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建筑論文論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發表建筑論文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發表建筑論文論文范文第1篇
1數據的來源及分析方法
本研究統計文獻數據來源于中文論文數據庫。本次統計范圍是2008-2014年期間輻照技術在環境保護領域中發表的論文情況。
本文以“輻照、廢氣”、“輻照、廢水”、“輻照、污泥”、“輻照、固體廢物”為檢索關鍵詞，根據檢索出論文的關鍵詞、摘要，將輻照技術在環境保護領域相關的論文進行篩選，并對輻照技術在環境保護領域論文的關鍵詞、論文產量與變化趨勢、發文總量、文章被引總數、論文作者等進行分析，并得出相關結論。
2國內輻照環保領域研究現狀及技術應用情況
2.1研究現狀及趨勢
2.1.1論文數量及變化趨勢
本文以“輻照、廢氣”、“輻照、廢水”、“輻照、污泥”、“輻照、固體廢物”為檢索關鍵詞在萬方數據庫的中文論文中進行搜索，統計出輻照技術在環境保護領域共計322篇(見圖1)。
輻照技術在環保領域的發文量一直處于平穩的狀態。通過圖1對輻照技術在環保領域發文總量的變化趨勢進行分析，2010年的發文量達到一個高產 期，共計發文63篇；從2011年開始，出現了一個小幅度的遞減趨勢。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前提下，輻照技術在環保領域的發文量出現遞減的趨勢，很大程度上是文獻網絡在線刊載滯后因素所導致，但總體上與之前的發文量基本持平。
2.1.2關鍵詞詞頻分析
2.1.3關鍵詞變化分析
通過統計輻照技術在環保領域出現次數最多的前10個關鍵詞詞頻(見表1)，在該領域出現最多的關鍵詞是“微波”，一共出現72次；其次為“廢水處理”，出現44次;再次為“活性炭”，出現28次。通過表1可推斷該領域的研究重點是：微波輻照技術在廢水處理、污泥、有機污染物領域的應用。
將該領域論文按照時間排序’可見在一定的時間段內環保應用領域的研究重點是存在規律的。2008-2011年展開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微波輻照技術在廢氣、廢水、污泥固體廢物處理方面進行應用；2012-2014年則主要是面的應用研究(見表2)。
利用電子束輻照技術在廢水處理、污泥、有機污染物領域開展應用。由于文獻網絡在線刊載滯后，所以導致高頻關鍵詞還是停留在早期研究的關注點上，但實際上近兩年的發展趨勢已經轉移到電子束輻照技術在廢水、污泥、有機污染物方從表3中可以看出，輻照技術在環保應用領域的研究分為兩個時期，早期開展研究的科研人員有馬春、王鵬、孫德棟、董曉麗、潘維倩。其中馬春、孫德棟、董曉麗之后有淡出跡象；研究時間最長，且一直活躍在該領域的研究人員主要是王鵬、潘維倩。2010年以后在該領域開展的研究越來越被科研人員所重視，研究開始受到關注，科研人員較為活躍，上升趨勢明顯。突出的有劉秀華、何仕均、梁霞、鄧義、王建龍。
2.2.2高被引論文作者
論文被引用次數最多的科研人員如表4所示。通過表4高被引論文可以看出，輻照技術在環保應用領域開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廢水、污泥方面。研究團隊有5個，分別是王鵬、潘維倩、袁春燕；聶錦旭、劉力凡、劉汨；孫德棟、馬春；陳芳艷；王同華。通過他們的研究，大致上可以看出研究的關注點主要是通過微波輻照技術誘導廢水、污泥中吸附劑的變性，為污泥的資源化利用找到更加有效、環保的新途徑。
通過對論文高產作者的相關單位信息進行統計，可以看出不同時期科研機構的研究重點不同，使用的技術方法也不同。
最早在該領域開展相關研究的機構有大連工業大學化工與材料學院，隨后有淡出的趨勢；哈爾濱工業大學則是該領域開展研究時間最長的機構，前期研究主要集中在通過微波輻照技術處理污泥，后期開展的研究主要側重于通過電子束輻照技術處理廢水；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和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研究院近年來開始受到關注，活躍度呈上升趨勢。
2.3.2論文高引用單位
在該領域學術論文中，哈爾濱工業大學王鵬、潘維倩、袁春燕的研究團隊發表的《微波誘導熱解污泥制備輻照技術在環保領域應用的研究論文中，《微波誘導熱解污泥制備吸附劑的研究》是被引次數最多的論文。說明該篇論文論述輻照技術在環保領域應用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創新性。被引證次數最多的觀點包括：袁春燕等采用微波誘導熱解污泥制備污泥吸附劑，通過實驗得到該法制備污泥吸附劑的最佳工藝參數，驗證了微波誘導熱解污泥制備污泥吸附劑技術的可行性。從被引次數較多的知識點可見，哈爾濱工業大學研究的微波誘導熱解污泥制備污泥吸附劑技術具有一定的創新性，且該研究成果得到了廣泛認可。
其次，廣東工業大學聶錦旭、劉力凡、劉汨的研究團隊發表的《微波強化鋁改性膨潤土對水中氨氮的吸附性能》被引證次數最多的觀點包括：近年來，世界上膨潤土的開發利用發展迅速，主要集中在深加工技術的改進，如微波法在膨潤土加工中的應用等等，可推斷廣東工業大學微波法在膨潤土深加工技術(對水中氨氮的吸附性能)中的應用具有創新性，在該領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2.4技術應用情況
2.4.1輻照技術在廢水處理中的應用
近些年我國對輻照技術開展了深人探索，并逐步將其應用于污水的處理中。比如中科院上海應用物理研究所的邊紹偉、上海大學射線應用研究所的顧建忠、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技術研究院的劉宇、黑龍江省科學院技術物理研究所的張玉寶、南京大學的劉下國等對電子束輻照技術進行了實驗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由于我國在這方面起步較晚，基礎相對較弱’利用輻照技術處理污水這一實際處理工藝還處于探索階段，與其他國家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還要做很多基礎工作。
2.4.1輻照技術在廢氣處理中的應用
隨著電子束輻照技術的不斷發展，其應用已滲透到多個領域，應用范圍不斷擴大，在環境保護中也顯示出巨大的應用潛力。相較之前的常規廢氣處理技術，電子束輻照技術適用于常規廢氣處理技術難以處理的環境污染物，并且具有無二次污染、干凈清潔、操作方法簡單、處理效率高、費用低等特點。例如杭州協聯熱電電子束脫硫技術、北京京豐熱電電子束輻照煙氣脫硫脫硝技術在對于廢氣的處理上已經初步實現了工業化。
2.4.2輻照技術在污泥處理中的應用
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發的高能電子束技術使污泥的處置處理問題得到了有效的解決。電子束經由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自行研發的高能電子加速器提供，將處理不了、剩余的污泥進行無害化處理。這樣，處理過的污泥一方面在農業上可以得到再生利用，另一方面還可以用于再生燃料的制造。2.4.4輻照技術在固體廢物中的應用
高分子固體廢物的回收再利用可以通過輻照技術與高分子材料相互作用的特點得以實現。其中上海大學生產的粘膠就是利用低輻照劑量漿粕經過輻照處理方法生產的。
橡膠的硫化和廢舊橡膠的脫硫化也可以利用輻照技術。處理方法主要是利用橡膠對電子束輻照技術和7射線具有敏感性這一特點，改變橡膠的加工性能和耐用性，使廢舊橡膠發生化學鏈解聚，從而提高廢舊橡膠的再生利用。
3國外輻照環保領域研究現狀及技術應用情況
3.1廢水處理領域中輻照技術的應用
美國研制了大規模電子加速器處理廢水裝置并于1984年在邁阿密投人使用。俄羅斯輻照凈化廢水技術由Voronezh合成橡膠廠研發成功，并很快應用到工業領域。巴西自1996年開始致力于電子加速器處理飲用水、污水的研究，其原子能研究所開發建立的大規模電子加速器水處理示范裝置，X對生活污水的消毒，工業污水中染料、苯酚、油和脂的分解及飲用水中三鹵甲烷的去除都有明顯效果。韓國的三星HeavyIndustries(SHI)公司與俄羅斯物化所聯合開發建立的電子束處理廢水裝置，能夠處理大丘染化工業公司的印染廢水。與此同時，建立了造紙廢水再循環的電子束處理商用示范裝置。
3.2廢氣處理領域中輻照技術的應用
廢氣污染主要指煙道氣污染，現已成為世界眾多污染問題中最為突出的一個。它能形成酸雨和嚴重的溫室效應。日本、德國、美國等國家極為重視對廢氣的輻照處理。
