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張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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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貨幣政策范文第1篇
內容摘要:貨幣政策效應是非對稱的,經濟過熱時的緊縮作用大于經濟蕭條階段的刺激作用,因此貨幣政策的操作也是非對稱的。本文認為在世界經濟還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基于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效應,我國當前在退出寬松貨幣政策時應保持謹慎。
關鍵詞:非對稱效應 寬松貨幣政策 退出
2008年下半年開始,由于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國經濟陷入了近年來少見的低迷狀態。在困難形勢下,我國政府推出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2009年貨幣供應量M1和M2增幅達到近年來高峰,各商業銀行2009年一年新增加的本外幣信貸規模達到10萬億元左右。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對于我國經濟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之下保持平穩增長作出了貢獻,但也帶來了兩大隱憂:通貨膨脹壓力越來越大;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地產價格出現了過快上漲。進入2010年后,國內談論較多的一個話題是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退出,一些學者認為我國應盡快退出寬松的貨幣政策。近期內我國是否還應繼續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基于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效應,本文對此問題進行探討。
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效應及其行為經濟學解釋
(一)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效應
20世紀20年代初期以前,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貨幣政策效應是相對穩定的,實施緊縮性與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效果是對稱的,即貨幣供應量與產出是線性關系。直到大蕭條時期,擴張的貨幣政策對經濟復蘇幾乎沒有產生影響,才使學者們開始感到,只有緊縮性貨幣政策才是有效的,同時流動性陷阱隱含著擴張性貨幣政策效果的局限性,利率之低使央行不可能再降低利率來刺激經濟回升。弗里德曼將貨幣政策比喻為:“貨幣政策是一根繩子,你可以拉緊它來抑制通貨膨脹,但是你不能夠推動它來恢復經濟。正如你可以把馬牽到水邊,但你不能強迫它去喝水一樣”。他所指的貨幣政策效應的非對稱性驗證了凱恩斯的觀點。在其后的數十年,關于“緊縮性貨幣政策能夠有效地抑制經濟過熱,而擴張性貨幣政策在治理經濟衰退時卻顯得無能為力”這一觀點逐漸為經濟學家們所認同。因此一般認為,在經濟緊縮階段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加速作用小于經濟擴張階段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減速作用。貨幣政策對于經濟增長速度的影響,不僅依賴貨幣政策的方向和強度,而且依賴經濟周期的具體階段,這種貨幣政策對真實經濟產生不同的作用及其機制被稱為貨幣政策效應的非對稱性。
(二)貨幣政策作用非對稱性的行為經濟學解釋
對于貨幣政策效應的非對稱性的原因,可以利用行為經濟學的相關理論進行解釋。行為經濟學的有限理性和異質性的假設構成了貨幣政策非對稱性的假設前提。中央銀行通過向市場發出信號、引導公眾預期來調控宏觀經濟活動,這是貨幣政策的主要傳導機制之一。因為經濟主體的心理預期受到邊際報酬率、通貨膨脹趨勢和市場情緒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公眾預期和情緒調整是不對稱和異質性的,使得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具有了不確定性,并最終導致貨幣政策效應的非對稱。具體來說,有以下兩種解釋。
