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的框架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政治哲學的框架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政治哲學的框架范文第1篇

讀陳家琪的《當代哲學問題九講》，很多問題豁然開朗起來。本書第一講，即“什么是當代哲學問題？”，明確了一個核心思想，那就是哲學是用思想去把握時代，離不開感受性、想象力、回憶能力和概念的框架二者的緊密結合。在我看來，這也是貫穿全書的思想，盡管各講所涉及的具體問題不同，但是始終圍繞這個核心思想展開論述。

2政治哲學用政治的概念把握當下的時代

關于政治哲學成為顯學，作者借用了邁爾在《神學抑或哲學的友愛政治》一文中提出的四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蘇聯和原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二是啟示宗教問題；三是人們對于新的絕對義務的渴望；四是后現代大潮中，人們對某種決定性的大事件有一種混亂的、朦朧的期盼等。對上述四個方面進行詳述，依據的還是“哲學是用思想去把握時代”這個指導思想。如就羅爾斯的《正義論》，陳教授指出“這本書想給出一個能替功利主義的，或能為被稱作傳統資本主義精神的國家的人提供一種相對公平、公正、正義的社會財富分配方案”。基于對社會財富分配的思考，羅爾斯的確在《正義論》中回答了如何建立一種公平的社會制度的問題。書中指出：“一個社會體系的正義，本質上依賴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權利義務，依賴于在社會的不同階層中存在著的經濟機會和社會條件。”足見，經濟問題關系治國安邦，一直就是一個政治問題。在中國，1978年對外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飛速發展，中國選擇的道路既不是凱恩斯主義，也不是新自由主義。中國有自己的意識形態主導，有自己的一套概念裝置，那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勞資關系為例。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資本論》等著述中，就資本對勞動的控制與剝削關系進行了深入分析，討論了資本和勞動的本質、資本和勞動的未來等問題，揭示出資本主義勞動關系的本質特征，探究勞動關系結構中勞資沖突雙方力量的態勢以及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在多大程度上擺脫被迫接受其他人決定工資和工作條件的狀態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勞動關系理論體現在以馬克思勞資關系理論為基礎、以勞資兩利思想為原則、以發展和諧勞動關系為目標、以‘企業和職工利益共享機制’為載體的四個方面。”也就是說，中國并未完全照搬，也沒有沿著歐美的范式發展，而是根據時代要求，做出了自己的選擇。有學者說：“目前我國流行的勞動關系理論,源自歐美的產業關系理論,其研究范式隨著工業化進程的變遷不斷發生變化。”變化不可避免，這點毋庸置疑，然無論怎樣變化，和諧的勞資關系一定要展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身的優越性，那就是以人民利益的保障為中心，體現公平與正義。以上足以證明，政治哲學是用一套政治概念在思想中去把握時代。政治與哲學在柏拉圖那里就沒有分開，柏拉圖構建的理想國以及其中等級森嚴的制度就是對政治所做的哲學思考。政治更不能脫離現實，脫離時代，政治哲學成為顯學足以說明哲學距離現實很近。

3現代性的危機與知識分子的困惑

值得提及的是黑格爾和漢娜•阿倫特。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序言中提到兩種態度：一個叫天真心靈，一個叫認真態度。所謂天真心靈就是常識心理，即人云亦云的心理。認真態度在這里指的是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在《反抗“平庸之惡”》中，漢娜•阿倫特指出：“惡是不曾思考過的東西。思考要達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而涉及惡的瞬間，那里什么也沒有，帶來思考的挫折，這就是‘惡的平庸’”無論是所謂的認真態度還是平庸之惡，黑格爾和漢娜•阿倫特這兩位大師的觀點指導我們，哲學研究者，尤其是在高校從事哲學課程教學工作的教師，以一種近似簡實容易理解的語言將深奧的哲學理論講透徹、講明白就是一種貢獻，這是一方面；還有就是，不要以為惡一定是十惡不赦，一定是巨大的破壞，平庸之惡常常更多，卻極容易被忽視，甚至被接受。知識分子該怎樣？不能人云亦云，不能故弄玄虛，將簡單的問題復雜化，也不能自甘平庸等等。《當代哲學問題九講》第五講專門討論了現代性危機與知識分子。陳教授認為“在現代性情況下，知識分子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工具理性的知識分子，就是專家治國型的知識分子......還有一類是批判型的知識分子。”，前者把理性當作一種工具來治國，后者敢于批判社會，具有中國傳統文化中“士”的精神品質等。現在要闡明的是，盡管后一種知識分子在被邊緣化，那么是什么最終導致了后者的邊緣化？能否抑制這種邊緣化？這些就是哲學問題了。哲學對時代進行把握，把握不是被動地接受或者機械的反映，是基于感受、想象、回憶基礎之上，借用一套概念和框架所做出的有意義的表達。即要有“感受性或者敏感性，回憶的能力，展望的、想象的能力......要有概念的框架，這些概念的框架與經驗與現象（也就是內容）合成為哲學的理念”哲學要回答知識分子被邊緣化的根源，就要用哲學概念進行表達，“現代性”就是這樣的概念。第五講先闡釋了現代性的危機，然后引出知識分子問題，因為“現代性”的復雜性，那么知識分子的困惑將繼續下去。

