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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斯是誰?古希臘第一個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被人們譽為“科學之祖”、“希臘七賢之首”。好比觀察天上星星那樣的專注,泰勒斯測量過太陽的直徑約為日道的1/720(這個數字與現在所測得的太陽直徑相差很小)。他還告訴那些航海的人,按照小熊星航行比按大熊星航行要準確得多。在沒有任何天文觀察設備的情況下,通過對日月星辰的觀察和研究,是他確定了365天為一年。他還曾預測了一次日食,制止了一場戰爭。同時,他的數學天才令他成功地準確測量了埃及金字塔的高度,他最著名的哲學觀:“水生萬物,萬物復歸于水”,在今天看來也的確是一個充滿先知的觀點。
與泰勒斯不一樣的是,人類自成規模的科學卻并非真的因個人好奇而誕生,它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當時的政治形態及許多偶然因素而產生的。
古巴比倫的第一批“知識分子”――祭司們從對天空的探詢而開始觀察“如果一顆恒星從西方閃爍并進入Yoke,就會有變亂發生”,到用楔形文字書寫天文學原典,并制作許多解釋多變天象的精巧算術模型。雖然他們當時對于天空的研究并非出于自己本人對知識的熱望,而是為了完成某些政治使命,同時滿足國王的好奇心――畢竟當時的占卜比將拿到手邊的真理更重要。但是,這樣的研究在無形中令古代科技就此誕生。
與古巴比倫的情況一樣,在古代中國,對天文歷法的研究向來和統治者有密切的利害關系。《禮記》、《呂氏春秋》和《淮南子》,就精確陳述了統治者和整個宮廷必須做什么來確保天地和諧,如音樂的演奏、用膳的種類,一直到宮室嬪妃著裝的顏色等。《月令》以可怕的警告結束每個月的敘述:如果不遵從那些儀式。哪怕是微末細節,自然災害和政治變動就會發生――我們國家的欽天監就此存在了大約2000年,一直到最后一個朝代清朝為止。不過。因為統治者的重視,這就使得許多純粹的天文學17作得以混合其中。在我國卓越的天文學成就之中,最重要的是制定歷法的規則和確定越來越精確的日、月食周期,其次是分辨出什么是可以嚴格預報的而什么是不能的:后者包括關于新星、超新星和太陽黑子的記錄,都是17世紀之前世界上最完整的記錄。
競爭式教育
現在我們再將注意力轉向泰勒斯所在的希臘。既不同于古巴比倫的祭司,也有別于中國的欽天監官員,古希臘研究天文的人通常都不為國王工作,也不從國家機構那里獲得持續穩定的支持。于是,從事教育工作成了這些人最主要的謀生方式。這也難怪為什么在占希臘有那么多先賢會公開演講或辯論,大概其中電有增強自身威望以吸引更多學生來支付學費的原因吧。但是,這在一定程度上,對希臘人本身的好勝心理及研究科學的獨立思想造成了最直接的影響。因為你要經常公眾演講,就必須要有原創性的新觀點來吸引大家,這種嚴苛的競爭意識,無形之中令許多科學觀念得到了發展,并被運用于公元前四世紀的希臘數學和其他相關領域。
如果說希臘人重視傳播科學思想和方法。那么雅典人則更重視科學發明的技藝了。或許是由于公元前雅典人與波斯人一直發生著的持久戰爭。這些戰爭產生的殖民貿易,令雅典的手工業發達起來。雅典執政者對手工技藝的重視也越發提升,連作為詩人和商人的梭倫,在他對雅典的執政生涯里都曾頒布了這樣一條法令:“除非父親教兒子學會一項技藝,否則兒子就不需要奉養父親。”雅典許多發明家因而在這個時期活躍起來:有人發明了風箱:有人改進了鐵錨和制陶的輪子;有人發明了杠桿、三角板、車床、量尺和鑰匙。就連當時的希臘語“sophia”一詞也仍舊用來指工藝技術,而不是指智慧。
而當雅典人戰勝了波斯人之后,雅典的哲學誕生了――為了豐富城邦生活,一位將地球上一切運動歸之于心靈或靈魂作用的哲學家阿那克薩哥拉被雅典人請進了城。值得慶幸的是。阿那克薩哥拉熱衷于觀測天文,他認為太陽是一塊燒得又紅又熱的石頭;月亮和行星也和地球一樣,月亮上面也有山和居民;同時,他是第一個設想月光是日光的反射的人,也是第一個用月影蓋著地球和地影蓋著月亮的見解來說明日食和月食的人。
這臺聲音振記器所用的存儲介質是用煤煙熏黑了的紙。聲音從大喇叭狀的接收器傳進來,空氣的振動推動一支短而輕的針尖,在運動的紙上刮下煤煙,留下淺色的波紋狀線條。聲音的振動終于轉成了圖像,就像是今天我們看到的聲波圖。不過唯一的問題在于,它不能播放。1860年4月9日,他錄制了一首歷史悠久的法國兒歌《在月光下》。2008年,人們根據斯科特的“聲波圖”將這首歌還原了出來。
1967年4月24日――“聯盟”1號宇宙飛船墜毀搭,載宇航員成首位太空任務遇難者
弗拉基米爾?科馬沃夫出生于1927年3月16日,32歲時成為蘇聯第一批宇航員。但是隨著蘇聯“聯盟”1號宇宙飛船的墜毀,科馬沃夫也成為首位在執行太空任務時遇難的宇航員。
其實,在執行此次任務之前,科馬沃夫對面臨的風險早有心理準備,他的隊友加加林曾對飛船進行詳細檢查,發現了203個結構性問題。雖然加加林極力勸阻此次發射,但迫于領導層壓力,飛船如期發射。當“聯盟”1號進入軌道后,馬上就出現了問題:兩個太陽能電池板中的一個無法打開;電力受損,飛船的動力一下子少了一半。1967年4月24日清晨,“聯盟”1號飛船開始降落,主傘沒能順利拉開,備用傘也無法啟用。最終,“聯盟”1號以90千米每小時的速度撞向地面墜毀。
1777年4月30日――“數學王子”高斯誕生
