制品、動畫片和電視片、計算機軟件和報刊書籍四大類版權產品的對外銷售和出口額為361.9億美元，到2001年這四大類版權產品的對外銷售和出口額增加了1.5倍，達到889.7億美元，其平均增長速度為8.5%，超過了汽車、飛機等任何一個制造業部門的平均增長速度。據不完全統計，2001年美國僅核心版權產業的產值已超過所有主要制造業產值的總和，成為美國經濟中的一大亮點。這說明，美國的版權產業已成長為一個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舉足輕重作用的重要產業部門。

每個國家都有涉及版權的產業，但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版權產業并沒有表現出太大的優勢，中國亦是如此。在中國，由于對版權產業內涵確定上的模糊性，圍繞版權產業進行專門性研究和統計的基礎并不成熟，目前，中國涉及的僅僅是對與版權有關的出版業、電影業、軟件業等行業的統計。透過每一個相關行業的統計數據，反映出的是行業產值低、貿易逆差大等實質性問題。例如，美國1991年和2001年軟件出口分別為196.5億美元和607.4億美元。中國在1991年還談不上軟件產業，2000年中國軟件產業總值230億元人民幣，即不到30億美元；2001年全美電影票房達80億美元，1999年中國電影（含進口片）票房總收入不到1億美元，只相當于美國國內電影票房的大約1.5%；2001年中國書報刊進口額為6904.13萬美元，出口額1763.94萬美元，進口額是出口額的近4倍。同年美國同類產品年度出口額為40.3億美元，是中國的228.46倍；2001年，中國音像制品進口額為1072.74萬美元，出口額共計76.92萬美元，進口額是出口額的14倍。同年美國僅錄音唱片與磁帶（不包括版權貿易）出口額就達95.1億美元，是中國的12363.5倍等。這一組對比數字表明，在中國的經濟體系中，版權產業還不是一個舉足輕重的獨立的經濟部門，其在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中的影響和作用并不顯著，更不具備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同臺競爭的實力。

三、版權制度供給——立法完善程度上的距離

著名學者鄭成思先生認為：“不同類型的知識產權，都存在權利的取得、維護和利用三個主要問題。就版權而言，權利的利用占突出的地位。因為獲得版權不是目的，通過轉讓、許可等貿易活動取得經濟上的收入，才是目的，才是版權制度最初產生的原因，也才是維護版權的主要理由”。[2](P2)所以，版權制度應該是用來調整版權人、作品傳播者和使用者三方利益的制度。利益通過法律形式表現出來，就成為法律權利，版權法正是體現了這種權利關系的法律文本。故此，在西方發達國家，無論是在理論界，還是在實踐領域，均把版權制度的創制過程中，版權法的立法、執法等方面的完善程度看成是實現權利人權利，維護版權產業壯大的重要途徑。特別是在數字技術、網絡技術發展的時代，傳統版權法中的三方利益關系在受到沖擊的前提下，版權制度必須在新技術條件下尋找權利保護與限制的新平衡機制，以實現權利人、作品傳播者和利用者的共同認可。所以，版權制度供給的充盈程度能否順應新時展的需求，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版權產業發展程度的重要標準。當我們用這一客觀標準去衡量各國版權制度發展現狀時，美國較為完善和發達的版權法律體系讓我們領略到了美國版權產業如火如荼的真正原因，也讓我們感受到了中國版權制度供給不足上的尷尬。