4結語

綜上所述，哲學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哲學距離生活其實很近。本書的其他幾講，如世紀的思想情緒及20世紀的主導邏輯、社會轉型中的信任問題，哲學的語言學轉向與母語的危機等，從不同的論題展開闡述，但同樣彰顯了這樣的哲學精神。

作者:李瑩波 單位:中央民族大學

參考文獻

[1]陳家琪.當代哲學問題九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2]〔美〕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3]張利萍,邸敏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勞動關系理論述要[J].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3（5）.

政治哲學的框架范文第2篇

關鍵詞：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高等教育

美國著名教育學家約翰.S.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是西方第一部以高等教育哲學為書名的專著，是作者從事高等教育工作五十余年的經驗總結，也是作者對高等教育的許多問題進行哲學思考的結晶”。該書從美國高等教育的實際問題出發，以“高深學問”為邏輯起點，沿著高等教育哲學的兩個理論基礎彼此間的聯系與沖突的路徑，深刻分析了高等教育最為關鍵且又彼此關聯的若干基本問題，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完整豐富的高等教育分析框架。

一、歷史回望：認識論與政治論的沖突與并存

布魯貝克在《高等教育哲學》中提出的以認識論和政治論為基礎的高等教育哲學觀，對高等教育哲學進行了很好的總結。布魯貝克在研究這一問題時是以高深學問的選擇、傳遞、批判和創新為邏輯起點的。這個邏輯起點即“主旋律‘E’調（E代表專門知識expertise，即深奧的探求，它構成了高深的學問）”。圍繞問題的主旋律“E”調進行論述得出其結論：在20世紀，大學確立其地位的主要途徑有兩種，即存在著兩種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學，一種以認識論為基礎，另一種則以政治論為基礎。

認識論的高等教育哲學觀趨向于以“閑逸的好奇”精神去追求知識。認為大學是一個“按照自身規律發展的獨立的有機體”，高等教育自身發展邏輯就是追求知識的客觀性；高深學問的選擇、傳遞、批判和創新只受學術的客觀性或獨立性的認識規律制約，崇尚學術自治和學術自由，擺脫一切價值的判斷，回避學術對社會的影響；認為應“在學術和現實之間劃分一條明確的界限來保證知識的客觀性”。因此，傳承知識、探求知識是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學基礎。在這種哲學視野中，高等教育的價值體現為追求知識，在價值觀上是一種知識本位的高等教育價值觀。

政治論的高等教育哲學觀認為，人們探求深奧的知識不僅出于“閑逸的好奇”，而且還因為它對國家有著深遠影響。它強調高等教育應該關注社會的要求，認為高深學問的選擇、傳遞、批判和創新是以實際問題為價值取向的。人們追求高深學問主要是作為手段而不是目的，學術自治和學術自由都是有限的。“大學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知識之翼”。在這種哲學主導下，高校以服務社會、促進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為價值。在這種哲學視野中，高等教育的價值觀是一種社會本位的高等教育價值觀，其活動是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利益高于一切。它是實現社會發展的一個工具，人不再是目的，而淪為了手段和工具。

以認識論和政治論為基礎的兩種高等教育哲學觀交替并存于高等教育系統中，有時是認識論哲學占主導地位，有時又是政治論哲學占主導地位，總體上呈現一種既相互沖突又相互聯系的矛盾關系。其矛盾之處在于，探討高深學問的認識論方法想方設法擺脫價值的影響，而政治論方法則必須考慮價值問題。這種矛盾在客觀上成了高等學校內部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矛盾產生的深層根源之一，其相互聯系之處在于：一方面，政治論使命的實現以認識論為依托；另一方面，認識論目的的達成又越來越依賴于政治論的照應。

二、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的主要貢獻

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自1987年被譯為中文以來，在我國高等教育學術界受到了高度的重視。一方面，表現在該書的引用率上；另一方面，反映在針對該書的評論、比較、體會、反思、啟示的文章大量涌現，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該書的認識與理解。筆者認為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最突出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巧妙地找到了高等教育的邏輯起點――高深學問。布魯貝克認為：“高等教育與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別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學問。在某種意義上，所謂‘高深’只是程度不同。但在另一種意義上，這種程度在教育體系的上層是如此突出，致使它成為一種不同的性質。”該書以高深學問為原點，推導出高等教育的八個基本問題：由高深學問是應當被關在象牙塔中以防被曲解，還是應當放到市場和政治競爭場中去錘煉，分析概括出兩種截然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學――認識論和政治論；由學術活動是否應當由掌握高深學問的專家予以控制，導出學術自治的問題；由為了高深學問的發展，是否應當保持完全價值自由的客觀性和理智上的獨立性，導出學術自由的問題；由并不是每個人都具有掌握高深學問的才能，導出高等教育為誰服務的問題；由學生學習高深學問是以知識本身為目的還是以為工作準備為目的，導出普通教育與專業教育的問題；由高深學問如何教授和承載高深學問的教材如何選擇，導出教學與課程的問題；由“高深學問處于社會公眾的視野之外，公眾就難以評判學者是否在誠懇公正地對待公眾的利益”，導出治學道德的問題；由對高深學問的探索具有宗教的內涵，導出庇護高深學問的大學在世俗社會中扮演教會角色的問題。其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

