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關鍵詞:電子商務;實體經濟;發展策略
一直以來實體經濟通過固定的銷售場地和銷售方案,能夠滿足人民群眾的日常需求,但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人們通過互聯網絡進行消費購物,打破傳統實體經濟固定的消費模式,也進一步改變了人們的消費行為和消費觀念。這樣就導致大量實體店鋪倒閉,給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造成嚴重影響。為此,需要積極推動實體經濟與電子商務的融合發展,轉變實體經濟經營模式,從而滿足新時代的發展需求。
一、發展電子商務的意義
(一)充當堅固地基,提品支持
電子商務的發展突破了傳統經濟的局限性,使實體經濟擁有了更加廣闊的涉及范圍與經濟流量,進一步降低了實體產業發展成本。為了推動我國經濟穩健發展,必須科學認識電子商務的經濟價值,以電子商務助力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持續提升國民經濟發展質量與效益。實體經濟能夠生產社會所需的各種重要產品,提供大量的社會就業崗位,所以實體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如果沒有實體經濟生產大量的產品,電子商務也就無法為消費者提供多樣化的產品。在實體經濟不斷發展的背景下,還能夠創造更多生產資料使得社會經濟發展實現良性循環。
(二)提供售后服務,滿足客戶需求
電子商務最主要的目的是銷售產品,如果產品出現質量問題,必須通過與商家進行聯系與溝通,才能夠確保服務完善。如果沒有實體經濟很容易造成售后服務無法有效落實,進而打消消費者的消費欲望,最終會使得電子商務無法持續運營。
(三)建立品牌效益,提供信譽保障
電子商務具有非常顯著的優勢,能夠滿足人民群眾的日常需求,同樣也可以為消費者提供更良好的購物體驗。但是電子商務平臺上琳瑯滿目的產品質量參差不齊,很難滿足消費者的實際需要。各種參差不齊的產品質量也會出現許多安全隱患,很多消費者對于不同的品牌,缺乏足夠的了解與信任,所以依然會選擇去實體店進行體驗或試用。通過實體經濟可以帶給用戶最真實的感受,提高消費者對品牌的信任度。
二、電商經濟發展帶給實體經濟的主要沖擊
(一)競爭激烈實體經濟萎縮
隨著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實體經濟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一方面是電子商務不用繳納各種房租、水電、人工費用,所以能夠節約成本,使得電子商務平臺的售價顯著低于實體經濟的售價,這樣就使得廣大消費者更傾向于在網絡上購物。在我國很多電子商務高度發達的區域,通過發達的快遞業務支持,能夠實現當日送達,這也使得實體商店,隨買隨走的優勢不在,有了電子商務的競爭之后,很多企業為了大力支持電子商務往往會給予電商平臺更多的優惠力度,這也使得很多消費者由線下購買轉為線上購買,提高了電子商務發展的效果,導致商品總需求量飽和,實體店的經營優勢受到影響。
(二)成本上升,經營困難
目前,電子商務不斷發展的背景下,對銷售地點沒有限制,所以電子商務所面對的用戶比實體經濟的服務范圍更加廣泛,同時也可以直接從廠家發貨,免去了庫存壓力和其他中間環節,可以有效降低售價。要經營好一家實體店,必須要選擇良好的地段,支付許多租金,這樣就造成商品的附加成本提高無法與實體店形成競爭優勢。這些因素都使得實體經濟發展受到巨大影響。
三、促進電子商務,助力實體經濟的策略
(一)調整銷售渠道,提高服務質量
通常來說很多消費者都不愿意在電子商務平臺購買貴重物品,一方面是擔心假貨,另一方面是擔心運輸影響產品質量,所以實體店應該積極針對電子商務經營的問題進行分析,采取相應的優化措施推動實體店的銷售水平全面提高,在日常銷售產品的過程中,需要為消費者提供充足的試用體驗,讓消費者感到產品的性能從而增強對產品的購買,此外實體店要加強對員工的培訓。為每一位顧客帶來賓至如歸的體驗,從而更好激發消費者購買欲望。另外,要給予用戶恰當的購買建議,將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確保消費者獲得更良好的服務體驗。在實體經濟的發展中,停車場、部分人性化地區的布局等相關基礎設施的建設非常重要,該投資可以有效促進顧客滿意,加強實體經濟管理效果。實體經濟參與經濟活動時,可以進行多種色彩的優惠活動,堅定地吸引消費者的關注。同時,制定長期的開發戰略,積極推進忠誠顧客的確保,經常舉辦忠誠顧客的反饋和優惠活動。實施媒體宣傳以提高可見性,實體經濟在宣傳自己時,可以通過目前流行的微信和其他平臺積極宣傳和發展,還可以通過互聯網進行宣傳。通過這些媒體平臺,實際經濟可以有效地加強實際賣場的可見性,提高競爭力。目前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對實體經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也為實體經濟的變化和發展提供了很多機會。在電子商務的影響下,實體經濟要學會利用互聯網等先進技術重新包裝自己,提高實體經濟的核心競爭力。
(二)增加社會就業,物流業新發展
電子商務平臺,需要大量的人工服務作為支持。包括網頁設計師、客服人員、平臺運營維護師等。隨著電子商務的高速發展,物流行業的需求不斷擴大,因此,新時期應高度重視物流系統的發展和完善,提供全新的物流服務。實體經濟需要轉型升級,構建完善的物流體系,增強貨物運輸的整體質量與水平,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循環經濟。電子商務具有明顯的開放性,而且不受地域的阻隔可以增加貿易機會,有效打破鄉村地區信息閉塞的問題,利用電子商務平臺,可以將農產品賣到城市,為農產品打開銷路,增加農民的整體收入。將電商作為新型業態,可以推銷農副產品,幫助農民快速脫貧致富,推動鄉村振興發展,新時期農村電商會成為市場發展新的增長點,而為了保證農村電商規范化發展,必須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提升農產品供應鏈管理體系,提升農村電商品牌的教育模式,是加強對廣大農民電子商務技能培訓,真正的搞活農村經濟。為了把握數字經濟時代帶來的更多機會在電子商務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過程中要搭建數字化快消平臺,通過線下訂單轉化為精準的數字流控制,由經銷商到批發商再到終端銷售全過程信息管理,能夠實現連鎖體系快速升級與發展。同時也要進一步轉變數字化的營銷模式,為企業了解消費者實際需求提供重要的參考,通過打造個性化品牌與年輕消費者進行深入的溝通和交流,從而豐富線上線下的品牌活動,周邊產品設計,為產品提供更多的流量入口,同時也能夠對消費者的需求升級進行全面分析,在品牌推廣時還要通過線上線下一體化營銷活動,充分發揮銷售的作用,積極圍繞產品特點打造一系列的主題營銷活動。
(三)滿足顧客需求,適當給予優惠
實體經濟的發展需要有充足的配套,基礎設施做保障。在實體經濟受到電子商務巨大沖擊之下,越來越多的電子商務紛紛提出新零售的銷售模式,由線上逐漸轉變為線下進一步反哺傳統的實體零售業,通過使商品數字化對用戶數據進行深入發掘,能夠進一步了解消費者的實際需求。所以在未來的實體經濟生產中,能夠對消費者的消費實力和消費行為進行跟蹤報告并制定精準營銷策略,滿足中高端消費者的實際需求。此外運用大數據技術可以直接實現線下商業選址和運營,為中高端消費者的服務做好準確的用戶匹配。同時也能夠形成集餐飲、超市、加工、物流配送于一體的復合服務,使得新零售業態,增長速度非常明顯,在電子商務時代下網絡購物的快捷高效能夠促進經濟的快速生長,同時消費結構升級也已經成為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線上購物具有非常多的明顯優勢,具有便捷低價的優點。在線上購物中卻無法實現真實的消費場景,所以線上購物體驗與線下門店依然存在明顯的差異,隨著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對商品品質要求不斷增加,純電商模式也必然發生變化,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共振模式可以有效解決網店存在的各種問題,同時也拉動實體經濟的快速增長,通過新的零售行業,能夠實現融合新零售的發展模式,通過對傳統門店進行改造升級,能夠全面提高門店的綜合效益,這也意味著線上線下營銷模式能夠為消費者帶來更多的優惠條件。在新零售模式出世之前,線上零售與線下零售的對立關系非常顯著,尤其是很多線上購物享受著互聯網發展的紅利,致使線下零售造成明顯沖擊,甚至還有部分實體店處于瀕臨倒閉的狀態。
四、結語
隨著新零售消費模式的融合,能夠進一步推動線上線下一體化進程,充分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多種手段為消費者提供個性化有針對性的服務,而且在物流產業不斷完善的背景下,商品供應鏈也得到有效優化,促使線上線下相結合,在新零售不斷發展的同時,也可以為用戶節約更多的時間。要想和電子商務競爭,實體經濟還要積極提升自己的服務態度,將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讓顧客得多更好的優質服務體驗。
參考文獻:
[1]郭爽.電子商務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研究[J].國際公關,2019(09):294.
