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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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世界的經濟學范文第1篇

關鍵詞　實證方法；理性主義；現象學

一、經濟學研究方法方向的轉變

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主流經濟學推崇理性邏輯演繹和數學定量分析的實證研究方法，將“經濟人”假設(人有理性，利己是人的本性，個人利益最大化)作為整個經濟學思想體系中的前提性假設和基礎性假設，并以其作為全部理論構架的邏輯支持點和方法論原則。

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以能夠成為嚴格的科學為目標。也就是能夠按照科學的標準。提出科學命題或假說，從邏輯上進行論證，并且不斷進行檢驗，從而形成理論。因此，在西方19世紀中葉英國人約翰·穆勒把歸納演繹方法作為“唯一合理”的方法引入經濟學研究，從而成為實證主義的樣板。凱恩斯沿著約翰·穆勒的思路發展了演繹法，堅信反駁理論只能依靠事實。這使他成為倡導實證主義的中流砥柱。而羅賓斯主張經濟研究不依賴倫理上的個人價值判斷來看，他把實證主義方法看作是經濟學至高無上的方法，

毫無疑問。實證主義方法對經濟學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也因此成為經濟學的主流方法。但是近年來，實證主義的方法遭到了許多學者的批判。因為實證主義僅具有唯一的教條格式，其典型特點是：開頭“引言”，接下來是“模型”或者其變種，之后是來自“經驗的結果”，最后是結論。但是，如果對照現實，世界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和經濟生活中的不穩定性，實證主義則一無所用。因此，經濟學逐漸演變為“事后”的科學，或者，跟在“統計”后面的科學。其實，方法論學者早就警告過我們：統計指標的設計總是理論導向的，你相信什么樣的經濟學理論，你就會設計什么樣的統計指標。除非學術完全盲目。人們從未見過“統計”走在“理論”之前，因為即便“不相信任何理論”，也還是如丹尼森那樣，相信了一種理論。

所以最近十年經濟學演變的趨勢之一就是經濟學正在努力掙脫形式主義的束縛。自2001年諾貝爾獎授予阿克勞夫之后，經濟學研究的熱點便開始從“不完全信息博奔”和“拍賣理論”逐漸向其他方向擴散，而新涌現的方法就是現象學方法，即經濟學開始“面向事實本身”。其實。這種研究方法的轉變早在20世紀早期就開始了。科斯發表于1937年的《企業的性質》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著作。科斯明言，他的目標是首先要針對真實世界本身。然后才是理論本身的易于處理的需要。“這里所謂’易于處理’，就是指易于運用經濟學累積的知識和分析技巧來處理研究的問題。”科斯認為如果把“易于處理”作為選擇前提性假設的唯一條件，特別是當為了“易于經濟學的處理”而以犧牲真實性為代價是，則是一種非常有害的做法。

所以經濟學絕不應該只是閉門造車，也不應該不分青紅皂白的照搬經濟理論而去解決現實情況有很大差異的經濟問題，必須要認識到真實世界的復雜性和現實生活的多維性。

二、向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直面現象的經濟學正在要求經濟學把視野從單純的抽象的理論拓展到社會科學的另外兩個維度——“價值的維度”和“事實的維度”。不錯，經濟學仍然要研究在給定了“技術結構”、“偏好結構”、“資源結構”以及“制度安排”之后，資源的最優配置——即“效率”問題，但是只要經濟學家不得不參與對現實世界的“改造”，而不僅僅是“解釋”世界，他們就不得不思考遠比“效率”問題復雜得多的問題，也即思考“價值的維度”和“事實的維度”方面的問題。所以經濟學的內在本質是非常切合現象學的口號“面向事實本身”的。正如胡塞爾所言“現象學：它標志著一門科學，一種諸科學學科之間的聯系；但現象學同時并且首先標志著一種方法和思維態度：特殊的哲學思維態度和特殊的哲學方法。”

在《作為嚴格科學的哲學》中，胡塞爾為現象學方法規定了目標，即“面向事實本身”。對于這個口號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但其核心是要求我們更充分更如實地傾聽現象。這個綱領有否定的方面，也有肯定的方面。從否定的方面看，它表現為反抗一種對待哲學的態度，這種態

度將由傳統承襲下來的一些凝固的信仰和理論當作出發點，而傳統往往將一種先入為主的偏見永遠保持下去；它要求驗明并蓄意消除理論上的構成物和符號表現形式，以便轉向純粹的現象。在這些偏見中，“思維經濟原則”是最有害的一個，它受到實證主義者的特別擁護。這個原則可以遠溯至“奧卡姆剃刀原則”，即若無必要，切勿增加實體。公允地說。實證主義者拒絕兌換夸大其辭的形而上學術語的支票，除非它們至少在原則上能夠以具體材料的硬幣清償，他們這樣做是有道理的，但他們將具體材料局限在“感覺材料”上，結果是既縮小了事實的范圍，也更加遠離了事實本身。

但是，現象學的意圖不只是批判，更重要的是豐富和重建。“面向事實本身”，這個口號首先具有一種積極的目標，它要我們轉向那些被它們面前抽象的理論模型從視線中遮蓋掉的現象。當我們拘泥于理論本身的結構或特質，當我們受限于原先的理論范式時，事實本身就已被污染或歪曲。因此，“懸置”先入為主的理論偏見和認知模式也是現象學方法的題中應用之意。