二是提出了著名的兩派高等教育哲學分野。布魯貝克認為，20世紀存在兩種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學，一種是認識論，另一種是政治論。這兩種高等教育哲學都以探究高深學問為基礎，但是探究的目的和方式不同。前者認為探究高深學問的目的是知識本身，追求的是真理，探究的方式是完全擺脫價值的影響，認為學術與現實之間有著明顯的界限，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獲得依靠的是高深學問自身的規律，所采用的學術標準是真理的客觀性；后者認為探究高深學問的目的是解決復雜的社會問題，追求的是權力，探究高深學問時必須考慮價值問題，認為學術與現實之間是緊密相連的，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獲得依靠的是服務社會，所采用的學術標準是社會的需要。布魯貝克借此分析了美國的高等教育，認為自美國建國起“高等教育的兩種哲學――認識論和政治論――交替地在美國的高等學府中占據統治地位”，自19世紀末開始，這兩種教育哲學就并駕齊驅，但政治論高等教育哲學占據壓倒性的優勢，它們的沖突始終貫穿于書中的各個章節。不過布魯貝克認為，這兩種教育哲學是可以調和的，“使高等教育哲學的政治論和認識論之間達到最有效的和諧”的方法是把思維和行動結合起來，“現實主義的認識論必須用實用主義的認識論作補充”。布魯貝克提出的兩種高等教育哲學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較強的普適性，各種高等教育哲學和各類關于高等教育的觀點基本上都可以納入這個分析框架之中。

三是以實踐為導向的研究方法。“當我們打開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時，會立即感受到一種濃濃的實踐性”。該書開篇就以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美國高等教育面臨的問題、批評與挑戰入手，當美國高等教育已成為學術界“大為不滿”的“冬天”，當“社會和職業界已經對高等教育的可靠性產生了懷疑”，甚至有人認為美國高等教育出現了“本體危機”和“合法性危機”的時候，布魯貝克認為“需要對高等教育的一些基本概念作一次痛苦的重新評估”，“教育實踐中矛盾錯綜復雜之時，就是檢驗這些實踐的理論基礎之日”，而且認為高等教育哲學“不可能從哲學界的現實主義、理想主義、實用主義或存在主義這些流派中演繹出來”，而是要“從高等教育實踐中的矛盾和未定論的問題出發”，并且在書中多次強調“是經驗而不是邏輯”制約著高等教育的發展。這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具有強烈問題意識的、以實踐為導向的研究方法，對于一向注重體系建構的我國高等教育哲學的研究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啟示和思路的拓展。

三、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的局限性

近年，國內對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質疑的聲音逐漸多了起來，這一方面說明我國高等教育哲學研究的自醒，“開始對經典著作進行求真性的論證與批判性的反思”；另一方面也說明經典著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筆者認為，該書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值得推敲和商榷。

首先，我國研究者對《高等教育哲學》提出的是否一個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學體系的認識是有分歧的。譯者王承緒先生的解讀具有較高的權威性，認為該書“提出了一個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學體系”。然而，也有研究者對此提出質疑，認為該書是為論說高等教育哲學提供一個基本的敘述框架，而非旨在表達作者本人的高等教育哲學思想。

筆者認為，布魯貝克并沒有為我們提供一個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學體系。實際上，布魯貝克的本意并非要構建自己的哲學體系，而是要對高等教育的現實矛盾和問題進行哲學思考，對眾多的哲學流派進行整合。這些意圖在該書中已經表述得非常清楚：“觸及高等教育本質的價值觀念的沖突明確地要求對此類問題作出哲學性的解決――這就是說，要求通過更為根本性的理論思考來澄清問題，平衡問題的正反兩個方面。”“今天，我們的高等教育哲學流派已經太多了……現在，我們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學作為一個整體來處理……本書試圖建立一個參照框架，并且試圖像音樂家在一個主題上做出變奏曲那樣對各種哲學流派，甚至對一些不可調和的哲學流派做出處理。”因此，與其說布魯貝克給了我們一個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學體系，不如說給了我們一個思考和分析高等教育問題的方法和框架；與其說布魯貝克是在構建自己的高等教育哲學體系，不如說是在自己的分析框架中對眾多哲學觀點進行歸類和評說。