[2]關偉哲.電子商務對實體經濟的拉動和促進作用分析[J].經濟研究導刊,2019(21):156-157.
[3]楊傲.電子商務對實體經濟的拉動和促進作用分析[J].現代商貿工業,2019,40(07):37-38.
現在,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分別是:蘋果、谷歌、微軟、亞馬遜、騰訊、Facebook、阿里巴巴,到第八名之后才會出現非科技與互聯網類別的公司。同時,按阿里巴巴過去一年市值增長近一倍的趨勢,它的排名必將持續向上挺進。
這是在一年左右時間里互聯網發展的又一個關鍵轉折點。上一個轉折點發生在2016年8月,當時全世界市值最高的五家公司中,第一次沒有了石油公司、金融公司、工業公司、零售公司,全部變成了互聯網平臺型公司,當時市值最高的蘋果公司市值為5820億美元(現增長到8770億美元)。
根據我們的統計,當時騰訊和阿里巴巴的市值在2000億美元,排名分別為全球第十、第十一。
而在一年的時間,這兩家中國互聯網公司市值翻番,業務高速增長,騰訊繼續強化自身社交優勢去連接人,而阿里巴巴強推新零售。
如果兩家公司當下的發展愿景能落實,估計市值還會繼續增長。
這兩家公司對宏觀經濟與人的生活產生深遠的影響:在它們的協助下,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進一步數字化、網絡化;從經濟全局看,數字經濟不再是愿景和期望,而是真切的現實。
進入平臺時代
但在我看來,這些排名靠前的公司不只是科技與互聯網公司,它們更重要的共同特征是——它們是互聯網平臺型公司。更準確地說,
這些巨頭是平臺型公司里的“基礎性平臺”(foundational platform),
在我們的生活、經濟、社會的數字化轉型中,它們扮演著近乎基礎設施的角色,
通常它們的姿態是建立“開放平臺”。
從它們往下看整個互聯網業和在被互聯網改造的領域,各種各樣的互聯網平臺在涌現、成長。
總的來說,2016年8月第一次轉折點和這一次兩家互聯網巨型平臺的躍升都揭示一大趨勢,技術和互聯網驅動下的數字經濟的關鍵是“互聯網平臺”。
從2016到2017年,我們迎來了一個以“互聯網平臺”為關鍵詞的戰略轉折點:
第一,平臺成長到與市場、企業同等重要的位置;
第二,整個社會中的主導公司形態從產品型公司轉向了平臺型公司;
第三,技術驅動的互聯網平臺成為經濟、社會與生活中新的資源配置與組織方式。
關鍵詞:互聯網平臺
互聯網平臺上所呈現的是數字化信息的快速流動與大規模社會化協作。
互聯網平臺成為全球經濟中最強大、同時又最具創新精神的關鍵部分。
互聯網平臺連接人的線上線下生活,融合互聯網經濟與實體經濟,成為經濟與社會的新主角。
以計算機為標志的第一次信息革命和以互聯網為標志的第二次信息革命發展至今,在移動互聯網將更多人帶入網絡之后,數字世界和原子世界開始融合。
我們看到,融合互聯網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是互聯網平臺,不管它們是技術公司創建的,還是傳統公司轉型創建的。
理解平臺
在這種情況下,看清、看懂互聯網平臺,成為我們理解互聯網的關鍵議題。在2017年初與騰訊研究院合作的一項研究中,我們分析總結出互聯網平臺的九大特征:
基礎特性是連接、數字化和好產品;
技術特性是云計算大數據、移動終端、社交化;
功能特性是匹配、賦能和生態。
今年,MIT兩位數字思想家埃里克·布萊恩約弗森和安德魯·麥卡菲出版新書《人機平臺》(machine, platform, crowd),他們以機器(machine)所代表的人工智能、平臺(platform)所代表的互聯網平臺、大眾(crowd)所代表的分享眾包作為描繪未來路線圖的指路明燈。
在我看來,機器是技術變革,平臺是市場變革,大眾是組織變革。在過去一段時間里,我們都很關注人工智能和分享經濟,現在我們應至少同樣重視“互聯網平臺”。
作為函數的互聯網平臺
過去幾年 ,中國討論互聯網時有一個說法是“互聯網+”。從修辭上講,“互聯網+”是一種暗喻,指互聯網+產業=新產業。
同樣地,我們也可用暗喻的方式看互聯網平臺:互聯網平臺可視為一個函數,
Y = f(X)
根據《宜春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實施方案》和宜陽新區“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調研工作要求,本調研組就宜陽新區智慧經濟產業發展存在的相關問題開展調研。通過征集市大數據局、市工信局、宜陽新區招商局、經濟發展局等市直和新區相關部門,以及園區企業關于發展智慧經濟產業發展的意見建議,并組織調研組座談會討論和研究解決宜陽新區智慧經濟產業探索不夠、效果不明顯的相關問題。現將調研情況簡要匯報如下:
一、智慧經濟產業發展背景及現狀
2017年8月,市委四屆三次全會提出“把宜春建設成為‘省內領先、全國知名’大數據產業強市”,并將智慧經濟產業特色小鎮建設、管理和運營的重任交給宜陽新區。此外,宜陽新區中心城市建設職能基本完成,處于轉型發展的關鍵期,發展智慧經濟產業是推進全區高質量跨越發展的最優路徑。為此,新區管委會舉全區之力完善基礎、配套政策、加速推進。兩年來,新區高規格設計、高標準建設、高效率推進項目建設,高起點、高要求、高質量推進招商引資,強素質、塑形象、優環境提升化企業服務,多措并舉穩步推進智慧經濟產業發展,在全區上下的艱苦奮斗和努力拼搏下取得了喜人成績。
(一)突出產業規劃圍繞“省內領先、全國知名”發展目標,邀請中國信通院的專家團隊高層次、高起點規劃編制了《宜春市智慧經濟產業特色小鎮產業發展規劃》,聘請了中國工程院院士潘云鶴、中科院人工智能首席教授張文生、中科院季統凱博士等10余名專家擔任智慧小鎮發展顧問,為宜陽新區智慧經濟產業發展制定了發展戰略規劃。明確了2020年底,計劃年引進培育30-50家大數據企業,帶動就業超過5000人,年營業收入突破60億元。到2025年底,大數據企業累計100-200家,引進培育2家以上十億骨干企業,帶動就業超過2萬人,年營業收入突破300 億元。到2030年底,引進培育2家以上百億骨干企業,帶動就業超過5萬人,年營業收入突破800 億元。
(二)突出平臺建設1、產業承載平臺
以智慧經濟產業特色小鎮為核心承載平臺,大力推進“兩中心兩基地”等重點項目建設。智慧經濟產業特色小鎮規劃用地2萬余畝,分三期實施:第一期1350畝,聚焦智慧城市和產業轉型,重點建設“兩中心、兩基地”即數據中心、呼叫中心、孵化基地、雙創基地。其中贛西云數據中心項目總投資12.7億元,占地面積約74畝,建筑面積4.82萬平方米,按照國際最權威機房認證體系T3等級,將安裝4000個8千瓦的高密度機柜,特點是密度最高、等級最高、顏值最高,是華東區域最大的云數據中心,一期1000個機柜將于10月底投入使用。呼叫中心、孵化基地、雙創基地項目總投資約14.36億元,占地面積約280畝,建筑面積44.6萬平方米,今年10月底可投入使用14萬平方米。第二期5360畝,位于高鐵站西南側,聚焦產業創新,將重點建設產業創新基地、產業實訓基地、知識產權中心及落地智能制造基地,目前土地已完成征遷工作。第三期1.6萬余畝,位于一期東側,聚焦應用研發,將重點建設應用研發基地和檢測認證中心,落地人工智能、區塊鏈等行業。
2、產業運營平臺
為推進智慧經濟產業發展和建設、管理、運營智慧經濟產業特色小鎮,成立了宜陽新區智慧經濟產業特色小鎮建設指揮部和領導小組,設立了大數據運營公司負責智慧經濟產業特色小鎮建設、管理、運營和推進智慧經濟產業發展。目前,大數據運營公司擁有員工30多人、5個職能部門,承擔起了大數據產業園區的項目建設、后勤保障、企業服務、招商引資、資本運作、資源整合等重任,完成了大數據產業園臨時辦公區、云數據中心、“一中心兩基地”、大塘變電站、智慧黨建中心、呼叫中心示范基地、藍海彤翔渲染云等一批重點項目建設,為宜陽新區智慧經濟產業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突出產業配套1、產業政策配套