例如，美國Ebara公司已擁有電子束處理煙道氣體的技術并投人應用。俄羅斯的Kurchatov原子能研究所、莫斯科州立大學俄羅斯科學院高溫研究所、Tem-ploelekroprokt研究設計院等都陸續開展相關研究。
3.3污泥處理領域中輻照技術的應用
污泥輻照處理技術在早期工業革命發展較快的國家也得到重視，并已產生一定成果。如前聯邦德國最早建立了試驗工廠，該廠于1973年建造，在含有4%固體的污泥中，采用瞬時強7輻射殺死病菌，經輻照處理的污泥仍保有原養分，可用作肥料且性能遠超過堆肥和巴氏消毒法處理過的污泥。
此外，日本原子能研究所已著手研究電子束滅菌后制成堆肥的處理污泥工藝；美國匹茲堡CarnegieMellon研究所環保研究中心研制了含油淤泥的脫油技術，其微波脫油處理系統比常規法快30倍，體積比常規的乳液分離系統小90%;泰國研發的3kGy射線輻照能將啤酒工業產生的污泥輻照處理并達到喂食魚類的標準；越南射線輻照技術可讓輻照后的污泥成為播種體的載體。
3.4固體廢物處理領域中輻照技術的應用
固體廢物處理領域中輻照技術的應用也逐漸得到重視，其中以美國CYCLEAN公司的輻照技術最為先進。該技術能夠100%地回收利用建筑垃圾、再生舊瀝青路面的材料，且生產質量與新拌瀝青路面材料相同，成本是新拌瀝青路面材料的l/3，因此費用和污染被大大降低。美國其他研究所也將輻照用于對纖維素的處理，從中得到葡萄糖，回收率最高達到56%。
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技術，例如俄羅斯，其物理動力研究所可利用快中子反應堆處理生活和工業垃圾，該技術不僅可以用經過處理的垃圾提取金屬、建筑材料、化工產品，還可將其轉化為電力和熱力；日本將輻照技術用于木屑、廢紙、稻草等的處理，通過糖化進而發酵成為酒精。
4戰略需求發展措施及建議
就目前我國加速器電子束輻照技術的發展及應用現狀來看，今后的工作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索研究：
4.1深入分析污染物的去除機理
由于我國輻照技術起步較晚，為了更好地發揮電子束輻照的作用，我們應繼續深人分析污染物的去除機理，從而大大提高電子束輻照的利用率。
4.2提高電子束的強度，發展新型加速器
當前，現有的輻照技術已經滿足不了高要求的污染物質的處理，因此需要新型輻照技術。為了達到相應的技術水平，就需要提高輻照劑量，提高電子束強度和能量，發展新型的輻照加速器，從而實現高質量的處理效果。
4.3電子束輻照技術與其他工藝技術的互補研究
電子束輻照技術通常與其他工藝聯合使用，以達到降低能耗、節約成本、提高處理效率的效果，因此需要對相應對象進行充分了解，從而選用適合的聯合技術，彌補彼此的不足。
4.4提高電子束輻照技術的研究水平，充分利用其優點
目前國外電子束輻照技術在各個方面得到了廣泛應用，但我國電子束輻照技術基礎相對較弱，在應用方面還存在較大差距。我們應拓寬電子束輻照技術應用領域，提高研究水平，充分利用輻照技術的優點，加快實現產業化。
4.5緊湊型輻照加速器的研發及其規模產業化應用
隨著市場逐漸多樣化，需求也更加多元化。電子束輻照技術需適應各種空間、環境，因此研發緊湊型輻照加速器才能滿足市場需求。將該技術靈活化才有助于其進一步實現規模化、產業化發展。只有產業化發展才能最大程度地將該技術推廣并使其得到最大化利用。
4.6亟需出臺政策法規規范市場
技術一旦應用于市場，就會出現一系列社會問題，因此亟需相關部門出臺政策、法規，一方面用于對技術的保護，另一方面用于對市場的監管、引導。此外，加大宣傳力度，使該項技術在更大范圍內得到推廣，不僅能加強大眾的認識、提高國民科學素質，更能吸引年輕一代致力于技術開發，從而使這一技術不斷發展創新。
發表建筑論文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 進化論；科學方法；匯通中西；體系評價
〔中圖分類號〕 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89（2015）02-0078-06
21世紀的今天是一個文化多元發展的格局，立足于世紀之初總會生出文化向何處去的疑問，回眸百年前的民國文人在世紀之交中國文明面臨西方文化的強勢沖擊，一個宏大的民族心理趨向，中國的學人在救亡圖存的政治導向下作出了自己的選擇，革命派和保守派的不同的文化態度，他們的爭論都為今天的文化建設提供了可供分析參考的經驗教訓，是中國文化重建的寶貴財富。重新認識民國學人在“文學概論”上會通中西的理論探索也是尋求文化變化的軌跡的一種追源溯流的探求，不失為尋求文論現代化的可行方式。生逢亂世，學術就有了更大的擔當和責任。劉永濟先生的《文學論》就在這樣的背景中誕生了，“《文學論》是劉永濟先生年輕時在明德中學講‘文學概論’課的講義，最早于1922年在長沙湘鄂印刷公司公開出版，并在1924年由太平洋印刷公司再次印行。后來在1934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重印，成為王云五主編的‘百科小叢書’之一種。”[1]（214）劉先生憑借深厚古代文論的基礎和扎實的西學功底，其融匯中西的努力正如其在自序中所說：“參稽外籍，比附舊說者，以見翰藻之事，時地雖囿，心理玄同，未可是彼非此也。”[1]（3） 不以今而非古，不以西而律中，借鑒國外的文學理論來重新審視中國的古代文論。其用進化論眼光、西方的邏輯分析方法來重新架構中國文論的體系，為中國文論的現代轉型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一、進化論文藝發展史觀
中國古代文論受儒家思想的制約，信而好古、依經立義，強調述而不作，全力維護經學的正統地位。傳統學術具有濃郁的復古色彩，存有以古為尊的文論價值取向，古代的經史子集四部之書有著嚴格的等級劃分，在 “載道”的文學功能主義傳統之下，后代的文學必須從前代的權威中獲得許可，符合傳統的要求，才能被認可。這里面涉及一個文論的發展觀和權威性的問題，就古人的文論觀來說是認為文學有恒在不變的穩定性，古人已經把文學發展的終極真理認識到了，所以后人只需按照它的要求來做即可。古人把文學當成一種不變的具有恒在價值的認識體系。而進化論的文論觀不同以往，把文學當成一種不斷進化演進的一個過程，也就是把文學的終究價值放在不斷的發展之中，文學的演進之路和文化觀念的進步聯系在一起。劉永濟《文學論》第一章之第一節“文化發展之概觀”載：“因人類文化之發展，莫不由含糊而漸近明晰，由簡略而漸進圓滿，由武斷而漸趨精確。今日之明晰圓滿精確者，異日或更以為含糊簡略武斷，亦不可知。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安可以傲古人者而貽笑后人！故文化必求其發展無窮，未可畫然自止也。”[1]（5） 劉先生站在人類文化發展的大趨勢上，認為人類文化是不斷的由“含糊、武斷”而逐漸趨向精確、圓滿。不必以為古代的一定比現在的好，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一語中的這里體現了很明顯的進化論的眼光。“文學之先，亦包括于宗教之中，而為之服務。其時之人，于文學之觀念未能明晰，文學之內容亦極簡略，人之對于文學又多武斷之論，故未能脫宗教之羈絆。且文學之于宗教，其關系之密切，較之他種學術尤甚，故為之服務亦最久。及至近世，始一洗其面目，嶄然自見于世。”[1]（5）
文學和文化、文學和宗教的關系非常密切。劉先生在這里認為文學最開始時和宗教混合在一起，分不出彼此，“其時之人，于文學之觀念未能明晰”，至于民初，文學才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文學起源于宗教之說源自西方，劉永濟先生所用的材料大部分卻來自中國古代典籍，其取材和定優劣之準體現了其進化論的文論觀。在第一章“何為文學”中的第七節“我國歷來文學之觀念”中，其梳理了中國文學發展的概況：“我國文學發源最早，周秦已稱大盛。而研究文學至魏晉以后，始有專書。然皆渾含立論，無有條理，是非亦參半，不足以為定論。如魏文帝之《典論》，鐘嶸之《詩品》，則近于批評。摯虞之《文章流別》，任P之《文章緣起》，則近于分類。荀勖之《文章敘錄》，則近于文學史。而總論文體之源流，及古今文人之優劣，成一家之言者，則惟劉勰之《文心雕龍》最佳。”[1]（15） 以時間為經，以觀點的進步為緯，勾勒文學演進脈絡，展示其純文學的眼光，這種眼光也在其選擇材料的過程中得以延續。劉先生整體統攝中國文學觀念：”統觀我國歷代文學之觀念，不可謂于學識、感化之界，無知之者。然而名不立者義不彰，雖心知其意，而語焉不詳，此所以終多混淆也。大抵六朝以前，言志之旨多；唐宋而來，明道之誼切。老莊談玄而文多韻語，《春秋》記事而體用主觀，此學識之文而非以感化之體為之者也。后世詩人，好質言道德，明議是非，忘比興之旨，失諷諭之意，則又以感化之文為學識之文之用矣。此今日所當明辨者也。”[1]（19） 字里行間，充斥著一副發展的眼光。劉永濟先生在文中明確指出其觀點所依的進化論的線性的時間價值觀：“又今日之供少數人用者，異日可漸及于多數之人。人類之教育日普及，文字之功用愈廣大。群眾之知識日發展，文學之功用亦將愈普遍。揆之進化之理，固應如是也。故今日的之文學，一方面必求其真義愈明，一方面又必求其真用愈廣。真義愈明，則表現之方法愈精妙；真用愈廣，則人類之幸福愈增進。然則文學之義，雖至難確定，要不出此二點之外。亦如科學之發達，雖不可限，要不外實驗之法日精，與物質文明之福日廣而已。”[1]（20） 于此凸顯了進化論的文論觀。
