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古代文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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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團圓的社會政治基礎

(一)人民群眾的社會政治理想

在封建思想壓制下的中國古代，連年不斷的戰爭，嚴刑厲法的摧殘，沉重的徭役以及滲透到生活每一個角落的綱常禮教，使人們溫情的理想在現實面前被撞得粉碎。因此，以“懲惡揚善”為主題的文學作品就成為他們情感寄托和精神慰藉的主要來源，這實際上也是他們表達美好愿望的一種特殊方式。例如《孔雀東南飛》中焦仲卿和劉蘭芝雙雙化為鴛鴦，反映的就是人們追求婚姻自由、生活美滿的愿望;《精忠旗》中岳飛變神，秦檜冥誅;《竇娥冤》中竇娥獲平冤昭雪，正義終于戰勝了邪惡等大團圓結局的編著，都是窮苦百姓期待“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美好愿望的體現。以此類推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即使有些作品在初始階段不是大團圓，也會被后人出于“補恨”的目的修改增補，最終達到大團圓結局的原因了，例如《紅樓夢》。

(二)封建統治者對人民群眾進行“心治”的需要

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大團圓式結局的出現幾乎都集中于宋代以后的戲曲和小說。這個時期的社會已經進入了封建社會的守成時期，維護長久治安已經成為了統治者最主要的任務。因此在文學作品中利用大團圓來消餌社會的矛盾，美化丑惡的現實，就是使普通百姓達到“心安”的最根本方法。但是我們也知道，在封建統治者的酷刑統治下，要想在作品中揭露現實矛盾，揭露封建統治者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文學作品的主題大多都會把矛頭指向流氓貪官，并在最后一刻抬出一位清正廉明的清官為老百姓伸張正義，所以《竇娥冤》中才會有竇娥父親終于一舉及第、官拜參知政事、加封兩淮提刑肅政廉訪之職一說，這就是符合統治者需要的。大團圓實際也就是封建制度和封建禮教的維護者。

二、大團圓的文化心理基礎

在中國，大團圓不僅是一種文學現象，更是一種典型的文化現象。究其原因，還是受我國人民傳統的價值觀和審美觀所影響。

(一)“忠”“孝”

衡量百姓對國家的最高道德觀就價值觀來說，要想形成和完善一種和諧穩定的關系，必須要建立一種秩序，在建立秩序之前，必須要建立一套完整的道德觀念，以此來約束自己，維護秩序。在長期的演變中，逐漸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統一政治體制。對于普通百姓來說，皇帝就是國家的大家長，在孔子“孝”提出后，尊重家長、忠于家長、孝敬家長的觀念深入人心。“忠”“孝”已經成為了衡量百姓對國家的最高道德。因此當統治者把《二十四孝圖》立為封建道德標準的時候，我國的封建道德也終于凌駕于其他意識形態之上，成為傳統價值觀的精髓。而以道德為中心的價值觀總把勸人向善作為最高目標，自然也就不難理解在我國平民化、通俗化的古代小說中總能看見“吉人自有天相”“多行不義必自斃”的主題，并且著意用“大團圓”來表現懲惡揚善的結果了。例如馮夢龍編纂的《喻世明言》中的短篇小說《蔣興哥主會珍珠衫》中，正是因為蔣興哥的正直和善良才使他與妻子破鏡重圓，并躲過災難;又如《警世通言》中《桂員外途窮懺悔》一篇，桂富五落難時受施濟慨然相助，曾有“今生倘不得補答，來生亦作犬馬相報”之語。而成為富翁后的桂富五卻違背自己誓言，施家有難并未施以援手，結果其妻與子終驗證誓言死于非命，并化作犬，投胎于施。在古典小說中，如此不合常理的荒誕行為可以說是隨處可見。例如，只要你行善，乞丐可以變富翁，窮光蛋照樣可以娶得富家女，神仙閻王自會出手相助。總之，只要“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的道德信念不可動搖，那么文學作品中的“大團圓”也就不會消逝。需要指出的是:我們不能否定以道德為中心的價值觀對我們思想品德修養起到的促進作用。畢竟許多清官、孝子的出現也正是得益于道德的培養。

(二)“致中和”

中華民族的審美理想就審美觀來說，每個民族都有其特定的審美心理和審美取向，在遇到各種問題時會選擇相應的、符合他們文化心理的表達。而“和”就是我們民族苦苦追求的目標。我國追求的“和為貴”“和為美”，正是使大團圓模式長久不衰的重要因素。“祥和”是過年過節最好的氛圍，“人和”是最完美的處事原則，“琴瑟和鳴”是最理想的夫妻關系，病好叫“和勝”，夫妻恩愛又稱“和合”。總之，一個“和”字，可以構成許多褒義色彩鮮明的詞，如“和睦”“和氣”“天作之合”“百年好合”“和樂”“和美”等等。因此，也就可以理解“致中和”的審美理想和審美情趣為什么會成為古代文人墨客最普遍的藝術手法了。與傳統國畫把“和”表現在風和日麗、小橋流水的畫面上不同。小說必須要有故事情節、要有跌宕起伏矛盾沖突、要有重點刻畫的人物。因此伸張正義的包大人、海大人或者鬼神就都是“和”的化身。只要他們一出場，無論是地痞流氓還是貪官污吏全都無處躲藏，或被懲戒，或被正法，最后都向著大團圓的方向發展。例如《竇娥冤》中的竇天章、《西游記》中的孫悟空、《白蛇傳》中的白娘子均是此類正義的化身。總之，雖然我國古代文學作品大團圓結局的出現，大部分都是作者在“致中和”的審美理想下引導主觀介入的結果，與社會實際存在著較大差距，但是我們不能否認人們在看完作品后達到的精神松弛、情緒緩和的效果。由此看出，我國傳統的文化心理對大團圓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

三、總結

總之，出現于元末明初的中華民族特有的“團圓”，除了受時代原因、文學發展等多方面的制約外，同時也是國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所導致的，其代表了漢民族推崇的追求團圓、重視整體圓滿的精神，在短期內是無法改變的。生活不能圓滿，而在藝術作品中卻要求“圓滿”，因此，我們不否認文學作品中的“大團圓”式結局存在著宣揚折中調和、自欺欺人的意圖，是一種懼怕發展變化的惰性心理的反映。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它也是這個堅強樂觀的民族在任何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對正義的執著和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種曲折表現。在我國團圓情節根深蒂固的文化圈中，文學作品這種忽視個體、追求集體意識的現象，是合理甚至不可避免的。

作者：李曉紅單位：山西國際商務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