為推動產業發展,宜春市出臺了《宜春市關于支持大數據產業發展若干政策》、《宜春市引進培養創新創業高層人才“雙百計劃”實施辦法(試行)》等政策,市大數據管理局出臺了《宜春市 “企業上云”云資源服務獎補實施辦法(試行)》。在此基礎上,宜陽新區細化出臺了《宜春市宜陽新區關于推進大數據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試行)》,從數據產業、數娛產業、總部經濟、外包服務、企業培育等11個板塊為企業提供落地扶持,入駐企業可享受稅收獎勵、生產設備購置補助、企業上市獎勵、總部經濟開辦獎勵、著作權獎勵、營收上臺階獎勵、高管個稅減免等多維度的政策支持。
2、產業服務配套
根據智慧經濟產業發展特點,在配套服務方面,采取“4+2”的配套體系,即4個平臺、2個中心。
四個平臺:一是創新平臺,大數據產業園獲得了省級、市級眾創空間授牌,目前申請的“江西省新型工業化產業示范基地(大數據與產業融合創新)”正在審批中,同時與網易合作建立了聯合創新中心,為企業提供孵化基地;二是金融平臺,設立了30億元的大數據發展基金,將建設10萬平方米的金融中心,用于落地銀行、保險、證券、基金等行業,為企業提供金融服務;三是人才平臺,大數據產業園和宜春學院、宜春職業技術學院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為入園企業提供人才保障;四是公共服務平臺,成立了專門的服務團隊,并建立了網上企業服務超市,可以為入駐企業提供從工商注冊、納稅申報、記賬、法務咨詢等一條龍、一站式服務。
兩個中心:一是居住中心,已配有390套人才公寓,并將在小鎮一期再建人才公寓,為企業人才提供生活保障;二是商業中心,在園區內將建星級餐飲、休閑廣場、綠地、電影院、健身房、咖啡廳、酒吧、24小時便利店等生活、休閑、娛樂設施,搭建“產、學、活、樂”全生態,滿足企業人才高品質生活需求。
(四)突出產業招商
圍繞能夠品牌效益的智慧經濟、能夠帶來海量數據的數據經濟、能夠帶來經濟總量的環保經濟、能夠帶來經濟效益的總部經濟四個方面開展招商引資,以數字娛樂、人工智能、VR/AR產業為發力點,逐步導入智慧城市、產業融合、呼叫服務、云計算、區塊鏈、物聯網等大數據關聯產業。用一年多的時間,簽約各類項目95個,48家企業注冊運營。
今年上半年,搶抓“招大引強‘百日千億’攻堅戰”的契機,先后外出招商23次,對接項目76個,簽約項目41個,億元以上項目4個,其中億一集團兒童動漫城項目投資金額40億元,今年4月已開工建設,預計2022年5月正式投產運營。截至目前,2019年新簽約孵化項目35個,注冊率達75%。并且,智慧經濟產業特色小鎮借11月份開園契機,將集中包裝和簽約近200個線上線下企業,全面激活產業園大數據產業的發展優勢。
(五)突出產業融合
以大數據應用與產業融合創新發展為引擎,緊抓公共服務數字化、本地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這三條主線,宜陽新區加強與宜春市其他各縣市區的聯動,實行1+N產業空間布局和“131”工程。以公共服務數字化為突破點,建設智慧城市,發展政務大數據、民生服務大數據與城市治理大數據應用。將公共服務數字化工作作為大數據產業發展的突破口,由政府牽頭引導,加強縣市區聯動,提升宜春各縣市公共服務信息化建設水平,匯聚公共服務領域數據資源,開展公共服務領域創新應用。以本地產業數字化為需求側切入點,支柱產業、特色產業大數據應用兩線齊進。從產業發展需求側切入,切實推進鋰電新能源、中醫藥、傳統制造業、綠色農業、文化旅游業等本地支柱產業大數據應用,推進無車承運物流、安全生產服務等本地特色產業大數據應用,以產業數字化示范應用項目提升本地企業創新能力,并吸引大數據企業匯聚宜春,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與宜春實體經濟的融合。
二、智慧經濟產業發展存在的問題和困難
為推動轉型升級和高質量跨越發展,宜陽新區全力建設智慧經濟產業特色小鎮,突出智慧經濟產業發展頂層設計,高效推進智慧經濟產業招商引資及產業培育,雖然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績,但是目前智慧經濟產業發展仍然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十分凸出。
(一)智慧經濟產業發展探索不夠
宜陽新區圍繞智慧城市、游戲娛樂、產業融合、呼叫服務、云計算、區塊鏈、物聯網等大數據關聯產業大力開展招商推介工作,建設了“兩中心兩基地”等一批大數據基礎性設施項目,引進了華為、網易必創、藍海彤翔、華洋、靈貓有數、康燦科技、太城、影呼、中華網庫等一批大數據企業,有序推進智慧經濟產業發展。但是,目前智慧經濟產業未形成完整的產業鏈,產業生態發展不平衡,產業領域發展探索不夠充分。尤其表現在產業招商僅限于大數據的存儲、應用等領域,大數據的挖掘、分析、交易等領域缺失;產業培育重點關注大數據關聯產業的企業引進,有潛力、有需求的本地大數據產業孵化滯后;產業發展專注解決智慧城市、智慧應用等問題,忽視了未來消費級大數據產業規劃和建設。(二)智慧經濟產業發展效果不明顯
智慧經濟產業發展效果不明顯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與實體經濟融合效果不明顯。智慧經濟產業要縱深發展,需要與全市縣域實體經濟深度結合,需要各縣市區及工業園區的深度參與。當前,宜陽新區全力打造智慧經濟產業發展,但與各縣市區聯動不強,縣市區政府、工業園區重視不夠、參與較少,未能有效推進大數據平臺打造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二是智慧經濟產業品牌影響力不明顯。當前,全國各地智慧經濟產業發展百花齊放,省內外市場競爭激烈。宜陽新區發展智慧經濟產業起步晚、基礎差,目前尚未成功打造省內外知名的產業品牌。三是智慧經濟產業經濟效益不明顯。截止目前,宜陽新區智慧經濟產業沒有一家營業額過億或納稅超千萬的大型企業,大數據產業園區所有入駐企業2018年納稅總額不超百萬,經濟效益回報速度較慢。
(三)智慧經濟產業專業人才短缺
人才是發展的關鍵要素。宜陽新區制定了一系列的人才引進獎補政策,但是由于地緣、薪資、政策配套等因素,外部高端人才引進缺乏足夠吸引力。目前,大數據公司及園區其他企業現有的人員皆不能滿足發展需求,尤其是技術類人員缺口較大,有相關企業因專業人才招聘不到位而難以開展業務。若無長期人才培養和輸出機制,大數據產業園將長期面臨人才短缺問題,嚴重制約智慧經濟產業發展。
(四)智慧經濟產業平臺承載能力差
當前,智慧經濟產業特色小鎮正處于投資建設期,云數據中心、雙創基地、孵化基地、呼叫中心、金融中心等產業承載平臺尚未投入使用,發展資金投入較少、政策力度小、融資能力弱,且大數據產業園缺少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智慧經濟產業平臺承載能力差、市場核心競爭力較弱。
三、智慧經濟產業發展的對策與建議針對宜陽新區和智慧經濟產業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為進一步做大做強做優宜陽新區智慧經濟產業,今后宜陽新區應重點抓好以下關鍵措施的落實。
(一)圍繞“產業發展”,打造多元化產業鏈
發展智慧經濟產業,需充分挖掘市場需求,完善智慧經濟產業鏈,應做到“四個堅持”:一是堅持“數據為王”戰略。利用云數據中心、“一中心兩基地”資源優勢,圍繞數據存儲、智慧應用等關聯產業板塊,開拓企業“兩化”、企業上云、智慧應用運維等業務,打造好政務服務、民生服務、城市管理大數據中心和呼叫中心,快速匯聚海量數據。二是堅持做好“數據加工廠”,做好數據的挖掘、分析,形成旅游服務、電商服務、數字文娛等消費級的大數據,搶占有效數據交易市場。三是堅持做好數據應用,圍繞人工智能、區塊鏈等領域,做好軟件項目開發、技術服務等產業。四是堅持發展重點智慧產業,圍繞游戲動漫、影視娛樂等關聯業務板塊,大力推進云渲染、游戲開發、游戲運行、電競賽事等產業發展。
(二)圍繞“產業融合”,打造統一平臺
