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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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第1篇
關鍵詞：貨幣均衡 產業結構 國際貿易
中圖分類號：F82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7-0063-02
貨幣是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其三大主要功能――流通媒介、支付工具、財富貯藏使其成為居民獲取的對象和財富的象征。但這三大功能在不同經濟環境下，卻呈現著巨大的差異。
一、金本位制的貨幣均衡
以黃金等貴金屬作為貨幣的硬通貨環境下，黃金不僅可以作為流通媒介和支付工具，購買所需要的商品，還可以作為財富儲藏，為私人擁有。黃金不受商品的數量限制，黃金數量越多，就越能購買更多的商品，擁有者也就越富有。這也是由黃金本身的內在價值決定的，而這種黃金內在價值是由于生產黃金比生產其他商品更需要更多的成本和人們對黃金的崇拜和追求，使得黃金需求呈現相對無限性。所以，在黃金等貴金屬作為硬通貨時代，或者以黃金為基礎發行紙幣的金本位制下，由于生產黃金資源的相對稀缺和生產黃金的成本遠遠大于生產其他商品，黃金增長數量也就遠遠小于商品的增長數量，黃金供給是有限的。黃金的需求相對無限和供給的有限性，使貨幣處于非均衡狀態。可由公式（1）表示這種非均衡情況：
S< D＝D1＋D2 ＋D3（1）
S表示貨幣的供給，D表示貨幣的需求，D1表示商品流通過程中形成的流通需求，D3表示在經濟活動中的產生借貸、投資等所形成的支付需求，D2表示作為財富貯藏和未來預防所形成的儲藏需求。
由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各經濟體對黃金的追求，使D1、D2及D3需求越來越大，所以在金本位制下，黃金需求一直處于上升趨勢中，而黃金供給受生產和資源的制約，呈有限增長的特征，從而使黃金供求處于非均衡狀態。
由于黃金的供求的非均衡性，黃金需求總處于大于供給狀態，黃金的價格也就呈現上升趨勢，這樣就使商品的相對價格降低，通貨膨脹率會處于一個較低水平，難以產生通貨膨脹，經濟增長也會在一個適當水平，難以出現較大的波動。同時，由于黃金本身內在價值穩定性，國際貿易受匯率波動的風險也較小，各國以其比較優勢進行產業結構進行優化。
二、紙幣體制下的貨幣均衡
在紙幣與黃金完全脫離并代替黃金作為貨幣之后，紙幣也同樣具有貨幣的三大功能。紙幣的需求仍然由公式 （1）所決定，主要是三個部分組成，即流通需求、投資需求和儲藏需求，但這三種需求本身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首先，作為流通媒介的流通需求，仍然是由流通中的商品所需要的貨幣商定的，經濟增長越快，對應的流通需求越大。相反經濟衰退，貨幣的流通需求越小。貨幣的流通需求與經濟增長成正比。其次，包括投資需求在內的支付需求，是由貨幣借貸、投資和債務償還所需要的貨幣需求量決定的。支付需求與投資收益率和借貸利率的差成正比，投資收益率與借貸利率的差越大，支付需求也就越大。相反，支付需求就會減少。最后，儲藏需求是作為財富積累和儲備需要為主的貨幣需求，主要表現形式為儲蓄存款。儲藏需求與存款利率和貨幣價值波動相關，存款利率越高，貨幣處于升值過程中，其儲藏需求越大。相反，存款利率降低，貨幣處于不斷地貶值時，儲藏需求就會減小。
在紙幣體制下，由流通需求、投資需求和儲藏需求組成的貨幣需求與利率成反方向變動，其需求曲線是一條斜向下方傾斜的曲線。
由于紙幣完全脫離了黃金約束，紙幣的供給完全由政府的貨幣當局自主確定供給量，政府在制定貨幣發行量時，不以利率高低為依據。而是在一段時間內保持相對固定的水平。所以貨幣供給量在某一段時間內可以認為是一個常量。
三、經濟危機下的貨幣均衡及影響
當一國經濟衰退而采用擴張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發展時，我們將經濟運行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刺激階段、過渡階段和退出階段。
1.刺激階段，此時由于經濟出現負增長，生產萎縮和消費低迷，導致貨幣的流通需求減少。同時，由于經濟衰退，資本市場持續下跌，房價持續下跌，公司虧損甚至倒閉，使投資收益率下降甚至為負，從而也使支付需求減少。此外，擴張貨幣政策低利率政策，使儲蓄需求降低。經濟衰退導致居民收入減少，在邊際儲蓄傾向不變的情況下，也降低了儲蓄需求。
在刺激階段，貨幣的需求由公式（2）確定。
D=（D1+ΔD1）+（D2+ΔD2）+（D3+ΔD3）（2）
ΔD1，ΔD2，ΔD3分別表示流通需求增量、投資需求的增量和儲藏需求的增量。
ΔD1，ΔD2，ΔD3同時減少，導致貨幣總需求D減少，需求曲線向下方移動。
而貨幣政策當局擴張的貨幣政策，增加了貨幣供給，使貨幣的供給曲線向右方移動。貨幣均衡移動的結果是均衡價格即利率下降，貨幣均衡數量增加。
根據IS―LM模型，經濟衰退引起的總需求減少，導致IS曲線向左下方移動。刺激經濟所采取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擴張貨幣政策，減緩IS曲線下降甚至向上運行，使得LM曲線向右下方移動，緩和了經濟衰退的幅度和速度，經濟出現企穩甚至增長的跡象。
在產業結構方面，我們將國民經濟按層次分為生產和生活提供基本保障的基礎產業、占國民經濟主導地位的支柱產業和引領國民經濟發展方向的尖端產業。擴張財政政策的政府投資，主要投向了基礎設施建設，鐵路、公路、城市基本設施建設等基礎產業作為政府投資的主要投資領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機遇。與基礎設施建設相關產業如建材行業，也因為需求增加而得到較快的恢復。同時擴張的貨幣政策支持的低利率和過多的流動性，使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得以迅速恢復。
在國際貿易方面，由于內需的下降，各國都會將增加外需作為提高總需求的一種手段，采取一系列鼓勵出口、限制進口的政策和措施，貿易摩擦會頻繁發生、手段也會層出不窮，貿易逆差較大的國家會采用本幣貶值來改善國際貿易收支。由于大部分國家出口下降，特別是需求收入彈性和需求價格彈性大的商品，其出口下降幅度多大，而一些過度依賴出口生產低附加值商品的企業會虧損甚至會倒閉。
2.過渡階段。政府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起到阻止經濟衰退后，大量流動性使貨幣的購買力下降，產生了通貨膨脹的動力。同時政府投資的低效率和低產出，投資乘數小，使得投資形成的資產沉淀，難以進行良性經濟循環。一方面，刺激階段巨大的政府投資，形成巨額的財政赤字，也無力再增加政府投資。另一方面，民間或機構投資也會在沉積在資本市場或其他投資領域，可貨資金減少。進一步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也缺乏基礎和條件。在過渡階段，政府取消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稅收減免，減少政府投資和支出的增加。貨幣政策也放棄擴張性貨幣政策，貨幣供應量相對穩定，利率維持在一個較低水平。過渡階段時間相對較短。