第一種解釋是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經濟主體的信心會發生改變。在蕭條時期,即使利率水平非常低,對經濟回升的悲觀思想也會使企業減少投資、消費者縮減支出。這就是大蕭條期間和日本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發生的事情。這里所說的非對稱性是指相對于蕭條期間的悲觀情緒要遠大于繁榮時期的樂觀情緒,而不是指相對于緊縮性貨幣政策有效而言,擴張性貨幣政策是不發揮效應的。第二種解釋是正向的通貨膨脹預期。正向的通貨膨脹趨勢是有限理性的社會人做出不對稱調整的根源。經濟環境是預期形成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市場氣氛中,由于從眾的心理規律的存在,有限理性的社會人行為具有趨同的趨勢。當經濟運行在正向的通貨膨脹趨勢區間內(經濟擴張期),人們預期價格水平還將持續上漲,貨幣政策的正向沖擊將得到加強,而負向沖擊將受到削弱;當經濟運行在負向的通貨膨脹趨勢區間內(經濟蕭條期),人們的預期普遍低沉,從而使貨幣政策負向沖擊增強,而正向沖擊受到削弱。因此,由貨幣政策沖擊引起的價格和產量調整的不對稱就自然出現了。
國外的許多實證研究證明了貨幣政策作用的非對稱性的存在。Cover(1992)的研究被認為是非常重要的文獻之一。Cover用M1來代表貨幣供應量,使用兩步OLS法,考察了美國1951-1987年的季度數據,檢驗貨幣政策對產出非對稱影響的存在性。結果發現,美國緊縮性貨幣政策比同等程度的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效果更大。
我國貨幣政策非對稱效應的實證研究
一些學者對我國貨幣政策效應的非對稱性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劉金全(2002)使用貨幣供給增長和利率變量兩種指標對貨幣政策狀態(擴張性和緊縮性)進行了度量。他的實證研究發現,在中國經濟運行中,緊縮性貨幣政策對于經濟的減速作用大于擴張性貨幣政策對于經濟的加速作用。在此基礎上,通過使用不同的檢驗方法和貨幣政策指標,如使用二項離散選擇模型(劉金全、張艾蓮,2003)和VAR方法(劉金全、云航,2004),都支持了劉金全(2002)的結論。劉明(2006)運用LM檢驗和t檢驗,對中國1999年1季度到2005年2季度數據進行了檢驗,得出中國貨幣政策的閥值處于-0.09至 0.05之間,并認為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和“閥值”的存在是由于微觀信貸市場上的信貸配給造成的。
(一)數據選取
判斷和檢驗貨幣政策效應的非對稱性,必然要涉及兩個主要方面的問題:一是如何描述或者度量貨幣政策的形式,即說明什么是緊縮性貨幣政策,什么是擴展性貨幣政策。本文使用貨幣供給增長率的變化表示貨幣政策的強度,具體而言,使用月度的M1增長率與趨勢水平的偏離作為貨幣政策緊縮或者松動的標志;二是如何判斷經濟周期的階段性,即判斷經濟是收縮的還是擴張的,常用的判斷宏觀經濟運行狀態的指標主要是實際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等,本文使用月度工業增加值的增長率變動反映經濟周期。所使用的數據來源于中經網,樣本期間為1996年1月到2008年6月。
(二)實證研究
本文首先對M1的月度增長率GM1t進行H-P濾波,將H-P濾波作為序列中的趨勢水平, M1的序列減去H-P濾波便是貨幣增長率中的偏離成分,表示為GM1t,當GM1t大于零時,對應數值表示為GM1t+,由于此時貨幣增速與趨勢水平相比具有擴張趨勢,因此表示貨幣政策是松動的;當GM1t小于零時,對應數值表示為GM1t-,由于此時貨幣增速與趨勢水平相比具有收縮趨勢,因此表示貨幣政策是緊縮的。
獲得貨幣沖擊序列,并分解為正向沖擊和負向沖擊后,將月度的工業增加值的增長率GYt基于常數、線性趨勢項T、貨幣擴張程度GM1t+、貨幣緊縮程度GM1t-的當期及各期滯后值進行回歸,具體回歸方程分別表示為:
在上述模型中,正向貨幣沖擊的系數和表示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沖擊作用,當它不等于零時,說明擴張性貨幣政策具有實際效果;負向貨幣政策沖擊的系數和表示緊縮性貨幣政策沖擊的作用,當它不等于零時,說明緊縮性貨幣政策具有實際效果。這時可以通過回歸系數之間的約束檢驗,判斷貨幣政策是否存在非對稱作用。貨幣政策作用對稱性的原假設和備選假設分別為:
如果檢驗拒絕原假設H0,則認為存在貨幣政策的非對稱作用,進一步比較正向貨幣政策沖擊的系數和與負向貨幣政策沖擊的系數和。如果前者較大,說明擴張性貨幣政策具有更為顯著的作用,反之,則緊縮性貨幣政策具有更為顯著的實際作用。
對檢驗貨幣政策非對稱作用的線性模型進行參數估計,通過比較各階模型的值和信息準則,本文選取n=2,p=4。通過計算可以得到如表1所示的檢驗結果。
檢驗結果說明:一是無論是擴張性貨幣政策還是緊縮性貨幣政策對我國工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的影響都是顯著的,并且兩者作用的方向相反,這與理論是相一致的。同時負向貨幣政策沖擊的系數和的絕對值大于正向貨幣政策沖擊的系數和的絕對值,說明緊縮性貨幣政策比擴張性貨幣政策更為有效;二是對于對稱性假設的檢驗,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原假設,這說明我國貨幣政策的作用在統計上存在顯著的非對稱性。
相關政策建議