劉先生在“主善之文學所短”一節中說中國古代文學的兩個缺點：不隨時變、情趣缺乏。其論證也很詳細：“后儒拘泥，故守舊復古之心甚深，而因時制宜之效不顯，大失時中之義矣。至其影響文學之處，則尤彰著，以揚子之才，乃不過一摹古專家；以昌黎之杰，亦不過學古能化。以我國文化之早興，歷史之悠久，而進步不及歐洲之速。若以近世歐洲文學變化之率推之，不應有今日之現象甚明，凡此何一非守舊復古有以致之也？復古之文，間接摹仿古人之處多，直接摹仿自然之處少。少則自然之奧秘，終古不宣，而材料亦陳而不鮮，此后人所以有‘天然好語，被古人道盡’之嘆也。”[1]（109）這里用進化論的觀點分析古代文論的關鍵問題是，好古、尊古、摹古、復古，被古人所限，不能用進化的觀點看待文論。其解釋孔子“述而不作”是為了“以示作禮之本義”，是為了正本清源，而非為古所限，不敢超越前人也。盡然儒家之說并非全為古所限、死于句下，在一定程度上也積極詮釋和發展了六經的要旨，可以說劉先生分析不失為一種洞見，又張目后世，寄希望于未來，彰顯了“向前看”的進化論文論思想。
二、借鏡西方科學實證方法，
觀照古代文論概念范型
西學東來，傳統文論獲得現代轉換的外在動力，“20 世紀初葉文學理論以凸顯文學觀念的獨立姿態為根本的學理追求，緣于傳統觀念的自新和異域他者的觀照，晚清以來的經學中心主義式微，儒學的影響力日漸衰歇，傳統樸學內孕的科學因子糅合西學的實證主義，儒學便逐漸退居為一種學術資源，逐漸喪失它的主流文化地位。‘文學革命’所積儲的強大勢能牽引國人去探尋允符現代境遇的學術研究路徑，對傳統的重新體認便成為民國學術改弦更張的邏輯起點。”[2] 身處社會轉型的歷史關口，對傳統的體認態度便成為新舊文人的一個重要尺碼。劉永濟先生“生于1887年12月25日，正值晚清社會發生激烈變革的前夜。曾祖父劉長佑，晚清朝廷重臣，歷任云貴總督、直隸總督等職。祖父劉思謙，曾在廣東、云南擔任知縣。受到家風的熏陶，父親自幼喜愛文學，先后就讀于湖南長沙明德學校、上海復旦公學、天津高等工業學校、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1]（531） 劉先生接受的是正規的中西結合式的新式教育，既有良好的西學功底又具備扎實的以訓詁、考證、音韻為基礎的傳統的國學功底，劉先生在龍學、詞學方面的獨到造詣即為注腳。
西方的科學方法在每門學科的具體運用都是不同的，對于古代文論來說，西方的科學方法又是怎樣的，具有怎樣的特點呢，民國學人均有各自獨特的見解。 葉維廉先生《中國詩學》談到：“或許是由于中國傳統的美感視境一開始就是超脫分析性、演繹性的緣故（見拙文《從比較的方法論中國詩的視境》），或許是因為是一個抒情詩（lyric）的傳統而非史詩或敘事詩傳統的緣故，我們最早的美學提供者主張‘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主張未封前的境界（莊子），而要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司空圖），認為詩‘不涉理路’（嚴羽），而不同于亞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洋文學批評那樣認為文學有一個有跡可循的邏輯的結構，而開出了非常之詭辯的以因果律為據，以‘陳述――證明’為干的批評。在一般的西方批評中，不管它采用哪一個角度，都起碼有下列的要求：
一、由閱讀至認定作者的用意或要旨。
二、抽出例證加以組織然后闡明。
三、延伸及加深所得結論。
他們依循頗為嚴謹的修辭法則，exordium，narratio argumentatio或probatio rebutatio，peroratio或epilogue（始、敘、證、辯、結）不管用的是歸納還是演繹――而兩者都是分析的，都是要把具體的經驗解釋為抽象的意念的程序。”[3]（3） 葉先生在這里總結了西方文學研究方法的具體做法，也就是經過閱讀文本之后所得的文本的要旨，在文本抽出例證，最后得出結論。也就是以抽象的觀念為中心，運用邏輯的方法加以分析的方法。劉先生在《文學論》中也運用了以概念的界定、功能等為中心的西學研究的方法，系統研究了中國古代文論中文學觀念以期建立新的文學概論理論文本。體現在《文學論》的如下幾個方面：第一，以文學的概念為中心建立起分析的邏輯起點。從目錄上看，其章節設置分別為：第一章“何為文學”、第二章“文學之分類”、第三章“文學的工具”、第四章“文學與藝術”、第五章“文學與人生”，第六章“研究我國文學應注意者何在”。全書以文學的定義為中心，在明確文學定義之后分析了文學的分類，比較了文學與藝術、文學與人生的關系，最后分析文學研究者存在的困難和今后的希望之所在。明顯借鑒西方的系統分析方法，并援引美國芝加哥大學毛爾登（Moulton）的文學理論來嘗試建構新的文學概論體系。第二，采用傳統的考據方法與西方實證方法相結合的方法。劉先生先站在人類文化進化發展的高度來談文學，來認識文學和宗教的關系。他認為文學起源于宗教之說，是因為人類有五種特性：起疑、求真、感樂、慰苦、解紛。而文學的產生是由于人類有感樂與慰苦的需要。具體來看劉先生的論證，首先明確什么是“感樂”：“人生有情，莫不知感。天時人事、水態山容、花飛鳥語，融和暢適之時，即感而愉快。愉快之至，即莫不思有以表現。故刻畫之事，上古已有粗型。謳歌\舞，尤為文學之初步。宗教之雕塑神像、贊美神祗，即由于此。他如宏壯之建筑、優美之音樂，其始無不以為莊嚴宗教之用。在古已然，而后世尤甚。”[1]（6） “慰苦”指的是“草昧之民，飲食艱難，危險尤多。鷙禽猛獸、惡蟲巨蛇，以及異族之殘殺、病痛之侵害，無在不足以生其苦情。哭不能勝，則呼吁以求解脫。宗教遂設物外有神，可以拯苦救災，而安慰不幸之人，于是祈禱之事以興。”[1]（6）作者認為人的主觀感情和客觀外物之間的相互作用，當外物順應人的心情時人就感到高興愉快，感到高興就要表現出來，或者唱歌或者跳舞，文學最初是人在大自然中感受到的情緒的宣泄，是人的本能的激發，它繪制了文學的雛形生態。
文學是情感流淌的產物，《尚書?堯典》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鐘嶸《詩品序》亦云：“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詩者，志之所在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4]（30）這種文學發生說認為文學是人在面對大自然四時的變化，而在內心產生的感覺情感的變化而有了文學抒發。錢中文先生認為：“意大利學者維科探討了這種思維特征。他說原始初民的本性，還類似動物的本性，即‘個人感官是他們認識事物的唯一渠道’。他們沒有推理力，渾身都是旺盛的感覺力和生動的想象力，同時，‘這種想象力完全是肉體方面的，他們就以驚人的崇高氣魄去創造’，所以他們的宗教、神話、語言等等，都通過想象力來形成的。例如由于無知，他們對一切自然現象都感到好奇，于是‘他們想象到使他們感覺到和對之驚奇的那些事物的原因都在天神’。‘同時，他們還按照自己的觀念，使自己感到驚奇的事物各有一種實體存在，正像兒童們把無生命的東西拿在手里跟他們游戲交談，仿佛它們就是些活人。’ 他們看到大自然雷電交作，以為冥冥之中有威力無比的神靈存在，按照的東西，把整個自然界看成是一個巨大的生物。于是維科把原始初民的思維比作兒童的思維加以研究，提出了原始思維混沌性、具體性的特征，即原始初民的思維的產物，詩、神話、倫理、政治、經濟觀念，都是混合在一起的。”[5]（9）劉先生認為“感樂”與“慰苦”是人的兩大特性，構成文學發生的條件。其“謳歌\舞，尤為文學之初步”之論凸顯了文學蘊育于原始的人的神話思維，文學是人面對自然的本能產物，有效對接中國遠古文學詩樂舞三位一體的文學生態。參以西方的“模仿說”、“巫術發生說”、“宗教發生說”、“游戲說”、“勞動說”等文學起源觀，劉氏此論側重文學發生于人自身所擁有的感樂與慰苦特性，彰顯了文學為人的本性自然流露的文化取向，其充分體現了初民的原始思維和神話思維，衡以民國時期的理論語境，其無疑是對傳統文論的一次繼承與超越。《文學論》中隨處可見因果分析的話語，展現其援引西方的邏輯分析，尋波討源的文學實踐。其盤點藝術之根本，就論：“藝術者，應人類精神上一種要求而成立者也。人類有求真之要求，于是有哲學；有求善之要求，于是有倫理；有求美之要求，于是有藝術。故哲學以求智為根本，倫理以合理為根本，藝術以善感為根本。哲學屬于智識，倫理屬于行為，藝術屬于情感。智識、行為、情感，為人類精神上之作用，其施于思考方面，則名智識，施于動作方面，則名行為，施于感應方面，則名情感，智識正確則真，行為適當則善，情感高尚則美，三者實異用而同體，未可強為區分也。[1]（61）作者以豐富的學養，秉持現代學術分科的視野，明確區分哲學、倫理、藝術諸學術。執因索果、追源溯流，邏輯分析推論貫穿行文始終，體現擁有西方現代學術背景的學者，力求全面而準確客觀地探求真理的文化取向，也體現了其理論自信和文化自覺。