但是什么是經濟學必須面對的事實本身呢?“事實本身”在胡塞爾那里有兩重含義：一方面是指被給予之物、直接或直觀之物，它是在自身顯形和感性的具體性中被把握的對象；另一方面它還意味著哲學所應探討的實際問題本身，指所有那些以自身被給予的方式展示出來的實際問題。經濟學的“事實本身”是在人們的生活世界中直接呈現出來的，在人類社會的各種活動中能夠被人們直觀到的，甚至與每一個人息息相關的經濟的“事實”。

細究起來真實世界里發生的事往往與公認的經濟學理論相抵觸。在這種場合里理論預言的沒有發生，而公認不會出現的事實卻偏偏會出現。這就需要對“公認”的理論進行反思和批判。“現象學的批判不是反－駁，不是反－證，而是去理解被批命題，理解這些被批判命題的意義起源在哪里批判就是聽出真正的動機。”顯然現象學方法就是要去理解被批判命題，理解它們的起源和意義，把它們還原到它們得以奠基的經濟事實本身。

三、真實世界的多維性

了解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龐雜文獻的人不難理解為什么經濟學家寧可把自己局限在新古典經濟學假設體系之內，而不愿意冒風險進入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領域。不過，既然像科斯這樣的經濟學家在研究經濟問題時，能夠看到主流經濟學家研究方法的缺陷，既然直面現象的經濟學要求我們去閱讀和理解其他領域的研究者早已取得的成果，為什么我們不能走出實證主義的迷霧呢?

經濟學家對于經濟學分析范式的自信正在演變成哈耶克所警戒的“致命的自負”，這種心態，阻礙了經濟學以沉靜 謙遜的姿態借鑒與汲取來自其他學科的思想菁華。而實際上，經濟學可以從法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和倫理學那里領受的思想滋養遠比它給予這些學科的為多。經濟學對于“工具理性”和實證方法的尊崇已經使得經濟學家發展出一種精致而繁瑣的數學語言，這種被許多經濟學家指摘過的“數學形式主義”，在給予經濟學思想以普遍性和統一性的同時，也抽象掉了經濟學所必須關注的歷史與制度這些重要的路徑依賴要素，抽象掉了經濟學思想背后的文化傳統和民族性，因而也同時消解掉了古典經濟學中始終堅守和洋溢的人文關懷的精神立場。

盡管我們不能否認，現代經濟分析中數學語言的運用，是經濟學中一場重大的“修辭學革命”，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聯結全世界經濟學者的一種共同話語標準，這似乎是任何科學成長的必經之路；但是我們同時也不應該放縱這種不適宜的泛濫的趨勢。這種泛濫的后果，是經濟學思想的日益淺薄化和形式化，數學語言在賦予經濟學思想以某種“科學外表”的同時，抽象掉了經濟學重要的“知識社會學”特征，即經濟學實際包含著比數學符號和數理推算遠為豐富和有意義的歷史、制度、文化內涵，而這些特征是不可以經由數理形式而簡化和通約的。因此，當經濟學逐步鞏固其數理形式并在這種趨勢上過度發展的時候，古典時代的理性精神就逐步蛻化為一種機械的工具理性，這種趨勢阻礙了經濟思想自身的開展，也阻礙了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科際溝通以及與公眾的交流。現代經濟學在整個人文社會學科領域中變得越來越“孤獨”了，它不但不是凱恩斯所說的“經濟學的藝術”，而且以其晦澀枯燥和干癟的經濟學形式而使自己逐漸淡出思想界和大眾的視野。

因此經

學必須走出日益禁錮自己的話語壁壘，降低“進入”的門檻，同時也融合其它人文社會科學的成就。當經濟學走出自己的領域時，它將發現社會科學其實是沿著兩個維度而非單一的維度發展的，它將發現“價值的維度”對社會科學解釋世界的能力至關重要，它將發現“意志維度”是人類行為的內在依據。

(一)價值維度下的經濟學

我們知道，未來的經濟學不會再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模樣。首先，當代經濟學已經預示了“經濟學帝國”可能達到的最大疆界一凡是“理性選擇”與“實證方法”這兩條件可以被同時接受的研究領域，在原則上都屬于“經濟學帝國”。其次，在“理性選擇”和“實證方法”這兩條件同時成立的領域里，“理性”的含義與“實證”的含義都已經遭到了來自社會科學其他學科以及來自經濟學內部的，例如阿克勞夫這樣的經濟學家的挑戰。第三，新的綜合早已經開始了，綜合的經濟學或許也可以叫做“行為學”、“社會學”、“政治學”，甚至“人類學”和“法律學”，按照不同的理性假設和實證程度假設，按照不同的問題和不同的看問題的角度。

于199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阿馬蒂亞·森顯然是有勇氣走出當前主流經濟學困境的著名經濟學家之一。他以哲學家的氣質和情懷將倫理考慮嵌入經濟學前提預設，直面真實世界中人類的真實行為。從而強調內在價值的重要性，提出了福利經濟學新的多元評價準則，對關涉貧困的發展問題進行全新的界定。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森的經濟哲學思想都趨向于一點：對真實世界的無限逼近。因而被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索洛稱作“經濟學的良心”。如果說其他的經濟學家偏倚實證的數字化的發展，那么阿馬蒂亞·森卻是以實證的分析為基礎，將倫理考慮、哲學思索融入經濟學，顯示出他在學術研究中難得的執著品質，自始至終體現出他對真實世界的關注。