貨幣政策效應非對稱性意味著在經濟擴張階段,利用貨幣政策抑制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是有效的,但經濟蕭條階段利用貨幣政策擴張經濟是低效的,因此應更多地采取財政政策,若同時采取貨幣政策,其力度應該比擴張時期更大,因此在貨幣政策操作上也應該采取非對稱性原則。從1996-2006年我國利率調整的實際來看,確實存在著非對稱現象。在1996-1999年間,央行連續7次調低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一年期貸款利率從10.98%降低到5.85%,每次下調的幅度都較大,1997年10月23日的這一次調整更是下調了144個基點;在2004年至2006年間,央行3次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從5.31上調到6.12,每次上調都是27個基點。
在復雜局勢下,貨幣政策方向的調整非常重要。由歐盟債務危機所帶來的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再加上貨幣政策在經濟過熱的緊縮作用大于經濟蕭條時的刺激作用,因此本文認為我國在退出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上應保持謹慎態度。 當前可能并不是我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退出的有利時機,應在繼續實行寬松貨幣政策的基礎上,更加強調適度、節奏和結構等問題。當世界經濟出現明顯回暖時,應考慮退出寬松的貨幣政策,但退出時,貨幣政策緊縮力度也要保持適度,防止我國經濟出現“硬著陸”風險。
參考文獻:
1.曹永琴,李澤樣.貨幣政策非對稱性效應形成機理的理論述評.經濟學家,2007.4
2.肖本華.行為經濟學范式下的貨幣政策規則研究.廈門大學博士論文,2009
3.趙進文.中國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擴張貨幣政策范文第2篇
關鍵詞：貨幣政策擴張緊縮
西方經濟學的中國悖論
從1993年開始，我國經濟出現高增長—高通脹并行，針對這種情況，政府采用了被稱之為“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并且成功地于1996年實現了“軟著陸”：即不必以經濟的大幅度下滑來糾正經濟連年超高速增長的結構失衡和通貨膨脹。緊縮的貨幣政策實現了中國經濟的適度增長，同時還降低了通貨膨脹率，被稱為“中國的奇跡”。而在西方經濟學中，無論是IS-LM模型，還是AD-AS模型，缺少了擴張的貨幣政策，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實現低通貨膨脹下的經濟增長的。我國1993年至1998年間實施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具有濃郁的緊縮意味，有學者得出西方經濟學不適合中國的結論。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待商榷。
我國貨幣政策的深層次分析
表1列出了從1992年至2002年我國各層次的貨幣供應量，從中不難看出，我國從來沒有實行過真正意義上的緊縮政策。所謂“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從來都是“適度從松”，即使從年增長率上來講，也有1/4的年份中，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是較上年遞增的。
為什么我國政府會把所實施的貨幣政策稱之為緊縮的呢？筆者認為：這是人們把政策的方向與力度混淆在一起造成的結果。絕大多數國家在絕大多數時期的貨幣政策在方向上都是擴張性的，所不同的只是擴張的力度問題。正由于這樣，我國已經在其貨幣政策中默認了擴張這個大前提，在此前提下，才有擴張力度的“適度從緊”。具體說來，1992年以后，全國經濟出現過熱，因此，中央政府有意適當降低經濟的增長率，但與此同時，我國的現實經濟增長率還低于潛在增長率（對我國潛在的經濟增長率，有學者估算大致在8%~10%之間），因此我國事實上沒有必要實施嚴格的緊縮政策。因此，中國人民銀行提出了“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這樣的概念，但實際上實施的卻是“適度從松”的貨幣政策：保持貨幣供應量的適度增長。簡言之，單純緊縮的貨幣政策是決不可能實現經濟的增長。
從西方經濟學的角度，擴張與緊縮有兩種劃分方式。一種是絕對量意義上的擴張與緊縮，是方向性的。另一種劃分方式則是相對量意義上的擴張與緊縮，也就是比較各年增長率的變化，如果當年的增長率較去年的增長率低，就稱之為緊縮，反之則稱為擴張，這也是我國所采用的說法。但就習慣上，西方經濟學所說的緊縮與擴張都是指絕對量意義上的，而且這種提法也很符合近幾個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和貨幣總量上都呈現一個增長的走勢。還有，我們在提到GDP或是其它經濟指標的時候，通常都是將當年的數值與上年度的數值進行比較，而不是將增長率的變化值當作是增長或是下降的標準。由此，我國的貨幣政策給人的印象是：始終缺乏方向感，明明一直是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卻被冠以“適度從緊”，而近些年更是改為“穩健的貨幣政策”，何謂積極，其含義很不明朗。筆者認為，可以模仿消費價格指數（CPI）的劃分模式，將貨幣政策首先劃分為擴張性的和緊縮性的，然后再按照一定的區間，將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劃分為溫和的（一位數的年增長率）、高速的（二位數的年增長率）和超級的（三位數的年增長率）。