愛因斯坦在回答施威策的信中,在講到中國為什么沒有近代科學技術而西方在這方面卻層出不窮時指出: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的幾何中),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有可能找出因果關系。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在這里,愛因斯坦把科學成就與哲學成就,特別是與哲學在研究方法上的成就緊密聯系起來,認為西方科學得以發展的重要原因就是把西方哲學家發明的哲學研究方法成功地運用到了自然科學的研究中,并為科技工作者從事自然科學的研究提供了正確途徑。而中國的哲學家沒有做這類研究,也就談不上將哲學與自然科學結合從而取得科技的巨大發展。由此表明,哲學與科技發展關系密切,在科技發展的歷程中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一、科技創新的關鍵是方法創新
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人類創新活動的歷史。創新活動貫穿于人類生產實踐、社會斗爭實踐、科技實踐之中,知識為體方法為魂,方法是創造一切的關鍵。對于科技創新來說,科學方法的創新是關鍵環節。因為科學方法能使科學研究更嚴密,從而使科技創新更有效地進行。巴甫洛夫曾深有體會地認為:“方法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東西”,“方法掌握著研究的命運”。科學方法是科技工作者認識客觀事物的手段。這個認識手段在黑格爾看來“是主體方面的某個手段”,即主體在探索的認識中所擁有的能動的思維能力和思維方法。黑格爾又說:方法也就是工具”。因此,科技工作者掌握了優秀的科學研究方法就等于擁有了先進的科研工具,用這個工具去進行科技創新,定能促使科技創新的實現。因為任何方法都包含著對有關對象規律性的認識,它是根據這種規律而制定出來的用以進一步認識和改造現實,并從而獲得一定成果的手段或工具。眾所周知,在科技史上開普勒因善于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概括出了行星運動三大定律,而他的老師第谷因卻使得真理從眼前溜掉。所以,通常情況下科技工作者們不僅非常注意科學研究的具體內容,而且非常重視科學研究的方法。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哲學家笛卡兒說:“我可以毫無躊躇地說,我覺得我有很大的幸運,從青年時代以來,就發現了某些途徑,引導我作了一些思考,獲得一些公理,我從這些思考和公理形成了一種方法,憑借這種方法,我覺得自己有了依靠,可以逐步增進我的知識,并且一點一點把它提高到我的平庸的才智和短促的生命所能容許達到的最高點。法國天文學家拉普拉斯說:認識一位天才的研究方法,對 于科學的進步,……并不比發現本身更少用處。科學研究的方法經常是極富興趣的部分。”
科學方法是科技工作者所應掌握的一種創造性的復雜技能,但這種技能不是人們先天就有的,是人們通過學習不斷總結經驗而逐步地提高和發展的。對于一個科學家來說,他在科學研究中所運用的方法,大致有三個主要來源:一是從前輩或同行中學習得來;二是在科研實踐中摸索、體會出來;三是在哲學方法論的指導下獲得。哲學是科學研究相當重要的方法源泉之一。因此,學習哲學是科技工作者獲得科技創新方法的一條必不可少的途徑。作為科技工作者應重視對哲學的學習,因為:第一,哲學是最高層次的方法論,哲學研究的方法,如歸納法、演繹法、矛盾分析法等能為科學方法的創新提供最普遍的方法論指導;第二,哲學是主體的純粹思維活動,是主體方面反思人類各種活動(包括科技活動)的重要手段,它總是超越關于經驗對象的思考,超越既定的科學理論,做出新的科學發現或提供新的科學理論;第三,從科技史上看,大凡在科學活動中有創新舉措的科技工作者都具有很高的哲學素養,都自覺地使用哲學的方法指導自己的工作;大凡有眾多科技創新成果產生的年代,也都是人們在哲學觀念(思維)轉變的帶動下使科學方法有重大突破的年代。20世紀的創新巨匠愛因斯坦,年輕時就曾如饑似渴地鉆研過古希臘哲學家和近代笛卡爾、康德、馬赫、彭加勒等人的哲學著作,并從中獲得很多啟發,他認為,哲學“是全部科學之母”。他講:科學如果脫離了認識論一只要這是可以設想的一就成為粗俗的、混亂的東西。[1因此,一個國家、一個科技工作者要想有不斷的科技創新成果產生,就必須重視對哲學的學習,不斷改進科研方法:4]。
二、哲學為科技創新提供普遍有效的方法
哲學是世界觀,也是方法論。它在給人提供世界是什么的同時也提出認識世界的方法應當是什么樣的,即為人們提供認識世界的工具。古希臘哲學家、科學方法論的創始人亞里士多德稱自己的哲學為“工具論”,近代經驗論哲學鼻祖弗朗西斯·培根也把他自己嶄新的哲學叫做“新工具”。哲學的這一工具性突出地體現在它為科學技術發展提供了以下三種主要方法。
(一)哲學的邏輯思維為科技工作者提供了科學的歸納法和演繹法,為科技創新開辟了新思路