倫理學的嵌入：將核心預設復歸真實的努力。在主流經濟學以不由分說的態度牢固占據經濟研究方方面面的時代中，森始終以難得的勇氣對經濟學施以倫理關懷，“把經濟學和哲學工具相結合，使有關重要經濟問題的討論重新具有了倫理方面的考慮”。“他將倫理考慮作為一種內在價值重新嵌入經濟學預設，而非僅僅作為經濟學核心預設的輔補充，從而將經濟學重新復歸到注重人的價值和非理性因素的道路上。”

實際上從斯密開始，利己就不是人的甚至不是經濟人的唯一的動機，自經濟學對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假設的誤讀開始，經濟學就只研究資源配置和效率最大化的問題、其導致的直接后果是經濟學將事實與價值二分、進而將價值判斷剔除在經濟學的考察范圍的做法。這樣做的結果不僅使經濟學的信息基礎受到了限制，而且也影響著它在真實世界中的實際預測，這就是為什么經濟學陷入貧困的原因。可見把價值層面的考慮溶進經濟學視線之中，將真實溶進理論預設，直面真實世界，是經濟學轉向中必不可少的一步。

(二)意志維度下的經濟學

將人看作是“理性人”是經濟學的主要假設之一。這種對人性的高度抽象化的處理為經濟學建構自己的理論大廈起了奠基性的作用。實際上，經濟學就是理性主義經濟學，而“這一百多年的經濟學發展大致可以看做‘經濟學中的理性主義運動”’。可以說，理性主義與資本的結盟正是經濟理性主義主導人類經濟活動歷史舞臺的最終依據。資本決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術語。馬克思認因為“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正因為如此，在馬克思的理論視野中，資本就是整個現代社會的代名詞，而“經濟人”不過是理性主義的現代人，抽象演繹法不過是當性主義“抽象對象性”特征的固有屬性，經濟理性主義對最大化利益的追求也不過是資本增殖屬性的必然要求。

行為經濟學是近年來興起的具有重要影響的經濟學流派，“行為經濟學不僅在分析范式上與西方主流經濟學有所不同，而且通過意志理性替代抽象理性，實際上顛覆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根基。”行為經濟學又稱為“心理學的經濟學”或“心理學和經濟學”，它是在心理學的基礎上研究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其核心觀點是對經濟行為的研究必須建立在現實的心理特征基礎上，而不能建立在抽象的行為假設基礎上；從心理特征看，當事人是有限理性的，依靠心智賬戶、啟發式代表性程序進行決策。關心相對損益，并常常有框架效應等；當事人在決策時的偏好不是外生給定的，

而是內生于當事人的決策過程中，不僅可能出現偏好逆轉，而且會出現時間不一致等；當事人的這些決策模式和行為特征通過經濟變量反映出來，結果市場有效性不再成立，各種經濟政策需要重新考慮。

從這些基本觀點看，行為經濟學更加強調的是人的心理的整體性、易變性、非理性等意志的特征，是與主流經濟學“理性人”假設有明顯的不同。實證主義方法論被經濟學廣泛接受后，行為研究所依賴的心理學基礎已經消失。主流經濟學僅僅建立在抽象的不現實的偏好公理基礎上。可見行為經濟學是在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反思和批判中興起的，它試圖在心理學關于人的行為的研究基礎上，討論經濟活動的當事人的各種心理活動特征對其選擇或決策模式的影響；不同的心理活動影響到相應的決策模式，從而表現出相應的行為特征，這些行為特征又通過決策后果反映到具體的經濟變量當中。

四、結語

人類進入20世紀后半期，經濟發展已經日益受到越來越多的非經濟因素的困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大師研究的問題多為邊緣性或交叉性課題，就是證明。這些理論和實踐都在呼喚預示著經濟學研究方法的轉變和發展。

真實世界的經濟學范文第2篇

如今這本《新賣桔者言》，收錄了張五常先生談價格、土地、勞動合同、國際貿易的多篇隨筆，還是那種以閑話家常文字探討司空見慣經濟現象的路子。若將書名拆開了看，有五重意思：“新”，是這個聰明的懶人在“賣桔者言”的基礎上，育出的“桔子”改良品種，或日姊妹篇；“桔子”，經濟學研究的對象；“賣”，當然是小宗貿易，但經濟學所要研究的要素在此過程中缺一不可，也滲透了經濟市場的種種吊詭和好玩之處；“賣桔者”，張教授也，一位旁觀者亦是參與者；賣桔而后“言”，是從現象或者事實出發，從而作出合理的解釋。

以小窺大，六個字當可概括五常教授的經濟學方法論要點：之一，行內中的“實用”或“應用”經濟學，一般是以理論分析為起點。然后引用真實世界的例子作示范。張教授則倒轉過來，先以一個自認有趣的真實世界現象為起點，再用經濟學理論來分析。前者是求對，后者是求錯。換言之，前者是先搞好了理論，然后找實例支持。后者是先見到一個需要解釋的真實現象，然后以理論作解釋，在思考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要找反證的實例。之二，關于科學方法，是“看不到則驗不著”。張教授喜歡用簡單的經濟理論，即一條需求定律，把局限的轉變化為價格或代價的轉變。當然，能達到得心應手的境界需要花長時日。但是任何科學推出來的假說，一定要可以觀察到的才可以驗證。說什么動機，什么恐嚇、卸責、偷懶、勒索、博弈游戲、機會主義等等，一般不是實物，無從觀察，所以無從以這些術語連篇的理論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來。不是說這些理論沒有道理，或不可信，但基于無從觀察的術語或概念發展出來的理論是在說故事，缺乏科學的解釋力。