其次，以高深學問作為高等教育的邏輯起點是否準確。雖然如上文所述，以高深學問為邏輯起點，提出認識論的高等教育哲學和政治論的高等教育哲學是布魯貝克的重要貢獻，而且以之貫穿全書，分析合理、邏輯嚴密，且能自圓其說，但是卻存在著明顯的不足――無視人的存在。從本體論的角度看，教育的第一意義存在是人，人是第一位的。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康德說：“人是目的。”如果說高深學問是高等教育的邏輯起點，我們就會進一步追問：高深學問的基點是什么？顯然還是人，沒有人就不可能有高深學問。這樣看來，高深學問并非高等教育的本原。而以探究高深學問為基礎的兩種高等教育哲學存在同樣的問題。認識論的高等教育哲學關注的是高深知識本身，政治論的高等教育哲學關注的是高深學問對國家和社會的作用，在這里依然看不到人的身影。人在這里淪為探究知識和服務國家的工具和奴仆，而與這兩種哲學相關聯的高等教育的兩大職能――發展科學和服務社會被誤當作高等教育的本體意義上的存在了。

再次，從我國高等教育的實際情況和讀者的角度來看，一方面，《高等教育哲學》是根植于美國本土的完全美國式的高等教育哲學，雖然從目前世界高等教育面臨著許多共同問題的角度看，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具有較強的普適性，但是各國高等教育又存在各不相同的問題，若完全套用，很容易導致理論和實踐上的混亂；另一方面，該書的觀點經常被淹沒在大量引述的他人的觀點之中，對于不太熟悉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話語系統和學術傳承的中國讀者而言，若想全面、準確、深入地理解和把握這部著作是非常困難的，極易造成誤讀和誤解。

參考文獻：

[1]約翰.S.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M].王承緒等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馬廷奇.沖突與整合：西方兩種高等教育哲學觀的演變[J].江蘇高教，2002，（3）.

[3]盧曉中.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觀評析[J].現代教育論叢，2000，（2）.

政治哲學的框架范文第3篇

（一）哲學的特質哲學一詞源于古希臘，其希臘文為“φιλοσοφíα”，英文為“Philosophy”，意即愛智慧，即一種對智慧的不懈追求。在哲學發展的早期，哲學瓤括萬千，不僅有現代意義上的物理學、植物學、社會學、邏輯學，甚至包括本屬宗教探討的世界終極存在和意義的所謂形而上學。觀哲學的發展史，古希臘先賢（尤指前蘇格拉底時期的哲學家）以發展哲學的本體論和宇宙論為主。前蘇格拉底時期的哲學家紛紛提出自己所認為的“世界的本原”，諸如哲學第一人的泰勒斯提出“世界的本原是水”，赫拉克利特提出“世界的本原是一團在一定尺度上燃燒的永恒的活火”，以及畢達哥拉斯提出的“世界的本原是數”。在伯利克里執掌希臘政權，希臘哲學迎來了自身發展的巔峰期，涌現了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著名哲學家。如美國現代哲學家懷特海所言，“后柏拉圖時期的哲學均是對柏拉圖哲學的注解”。此時的哲學則從前蘇格拉底時期的以探討本體論和宇宙論為主，發展為探討本體論（柏拉圖的理念與現象、亞里士多德的形式與質料）、政治學（柏拉圖的《理想國》與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邏輯學（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和倫理學（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克倫理學》和《大倫理學》）等。然而，隨著希臘政治的變化，希臘哲學進入希臘化時期，以伊壁鳩魯學派的“快樂主義”為典型。由此可知，無論前蘇格拉底時期哲學家“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天問，還是伊壁鳩魯提出的快樂主義均表明：人類在孤立與孤獨的環境下，試圖尋求世界的終極意義和價值歸宿。然而，古希臘意義上的哲學和希伯來意義上的信仰雖在歷史上曾有過交集，但二者在探尋存在的根本指向上卻始終是迥異的。正所謂人之所以能夠“哲學”，恰恰是因為人自身中的有限性，也正因人自身的有限性導致哲學的有限性。鑒于哲學的有限性，在西方世界最為流行的西方哲學的著作———羅素的《西方哲學史》和梯利的《西方哲學史》，在選取納入各自哲學史目錄時亦表明哲學這一學科性質的局限。