恩格斯說,在認識事物的過程中,甚至連形式邏輯也首先是探尋新結果的方法,由已知進到未知的方法。形式邏輯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對人類思維的形式進行專門研究的基礎上建立的關于人類思維規則的學問。它揭示了正確的思維形式,讓人們弄清了思維必須符合哪些條件才能達到認識的目的。邏輯思維方法是哲學研究中重要的也是最常用的方法。由于邏輯推理具有使人的思維更嚴密、嚴格、嚴謹的優點,被逐漸運用于自然科學研究中,并成為科技工作者進行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近代以來,隨著西方科學研究的日益發展,通過邏輯論證獲得科學知識的方法越來越受到極大關注,科技工作者們根據一定的科學事實和經驗材料,遵循邏輯思維規律和思維規則,按照嚴格的邏輯程式進行科學思考、判斷和推理,獲得了極大的科研成就。特別是進一步系統化和程序化的邏輯論證方法一歸納法和演繹法的誕生和運用,為科學研究方法注入了新的活力,為科技工作者開創了新的思路,迎來了科技創新史上的一次大豐收。
歸納法和演繹法是由兩位著名的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和笛卡兒在建立科學知識體系時將具體的科學方法上升至哲學的高度進行提煉、研究提出來的。
歸納法是一種建立在對大量觀察資料進行理智分析比較的基礎上,由個別到特殊,由特殊到一般從而得出關于此類事物的規律性認識的科學研究方法。進一步系統化了的科學歸納法是培根在批判經院哲學和傳統教條阻礙科學發展的前提下,從經驗論的角度,進一步闡述科學試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強調必須建立一個合乎時代需要、能促進科學與生產發展的新哲學的思想指導下首先提出,后經赫舍爾、惠威爾等人完善和擴大的。比起以往自發的歸納法來,科學歸納法能根據對某類事物的典型對象及其屬性之間必然聯系的認識,推出該類所有對象中都具有某種屬性的一般性結論,深刻揭示和顯現事物的因果關系,是一種上升到自覺的、有計劃的、有組織的層次進行科學研究的方法。因此倍受科技工作者的青睞,是科學方法的創新。這一創新在物理學領域使科技工作者們發現了許多新定理、定律。例如:力學中的牛頓三定律,熱學中氣體的三定律,電學中的庫侖定律、歐姆定律、焦耳一楞次定律,光學中的反射、折射定律,等等,都是歸納實驗的結果。在生物學領域達爾文進化論的創立,也與他自覺地運用歸納法有直接關系。
而瑞典生物學家林耐由于忽視歸納法的運用,僅僅用分類方法分析問題,得出了物種不變的錯誤觀點。恩格斯指出:從個別東西開始的一切推理形式都是實驗上的和以經驗為基礎的東西。演繹法是從已知的某些一般原理、定理、公理或概念出發推出個別結論的思維方法,是從一般到個別的推理。它是笛卡兒在批判經院哲學和傳統教條阻礙科學發展的前提下,從理性主義角度提出的必須把科學知識大廈及其每一組成部分都建立于“理性”的基礎上的科學方法和思想。笛卡兒認為,從感覺經驗中引申出來的認識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運用歸納法只能得到或然性的、不確定的知識。
而近代科學中的力學和天文學已不滿足于個別經驗材料的搜集甚至也不滿足于系統經驗材料的初步整理,而是要求建立完整的、邏輯上自恰的科學理論體系。于是,笛卡兒借助數學建立了他的直觀一演繹法。后經以伽利略、牛頓等為代表的科學家和以杰文斯為代表的哲學家的發展,又建立了假說一演繹法。演繹法的創立和使用,加強了科學研究的理性思維特征性,是科學方法的又一個創新。因為它可以在大前提的第一原理下通過一系列的間接論證得到“較遠的推論”,它是發現的邏輯是發現真理的一種最有效的方法。演繹法使科技工作者從中受到很大啟發,產生了許多科技創新成果。例如,狹義相對論的一系列重要結果,是愛因斯坦運用演繹法從兩個基本原理得出的,一個是相對性原理,一個是光速不變原理。從這兩個原理出發,推導出洛侖茲變換,進而演繹出物體在高速運動時,鐘慢、尺縮、質增以及同時性的相對性等等。建立了與經典物理學的時空理論根本不同的現代物理學的時空理論即狹義相對論。又如,熱力學的全部內容便是從熱力學的三個定律出發,按照嚴格的邏輯推理而演繹出的一系列新結論。
其實,在實際的科學認識過程中,歸納法和演繹法是互為條件、互相滲透的,是不可絕對分開使用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歸納和演繹,正如分析和綜合一樣,是必然相互聯系著的。不應當犧牲一個而把另一個捧到天上去,應當把每一個都用到該用的地方,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只有注意它們的相互聯系,它們的相互補充。”[5歸納法和演繹法都是哲學邏輯思維的基本方法,在被一些科技工作者自覺運用于科學研究之后,使科學活動一改過去工匠式的從經驗中摸索著創造技藝和工具的應用狀態,成為用邏輯探索自然界規律的理性活動;使科技工作者一改過去那種只著重于“做什么”的閉塞思路,發展為要研究“為什么做”和“怎樣做”這種尋求科技創新規律的新的思維風尚。邏輯思維方法已成為必不可少的思維工具。
(二)哲學的辯證思維為科技工作者提供了辯證邏輯方法,使科技工作者沿著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正確道路在實踐中認識真理、豐富真理
著名的俄國生理學家巴甫洛夫曾經說過:科學是隨著研究法所獲成就而前進的。研究法每前進一步,我們就更提高一步,隨之在我們面前也就開拓了一個充滿著種種新鮮事物的、更遼闊的遠景。因此,我們頭等重要的事情乃是制定研究法。