有人說，張五常是經濟學領域最勤快、大概也是最合適的“經濟學傳教士”。就說這本《新賣桔者言》，文筆輕松，但卻力透紙背。他筆下的世界千奇百怪、精彩紛呈，從鄧麗君、中國大酒店到鐵飯碗與國企職工，從養鱒魚、除夕夜香港街頭賣金橘到中國的體制改革……落筆處看似很細小，但其背后的視野卻是一個百廢待興、銳意改革國家的全方位形象，而經濟學200多年的知識脈絡和不同時期的代表人物及思想也活靈活現地呈現在讀者眼前。

張教授一貫特立獨行，其辣言辣語在學界備受爭議，卻總也繞不過去。比如他對新勞動合同法的看法。國家正式實施新勞動合同法。意在保護勞工的合法權益。這在很多人看來，不啻為一場雨后甘霖，尤其是勞工。為何?收入有基本保障了嘛。可張教授在《不救工業，樓市何救哉》一文中卻又說： “新勞動合同法意圖協助勞工，但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一小撮要搞事圖利的人，基本上此法是害了窮人自力更生的機會。”此言一出，輿論嘩然，駁斥之聲驟響，但教授不為所動。《道德經》里的一句話：“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現在為什么高技能人才很少失業?為什么那些具有高職業素養的人很少被淘汰?歸根結底，職能決定職路。正所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張五常的言辭雖然火辣了點，但卻說到了點子上。設法放開勞工自力更生的機會才是解決他們成長自我、不被淘汰的根本之道，所謂有了金剛鉆，才會攬瓷器活。

真實世界的經濟學范文第3篇

[基金項目]國家“重大新藥創制”科技重大專項（2009XZ09520-030）；中國中醫科學院自主選題項目（ZZ0808016）

[通信作者]*王連心，副研究員，博士，研究方向為中醫診療規范化及療效再評價，Tel：（010）64014411-3316，E-mail：

[作者簡介]謝雁鳴，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中醫臨床評價，Tel：（010）64014411-3316，E-mail：

[摘要]聯合用藥在臨床真實世界廣泛存在，是中藥上市后再評價的重要部分及內在要求，包括從臨床真實世界出發，評價聯合用藥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安全性；聯合用藥體內代謝成分及機制研究；聯合用藥的風險/效益評估和成本-效益衛生經濟學評價等。該專題已對冠心病、中風、失眠、抑郁癥、病毒性肝炎、帶狀皰疹、銀屑病、異位妊娠等內科、皮膚科、婦產科疾病的臨床聯合用藥進行示范研究，同時提出構建臨床聯合用藥多學科研究聯盟，探索出一套中西藥聯合應用評價及機制探討的模式，有助于推動中醫學術發展，提高服務能力和水平。

[關鍵詞]聯合用藥；真實世界；臨床評價；創新聯盟

聯合用藥（drug combination）是指為了達到治療目的而采用的2種或2種以上藥物同時或先后應用[1]。近年來，我國心腦血管疾病、惡性腫瘤、糖尿病等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呈持續上升和年輕化的趨勢，已經成為我國城鄉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并帶來沉重的醫療負擔。結核、艾滋、肝炎等重大傳染病發病率居高不下，SARS、甲型H1N1流感等新發傳染病不斷出現，傳染病防控形勢依然十分嚴峻。許多重大疾病包括常見多發病仍然缺乏經濟有效的防控辦法和診治手段，對于這一類復雜性疾病，很難用一種藥品實現全部的治療目的，因而，聯合用藥在臨床真實世界中普遍而廣泛的存在，對臨床聯合用藥的研究既是上市后再評價不可忽略的重要內容，又是其不可回避的內在需求。聯合用藥的模式主要有西藥-西藥聯用、中藥-西藥聯用、中藥-中藥聯用等。例如活血化瘀類中藥與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等聯用抗血小板凝集，益氣扶正類中藥與化療藥聯用抗腫瘤，清熱解毒類中藥與抗生素聯用抗感染等[2-9]。

早在《神農本草經》的中藥理論“七情”思想，除單行外，本身就是一種聯合用藥[10]。從現代藥理來看，無論是體外相互作用還是體內相互作用，總的說來聯合用藥結果有2種：一是使原來的效應增強，即協同作用（synergism），二是使原有的效應減弱，即拮抗作用（antagonism）。其中，協同作用中又分為相加作用和增強作用，拮抗作用中又分為相減作用和抵消作用 [11]。中藥在臨床實踐中一直發揮著“高效低毒”、不可或缺的作用，隨著國內中西藥物種類的不斷增多，中西藥聯用較為廣泛[12-16]，不僅提高臨床療效，降低不良反應；還縮短住院天數，節省衛生資源，其效果已得到醫學界的普遍認可。那么，聯合用藥有著怎樣的科學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安全性？藥物之間相互作用的“量”與“時”對風險與效益評價有怎樣的影響？聯合用藥在患者體內生物轉化過程中有怎樣的代謝特點和怎樣的機制？以上都將成為臨床聯合用藥研究的關鍵問題，為明晰這些問題，需從多個角度綜合論證。