三、會通中西以創新說，
建構民國文學概論新體系的嘗試
中國文論演進是一個不斷擁抱世界文論的過程，外來資源和本土資源的的碰撞和交流鑄造了中國文論的民族品格。“大凡一種民族生存于世界既久，又不甚與他民族相接觸，則其文化自具一種特性。及其與他民族接觸之時，其固有之文化必與新來之文化始而彼此抵牾，繼而各有消長，終而互相影響而融合為一……但當兩種文化接觸之時，此兩種文化僅有異同而無優劣，則其消長之間有一定之理，即能適宜與否而已。適宜者必安而日長，不宜者必危而日消。若一民族為學術荒落、政治紊亂之時，其固有之文化衰弱，而特性亦隱晦，則當其與新來之文化接觸之際，必呈驚疑懊喪之狀。于是不盡棄其所有以從人，必保守殘缺而不變，卒至皇皇然無所適從。若兩民族之文化相差甚遠，亦不易收良好之結果，而消長之時必失其平。失其平則非融合而為強占。強占者，新文化挾其勢而來，未必與固有之特性相安，且嘗抑屈之，馴至喪失而不能自見。如此，則新來之文化亦無新質料之吸收，但保持其故態而已，是為文化之大損失也。”[1]（96）劉先生開辟專章來討論“研究我國文學應注意者何在”，在該章第一節中“研究我國文化之重要及其困難”中極富洞見地闡明了兩種異質文化在交流碰撞中所呈現的不同的影響和結果，其所取的態度是：“究之文化未可托之空言，必當見諸實事，如國家之政治，社會之習尚，君子之行動，藝術之作品，皆文化所表見者，我居其實，則人有以觀瞻，我實果美，則人自知采納，不必呶呶費辭也”。[1]（99） 又認為：“年來雖國粹、國故之說嘗聞于耳，而其所謂‘國粹’，究未必便粹；其所謂‘國故’，又故而不粹，故亦無甚影響。此則時會未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為也。假以歲月，或有可觀耳。”[1]（97） 學無新舊之分、無中西之別，腳踏實地便有可能登堂入室，這就彰顯了他求真務實的治學觀。
劉先生以文學觀念為中心建構了文學理論的體系脈絡，個中關鍵就是如何體認文學一詞。其梳理了中國歷來文學觀念，從而歸納整理，為“文學”下一清晰的定義：“概括言之，則文學者，乃作者具先覺之才，慨然于人類之幸福有所貢獻，而以精妙之法表現之，使人類自入于溫柔敦厚之域之事也。”[1]（20）于此從文學的功能來界定文學的概念，借助作家的學識和技巧來實現文學“使人類自入于溫柔敦厚之域”的功能，此一論調雖未脫出傳統的儒家詩教觀的籠蓋，確也切合了“W衡”派的“文化價值中心”的立場，引領后人側重文化功能的角度來定義文學概念的文化實踐。就此而論，從傳統出發，并在梳理傳統之后結合新人文主義的文化價值觀，這種文學定義模式標舉了新的學術范式。劉先生引用狄昆西（De Quincey）的文學分類觀，厘定文學為學識之文和感化之文，并借鑒芝加哥大學教授毛爾登（Moulton）的“描寫（description）、表演（presentation）、反射（reflection）”的文學三原質說，對中國的文學重新作了分類并列表圖示，茲引如表所示（見下頁）。
從上表我們不難發現劉先生會通中西的學術實績，援引西方文學理論之成說來重新梳理中國古代的文體論，希冀建構一種新的文論體系，如此實踐仍值得我們大書稱頌。在借鑒毛爾登（Moulton）的文學原質說之時，劉先生用了一個簡單的圖表分析了作者、作品、讀者三者之間的關系，其路徑大體以作者為中心，類似艾布拉姆斯《鏡與燈》的文學四要素說：作家、作品、讀者、世界，雖其言不詳，但考慮到民國草創時代的文論場域，這種分類實踐已經引領后世的《文學概論》書寫。在綜合了兩種分類方法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看出其分類還是有針對性的，若例以現在的文學分類之法亦可見出其合理性：“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將各種藝術形式、文學體裁依據其摹仿媒介、模仿方式以及摹仿對象等的不同分為敘事類、抒情類、喜劇類三種。”“這種源于古希臘的文體‘三分法’，在西方文學批評實踐中廣泛而長期流行，從而被歐洲各個時期的文藝批評家所采用和發展。”[6]（173-174）若簡單地搬用外國的成說來剪裁我國固有的文體類型，難免會存在“生搬硬套”的現象，在劉永濟先生的文學視野里，小說既可作為學識之文也可視為感化之文，小說還具有反射和描寫的雙重原質。劉先生融匯西方舊說以創中國本土新說，彰顯了其建構新的文論體系的實績。劉先生還一一勾勒了中國文學體裁分類的歷史、構成之源、變遷的軌跡、文體變遷和文章形式的關系，在這些命題的論述中體現了其“文獻考證與理論批評相結合的治學特色”。即以該著第五章“文學與人生”為例，劉先生秉持現代科學視野，分別考察了文學與道德、文學表現的內容、浪漫派和寫實派的關系，突出作者在文學活動中的重要作用，這已具備了作者中心論的現代特質。要而言之，無論是劉先生的文學界定，還是文學功能的實現，文學與人生的關系論述，大都建立根基于作者“有了悟與判斷之力，而后有樂可感，有苦可慰”、“理性之培養，乃文學家應有之工夫，亦即文學家當先具之條件”[1]（9）。這里具備初步的“作者中心”的現代文論范式。劉永濟以科學分科的眼光、進化論的視角、文化研究路徑建立起了具有民國特色的文學概論體系，其雖未脫傳統文論的窠臼，已蘊育現代文論雛形。
四、《文學論》體系建構的綜合評價
劉永濟先生的《文學論》融匯中西，用邏輯分析法等西方科學研究方法改寫了中國古代文論體驗式的直覺式的文論評價模式，在繼承古代文論的優秀成分的基礎上，利用外國的文學理論來重新認識中國固有的文論，其“參稽外籍，比附舊說”之用心在《文學論》講義的行文中隨處可見，可謂用心良苦。正如劉先生在其自序中所云：“以期引申哲誥，黜其曲解，免夫士衡之譏，而遠師彥和之意云爾”，[1]（3） 撰著的目的是為了把古代文論進行現代性的轉化，使其符合學科教學的需要。其用力很深，多有創見，對于碰撞交流中的中西文化采取積極應對的方法，既不盲目排外而固步自封，也不全盤西化而失掉了傳統。主張采取務實的態度做好學術該做的事情，以應對西方文化的挑戰。其積極吸收西方邏輯實證的研究方法，嘗試完成古代文論現代性的轉化。雖然在理論的運用上還存在“以西律中”的傾向。但是其用西方科學方法，把“邏輯推論與詩性體悟”結合起來探究古代文論存在問題的源頭，正本清源的做法，給后學提供了很好的榜樣。以什么是文學為邏輯起點，全部的六個章節都是圍繞文學而展開，用文獻考證和理論分析相結合的方式，梳理了古代文學中的關鍵概念。如文學是怎么發生的，歷代文學的定義，歷代修正文字的軌跡，文學與藝術的關系，文學與人生的關系。程千帆先生在《劉永濟先生傳略》一文中評價了《文學論》：“《文學論》是在明德中學講文學概論的講義，貫通中西，要言不煩。此書后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重印多次。”[7]（284） 程先生用“貫通中西，要言不煩”來評價《文學論》，允稱確評。毋庸諱言，《文學論》的體系書寫還存在明顯的不足，其既沿襲儒家詩教溫柔敦厚的載道功能至上的文藝觀，分析了文學的價值，感樂和慰苦，又說審美是文學的中心，二者就存在矛盾，畢竟審美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文論觀還還有很大的差距，要融合兩者還需要更多的理論言說，但作為一部草創時期的“文學概論”，其能夠運用西方的文論框架來建構“文學概論”的理論體系，已體現出理論的先導色彩。《文學論》以實事求是的理論態度、進化論的眼光，參稽外籍，匯通中西，獨立嘗試建構文學概論的體系，引領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型。自臺灣的林毓生先生的專著《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發表，1990年代曹順慶先生提出古代文論“失語”論以來，有關“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型（轉換）”的大討論已成為學界的聚焦，它也帶來了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型契機。歷史是現在的過去，讓我們把目光重回民國，劉永濟先生會通中創文學概論的新體系，以冷靜的態度，不像新儒家的那樣發出“未來的世界是中國文化復興的世界”般對傳統文化的自信，也不像主張全盤西化的人那樣激進，主張腳踏實地的做學問來應對文化的危機，是值得今天的學人學習和借鑒的。其深厚的學養，極有見地的識見給后學樹立了時代的精神坐標，標舉了一個時代的學者氣度。
〔參考文獻〕
[1] 劉永濟. 文學論?默識錄[M]. 北京：中華書局，2010.