就版權制度而言，美國是現今世界上版權制度最為健全和發達的國家，其版權法律體系經歷了一個從低水平保護到高水平保護，從不成熟到不斷完善的漫長發展過程。縱觀這一歷史軌跡，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版權制度迅猛發展的深層次原因。第一，在版權保護范圍方面。1790年美國制定了第一部聯邦《版權法》，其保護范圍僅限于書籍、地圖、海圖、期刊的保護，而1978年美國制定的第三部《版權法》，其保護范圍已擴大到所有通過智力勞動所創作出的、具有獨創性的作品。特別是為順應信息技術、網絡技術發展的要求，美國對傳統版權體系進行調整，及時將數字作品、網絡作品苑于法律框架之下，從而進一步擴大了版權的保護范圍。例如，1995年美國國會頒布了《錄音制品數字表演權法(DPRA)》，首次規定錄音制品數字傳輸的公開表演權（不包括網絡傳輸），賦予電臺廣播更大的權限，使之免受表演權的控制。因特網普及之后，為了使廣播電臺網絡傳輸受到法律保護，在1998年頒布的《數字千年版權法》中，允許電臺將音樂制品“臨時復制”并對其進行網絡傳輸，使“臨時復制”行為拓展到網絡空間。[3]可以相信，隨著信息化社會的不斷發展，美國版權保護的范圍會不斷擴大，更多的高新技術產品、信息化產品將獲得版權保護。第二，在版權保護水平方面。20世紀初美國為保護本國出版商的利益，曾與一些美洲國家締結了保護水平較低，并注重國內版權保護的《美洲國家間版權公約》。二次大戰后，美國出版業得到迅猛發展，版權保護的重心開始向國外拓展，版權保護的水平亦有了顯著的提升，其標志是1989年美國正式加入《伯爾尼公約》，至此美國的版權法律體系正式與國際接軌。此后，美國積極推動和參與國際條約的形成、制定，使國際條約向著有利于本國版權利益的趨勢發展。例如，1995年1月1日生效的WTO三大實體協定之——《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其締結過程中美國就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TRIPS協定是一部對知識產權保護標準較高的國際條約，這正是美國所需要的，因為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按照本國社會和經濟發展水平建立的知識產權制度與TRIPS協定的保護標準是一致的。第三，在立法速度方面。近20年來美國的立法速度明顯加快，立法完善程度明顯提高。有關資料表明：僅1992年1月1日至1993年7月一年多的時間，有關知識產權的法案、修正案及決議就有33個；僅1996年至1999年，有關數據庫的立法提案就有“數據庫投資與知識產權反盜版法”、“信息匯集反盜版法”、“數據庫公平競爭和促進研究法”和“數據庫反盜版法”等法案。1996年12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WCT)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制品條約》(WPPT)正式出臺，這預示著國際條約已對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做出了反映。為實施該條約，1998年美國頒布了新的版權法——《數字千年版權法》，該法刪除了原版權法中與兩條約不相銜接的條文，增加新的條款，實現了與國際條約的對接。第四，在版權限制方面，美國《數字千年版權法》擴展了合理使用的范圍，規定了對網絡服務商的免責規定亦適用于非營利性教育機構的條款、規定了非營利性圖書館和檔案館為內部存盤之目的，可以復制數字化復制件，如原數字格式已被淘汰的話，復制許可采用新的格式等條款。這些相關規定對原《版權法》合理使用范圍做了重大修訂。這說明，美國的立法質量已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事實上，美國《數字千年版權法》在許多內容上已超過了WCT和WPPT兩個國際版權條約的保護力度，它對世界版權制度的發展已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第五，在版權性質方面。美國版權法公開宣稱版權是私權，這一立法精神與TRIPS協定相銜接。TRIPS協定明確規定，所有WTO成員必須承認知識產權是私權，并且不允許成員對協定條款作保留。顯然，TRIPS協定為國際貿易中的知識產權保護確立了新的標準。以上五個方面的粗略論證可以表明，美國版權制度在其保護范圍、條件、標準、內容及措施等方面均與國際條約形成了統一化的發展趨勢，國內法與國際法的對接從而為本國版權產業的國內發展和提升國際競爭能力奠定了良好的法律環境。

