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鑒定行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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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鑒定行業報告范文第1篇

關鍵詞：法律高職教育；基本屬性；困惑；辦學理念；需求

作者簡介：楊永志（1976-），男，河北政法職業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方向為法學、法律高職教育；李興剛（1976-），男，河北政法職業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高職教育管理。

課題項目：本文系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十二五”教育科學規劃課題“我國法律高等職業教育科學發展研究”（編號：11YB116；主持人：楊永志）的階段性成果。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2）32－0011－03

一、法律高職教育基本屬性辨析

高等職業教育肩負著培養面向生產、建設、服務和管理第一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1]根據高職教育的根本任務，結合法律事務工作實際，法律高職教育應當具有以下基本屬性：

（一）高等性

高等職業教育是高等教育中的一個類型，是使受教育者取得某種職業資格，能在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第一線或基層從事技術應用工作的高等教育。[2]法律高職教育應當具有高等性，培養目標應當符合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總目標。在學歷層次方面，從應然的角度來講，可以包括專科、本科、研究生，應用性法律本科教育、法律碩士教育也應屬于法律高職教育。從實踐來看，基于國家對高職教育的整體定位，法律高職教育被約定俗成地限制在專科層次，“法律高職教育”的概念通常被在狹義上使用。應當構建法律職業教育體系，搭建法律職業應用性人才成長的“立交橋”。[3]在人才素質方面，應當著力培養“高素質”。高等教育培養的人才應當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較強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這要以較高的綜合素質為基礎，綜合素質對于做好工作具有更加深刻、更加持久的意義。根據法律事務工作的要求，法律高職教育中綜合素質培養尤為重要，忽視綜合素質的培養，就不能強化法律事務工作技能，不能適應法律事務工作人文性內涵的要求，不能使學生增強發展后勁和提高發展層次。

（二）面向法律事務。法律事務不是直接適用法律的司法工作，而應屬于社會管理與服務工作，它可以分為四類：一是法律應用工作，如司法助理、刑事執行、民事執行、行政執行、法律顧問等工作；二是司法技術工作，如刑事偵查、司法鑒定、安全防范、司法信息等工作；三是法律應用服務工作，如書記員、法律文秘、司法警務等工作；四是各行各業中涉及法律應用的其它工作，如企業管理、市場營銷、商務談判、投資理財、人力資源管理、社區管理等工作等等。

（三）面向基層一線。“基層”一般是指基層機關、企事業單位，也可以指基層工作崗位，即“第一線”。有人認為“第一線”就是最低級別的工作崗位，這種認識是片面的。“第一線”是指直接從事業務實際工作，區別于宏觀管理工作。法律高職生畢業后一般應當從初級工作崗位干起，但并不是說他們只能在初級崗位上工作，他們經過努力和經驗積累可以不斷升職，升職后繼續直接從事業務實際工作，仍然屬于“第一線”。高職教育所面向的工作崗位應當有一定前瞻性，是學生就業后若干年內能達到的預期崗位，而不是起點崗位。[4]而且，對起點崗位不能絕對化，它們應當是與法律高職教育培養目標相適應的起點崗位。

（四）高端技能型。專科層次高職教育培養的人才不僅是應用性的，而且還是以技能為重的技能型人才。技能是指對工作規程、方法和技巧的掌握，技能型人才就是主要通過實踐工作規程、方法和技巧來完成工作任務的人才。“技能”的概念過去一般用來描述從事理工類技術應用操作工作的人員，隨著社會工作分工的細化，從事社會管理和服務工作的文員應當具備的技能逐漸明確，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操作技能（如速錄技能）；一類是具有一定“思維”含量的高技能（如會議服務技能、接待服務技能）；一類是具有較高“思維”含量的高端技能（如談判的技能、起草法律文書的技能），即能夠靈活運用“思維”應對不同情境，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是介于決策管理和操作執行之間的較高水平工作，法律事務工作技能應當屬于高端技能。法律事務工作的對象主要是復雜多變的社會關系，完成好法律事務工作對職業技能的“思維”含量要求較高，要靠個人長期形成的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綜合素質。