結合我國國情的模型說明
在西方發達國家，由于其經濟在基本達到或接近達到充分就業的基礎上運行，因此，經濟增長率較低。而對我國而言，經濟正處于向市場經濟的過渡當中，這一轉軌過程所釋放出來的生產力是相當巨大的，此外，我國還存在著相當多的失業人口，現實經濟增長率還明顯低于潛在的經濟增長率。
下面結合圖1進行分析，使用AD-AS模型，針對我國“軟著陸”期間的發展實際情況，以M1的增長率變化為例，對適度從松的貨幣政策效果做一說明。
擴張貨幣政策范文第3篇
關鍵詞：貨幣政策：股票市場；不對稱性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lO)09-0037-04
一、引言
二十多年來，無論在規模還是質量上，我國股票市場都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據統計，截至2009年底，滬深兩市上市公司總數已達1718家，股票總市值和流通市值分別為243939億元和151258億元，證券化率2007年曾一度高達133％。隨著我國股票市場制度建設的不斷完善和股權分置改革使上市公司逐漸步入全流通時代，股票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正在不斷增強。因此，以股票為代表的金融資產價格的波動，今后無疑會對金融體系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產生越來越顯著的影響。為了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創造良好的宏觀經濟運行環境，我們需要在深入分析我國反周期的貨幣政策對股票市場各種不同影響的基礎上，恰當地運用多種貨幣政策來穩定股票市場，避免股票價格出現過度波動。
現有的研究從理論和經驗上探析了股票市場與貨幣政策，乃至與整個實體經濟的總體關系，相互作用方式及特點，但大部分在研究中卻忽略了考察貨幣政策在不同階段對股票市場影響的不對稱性問題。2007年以來，我國貨幣政策經歷了一輪由“從緊”向“適度寬松”的重大轉變，與此同時，股票市場也經歷了一輪由巨幅上漲，到慘烈下跌，再到強勁反彈的過程。其間，貨幣政策與股市之間存在何種聯系，貨幣政策在不同階段對股市的影響及其特點如何，這些問題都需要理論界給予解釋。有鑒于此，本文將在考察這一時期貨幣政策與股票市場關系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反周期的貨幣政策在不同階段對股票市場的影響及其特點。
二、貨幣政策對股票市場影響的作用機制分析
我國貨幣政策從調控貨幣供應量方面對股票市場的影響，理論上主要通過下述幾種作用渠道來實現。
(1)央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時，公眾手中將持有更多的貨幣，在替代效應的作用下，公眾會增加對以股票為代表的金融資產的配置。新增貨幣追逐既定數量的股票，會促使股市繁榮，推升股票市場整體價格水平。(2)寬松的貨幣政策使企業的融資需求易于得到滿足，這一方面有利于企業擴大對金融領域的投資，另一方面也降低了股東，特別是企業“大小非”通過減持股票來獲取資金的意愿，二者共同作用也會促使股價上升。(3)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會提升公眾對未來通貨膨脹的預期，為了實現資產的保值與增值，公眾會增持股票資產以抵御通脹風險，進而會推動股票價格上升。(4)中國股市歷來是一個資金加情緒推動的市場，寬松的貨幣政策會增強公眾對未來經濟增長的信心，基于對未來利潤回報的良好預期，公眾也會增持股票，提升股價水平。(5)從股票的內在價值看，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帶來的通脹預期會降低實際利率水平。在與良好的利潤回報相結合后，二者會提升股票的內在價值和估值水平，從而在理論上為股票價格的上揚提供有力的支撐。
在央行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時，股票價格理論上會做出相反的變動。當然，貨幣政策的“松”“緊”與股票市場漲跌的同步性，僅在理論層面上成立，由于貨幣政策的制定、實施存在時滯效應，金融市場的不完全性依然存在，加之股票價格變動通常具有先行性，因而在實際運行中，這些因素都會使貨幣政策對股市的短期影響并不一定嚴格遵循上述分析。另外，在其他外在因素大致相同的條件下，擴張與緊縮的貨幣政策對股票市場的作用力度也并不相同，認識影響的這種不對稱性對于貨幣當局把握好不同階段的政策實施力度顯得尤為重要。
三、實證分析
為了分析貨幣政策在擴張與收縮階段對股市的不同影響，此處主要分兩步來進行實證分析。首先，從總體上考察觀察期貨幣政策與股票市場的關聯關系，尋找與股票市場價格變動最為密切的貨幣政策變量；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劃分貨幣政策擴張與緊縮階段，研究不同階段貨幣政策對股票市場的不同影響及其特點。
(一)變量與數據選取