第一，要進行聯合用藥的臨床評價。臨床問題既是聯合用藥研究的起點，又是落腳的重點。臨床評價包括使用合理性的評價、有效性的評價及安全性的評價。對于合理性，要評價其是否按照說明書規定的適應病癥、用法、用量、藥物相互作用及配伍禁忌等應用。對于有效性，既應該評價癥狀改善等主觀指標，更應該引入國際通用的客觀指標。對于安全性，需考慮兩方面的問題，一是聯合用藥用于患者后，多種藥物組分或成分在體內相互作用是否產生毒性，二是聯合用藥在有效性方面起到相加或增強的協同作用后，是否加重安全性問題，如活血化瘀藥聯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等抗血小板凝集藥品后，在加強抗血小板凝集療效的同時，會不會加大出血風險？聯合用藥臨床評價的文獻研究、真實世界回顧數據分析和前瞻性研究相結合，可為其提供一套方法體系，只有形成一套涵蓋評價內容及質量控制方法的規范與標準，才能使結果真實可信。

第二，要進行聯合用藥的生物轉化研究。每種藥品都有其成分特點、藥物代謝動力學規律曲線以及作用靶點和通路，那么，2種及2種以上的藥品聯合應用后，經患者體內生物轉化，會形成怎樣的代謝成分？間隔不同時間服用后，分別有怎樣的代謝成分改變？靶點和通路隨之怎樣改變？網絡藥理學、人體群體藥代動力學[17]、以及代謝組學、基因組學等技術方法都可以借鑒到此類問題的研究與解決中；臨床聚焦后但難以開展的問題，也可與基礎實驗室探索相結合。

第三，要進行聯合用藥的效益與風險評估。藥品上市后在臨床的使用過程中，始終貫穿著對效益（藥品對目標適應病癥的療效）與風險（藥品治療疾病是否有安全性問題）的評估與權衡。如果說藥是一把雙刃劍，那么聯合用藥更是為其利弊評價提出了更深一層的問題，用藥品種越多，藥物相互作用的發生率就越會增加，進而影響藥物療效或毒性的幾率也會增加。聯合用藥通過對效益與風險的評估與權衡，可以闡釋聯合用藥的治療學優勢，為臨床治療方案的制定與優化提供依據，推動臨床學術發展。

第四，要聯合用藥的衛生經濟學評價綜合研究。安全、有效、經濟是藥品合理使用的幾個要素，因而，臨床聯合用藥應積極成本與效益分析，為醫療衛生資源優化配置，以及為破解醫療保險制度改革難題、構建新型的中國衛生政策體系等提供考據。

本專題已從臨床真實世界電子醫療數據中對聯合用藥特點及規律進行探究。對于心腦血管疾病聯合用藥的研究，馬金輝等[18]發現高血壓病中醫證候以痰瘀互結居多，建議臨床治療上按照西醫指南（應用鈣離子拮抗劑、ACEI類、ARB類、β-受體阻滯劑、利尿劑類等五大類降壓藥）嚴格降壓的同時，應注意結合化痰祛瘀中藥。楊薇等[19]發現缺血性中風病入住中醫醫院的患者多為中經絡者，中西藥物使用最多的分別為阿司匹林和疏血通注射液。姜紅巖等[20-21]發現冠心病患者多合并高血壓、糖尿病，中西醫聯合治療冠心病已較為普遍，活血化瘀中藥是冠心病治療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與抗血小板藥、硝酸酯類藥物聯合應用，其中藥物使用最多的分別為丹紅注射液和阿司匹林。對于慢性傳染病聯合用藥的研究，如病毒性肝炎，李蘊銣等[22]發現其聯合用藥方案中以甘草酸二胺聯合還原性谷胱甘肽、胸腺肽和多烯磷脂酰膽堿為主，建議宜選用中西醫結合模式進行治療。對于精神障礙類疾病聯合用藥的研究，崔界峰等[23]對失眠患者合并疾病情況及中西藥治療用藥規律進行探討和分析，發現失眠患者合并疾病以心腦血管疾病、代謝疾病及焦慮抑郁障礙為主，合并用藥使用最多的是西藥-催眠藥和中藥-活血化瘀劑合用，使用頻率最高的前10位中藥分別為舒血寧注射液、疏血通注射液、銀杏葉提取物、天麻素、燈盞細辛注射液、血栓通、丹紅注射液、復方甘草片、三七通舒膠囊和苦碟子注射液；前10位西藥為阿普唑侖、阿司匹林、奧氮平、桂哌齊特、氟哌噻噸美利曲辛、唑吡坦、奧拉西坦、艾司唑侖、茴拉西坦和吡拉西坦。鄭軍然等[24]探索抑郁障礙患者特征以及中西醫聯合治療情況，發現氟哌噻噸美利曲辛、銀杏葉提取物單藥使用率最高，舒血寧注射液與氟西汀的聯合使用率最高。另外，本專題還有對皮膚科疾病聯合用藥的研究，例如，袁玲玲等[25]對帶狀皰疹患者一般信息、中醫證候、西醫合并病、與發病節氣的關系等以及中西藥聯合應用情況進行分析后，發現帶狀皰疹中醫證候以肝火濕熱為主，治療宜選用中西醫結合模式，且聯合用藥方案中以活血化瘀藥和神經營養藥為主，中成藥使用最多的為丹紅注射液。李建紅等[26]對銀屑病患者的臨床特征和中西藥聯用情況分析發現，其合并疾病以代謝性疾病和上呼吸道感染為主，臨床聯合治療普遍存在，抗炎保肝、清熱解毒、活血化瘀類中藥與西藥（如抗過敏、抗感染藥物與糖皮質激素、維甲酸等）聯合應用較為常見，甘草提取物與西藥聯合應用最為常見；聯合應用的西藥有維生素C、葡萄糖酸鈣、酮替芬、西替利嗪、維甲酸和外用糖皮質激素等。對婦產科疾病，本專題同樣有聯合用藥方面的研究，李麗等[27]探索真實世界中異位妊娠的用藥情況，發現異位妊娠患者的臨床用藥類別比較集中，中西醫結合治療多在西藥抗炎、殺胚、止血基礎上辨證應用中藥清熱解毒、活血化瘀、補益扶正治療，最常用的中藥種類是清熱解毒類藥、活血化瘀類藥、補益氣血類藥，中西藥聯合應用常見組合依次為清熱解毒類中藥+抗生素、清熱解毒類中藥+止血藥、活血化瘀類中藥+抗生素、補益氣血類中藥+抗生素、活血化瘀類中藥+止血藥、補益氣血類藥+止血藥、活血化瘀類中藥+殺胚藥，為臨床治療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參考。

