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訟法論文范文精選

論文關鍵詞：刑事訴訟法憲法司法

論文摘要：1996年對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基本保持了原來的框架，但在一系列重要問題上作了較大修改，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對原條文進行了143處的修改。將新舊條文進行仔細對比，發現不僅條文的數量有較大的增加，條文的內容說明也更加嚴謹，其他方面的質量也有了較大的飛躍。

新的刑事訴訟法正式實施以來，在促進了刑事司法制度的民主化方面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仍然存在不少的問題，甚至有些問題急待解決:

一、再次修改應以人為本，加強對人權的保護

“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己經寫入憲法，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反映了共產黨執政理念的己發生深刻變化。以人為本，體現在刑事司法上，就是要把公民、當事人視為刑事司法訴訟的主體，尊重和維護其做人的尊嚴，保障和維護其基本權利，決不能再把公民和當事人看作刑事訴訟的客體而肆意處置。以人為本反映了現代刑事訴訟理念的基本要求，把它視為刑事訴訟法再次修改的指導思想，是合適的。

“以人為本”是以公民的權利為本，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本，不能狹隘理解為“以個人為本”。刑事訴訟法修改還要與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統一起來，兼顧各種訴訟價值，在保護人權與懲罰犯罪、公正與效率、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之間保持適度平衡。馬克思指出: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刑事訴訟法的再次修改，要體現現代性和具有前瞻性，但是不能超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歷史條件，必須考慮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和社會的可承受能力，不能超越歷史階段。

作為部門法律，《行政訴訟法》承載了異常厚重的法治理想，其實施狀況是一個倍受關注的問題。除了數量不匪的法院工作報告和調研文章，龔祥瑞主編的《法治的理想與現實》曾對此做過專門的調研。這可能是當代中國唯一的一次對一部法律的實施狀況的系統調研。雖然它不是無可挑剔，但這種舉動本身就顯示了對行政訴訟制度的強烈關注。本文將選擇撤訴審查這一行政訴訟具體制度為窗口，透過立法意圖與實施現狀的巨大反差，運用統計數字、二手材料以及個別訪談，展示和分析行政訴訟制度面臨的困境，揭示當前中國行政法治的基本命運。

一用心良苦的法律規定

按照現代司法的一般原理，司法機關應是一個中立的、被動的裁判者（只解決提交到它面前的糾紛），而不是主動的追訴者（去監督當事人、糾察違法）。與之相應的是當事人在訴訟中的處分自愿原則。原告原則上可以自由撤訴，除為防止其濫用訴權、侵害被告的正當利益，法院不對原告的撤訴申請主動進行實質審查。我國的行政訴訟制度自有章法。

《行政訴訟法》第51條規定：“人民法院對行政案件宣告判決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請撤訴的，或者被告改變其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原告同意并申請撤訴的，是否準許，由人民法院裁定。”除了該條規定的原告明示申請撤訴的兩種情形外，還有根據原告的行為推定其撤訴的，即《行政訴訟法》第48條規定的“經人民法院兩次合法傳喚，原告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視為申請撤訴”。對此，人民法院照樣可以根據情況裁定準許或者不準許撤訴。在上述三種情形下，“人民法院裁定不準許撤訴，如果原告仍拒不到庭的”，依照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的規定，可以缺席判決。

與一些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行政訴訟法》和相關的司法解釋都沒有規定原告撤訴的法定情形（例如，在被告作出實體性的答辯前，原告有權撤訴），相反，強調了撤訴一律需經法院裁定準許才能實現。如果法院不準許撤訴，不管原告是否愿意，也不管被告是否同意撤訴，訴訟都將進行下去。那么，法院根據什么決定準許或者不準許撤訴？《行政訴訟法》對撤訴的限制出于什么目的？從一些參與過《行政訴訟法》起草的學者以及實務部門的專家口中，我們可以蠡測撤訴審查的標準和目的。

由最高法院行政庭法官編寫的《行政訴訟訴訟貫徹意見析解》在闡述一條司法解釋的理由時，否定了原告可以處分自己訴權的觀點。除了撤訴申請的形式（書面）和時限（在庭審結束前）外，作者指出了準予撤訴的兩條實質標準：

本文作者：王奎1馬雅靜2作者單位：1福建省寧德市人民檢察院2福建省寧德市中級人民法院

監視居住制度雖然還存在上述不足，但不可否認其具有特殊的訴訟功效。較之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嚴厲性更能有效防止被監視居住人實施潛逃，干擾證人作證，毀滅、偽造證據等妨害刑事追訴的行為，更好地保障刑事訴訟的正常進行；較之逮捕，監視居住能避免將被適用人羈押在看守所而發生“交叉感染”等消極影響，且在生活條件等方面也比逮捕更為人性化。例如，犯罪嫌疑人應當逮捕但患有嚴重疾病不宜羈押，或者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養人，在這種情況下采取監視居住措施就比逮捕效果更好。對立法上的不足，可從以下方面加以改革完善：