同樣就版權制度而言，中國則是一個版權立法歷史較短的國家。1990年9月，中國頒布了第一部版權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1992年10月中國加入《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與《世界版權公約》，2001年中國加入WTO，并對國內版權法律法規進行了全面修訂。修訂后實施的著作權法、著作權法實施條例、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標志著中國在著作權的法律體系建設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是，中國版權保護水平仍處于一個較低的程度，在版權立法、執法方面，中美兩國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距，與TRIPS協定及其他國際條約之間也存著不同程度上的距離。對此可概括為以下幾點：第一，在版權的性質方面，《著作權法》雖然也承認著作權是私權，但又規定法人或非法人單位可以是作者，享有著作權，成為著作權人。這就使法人或非法人單位所擁有的著作權是“國家財產”、“集體財產”，還是“私人專有財產”難以得到明確的界定。版權屬性的不確定性、模糊性，必然影響到中國版權產業的發展。因為，在版權貿易活動中，當涉及版權交易行為時，許可權、轉讓權、傳播權和使用權的行使，都必須建立在版權屬性清晰的基礎之上，否則，必然成為版權交易活動中的障礙。第二，在版權保護范圍方面，《著作權法》對著作權保護范圍的概括并不完整，特別是對版權的相關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未披露過的信息以及科技發展中產生的新產品等如何納入版權保護的范圍，國家的立法還處在不完善狀態。例如，在數字技術、網絡技術時代，對數字、網絡作品法律地位的確立和保護，對網絡空間中版權人、作品傳播者、使用人權利的確立和保護等均沒有系統的法律規范。立法上的缺失必然使中國版權產業的貿易活動區域受到限制，因為我們失去的是對一個特殊領域內產生的智力成果的保護和利用。第三，在版權保護內容方面，TRIPS協議的規定與我國現行法律、法規的規定在許多方面不盡協調。例如，就國民待遇而言，TRIPS協議規定計算機軟件作為文字作品可自動取得版權，而我國法律規定軟件登記是取得法律保護的前提。盡管國務院在頒布的《實施國際著作權公約的規定》中對此進行了修正，卻又規定了自動保護僅適于外國作品，從而形成了外國人的超國民待遇。在國民待遇問題上，中國人與外國人的“雙重標準”不能不說是新修訂的《著作權法》的一大遺憾。第四，在數據庫保護方面，《著作權法》沒有對數據庫的保護作出明確的規定。而按TRIPS協定的規定，有獨創性的數據庫都應當受到著作權的保護。第五，在版權限制方面，修訂后的《著作權法》在權利限制問題上沒有明顯的突破，與TRIPS協定之間仍存在較大的差距。例如，在權利限制的內容上，《著作權法》對合理使用范圍、強制許可范圍的規定與TRIPS協定直接發生沖突；在著作權與鄰接權的限制上，《著作權法》沒有對兩者加以區別，而TRIPS協定對鄰接權的限制明顯比著作權的限制更窄等。第六，在版權保護的執法力度方面，TRIPS協定要求各成員國制定有關知識產權實施的國內法，以便有效地制止任何侵犯本協議規定的各種知識產權的行為。TRIPS協定與其他知識產權國際條約有一個主要區別，那就是它對知識產權的執行作了許多重要而具體的規定，強化了知識產權執法的措施，這在其他知識產權國際條約中是少見的。[4](P233)目前，我國版權保護的執法水平還不能達到TRIPS協定的要求。例如，在如何有效地打擊盜版問題上，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沒有可循的、強有力的、行之有效的實體依據和程序措施，這使中國在版權保護的執法方面，不得不面臨著來自國內和國際方面的雙重壓力。以上幾個方面的分析說明，中國版權制度還不能為本國版權產業的國內發展、國際競爭提供全方位的保護，其法律環境還需進一步改善。