3.退出階段。經濟出現持續的增長，防止通貨膨脹成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開始轉向緊縮，財政政策逐漸增加稅收、減少政府投資。貨幣政策也逐漸收回過度的貨幣，利率也逐漸提高。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得IS曲線向向上移動，LM曲線向左移動，導致國民收入減少，利率上升。
在退出階段，產業結構將會發生結構性調整。首先，在刺激階段中受政府投資拉動的行業，其需求將逐漸減小，必將引起行業的產能過剩，部分競爭低搞風險能力弱的企業將會面臨虧損甚至倒閉。依賴于信貸支持的資金密集型行業，如房地產和股市，也會出現幅度較大的調整。而一些基本消費品和生產品將在資源重新配置中吸引更多的資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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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onetary Equilibrium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Balance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s
GAO Cheng-liang1，ZHOU Ping2
（1.Business College of Beijing Union Unicersity，Beijing 100025，China；
2.Central Branch of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qing，Anqing 246003，China）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第2篇
A股經歷三季度的暴跌后，市場逐步在恢復正常的機制。IPO重啟提上日程表明目前A股交易基本恢復常態，步入正軌，危機模式結束。同時，改革的步伐并沒有因為市場的劇烈波動而停止，重啟IPO并進一步完善新股發行機制改革，表明資本市場的改革在繼續，步伐堅定且方向正確。
資本市場被賦予的主要功能是通過資金流動為經濟發展配置資本要素，其中融資是關鍵功能之一。同時新股發行亦是股票市場上市公司結構改善的重要渠道，有利于上市公司結構朝著符合社會發展的產業結構方向前進。長期暫停新股發行，既不利于上市公司結構的改善，也弱化了市場基本的融資功能。中長期看新股發行有助于上市公司結構的改善，有助于市場更好地代表經濟社會發展方向。
IPO重啟將不改股市中期趨勢。A股歷史上前后共九次暫停IPO，第九次目前仍未結束。單純就走勢看，前八次IPO重啟后，大盤上漲與下跌次數并無明顯偏向。若就趨勢是否改變看，中期觀察IPO重啟后大盤均延續了此前的走向，即新股發行并未對市場的中期趨勢產生根本性影響。因此，從歷史經驗來看，新股發行對市場的影響更傾向于是一個短期波動，而不會改變市場的中期趨勢。
銀河證券強調，當前應看淡短期波動，重視成長邏輯。近期市場情緒顯著回暖，IPO 重啟標志著股災陰霾散去、市場重歸常態，但國內宏觀經濟是否順利企穩尚不確定，美聯儲加息進程仍存變數。建議繼續深挖價值，尋找成長邏輯相對更為可靠、業績優良、估值合理的行業及公司，避免以“搶反彈”為邏輯介入估值偏高的個股。
繼續推薦三條主線。第一，大健康類，持續推薦研發創新能力較強的醫藥公司。第二，智能設備類，持續看好中國制造2025大方向。第三，移動互聯網龍頭，“互聯網+”大浪淘沙，優選未來王者。第四，信息安全，行業景氣度高、政策扶持方向確定。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見實體經濟生產面延續疲弱態勢。高頻數據顯示穩增長政策下生產面并未顯著企穩。
其中，六大發電集團耗煤量同比繼續顯著下跌，單周跌幅擴大至10%以上，產能利用率低位企穩。寬松政策推動下，房地產延續企穩態勢，30大中城市房地產銷售同比延續10%左右，一線城市漲幅最為明顯。隨著房地產友好政策持續推出與寬松政策加碼，房地產需要持續回暖。總體來說，實體經濟依然較為疲弱，供需雙方企穩基礎均不穩固，經濟增速持續回升需要寬松政策保駕護航。
預期貨幣政策繼續全面寬松。央行3季度貨幣政策報告顯示貨幣政策全面寬松還會延續，政策還會進一步放松向實體經濟的信貸投放，并引導實體經濟利率水平繼續下行。同時央行專門就實際利率和債務問題進行專題討論，分析了“債務――通縮”理論，該理論說明在通縮壓力下貨幣當局有必要通過降息等擴張性政策來“再通脹”，以避免物價的下行加大負債壓力，形成經濟下滑的惡性循環。央行討論債務通貨緊縮理論這一事實本身就代表了貨幣政策寬松態度，將繼續推動實際利率下降，央行未來繼續降準降息的概率仍然不小。
寬松政策或將推動經濟逐步弱企穩。經濟下行壓力之下，寬松政策將繼續加碼。繼續多種方式引導金融體系過量資金進入實體經濟，推動社會融資總量擴張，緩解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瓶頸緩解將推動投資回暖，發揮重要穩增長作用。同時，積極的財政政策將繼續發力，財政部副部長表示3%的赤字率紅線可反思也顯示財政政策將繼續加碼。通過加大財政赤字以及與寬松貨幣政策相配合，推動經濟逐步企穩。10月中國財新制造業PMI環比回升1.1個百分點值48.3%，顯示經濟可能出現已經企穩跡象。未來寬松政策持續加碼繼續推動實體經濟資金面改善，推動投資邊際回暖，助力經濟逐步企穩。
大部分機構認為經濟底部運行，短期仍需政策刺激，四季度有望暫穩。固定資產投資價格同比改善，9月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回升，房地產開工改善，專項建設資金可以起到托底經濟和促進經濟轉型升級的作用。預計通脹將繼續下滑，CPI通縮勢頭顯現。央行將繼續靈活運用各項貨幣政策為穩增長保駕護航。短期央行有能力控制匯率市場，SDR落定后，央行可能以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引導雙向波動預期的形成為主。
資本市場對股市走勢判斷繼續樂觀。多方認為“穩增長”常態化促使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持續，宏微觀環境步入平靜期，三季報披露完畢，基本面空窗期。在金融系統流動性趨向寬松的背景下，A股將會是資金配置的主要方向。在市場修復階段，市場情緒企穩回升有望持續。推薦行業包括：先進制造業（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核電、高鐵、新能源、機器人等）；在較弱宏觀背景下仍能實現增長、且估值相對合理的大消費、大健康相關行業（醫療保健、食品飲料、輕工制造、傳媒互聯網、保險等板塊）；有政策支持或者邊際上可能會有變化的偏周期性板塊（新能源與電力設備、環保、公路鐵路物流）。
今年五次降準政策實施后資金釋放量逐漸增長，當月占比亦越來越高。與貨幣政策空窗期的2013-14年相比，準備金的釋放明顯打破了季節性特征，降準造成現象上的資金釋放實際上始于三季度。這從二季度銀行主動申請定向正回購、停止續作MLF等亦可以得到證明。我們亦測算到資金釋放的累積效應在9月達到最高值。