從整個科學以及各門具體科學的發展史來看,科學認識的進步和科技創新成果的獲得是同科學研究方法的提高密切相關的。隨著科學的不斷發展,單純的歸納和演繹方法對于認識物質世界運動變化深層次的規律顯得愈來愈不夠用,科學已進入了需要用高于形式邏輯方法的方法去認識和揭示事物變化發展本質的階段。此時哲學的辯證思維方法被引入到科學研究方法之中。由于辯證法是用聯系的、發展的、全面的觀點看世界,因此用辯證的方法思考問題,把辯證的方法和邏輯的方法結合起來就能實現嚴密揭示一切事物運動、變化和發展的規律的認識目的。辯證邏輯方法給人們開辟了一種新的、但又符合自然規律的認識模式,成為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實現科技創新的重要手段,恩格斯說:“自然過程的辯證性質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們不得不承認它,因而只有辯證法能夠幫助自然科學戰勝理論困難……”科學的辯證邏輯的方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適合于自然觀的這一發展階段的思維方法。
科學創新的實踐,特別是近代以來的創新實踐表明,許多重大的科技突破或科技創新都與科技工作者自覺地運用辯證邏輯方法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有密切關系。例如:哥本哈根學派的著名物理學家玻爾的“互補原理”就是在解決粒子波粒二象性統一的情況下,使用辯證的思維方法發明的。在1926年當哥本哈根學派的物理學家們為測不準關系所困擾的時候,玻爾指出,電子在原子中“軌道”的不確定并不是絕境,這只是對傳統的質點運動軌道概念的否定。他認為,正是這種否定,反倒構成了原子能量唯一定義的必要條件。我們必須把否定本身看成是我們認識的真正進步。只要把粒子屬性的兩個方面看作是互相補充、彼此過渡的,就可以更全面地把握粒子的真實狀態。“互補原理”的基本原則就是從共存的對立面中尋求二者的統一性。二象性是粒子兩種對立的客觀屬性,即在某些觀測儀器下,微觀客體被描述為“微粒”,而在另一觀測儀器下,它們又被描述為“波動”,這是粒子兩種對立的客觀屬性,是客觀事實。但這一事實在經典物理學的機械觀點看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同時屬于一個事物的,是無法統一的。但是波爾運用了辯證的思維方法,即按照客觀事物本身的辯證規律去認識客觀事物,承認粒子的兩種對立的客觀屬性,并從對立面的特殊性中全面地把握了事物的豐富內容,正確地揭示了微觀客體的特殊本質。
玻爾所使用的辯證的邏輯方法,隨著現代科學的迅速發展,被廣泛應用于現代物理學、現代宇宙學、現代數學、系統科學等學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例如,1928年狄拉克根據它的新方程得出一個大膽的假說:“真空”不空,“真空”充滿了電子。這一假設后被美國科學家安德森所證實。又如,日本現代核物理學家湯川秀樹提出并證實的介子理論,為我們展示了質子和中子持續不斷地相互滲透和相互轉化,從而被緊緊地結合在一起的辯證本性。又如,彭加勒關于在數學中邏輯思維和直覺思維交互運用、相輔相成的思想,扎德提出的模糊數學,貝塔朗菲創立的系統學等等,無一不是借助辯證邏輯方法思考和研究得出的。
辯證邏輯方法的性質決定了辯證邏輯方法的作用:即揭示事物的對立方面,在對立面互補統一的關系中達到新的和諧一致,達到對事物的更完美的認識,實現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各門具體科學都應學會運用辯證邏輯方法,科技工作者也只有在辯證邏輯方法的引導下才能沿著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道路前進,才能取得更大的科技創新成果。
(三)哲學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方法引導科技工作者按照研究對象的本性確定與之相適應的方法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是唯物辯證法的靈魂,也是科學研究和科技創新中最具普遍意義的方法和最高的指導思想。任何一種科學方法都是在人類實踐中逐漸形成的。人們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中,在考慮自己的行動方式時,始終要依據客觀實際,依據目標和實際情況去選擇和確定自己的研究方法。
所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是科技工作者進行科學研究時所使用的科學方法應該按照研究對象的本性和研究的目的制定,不能隨意制定。也就是說,不同的研究目的、不同的研究對象要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如果要尋找研究對象的某種現象或證明某種假設,就應該進行實證性的研究,這種研究的主要方法是經驗認識的方法。經驗認識方法主要包括觀察法和實驗法。經驗認識方法比較重實踐、重系統經驗,它能為科學研究、技術發明、理論發現、科技創新提供大量的、真實的感性材料和對認識對象純化的、定向性的、典型性的研究成果。比如天文學是較為典型的實證科學,它主要靠觀察天體的位置、分布、運動、結構等因素來開展研究,不能去人為干預和改變這些因素,故天文工作者較多地使用經驗認識的方法,他們長年累月地進行天體觀測所積累的天文資料成為天文學發展的源泉。