考慮到我國利率尚未完全實現市場化，貨幣政策主要通過調控信貸規模，影響貨幣供應量來實現，因而本文選取三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M0、M1和M2的月度同比增速指標來表征貨幣政策的變動。其中，M0=流通中的現金，M1=M0+企業活期存款+其他存款，M2=M1+企業定期存款+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其他存款，原始變量分別記做M0、M1和M2。股票市場價格波動情況則由代表性強、影響力大的上證綜合指數(Shanghaicomposite index)月末收盤點位來表征，原始變量記做SZ。
需要指出的是，貨幣政策變量使用M0、M1和M2的月度同比增速而非絕對額指標，是由于同比增速指標，不僅能夠有效消除數據的季節性影響，而且與貨幣供應量絕對數額相比更有利于反映央行擴張或緊縮的調控意圖與貨幣政策的周期性變動。因此，本文所有數據均采用月度數據，資料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及大智慧軟件系統。樣本期間為2007年1月至2009年12月。共36組數據。所有變量與模型均采用計量軟件Evxews5.0進行處理和檢驗。
(二)單位根檢驗
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協整(Cointegration)理論，為非平穩時間序列建模提供了一種新途徑。該理論認為，一些經濟變量本身雖然是非平穩序列，但其線性組合卻有可能是平穩序列。這種平穩的線性組合被稱為協整方程，并且可以被解釋為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在進行協整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對各個變量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根據動態經濟計量理論，時間序列之間如果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二者就必須是相同階數的單整(Integration)序列。單整是指變量序列具有自回歸趨勢或存在時間趨勢。變量序列如果經過d次差分之后變成一個平穩序列，則該序列就被稱為d階單整序列。其中，單整階數既是指為使序列平穩而差分的階數，也是指序列中所包含
的單位根個數，若序列不包含單位根則該序列是一個平穩序列。
目前，考察變量序列平穩性的標準方法是單位根檢驗，此處也采用ADF單位根檢驗(Augmented Dick－ey-Fuller unit root test)法來檢驗樣本期上證綜指和貨幣供應量同比增速序列的平穩性，該檢驗的零假設H0為序列存在單位根。
表1中各變量的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貨幣供給量各層次的月度同比增速序列與上證綜指序列不能拒絕原假設，因此原始變量序列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而其一階差分序列則至少可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因而可以認為是平穩序列，具備進行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
(三)Johansen協整檢驗
Johansen協整檢驗是一種以VAR模型為基礎的檢驗回歸系數的方法，與E-G方法不同的是，它能夠同時對多變量進行協整檢驗。由于該檢驗以VAR模型為基礎，所以這里首先要確定VAR模型的滯后期數，爾后再以此為起點，檢驗貨幣政策各變量與上證綜指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
表2顯示，在5個評價指標中有4個認為應該建立VAR(2)模型，因此滯后期數選擇2較為恰當。以此為基礎，對各變量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
表3的檢驗結果顯示，根據原假設，各層次貨幣供應量的月度同比增速與上證綜指收盤點位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亦即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并且至少存在一個反映各變量問關系的協整方程。
(四)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為進一步分析各變量之間的內在因果關系，尋找對股票市場影響顯著的政策變量，下面對各變量進行因果關系檢驗。岡果關系檢驗是動態經濟計量學建模理論的重要步驟之一，其目的是為了檢驗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是否真正存在因果關系，以保證模型設定的合理性。這里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法檢驗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
表4中的格蘭杰因果檢驗顯示，M0，和M1的月度同比增速是上證綜指的格蘭杰原因，而M2的月度同比增速卻不是上證綜指的格蘭杰原因。