但存準金釋放存在主動與被動兩個方面的因素，前者為商業銀行的主動提取操作，后者則由基礎貨幣減少引起，降準的作用僅僅是降低了銀行補繳準備金的必要。那么被動因素造成的準備金減少實際上并不能起到補充流動性的作用。從基礎貨幣來源的角度對其理論值進行估算，二者的差值可以視為銀行對準備金賬戶的主動存取規模。而今年以來該指標并未突破往年的季節性，說明銀行操作對準備金的影響甚為微弱，存準釋放主要在于基礎貨幣減少，特別是外匯占款減少對銀行準備金賬戶的被動影響。也就是說，存準規模現象上的下降與銀行主動提取存準幾乎無關，而法定存準率的一再下調僅僅起到對沖外匯占款趨勢性外流的作用。 因此，頻繁降準起到的政策效果并不能稱作“寬松”，僅僅維持中性水平。銀行間流動性亦難言充裕，債券托管量不斷下行，而利率簇中樞下移則更多的是降息等價格工具調控的結果。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第3篇
第四季度經濟運行的趨勢和當前的情況來看，應該說比第三季度要好。我要說明的一個問題是，經濟學界也有許多人在談論，對于轉型期的某些數字可能存在系統性的偏差。比如工業增加值8、9月份都偏低，但今年以來有兩個數字是值得高度關注的，一個是就業，前三季度的就業超過1000萬，提前一個季度完成了今年的目標。就業增加不能說我們的工業有多大的問題。還有一個數字是工業的發電量，工業發電量的增長和工業增加值這二者之間是密切相關的兩個數據，過去相關系數一直是0.9以上，從去年下半年以來降到0.7以下，這個降低再仔細分析很有意思，發電量的增長偏工業增加值的增長之上，也就是說是向上偏的，有一個解釋，我們的工業增加值的統計可能存在系統的偏差，這個偏差不是往水分方面偏差，而是實際的偏差，因此我們整個經濟總體狀況是比較穩定的。
所以我堅持認為，2012年以來經濟下行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但是不會出現太大的問題。經濟下行主要是過度投資帶來的結果。1998年之前我們國家的最終消費率是62.5%，跟世界的平均趨勢差不多，2010、2011年降到了45.5%，今年恢復到48.5%左右。這個病的形成是吃補藥吃過了頭形成的，不可以再用加大投資的辦法來治，我認為應采取一些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辦法：一是適時終止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一定要量入為出，不要在這方面擴張財政。二是努力穩定人民幣匯率，積極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要加強金融監管，鼓勵依法成立民間金融機構，打破國有金融機構的壟斷。想盡各種辦法降低企業融資的成本，讓金融真正為實體經濟服務。三是繼續減稅，而且要采取切實的措施，落實已經提出的各種減稅的一些措施，扶植中小微企業發展。只有把中小微企業的困難解決了、發展了，就業和居民的收入才可以真正增加。四是建立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引導民間資本投資國有壟斷行業，讓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業在競爭性行業真正做到平等競爭。為了提高工業運行的效率，我們應該在改革過程當中有勇氣推進民進國退。
第二，要繼續促進房地產健康發展。促進房地產健康發展，我的意思不是要把房地產弄得熱起來，現在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穩增長急著救房市，一是不應該救；二是想救也無能為力。急于救房市是心態不穩的一個表現，心態不穩，宏觀政策就不可能真正穩。當前房地產的問題不是房價下跌過快的問題，是空置房太多，炒房的人處于觀望，剛需的人仍然買不起房，因此應該采取有效的措施來促進房地產的發展。首先要“去庫存”，把那么多剩余的房子慢慢能夠讓人買得起，而不是盲目的再進行開發，盲目的救市、盲目的開發有可能加快引發金融危機，這是當前應該高度重視的問題。房價是不是回到了合理的位置，標準只有一個，全世界通用的，那就是房價收入比，應該讓我們的房價收入比落到4―6這個區間。依我估計，我國的房價應該回落30%左右，但并不是說每一個地方的房價都要跌30%，有的地方可能跌的幅度比30%還要多，有的地方要少，有的地方甚至不跌，有可能還有微微上漲。美國2008年的房地產情況，全美國的房價都跌了20%幾到30%，但是紐約曼哈頓的房子一分錢也沒有跌。現在有許多觀點認為目前的房市還是要“去泡沫化”，我覺得泡沫還沒有真正解決，應該想盡辦法讓房地產真正去掉泡沫，這樣房地產才可以健康發展。
救市的動作不少，這是政府心態不穩的一個表現。這個是不是救的了，能不能促進，像2008年那樣熱起來，我認為可能性不是很大，因為政府救不了。救市的辦法有幾個方面：一是降低買房子的貸款利息率，這個基本上空間不大，因為現在銀行的融資成本在不斷提高，再要把房貸的貸款利息降多少，商業銀行積極性不大，所以余地不大，這樣做的話存在的風險反而大。二是財政補貼，或者說降低購房的各種稅收，財政補貼的可能性也不大，各級地方政府之所以要急于救房市，是因為土地財政受到了影響，房地產稅收減少，財政吃緊，現在要想讓財政上拿錢讓房市活起來的可能性不大。三是央行提出將房地產資本證券化，這個辦法非常危險。大家應該記得，美國的金融危機也就是次貸問題引起來的，就是把這個貸款證券化，在利用杠桿把一塊錢的貸款變成2、3、10、20塊，一個資金鏈出了問題，整個有關銀行就虧本。這個辦法希望慎之又慎。四是放松流通性，央行搞了一個SLF放松流動性的辦法，也就是常備借貸便利，主要功能是滿足金融機構較長期的大額的流動性需求，是央行的一種流動性供給的渠道。我對這個也不是很贊成，因為混淆了央行和商業銀行的職能，不能增加流通性，這個辦法用的不好危險性也是比較大的。這幾個所謂救市的辦法，效果不一定很大。這個時候用這樣一些措施把房地產又抬的熱起來，后面出現的問題將會比現在的問題更大。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第4篇
（一）形勢判斷
1、對“十五”投資總量形勢的估計
進入“十五”時期后，我國投資總量一直保持著較強勁的增長勢頭，2005年資本形成率將達到45％以上，為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值，十分引人注目。我們認為，近期特殊的高投資率是因一系列有利于儲蓄和投資而不利于消費的長短期因素不尋常的疊加造成的。其中包括世界經濟強勁增長引起的外需迅猛增加，國內經濟高速增長引起的儲蓄和投資需求大幅度增加，地方和企業對中央調控政策方向變動的預期影響，日趨寬松環境下民營投資意愿的迅猛提升，外資的強勁恢復性增長，金融政策和土地控制的相對松弛，與地方政府換屆相關的政治周期影響等。在這些因素中，金融、土地與政府換屆為非正常因素，應予以特別重視，但近期內投資異乎尋常的高增長是否主要由這兩個因素造成還需進一步研究。整體上看，整個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呈低通脹、高增長的良好態勢，應說基本上正常。
從經濟運行周期角度分析，我們認為對我國潛在增長率水平的判斷應以低通貨膨脹水平條件下的長期平均經濟增長率為基準。以此為基準，參考歷史經驗，可判斷我國目前潛在增長率水平應在9％左右。歷次經濟周期波動的經驗表明，上升階段往往只有一、二年的時間，由回升期很快就沖向高點，緊接著就轉為下降階段。按這一經驗，我們估計本輪經濟增長的峰值很可能是2004年前后，因此，2004年或2005年前后的投資率很可能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又一個峰值區，進入“十一五”時期后將趨于逐步下降。