如果要確定研究對象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規律,就應進行基礎理論性的研究,這種研究的主要方法是理論思維的方法。因為基礎研究力圖提供一個概念體系,把相關事實納入一個可以理解的框架中,并通過這個概念體系,把各種各樣的觀察材料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理論思維方法主要包括經驗定律和理論原理,理論思維方法能從經驗事實中歸納出經驗定律,然后運用演繹的方法去解釋或預測從經驗定律中建立的某種假設原理。比如物理學中關于運動的基本定律和萬有引力理論,就是將經驗上千差萬別的不同現象,如將自由落體、單擺、潮汐、月球、行星、慧星、雙星、人造衛星的運動,顯示為內在的一致性和規律性,顯示為一個共同的基本機制的作用,由此可以對從蘋果落地到衛星軌道等廣泛的現象做出解釋。基礎科學就是用少量的原理法則對紛繁的自然現象做出統一的解釋。
經驗認識方法與理論思維方法也是相輔相成的,它們在科學研究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問題的關鍵在于科技工作者能否自覺運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進行研究。科技工作者只有學會根據不同的科研對象和在不同的科研階段運用不同的科研方法,才能在科技創新中取得成就。簡言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科技創新的又一內在方法。
關鍵詞:墨子蘇格拉底智慧天子神
據晚清學者孫詒讓考證,墨子(公元前468年到前387年)是春秋時期魯國人。他是我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科學家、軍事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除此之外,《史記》中記載墨子“善守御,為節用”,是一名技藝高超的工匠,可與當時的巧匠公輸班(俗稱魯班)相媲美。墨子出身“賤民”,反對世襲制度,所以被長達數千年的封建世襲社會所邊緣化。蘇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到前399年),出生于古希臘雅典城,古希臘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西方哲學的奠基者。他的父親是一名雕刻家,起初蘇格拉底子承父業做過雕刻工。他出身普通公民家庭,一直追求真理卻以藐視傳統宗教、引進新神、敗壞青年和反對民主等罪名被判處死刑。這樣兩位大思想家有著幾乎相同的生活年代,相似的出身背景和成長經歷,在對“智慧”問題的界定中卻存在著迥然的差異。
一、墨子對“智慧”的界定
《墨子?尚賢中》記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知己”。這是我國有關“智慧”二字的最早記載。通過對《墨子?尚賢》的主題思想進行分析可得智慧者指的是文中的“賢良之士”。“賢良之士厚乎德,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意思是說智慧之人應具備良好的德行,善于言談論辯,還要博學多識,對宇宙人生有深刻理解。簡而言之就是指德才兼備之人。
《墨子?尚同中》有言:“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圣知辯慧之人,立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已立矣,以為唯其耳目之請,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圣知辯慧之人,置以為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為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墨子講求將智慧者立為天子,建立以天子為最高決策者以三公、將軍、諸侯、鄉長、里長等為輔佐者的統治,而天子的目的是“一同下之義”。
《墨子?天志上》又有言:“天子為政于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之為政于天下”,“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為貴,天為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名之曰圣人。以此知其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之證”。墨子認為天子由天來賞罰。
因此,墨子認為:智慧者,即賢良之士、德才兼備之人,應該被舉為天子,實現“一同天下之義”。天子并非至高無上,他受制于天,天是天子是否行善惡的裁判者和主宰者。所以,墨子對于“智慧”的界定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智慧的擁有者是賢良之士,是凡人
(二)智慧指的是有才也有德
(三)智慧者應立為天子,一同天下之義。“智慧”二字從組合之時就被強加了濃厚的政治色彩。
(四)天賞罰天子,智慧者要順天意,兼愛天下。
(五)“天為貴,天為知”,“智慧”二字不足以形容天。
二、蘇格拉底對“智慧”的界定