四、啟示——比較后的理性思考

在法制國家，版權產業經濟與版權保護制度是一種互相促進、互相影響的關系。制度與經濟聯姻，進而形成產業發展的合力。在這方面，美國完善的版權立法及執法保護、發達的市場經濟以及經濟結構從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型，三者融合的互動性是美國版權產業發展的內在動力機制，也是啟發我們理性思考中國版權產業、版權制度如何完善與發展的主要因素。當前，中國版權產業、版權制度在發展和完善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可謂多矣，無論是面對國際競爭時應對措施的謀定還是國內相關法制體系的建構；無論是版權產業外部環境的優化還是市場機制為版權產業提供的條件；無論是行業自身的社會定位還是版權產業結構的劃分；無論是版權資產的管理還是版權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等，在這些關系到版權產業與制度健康發展的每一個環節都存在著諸多有待解決的矛盾。這些問題不僅僅給中國版權產業這個隨著改革開放逐步深入而獲得更多契機的“朝陽產業”帶來了現實的困惑，而且在制度具體解決方案的確定上也尚處于探索階段。然而，真正堪稱版權產業與制度的“高爾丁死結”問題還并未包括在上述所羅列的范圍當中。筆者認為，版權產業與制度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面對的傳統觀念困境才是一個令人殫精竭慮的“死結”性問題，也是本文通過中美版權產業與制度的比較后歸納出的重點問題。

版權管理范文第4篇

獲取版權資產

較之國內出版社，在圖書的選題策劃、取材乃至撰寫的過程中，國外出版社編輯的參與程度非常高。作者也高度認可這一點，對出版社的依賴程度很高，視作品為作者與出版社的共同勞動成果，理應共擔風險、共同受益。這是出版社把圖書商品轉化為自身版權資產的首要前提。

因此，版權資產能夠為出版社帶來源源不斷的收益。以德國貝塔斯曼出版集團為例，該集團旗下擁有RTL集團、蘭登書屋、古納雅爾、BMG、歐唯特、直接集團等公司，擁有并運營文字、音樂、影視等版權資產。在該集團的年度銷售收入中，約47%來自于版權轉讓，約16%來自與版權產品有直接依附關系的衍生品開發和廣告銷售等，版權資產是貝塔斯曼集團生存和發展的核心資產。又如，日本最大的綜合出版社講談社紙版出版物的銷售利潤不斷下滑，而衍生版權收入的增長速度驚人。2015年雜志和圖書的銷售收入分別下降1.2%和16.3%，雜志收入的主要來源廣告的收入也下降了21.7%，而銷售衍生版權的“事業收入”卻增長了49.3%。

為保障出版社的版權資產，國外出版管理部門和出版企業都做了相應的法律規范和制度設置。以公版年限為例，我國援引《國際版權公約》的規定，作者去世后50年，作品進入公版。任何出版社可以在不支付著作權人和原出版社版權使用費的情況下，再版原作品。而在日本，作品進入公版的年限是作者去世后70年，在英國及一些曾經的英屬殖民地國家延長至100年，甚至更長。這種法律制度上的規定，可以極大地激發作者和出版社的積極性，投入人力、物力和財力，創造出優秀的文化產品。

簽署好版權合同是出版社獲得版權資產的出發點和關鍵點。國外出版社均設有法務部或法務人員，審核業務往來合同是其工作的重要一部分。綜觀英美大型出版社與著作權人簽署的版權合同，在著作權法的框架下最大限度地保證和延長出版社持有版權資產的期限是其主要目的。如，對新人作品或者學術作品的紙版實行零預付和低版稅率，版稅率甚至低至3%。衍生版權的轉讓費用采取分成的比例也是出版社占“大頭”，著作權人的收益一般不超過50%。又如，不限地域、不限語言版本的所有版權“一攬子”獨家買斷。在內容呈現形式上，出版合同會囊括幾乎所有的“出版”方式：精裝、平裝、租賃全本或部分、電子書、俱樂部本、特價書、客戶訂制文本銷售、視頻或音頻版權和其他銷售收入。衍生版權的轉讓權也是合同的重要條款，包括：選編和摘編權，轉授重印權，壓制教學包權，電子或其他介質復制權，非贏利的盲人讀物，叢書編纂、電影、戲劇、演出等商業活動獲利，及其他未盡權利。再如，出版社可以根據需要要求作者改版，如果作者有改版的愿望，出版社有優先出版權。版權合同也無明確的有效期，只有在出版社確定絕版以后，作者與出版社之間的合同才能夠解除。