2、對“十一五”時期投資總量基本態勢的估計
從資金供給角度分析，我們認為，投資率本質上是由消費率單向決定的而不是相反。因此，“十一五”時期投資總量的基本態勢首先將決定于消費儲蓄比例關系的基本態勢。首先，從長期看，進入“十一五”時期后，決定我國消費儲蓄比例的基本因素，如社會歷史文化傳統、體制變革決定的“不確定性”預期等仍將存在，決定了“十一五”時期消費投資的基本格局仍將保持“低消費、高儲蓄、高投資”的特征。其次，從短期波動角度看，當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時，消費剛性的作用將使消費率上升、儲蓄率下降，而考慮到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性，“十一五”時期GDP增長將可能從“十五”的平均8．6％下降到8％以下，因此“十一五”時期消費儲蓄比例變化趨勢將是消費率有所上升，儲蓄率、從而投資率有所下降。以此為基礎，估計“十一五”時期的資本形成率應當從“十五”期末2003―2005年的44％左右下降到42％左右。
從投資需求角度分析，“十一五”時期由于要消化近幾年大規模投資新形成的巨大產能，某些“十五”時期高增長行業的投資將因市場需求制約而出現下降。另外，政府按照新發展觀要求所采取的一系列宏觀調控和制度改革措施，可能使某些行業投資成本大幅上升，增速相對下降。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國經濟將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產業結構隨消費需求變化進行調整、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諸領域的發展將保持相當的強度，包括民間資本和外資在內的各方面的投資意愿仍將保持旺盛，投資需求仍將十分強勁。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我國投資率與發達國家相比很高，但人均投資水平卻只相當于美國、日本的1／5，英國的1／3，說明我國投資增長空間還相當廣闊。
3、“十一五”固定資產投資預測
投資規模的大小取決于投資回報率和投資成本。投資者的信心和預期會影響投資回報率的測算進而影響實際投資，但信心與預期在很大程度上屬于主觀判斷、難以量化，預測時用產出的變化來近似表示；利率越低，資金成本越低，投資者就有可能增加投資；通貨膨脹預示商業環境的不確定性，影響投資者對未來銷售的預期；國外資本凈流入有助于補充國內私人投資。因此，決定投資的主要因素是產出水平（GDP）、資金成本（利率）、通貨膨脹率和國外資本凈流入。由此建立的回歸預測方程可用如下形式表示：
FIR ＝ f （GDPR（－1），RINT， CPI， NCF）
式中，FIR表示固定資產投資；GDPR表示實際國內生產總值；RINT表示實際銀行貸款利率；CPI表示居民消費價格指數；NCF表示國外資本凈流入。
在預測過程中，我們通過估計固定資產形成額，然后再推算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我們估計，“十一五”時期一年期貸款利率將平均保持在6．58％左右；CPI將平均保持在2％左右的溫和水平；國外資本凈流入將受人民幣匯率機制市場化改革，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影響而會有所下降。根據我國1980―2004年統計數據和對未來的估計，通過采用回歸分析方法，我們對“十一五”時期固定資產形成額進行了測算，其結果是，“十一五”時期固定資產形成總額將達到404600億元（2004年價，下同），年均80920億元左右，年均增速為6．5％。根據“十五”時期投資價格指數與CPI的關系和對未來投資價格指數的估計，“十一五”時期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年均增速將在13．5％左右。
（二）對策建議
1、建立新的調控模式
雖然消費儲蓄、消費投資比例是國民經濟運行中最重要的變量之一，但全社會消費儲蓄比例內在形成機制復雜，政策手段所能產生的影響有限，對所謂合理投資增長率或最優投資率到底是多少也知之甚少，因此，應避免將提高消費率、降低投資率作為宏觀調控的直接目標，以防對經濟正常運行和體制改革產生不必要的人為干擾。
“十一五”時期，政府對投資總量的調控應引進一個新的思路，即不直接以投資率、投資增長速度為調控目標，轉而以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為基本前提建立一個控制框架，用以調控投資規模。其要點包括儲蓄與投資的平衡、生態平衡、環境保護、資源合理利用、金融安全、勞動者權益的保障；遵守城鄉發展規劃；控制通貨膨脹等，這些要點實際上構成了規模調控的中間變量，整體上可形成一個調控框架、一個新的“鳥籠子”。只要這些中間變量被控制在合理范圍之內，政府就不必刻意調控投資率、投資增長率和投資總規模，完全可順其自然，讓投資在新的鳥籠子中“盡情翱翔”。
2、在消費和投資關系上，還要實行“兩個鼓勵”的政策
即在宏觀上、戰略上既要鼓勵消費，也要鼓勵投資。在進行短期政策調整、抑制投資異常波動的同時，作為長期戰略，我們對投資還要實行鼓勵政策，而不是抑制，要在消除各種影響消費進程的制度性和政策性缺陷的同時，對各種影響投資進程的制度性和政策也應予以消除，努力創造一個有利于包括消費和投資在內的社會再生產順暢進行的制度框架和政策環境。在這樣一個框架下，消費與投資的比例如何應由消費者和投資者在市場運行中自行決定，政府似可不必過多操心，對儲蓄也不必刻意人為壓低。
3、高度重視可能對國民經濟正常運行產生負面影響的消費投資關系的短期異常波動
消費、儲蓄、投資態勢變化一般都屬于短期波動范圍。短期波動雖然是對長期一般趨勢的背離，但并非所有短期波動的影響都是負面的，我們所應關注的只是那種異常的波動，如投資過熱。到目前為止，對投資總量的短期異常波動即所謂過熱的判定還沒有一個成熟的理論框架。根據經驗，我們認為與投資增長態勢相關的物價水平變動趨勢和風險狀況變動趨勢應是宏觀決策部門特別注意的：只要通貨膨脹指數持續保持在較高水平上，如CPI連續兩個季度出現3％以上的上漲，或投資風險增大有可能引起全面性的債務危機，決策部門就應有針對性地采取調控措施，且這種調整的目的不在于直接改變消費投資比例，根本目的還在于消除經濟運行的隱患。
4、將國內儲蓄與投資的平衡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
“九五”時期以來有一個現象值得決策部門進一步注意，即我國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至今，國內儲蓄一直大于投資，這意味著我們這樣一個欠發達國家在搞資本輸出，而且輸出規模有逐年加大趨勢。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發展水平較低的人口大國，現實狀況是在控制投資規模，可是最后卻將省吃儉用存的錢借給比我們更富裕、人均投資更高的國家搞投資，是一種顯見的損失。
針對這一情況，我們認為，如果“十一五”時期消費率上升、儲蓄率下降，進而投資率下降，我們可樂觀其成。但如果消費率仍繼續保持在低位，儲蓄率仍較高，則在消費投資關系調整方面應采取措施轉變儲蓄大于投資的局面，爭取實現儲蓄向國內投資的充分轉化，減少凈出口，變資本輸出為國內儲蓄與國內投資的平衡。