（二）“哲學”東傳時中國特殊的社會人文環境“哲學”一詞傳入中國從嚴復開始，正如先生所言，“至于整理國故的事業，也到嚴復介紹西洋哲學的時期，才漸漸傾向哲學方面”。嚴復在《天演論》中講述了政治社會哲學、自然哲學等方面。此后出現了專門研究哲學的學科設置，而等人開始編撰關于哲學的著作及教科書。在這個過程中就開始了哲學史概念的研究，這就是中國哲學范疇的形成時期。較有影響力的有韋政通的《中國哲學辭典》、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大辭典》，以范疇概念觀照中國哲學的確方便和直觀了許多。在此基礎上選取與范疇緊密相關的人物建構哲學史顯然有一定的邏輯性，且大大方便了人們對人物的梳理與概括。中國哲學史基本上分為四部分：先秦、唐宋、元明清及現代，并且將先秦與宋明作為最重要的時期，前者是奠基是源泉，后者是成熟、完善。這種定型大大影響了后世對哲學史的梳理與評判。將本來非常豐富的文化簡縮為范疇和與范疇相對的人物的集合，單一的評判與選取方式使得哲學范圍由寬變窄。然而，但凡思考宇宙、人生諸大問題、追求大智慧的，都屬于哲學的范疇，哲學是不排斥文學與歷史，相反與歷史、文學融合為一體的。其結果顯然違背了這一初衷，哲學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及其來源都被抽掉了，換之以簡單的范疇概念，從而以范疇的“視界”抹殺了原初大量文本的價值。當然，這是教科書的編寫方式，隨著中國哲學的發展的完善，亦有其他認知方式的提出。一些有遠見的學者提出了研究哲學不能只是局限于脫離實際的范疇研究，而應與民族文化相結合。但大多數人都遵循了以往的研究方式，也就是跟著前人研究的慣性導致了一大批人不去跟風追隨，并不去認真思考前人思想背后的深層原因，不扎扎實實地深入研討與探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固然是好的，但作為學者在身心及知識條件具備和社會要求之下，未能在人類文化的大道上行走就急于下結論，顯然不合適，這與研究者責任感缺失有關系。

二、解決之道

要達到盡可能的完備與準確性，研究者必須在人類文化的大道上走一遍，不能僅對單純的哲學人物和范疇進行羅列。更重要的是，要從背景分析，從一般性知識、思想和信仰分析，得出哲學的一般的、概括的知識。主要應從以下幾方面探討：

（一）學科本身的重新定義伴隨具有自身參照系統的西方哲學的傳入，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國文化“煥然一新”。但是，如上面所分析，哲學自其降生之初便有著不可消弭的有限性，更何況將一個有著內在學科局限性的哲學完全運用在另一個有著自身完整文化特質的中國文化之上。在完全運用西方哲學理論框架去“格”中國的傳統文化，所導致的明清時期的文化在任何一部哲學史著作中的概要性結局完全可以想象。所以，在運用某一文化系統的概念系統去研究另一異質化的文化系統時，就會出現文化傳播早期所謂的“格義”現象。因此，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時，當有自己的概念系統和價值系統，不能盲目崇信通過本就有自身局限性的哲學去研究異質化的中國傳統文化。哲學并非一門孤立學科，與其他學問相聯系，尤其是歷史與文學。歷史、文學作為哲學的奠基對哲學研究的推進起著非常大的作用。當然哲學仰望星空，有自己的學科點，是關于世界觀和人生觀的根本看法和根本觀點，闡述的是一般的原理與概念。但是沒有腳踏大地的歷史、文學，它只能是失去大地母親庇佑的阿喀琉斯。此外，雖然現在分科越來越細，研究時也是隔行如隔山。但從哲學之原初看，其不僅包含現在通俗意義上哲學領域，還囊括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和科學等學科。因此，在哲學研究時，不能因為其他學科的分離就棄之如敝屣。

（二）教科書編寫的方法一種文化或者思想被過分強調，原因之一是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的需要。葛兆光講到，“傳統的思想史依據的是懷有某種意圖的官方或控制著只是和思想話語權力的精英的歷史敘述”，而這些敘述是存在著“有’組織的歷史記載’和’有偏向的價值確認’”，在這種價值和意識下選取的哲學主線是片面的和脫離生活實際的。一種原因是社會這種思想的過度缺失，不得不通過強調才能讓人們注意到。而真正內化人心的思想價值觀念無需高喊。老子講“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混亂，有忠臣”。先秦諸子百家爭鳴正是出于禮崩樂壞的戰亂時代。只因禮崩樂壞，孔孟才站出來為人民伸張正義。同樣，作為哲學同樣盛行的程朱時代也是一樣。統治階級總是把符合自己利益要求的思想定位正統，對于正統的采納，學者無需發出“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的”感慨，無需懷才不遇。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吶喊者，卻是少數。“道”高深卻沒人能懂，人們關注的只是能不能解決生和死的問題。“中庸”非常深刻，但人們只是覺得這是一種不偏不倚的態度。不可否認，精英思想有某種超前性和理想性，他們只占歷史上的少數。而思想史選取他們來寫會充滿著神圣與驕傲，充滿歷史奇跡的波瀾壯闊，但這樣反反復復的精英咀嚼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有什么意義呢？對于學科本身的發展有什么作用呢？脫離生產精英土壤和背景的思想終將成為一潭死水。程朱理學被賦予極高的價值，普遍性、絕對性與恒常性。他的“理”將那遠在春秋的孔子之“仁義禮智”變為既超越又內在的價值規范。或許就連朱熹自己都沒有想到，自己會被抬高到這樣的地位，授予如此高的榮譽。孔子那個遙遠的背景被加諸于朱熹這個“道統”的傳承人身上，顯得那樣遙不可及，而朱熹當時社會狀況及對當時的影響我們卻無從得知。哲學研究不是踩高蹺，需要不斷還原，不斷認識，而非站在前人肩膀上讓前人扛著走。思想只有先還原才能再創造。背景的回歸挖掘，思想史所依據的文獻或資料的重新檢討，才能找出前人思想產生與發展的土壤，才能將前人思想與方法內化為己用。