《蘇格拉底的申辯》中提及:神認為蘇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人,海勒豐的令弟可以為蘇格拉底作證。蘇格拉底本人卻“自信自己毫無智慧”,于是他訪了一位以智慧著稱的政客,想借此反駁神諭。蘇格拉底設法向那位政客指出說:“你自以為智,其實不智”。結果,蘇格拉底被政客所恨,被在場的許多人恨。這次拜訪后,蘇格拉底得出結論:“我是智過此人。我與他同是一無所知,可是他以不知為知,我以不知為不知”。
他繼續拜訪以智慧著稱的詩人,卻發現“詩人作詩不是出于智慧,其作品成于天機之靈感,如神巫和預言家之流,常作機鋒而不自知其所云。”他同時發現,詩人們因其會作詩,其他方面便自以為智在人人之上,成了出類拔萃的人物,其實不然。
最后,他又去訪手工藝人,發現“手工藝人竟和詩人犯同樣的錯誤,因有一技之長,個個自以為一切都通,在其他絕大事業并居上智。這種錯見反而掩蓋了他們固有的智慧。”
因此,蘇格拉底在判刑后發出感慨:“在場的人見我揭穿了他人的愚昧,便以為他人所不知我知之;其實,諸君啊,唯有神真有智慧。神諭是說,人們智慧渺小,不算什么。并不是說蘇格拉底最有智慧,不過是借我的名字,以我為例,提醒世人,仿佛是說:‘世人啊,你們之中,唯有蘇格拉底這樣的人最有智慧,因他自知其智實在不算什么’。”
所以,蘇格拉底認為:智慧是屬于神的,凡人是沒有真智慧的。蘇格拉底自己被神認為有智慧,是因為他自知自己無知。蘇格拉底對“智慧”的界定的特點是:
(一) 智慧的擁有者是神
(二) 智慧指的是神的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全知全能
(三) 政客、詩人、手工藝者均無智慧,“人的智慧渺小,不算什么”
(四) 神諭說蘇格拉底有智慧,因為他自知自己無知
三、墨子和蘇格拉底“智慧”界定存在差異的原因
墨子和蘇格拉底有著幾乎相同的生活年代,相似的出身背景和成長經歷,在對“智慧”問題的界定中確存在著迥然的差異,這與他們各自所處的社會環境有很緊密的關系。
墨子所處的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的社會大變革時期,也是人們關于天的觀念大轉變時期。“在西周的天命神學中,天命是一個神圣莊嚴的宗教范疇,它說的是由天神所支配的有關國家命運的大事。”春秋時期出現了轉變,“隨著春秋時期天子權利進一步的沒落,天和天命范疇失去了神圣莊嚴的性質,逐漸從高不可攀的地位下降為社會的習慣用語”(任繼愈:《中國哲學史》(先秦)第123頁)。受這種大環境的影響,注重人自身的智慧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墨子所處的環境還是轉型的初期,所以作為“”的墨子,依然堅持至高無上的上天,認為:“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墨子看到了周天子倒戈以來,世襲制度的種種弊端,呼吁尚賢,鼓勵智慧者“一同天下之義”,并對上天仍抱有幻想,試圖建立起上天――天子――臣――子民為體系的新國度,新統治。然而,這種嘗試恰恰犯了蘇格拉底所言的“政客自以為智慧”的錯誤。從這個層面看,墨子通過自己一人之力建構的新國度充滿著大量的的理想化色彩。天子是凡人,而古往今來凡人是沒有十全十美的。天子不能保證完美,必會引起臣民的質疑,倒戈也是不可避免的。將上天與天子納入一個體系,也必會招來眾人對上天的不信任。因此,墨子的智慧思想在當時是進步的,合理的,但同樣存在著理想化濃厚的局限。
與墨子所處的環境不同,蘇格拉底成長于古希臘,一個神祗活動繁多,神廟林立的時代。荷馬和赫西俄德等先人留下的詩篇為希臘人提供了有關諸神的完整體系。神與神以及神與人之間的故事生動形象的反映給了后人。威嚴無比同時有沾花惹草的宙斯、醋意十足的怨婦赫拉、愛歡笑的阿佛羅狄忒,個個神人同形,活靈活現,被普通大眾廣泛接受。
受這種傳統文化的影響,蘇格拉底所處的雅典同樣慶典繁多,敬神活動盛行。古代希臘人對于神的信仰和崇拜沒有嚴格系統的教義,沒有如《圣經》一般的神圣典籍。但這卻給了人們最大限度的與神親近、溝通。使神圣生活與世俗生活交織在一起。
雖然希臘的信仰氛圍自由,但神是至高無上的,而且受法律的保護。對神不敬,必受重罰。蘇格拉底的罪名就是引進新神,蠱惑年輕人對神祗產生懷疑,其罪行是死罪。柏拉圖在《法律篇》也指出:法律應首先告誡那些企圖搶劫者尊敬神靈,不從的,若是奴隸或外邦人就在其手、臉上烙上印記,打一頓,然后驅逐出境;若是本邦公民則處以死刑。可見,對褻瀆神靈的行為,處罰力度是相當大的。在這種環境的熏陶下,蘇格拉底在拜訪了眾多自稱擁有智慧的人后,得出唯有神真有智慧的結論也就不難理解了。這中思想有著人類的無奈,但至少使人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寄托。
四、墨子和蘇格拉底智慧觀的深遠影響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中曾評價墨子在古代與孔子曾享有同等的盛名,《呂氏春秋?當染篇》也記載:“孔墨皆死久矣,從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可見墨學在當時的輝煌。馮友蘭認為“孔子之后,下一個主要的哲學家就是墨子,墨學的影響不亞于孔學”。在他看來,“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辯護者,辯護它是合理的,正當的;墨子則是它的批評者。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是戰斗的傳教士。” 。所以當孔子的儒家一直備受推崇的幾千年來,墨家卻一直在被邊緣化。墨子的思想雖未被封建帝王列入正統思想,但一直保持著頑強的生命力。