對于臨床聯合用藥的研究，將有利于推動臨床學術發展，同時也有利于藥品自我定位、彰顯臨床價值、拓寬應用領域，從而為藥品企業深化發展提供根據。如前所述，臨床聯合用藥這一科學問題，需要多領域、多學科專家共同完成。因而，可以圍繞臨床聯合用藥臨床評價及機制等研究，建立聯合用藥研究聯盟，以國家政策為導向，臨床需求為目標，探索一種集約型的科研模式，整合科技資源，利用學科交叉發展，攻克瓶頸問題，為指導臨床安全合理用藥提供有力依據，增強中醫藥原始創新能力，進而推動科技成果轉化，使醫、產、學、研、用緊密結合，為中醫藥行業及企業的發展注入活力與動力。

[參考文獻]

[1]陳揚，薛素蘭.中西藥聯合用藥作用探析[J].中醫藥學刊，2006，24（5）：898.

[2]廖星，曾憲斌，謝雁鳴，等.回顧分析真實世界中苦碟子注射液治療冠心病和腦梗死的聯合用藥[J].中國中藥雜志，2013，38（18）：3110.

[3]盧鵬飛，向永洋，謝雁鳴，等.基于自發呈報系統丹參多酚酸鹽安全信號預警分析[J].中國中藥雜志，2013，38（18）：3003.

[4]黎元元，趙敏，謝雁鳴，等.參芪扶正注射液對腎功能影響的臨床實效分析研究[J].中國中藥雜志，2013，38（18）：3031.

[5]常艷鵬，霍劍，謝雁鳴，等.真實世界中注射用丹參多酚酸鹽不同使用劑量對肝功能的影響[J].中國中藥雜志，2013，38（18）：3092.

[6]艾青華，曾憲斌，謝雁鳴.基于傾向評分法研究真實世界參芪扶正注射液對腫瘤患者臨床結局的影響[J].中國中藥雜志，2013，38（18）：3129.

[7]常艷鵬，張輝，謝雁鳴，等.真實世界中注射用丹參多酚酸鹽治療冠心病的聯合用藥分析[J].中國中藥雜志，2013，38（18）：3186.

[8]申浩，艾青華，謝雁鳴，等.參芪扶正注射液聯合常規用藥治療心力衰竭的系統評價[J].中國中藥雜志，2013，38（18）：3200.

[9]呂志國，謝雁鳴，黎明全，等.缺血性腦血管病活血化瘀類中成藥注射液的合理應用[J]. 中國中藥雜志，2012，37（22）：3494.

[10]高學敏.中藥學[M]. 7版.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7.

[11]李俊.臨床藥理學[M]. 4版.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8.

[12]Xie Y， Tian F. Regulations and guidelin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urgently for re-evaluation on post-marketing medicines in China[J]. Chin J Integr Med， 2013， 19（7）： 483.

[13]Zinman B.Initial combination therapy for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is it ready for prime time？[J].Amer J Med，2011，124（1）：19.

[14]Jungbauer A，Medjakovi S.Anti-inflammatory properties of culinary herbs and spices that ameliorate the effects of metabolic syndrome[J].Maturitas，2012，71（3）：227.

[15]李偉珍.1248 例中西藥不合理聯用分析及對策[J].中國現代藥物應用，2014，8（8）：28.

[16]李華秀.淺談中成藥與西藥的不合理聯用[J].中國藥師，2012，1（2）：78.

[17]Wang J， Jiang J， Xie Y， et al.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of naringin in total flavonoids of drynaria fortunei （Kunze） J. Sm. in Chinese women with primary osteoporosis[J]. Chin J Integr Med， 2012， 18： 925.

[18]馬金輝，王志飛，謝雁鳴，等.真實世界30034例高血壓病住院患者中西醫診療規律初探[J].中國中藥雜志，2014，39（18）：3435.

[19]王佳，謝雁鳴，楊薇，等. 醫院電子醫療數據庫缺血性中風病患者臨床用藥特征分析[J].中國中藥雜志，2014， 39（18）：3479.

[20]李貴華，姜紅巖，謝雁鳴，等.基于真實世界84697例冠心病中醫證候特征及其中西藥使用分析[J].中國中藥雜志，2014， 39（18）：3462.