[2] 賀根民. 文心雕龍札記：古代文論研究現代轉型的一個典型文本[J]. 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4）： 69-73.
[3] 葉維廉. 中國詩學[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4] 郭紹虞. 中國歷代文論選[M].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 錢中文. 文學發展論[M].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
發表建筑論文論文范文第3篇
最初孟德爾•摩爾根發現遺傳過程中，因為含有顯性基因的成分不同，決定后代的遺傳性狀，這些遺傳性狀的概率符合多項式定律。后來發現一些與遺傳有關的病如高血壓病，它的遺傳規律要更復雜。象這類病即使已攜帶了致病基因，如果沒有一定的后天條件，致病基因也不一定能夠得到表達，也就是說不一定會患這種病。象這類病還有如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等等。另外象癌癥這一類與遺傳有關的疾病現在認為是多基因控制的病。先天攜帶的只是其中數個致病基因，余下的需要在后天一定環境中都突變成致病基因時，正常細胞才會變成癌細胞。所以說很多與遺傳有關的疾病必須要一定條件才能得到遺傳表達。身上攜帶了致病基因只要控制好不讓機體有致病基因表達條件，就可以避免這種遺傳病的發生。進一步說，如果已經患有遺傳性疾病，只要去除疾病的表達條件，就能使癥狀消失，還能治愈這種遺傳病。這是我用“減法工程”療法治療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以及以及癌癥后得出的體會。
遺傳學發展到分子生物學領域后，人們破譯了DNA、RNA的遺傳密碼和蛋白質合成過程的各種細節。盡管遺傳學已達到如此高的水平，但是還有很多謎。我采用“減法工程”療法十多年來遇到很多遺傳學問題，令人思考。
（1）生物體的外形和內臟結構形態是由遺傳決定的，現在遺傳學已解決了蛋白質等物質合成原理。但僅僅是解決了原料的問題，好比建筑上解決了磚的問題，但建筑物的外形和內部結構還要依照圖紙按一定工藝才能建成。生物體在生長過程中圖紙在哪里？它的本質是什么？在生命進程中，器官組織乃至細胞的形態，功能發生了改變，它又是依據什么遺傳信息？原先的圖紙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2）現在都知道每一個細胞內都攜帶有機體全部遺傳信息，但是細胞在分化過程中只啟動部分信息，以至于形成形態、功能各異的形形的細胞和器官。這叫做分化，在分化過程中啟動某種遺傳信息的的指令來自何方？
（3）有些遺傳病一出生即具有癥狀，如白化病、色盲等等。但另外一些象高血壓、糖尿病這類與遺傳有關的病為何要到一定年齡才出現癥狀？
（4）有沒有可能采用后天的方法不但能控制或治愈象高血壓、糖尿病這類與遺傳有關的疾病。以至可以影響改變基因，封閉致病基因使之不能表達，甚至修改致病基因，徹底治愈遺傳病。
現在普遍有一種誤解，認為遺傳病的基因是無法改變的，所以一旦有了這樣的病終生不能治愈。因此高血壓、糖尿病需要終生用藥。我認為這種觀點未必正確，以高血壓病為例來討論。
首先討論一個問題：高血壓病的基因從何而來？我覺得人類在猿猴時代沒有高血壓病，甚至在亞馬遜流域的原始部落中也沒有高血壓病。但是原始部落的后代走出叢林進入文明社會，特別是進食鹽后，開始有人患高血壓病。動物也一樣，國外有人作過實驗，用高鹽飼料喂養白鼠使之患有高血壓病。它們第二代再用高鹽培養出高血壓病，第三代白鼠一出生便患有高血壓病。可見原先沒有高血壓基因的白鼠，因后天的生活影響使基因改變獲得了致病基因。
反過來，已有了致病基因能否使之改變呢？這種可能性也是有的。首先高血壓病要到一定年齡才發病，也就是說致病基因不是一出生便得到表達，要在后天一定的內環境中才能表達出來。如果體內環境終生保持的象新生兒一樣，或者雖已出現了癥狀，只要體內環境重新恢復到新生兒那樣的狀態，致病基因就會被封閉，癥狀便不再出現。我本人便是一例，83年患有高血壓病后就不能離藥，隨著時間、藥量逐步加大，血脂不斷升高。自91年自我實行“減法工程”療法后至今未服過一粒藥，血壓、血脂已正常。
后天條件改變遺傳基因或遺傳性狀是很普遍的，米丘林用嫁接方法培養出的梨蘋果就是一個例證。實際上所有的生物進化都是后天影響遺傳的結果。
達爾文的進化論認為進化只是自然選擇淘汰的結果。自然界的各種因素使基因發生突變，產生出各種種群。有的種群經變異后更能適應環境，取得生物優勢，物種得到保存延續。有些種群變異后，不能適應環境而消亡。從這個理論看起來，生物體在進化過程中完全是處于被動地位，沒有一點主觀能動性。
近年來，韓鋒、劉粵生與我（都是廣西河池學院兼職教授）分別從物理、哲學、生物醫學角度共同提出了“觀控相對論”這論點主要觀點是：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是互動的相互影響的。［1、2］
按照我們的觀點推論，生物進化過程中，生物體自主的主觀意識也能起積極作用。縱觀生物進化過程，魚進化為爬行動物再進化為鳥或哺乳動物甚至靈長動物都包含一定的主觀因素。而人類大腦智力的進化更是主動越來越多用腦的結果。
那么，主觀能動作用能否改變基因的表達，甚至改變基因本身呢？這正是利用生物技術治療遺傳和與遺傳相關病的科研工作者的追求目標。從各方面得到的消息已取得很多很多好的成果。我實施“減法工程”療法后治愈了很多與遺傳相關的疾病，同時獲得了不少后天影響基因的證據。現在我試圖解釋其原理。要解決這個問題，我想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 經絡在遺傳表達過程中的作用
1992年我提出經絡是非物質的，它是一種時空結構。［3］當遺傳基因指導形成機體成分物質的合成時，這種時空框架結構或者是它形成的生物場為生物體的生長發育提供圖紙。在這種生物場的決定下，DNA哪部分基因被啟動哪部分被關閉。這就是決定細胞的分化，這種分化被在時空框架的具置決定。
同時，機體按著框架決定的空間形態生長發育，當物質的軀體或臟器生長到與時空框架吻合后，生長發育就停止。比如說丟失尾巴的蜥蜴，再生的尾巴就是按著方式進行的。
順便說一下，至于經絡的時空框架是什么決定的，我認為是DNA。DNA不但在物質世界決定物質的合成，在非物質世界也有決定性作用。當然，其中原理、細節還要花上幾代人的努力可能才會有答案。
2 經絡運行與遺傳表達的關系
祖國醫學認為經絡有輸送氣血、灌溉內臟的功能。內臟、機體要正常運行必須要從血中獲得物質營養。還必須獲得信息等非物質的營養、神經、激素可提供非物質營養。比如神經損傷后，盡管血液照常供應，但所支配的肌肉仍會萎縮。而經絡之氣是提供另一類信息營養。如果經絡不暢通或者阻塞，就會使內臟或機體得病。經絡不通，會在體表出現電學及組織學和機能學反應。利用這原理，我創立一種經絡診斷法。根據此法，不但可以診斷出現有的病，還可以了解既往曾得過的病，甚至可以預報將來可能會出現的病。很多患者覺得經絡診斷法“神”得不可思議。其實說明白了一點不神秘。經絡不但是一套灌溉系統，而且是一個記憶系統。曾經得過的病都會在經絡上留下記痕。另外，經絡不暢通也會產生痕跡，當經絡線上出現經氣不暢的痕跡后，說明臟腑得不到正常的“經絡氣”的營養，到一定時間肯定會出現病癥。
3 遺傳病與經絡缺陷