發揮市場作用,政府與企業、各縣市區聯動,全市一盤棋打造統一大數據平臺,充分利用和優化配置大數據資源,推動大數據產業與傳統產業融合發展。
一是大數據與本地優勢資源融合發展。建議圍繞宜春鋰電、醫藥、旅游、文化等優勢資源,宜陽新應區大力推進“大數據+N”的的發展戰略,打造鋰電新能源、中醫藥健康、新旅游等大數據平臺,促進智慧經濟產業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增長極。
二是大數據與各縣市區優勢產業融合發展。建議圍繞宜春鋰電、中醫藥、煙花爆竹、運輸、陶瓷、旅游等傳統優勢產業,全面進行數字化、信息化改造,同時入駐宜陽新區智慧小鎮“雙創基地”辦公,宜陽新區負責提供云服務、大數據研發技術支持等,加強縣市聯動,形成全市一盤棋的發展態勢。
三是大數據與智慧城市應用融合發展。建議由宜陽新區率先啟動城管、供水、供電、交通等智慧城市應用的“兩化改造”,為智慧城市應用服務企業提供軟件項目研發、技術支持,同時集中展示、集中推廣智慧應用,全面提升中心城區信息化、數字化水平,提高社會參與度和影響力,培育全市智慧城市應用的良好生態和發展基礎。
(三)圍繞“產業品牌”,打造區域特色
宜陽新區應結合本土實際和特點,走差異化發展路徑,著力打造具有宜春特色的智慧經濟產業品牌。
一是大力創建新品牌。建議:做實、做強已有的“江西省鋰電大數據中心平臺”“中國VR電競產業共建基地”“江西新型工業化產業示范基地(大數據與產業融合創新)”,打造成行業標桿和示范;圍繞VR產業發展、數字經濟、大健康、人才培養等方面先試行,爭創“江西省VR產業創新創業示范基地”、“江西省傳統產業數字化創新示范區”、“江西大健康大數據應用創新示范區”、 “全省大數據人才培養示范基地”等特色品牌名片。
二是重點打造數娛產業品牌。建議:在機構、資金、產業孵化等方面完善配套,比如:成立數娛產業發展辦公室,財政設立數娛產業專項扶持資金,聯合市級1+5平臺公司成立數娛產業股權投資基金等,整合資金優質吸引優質數娛產業項目落地,建設數娛產業發展示范基地,促進數娛產業全產業鏈發展,將數娛產業打造成為宜春大數據產業的品牌。
三是著力創建宜春特色產業品牌。建議:整合鋰電、中醫藥等優勢資源,搭建大數據發展平臺,加強產業數據分析、統計、應用,以大數據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發展,打造宜春特色的智慧產業品牌。
四是打造大數據行業品牌。建議:一方面爭取省、國家相關主管部門支持,建議發起成立全國性的數娛產業、鋰電大數據產業、中醫藥大數據產業、農業區塊鏈應用產業聯盟、數娛產業協會等,實現行業內信息共享、資源互推、互惠互利,在大數據產業行業內形成品牌影響力。一方面定期舉辦大數據產業高峰論壇,把高峰論壇打造成像月亮文化旅游節一樣的宜春特色品牌,使之成為市民的節日、企業的盛會、招商的平臺,提升宜春大數據產業的知名度、品牌度、美譽度。
五是打造大數據產業標準。圍繞鋰電、中醫藥等優勢資源,引進鋰電、中醫藥、大健康等科研機構、檢測中心、認證中心,匯聚同類大型大數據企業,打造全國認可的鋰電、中醫藥、大健康康養大數據統一標準。
(四)圍繞“產業效益”,打造龍頭企業
一是加快發展總部經濟。目前,大數據產業園區入駐企業多為分公司、合資子公司等,獨自研發、獨自生產、獨自經營的總部公司較少。建議宜陽新區加快推進總部經濟建設,加大總部經濟發展扶持政策力度,打造一批納稅千萬以上的規模性大數據關聯企業,形成大數據產業虹吸效益,吸引產業鏈內的企業快速匯聚,提升大數據產業園的創收能力,帶動智慧經濟產業全面快速發展。
二是優化招商選資。目前大數據產業入駐企業普遍營業額不搞、納稅較少,不能平衡產業的運營成本,投入與產出不成正比。建議招商引資模式應向招商選資模式轉變,做好入駐企業的前期盡調和市場反饋情況摸底工作,加強科學研判和決策,選擇品牌知名度高、市場效益好的優質企業入駐園區,做大做強園區的營收和稅收能力。
(五)圍繞“人才培養”,打造政策洼地
大數據產業發展,人才是關鍵要素。針對大數據產業園專業人才短缺問題,建議:
一是有針對性的引進高端人才。針對數娛產業、鋰電大數據、中醫藥大數據等細分行業領域,出臺專門的人才引進政策。在引進高端人才、產業研究院、標準實驗室等方面給予最優最具吸引力的專項政策。
二是重點培養本土人才。以宜春學院、宜春職業技術學院為重點,各縣市(區)中職院校為基礎,提供特色的教育扶持政策,用三五年時間重點培養一批大數據相關專業人才。
三是加快培訓實操人才。發揮好宜陽新區周末學院、大數據沙龍平臺,加強一般干部的強化學習;組織新區領導干部及園區企業高管,到華為大學、西湖大學等學校進行系統培訓,強化管理和運營。以園區企業為依托,建設大數據實訓示范基地,加快培育可實用的專業人才。
(六)圍繞“產品平臺”,打造發展平臺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 發展 、人類平等的金鑰匙。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把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 歷史 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體融合”,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它的內涵與外延非常的豐富,人們對媒體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潛在的經濟邏輯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作為歷史現象,媒體融合的發展也還未有終結。wWW.133229.CoM處在最活躍的經濟和技術領域,媒體融合的走勢受到宏觀政治、意識形態、產業政策、市場、技術、核心價值和社會大眾的多方影響。介于“媒體融合”是一個動態的學術熱點,本文試圖粗略地歸納出幾種比較突出的研究途徑和角度。特別是站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本文旨在審視北美學者近幾年內對“媒體融合”現象的預測、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論分析框架。總體來說,北美學者對媒體融合的探討大致分三大重點:第一個重點考量媒體融合這一歷史現象的性質,并試圖解釋趨勢背后的主要推動力和阻力; 第二個重點通過實證研究方法,對媒體融合的具體狀況加以分析。對于新媒體政策與新融合經濟的解析是這個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個重點涉及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反映在大眾政治、公共文化、社會關系上的種種深刻影響。可以說,一方面,通過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格局的分析,北美傳播學,特別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繚亂的技術未來主義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認識到在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響下,媒體融合已超越言論,成為了實實在在的、承載國際政治經濟角逐、影響國內社會權力結構的重要歷史趨勢,北美學者也因此給于媒體融合足夠的重視,對這個歷史進程在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機構和權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機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體融合?
