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時事論文范文精選

摘要本文以《廈視新聞》欄目為例，對城市臺在時政新聞的創新、探索作一番梳理，為電視的時政新聞的發展勾勒了一個輪廓。

關鍵詞：時政新聞；城市臺；“大新聞”平民視角

在各個傳播媒介高速發展的今天，觀眾每天收看電視的時間越來越少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與此同時，各個電視集團的競爭卻是越發激烈。在中央和省級頻道的夾擊中，城市臺的生存環境更加嚴峻。憑借地方新聞節目的地緣性和貼近感，城市臺創造了央視、省級衛視所沒有的、專屬于城市臺的獨有資源與發展空間。

在所有新聞節目中，時政新聞一直都是“重頭戲”，其承載大量的政策和信息，代表了黨和政府對重大問題的看法、主張和-方針、政策，集重要性、時效性和廣泛性于一身，因此，時政新聞是城市電視臺成為主流媒體的一個重要標志。如何將時政新聞這一個優勢轉化為核心競爭力，成為城市臺搶得市場份額的有力武器?本文以廈門廣電集團《廈視新聞》為例，對城市臺在時政新聞的創新、探索作一番梳理。

《廈視新聞》是廈門電視臺建臺以后自辦的第一個新聞欄目。在以往的操作中，《廈視新聞》以傳統意義上的時政題材為主，包括會議、領導活動、部門動態等等，前幾年《廈視新聞》的收視率與其他新聞欄目相比，始終未見優勢。2008年3月31日，欄目進行改版，時長從15分鐘增加到25分鐘，并且對其標識、色系、標題條、字幕等全部重新設計，同時在報道領域、報道視角和報道方式均進行了調整。2009年在新聞欄目群的收視數據呈整體下滑趨勢，《廈視新聞》卻逆勢大幅上揚。2009年的市場份額為8.63％。改版收效成績不俗，筆者認為，《廈視新聞》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突破：

一、拓寬報道領域，樹立“大新聞”意識

摘要：本文從時事政治用語一方面入手，淺談中國英語表達方式的產生，以及如何正確翻譯此類具有中國特色的表達用語。

關鍵詞：中國英語；時政用語；翻譯

當今世界正處于全球一體化的發展浪潮之中，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無論是從經濟實力還是國際地位來說，都在國際交流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將中國的文化、政治、歷史、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等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事物恰當的轉譯為其他語言，讓世界各國的人們能夠更好、更全面地了解中國，寫作英語論文就成為了當代翻譯工作者所面臨的一項迫切的任務。然而，當我們用英語去描述那些具有中國特色的事件時，會很容易發現從英語詞典中根本找不到合適的、對應的表達方式。究其原因，還是因為中國與英語國家在歷史文化背景、政治經濟體制、社會意識形態上存在著極大的差異，這就要求翻譯工作者，能夠根據英語語言的特點，創造出既符合我國國情和思維方式，又符合英語特點，并能讓英語國家人們讀懂和理解的英語表達法。

一中國英語的產生及其概念的提出

當今世界，英語已經逐步發展成為一門世界性語言，而與此同時，英語的迅速國際化也必然會導致英語廣泛的本土~(nativization)。不同語言的相互接觸，必然會引起語言的變異，然而具備相同特征的人在相同的社會環境中使用某一語言時，其在語言表現形式上又必定具有某些普遍性特征，由此這種具有普遍性的變異語言便可以稱之為語言的變體。而人們對英語諸變體在語言、社會、文化以及認知等方面的研究也逐漸成為了國際語言學研究領域中的一項重要課題。眾所周知，英語的各種變體被劃分為內圈英語(theinnercircleEnglish)如：美國英語、加拿大英語、澳大利亞英語等；外圈英語(theoutercircleEnglish)如：菲律賓英語、印度英語、馬來西亞英語等，以及擴展圈英語(theexpandingcircleEnglish)如：日本英語、埃及英語、中國英語。被劃分為擴展圈英語范圍內的中國英語就是英語與中國特殊的社會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是以中文為本族語的中國人在使用英語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時，由于受到漢文化、漢語思維方式的影響以及自身生理條件的限制而創造出的一種帶有明顯漢語特色的、寫作畢業論文不同于標準英語的英語表達方式。