二、法律高職教育諸多困惑解析

（一）畢業生與法律職業難以直接對接

法律職業準入的要求是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而司法考試的報考條件是具有本科以上學歷（只有少數經濟欠發達地區允許專科學歷）；企業法律顧問執業資格考試雖然允許具有專科學歷的人員報考，但限制條件是工作滿5年，其中從事企業法律或經濟工作滿3年。法律事務、司法助理等法律高職專業沒有專門對應的職業資格。每年公務員招錄，政法機關允許法律高職畢業生報考的職位很少。舉辦法律高職教育的初衷主要是適應社會對法律輔助職業人員的需求，但這種人才培養的超前性在社會現實面前顯得過于理想化。政法隊伍和法律服務隊伍未嚴格按照法律職業人員和法律輔助職業人員的區別分類用人，聘用法律輔助職業人員大多也要求具有本科以上學歷。

（二）畢業生就業形勢非常嚴峻

進入21世紀后，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越來越嚴峻。許多本專科院校都開設了法學類專業②、法律類專業，畢業生數量大。據統計，截至2010年，全國獨立設置的高職院校有1246所，開設法律類高職專業的學校有300余所，2009年底在校生數為228694人，是本科法學專業在校生數的一半；設置法律實務類、法律執行類和司法技術類三大類13個專業和一批新設專業組成的專業教學體系。[5]法學本科生、研究生都很難就業，法律高職畢業生就業更是難上加難。2010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顯示，政法類高職高專院校畢業生半年后的就業率在各類別高職高專院校中位列倒數第一。法律文秘專業、法律事務專業被列為高失業風險型專業，被以“紅牌”預警。[6]

（三）相關工作崗位設置的科學化水平較低

目前，政法隊伍的職業化程度還不高；地方法律服務行業整體發展水平不高，法律服務機構的專業化管理水平不高，法律服務的領域和內容不夠全面，因此，對法律輔助職業人員的需求較少。近年來，我國逐步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但尚處于探索階段，社會管理和服務工作人員隊伍的職業化、專業化程度不高，而且，由于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和有關政策不同，在不同區域有較大差別。一些大型企業，特別是國有大型企業，實行了企業法律顧問制度，而大量中小企業尚未足夠重視和強烈需求從事法律事務工作的人員。

（四）落后的教育方式“根深蒂固”

高職教育大發展的時間還不長，而且，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約，教育方式還不能很好地適應人才培養的需要。尤其是法律高職教育，不像工科高職教育那樣，在人才培養上與本科教育有比較明顯的區別。法律事務專業人才的核心職業能力也不像工科專業人才那樣具體、可見、容易衡量。這就使法律高職教育很難與法律本科教育及法學本科教育有明顯的區分，區分往往在于學歷“身份”、學習態度和方法及基于自我評價造成的學習精力投入。這也造成了法律高職教育往往沿用多年來形成的教育模式，很難走出一條特色之路。法律高職院校的大多數教師畢業于法學高等院校，長期接受了傳統教育模式的熏陶，已經潛移默化為自己的教育習慣，加之沒有系統、深入地學習過教育理論，很難想像和把握具有質的區別的其它教育模式。而且，一些教師沒有法律事務工作實踐的豐富經驗，既沒有較強的實踐能力，也不精通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這也成為制約教師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的障礙。有的教師雖然具有司法實踐經驗，但由于對培養目標定位把握不準以及忽視了學生的就業現實，“市場”意識不強，對職業化、專業化的認識不足，按律師、檢察官、法官的標準，對學生思維的深度要求過高，對學生實用技能的培養薄弱，對學生知識面的拓展不夠，難以達到應有的教學效果。