5、進一步完善融資機制，緩解金融風險
當前，我國融資格局明顯不合理，間接融資比例過高，直接融資比例過低，企業外源融資主要依賴銀行貸款。這種融資格局給金融機構加強資產負債管理以及金融業整體風險控制帶來很大壓力。為緩解融資格局失衡帶來的風險，建議“十一五”時期從兩方面著手深化融資機制的改革。一是大力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通過規范股市和債市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二是加速銀行體制的改革。建議借鑒建行和中國銀行的改革經驗，考慮在“十一五”時期進一步完成工商銀行和農業銀行的改制。
二、投資結構調整
（一）投資結構變動特征與未來趨勢分析
1、“十五”時期的投資結構變動特征
進入“十五”時期后，隨著重化工業的加快發展，第一、三產業在投資總量較快增長的同時，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卻出現下降趨勢，而第二產業比重則持續上升。
在地區結構上，東部地區隨著經濟景氣周期到來，社會資本投資活躍，占比扭轉了“九五”時期以來持續下滑的局面，逐步由降轉升，目前占61％左右；中部地區在能源、原材料等需求增長的推動下，占比上升較多；西部地區由于自身經濟實力決定的投資能力有限，以及受地理、市場等因素影響，占比則由升轉降。
“十五”時期，以增發國債、改善民間投資環境為重要手段的一系列政策，使民間投資的積極性被大大調動起來，我國投資的社會化、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國有投資比重持續下降，民間投資比重不斷提高，投資所有制結構進一步優化．目前民營投資已占一半以上，達到54．6％。
2、“十一五”時期投資結構變動趨勢
就我國這樣一個以農業人口為主、工業化遠未實現的發展中大國，大力發展工業，加快實現工業化仍是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任務和不可逾越的階段。 因此，“十一五”時期，從三次產業結構變動來看，第二產業投資所占比重仍將繼續提高，而第三產業的投資比重相對會下降較多，第一產業略有下降。
隨著改革深化和社會資本力量的壯大，政府對投資的空間結構影響力不斷下降。從目前東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看，以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地區為主的經濟圈對市場投資主體的空間選擇仍具有強大吸引力，仍將是未來我國無可爭辯的經濟重心區域和最具活力的增長區域，多年形成的投資空間格局短期內難以發生大的變化。預計“十一五”時期，東部地區投資比重將繼續保持上升勢頭，中部地區投資比重在需求推動下也將有所上升，而西部地區將會略有下降。
盡管“十一五”時期政府將進一步加大基礎設施、科教文衛及生態環境等公共服務領域的投資強度，包括政府投資在內的國有投資將繼續保持增長趨勢，但民間投資將在更為密切配合的發展環境下快速增長，而外商投資將受巨大市場潛力和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的吸引，投資規模仍將會繼續保持增長態勢。我們認為，“十一五”時期，我國投資所有制結構將繼續向好的方向發展，國有投資和外商投資在投資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將因民營投資更為快速的增長而使其所占比重有所下降，民營投資的比重將繼續上升。
（二）目前我國投資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
依據科學發展觀和“五個統籌”要求，目前我國投資結構所表現出來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全社會投資角度考察，投資模式還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是以各種資源高投入、高消耗為基本特征的粗放式擴張投資為主，以技術進步推動的集約式擴張投資仍未占主導地位，投資結構背離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新型工業化的發展戰略要求；二是國有投資尤其是政府投資的領域和方式還沒有完全轉軌，直接進行資源配置的經濟性投資活動還占相當比重，反映政府公共職能、體現社會公平與穩定以及彌補市場缺陷、滿足全體國民需求的公共財政職能沒有得到很好的體現，在某種程度上背離了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三）“十一五”時期投資結構調整的指導思想
目前我國投資結構問題的背后實際上是體制、機制問題。各級政府大量從事直接資源配置活動，并用行政審批方式干預微觀主體的資源配置活動，一些傳統的壟斷性、高利潤行業長期形成國有壟斷，民間資本很難進入，要素配置的市場化程度低、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導致價格信號扭曲和要素流向不合理。“十一五”時期，投資結構調整的核心問題并不在于刻意追求投資在不同產業、不同部門和不同地區間的比例關系如何，關鍵是在明確政府與市場主體各自投資的功能及投資領域基礎上，形成一個較為科學合理的結構調整機制，引導投資向更有效率的產業、部門和地區轉移。
因此，“十一五”時期調整投資結構的指導思想是：按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以科學發展觀和“五個統籌”為指導，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明確政府與市場主體各自投資功能與領域，努力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建立有助于要素合理流動和有效配置的價格形成機制。以價格為主要手段引導社會資本投向，提高投資績效。在尊重市場自主選擇、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基礎上，輔以適當的政府宏觀調控和引導。
（四）“十一五”時期投資結構調整的基本原則
“十一五”時期，投資結構調整就是資源配置的主體和配置方向的調整。
第一，以企業為主導，尊重市場選擇，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以企業為主導，就是真正確立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使不同所有制企業在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制和共同的市場引導下自主決策投資。尊重市場選擇，就是要平等對待所有市場主體，對各類市場主體開放所有法律法規未禁入的領域，通過市場優勝劣汰的選擇機制，達到提高投資績效、改善投資結構的目的。
第二，改職能、定規矩，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有效發揮政府在投資結構調整中的關鍵作用。從定規立矩、校正價格信號、消除扭曲行為等意義上來說，政府對未來投資結構的調整和優化起至關重要的作用，甚至是決定性作用。“十一五”時期政府在結構調整中的主要功能是，通過設立一系列功能性的政策和制度，著力規范政府與國有企業行為，消除市場進入壁壘，創建公平競爭環境，為市場和企業提供一個鮮明地反映政府結構調整傾向的基本框架和平臺，在這個框架內尊重市場―企業自主投資的選擇。