上面談過：經絡是由DNA決定的，那么遺傳病會在經絡上表現出來。我曾做過一些粗略的調查。一些高血壓病、糖尿病患者的子女，相應的經絡已出現不暢通，并存在記痕。這種記痕，可以在很年幼時即帶有，隨著年齡增大，這種記痕越來越明顯，經絡不暢通程度越來越高，而這種變化在有遺傳傾向的人群中出現率越來越高。這現象證明了我的以上推論。既然遺傳病的表達與經絡缺陷有關，將來利用后天的方法例如針灸治療，能否治療經絡的缺陷。從而治療、預防遺傳病本身，甚至影響有缺陷的DNA。
針灸療法能治療高血壓、糖尿病這樣的遺傳相關性疾病。這里毫無疑問的。在發病前預防這樣的病。目前尚無人研究，但是預計也是可行的。從而使人類克服這樣的疾病。
4 內環境與經絡功能乃至遺傳表達
體內環境與健康密切相關［4］。我曾闡述國內環境的構成既有物質性的，又有非物質性的。非物質性因素，長期來人們不重視，甚至否認其存在。近年來信息的概念被廣泛重視，尤其是電腦的普及。電腦的物質部分與非物質部分（軟件）的配合才能使其正常運行的事實，使人們認識到非物質因素的重要性。
內環境的惡化能損害健康，會不會同時影響經絡功能？我認為應當是肯定的。
在上世紀60到80年代有很多經絡理論工作者，對循經感傳作了大量研究，所謂循經感傳是刺激經絡或穴位，使其產生酸脹等針感，其中有一部分敏感者這種針感會沿著經絡傳導。
研究發現，經絡感傳易發生在病人及其有病臟腑的相關經絡上，即張縉教授提出的“循經感傳的趨病性”。［5］研究還發現那些沒有發生循經感傳的人和經絡中，有部分實際上已產生了循經感傳而自身沒有感覺到。所以將這樣的感傳定名為“隱性感傳”。
我也對循經感傳做了較長時間研究［6、7］。也證實了經絡感傳趨病性和隱性感傳這些現象的存在。
我研究還發現，不發生循經感傳的人和經絡，有2種情況，一種是經絡完全阻塞，因此經絡之氣不能流動，因此不可能發生循經感傳，這現象發生在不治之癥的重病人身上。而另一種是發生在健康人身上，經絡暢通經氣在其中流動很順暢，所以自身不察覺實際上已發生的循經感傳。這正好像血流在平滑的血管內或通過沒有缺陷的心臟時，聽不到血流聲音，而用血壓計袖帶施壓，使所加壓在收縮壓、舒張壓之間，血流隨之時斷時通，在此情況下，可以聽到血壓擊拍聲。或者心臟瓣膜狹窄，或關閉不全，血流通過時產生渦流，這時可以聽到心臟雜音。當血壓計袖帶壓力超過收縮壓，血流完全中斷后，又不能聽到血管擊拍音。比照這個道理，就會明白，為什么循經感傳現象病人多見，病經多見。因為在病人、病經、經絡有缺陷或被阻塞。在沒有完全被阻斷時，刺激穴位或經絡，促進經絡氣在其中流動，經氣與經絡會發生較強烈的反應，因此自身可察覺到循經感傳。
引起經絡不暢通的原因有先天性的，也有后天性的。先天性的原因是以上所述的遺傳的原因，使經絡結構產生缺陷，而使經氣運行不暢通，最后產生疾病。后天的原因有病、傷等各種原因，中醫將它們稱之為“七情”、“六”。出生后得過較嚴重的病，可損傷經絡，在經絡上留下印記。后天的致病和損傷經絡的原因，我仍將它們劃分為物質與非物質兩類。因為經絡是非物質性的，而阻塞經絡的不良因素也常為非物質的。我在針灸治療中，發現病人經絡及體內常存在一種非物質的“病氣”，體內“病氣”存在越多，病越難治。而針刺時施加疏通經絡和排“病氣”手法［8］后，可使“病氣”排出，令病人和周圍人感覺到有“涼風”吹出。治療一階段以后，隨著病氣的排出，體內經絡內存有量減少。原先的顯性感傳者會轉為隱性感傳，而經絡完全阻塞沒有感傳的難治病人，會出現循經感傳。經過這樣的變化，病情會明顯好轉。這現象為上述論點提供證據。
中醫和祖國傳統哲學認為世界可分為陰陽兩部分。我將“陽”界定為物質，“陰”界定為非物質。經絡是非物質結構，一般來說阻塞或改變經絡結構的因素可能也是非物質的，我認為可能是紊亂的信息或者是紊亂的時空順序。但是按傳統的陰陽伴隨相生的概念。不良的物質因素必定會伴有不良的非物質因素。如DNA上攜帶地中海貧血基因，必定產生錯誤的血紅蛋白而治病。同樣我觀察到經過化療的癌癥患者身上攜帶的“病氣”要明顯增多。
最后要討論：經絡功能的改變會不會影響遺傳性狀？前面論述的是經絡是DNA各種遺傳基因表達的中介。那么，經絡功能的改變也將改變基因的表達。我收集到很多證據。比如說：骨質增生，按理說生物體外形和器官形態、功能都由遺傳性狀嚴格規定，為什么到了一定年齡，很多人在頸椎、腰椎等處長出骨刺，改變了器官的形狀。針刺相關經絡穴位，可以從針上放出很多“病氣”，而“病氣”放完，不但癥狀消失，而且骨刺也可吸收。我認為這種“病氣”不但壅積在相關經絡上，還堆積在生長骨刺的位置。這樣擾亂了那里時空框架結構，于是就按改變的框架結構生出骨刺。當通過針刺排出“病氣”，清理了骨刺部位的生物場信息，現露出正確的框架結構，于是機體就按正確的圖紙吸收骨刺，椎骨就恢復到正常形態了。
順便說一下，骨質雖堅硬，但是骨質的代謝很頻繁。骨中不斷新生出破骨細胞。它不斷溶解破壞周圍的成骨細胞及其他組織,從而長成成骨細胞，當它衰老后又被新的破骨細胞溶解破壞。
用這樣的方法治療像子宮肌瘤，乳腺增生也非常有效。特別是用“減法工程”療法治愈神經纖維瘤病，甚至癌癥。1999年拙作“減法工程療法”［9］發表后，有些醫務工作者用該法治療癌癥取得很好成績。2003年張掖一名鄉村醫生找到我，告訴我用本法治療了80多位晚期癌癥，取得良效。其中不少已生存3年以上。這些例子說明經絡功能恢復正常后,錯誤的結構形態也可恢復正常。［10］
另外我治愈了一例晚期細胞癌,這名兩性人切除了男性器官后,患有本病而且已擴散,當時血清激素超標了36倍，經用“減法工程”療法治愈后,雄性激素降至原來的40分之一,至今三年來激素水平一直正常。這例子可以推想,經絡功能正常后,細胞的分化甚至DNA基因也發生了改變。
5 小 結
本論文論述了三個問題
5.1經絡作為DNA遺傳基因表達的中介，基因的變化也會引起經絡結構的變化。
5.2后天環境因素也可作用于經絡，改變其功能甚至結構從而影響遺傳表達。
5.3人為的治療干預可修正經絡的功能與結構從而使遺傳表達朝良性方向發展。
本文主要從經絡與非物質的角度討論。事實上還有很多因素參與，限于篇幅將另文討論。
參考文獻
1彭印高.經絡研究新進展中的觀控相對論現象.中華醫學創新雜志.2003，（4）8
2彭印高.感知生理與觀控相對論.中華醫學薈翠.2003，8
3彭印高.經絡時空與生物相對論.中國人體科學.1992，3
4彭印高.經絡的非物質屬性.中華醫學創新論壇雜志.2001，（2）1
5彭印高.減法工程療法與清理內環境待發表
6彭印高.經絡與外周神經的關系.第一屆世界針灸學術討論及論文摘要集.1987，北京
7彭印高.氟砷中毒地區居民中的手針感傳率觀察.上海針灸雜志.1989，2
8彭印高.針刺瀉法新論.國際針灸討論會及論文集.1994，哈爾濱
9彭印高.減法工程療法.中國人體科學.1999，2
發表建筑論文論文范文第4篇
本論文主要探究針對現代首飾設計中趨于概念性設計材料多元化的幾種形式，為能給現代首飾設計的發展帶來一些啟迪。每一位創造性的藝術設計者自己使用的表現手法（即形式）都是最好的，因為它能夠最為適當地表達出這位藝術設計者所強烈希望表達的東西。用何種藝術表現手段，同樣成為現代首飾設計師創作的探究主題。設計師們需要確定設計的表現形式，這其中“設計材料”的運用成為特別值得關注的問題。就此創造一種首飾材料探究方式，從宏觀的概念性設計中得到啟發，以便在實踐性設計中設計出富有未來意識或超前意識的跨界首飾。
1、概念性首飾設計