媒體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學學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專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體融合描繪成一股未來趨勢。這個概念泛指由數字技術所帶來多種媒介載體相互融合的技術演變。根據這個概念,在數字技術的影響下,信電、電話、電報、大眾傳媒之間原有的行業隔離與技術區別正在逐步消失。未來, 某一物理媒介—無論它是無線還是有線,無論是電波還是電纜—將能承載所有的語音、圖像、數據、以及視頻的傳遞; 同理, 原本只能由傳統媒體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廣播和電話,也將不再限于它們原來特定的載體 (jenkins, 2008: 10)。 3g手機、數字電視、網上廣播、還有眾多 網絡 互動媒體的出現都是媒體融合的具體例子; 這些技術的進一步推廣也對網絡帶寬和終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術要求。
總的來說,“媒體融合”是西方未來主義思潮的又一流行詞匯, 是繼“信息社會”、 “第三次浪潮”、“后 工業 社會”之后的又一熱點。在未來主義的詞匯中, “媒體融合”以技術演化為核心標尺,對技術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又持有實在化的觀點。作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對新技術革命的主導思潮, 未來主義反映了政治經濟權力精英對人類社會發展未來前景的主觀愿望。 技術未來主義一大特點是把 科學 技術偶像化、自在化、絕對化, 但同時又回避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科學技術的深刻影響與限定。無獨有偶,北美傳播學主流思想為未來主義的流行貢獻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預測數字化的內容下載功能將進一步推動媒體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認,技術演變是媒體融合現象的重要特點,“媒體融合”的口號也確是強有力的言辭。但是,作為一種學術理論框架, “媒體融合”有明顯的盲點。脫掉“科學技術”客觀性的偽裝,“媒體融合”實質上是帶有強烈價值傾向的規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為“革命式”的技術創新而加油歡呼;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卻領會不到融合潮流實質上是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自我再造重組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對新技術寓言式的描述,“媒體融合”潛在地為維護并重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核心優勢做了鋪墊 ,埋下了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未來主義把“新科技”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放大到絕對主導的地位, 但是伴隨著國際資本和西方發達國家實實在在的推動,媒體融合已從主觀預測轉變為有自我實現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話語范疇的現實影響力。特別是美國1996年的電信改革,不僅取消了原來的行業隔離,不再禁止電信運營商進入有限電視和網絡服務行業,更是搶先全面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電信、廣電、 計算 機網絡在內的美國傳播行業,因而迫使英國和歐盟國家緊隨其后以期提升本國媒體資本在國際化的市場競爭中的實力。在自由化的市場機制的激勵下,壟斷集團通過融合強占先機,以期制定規則,主導轉型(zhang, 2002: 38)。可以說通過迎合跨國壟斷集團資本擴張的本性,這一歷史性改革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機制的興起,其深遠的影響力波及了整個國際傳播體系。
就在市場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動下,自九十年代以來,融合潮流變得相當明朗。盡管技術演變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術革命為理論框架的學者眼里,新技術就成了凌駕于政治經濟結構之上、自成體系的歷史推動力。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繪了由 電子 技術帶來了媒體經濟和技術組織結構的重大變化。根據mueller, 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已流傳了近25年。自從互聯網和數字技術誕生以來,關于互聯網是否會最終促成媒體融合的討論就不絕于耳(mueller: 12)。在互聯網時代, 技術進步顯然已將媒體融合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但是,如果這個趨勢至今還沒有充分實現,是什么樣的非技術阻力導致的?哪些機構,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動或延緩這個趨勢?哪些地區國家,哪些社會團體,哪些權力集團將從媒體融合的大潮中獲利?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不斷演化的歷史進程,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程度也大相徑庭,這些結構性、實質性的問題將引導學術界的討論。
當然,不同的學術流派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也不盡相同。首先是機構研究。機構研究以引導機構改革、促進融合為目的,著重分析和評估融合的具體政策和現狀。這類研究默認并接受了主導媒體融合的商業邏輯,其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完善并促進資本主義技術改革,推進在“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信息體系的重組與再造。比如說,dong-hee shin (2006) 就韓國的發展狀況,認為目前媒體所有制結構,監管部門結構,以及媒體管理政策從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體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們的專著里(1996) 也指出媒體融合的實現不僅僅包含技術問題,還涉及到產業運作、商業文化、融資方式、基礎設施、產業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個國家的特定環境,站在經營策略的立場,這些論述著重討論“如何做”這一實際的操作性問題,為幫助實現跨國抑或本土資本在這一重大媒體產業變革中的取得戰略地位獻計獻策。
機構研究的“改良主義”的前提有意無意地提示我們:媒體融合決不是簡單的、必然的技術潮流,因為政府政策、經濟行為、意識形態、乃至資本主義的國際生產關系對媒體融合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這個理論架構下,“媒體融合”成為一個縮寫,泛指在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由一系列技術演化、產業重整、市場改革和相關政策組成的現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對于未來主義科學技術絕對化和自在化的邏輯,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更加贊同這種社會化、機構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機構研究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默認或回避的態度,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的理解有意識地跳出“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思維模式,并直截了當地解析全球資本主義系統與傳播信息體系之間日益復雜交錯的關系。在他的專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張把媒體融合的本質看作是國際資本擴張和重組的又一個歷史表現,并指出“媒體融合”這個概念使公眾錯誤的認為融合是不可逆轉的技術進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 現代 資本主義經濟下,“信息”作為一種資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場經濟活動中去了,成為創造剩余價值的商品,同時也是資本積累的平臺;在信息經濟的旗號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關心的是資本通過傳播信息平臺在全球范圍的積累,只要能增加利潤,這個體系中的主導者有意摧毀任何國家或地方干擾利潤實現的現有技術體系、制度、傳統和機構。從這個意義上,媒體融合說明資本邏輯滲透全球傳播體系的規模和深度的不斷擴張。有別于機構視角,批判政治經濟學往往突出國際資本活動所起到的隱形的,但實質上相當核心的主體導向作用,并且描述這個復雜歷史過程中所上演的種種矛盾、斗爭、控制,進而說明社會變革的根本性質和方向。
此外,由商業邏輯為主導的媒體融合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進的。那么發達國家與發展 中國 家對媒體融合的看法與做法一致嗎?新媒體的普及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機會嗎?當發展中國家加速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國家政府與本土資本是否有能力有選擇地介入媒體融合,并從中獲得實質性的實力增長?當地的人民大眾能否從中贏得更多的權益?當日本韓國成為媒體融合的先導國家,跨國資本在這些亞洲國家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新媒體的出現會促進本土文化的發展?抑或是遏制它?隨著媒體信息產業變得越加重要,它與國際政治和區域經濟之間又有什么樣的緊密關聯?在數字化和網絡化的新媒體環境下,這一系列關于國際關系和跨文化傳播的“永恒”問題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說,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討過信息技術融合對亞洲區域經濟的影響;msimang (2001) 則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想改變相對落后的被動狀況,面向媒體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自由經濟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進一步指出數字媒體在國際上的擴張幫助重整國際資本所操縱的媒體霸權。總的來說,從比較與跨國視角出發,如果媒體融合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體產業在國際上的演變能幫助我們理解重大的國際權力的動態結構嗎?