(五)貨幣政策對股票市場影響的不對稱性分析
通常而言，各層次貨幣供應量與GDP存在一定比例下的同向變動趨勢，無論貨幣政策擴張或收縮，M0、M1和M2的絕對數額都在單調增加，單純依靠貨幣供應量的絕對額指標，難以準確反映央行的貨幣調控意圖與貨幣政策的周期性變動。因此，為了觀察不同階段貨幣政策的取向，我們需要對貨幣供應量的同比增速，特別是對M1和M2的同比增速變動進行觀察與分析。不難發現，2007年以來我國貨幣政策發生了兩次顯著的轉變，M1和M2的月度同比增速呈現出“先降后升”的變動特征。這表明，我國經歷了一輪由緊縮性貨幣政策向擴張性貨幣政策轉變的過程。
上文研究表明，各層次貨幣供應量的月度同比增速與上證綜指月末收盤點位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其中，M0和M1的月度同比增速與上證綜指之間還具有格蘭杰因果關系。據此，這里采用M1月度同比增速指標作為貨幣政策變量，來考察其緊縮與擴張階段對股票市場的不同影響，即貨幣政策對股市影響的不對稱性問題。緊縮與擴張兩個階段的劃分下，從2007年8月M1月度同比增速23％開始，至2008年11月同比增速下降到7％止，為貨幣政策緊縮期；2008年11月M1月度同比增速由7％上升至2009年11月的35％止，為貨幣政策擴張期。研究方法采用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兩步檢驗法，即E-G檢驗法來分析貨幣政策對股票市場影響的不對稱性。在對緊縮期與擴張期的M1月度同比增速序列和上證綜指月末收盤點位序列分別進行ADF單位根檢驗后發現，各序列在兩個時段都是一階單整序列。
表5結果顯示，殘差序列u1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接受不存在單位根的結論，因而可以確定殘差序列u1在兩階段都為平穩序列。由此可知，貨幣政策變量M1的月度同比增速與上證綜指之間在兩個階段皆存在協整關系，方程設定合理。從回歸方程系數看，貨幣政策與股票市場價格呈現出同向變動的特征，即緊縮性貨幣政策會產生打壓股市的效果，而擴張性政策則正好相反。另外，緊縮期貨幣政策變量的系數遠大于擴張期系數(β1>β2)，這說明周期性貨幣政策在不同階段對股票市場的影響有所不同。貨幣政策在緊縮期對股市的負面作用大于其在擴張期的積極影響。
擴張貨幣政策范文第4篇
信息經濟學研究范式在分析貨幣政策調整對公司投資決策的影響時，認為公司的資產負債表是一個整體，左右兩側相互影響，公司的資產狀況會影響公司的融資能力，而公司外部資金的可得性反過來影響公司的投資決策，其機理在于投資者和公司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由于信息不對稱，債權人與公司之間就會出現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即相對于外部債權人，公司的所有者（實際控制者）對公司投資項目擁有較多的信息，或者是當債權人把資金借給公司后，公司的管理者可能會發生敗德行為。債權人為了控制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會限制信貸資金的供應量，對小公司會出現信貸配給，對大公司會出現債務積壓，限制了公司外部債務資金的可得性，此時資金市場就不能由資金供求調節而出現均衡，而是債權人根據自身期望收益最大化確定均衡價格，均衡價格確定資金的供給量和需求量。這種研究范式是從市場主體最優的角度去分析問題，而不是從市場均衡的角度去分析問題。本文主要是基于信息經濟學的研究范式，考察貨幣政策影響公司投資的融資約束渠道的存在性，即貨幣政策調整是否會改變公司外部融資約束程度，進而影響公司投資支出。
二、假設的提出
研究表明，1998年以來我國實施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對全國經濟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省份經濟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和技術進步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郭慶旺、賈俊雪，2005）。這意味著擴張性財政政策不僅可以改善經濟環境和投資環境，在量的方面增加公司利潤，而且可以在質的方面提高公司效率。另外，由于擴張性財政政策可以通過增發國債等方式擴大購買支出，通過轉移支付方式調整收入分配，借以刺激消費和投資增長；通過稅收政策減少稅收支出，進而刺激公司再投資，拓展資本規模。因而，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利于公司會計業績的增長。而擴張性貨幣政策通常意味著貨幣供給增加和利率下降，信用也變得更加充足，新的投資項目將更為有利可圖；與此同時，在擴張性貨幣政策下，每一利率水平下的需求也會增加，這些都會導致公司有更好的盈利機會和盈利水平。根據以上分析，我們提出以下假說1：假說1：擴張性貨幣政策與公司的會計業績顯著正相關。
三、模型設計
1.模型設計。為了檢驗不同貨幣政策下的公司績效之間的差異，本文使用績效的托賓Q模型，此模型是近來研究公司績效的學者常使用的模型（Fazzraietal，1988，KaplanandZingales，1997，Duehinetal，2009）。具體模型如下。AP代表會計業績包括三個指標：營業利潤率、利潤率、凈利潤率（營業利潤、利潤總額和凈利潤除以年度平均總資產），t代表時間下標，i代表公司下標，TobinQ代表公司成長機會，LDBL是財務杠桿，MP表示貨幣政策類型啞變量。