（1）嚴格限制監視居住的適用條件，對指定監視居住采用“準司法化”的適用程序并建立定期必要性審查機制。為防止監視居住被濫用，應嚴格限制司法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建議取消新《刑事訴訟法》第72條關于公安等司法機關認為“因為案件的特殊情況或者辦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措施更為適宜的……”可自行決定監視居住的規定。另外，相對于住所型監視居住而言，在指定監視居住情形下，犯罪嫌疑人的自由、人身及生存狀態等更直接置于執行機關的掌控之下，幾近于羈押狀態，且最長可達六個月之久，因此非常有必要對其實施嚴格的控制。建議規定指定監視居住超過兩個月的，應由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另外，在適用程序上采取聽證式的決定模式，如公安機關提請指定監視居住的，由同級檢察機關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聽取其辯護律師意見的前提下審查，決定批準與否。這樣可以實現權力的制衡和一定程度的司法審查和控制。同時，還應確立定期必要性審查程序。新《刑事訴訟法》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檢察院對羈押必要性進行審查的程序。可參照此修改規定，對于指定監視居住的，規定審批機關（檢察機關）進行定期羈押必要性監督檢查，并可根據案件情況直接改變或取消該措施的繼續執行，以防止或消除可能存在的權力濫用等。此外，為確保適用的公平性，在法律后果上，建議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無固定住處而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情形不能折抵刑期。

（2）完善監視居住的監督方式和指定居所的規定。新《刑事訴訟法》規定，執行機關對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電子監控、不定期檢查等監視方法進行監督；在偵查期間，可以對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進行監控。實踐中，應根據被監視居住人的人身危險性的大小，合理選擇監視手段，做到既不妨礙偵查，又不過度限制人身自由，并保障被監視居住人及其共同居住人的隱私權。建議規定執行機關應設置專人進行監視，以保證監視居住的效果。此外，關于指定監視居住的地點方面，有必要考慮指定居所的集中化問題，以克服指定居所的分散化和高成本。這可以借鑒英國的保釋旅館制度。［3］英國建有一種保釋旅館，專門供被保釋者居住。這種讓被保釋者居住在保釋旅館的方式，就相當于我國的監視居住。而且在警力、物力上，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集中在專門場所執行，比分散在指定的居所執行所需花費少，而且能有效的防止發生逃跑、串供、偽造或者毀滅證據的危險。應強調指出的是，指定監視居住中的指定居所的集中化并不等同于羈押化。因為集中式監視居住不僅在居所條件的適宜性、被監視居住人的生活自由度等方面要強于或高于羈押，而且其制度化的推行更能方便檢察機關實施外部監督，從而能有效避免監視居住的羈押化。

（3）賦予檢察機關對自偵案件犯罪嫌疑人監視居住的執行權。為分擔公安派出所的執行壓力并確保監視居住發揮實效，可規定對于檢察機關查辦的職務犯罪案件，由檢察機關的司法警察執行。司法實踐中，公安派出所因警力有限，職能繁多，無法對被監視居住人實行有效監督，而檢察機關本身擁有司法警察隊伍，且其工作任務并不繁重，因此，由檢察機關派司法警察執行監視居住較之由公安機關的派出所執行監視居住更為合理。

（4）確立錯誤指定監視居住的國家賠償責任制度。新《刑事訴訟法》對監視居住制度缺乏相應的救濟手段的規定，而《國家賠償法》也只將“錯拘”、“錯捕”列入國家賠償范圍，違法規定使用監視居住侵害被監視居住人合法權利的，則不在國家賠償范圍之列。這不利于保護被監視居住人的合法人身自由權利。如前所述，指定監視居住因其具有羈押性質，因此對錯誤采取指定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應當賦予其獲取國家賠償的權利。建議在修改國家賠償法時，確立錯誤指定監視居住的國家賠償責任。具體的賠償機關應為決定、批準機關。具體的賠償標準應與錯誤刑事拘留、逮捕的賠償標準一致。［4］

摘要：憲法與刑事訴訟法具有極為緊密的關系，除了傳統的“母法”與“子法”的關系外，憲法確立和彰顯的價值有利于制約刑事訴訟法肆意妄為，有利于保障人權。西方國家普遍重視在刑事訴訟法中體現憲法價值，建立刑事程序法治。我國刑事訴訟法對于體現憲法價值與以往相比有了很大進步，但是在修憲背景下，刑事訴訟法在完善刑事程序法治、保障人權方面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關鍵詞：憲法刑事訴訟法關系體現

一、憲法與刑事訴訟法的關系概論

要研究憲法價值在刑事訴訟法中的體現和承載，就必須研究憲法與刑事訴訟法二者之間的關系。在傳統法學理論看來，憲法與刑事訴訟法的關系是“母法”與“子法”的關系。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一個國家的其他法律都必須以該國的憲法為根據，不得與憲法相抵觸，刑事訴訟法自然也不例外。