二、新媒體政策與融合經濟
毋庸置疑,媒體融合給行業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原本是在相對獨立的監管制度下發展的。具體的說,在歐美地區,電信監管政策強調對基礎設施硬件的管理,但視內容為超出監管范疇的私人問題;出于保護文化多樣性和維護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廣電的監管則側重內容管理;同時,信息與網絡產業則是在相對無監管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對媒體融合,原來各自分立的行業監管不得不重新調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間的爭論與沖突不可避免。對于這些爭論的記載和分析有助于說明媒體融合的多重主體性與復雜的內在矛盾。
同時,從宏觀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自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更是把關于融合政策的爭論設定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主導下,為了迎合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的戰略,歐美電信、廣電、信息行業監管政策都紛紛鼓勵自由化的機制,推動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schiller,2007)。同時,隨著發展中各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歐盟這樣的“超國家組織”,規范化的條約更加速了國家傳播產業本身以及以傳播產業為渠道而進行的與全球市場體系的融合。在這樣的背景下,融合政策還能在“社會公正,公平競爭,和消費者利益”之間作出比較公允的平衡嗎(simpson, 1999)?就全球媒體經濟而言,劇烈的市場改革和產業重組將改變以往經濟實體之間的動態平衡嗎?
首先,在基礎設施這一層面,就存在許多關于發展趨勢的爭論。比如說,當電信與廣播電視產業日趨重疊,“融合式”的監管架構是否會削減原來受推崇的媒體多元文化的保護制度。(simpson,1999)?當電信運營商也開始提供媒體服務,怎樣才能保證其他服務供應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商的惡意排擠(blackman, 1998)?由于兩種以上的技術都可以實現寬帶傳播,采用哪種技術來建設信息基礎設施也將對經濟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總而言之,在媒體變革的過程中,種種有關技術標準、市場準入條件、以及行業準則的監管政策都將影響未來媒體格局,因而至關重要。
其次,媒體融合還促使了許多新型終端和新型服務的出現;雖然傳統媒體并不會徹底消亡,但卻經歷巨變。重要的是,這些劇烈的變革鼓勵社會各界重新審視貌似永恒不變的媒體結構和媒體權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爭論和動蕩。以數字電視為例,承擔著公共服務功能的非盈利性媒體應當怎樣應對和適應數字化的挑戰?在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網絡為紐帶的,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下的多媒體環境里,什么樣的媒體監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護“公共利益”這一核心價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經濟的大環境里,數字電視的推動是由目前的壟斷 企業 領導?還是通過政策介入把市場準入條件降低 (castañeda, 2007)?可見,即便在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環境下,傳播信息體系不僅是資本利潤最大化的載體,還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公益責任。因此,有關媒體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業邏輯、權力結構和社會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訴求下被左右著前行的。到目前為止,在新自由主義體系下,商業邏輯凌駕于媒體社會公益的責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體在社會效益中的貢獻。當然,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一段尚未完結的歷史進程,最終的收益者將由歷史裁定。
就媒體經濟而言,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正在經歷劇烈的擴張,同時,其內部的市場格局也是動態的。在新自由主義和媒體融合的雙重導向下,傳播體系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歷了結構性的調整。這一結構性的調整不局限于技術層面,而是涉及到資本主義媒體經濟內部的實力較量和重整。一方面,處于優勢地位的跨國壟斷集團試圖鞏固并進一步壯大其市場實力;另一方面,傳播信息體系在全世界范圍的調整也給新興的市場經濟主體帶來了機會。
具體的說,由于媒體融合的前提是網絡基礎設施和服務產品的重建和升級,這促使目前仍處于優勢地位的電信公司、傳統媒體、和硬件制造產業通過種種方式改變生產結構,切入新興市場,以適應變化,因而引發了產業結構、市場結構、部門結構的變化。目前,國際壟斷媒體公司已利用他們在資金、技術、人才和政治影響力上的種種優勢,通過擴張,兼并、重組等途徑,搶先把媒體融合納入公司發展策略中;換句話說,跨國媒體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導媒體融合的走向,媒體融合也改變了它們的商業運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與此同時,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國際生產鏈也經歷了重大的重組配制。電信、廣電與信息產業的廣泛融合甚至改變了這些細分產業內部的產業鏈結構,因此影響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國際資本的帶動和跨國產業的結構調整之外,國內的政治經濟原因,特別是不同部門、不同經濟實體乃至階層利益之間的博弈,都可能影響以媒體融合為其點的產業格局的發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說,在這場以媒體融合為形態的市場角逐中,鹿死誰手、誰是贏家是有關全球信息體系和全球市場經濟的前瞻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并不是堅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在新舊技術交替時期被放大,因此維護和鞏固資本邏輯對傳播體系的控制至關重要。首先,從純技術角度來說,現代技術給人類的交流傳播活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數字技術不僅使“信息”從一種稀缺資源轉變一種過剩資源,融合媒體更是具備了互動的特點,因而讓普通使用者對信息流通過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權。但是,往往正是這些極有益的技術特點使得資本通過全球傳播體系實現利潤積累的過程受到沖擊。
以知識產權為例:由于數字技術改變了媒體制作、內容存儲、信息傳遞和信息流通種種階段的操作方式,知識產權原有的生效范疇和執行方式都受到了負面影響。一方面,網絡強大的共享與復制功能不僅激發了數以萬計的免費內容下載和內容轉載,甚至鼓勵了非盈利性的創作共享運動的風起云涌(murdock,2009)。作為反擊,大公司不僅嚴格化了知識產權規則,他們還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應的技術手段以期順利實現信息“商品化”的轉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權,收費網絡信息,使用者密碼輸入系統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當多媒體和互動媒體成為主流傳播方式時,現代技術已給予消費者避開商業廣告狂轟濫炸的能力,數以萬計的頻道更使傳統的廣告失去原有的效應。 新媒體與廣告、新媒體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將如何發展直接涉及到商業媒體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總之,如何創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殺不符合資本積累的技術應用,如何打開并開發利用新興市場,如何創造新的需求不僅對于資本邏輯下的媒體行業本身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剖析現代資本經濟組織演化也有關鍵性意義.