（三）編寫者的素質要求在編寫過程中，我們遵循了太多的習慣，以至于習慣甚至是無意識地繼承了某人的思想，這樣一環接一環，脫離了生活中延續并直接起作用的一般性知識與思想。這一點上，佛經作者那種不只從書本上讀到，而是不辭千辛萬苦，受盡人間艱辛親身體驗才寫出來著作的素質可作借鑒。這是作為傳授人類文化的學者應有的擔當和責任感。

三、結論

政治哲學的框架范文第4篇

[關鍵詞] 政治文化傳統；圣人政治；全能政府；契約政治；有限政府

【中圖分類號】 TU9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244（2013）11-263-2

政治文化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理解不同國家或不同時期的政治時，政治文化是個重要的因素。如果不考慮政治文化，我們就不會理解政治實際上是如何運轉的。因為政治文化第一為政治體系的確立提供合法性說明；第二為政治秩序的穩定提供思想、意識上的支持；第三為政治統治體系的發展提供指導作用。我們深入地研究中西政治文化，了解二者各自的主要特質和差異，對于理解兩國不同的政治行為和建立我國新型的政治文化都有重要的意義。

1956年，美國著名的政治學者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在《比較政治體系》一文中率先使用了“政治文化”的概念，用來代替“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政治意識”等概念。接著，在他與維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一書中，認為“政治文化”是指“作為被內化于該體系成員的認知、情感和評價之中的政治體系”。最后，在其《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一書中，他進一步將政治文化明確定義為“一個民族在特定的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根據這種概念，政治文化是政治體系的基本傾向或心理方面。徐大同教授認為“它包括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普遍奉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情感、價值等基本取向。它由一個民族的地理環境、民族氣質、、政治經濟的歷史發展進程等因素。影響甚至決定著一個民族或每個政治角色的政治行為方式、政治要求的內容和對法律的反應；政治行為是它的外在表現，政治制度是它的凝固形態，政治學說是它的理性升華”。因為政治文化是超越階級、黨派界限和時間界限的，它比表層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論更準確地反映一個民族的政治個性，所以政治文化是政治價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的根源因素。

哲學框架為我們理解中西政治文化的差異提供了一種可行途徑，因為哲學是文化的基礎。哲學包括三大部分：方法論、形而上學和價值論。方法論又可分為邏輯和認識論兩部分；形而上學包括本體論和宇宙論；價值論可分為倫理學和美學。價值論來源于對世界的形而上的認識基礎之上的，而方法論又是形而上的認識的基礎，所以方法論是價值論的基礎，而價值論就是文化的核心。

首先來看中西哲學的方法論差異。方法論包括邏輯和認識論兩部分。邏輯從事尋求種種最后的標準，以便用以使我們的信仰得到根據又使得我們可得到真的知識。蒙塔古進一步指出人們的觀念與信仰源自見證、直覺、理智、知覺和實踐。人們在事實上也已經把每個這種源泉當作斷定哲學真理的主要標準，因而跟這五種信仰源泉相應的有五種類型的邏輯學說：權威主義、神秘主義、理性主義、經驗論和實用主義。也就是說，人們獲得知識的途徑主要靠這五種邏輯方法。從不同的邏輯方法出發，就會得到不同的認識論、世界觀和政治倫理價值。

在中國哲學的開端時期，就邏輯說，表現為對人作為超越性存在的精神境界、心理體驗的可能性的尋求和對人作為超越性存在的現實倫理生活的可能性的尋求兩類問題的互補。按照蒙塔古在《認識的途徑》一書中對邏輯方法的分類標準，中國哲學的邏輯方法可歸為神秘主義的邏輯方法，因為蒙塔古將神秘主義定義為：“通過超理智的、超感覺的直覺官能來達到真理”。神秘主義邏輯方法注重直覺，把直接認知的東西看為寶貴的東西，所以中國哲學“沒有明確區分主觀與客觀之間的界限，認識的主體和認識的客體還是渾然一體的”。