[21]李貴華，姜紅巖，謝雁鳴，等.真實世界大數據冠心病患者中西醫聯合治療規律初探[J].中國中藥雜志，2014， 39（18）：3474.

[22]李蘊銣，王連心，謝雁鳴，等.基于真實世界的病毒性肝炎患者臨床特征與用藥分析[J].中國中藥雜志，2014， 39（18）：3448.

[23]崔界峰，楊薇，謝雁鳴，等.基于真實世界的失眠患者合并疾病及用藥情況分析[J].中國中藥雜志，2014， 39（18）：3519.

[24]鄭軍然，謝雁鳴.基于HIS數據的抑郁障礙患者共病特征及中西藥聯合治療分析[J].中國中藥雜志，2014， 39（18）：3454.

[25]袁玲玲，王連心，謝雁鳴，等.真實世界帶狀皰疹住院患者發病特征與用藥分析[J].中國中藥雜志，2014， 39（18）：3469.

真實世界的經濟學范文第4篇

年9月2日，著名經濟學家羅納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逝世，萬人哀痛，世界黯然。作為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奠基人，產權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的開創者，科斯在八十多年學術生涯里對經濟學邊界的拓展和思想的解放做出了杰出貢獻；而作為關愛世人、關懷世界的智慧老人，科斯在102年生命時間里對經濟學常識在全球范圍內的普及、對拉近真實世界和理論世界的距離也付出了很多心血，且成果斐然。

大隱于市

從人生經歷看，科斯有點像電影《阿甘正傳》里的主人公，一生偉大而又平凡。偉大之處在于，他幾乎獲得了一個經濟學家所能得到的所有尊敬和榮譽；平凡之處在于，他看上去只是在人生不同階段努力做好了一個學生、一個講師、一個教授、一個主編和一個學者的本分，既沒有太大的跌宕起伏，也沒有額外的政治精彩，所有偉大成就的取得都像是一個順其自然甚至是命運使然的過程。

1910年12月29日，科斯出生在倫敦的威爾斯登，和阿甘一樣，科斯出生就有腿疾，經常會戴上鐵質器械輔助行走；17歲時，在殘疾人學校上學的科斯以優異成績考入大學，并于4年后取得了商學士學位。學生時代的科斯表現優秀，但也談不上天賦異稟。從22歲開始，科斯先是當了6年助理講師，隨后又當了9年講師和4年高等講師。41歲時，科斯獲得倫敦大學理學博士學位，并離開倫敦經濟學院，轉至美國，先后在布法羅大學、弗吉尼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擔任教授直至退休，在此期間，他還于1964年起兼任《法學與經濟學》雜志主編。就任職高校的經歷而言，科斯也是一步一個臺階。比起28歲就成為哈佛歷史上最年輕教授的薩默斯之流，科斯可能稱不上“青年才俊”，但卻是歷久彌芳，他27歲身為助理講師時寫出的論文，雖然沒有立時成為學術焦點，卻在很多年后被重新發現并被奉為學術經典。

1991年，81歲的科斯由于“揭示了經濟制度結構和函數中交易成本和產權的重要作用”而摘得經濟學最高榮譽――諾貝爾經濟學獎。對于科斯而言，獨得諾獎的確是恰如其分、實至名歸，但在很多人看來，這個褒獎來得太晚，畢竟直至1991年，諾獎已經評選了22屆。而上帝似乎比瑞典皇家科學院更具慧眼也更加公平，為了彌補諾獎遲到的遺憾，他給了科斯一個健康的身體，從而避免了科斯像凱恩斯和羅賓遜夫人一樣由于不是足夠長壽而與諾獎終生錯過。

大道無形

從學術成就看，科斯有點像是武林至尊張三豐，同樣高壽，同樣智慧，同樣不拘泥于招式，同樣隨心所欲不逾矩，單純而不簡單，深邃而不復雜，在釋放自己的同時也解開了學術于思想上的深層束縛。科斯一生學術成果豐厚，其中最著名的兩篇論文分別是1937年的《企業的性質》和1960年的《社會成本問題》。科斯在學術上的重要貢獻和偉大之處在于，他細致思考了經濟學家們視作理所應當的基礎性問題，打碎了經濟學在發展過程中自加于身的鎖鏈，并讓學術理論真正接上了地氣。

自亞當?斯密以來，現代經濟學的核心主線在于發現、論證和完善市場機制。經濟學家們先是發現了“看不見的手”，在龐大冗雜的經濟體系里，數不清的生產者生產出五花八門的商品，數不清的消費者又在購買并消費著形形他們需要的東西。而價格機制潛移默化地發揮著調節作用，最終使得供需平衡，所有產品市場都能夠達到出清的均衡狀態，而社會資源也由此獲得優化配置，消費者效用也由此實現有約束的最大化。這真是一個神奇的機制，但口說無憑，文字描述難以服眾，以至于經濟學家們不得不借助數學的力量來驗證市場機制的存在性和有效性，最終經濟學家做到了，經濟學也由此具備了一定的“科學性”并進入繁榮發展期。