第三，政府投資補位、歸位，充分體現政府投資的公共財政職能，發揮政府投資對社會投資的調控、引導作用。重點是在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經濟社會領域及時補位、充分投入，以提供足夠的公共產品。
第四，國有投資應充分體現政府意圖。國有投資要從經濟發展的資源配置功能轉向體現控制力和強化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上來，同時改變目前國家投資、企業所有的國有企業“企業化”傾向，變國有企業“企業化”為國有企業“國有化”，消除其在一般競爭性領域與社會資本同臺競爭、扭曲市場競爭規則的現象。
三、政府投資戰略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政府投資在我國全社會總投資中所占比重有明顯下降的趨勢。“九五”中期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才有所回升。當前，政府投資所占比重雖然不大，但因其特殊性質，其作用卻十分顯著，是政府對全社會投資總規模和投資結構施加影響的最重要渠道之一。這決定了“十一五”時期制訂正確的政府投資戰略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戰略目標
按照新的發展觀和“五個統籌”的要求，我們認為“十一五”時期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確定政府投資的戰略目標：
通過政府投資向農村、不發達地區和弱勢人群的傾斜，促進公眾在享受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上的公平；通過調整重點投資領域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通過政府投資高效地引導和調控全社會投資，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提高經濟效率。
（二）按相機而動的原則調整財政政策和政府投資規模
“十一五”時期，政府投資規模應根據宏觀經濟總量形勢的變化決定。當經濟的實際增長率低于潛在增長率時，應通過增加政府投資保持儲蓄與投資的平衡；而當國民經濟恢復到并維持在潛在增長水平時，國債政策就應適時由擴張向中性方向轉變，以免總需求過度擴張和影響私人部門投資。在這一調控框架約束下，可以說本輪以擴大國債投資為重點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使命已基本完成，擴張性財政政策轉為穩健的財政政策是適時的。但對“十一五”時期來說，應考慮到經濟周期波動規律的作用，通縮再次出現從而再次啟用積極財政政策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要注意避免某種固化的提法，為保持政策靈活性，可以考慮“十一五”時期采用“財政政策要保持相機而動”的提法。這意味著在必要時還要啟動積極財政政策進行反周期調節，并建議決策部門根據經濟運行情勢早做預案。
（三）按公共財政的原則調整投資結構
政府自身投資結構上，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政府投資在部分競爭性領域越位與在公共產品領域的缺位。“十一五”時期，政府投資要按公共財政的原則逐步降低在一般競爭性領域如采掘業、制造業、電力和建筑業，以及部分第三產業如倉儲、房地產業的投資比重，加強外部性明顯的領域如衛生和社會福利、基礎教育、基礎科研等領域的投資。
（四）戰略重點
根據市場經濟體制中政府投資的一般性領域，結合“十一五”時期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特征，考慮到社會主義制度屬性所要求的共同富裕目標和堅持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我們認為“十一五”時期政府投資的戰略重點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類：需要政府重點投資且長期投入不足的領域，即外部性明顯的部分公共產品領域，包括生態環境、防（減、救）災、公共衛生、社會福利、重大基礎科研、基礎教育等。
第二類：政府和市場投資分工受市場發育水平影響較大且目前薄弱的準公共產品領域，這些領域在“十一五”時期甚至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都需要政府以某種方式重點投入。這部分準公共產品領域包括空間開發、海洋開發、尖端科技、個別大型基礎設施（如南水北調工程）等。
第三類：從社會制度屬性出發，與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我國政府投資應該更多關注和傾斜的領域。主要包括農村地區和不發達地區的基礎設施、城市低收入住宅投資等。
對涉及國民經濟長期增長潛力和國防實力的極少部分競爭性領域如重大裝備制造、重大高新技術研發和產業化及核心軍工產品的生產，政府在采取資本金注入方式的同時，可更多選用投資補助和貼息方式進行投資。
（五）深化改革是落實政府投資戰略的關鍵
根據《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精神，“十一五”時期政府投資管理體制改革的重點主要包括完善政府投資決策過程的民主化機制，加強對政府投資結果的檢驗和建立問責制，這是提高政府投資整體效益、落實政府投資戰略的關鍵所在。
1、建立“分權問責”機制，改變政府投資管理“有權少責”的現狀
針對目前政府投資決策和項目建設管理中管理部門和管理者權力大責任小甚至無人負責的不合理現狀，通過分離管理部門的部分決策權給公眾（或人大）和建立法定的問責制度，使政府投資管理走向民主化與科學化。
（1）提高投資決策特別是項目決策的民主化水平。在投資決策上重點解決以往公務人員以個人意愿替代公眾意愿、以自我選擇代替公共選擇的問題，下大力氣提高決策中的民主化水平。
強化人大對投資決策的作用。五年和年度投資計劃中有關投資的規模、結構、重點領域和重大項目，由各級政府部門在規劃或計劃期（年）初報各級人大（財經委）審批。
決策、執行和監督分離。建議考慮將目前行業主管部門的投資決策權集中到投資主管部門，行業與建設主管部門負責決策后的建設實施管理工作；成立統一的政府投資外部專業監督機構。實行人大、政府、投資主管部門分層決策，行業與建設主管部門聯合執行，專業稽察與行政監察協同監督的政府投資管理的“三分離”體制。
實施建立項目決策聽證。應對必須聽證的項目類別、主持聽證的機構、參加者和產生程序、決策者對聽證意見的回應、聽證制度的法制化和聽證制度的公開透明等幾個方面進行科學設計，形成政府法規，真正發揮聽證制度對項目決策的作用。
（2）建立重點項目后評價制度。各級政府應在預算中專列經費開展后評價工作，從重大政府投資項目起步，逐步擴展到主要的政府投資項目；建立后評價結論對投資管理者的約束機制；承擔后評價工作的機構必須相對于投資管理機構具有獨立性。
（3）建立投資決策失誤責任追究制度。應在建立規范的決策程序性法規基礎上，對違反決策程序的行為人進行相應處罰；對存在明顯決策失誤的項目，根據責任移交紀檢、行政監察或司法部門對決策者進行責任追究。