尤其是清乾隆、嘉慶時期,是清朝海禁大開時期,中西交通發達,西方一些引入的科學理論,許多方面與墨經中的數學、光學、力學、天文學等理論相吻合,引起了治墨者的關注。同時治墨者發現,墨學的墨辯,是印度因明三段論、西方穆勒名學、近現代興起的邏輯學的先驅。比如如何立辭、歸類、推理等深奧的理論,墨辯中常常運用。這使得墨子的學說得以復興和繼續繁榮,充滿智慧的東方思想從新被重視。
而蘇格拉底無論是生前還是死后均有大批的追隨者和崇拜者。他一生沒有留下任何著作,但他的影響卻是巨大的。哲學史家往往把他作為古希臘哲學發展史的分水嶺,將他之前的哲學成為前蘇格拉底哲學。而蘇格拉底的行為和學說,通過他的學生柏拉圖和色諾芬記載流傳下來。由于柏拉圖以及他的徒弟亞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同樣出色,使得蘇格拉底的地位在希臘一直保持著無可逾越的極高地位。他極深的思想造詣使得他成為西方哲學的奠基者,他為真理而獻身的品質也一直為人多贊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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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數系;實用數學;演繹數學;算法;對比
任何學科的發展都離不開社會這個大環境.數學,由于不同的社會需求、傳統文化和思維特征,在發展的過程中表現出了不同的側重點和演變方式,從而形成了不同的數學內容和數學思想.東西方數學的不同性質就是這一狀況的表現.本文選中國為東方國家代表,選希臘為西方國家代表,來進行對比分析.
一、中國與希臘數學的簡要回顧
中國是人類最古老的文明發源地之一,也是數學最早的發源地之一.先秦時期是中國數學的萌芽和知識素材的積累時期.在這一階段中國形成了以十進制為主的記數制,計算的工具是算籌.《周易》中包含了樸素的辯證思想.《墨子》有了數學概念、定義的意識.《莊子?天下篇》稱“一尺之錘,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是極限的觀點.《周髀算經》中有相當豐富的數學內容:勾股定理(未加證明)、利用相似勾股形的性質測量日徑、簡單的等差級數計算以及繁雜的分數乘除運算等等.中國數學經初創時期數百年的知識積累,于漢唐時期形成了它的理論體系——“算經十書”中內容最豐富、影響最大的《九章算術》.不管是在內容還是在形式上,它都為后世的數學研究奠定了基礎.
在這個時期里,希臘數學同樣蓬勃發展.泰勒斯開創了演繹幾何的先河.畢達哥拉斯學派成果卓著,突破了對數學本身的認識和研究方法.芝諾悖論,無論在數學還是在哲學上都有著重大的意義.亞里士多德完成了邏輯演繹的系統化.歐幾里得成功總結和整理了前人的數學成果,寫出了《原本》,其影響“超過了任何別的書”.阿波羅尼斯對圓錐曲線進行了詳細的研究,遠遠走在時代之前.亞歷山大時期的希臘數學開始擺脫哲學的牽制,和力學、天文學等一起在經濟和技術的影響下發展.希帕切斯、梅涅勞斯發展了希臘的三角學.丟番圖的算術開創了符號代數的先河——簡字代數,其意義和價值不可低估.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這只是早期的數學,但中國與希臘數學的側重點的不同已經表露出來了.中國的數學著重計算,偏向應用.希臘數學著重邏輯演繹,偏向抽象理論.
羅馬人的統治使古希臘的數學走向衰落,其后中國就成為世界上數學最發達的地方之一.當歐洲進入了中世紀漫長的黑暗時代時,中國的數學卻在突飛猛進,出現了許多數學家和大量的數學著作.賈憲創立“增乘開方術”.《數書九章》中闡述的高次方程數值解法和一次同余式的理論都代表著當時的世界最高水平.李治的《測圓海鏡》和《益古演段》,改進和完善了“天元術”.朱世杰的《四元玉鑒》和《算學啟蒙》,創立了“四元術”和“垛積招差術”.
但是,到了明代,中國數學除了計算技術得到發展外,其余部分出現了停滯,從此走向了滑坡.在往后的數學發展過程中,解析幾何的創立、微積分的發明、抽象代數的發展等,無一與中國有緣.
二、中國與希臘數學發展史的對比分析
由上述對發展史的簡要回顧,中國和希臘數學的萌芽、發展、衰落歷程可謂是大相徑庭.下面就兩者在這三個階段所顯示出的重大差異展開對比分析.
1.萌芽時期:算籌數系與字母數系
建立數字系統只是數學萌芽走出的第一步,但也是關鍵的一步.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數學的發展方向.在文字和書寫用具的約束下,各地區的記數系統表現出很大差異,這正是產生不同數學思想和數學研究方法的原因之一.希臘的字母數系在各種數系中堪稱“精巧”,記數簡明、方便,并且在客觀上蘊涵了序的思想.但一涉及運算,這種記數制似乎變得毫無優越性可言,而且很難產生變革.這是希臘實用算術和代數長期落后的原因之一.中國的算籌一直被很多人津津樂道.用一根根同樣的算籌來記數,除了采用先進的位值制外別無選擇.這確實使中國數學在起跑階段就占得先機.但隨著數學的發展,算籌明顯暴露出不足之處,甚至成為中國數學本身存在著的缺陷.用算籌只能表示一般意義上的量,難以表示更高層次的抽象的量,難以進行邏輯論證.看來,我們也要以長遠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和評價記數系統.