科斯很早就敏銳地發現，斯密式的市場機制作用于一個假想的抽象世界，經濟學賴以自鳴得意的理論體系其實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設基礎之上，而這些假設盡管看上去頗有道理，但并不現實。于是，科斯進行了一系列在現在看來極具創新性和突破性的思考，而放在當時，這些思考既獨辟蹊徑，也有些離經叛道。首先，傳統經濟學有一個不易察覺的隱性假設，那就是供給者是無差異的，供給者是一個統稱，而并不區分他到底是誰。但科斯注意到，商品供給者是不一樣的，既有個人，也有企業，于是他提出了一個傳統經濟學無法回答的問題：為什么會有企業？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要反思經濟學另一個重要假設，傳統經濟學默認經濟人都是理性的，所謂的市場，即生產者和消費者發生交易的地方，也是一個理想化的無成本世界，就像是物理學上“無摩擦”的世界，人們不需要克服任何阻力或困難，就能自由生產、交易和消費。但現實卻是，經濟世界是有摩擦力的，人們也并非完全理性，因此，交易在搜尋、協商和成交等環節都有成本。而企業的本質，就是利用管理機制替代市場機制，實現企業內部的成本集約。而企業的邊界則取決于這種替代是否有效，企業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管理機制協調資源配置的成本將等于并大于市場直接進行資源配置的交易成本，這時，企業就沒有必要繼續擴大了。

此外，科斯還注意到，傳統經濟學不僅默認供給者是無差異的，而且還默認交易是物的交換，但實際上，真實世界的交換本質上是權利的交換，無論交易對象是有形的蘋果還是無形的排污權，買賣雙方交換的是一系列的權利。而既然交換的是權利，那么法律上的產權設置就變得十分重要了。將法學概念融入經濟學，再結合自己提出的交易成本，科斯得出了兩個重要結論，這就是被后人津津樂道的“科斯定理”：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那么只要產權是清晰的，無論產權最初如何分配，市場機制都能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如果存在交易成本，那么產權的最初分配將影響到市場機制作用后的資源配置結果。

本質上看，科斯的經濟學學術貢獻不僅在于引入了交易成本，開啟了產權理論和企業理論，更在于解放了抽象假設之于經濟學的束縛，進而讓經濟學更加貼近現實。更進一步看，科斯真正偉大的地方不在于他提出了什么、研究了什么，而是以一生踐行并示范了務實主義學術精神。科斯熟諳經典理論，但從不盲從和輕信任何權威，反對“黑板經濟學”；科斯精通數理，但其經典論文從不炫技，很少使用數學，依舊能做到邏輯清晰、論證有力；“科斯定理”家喻戶曉，但是后人所歸納，科斯本人對教條式總結和機械式套用深惡痛絕，始終提倡在尊重現實的基礎上關注現實和研究現實。

大愛無疆

從中國影響看，科斯就像他曾經研究過的燈塔，為中國經濟社會的長期發展提供了理性的光亮。作為智慧老人，科斯對世界、對世人、對中國的關愛是真切、樸實的，同為諾獎獲得者，他不像蒙代爾，經常現身于中國各類高峰論壇；也不像克魯格曼，偶爾在媒體專欄上指點江山。科斯始終在切實地關注中國、研究中國，用經濟學家最本分的方式表達關愛。他不僅多次自己掏錢資助圍繞中國經濟和制度的學術研討會，還于晚年和助手王寧一起出版了《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對中國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進行了詳盡解讀，為國際社會和學術界更多、更真切地研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幫助。

真實世界的經濟學范文第5篇

林毅夫、張維迎兩位著名經濟學家關于政府要不要干預市場和經濟的激烈交鋒引發輿論廣泛爭議。林和張的各自觀點，實際上反映了學界和政界關于中國改革方向爭論的焦點――改革該向何處去？而核心的核心，就是政府和企業該如何變革？問題焦點指向明確：政府和市場哪個更重要、更有效？

市場重要，還是政府重要？經濟學大家道格拉斯?諾斯在1981年提出諾斯悖論指出，國家具有雙重目標，一方面通過向不同的勢力集團提供不同的產權，獲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國家還試圖降低交易費用以推動社會產出的最大化，從而獲取國家稅收的增加。國家的這兩個目標經常是沖突的。“諾斯悖論”描述了國家與社會經濟相互聯系和相互矛盾的關系，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經濟衰退的根源。就是說政府既可能成為維系國家秩序和諧治理，促進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扶持之手”，也可能成為干擾國家秩序，抑制經濟發展的“掠奪之手”。

在諾斯悖論之前，諾獎得主科斯也提出了一個科斯定理，關于這個定理，比較流行的說法是：只要財產權是明確的，并且交易成本為零或者很小，那么，無論在開始時將財產權賦予誰，市場均衡的最終結果都是有效率的，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配置。

是諾斯悖論還是科斯定理正確？真實世界的經濟學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學模型。目前，雖然中國的商品市場化發展起來了，但是，要素和服務領域的市場化還相對滯后，土地、勞動力、環境和資金等要素價格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扭曲，制約著實體經濟的發展。經濟增長速度提高了，但能源、資源和環境對發展的制約也開始顯現。在大家都重視“總量”問題的背景下，提升“質量”的要求日益迫切。民營經濟搞起來了，但在諸多行業和領域阻礙和制約民營經濟做大做強的壟斷因素也不斷凸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行政管理體制基本建立，但經濟調節“越位”、市場監管“缺位”、社會管理“錯位”以及公共服務“不到位”的問題依然存在。

事實上，正如經濟學家周其仁所言：無論在產權的重新界定、企業家職能的發揮、市場經濟框架的完善、還是國家權力的約束與規范方面，中國都有面臨大量未完成的議題。作為漸進改革策略的一個結果，很多困難而艱巨的改革任務留在了后面，并面臨改變著的社會思想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