2、強化政府投資的資金管理
（1）適度集中財政性資金的分配權。逐步取消目前由行業主管部門使用的專項建設基金。取消的專項基金進入預算內投資，加上目前由財政部門管理使用的預算內資金，集中到投資主管部門統一安排，以減少決策成本、提高決策效率，將政府有限資金集中投資于長期政府投入不足的公共產品領域，爭取用一到兩個五年規劃期使這些領域的公共產品短缺狀況有一個較大的改觀。
（2）建立政府投資資金來源穩定增長的長效機制。政府投資為政府財政支出中形成固定資產的支出部分，承擔的是為社會提供公共物品的財政功能。長期以來，中央預算內投資資金幾乎沒有增長，這既不科學也不合理。中央預算內資金增長中應有相對穩定的比例用于擴大政府投資，以滿足與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相適應的政府投資資金需求。進一步改革預算外資金管理制度，適度集中預算外資金的管理權與使用分配權，發揮預算外資金的應有效益。
（六）國有企業投資戰略
將國有企業投資戰略納入到政府投資戰略考慮，并不僅僅是因為國有企業由財政出資建立，部分國企生產經營也由政府補貼，相當數量的國企目前承擔著政府的部分社會職能，更主要的是，外部性明顯的公共產品和部分準公共產品領域，目前幾乎皆由國企投資和經營，而這些領域在市場經濟中主要是政府財政發揮作用的領域。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第5篇
“財政”概念常常被人們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因而被賦予多種意義。首先，財政可以是指一種行為，即國家為了滿足公共需要而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活動，包括財政收入、財政管理和財政支出等；其次，財政可以是指一種制度，即財政活動據以運行的機構和規則體系。它既可能是法律規定的顯性制度，也可能是財政活動中自發形成的、有待法律確認的隱性制度；最后，財政還可以指一種社會關系，它既可能是指從過程來看的國家機關之間以及它們與財政行政相對人之間，在財政活動過程中發生的相互制約的或管理性質的社會關系，即財政行政關系，也可能是指從財政分配結果來看的各種主體之間的經濟利益分配關系，即財政經濟關系，還可能兩者兼而有之。
從形式層面看，財政法就是調整財政關系之法。按傳統的部門法劃分標準，這種界定方式因為凸現了財政法獨特的調整對象，所以可以使財政法與其他部門法相區分。由于這種定義方式頗具中性色彩，既不涉及到意識形態之爭，也不涉及到法律的價值追求，因此它可以適應各個歷史階段不同國家的所有情況。無論是奴隸社會時期，還是封建社會時期；無論是資本主義時期，還是社會主義時期，財政法的形式共性都可以從其調整財政關系這一點找到。也正是基于這個共性，財政法學才可能將自己的研究視角延伸到各個歷史時期的不同政治經濟背景的國家，從而形成財政法制史或比較財政法等研究分支。
然而，概念的廣泛適用性必定是以高度抽象作為前提的。當事物的共性被作為唯一的追求對象時，其諸多的特性就不得不被舍棄。對于身處特定歷史階段特定國家的個人或團體來說，抽象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種與自身發展密切關系的特殊性同樣不可忽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事物的特殊性在決定其發展方向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眾所周知，自從國家產生、法律創制以來，人類共經歷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等四種不同的歷史類型，不同歷史時期財政法的職能定位和價值追求也是不一樣的。一般情況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時期的財政法都是建立在君主專制的基礎上，君王或皇帝是國家權力的源泉和中心，財政權力只是君權的一個組成部分。在理論上財政權力并非來自于人民，相反，它們是壓制人民權利的武器。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法僅僅是利用法律形式推行財政政策的一個工具而已，缺乏獨立的與民眾利益聲氣相求的價值取向。財政法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財政收入的征收和管理，而財政支出方面則僅僅停留在技術性層面，滿足于統治階級內部從上到下的管理和監督。
封建社會末期，新興資產階級與君權的矛盾集中體現在財政問題上。封建君主的橫征暴斂激起了資產階級和普通民眾的強烈不滿，市民革命由此爆發。如英國的歷次革命均因國王濫施稅負而起，最終為人民通過議會爭得“課稅同意權”；美國的革命則發端于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人民抗繳茶葉稅，最終了英國的殖民統治，建立了獨立的新國家。資產階級國家建立之后，至少在形式上開始確認國家權力來源于人民，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各項制度的設計和建設。基于這個前提，財政法的宗旨和原則都較以前發生了質的變化。首先，財政被定義為一種服務于大眾的公共物品，它源自于人民的公共需要，因此必須受到人民的制約；其次，財政權力不再是一種單純用于統治的工具和手段，它來源于人民的授權，同時也在此范圍內受人民的監督；再次，財政的民主基礎備受重視，人民通過議會行使對財政的決定和控制權成為財政法的基本原則；最后，財政法的功能開始轉向保障財政的民主統制，財政權力的失范成為關注的重點，人民的基本權利開始凸現。因此，這一歷史時期的財政法明顯不同于君主專制時期的財政法，盡管它們都符合在調整對象方面的共性。
社會主義革命在部分國家勝利后，盡管消滅了私有制，在最根本的程度上為人民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傳統和認識方面的原因，公有制的實施并沒有為人民如何授權、如何規范和監督的權利提供太多的機會。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國家被定性為人民的利益當然代表。由于缺乏民主和法治，權力在造福于人民的同時，也曾因為不受限制和監督而釀成大錯。財政法雖然理論上代表著人民的意志，但在現實生活中仍舊會變成保障國家行使權力的工具。具體的表現是，大量的財政法規由政府執法部門制定，財政的民主統制被視為毫無必要的妄談；財政法的核心主要不在于規范財政權力，而更多地在于推行國家政策；人民不僅難以實現對財政的決定和控制，在具體的財政執法中也難以得到程序的保障。這種理論和實踐的背離使得財政法未能走出權力的陰影，其先進性自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所以，就財政法而言，揭示出其調整財政關系的形式共性當然必要，因為這有助于界定與其他法律部門的關系，同時通過對調整對象的解構，可以構建財政法的活動范圍與內部體系，但是，對于二十一世紀的財政法學來說，僅僅滿足于此是十分不夠的，因為它無法揭示出財政法更深層次的內涵，對我國目前的財政法治建設也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故此，財政法的概念還有待于從時代特性方面進行深入挖掘。