在我國，最早提出“中國英語”(ChinaEnglish)這一概念的人是葛傳規先生。葛老于80年代初，在他的文章漫談由漢譯英問題》·文中指出：“英語是英語民族的語言，任何英語民族以外的人用英語，當然應依照英語民族的習慣用法。不過，各國有各國的特殊情況。就我國而論，不論是新中國或舊中國，講英語或寫英語時都有些我國特有的東西需要表達。”在文章中，葛先生列舉出一些事例進行說明，如：FourBooks(四書)、FiveClassics(五經)、eightleggedessay(八股文)等。由這些事例他所得出的結論是：“所有這些英語都不是ChineseEnglish或Chinglish

摘要：本文從時事政治用語一方面入手，淺談中國英語表達方式的產生，以及如何正確翻譯此類具有中國特色的表達用語。

關鍵詞：中國英語；時政用語；翻譯

當今世界正處于全球一體化的發展浪潮之中，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無論是從經濟實力還是國際地位來說，都在國際交流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將中國的文化、政治、歷史、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等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事物恰當的轉譯為其他語言，讓世界各國的人們能夠更好、更全面地了解中國，寫作英語論文就成為了當代翻譯工作者所面臨的一項迫切的任務。然而，當我們用英語去描述那些具有中國特色的事件時，會很容易發現從英語詞典中根本找不到合適的、對應的表達方式。究其原因，還是因為中國與英語國家在歷史文化背景、政治經濟體制、社會意識形態上存在著極大的差異，這就要求翻譯工作者，能夠根據英語語言的特點，創造出既符合我國國情和思維方式，又符合英語特點，并能讓英語國家人們讀懂和理解的英語表達法。

一中國英語的產生及其概念的提出

當今世界，英語已經逐步發展成為一門世界性語言，而與此同時，英語的迅速國際化也必然會導致英語廣泛的本土~(nativization)。不同語言的相互接觸，必然會引起語言的變異，然而具備相同特征的人在相同的社會環境中使用某一語言時，其在語言表現形式上又必定具有某些普遍性特征，由此這種具有普遍性的變異語言便可以稱之為語言的變體。而人們對英語諸變體在語言、社會、文化以及認知等方面的研究也逐漸成為了國際語言學研究領域中的一項重要課題。眾所周知，英語的各種變體被劃分為內圈英語(theinnercircleEnglish)如：美國英語、加拿大英語、澳大利亞英語等；外圈英語(theoutercircleEnglish)如：菲律賓英語、印度英語、馬來西亞英語等，以及擴展圈英語(theexpandingcircleEnglish)如：日本英語、埃及英語、中國英語。被劃分為擴展圈英語范圍內的中國英語就是英語與中國特殊的社會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是以中文為本族語的中國人在使用英語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時，由于受到漢文化、漢語思維方式的影響以及自身生理條件的限制而創造出的一種帶有明顯漢語特色的、寫作畢業論文不同于標準英語的英語表達方式。

在我國，最早提出“中國英語”(ChinaEnglish)這一概念的人是葛傳規先生。葛老于80年代初，在他的文章漫談由漢譯英問題》·文中指出：“英語是英語民族的語言，任何英語民族以外的人用英語，當然應依照英語民族的習慣用法。不過，各國有各國的特殊情況。就我國而論，不論是新中國或舊中國，講英語或寫英語時都有些我國特有的東西需要表達。”在文章中，葛先生列舉出一些事例進行說明，如：FourBooks(四書)、FiveClassics(五經)、eightleggedessay(八股文)等。由這些事例他所得出的結論是：“所有這些英語都不是ChineseEnglish或Chinglish