經營版權資產

版權資產只有通過管理、經營才能不斷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實現保值、增值。把圖書出版作為出版企業版權資產經營的起點，進行版權相關產品的產業鏈延伸和產品的轉型升級，是國外出版企業做大、做強的根本方法。

如眾所周知的迪士尼集團最初的創業資本只有3200美元，經過不到90年的發展資產增長了千萬倍，近500億美元。其集團下擁有3家出版社、5家雜志社、5家報社、27家廣播電臺、10家電視臺、5家電影制片/發行公司、4家網站、4家唱片公司、6座主題公園、2個體育隊和1家劇院，業務覆蓋全球160多個國家和地區，涉及新聞出版、廣播影視、信息網絡、文化娛樂等幾乎所有版權產業領域。這與迪斯尼集團對自身版權資產的保護和經營是密不可分的。

又如，日本出版企業對漫畫類出版物的開發與經營。在日本，漫畫是老少咸宜、雅俗共賞的出版形式，漫畫類出版物的平均首印冊數是其他類別圖書的10-20倍。事實上，漫畫出版是日本出版社主要的利潤來源。以2014年10月日本出版數據為例，圖書類和期刊類（漫畫除外）同比分別下降6%和7%，而漫畫則增長了6%。根據日販調查，全日本3000家出版社中，前五位出版社（小學館、講談社、集英社、角川書店、日經BP）的市場占有率是22%，其中前四位都是以漫畫出版作為主要的收入來源。對漫畫出版物本身的系列開發以及其衍生產品的經營，在日本出版界已經形成了成熟的操作模式和贏利范式，即漫畫期刊連載漫畫單行本/漫畫合集本漫畫聲音/影像化（制作CD＼動畫片等）漫畫真人電影漫畫劇場版/音樂劇/原畫作品展開發周邊漫畫人物商品版權二次利用等。

有一點值得關注的是，日本的內容制作委員會機制，即出版社會根據出版物的銷售情況和人氣指標來決定是否對版權進行二次利用，如拍攝動畫片、拍攝電影、制作音像制品、研發游戲、制作品牌商品、編制舞臺劇、舉辦畫展等。因為投資較大，出版社會聯合影視公司、音像制作公司、游戲公司、商品制作商、活動策劃公司、電視臺等共同出資，共享利潤。各種版權二次利用的產品都會借助制作委員會的宣傳渠道來宣傳推廣，同樣也會推動原版圖書銷售量的顯著提升。在內容制作委員會中，出版社往往起著主導和推動的作用。在動漫等衍生產品的宣傳和推廣中，動漫人物的宣傳和出版社的形象宣傳一直都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比如，提起機器貓的出品公司，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出版社小學館。

監管版權資產

尊重原作、保護權益是國外出版社監管版權資產的重要原則。外國出版社都會把尊重原作、維護原作聲譽放在高于財產權益的首要地位。在國外出版社不能獲得特許出版權的情況下，甚至把圖書的翻譯出版作為宣傳出版社品牌、形象的載體，如培生、麥格勞-希爾、約翰?威利等大型出版公司以共同出版或者合作出版的名義，要求中國出版社在中文版封面和其他指定位置上印刷外國出版社標示和社名等。還會要求中國出版社粘貼防偽標簽，掌控圖書的印刷冊數，確保版稅收益。