從實質的層面出發，我們認為，現代財政法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以增進全民福利和社會發展為目標、調整財政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其具體內涵包括：
（1）民主是財政法的制度基礎。財政法的民主性體現為，財政權力來源于人民，人民可以通過選舉組成代議制機構，也可以直接通過全民公決行使財政權力，決定和監督重大財政事項。財政法與的關系表現為，財政法涉及到公權力的分配，因此必須在憲法的框架下運行。憲法所規定的國家結構形式、政權組織形式、公民的基本權利等都是財政法有效施行的前提。由于財政法與憲法的關系如此密切，因此，各國憲法大都花費較多的篇幅規定基本財政事項。就此而言，財政法其實就是憲法在財政領域的具體化。
（2）財政法的目標在于增進全民福利，促進社會發展。盡管廣義的財政法包括稅法、費用征收法等可能導致公民向國家讓渡財產的領域，但從整體上看，財政法應該是以維護和保障基本人權，促進人權保護水平不斷提高為基本宗旨的。無論是財政收入法還是財政管理或運營法，其除了保證行政過程的公開、公正、公平，防范行政權力侵犯人民基本權利外，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在于通過規范管理，提高財政資金使用的效益，增進全民福利，促進經濟發展。即便是財政收入法，其合法性依據除了相關法律規定外，還在于通過調整資源分配、收入差距、景氣周期以及保證合理財政支出等職能消除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不公平現象，并最大可能地促進經濟總量的增長。因此，財政法的目標不僅在于體現憲法基本權利的質的規定性，同時也在于從量上擴大權利的覆蓋范圍及實現程度。
（3）財政法以財政關系為調整對象。財政關系其實只是一種學理上的擬制，它指的是財政行為未經法律調整以前所引發的經濟關系。通過對財政關系的分析，可以劃定財政法的內部體系框架，理清財政法與其他相關部門法的關系，從而確定財政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
二、財政法的調整對象
通常情況下，財政法的調整對象既可以表述為一種財政行為，也可以表述為一種財政制度，還可以表述為一種財政關系。財政行為著眼于財政主體的動態過程，財政制度著眼于財政運轉的外在環境，財政關系則著眼于財政現象的內在聯系。動態過程受制于外在環境，但也是外在環境的創造力量，而內在聯系則是對動態過程和外在環境更高層次的概括，其內容更為豐富和兼容，因此，在表述財政法的調整對象時以財政關系為最優。
在歷史上，由于人們對財政職能的理解不同，財政關系的范圍也隨著變化。自然經濟條件下財政的主要職能是替君王籌集行政管理、國防安全與擴張以及皇室開支的經費。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的財政也僅限于籌集收入滿足國家日常經費開支的需要，很少通過再分配的形式調節社會收入不公平，也不需要干預資源配置。
進入壟斷資本主義時期以后，因為市場失靈所帶來的種種惡果集中爆發。為了應對危機，財政的職能開始不斷擴展。首先，財政應當在市場和國家之間有效配置資源，然后保證財政內部資源的合理分配。如界定財政活動范圍，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安排財政投融資的規模、結構，并通過稅收、補貼等方式，引導社會投資方向等。其次，財政開始通過自身活動進行社會范圍內的收入再分配，以緩和兩極分化現象，實現社會分配的相對公平。如個人所得稅累進征收，開征遺產稅、贈與稅，實施社會保障等。最后，為解決市場自發運行中所產生的經濟周期問題，“反周期”的財政政策開始實施，如在經濟過熱中提高財政收入水平、壓縮財政支出，而在經濟蕭條時則通過減稅等方式培育消費和投資能力，同時加大財政支出以增加社會需求，以此刺激經濟的發展。
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財政的主要職能是進行以國家為主體的、對包括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在內的一切社會資源的分配。由于生產和生活都通過財政進行控制，不會出現收入分配不公或生產周期波動，因此財政資源配置職能也就將收入分配和經濟調節完全包容在內。另外，由于財政活動無所不包的稟性，財政與企業財務、財政與金融都呈現難舍難分的關系。如，國家從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中不僅可以取走企業擴大再生產所需的積累，而且還包括折舊基金等維持簡單再生產的物質資料，企業職工的工資標準和工資款的撥付也都是通過財政直接進行的。這樣，企業財務的獨立性就會完全喪失，從而依附于國家財政。又如，銀行不能自主從事貸款業務，卻必須按照財政的意圖為相關項目提供建設資金，銀行存款成為財政建設資金的重要來源，銀行也被稱為“第二財政”。
跟計劃經濟時期相比，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對財政職能的探索已經出現了顯著的進步。第一，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都被視為獨立經營的商業主體，其財務關系與財政關系完全分開，財政只是在投資和利潤分配時才與企業發生聯系。第二，財政與金融的關系也已經理順，財政可以通過經濟杠桿引導銀行發放貸款，但是不能進行強迫。財政關系的范圍至少將商業性貨幣資金關系排除在外。第三，在向市場經濟推進的過程中，由于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現象日益明顯，財政的收入分配調節職能開始顯現，開征個人所得稅、實施社會保障等都是其中之例。第四，受市場失靈的影響，我國經濟發展也開始出現周期性波動。為保持經濟的穩定性，財政開始主動尋找反周期的對策。如為了消除經濟疲軟，我國近幾年一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其核心內容就在于通過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
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我國在財政改革實踐中開始接受公共財政的觀念，財政的活動范圍及未來發展方向都據此作了大幅度調整。例如，對設計院、工程局等完全能夠進入市場的單位，財政不再對其提供資金；對高等院校、文化藝術團體等介于市場性和公共性之間的單位，財政不再全額承擔其費用，差額部分由其通過收費加以解決；對于社會保障等關系到人民生命健康權的領域則不斷增加投入，社會保障的范圍從城鎮下崗失業人員擴展到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人員，現在又在逐漸向農村推進；在財政投資方面，對于競爭性產業，財政不再作重點投入，財政資金開始明顯地向基礎產業、幼稚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傾斜。是否具有公共性以及公共性的大小已經成為中國財政活動范圍的一條準則，公共財政已經成為中國財政改革的一個基本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