本文作者：仲濟強

魯迅后來不再寫《河南》時期的那種文言論文，也應有此原因。除了文言論文以外，跟文言論文一起埋葬的還有《墳》12內剩余的白話論文。與這批白話論文創作時間重合的是收入《熱風》13與《華蓋集》14兩個“雜感集”內的雜感。1925年12月31日，魯迅編完《華蓋集》后，寫了一個題記：“在一年的盡頭的深夜中，整理了這一年所寫的雜感，竟比收在《熱風》里的整四年中所寫的還要多。”彼時《熱風》與《華蓋集》所收錄的內容，被魯迅于此時命名為“雜感”。同時兩個集子卻漏收了一批同樣是白話寫成的文章，而這批文章在1926年被收入到“論文集”《墳》中。從時間上看，《熱風》共收文41篇，所收錄的雜感時間跨度很大，從1918年9月15日發表于《新青年》的《隨感錄二十五》一直收錄到1924年1月28日發表于《晨報副刊》的《望勿“糾正”風聲》，前后長達6年。《華蓋集》收文31篇，收錄的全是1925年一年內寫作的雜感。從發表載體上看，《熱風》所收雜感，發表陣地則比較單一，只有《新青年》15與《晨報副刊》16。其中，發表于《新青年》的，皆為“隨感錄”一欄的專稿；而發表于《晨報副刊》的篇目，除了《智識即罪惡》發表于“開心話”欄外，大都是發表于“雜感”欄。從發表欄目上看，都屬于“短評”類的小文章。而收入《墳》的與《熱風》同時期文章發表媒體則稍雜一些：2篇17發表于《新青年》，都是登載在期刊前面的長篇論文，與“隨感錄”欄目的小文章判然有別。1篇18發表于《晨報五周年紀念增刊》“文藝評論”欄。1篇19發表于《文藝會刊》。1篇20發表于《校友會刊》。2篇21發表于《語絲》，都是刊載在顯耀位置。從發表欄目和文章體式上看，與《熱風》式的小短評判然有別，大都是長篇評論。相比之下，《華蓋集》所收的雜感，發表陣地則駁雜得很。計有《京報副刊》7篇，《猛進》4篇，《語絲》5篇，《民眾文藝周刊》3篇，《莽原》7篇，《豫報副刊》1篇，《國民新報副刊》3篇，《北大學生會周刊》1篇。這從側面表明彼時的魯迅已經“成了游勇，布不成陣了”。檢視《墳》中同時期的雜文，發表于《語絲》的計有6篇22，發表于《莽原》的計有4篇23，發表于《婦女周刊》的只有1篇24。大都屬于顯要位置的重頭評論文章。魯迅或許也感覺到以“論文集”概括《墳》也有些籠統，后來他又略作微調。1932年4月29日，魯迅曾經自編了一個《魯迅著譯書目》“附在《三閑集》的末尾”上，該目錄提到《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四個集子的時候，都用“短評集”來命名。同時并未將《墳》歸入“短評集”的范疇，而是歸入“論文及隨筆”的范疇。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魯迅對《墳》的界定不再是單一的“論文集”，而是平添了“隨筆”的向度。在同一目錄中歸入“論文”范疇的還有魯迅的譯著《壁下譯叢》（譯俄國及日本作家與批評家之論文集）、《文藝與批評》（蘇聯盧那卡爾斯基作論文及演說）以及魯迅親自校訂、校字的《蘇俄的文藝論戰》（蘇聯褚沙克等論文，附《蒲力汗諾夫與藝術問題》，任國楨譯），還有魯迅親自校訂的《進化與退化》（周建人所譯生物學的論文選集，光華書局印行）。而歸入“隨筆”范疇的有魯迅選譯的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以及鶴見佑輔的《思想山水人物》。頗有意味的是：日本學者中井喜政先生也看出了《墳》所收的文章，以1924年為界，呈現出了不同面貌：“魯迅從1918年至1922年的作品中，不論是雜感（《熱風》中的隨感錄），還是評論（《墳》中的《我之節烈觀》等）都沒有廚川所談的那種帶有英國‘隨筆’式的‘隨隨便便便把好友任心閑話照樣地移在紙上’的氣氛的作品。而收入1924年的《墳》的評論，如《論雷峰塔的倒掉》、《說胡須》（10月20日）、《論照相之類》（11月11日）等文都與所描寫的對象有一定的距離，文中也包含著幽默和感憤。我認為魯迅僅僅采用了‘想到什么就縱談什么而托于即興之筆的文章’的體裁，而內容中都各自帶有魯迅以往生活經歷的濃厚影子。從這個含義上，可以說魯迅的這些作品都與廚川所談的‘隨筆’相符合。”