對于衍生版權的授權，國外出版社也會兢兢業業、恪盡職守，傾力保護原作權益不受損害。以講談社國際事業局為例，負責世界各地域銷售的版權經理都配備一個授權產品檢查團隊，人數占部門總人數的50%左右。印制動漫人物形象的產品花樣繁多，徽章、貼紙、咖啡杯、文化衫、海報、食品包裝等不一而足，都要經過檢查團隊“火眼金睛”的確認，才能正式投入生產。版權符號以及版權所屬表示是否規范、完整是重點檢查的項目之一。檢查的依據來自于雙方簽訂的衍生版權的轉讓協議。是否忠于原作動漫形象也是檢查的內容，如廣告內容是否符合動漫人物的性格、印刷質量是否足夠好等等。少女漫畫中的美少女形象還會被特別關注生產國家的印刷水平，因為原作采用的不是四色印刷，而是五色印刷。如果生產國沒有五色印刷的設備，是無法達到原作中美少女形象中的水粉色標的。在這種情況下，授權就會被取消，講談社決不會顧全經濟效益而破壞原作的完整感和完美感。

版權管理范文第5篇

【關鍵字】移動互聯網 鑒權 DRM

一、引言

隨著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數據的傳播不再局限于物理媒介，數字內容開始嶄露頭角。由于數字內容具有無損復制、易于分發等重要特性，使得數字內容在用戶群中迅速普及，成為主流使用方式，同時數字內容帶來了各種安全問題：隱私泄露，限制過多，用戶抵制等。為了改變這一困境，數字版權管理技術應運而生。數字版權管理能夠對有形和無形資產的所有版權使用形式進行描述、標識、交易、保護、監視和追蹤。

二、移動互聯網下的數字版權管理技術發展趨勢

如圖1所示，移動互聯網下的數字版權管理技術，在2002年到2004年間申請量較小，之后幾年內，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以及移動平臺的多樣性，移動互聯網下的數字版權管理技術研究受到更多重視，專利申請數量也穩步增加，該技術得到快速發展。

三、基于神經網路的通信系統入侵檢測技術解析

移動互聯網下的數字版權管理技術專利申請的研究，可主要分為四個技術分支：密碼技術、數字水印技術、身份認證技術以及訪問控制技術。

3.1密碼技術

信息安全的核心是密碼技術，通過對數字內容進行加密，可以提高數字內容的安全性。如申請號為200410104049中，通過采用非對稱加密提高數據傳輸的安全性，用以解決媒體內容數據在傳輸過程中被非法截獲時，不能保證數據安全的問題；申請號為200610034794中，通過對傳輸數據的通道進行加密，減少解密數據需要的額外開銷，降低對終端的性能要求。

3.2數字水印技術

數字水印技術是數字版權管理DRM系統的重要技術之一，水印技術作為密碼的補充，在數字版權管理DRM中主要用于版權保護、篡改提示、完整性保護、盜版跟蹤和取證以及拷貝控制。如申請號為200610087348中，提供一種既有數字版權保護能力，又有版權追蹤和所有權界定能力的數字版權處理系統。申請號為200910108282中，通過將水印數字轉化成以數據結構形式存儲的水印代碼，隱藏在移動終端軟件中，增加了軟件水印的安全性。

3.3身份認證技術

身份認證是會話雙方實現身份互認的過程，是通過將一個證據與實體身份綁定來實現的，該實體可能是用戶、主機、應用程序甚至是進程。如申請號200710152045中，通過設置一種USB智能移動閃存盤UFD，完成本地身份驗證并運行UFD自帶的第三方軟件，通過互聯網經第三方服務器身份驗證后使用其服務。申請號201310657139中，通過移動終端獲取用戶的指紋，通過指紋匹配實現終端的解鎖，并在操作數據文件時驗證指紋，將指紋信息添加到數據文件中，通過生物特征方法實現了用戶的身份認證。

3.4訪問控制技術

DRM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在用戶獲得數字產品和許可證后，利用授予的使用權利，合理控制數字產品的使用。申請號200410078272中，使用絕對時間來進行DRM驗證，能夠保證用戶使用時不修改絕對時間，減少因用戶自行修改時間給DRM軟件的版權所有者帶來的損失。申請號201210120989中，在確定與數字電子書綁定的設備為當前的閱讀裝置時，根據閱讀許可配置信息確定數字電子書未超過閱讀許可期限時，向用戶顯示所述數字電子書的圖書文件中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