2.貨幣政策類型的界定方法。根據對2007年至2014年第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的解讀，我國貨幣政策根據經濟發展需要進行了相機適應性調整。雖然由于篇幅的原因，沒有列示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及其類型，但是，我國自2001年第1季度至2007年第1季度一直使用穩健性貨幣政策，中間雖然也存在一些微調，但都沒有更改基本的貨幣政策類型。貨幣政策發生重大變化是從2007年第二季度開始的。為了控制經濟增長過快，公司績效過度，國家及時采用了適度從緊貨幣政策，適度從緊貨幣政策實施了兩個季度后，政府認為經濟增長速度依然過快，貨幣政策改為緊縮貨幣政策，緊縮性貨幣政策實施了三個季度，由于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從增長過快轉向趨冷，自2008年第3季度開始采用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總的來說，從2007年第2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實行的是緊縮的貨幣政策；從2008年第3季度到2010年第4季度實行的是寬松的貨幣政策；從2011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3季度實施的是穩健的貨幣政策。
四、樣本選取及假設檢驗
本文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公司財務數據使用2007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三季度報告數據，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來自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剔除下列公司數據：（1）公司財務數據中存在缺失值的數據，（2）季度銷售收入增長兩倍和減少一倍的數據，（3）總資產季度增長一倍和減少一倍的數據：（4）金融行業公司數據。為了保持更多樣本觀測值，將主要研究變量的上下1%的數據使用1%分位和99%分位值替代。考慮到季度數據可能存在季度變化特征，在設定研究視窗時，既要考慮貨幣政策的變化，又要考慮數據季度特征的影響。因此，本文將研究視窗設計如下表。
1.描述統計。從上圖中可以看出，所研究變量的均值基本都大于中位數，說明這些變量都存在右偏。由于篇幅原因沒有列出主要變量各季度均值變化表，表中可以看出，托賓Q值和流動比率成周期性的，反向變化。從2007年第二季度到2008年第二季度中央銀行實施緊縮貨幣政策，在此期間，公司托賓Q值都高于均值，其它季度公司托賓Q值都低于均值，這表明緊縮貨幣政策主要是為了抑制經濟增長過快。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受貨幣供給的影響，公司的價值在逐漸減少。
2.相關性分析。因為篇幅原因沒有列出各個變量的相關性分析，從表中發現各變量之間相關系數都顯著低于0.5，說明各變量之間沒有顯著地相關性，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擴張貨幣政策范文第5篇
【關鍵詞】通脹 貨幣政策 未來走勢
2010年來，為截止通貨膨脹預期，我國央行連續5次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12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來凍結過多的流動性資金，存貸利差已達到3%的較高水平，而大中型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也達到了21.5%的歷史高點，然后物價上升勢頭仍似乎沒有得到緩解。本輪通脹是在我國經濟結構面臨大調整，內需相對不足，同時國際初級產品供給也發生變動的大背景下產生的，因此具有復雜性。針對目前的通貨膨脹，不同層面的專家學者進行了激烈的討論，主要形成了三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通脹主要成因是貨幣因素為主，非貨幣因素為輔的貨幣與非貨幣市場“雙失衡”。貨幣超發為主導，內需增長等非貨幣要素推波助瀾。第二種觀點認為通脹主因是公眾預期的變化。理由是我國擴大內需政策引致了公眾對所有商品包括資產在內的價格攀升的預期，這種預期對通脹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短期內甚至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第三種觀點認為其他非貨幣的要素才是引發通脹的主要原因。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消費支出、政府支出、投資支出以及外資擴張等需求沖擊，勞動生產率或部門差異導致的結構性沖擊，因原材料、大宗商品價格變動引發的外源性成本沖擊，因國內工資水平變動等原因引發的供給沖擊都有可能是引發通脹的主要原因。單純通過貨幣、預期以及其他非貨幣要素中的一個方面來分析通貨膨脹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當前我國貨幣政策困境