從現代裝飾藝術設計說起，我們知道是19世紀20-30年代的歐美設計革新運動。在大工業迅速發展、商業日益繁榮的形勢推動下，歐美的工業設計逐漸走向成熟。仍然經常留戀手工業生產的新藝術設計運動，已不能適應普遍的機械化生產的要求。以法國為首的各國設計師，紛紛站在新的高度肯定機械生產，對采用新材料、新技術的現代建筑和各種工業產品的形式美和裝飾美進行新的探索，其涉及的范圍主要包括對建筑、家具、陶瓷、玻璃、紡織、服裝等方面的設計，對于首飾的設計當然也不例外。設計師們力求在維護機械化生產的前提下，使工業產品更加美化。巴黎是裝飾藝術運動的發源地和中心，1925年在巴黎舉辦了裝飾藝術展，裝飾藝術運動因此得名并在歐美各國掀起熱潮。裝飾藝術運動使法國的服飾與首飾設計獲得很大發展。在美國，裝飾藝術運動受到百老匯歌舞、爵士音樂、好萊塢電影等大眾文化的影響，同時受到蓬勃發展的汽車工業和濃厚的商業氛圍的影響，形成獨具特色的美國裝飾風格和追求形式表現的商業設計風格。它們從紐約開始，逐漸從東海岸擴展到西海岸，并衍生出好萊塢風格。美國裝飾風格20世紀30年代傳至歐洲，在20世紀80年代，重新受到了后現代主義設計師的重視。后現代主義設計（Post-Modernism Design）是當代西方設計思潮向多元化方向發展的一個新流派，它形成于美國，歐洲和日本也相繼出現了這種設計傾向。在將近30年的發展演變中，它由建筑藝術方面的興起和壯大、擴展和影響其他設計領域。這種設計思潮是從西方工業文明中產生的，是工業社會發展到后工業社會的必然產物。在首飾設計領域，后現代主義的建筑師們，如磯崎新、霍萊因、格雷夫斯、泰格曼和埃托.索得薩斯（Ettore Sottsass，意大利“孟菲斯”設計組核心人物）于1985年-1986年為Cleto Munarl公司設計了一些造型獨特、色彩艷麗、用材大膽的首飾。20世紀60年代始發于意大利的一種設計形態———概念設計，又稱為觀念設計，是以形象設計進行設計描述。它與造型藝術中的概念藝術同步。其設計構思不拘泥于具體的設計形式，它企圖憑借新觀念和新構思，進行一種理想化的設計描述，以求在其中誕生新的設計類型。這是從宏觀角度看待設計和設計對象的一種設計思維方法。從某種角度而言，概念設計是實施全新設計之前的理論思考或稱理論設計。設計者并非在純粹空想中進行理想化描述，而是對未來的科技發展和人們的生活方式進行合理預測，打破舊有的傳統思維模式，使科學性與藝術想象緊密結合，在設計思維中排除現代科技水平及市場等方面的實際條件限制，從宏觀的、多元的角度思考，為未來的設計尋求既有科學性又有藝術性的更加豐富、全面的內涵。但有時設計師也作歷史性的回顧或對當前某事物展開平行想象，設計師可從宏觀的概念性設計中得到啟發，以便在實踐性設計中設計出富有未來意識或超前意識的全新產品。
后現代設計師甚至把裝飾藝術和概念設計有機地結合，最終發展使用多種化的設計材料探究，為探索出一種新思維的創新型設計方式。
2、設計材料多元化
近年來，人們對首飾有了新的認識，金屬首飾長期與皮膚接觸對人體有害，而且其用于標榜富貴的傳統作用已在一些西方人眼中地位下降。所以購買金銀首飾可以保值的觀念也日漸陳舊，因而首飾的作用主要用來和服裝搭配，協調裝飾美化人體己日漸被年青者接受，而這些年青者現已發展為人類社會的中堅力量，從而推動了首飾設計材料多元化的發展。
因此，設計材料的發展，使藝術首飾設計有了更加廣闊的空間。至20世紀末，材料科學的發展對人類文化至少產生了三方面影響：
1、人類文化由“重文化”向“輕文化”轉變，社會基本結構的厚重感和體量感正在消失；
2、自然材料與非自然材料的外觀差別正在模糊；
3、從一次性使用的材料向可重復使用的材料轉變。
這三個轉變將極大地影響設計，首飾設計也將有可能從傳統形式即“包裝”式外觀設計，轉向建立人與高技術之間的協調關系的設計。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材料科學和信息技術創造了一種新文化———豐富多彩的世俗文化，世界的外觀變得越來越虛實難辯、琢磨不定，使人們對事物的經驗變得越來越難以持久和固定了。在首飾設計中，可提供制作首飾的材料，往往決定設計的構思、方向甚至影響設計的優劣。設計師對材料固有特性和表現力的理解正確與否，極大影響其造型設計的品質。尤其是現代設計和現代材料，是一個范圍廣泛的學術課題，設計師必須對材料進行廣泛的認識、理解和掌握。從首飾設計藝術的角度看，材料特性使相應的加工技術和技藝得以產生和發展，同時又形成了相應的“符合材料特性”的種種首飾造型語言。不同時代的首飾設計產品所使用的不同材料，表現了不同時代的經濟和文化差異。原始時代多使用自然材料（如：象牙、皮草等）。工業革命后，工業材料即人工材料因其特性，使看來體積巨大的物體實際質量極輕，感覺柔軟的物體卻有極高的強度等等（如：貴金屬、青銅等）。隨著基因材料、克隆材料和碳納米管超級纖維材料的出現和運用，人們對設計材料的認識又從宏觀和表面達到一種微觀和深入的理解，并使設計的可行性達到前所未有的廣度和高度。如1納米是1米的十億分之一，而一個基本的碳納米管的只有1.4納米，科學家和設計師正在試圖用碳納米管設計太空升降機、微型探頭等。就此發展了多種首飾材料，起決定作用的是造型、色彩、材料與配套材料等因素。可以看出在裝飾藝術設計和概念設計中所談到的工藝技術的發展形式，致使有時設計創新推動工藝的發明，促進技術的改良。
首飾的成型是設計的一個重要程序，一件首飾設計水平的優劣，其中很大一部分因素取決于設計者對材料的理解掌握程度，以及駕馭材料能力的高低。設計者若不熟悉自己所用材料的特性，那么在進行藝術創造時，勢必無法運用自如。從材料本身探求首飾設計的藝術效果，也是概念性首飾設計的一個重要法則，充分巧妙地利用各種材料所特有的美，也是設計者的智慧所在。有了好的材料，好的設想，還要通過一定的成型工藝才能構成一件完美的造型。不同的材料，不同的造型，決定用不同的成型工藝。工藝方法的選擇，首先應明確材料性能和造型特點，取得工藝、材料和造型的高度統一。
3、首飾材料多元化的趨勢
首飾材料多元化的發展也推進了藝術首飾概念的步伐，藝術首飾設計的外衣是裝飾效果的表現，人們感知首飾時，首先視覺上是首飾的裝飾效果，其次觸覺上是首飾材料的感受。首飾追求藝術美，藝術美是首飾里飄逸出來的設計者所巧妙寄托的精神內在寓意，是設計者思想感情，審美情趣與客觀物體的貫通交融；也追求材料美，材料美是設計師對時展的掌握和運用，是時代感帶給設計師和佩戴者的體驗。追求藝術美不僅要借鑒繪畫、雕塑和真它姊妹藝術的經驗，而且要打破時空限制，突破原有的藝術形式。當前已經有很多各國藝術家在對材料多元化的首飾設計上進行嘗試和發展。此文試圖探究虛實變化的首飾材料形式，從而確定首飾設計領域表現出材料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在視覺上充滿裝飾美感和自由想象空間的效果，在觸覺上追求設計者和佩戴者追求對于不同材料的體驗，以此對首飾材料的形式能作一些創新大膽的嘗試。通過確定設計的表現形式，認識到“設計材料”的運用是特別值得關注的問題，以此創造一種首飾材料探究方式，從裝飾藝術和概念性設計中得到啟發，以便在實踐性設計中設計出富有未來意識或超前意識的跨界首飾。
參考文獻：
《設計辭典》相關設計術語的名字解釋（具有權威性）
《民間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創新》（部分理論性）
《康定斯基-文論與作品》（部分理論性）
發表建筑論文論文范文第5篇
唯美傾向和對“純藝術”的追求,早在古希臘“希臘化時期”卡利馬科斯所創造的“亞里山大里亞詩體”和古羅馬晚期文學的詩歌中,已初現端倪。近代以降,西班牙的貢戈拉派和意大利的馬里諾派,在其創作中也以雕琢詞藻、追求華美的藝術形式為旨趣。18世紀,康德提出了審美活動的獨立性和無功利感的觀點。到了19世紀,唯美思想才得以形成明確的理論形態,作為唯美主義文學觀念的核心,“為藝術而藝術”這一口號,是由法國哲學家庫辛于1818年首次提出的,但真正使這一概念得以確立的則是法國詩人和小說家戈蒂耶。
中國現代文壇對唯美主義的引進是與新文學的產生同時進行的。唯美主義文學觀念為眾多中國現代詩學觀念創始者所持有,有關這方面的理論命題在他們的文論中隨處可見,其中較為知名的包括:“藝術的本身無所謂目的”、“這沒功利心便是藝術的精神”(郭沫若);“美的追求是藝術的核心”(郁達夫);“藝術是為藝術而存在的”(梁實秋);“美術是幫助我們超脫現實而求安慰于理想境界的”(朱光潛)等。現代中國語境中的唯美主義是西方唯美主義文藝思潮廣泛影響的產物,同時也不能低估中國古典詩學傳統“先在結構”的作用和歷史語境的制約。