三、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
由媒體融合引發的全球傳播體系的重整對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本身有深刻的影響。除此之外,北美學者不約而同地關注新媒體與新聞事業、新媒體與大眾 政治 、新媒體與社會民主之間的互動關系。換句話說,這類討論往往跳出了產業機構視角,關注非 經濟 問題。如果傳統媒體的特點之一是由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壟斷式的信息制造和傳播,媒體融合是否可以減少了消費者對壟斷媒體的依賴,鼓勵更為民主的、更具參與性的信息傳播方式?這一議題是關注媒體政治的學者們關心的核心問題。一方面,互聯網、數字手機、 網絡 播客不僅讓大眾接觸到數以萬計的信息來源,更賦予普通人曝光突發事件、引發大眾討論、制造新聞效果的主體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壟斷媒體集團為了迎合大眾需求也相繼推出網絡討論空間以期制造互動新聞的氣氛(thurman, 2008)。
早期學者對新媒體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義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認為在媒體產權日益集中的國際環境中,媒體融合能鼓勵民眾的媒體參與,進而推進言論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會公正。不可否認,pool的觀點有 科學 技術絕對性的傾向;潛在地,他把技術進步與民主化相提并論,把個人消費自由等同于社會群體之間的民主平等。但是這一極富價值取向的期望已成為了主流媒體研究的理論框架,同時也為西方科技未來主義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傳。相對來說,近期的新媒體研究則運用了內涵更為嚴格的“民主”概念,通過實證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動媒體、草根新聞的實在效果。從純技術的角度,新媒體跨越了傳統媒體中被動消費與主體性內容制造的鴻溝,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社會各界、各個階層、各個民族享有新媒體的程度極度不平衡,保守的媒體權力結構也并沒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說,相對于技術絕對化和個體化的研究框架,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權力在資本邏輯下實現的分配關系提出了結構性的、批判性、本質性的認識,因而為了解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提供了現實版的背景認知。
新媒體與大眾文化的互動也是一個重要領域。隨著壟斷媒體集團對大眾娛樂市場的不斷開發利用,消費者通過互動媒體為資本主義娛樂產業提供了大量新鮮的內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經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強調了消費者在新形成的媒體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動作用 (p. 8)。通過文化視角,關注互動式的多媒體,jenkins提出媒體融合不僅是被資本宏觀推動,而且帶動了自下而上的消費者的媒體參與。簡而言之,新型的媒體文化和消費者群落是這類研究的重點。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過社會交際網站;tarantino(2003)寫過消費者對數字電影的反哺;mizuko (2005)寫過手機短訊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機作用。可以說,全世界的媒體管理者、軟件設計者、系統工程師和 計算 機網絡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體文化的傳播和影響,更想了解大眾流行對新技術的接受方式和導向趨勢。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評價,這類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體消費者主體性的地位,并且強調了“文化”獨立于政治經濟的自在性和影響力,因而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有益補充。但同時,不可否認,優先消費者視角,突出市場經濟范疇內個體或群體的“消費自由”的邏輯回避了資本最大化的商業邏輯以及階級這最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這些盲點削弱了對市場經濟框架下的大眾文化的認識,也代表著向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某種妥協。
當新媒體社會學和新媒體文化學的研究從大眾“消費者”的視角出發,媒體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則又回歸到媒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另一個重要交點,那就是媒體融合對勞動者、勞動關系和勞動狀況的影響。一方面,數字技術在各種機構中的滲透加深了資本主義體系對勞動者的監視、控制和操縱,在后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下,當全球數字化與經濟全球化相融合, 媒體融合更促使國際產業鏈的擴張和調整,因而對世界各國的就業結構和勞動狀況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新技術也帶來了鼓勵勞動者主體性和承載集體維權活動的空間。這一對相互制衡的矛盾趨勢將怎樣影響數字勞動、創造性勞動和知識型勞動?面對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媒體產業結構和管理方式的變化,廣義的媒體工人是怎樣應對的?在信息產業全球化,媒體行業的工會做出什么樣的戰略性的組織調整?可以說,關于廣義的“知識勞動”與“創造性勞動者”的研究是一個的新興領域。這個視角再次把媒體融合的現象設置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全球擴張和自我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
四、 總結 與未來趨勢
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 發展 、人類平等的金鑰匙。 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概念,媒體融合不僅存在明顯的盲點,而且是帶有強烈規范傾向的框架。可以說,對媒體融合的分析,只有結合對當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深刻理解時,才能有效擺脫“媒體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傾向。從傳媒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媒體融合的潮流,從本質上說,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通過傳媒信息技術手段進行自我更新、自我擴張的有機表現。就影響而言,媒體融合對全球格局、社會經濟和政治民生帶來的并非是理所當然的、線性的、純粹的、正面的影響。實質上,媒體融合技術雖然蘊涵了促進積極的 歷史 進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強大的主導下,這一歷史進程更多的是優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占有領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實體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現行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媒體權力等層層的保守格局。
通過本文的敘述和梳理,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以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設引導了北美學術研究對媒體融合的審視和反思: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主導下,媒體融合將削弱跨國資本對傳播體系的霸權控制?給于發展 中國 家“跨越”的時機和空間?延續甚至加強傳統“公眾利益”的監管核心取向?推動公共服務媒體的發展?摧毀社會歧視,實現全社會化的平等信息服務?推動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繁榮嗎?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顯而易見,目前媒體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歐洲以及日本韓國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為對象的。這個研究范疇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體融合不平衡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隨著印度、巴西、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他們在媒體融合潮流中的發展進程將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可能的未來趨勢。中國政府就已將三網融合作為實現內需帶動,促進應用,重點突破,在未來的技術發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經濟戰略。筆者認為,對于未來的研究,媒體融合將繼續成為一個載體,幫助學者認識資本邏輯在全世界范圍的擴張和變形。具體的說,在發展中國家里,媒體融合在國際資本與本地政治和國家發展需求的多重影響下會產生怎樣的特有的可能性?作為市場國際化的重要載體,媒體融合的趨勢會為本地資本的壯大創造什么樣的環境?會給國家信息化格局帶來什么樣影響?是否有助于形成電信運營商與上下游產業互動共贏的產業鏈?政府與市場主體在媒體融合中將分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困境的境況下,作為最為活躍的經濟區域,這些國家會在媒體融合上會有什么具體的舉動和作為?媒體融合又會在當地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一系列的問題對于關心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新型 工業 化和市場化國家的走勢、轉型中的媒體以及廣義的發展問題的學者都是很有意義的。
[ 參考 文獻 ]
arsenault, amelia h. & manual castells. (2008).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global multi-media business net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 707-748.
baldwin, thomas f., d. stevens mcvoy, charles steinfield. (1996). convergence: integrating media,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benkler, yochai. (1998).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regul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control over content.”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2 (3): 183-196.
blackman, colin r. (1998). “convergence betwee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other media: how should regulation adapt?”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2 (3): 163-170.
boyd-barrett, oliver. (2006). “cyberspace, globalization and empir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 (1): 21-41.
castañeda, mari. (may 2007). “the complicated transition to broadcast digital televi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elevision & new media, 8: 91 - 106.
chon, bum soo et al. (2003).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media convergence: cross-industry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information industries.”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16 (3):141.
jenkins, henry. (2006). “introduction: worship at the altar of convergence: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media chang.” in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1-24.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jussawalla, meheroo. (april/may 1999). “the impact of ict convergence on development of asian region.”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3 (3/4): 217-238.
lankshear, c. and m. knobel. (2003). “do-it-yourself broadcasting: weblogs in a knowledge society.” retrieved july 4, 2009, from /c.lankshear/blog2003.html
lehr, w. and l.w. mcknight. (june 2003). “wireless internet access: 3g vs. wifi,”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7 (5-6): 351-370.
mizuko,ito, “intimate connections: contextualizing japanese youth and mobile messaging.” in richard harper, leysia palen, and alex taylor eds., the inside text: social, cultural and design perspectives on sms, 127-143. norwell, ma: springer.
msimang, mandla. “regulation in the era of convergence,” intermedia 29,issue 1 (january 2001): 4-7.
mueller, milton. (1999). “digital convergence and its consequences.” javnost-the public, 6 (3): 11-28.