從這種重直覺的神秘主義邏輯出發，中國哲學發展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論和用“道”表示的本體論。葛兆光在其《中國思想史》中指出：中國古代思想世界一開始就與“天”相關，在對天體地形的觀察體驗與認識中，包含了宇宙天地有中心與邊緣的思想，而且潛含了中國古代人們自認為是居于天地中心的想法。正是這種對天地四方的直觀感覺和想象是古代中國人推理和聯想中不證自明的基礎和依據。從天圓地方，大地有四極八方為象征的空間觀念出發，由此推彼，“人們會產生在空間關系上中央統轄四方、時間順序上中央早于四方、價值等級上中央優于四方的想法。”當這種觀念延生到社會領域，就會成為中央帝王領屬四方藩臣的政治結構的神圣性和合理性。由于這種政治結構象征天地的器物，擁有與天地的“同構性”，而這些器物并非全體所有，所以只有擁有權力和能體察“天地之道”的人才能擁有它。對于宇宙時空即“天道”的探索、體驗與玄想最終在思想世界積淀了一個大體成型的觀念性框架，即人類生活在一個由“道”、“陰陽”、“四時”、“五行”、“八卦”等整飭有序的概念構筑起來的，天地、社會、人類同源同構的宇宙之中，在這個宇宙中，一切都是相互關聯的，一切都是流轉不居的，整齊有序的流轉時正常的，同類聯系的感應式正常的，在這一秩序中體現的“天道”，是一切最終依據也是一切的價值來源。

那么人們怎么才能感知“天道”呢？“天道”就體現在“圣人”身上。《尚書?洪范》篇說：“于事無不通謂之圣。”圣人是唯一能體察“天道”的人，所以圣人作為價值的代表，指導社會的一切行為。誰又是圣人的現實體現呢？是皇帝。《洪范》強調“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天子或君主秉承“天道”來治理天下。所以在中國傳統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圣人體察天道，而君主又是圣人的代表，所以對君主的命令需要絕對的服從，于是形成了“圣人政治”。圣人為王的理論在邏輯上不僅沒有對限制君權的思想留有任何余地，反倒幫助君主無限制地擴張權力，形成絕對的專制權力。“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主對其子民擁有極大的支配權力，最終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家國同構”、“君國一體”的認知。在“圣人政治”體制中，君主掌握絕對的政治權力，君主獨攬立法、行政、司法和軍事大權，享有隨時對官員和民眾的生殺予奪的權力，“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民眾只有服從的義務。由于皇權至上，而治理國家的官員又依附于君主，所以君權可以通過層層社會網絡直接擴張到社會最底層。國家無所不及地全面支配整個社會，形成了全能政府。

從根本上來講，西方哲學中的方法論主要是經驗主義的，并輔之以理性主義。早在古希臘時期，西方就有經驗主義認識論的傳統。亞里士多德在研究城邦政治體制時就采取經驗主義的方法。亞里士多德曾說：我們通過觀察和歸納得到演證推理的可靠前提。雖然在西方漫長的中世紀，哲學一度淪為神學的婢女，但是到了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興起，西方哲學逐漸擺脫經院哲學的束縛，開始用“人”的眼光來重新審視世界，經驗主義的方法論重新成為主要的哲學方法論。經驗主義的方法論拒絕任何天賦觀念，認為人們的一切觀念無一例外地都是通過某種經驗而產生的，所以主張知識應當建立在觀察的基礎上。這種經驗主義方法論把宇宙一分為二：人和獨立于人的外部世界；人是認識外部世界的主體，而外部世界對人來說就是認識的客體。人和外部世界的關系就是認識與被認識的關系。雖然在人如何才能正確認識外部世界的問題上，西方哲學有過巨大的爭論，但是經過宗教改革和科學革命，西方成功的將依靠超自然力量（上帝）的方法排除在可行的認識途徑之外，從而將人的經驗確立為認識主要途徑。

這種經驗主義的方法論生成了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整體宇宙觀相反的“天人相分”的宇宙觀。隨著經驗主義認識論取代神學認識論，西方的神權政治也走到了盡頭，逐漸被權利政治論所取代。當神已經不能為政治統治提供合法性的時候，人就成了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于是人民的同意就成為西方政治文化的圭臬。經驗主義的方法論導致的結果就是在西方傳統的政治文化中，個人成為政治的組成單元，公民成為政治生活的主體和國家構成的基本單位。人們從自身經驗認識到：個人無法滿足日常的生活需要，從而組成家庭、村社、部落和國家，所以國家是基于“平等的自由人之間所托付的權威”，也就是說，國家的產生是人們為滿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國家統治者的統治必須得到被統治者的認可，方為合法的統治。這種古希臘的政治傳統被伊壁鳩魯總首先提出，后來經過霍布斯、洛克等人的發展，最終由盧梭在其《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推向頂峰。

政治哲學的框架范文第5篇

【關鍵詞】 高等教育哲學 知識價值

【中圖分類號】 G6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962(2012)06(a)-0164-01

近日通讀了一遍約翰·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禁不住有想表達點“思想”的欲望。在通才教育倡導者眼中:“職業教育傳授的是經驗而非知識,因為職業教育的邏輯起點似乎是謀生。”近年來,大學逐漸成了國內社會關注和議論的焦點,對于它的批評也是日囂塵上。這倒與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有幾分相似,美國學者布魯貝克將這一切寫進了他的代表作《高等教育哲學》一書里。