2.發展(常量數學)時期:實用數學與演繹數學
這一差異是被大家經常提及的,并認為這也是東西方數學的最大不同之處.我們可以從希臘和中國在對待無理數的態度上窺知一二.畢氏學派盡管發現不可公度比確實客觀存在著,卻因為無法從理性上去認識它而排斥它.反正他們也沒有解決現實問題的憂慮.而中國數學早就接受了無理數.因為在實際問題中像求x的平方等于2中的x值這一類問題是屢見不鮮的.中國學者毫不猶豫地去接受它、使用它,雖然他們的工作只局限在提高無理數的近似值精確度而已.我們看到希臘的嚴謹邏輯與中國的實際經驗的巨大反差.
在古代中國,數學完全是一種實用的工具,用于解決測量田畝面積、分配糧食、探天測地等實際問題,不曾思考數與幾何圖形自身的性質和關系,沒有把數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來研究.大數學家秦九韶在《數書九章》中就稱自己寫書的目的是“以擬于用”.相比之下,公元前200年左右,阿波羅尼斯就已經寫下卷的《圓錐曲線論》,而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之下,這些理論是難于“以擬于用”的.希臘人是把數學作為認識自然界、認識宇宙規律的途徑.他們更傾向于哲理的思考,使數學擺脫對實物的依賴,進行獨立研究.
于是,中國“實用”的數學觀念形成了以解決問題為中心的機械化算法體系.數學著作一般都取個帶“算”字的名稱,均由一系列的數學問題組成,更像是一本本的習題集.問題敘述十分具體,抽象度低.問題的解決大多通過計算,算法是解題基本的數學手段.可以說,這些問題都是“計算題”,而沒有“論證題”.“術”即算法,是中國數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如《九章算術》中的今有術、衰分術、盈不足術、少廣術,賈憲的“增乘開方術”等等.與此同時,希臘人卻在想方設法地對一些顯而易見的幾何命題加以“論證”.他們看重的是邏輯的演繹,堅持從抽象的概念出發,以公理為基礎,進行嚴格的演繹推理.事實上,在世界的幾百種文明里,只有希臘人才有意識地自覺地完全用演繹推理來證明結論.他們把所有公理明確說出,并且在他們的著作中采取一開頭就陳述公理的做法.希臘人發現定理與作出證明方面的能力很強:歐幾里得《原本》含有467個命題,阿波羅尼斯《圓錐曲線論》含有487個命題.但正是希臘數學堅持演繹推理的要求嚴重阻礙了算術和代數的發展.
3.衰落:算法的桎梏與環境的惡化
羅馬人的入侵不僅使希臘數學,而且所有的希臘科學活動都遭受到滅頂之災.基督教的興起幾乎毀滅了希臘所有的數學家和學者.希臘文化在創造了極其輝煌的成就,并完全有能力跨入人類現代文明之際,被強權暴力和宗教偏見扼殺殆盡.幸運的是,希臘的著作傳入歐洲,于是開始了新一輪的數學發展的接力.當然,希臘數學的衰落還有其他因素影響著.數系的落后、懼怕無理數與無限思想,這些希臘數學自身的局限也是原因之一.但我認為主要原因還是社會環境的惡化.回顧亞歷山大里亞時期,希臘數學出現了“哲學的數學向科學的數學的轉變”.海倫、尼可馬切斯和丟番圖開始單獨處理算術和代數問題,逐漸使其擺脫幾何的依賴,成為獨立的學科.若不是環境的惡化,相信希臘數學會順利發展下去.
探究中國古代數學衰落的原因,我認為中國數學本身存在缺陷是主要方面,尤其是方法論意義不大的各種算法成為中國古代數學變革發展的桎梏.人們只滿足于改進算法,以有效地解決實際問題.“實用數學”顧及不到數學的相對獨立性,是很難發展完善的.羅馬人就是太注重實用才毀掉了希臘數學.中國古代數學基本沒什么實質性的變化,沒有數學表述符號化的趨向,沒有形成一般的方法論,沒有對這門學科概括性的認識,有的只是算法的積累和增加.與希臘數學相比,中國數學衰落得更加徹底.前者至少得到了歐洲人的繼承和發揚,而后者到現在都還是一蹶不振.目前的大學基礎數學教材中幾乎看不到中國數學家的名字.
三、反 思
經過上面一番對比分析,似乎中西方數學都有著深遠的歷史根源,其實兩者在發展過程中都存在弊端.開放、交流才能促進發展.數學的進步更需如此.閉關鎖國、夜郎自大簡直就是科學、國家和民族前進道路上的絆腳石.對于外來的先進的科技文化,我們不妨都放下架子,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跟上世界發展的潮流.
【參考文獻】
[1]楊泰良.數學思想史精讀.
[2]袁小明.數學思想史導論.桂林:廣西教育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