下文試分幾個方面來分析之:
一、早期創造社所提倡的“為藝術而藝術”.新月派所倡導的新詩格律運動,和其他文學社團對純真純美的追求,都可以說是唯美主義思潮在中國現代詩學史上的足跡。
對西方唯美主義詩學的全面介紹和借鑒主要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其代表可推創造社的郭沫若和郁達夫。作為對傳統的“載道”文學觀的反撥,前期創造社作家主張“為藝術而藝術”。創造社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在藝術的目的、藝術的功利等問題上所持的觀點,實際上就是對唯美主義的衍生和借用。他首先批評了藝術上的功利主義,“假使創作家純以功利主義為前提從事創作,上之想文藝為宣傳的利器,下之想借文藝為糊口的飯碗,這個我敢斷定一句,都是文藝的墮落,隔離文藝精神太遠了。他進而提出文學的無目的論,“藝術的本身無所謂目的,……文藝如春日之花草,乃藝術家內心之智慧的表現。”此外,郭沫若還有其他唯美的觀點偶爾一現,“毒草的彩色也有美的價值存在,何況不是毒草。”川贊美毒草的美艷,這可謂絕對的對藝術美的追求。無論從何種角度看,郭沫若在否定藝術的目的和功利時,其言辭之明確、語氣之肯定都與西方唯美主義者極為相似。
創造社其他成員郁達夫、成仿吾、等人的觀點雖然比郭沫若緩和得多,但他們的唯美主義傾向也非常明顯。郁達夫認為,“藝術所追求的是形式和精神上的美,我雖不同唯美主義者那么持論的偏激,但我卻承認美的追求是藝術的核心。”成仿吾則主張:“文學上的創作,本來只是出自內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預定的目的”,“至少我覺得除去一切功利打算,專求文學的全(Perfection)與美(Beau-ty),有值得我們終身從事的價值之可能。”困追求文學的全,實現文學的美,自由創造,抒發內心的情感,不計功利,這便是早期創造社理論的核心。以情感為核心的文學本體論,不僅是郭沫若、成仿吾等前期創造社作家的理論主張,而且也制約和影響著他們的創作。郭沫若的《殘春》、郁達夫的《沉淪》等便是這種情感本體論催生的成果。
創造社在倡導以情感為核心的本體論的同時,也顯然存在著忽視文學形式的局限。糾正創造社創作上這種偏頗傾向的,是20年代中期成立的新月社。該派主要成員聞一多、梁實秋、徐志摩等人剛從美國留學歸來,他們的文學觀念深受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梁實秋曾撰文介紹王爾德的唯美主義并表示,“藝術—尤其是文學—實在是超越善惡性而存在的。藝術沒有善惡,只有美丑,……我以為藝術是為藝術而存在的;他的目的只是美,不曉得什么叫善惡;他的效用只是供人們的安慰與娛樂。”川聞一多在《戲劇的岐途》中宣稱自己相信“純藝術主義”,并在《詩的格律》中,提出了極富創見的“三美”說,“詩的實力不獨包括音樂的美(音節),繪畫的美(詞藻),并且還有建筑的美(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簡單地說,所謂新詩的格律,就是除了內容而外,一首詩必須聽起來和看起來都要美。聽起來鏗鏘,看起來均齊、協調、舒服,賞心悅目,新月派詩人強調的是藝術美。這種由情感向形式的“轉折”.是文學對其本體地位與內部構成逐步思考與實踐的產物,它不僅標志著中國唯美主義思潮的真正確立,也提高了中國新文學的藝術水平和審美品格。
客觀地說,大多數新月派詩人在藝術超功利的問題上并不完全贊同王爾德藝才獨立于時代和藝術無關乎現實的絕對化觀點,他們所主張的只是文藝與時代和時代精神的疏離。換句話說,新月派所主張的實際上是一種修正的或者改良的唯美主義文學觀念。也許正因為如此,大多新月派詩人的唯美追求似乎只是訴諸于詩歌形式美的雕琢,而較少涉及唯美主義對于內容的限制和約束。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國唯美主義思潮進人了它的鼎盛期。這期間,政治黑暗,現實腐敗,使許多迷惘而又仿徨的文人紛紛涌人文學藝術的象牙之塔。淺草社成員希望在文學創作中攝取唯美主義等異域的營養,認為“攝取來的異域的營養又是‘世紀末’的果汁:王爾德(oscarWilde),尼采(F.W.Nietzsehe),波德萊爾(Ch.Baudelaire),安特萊夫(L.Andrew)們所安排的”。必須指出的是,淺草社成員在攝取異域營養時是做出了一些取舍的,他們吸收了唯美主義的世紀末情緒,著力于形式美的追求.但他們同時也舍棄了唯美主義“藝術超功利”和“藝術不表現真實”的思想。因為他們主張,“向外,在攝取異域的營養;向內,在挖掘自己的靈魂,要發見心靈的眼睛和喉舌,來凝視這世界,將真和美歌唱給寂寞的人們。”圖彌灑社成員堅持“無目的”的藝術觀,把《彌灑》規定為“無目的、無評論、不討論、不批評只發表順靈感所創造的文藝作品的月刊,他們所強調的是“舍文藝外,可以說再沒有別的東西了”[11〕的主張,與王爾德“藝術除了表現它自己以外,不表現任何其他東西”的觀點是相似的。
京派文人以周作人為中心,聚集在他周圍的大部分是他的學生或朋友,如俞平伯、朱自清、廢名等.他們更多地吸納了西方唯美主義者紀德、法朗士重視精神美的思想,又融人中國道家的“自然”、“虛靜”和佛教的“境界說”,追求一種自由、超脫、閑適的人生和藝術境界。海派文人則主要包括獅吼社、綠社等社團的作家。代表人物有《獅吼》、《金屋月刊》的邵詢美、滕固、章克標,綠社的朱維基、芳信、林徽因等。獅吼社成員的唯美主義觀點是較為徹底的,“我們決不承認藝術可以被別的東西來利用”,“我們要打倒淺薄,我們要打倒頑固,我們要打倒有時代觀念的工具的文藝,我們要示人以真正的藝術”,“我們要用人的力的極點來表現藝術。海派文人更多地與法國唯美主義者戈蒂耶的思想相一致,重視感官享受,追求人生歡樂,是他們創作中呈現的共同趨向。以李金發、王獨清、穆木天等為代表的象征詩派,則既具有中國中晚唐文人超然的唯美情趣,又染有西方波德萊爾式的頹廢氣息。
進人40年代,中國文壇雖然出現了以無名氏等為代表的新浪漫派和九葉詩派等具有一定唯美主義傾向的文學力量,但是,在暴風驟雨的大時代背景映襯下和聲勢浩蕩的現實主義大潮的擠壓下,結合著文學創作而推舉文學審美論的唯美主義思潮已漸趨退隱,朱光潛、宗白華、梁宗岱等一些美學家則以唯美主義為理論基礎,對文學審美理論進行了更為深人系統的開掘。他們除了介紹和研究西方哲學、美學和文學理論等,還借西方現代美學觀念和方法研究中國文學藝術,開中國文藝美學之先河。這種文藝美學相當集中地體現了文學審美論的思想觀念,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在現代中國已經被語境化的唯美主義。
二、中國現代文學審美理論之共鳴于唯美主義,主要表現在對其“為藝術而藝術”這一基本詩學觀念的接受上;而在美與自然這兩個支柱性概念的理解上,二者是有差距的。
從20世紀初西方唯美主義被引人中國,經歷了思想觀念的接受、文學創作批評上的提倡和應用、理論形態的建構,到朱光潛已基本形成中國化和體系化的文學審美理論。總體上說,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文學審美理論雖也深受西方唯美主義的影響,“但在強調文學自律,處理文學的有用與無用、審美與道德、內容與形式等方面并不那么極端。我們認為,這既是對西方唯美主義文藝觀念的“誤讀”,又是從中國當時的實際和新文學的發展需要出發而進行的一次成功的“悟讀”。這種“誤讀”和“悟讀”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