（五）法律高職與工科類高職在辦學規律上差別較大

國家大力發展高職教育以及對高職教育培養目標的定位主要是與我國現階段工業化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高職教育主要是培養工科高技能人才，國家對于高職教育的政策也主要是以培養工科高技能人才為導向的，對于少數文科高職人才的培養也主要是圍繞生產經營過程培養相關的管理、服務人才，也就是說，文科高職人才就業導向也主要是企業。當然，高職教育并沒有忽視文科專業人才的培養，專業設置覆蓋了財經、旅游、公共事業、文化教育、公安、法律等大類。但是，法律高職教育與工科類高職教育相比，在社會需求、思維和行為方式以及由其決定的知識、能力、素質培養要求和模式方面存在較大差別。以工科類高職教育一般辦學規律為基礎制定的有關政策對于文科專業人才培養的“蹩腳”之處是顯而易見的。法律高職教育是文科高職教育中的一種，而且是在職業準入方面有特殊要求、在工作內容上具有“國家剛性”的特殊一種，落實高職教育政策的部分要求難度很大。

三、法律高職教育科學發展的路徑探析

我國法律高職教育存在的諸多困惑，其根源可以分解為社會、學生、學校三個方面的原因。三者立場不同、角度不同，產生矛盾是正常的，三者在根本上是統一的，產生困惑是因為還沒有深刻認識到建立在三者統一性基礎上的核心結合點，以及沒有很好地把握解決問題的正確思路和方法。

長期以來的教育思維往往忽視了學生的需求。習慣以教師的認識來判斷學生的需求，以及用簡單說教的方式將這種認識強行植入學生的頭腦，落實于教學過程之中，可總是難以實現理想的效果，學生不滿意。一般來說，教師的認識方向是正確的，但由于教師的角度和學生的角度畢竟不同，師生的認識在全面性、深入性上還存在差距，在將認知傳遞給學生這一復雜過程中所采用的方法還不夠有力。

長期以來的教育思維也不夠重視社會的需求。往往強調以學科為基礎的專業性和理論體系的完整性，忽視了培養學生實際工作能力；大量一線工作崗位需要有實踐經驗的復合型人才，而不是主要從事科研工作的專業技術人才，有的學校現有的知識、能力、素質培養體系的結構還不夠合理；有的學校缺乏社會需求調查，或者調查不夠全面、細致、深入，不能做到科學分析社會需求，教師還不能洞察社會需求的發展變化，不能準確把握教學重點、方法和靈活性，難以培養學生過硬的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在現實中，學生需求與用人單位需求之間存在著矛盾。有的學生及家長不能比較合理地規劃職業生涯，期望值過高，選擇專業具有盲目性。有的學校不能科學地判斷社會需求，設置、發展專業和設計人才培養方案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學生有多樣化的需求，有的學生接受高職教育主要是為了提高素質，實現學習愿望和生活理想，就業需求不強烈；有的學生為等待合適的工作在畢業之初不愿意就業；在學歷文憑是社會對文科類職業人才評價的重要標準的情況下，許多學生愿意繼續深造；有的職業是社會急需的，單位有強烈的用人需求，但由于其社會地位和經濟待遇較低，或者不是與學生所學專業相對應的職業，也不是與學生所學專業相關的同一待遇水平的職業，學生不愿意從事該職業。因此，必須深刻認識學生需求與社會需求關系的復雜性，統籌考慮層次的高等性、類型的職業性、素質的全面性、就業的有效性、發展的可持續性以及學生的個性。

社會、學生、學校三者統一的紐帶是“需求”，必須用科學的教育將社會和學生的需求協同起來，切實解決供與需的對應問題。應當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高職教育方針和規律為遵循，堅持以人為本，實現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實現社會、學生、學校協調發展，為社會、學生、學校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法律高職教育不能簡單套用以培養工科高技能人才為導向的高職教育有關政策，而是應當領會政策精神，遵循基本辦學規律，探索出適合自身發展的特色道路。