由于我國當前量化性的貨幣工具對通脹的調控空間和效果都已經收窄的現狀，經濟增長與抑制通脹之間的矛盾開始變得尖銳。面對目前的通脹形勢，貨幣政策實現其目標面臨著多方面的約束，從而加劇了反通脹的困難程度。
（一）宏觀經濟的失衡困擾了貨幣政策目標的選擇
目前經濟滯脹的壓力對貨幣政策反通脹的目標造成了很大的限制，因為反通脹的政策強弱會對就業目標產生很大的影響。現階段內需不足問題還是沒有得到很好的克服，從投資需求來說，政府投資占多數，而且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這對經濟增長與帶動就業的效果并沒有持續性。中小企業的發展滯后，并且受到很多限制。就消費需求而言，收入差距懸殊導致了消費需求結構扭曲，也限制了消費需求的增長可能，居民消費傾向下降，也進一步虛弱了消費需求的增加。出口的增長也受到了金融危機的影響。由于市場經濟體系不完整，競爭不充分，資金融通受到阻礙，企業資金運用效率低，這些都加大了反通脹的難度，制約了反通脹政策的力度。
（二）通貨膨脹壓力成因的特殊性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現階段的通貨膨脹具有需求拉上與成本推進共同作用、外部輸入性、明顯的需求拉上的滯后性三大特征。緊縮性貨幣政策如加息、上調準備金率對于需求拉升的通脹能夠起到明顯的作用，但是對于成本推動的通脹卻沒有很大的幫助，甚至緊縮產生的供給效應還會增加企業的融資成本，反而會進一步增大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的壓力。在外貿依存度已達較高水平的情況下，來自于國際社會的通脹壓力會對我國經濟造成越來越大的影響，而對于輸入性的通脹壓力，國內的貨幣政策表現出來的作用是被動的而且也是有限的。由于現期貨幣政策的效應存在時滯，所以對前期的通脹需求壓力限制是有限的。由于這些復雜的成因，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三）貨幣政策的約束條件的特殊性抑制了貨幣政策的效果
當前“松緊結合”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反方向組合方式，削弱了緊縮貨幣政策的效應。縱觀此輪金融危機前后及抗擊金融危機過程中，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組合方式的一個特點就是，財政政策始終是擴張性的，只是擴張的力度有所變化而已。貨幣政策則有所不同，在2003年，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貨幣政策開始調整為“穩健的貨幣政策”即反方向的緊縮性政策。到了2008年下半年，貨幣政策才做出方向性逆轉，由從緊的政策轉向“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而在2010年貨幣政策方向又重新回到從緊的狀態。目前的政策組合實際上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這種組合在面對經濟滯脹的情況下有很大的必要性，但是也有可能導致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相互間的效應抵消。我國目前的財政模式是財政資金與信貸資金相配套的，這樣一來就支持了貨幣擴張，抵消了貨幣政策的緊縮效應。
（四）國際收支失衡影響了貨幣政策的緊縮效應
現階段我國國際收支嚴重失衡，進而對貨幣市場的供求關系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因此阻礙了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效應。隨著全球經濟復蘇的可能性加大，我國出口需求的擴展也不能得到很好的遏制，同時內需不足的問題又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這樣就使得我國國際貿易順差的增加變得具有客觀性。同時，由于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提高進而增加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這樣，大量的QFII以及國際熱錢會流入國內，因此，在貿易順差加大同人民幣升值預期提高的雙重壓力之下，外匯占款將進一步擴大并成為基礎貨幣增加的主要推動因素，這將直接抵消緊縮貨幣政策的效果。因此要加強外匯管理，增加央行票據對沖外匯占款量，增加短期的基本流入成本。
貨幣政策在以上幾個方面遇到的種種困境，導致了在抗擊通脹的過程中的有效性大大降低，我們應該正確認識目前的困難，提高針對性，增加有效性，協調使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以緩解經濟失衡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