bryan murley. (2009). “web logs: democratizing media production.” in august e. grant and jeffrey s. wilkinson (eds.), understanding media convergence: the state of the field, 234-2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urray, simone. (spring 2003). “media convergence’s third wave,” convergence: the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9 (1): 8-11.
pool, ithiel de sola. (1983). technologies of freedom.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schiller, dan. (2007).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hin, dong-hee. (2006). “convergence of tele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ion.” info: the journal of policy, regulation and strategy for telecommunications, 8 (1): 42-56.
simpson, seamus. (1999). “regulating ict convergence: how useful is the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model?” javnost, 6 (3):49-66.
spinello, r. (2002). “intellectual property wars and knowledge monopolies.” in regulating cyberspace: the policies and techonologies of control, 143-174, westport, ct: quorum books.
spurgeon, christina. (2008). advertising and new medi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tarantino, quentin. (2003). “star wars?: digital cinema, media convergence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in david thorburn and henry jenkins (eds.), rethinking media change, 281-314. cambridge: mit press.
thurman, neil. (february 01, 2008). “forums for citizen journalists? adoption of user generated content initiatives by online news media.” new media and society, 10: 139-157.
wilkinson, et al. (2009). “receiver-senders and content creators.” in august e. grant and jeffrey s. wilkinson (eds.), understanding media convergence: the state of the field64-8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tz, b.w. (2001). “reconfiguration of value chains in converging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markets.” long range planning, 34 (4):489-506.
wu,irene s. (2009). from iron fist to invisible hand: the uneven path of telecommunications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zeitlyn, david, jane bex, matthew david. (1998). “access denied: the politics of new communications media.”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15:219-230.
關鍵詞:工業化;信息化;數字化車間;兩化融合
中圖分類號:TP27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12-0-01
作為制造類企業的核心環節――制造車間,則是企業能力提升的關鍵所在,在經歷手工作坊、流水線規模生產等階段后,以信息技術為依托,踐行兩化融合的數字化車間建設成為當前制造業車間的發展方向,以各種數字化技術的應用為手段,融合先進管理思想,提高生產效率、降低企業成本,切實提升車間管理水平。本文也從這個角度出發,通過探討數字化車間的建設思路,提出數字化車間的建設模型及相關考慮因素,并對數字化車間的應用前景進行展望,力求為現代企業轉型、兩化融合的建設提供些許參考。
一、數字化車間的形成及意義
1.制造業車間應用管理的演化過程。當今社會不斷高速發展,科學技術以及管理也隨之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工業化以來加工制造行業在技術應用以及管理中得到了幾次大的變革,我們從社會實際發展情況來看,在工業的發展過程當中,每一次有力的變革都會給工業水平帶來較大幅度的提升,筆者經過分析將制造業車間應用管理的演化過程總結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手工作業、單一生產;第二階段是工業技術引入、流水線規模生產;第三階段是信息技術引入、信息化輔助生產;第四階段是信息化與工業化結合,實行兩化相互融合。
2.數字化車間的建設意義。每一次技術變革都會帶來工業發展的長足進步,充分踐行兩化融合概念的數字化車間也不例外,通過數字化車間的建設,解決企業核心環節的兩化融合問題,充分發揮信息技術、工業技術的優勢,使兩者相互促進和共同發展。一方面更好地發揮信息化平臺優勢,發揮信息技術的指導及決策分析作用,改進工業流程,指導并促進工業水平的發展;另一方面也要充分發揮各種工業技術對信息化的支撐和基礎作用,做好數字化車間的建設,已逐步成為現代企業增強核心競爭力的關鍵。
二、比較實際的建設思路
1.建設思路的整體考慮
數字化車間的整體建設思路,應該從實際出發,以信息技術和工業技術的應用為手段,以改善工藝流程、提高生產效率為目標,建設符合企業實際,切實提高企業技術和管理水平的數字化車間。
1.1 數字化車間的建設范圍。數字化車間的建設范圍,應當以企業實際業務范圍為主,業務涉及的加工制造、物流、管理和維修等環節均應納入數字化車間的管理范圍,即數字化車間應該是一個整體的解決方案,需涉及車間業務的方方面面,這樣才能發揮各個環節的聯動作用,提高整體水平。從數字化車間的整體建設范圍及規劃上,應當通盤考慮,應用到業務流程的每一個環節,使車間業務的點、線、面各個層次均納入管理范圍。
1.2 數字化車間的建設模型。數字化車間的建設,應當充分發揮信息技術、工業控制技術的優勢,以建設高度自動化和高度智能化,盡可能降低人工參與的自動運轉的制造車間為目標。通過智能設備、自動化技術、自動識別技術、AGV 等技術的應用,實現實體設備的自動控制和運轉,通過信息技術的數據采集、信息傳遞、監控和廣播等技術的應用,進而實現將整個車間建設成一臺結構合理、動力充沛的自動運轉的機器的數字化車間建設目標。
2.可用技術探討
2.1 數字化車間的網絡建設。數字化車間的網絡建設是串聯各項業務,使之互相協作的保障,根據目前技術的發展,需要配套建設的網絡環境包括工業以太網網絡和工業自動化網絡,以用于支持工業現場設備、模塊、系統等等之間的通訊和關聯。
2.2 數字化車間的應用技術考慮。技術進步是推動企業發展變革的原動力,數字化車間的建設也是以科學技術的發展為依托,通過各種技術手段的應用而使科學技術為生產服務,將技術進步轉化為實際的生產成果。通過前面對網絡建設及硬件支持的分析,綜合考慮數字化車間的建設模型,可以將建設數字化車間所需的基本技術手段總結如圖4 所示。
圖4 數字化車間技術手段
3.數字化車間建設中需注意問題
任何事情的全面實施都需要進行全盤考慮,針對問題的多面性需要進行全盤考慮,在進行數字化車間的建設的過程也必當如此,這樣面對數字車間的建設過程就能夠更加清晰的給予認識,在建設的過程中就不會因為小問題而給整個項目帶來損失,筆者針對整體過程中所出現問題進行總體分析,認為在此期間所需要格外注意的問題主要有四個方面:①在建設的過程當中需要注意安全生產問題;②需要從實際情況出發的分析問題,切不可盲目照搬和教條主義;③在項目建設中需要分析技術可行性問題;④發展創新問題。
三、數字化車間應用展望
為進一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提升國民經濟的工業化和信息化水平,通過數字化車間的建設,在基礎的工業單元層面對信息化和工業化進行有機整合,實現兩化融合的科學發展。可以說數字化車間的建設不僅是科技發展的必然產物,更是兩化融合的發展要求。
從國家兩化融合的發展規劃可以看出,數字化車間是工業化和信息化發展的必然產物,是新時期工業化進程中科學技術推動生產力發展的良好切入點,數字化車間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不僅適用于制造行業,更可因地制宜的推廣應用于國民經濟的多個行業,為國民經濟發展助力,提升國民經濟的整體水平。
參考文獻:
[1]侯闖.“十二五”MIE服務為先――記2010第五屆中國制造業信息化新年趨勢論壇暨2009MIE創新之星風云榜頒獎盛典[J].中國制造業信息化,2010(04).
[2]楊海成,江彥,丁常彥,白云川.跨國精英關注中國“十一五”制造業信息化大勢[J].中國制造業信息化,2006(02).
[3]張艷,于巧稚.中國制造業信息化轉型期的新思考――“十二五”MIE中國機會高端座談會紀實[J].中國制造業信息化,2010(04).
[4]黃迪生,張心耘,任海霞,劉煒,趙恒,李曉波,姜劍,楊維明,王可,彭旭,胡玉文,胡其登,張慧,張蕾,江彥,白云川,丁常彥,王征.創新設計正當時――三維CAD普及與深化應用研討紀實[J].中國制造業信息化,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