應當正確認識難以對應法律職業和畢業生就業率較低這兩個困擾法律高職教育的關鍵問題。專科層次的法律高職教育對應的不是法律職業，而是社會對具有法律素養人才的需求，不應脫離實際，將法官、律師和檢察官作為培養目標，甚至將立法人員、法律研究人員和教學人員作為培養目標。法律高職教育的培養目標應當既包括從事法律輔助職業的人員[7]，也包括從事行政執法、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法律事務工作的法務人員，對應的工作單位在性質上可以概括為政法機關、法律服務機構、一般行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民主法制建設推進，各行各業工作都會涉及到遵守和應用法律，各行各業都需要具有法律素養的管理和服務人才，法律思維方法、工作能力和綜合素質能夠在各種工作中發揮獨特作用。隨著企業經營管理者法律意識的增強，懂法律懂管理懂經營的人才，將在企業涉法業務、管理決策、爭端解決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因此，法律高職教育可以對應各行各業，培養法律素養+職業技能的復合型人才，法律事務專業可以針對不同行業確定若干專業方向，以增強人才培養的針對性和畢業生就業的有效性。統計法律高職畢業生的就業率，判斷法律高職畢業生的就業質量，不能局限于是否進入政法機關、法律服務部門，或者是否專門從事法律工作，只要到能夠發揮法律素養作用的工作崗位都是成功就業。關于法律事務工作崗位對應的職業資格問題，吳昊先生提出，可否借鑒類似于會計師、助理會計師、會計員分級的職業資格考試制度。資格考試可設定多個層次，第一級設定為律師資格（可以從事律師、檢察官、法官資格）；第二級設定為法律事務師（可以從事一般法律事務性工作準入資格等）。[8]我們十分贊同設定法律事務師資格的建議。

法律高職教育必須高度重視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法律高職教育是知識、能力、素質、人格培養的高度統一。應當特別注重培養學生堅定的政治立場，確保學生政治合格；應當特別注重培養學生的法律素養，用社會主義法治所特有的“民主、理性、規范、和諧”精神來教育學生，使學生樹立公平正義和民主法治觀念，引導學生自覺守法護法，成為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重要力量；應當特別注重培養學生的人文素質，使學生強化德行修養，形成健康人格，擔當社會責任；還應當特別注重培養吃苦精神、意志品質和自我管理的習慣。總之，法律高職教育的人才培養工作應當做到“政字當先，法涵其中，高在素質，強在技能”，從而形成鮮明特色。

法律高職教育必須精心營造良好的育人環境。應當堅持“感悟職業，激發熱情，自主成長，全程育人”的方針，將整個大學生活作為樹立職業理想，修養職業道德，鍛煉職業能力，拓展職業素質的理性空間。充分發揮各種載體的文化育人功能，將社會主義文化、法律文化、職業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校園文化，營造濃厚的法律工作氛圍，培育優良教風學風，使學生在點滴之中感悟職業的要求，并內化為自身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應當搭建了學生自主學習、自主發展、自主實現的平臺，使學生感到被重視、被尊重，感到學習任務的應用價值，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法律高職教育必須強化人才培養工作與法律事務工作的結合。在教學中，應當遵循從感性到理性、從實踐到理論再到實踐的認識規律，必須改變先講理論、再搞實踐的傳統模式，從實際工作過程出發，認真研究教學內容的有效組合，提高實訓實習的時間、次數、內容、形式、方法安排的效率，做到“實”與“訓”、“習”深入結合。法律高職院校應當加強與用人單位多方面的合作，實現學生、用人單位、學校“三贏”。

參考文獻：

[1]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Z].2006-11-16.

[2]董大奎.示范性高等職業技術院校建設[M].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93.

[3][5]全國高職高專教育法律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2011年年會暨“十二五”期間高等法律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研討會綜述[Z].（法高職委〔2011〕3號）.

[4]徐國慶.職業教育項目課程開發指南[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7-41.

[6]麥可思研究院編著，王伯慶主審.2010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31、11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