1 知識價值視角的缺失

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圍繞著高深學問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來探討高等教育哲學的代表思想及其演變,可謂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在這個分析框架之中,存在著一個二元論的哲學基礎,分別是認識論和政治論。其觀點至少存在以下幾個局限和不足:

(1)從某種程度上夸大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因素的影響,強化了政治論的價值,從某種程度上忽視了知識自身價值和功能發展因素的影響,弱化了認識論的價值。布魯貝克在論述高等學校存在的合法基礎時指出:“高等教育的兩種哲學———認識論的和政治論的———交替地在美國的高等學府中占據統治地位”。“在建國初期,高等教育所據以存在的合法依據主要是政治性的。我們把學院和大學看作是提供牧師、教師、律師和醫師的場所,這種觀念是從殖民地時代繼承下來的,而殖民地時代又是從歐洲繼承下來的。”從這種歷史描述性的分析中,不難看出主要是從外部社會因素的變化來論述的,也就很自然地得出布魯貝克后來提到的“政治論哲學盛行”的結論。而很難從其中看出認識論的價值及其合理性。

(2)偏重描述性地論述高等教育哲學的演化過程,以及從社會學和政治學角度分析高等教育哲學演化的原因,不能完全解釋高等教育哲學演變的合理性,也無法對未來高等教育哲學的演變趨勢進行有效預測。布魯貝克在導言中分析了引起高等教育哲學變化的外部原因。指出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學生行動,集中抨擊了“高等教育本身的性質和組織結構”,“社會和職業界已經對高等教育的可靠性產生了懷疑”,導致了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機”。布魯貝克認為導致高等教育哲學發展變化的原因是社會的需要。認為“正如高等教育的界限埋嵌在歷史發展中一樣,高等教育哲學的許多方面也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逐漸顯現的。

(3)布魯貝克將認識論和政治論作為的哲學基礎,預設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為什么是認識論和政治論成為高等教育哲學的基礎?認識論和政治論是否必然存在著矛盾沖突?一定時期的高等教育哲學只有一個中心(認識論的或政治論的),還是兩個中心(認識論和政治論并存)這些問題布魯貝克并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

2 缺失了自由的教育

在《高等教育哲學》里,布魯貝克向讀者描述了一種“存在主義大學”或曰“非大學”(nonuniversity)。在這樣的大學里,學生不受傳統、刻板的學術要求束縛,他們可以自由地學習繪畫、錄音等,也可以學習非理性的東方文化,決定什么時候離校、什么時候繼續學習。

我們說,技術問題在深層次上就是人的再生產問題。因為在利用科學技術的過程中,當人類受到科學技術的束縛、限制和迷惑,其自身也逐漸展現為功能性、物質性的存在,成為可預測、可計算的技術對象時,他就失去了自我支配的自由,從而變成一種“新的普遍的奴隸化”。在這種前提下,大學教育不可避免地會被賦予強烈的功利色彩。理性主義思維高揚,而人的主觀性、情緒化、意志品質等主題恰恰被教育所遺忘。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有學者認為,我們應該從布魯貝克的“兩點論”之外尋找一個教育人類學的基礎。

當美國以“嬉皮士”為代表的反主流文化運動歷時十余年終于平息下來時,人們也終于意識到大學是個悖論性的存在,既要思考當下的問題,也要思考未來的甚至是烏托邦的問題。因為高等教育不僅要考慮直觀、情感、體驗、感悟等非理性因素,更與邏輯、理性與科學態度等緊密相連。

3 知識價值視角的建立

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存在的一些局限和不足,可以歸結于知識價值視角的缺失,即缺乏對高深學問也就是高深知識本身的變化的探討。從知識價值視角來探討高等教育哲學,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發現:

(1)高深知識的客觀性和實踐性,決定了知識具有認識價值和應用價值。知識的認識價值和應用價值是產生高等教育哲學認識論和政治論的基礎。布魯貝克在談到認識論哲學時,認為“學術的客觀性和獨立性來自于德國大學所稱的價值自由”。需要指出的是價值自由并不是產生高深學問客觀性的前提條件,相反,應該說客觀性是高深知識的本質特性,正是知識的客觀性要求教授在學術活動中遵循價值自由的原則。

(2)高深知識的認識價值和應用價值決定了知識發展的兩條不同道路。認識價值要求知識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應用價值要求知識適應社會需要的變化。社會要求大學除了承擔純粹認識意義上的高深學問研究之外,還要承擔傳播知識和培養人才的任務,甚至于直接參與解決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問題。

4 結語

在普通教育與專業教育的問題上,雖然自由教育最初是“自由人”的教育,是一種上層社會的特權,但自由教育的追求理性發展理智美德的特點并不是只有“自由人”才需要。同樣,專業教育和職業技能的教育也并非是平民階級才需要。大學既應該重視普通教育也應該重視專業教育,“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必須攜手并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