但是，隨著理論的發展，人們開始在更深層次上認識憲法與刑事訴訟法二者之間的關系。刑事訴訟法具有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的雙重功能，在具體實現過程中，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卻常常處于沖突狀態。懲罰犯罪帶有強烈的國家強制的色彩，而相對于強大的國家刑事司法機關，弱小的犯罪嫌疑人的權利更容易受到國家權力不當侵害的威脅。此時，憲法的價值就得以彰顯。憲法確認了公民的基本權利，以最高法的形式設置了在刑事訴訟中國家可以限制公民個人權利的底限，從而約束有關刑事訴訟的立法、執法和司法。只有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人們才可能對憲法與刑事訴訟法二者之間的關系以及憲法價值在刑事訴訟法中的體現和承載有深入的認識。

二、憲法價值在刑事訴訟法中的體現和承載：域外經驗

今天我非常榮幸和高興受邀來給大家演講。我要感謝訴訟法學研究中心的樊崇義主任，也要感謝我的學生、政法大學副校長張保生教授安排我來中國訪問。張保生教授曾到美國西北大學在我的指導下系統學習了美國法律，特別是訴訟法和證據法。我們很珍惜他在芝加哥和我們一起度過的美好時光，并盼望他能再回來，同時歡迎中國繼續派其他教授來西北大學和我們一起從事研究工作。我尤其為他取得的學術成就感到自豪，并感謝他在翻譯我的證據法著作方面付出的努力。

我愿繼續為中美兩國人民搭建合作交流的橋梁。中國和西方在21世紀將會增進更加密切的合作和交流。這兩種偉大的文明將共同決定未來百年發展的很多事情。中國經濟到本世紀中期將與歐盟和美國比翼齊飛。中國的大學也正在成為世界級的教學和學術中心，更多的創新和改革將在中國發生。身在美國的我們對這些發展感到非常震驚，也非常高興，盡管這些對我們構成了挑戰。我們之所以為此感到高興，是因為我們堅信，在法治環境下的這種競爭不但會使你們和我們達到雙贏，也將是全人類的福祉。最重要的是，我們共同的合作將成為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關鍵，它將為一種世界法治奠定基礎，并把法治已經帶給你們和我們的福祉播向世界。

我剛才提到“法治”。我們認為，法治是美國在各個領域取得發展的關鍵。法治的核心內容是：(1)法律標準以一種清晰易懂的語言預先制定；(2)司法裁判獨立(獨立于立法權和行政權)；(3)任何人，包括政府，均受法律約束。把法律看做是對選擇權和行為的束縛這樣一種傳統觀點是錯誤的；法律明確了行為的合法限制而得以彰顯，因而使人們在那些限制中合作共事。這反過來又建設性地解放了個人，使其釋放出創造力；法治保護了人們消費、使用和處置自己先前通過自覺生產所提供的生產物的權利。我目前對中國法律的研究僅處于起步階段，所以，對你們所面對的問題我不敢妄稱為專家。不過，我也理解你們目前對法治的重要性所給予的高度重視，你們感到也許需要一些改變，并且正在通過對法律制度某些方面的反思而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毫無疑問，法治原則對于司法程序是至關重要的；實際上，它應當成為其規定性特征。同樣清楚的是，如果不進一步深化和強化法治，司法程序方面的任何改革都沒有意義。建立在個人任性或專斷基礎上的背離法治原則的司法程序，恰恰是需要進行“改革”的。

然而，在這里我并不想告訴你們什么需要改革，應當進行何種改革。我并不完全了解你們的法律制度或改革需要。我只想和大家討論一些別的問題，我想討論刑事程序的基礎問題。盡管討論將集中于刑事程序，但我要說的許多東西也與民事訴訟有關，因而更一般的涉及法治的基礎問題。我將討論一些決定應當采用何種刑事程序的因素，它應當如何被貫徹等等。我想和大家談談，在美國這些因素的復雜性以及它們的含義。然而，我首先還是想簡要討論一下證據法。在一定意義上，證據法在任何訴訟制度中都是最重要、最基礎的方面；確切地說，它是法治的基石。

證據法對于一種訴訟制度來說是基礎性的，并構成法治的基石，這個理念乍一看似乎令人不解。實際上，證據法對于任何一個創設了權利或義務的制度都是基礎性的。權利和義務取決于準確的事實認定；如果沒有準確的裁判，權利和義務根本就沒有意義。我將通過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論證這一觀點。

在座各位都會主張對某物的所有權，比如大家穿的衣服。我對自己系的這條領帶擁有所有權，那意味著，我有權按照自認為適當的方式占有、使用和處置這條領帶。這是私人財產所有“權”的標準含義。然而，假設某人要爭奪我對這條領帶的所有權，這會有什么情況發生呢？在所有文明國度，該爭端將提交給沒有利害關系的裁判者——法官，在美國也許是一個陪審團——來解決，他們將決定，是我還是別人有權占有、使用和處置這條領帶。這個決定將根據提供給裁判者的證據而做出。因此，當我對這條領帶宣示所有權時，我實際上是在宣示，如果我的所有權受到置疑，我將能夠向裁判者提供這樣的證據，后者將據此斷定這條領帶屬于我，我實際上擁有占有、消費和處置它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