魯迅看了這段論述估計也會有知音之感。雜感／短評：自覺的追求“雜感”一詞，在中國古代很少被用來命名文類，相反倒是常被用在雜事詩或時事詩的詩題上，來言說士大夫對時事的感想。這類“雜感”題的詩歌在近代尤為盛行，大都刊載在晚清報刊的“文苑”欄。隨著白話言說方式逐漸取代文言言說方式，相較于白話文章載體的無限表意可能，詩歌載體的承載容量已經相形見絀。“雜感”類的主題逐漸脫離詩歌載體，轉而為文章所負載。至此，“雜感文”應運而生。雜感與詩歌的這一淵源，也使得作為文章的雜感具有了詩性26。1937年10月19日，馮雪峰在上海魯迅逝世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就別具只眼：“魯迅先生獨創了將詩和政論凝結于一起的‘雜感’這一尖銳的政論性的文藝形式。”“雜感”與時事有著天生的聯系。1911年第4、8期《國風報》“時評”欄目下就設有“時事雜感”27，主筆者為梁啟超。在魯迅先生的語匯中，“雜感”有一個同義詞：“短評”。“短評”是受報刊發表所限而變短的，其源頭可以追溯到更早，始于1899年第26期《清議報》設立的“國聞短評”。該期“短評”篇目為《論西報記榮慶相鬩事》《妙人妙語》《論招商局事》《目無皇上袁逆謝恩折》《所謂海軍者何如》《嗚呼財政難》等，然而行文策論氣很濃。1902年《新民叢報》，再次設立“國聞短評”，于第18期發表《俄皇遜位之風說》等文。此后，各報刊紛紛仿效，甚至《莊諧雜志》《孔圣會星期報》也都設立了“短評”欄。這些“短評”，大都是針對新近發生的一些國計民生的大事，發表一些士大夫立場的評論，而且評論多義正辭嚴、冠冕堂皇。更重要的是，檢點彼時的“時事雜感”、“短評”，“論”的痕跡極為嚴重，支配其體式的仍是策論的范式，就連題目也不脫《論》的模式。而五四以后，《新青年》“隨感錄”、《晨報副刊》“雜感”式短評與《語絲》《莽原》階段的“短評”，在文體特征上與晚清報刊短評相比，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個中原因與寫作主體的變化有莫大關聯，此時的寫作主體已經由傳統士大夫主體遞變為具有個人主義的啟蒙立場的新知識者。主體的變化導致了話語方式的改革，傳統士大夫多以帝王師的姿態來評說時事，這從《清議報》每期頭版雷打不動的“諭旨”欄目可以看出。而像魯迅這樣的新知識者對這種帶有“干祿之色”28的發言姿態極為警惕，多次提到要自覺剔除“導師”姿態、“學者的尊號”。不僅新知識者的發言摒除了“干祿”姿態，就是對于純文學訴求也不再念茲在茲。所在意的，僅是個人思想的傳達，以達到思想革命的目的。“隨感錄”文體是新青年同人為配合思想革命摸索出來的新的文章體式。前三篇“隨感錄”都是陳獨秀撰稿的。陳獨秀曾這樣概括此時的寫作：“著書傳世藏之名山以待后人這種昏亂思想，漸漸變成過去的笑話了。我這幾十篇文章，不但不是文學的作品，而且沒有什么系統的論證，不過直述我的種種直覺罷了；但都是我的直覺，把我自己心里要說的話痛痛快快地說出來，不曾抄襲人家的說話，也沒有無病呻吟的說話。在這幾十篇文章中，有許多不同的論旨，就此可以看出文學是社會思想變遷底產物。”29恰如陳獨秀所言，與王韜、梁啟超式的“短評”相較，“隨感錄”自從創立以來，就煥然一新了。不僅是淺顯文言徹底換成了白話，就是所傳遞的思想也從士大夫情懷轉向了個人主義的啟蒙立場，向讀者展示了一個個新的思想革命的“思想草稿”。而“雜感”一詞在魯迅作品中第一次出現始于《估〈學衡〉》，該文刊于1922年2月9日《晨報副刊》。而彼時《晨報副刊》第3版早已設有“雜感”欄，該欄目的設置大約始于孫伏園主編《晨報副刊》之時，是新文學期刊中設立最早、持續時間最久的“雜感”欄目。1921年10月17日“雜感”欄第一次出現在《晨報副刊》上，所刊發的第一篇“雜感”是壽明齋（孫伏園弟弟孫福熙的筆名）的《怎樣紀念國慶?》。而魯迅《熱風》中所收的短評，除了《新青年》時期的“隨感錄”之外，主要就是《晨報副刊》“雜感”欄的文章，對此前文已有爬梳。魯迅對自己部分文章的文體以“雜感”來命名的靈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晨報副刊》“雜感”欄的影響。對于“雜感”這種文體，《晨報副刊》的編輯孫伏園有既自覺又深刻的體認。他寫道：“副刊上的文字，就其入人最深一點而論，宜莫過于雜感了。即再推廣些論，近幾年中國青年思想界稍呈一點活動的現象，也無非是雜感式一類文字的功勞。雜感優于論文，因為它比論文更簡潔，更明了；雜感優于文藝作品，因為文藝作品尚描寫不尚批評，貴有結構而不務直接，每不為普通人所了解，雜感不必像論文的條暢，一千字以上的雜感就似乎不足貴了；雜感雖沒有文藝作品的細膩描寫與精嚴結構，但自有他的簡潔明了和真切等的文藝價值——雜感也是一種的文藝。看了雜感的這種種特點，覺得幾年來已經影響于青年思想界的，以及那些影響還未深切著名的一切作品，都有永久保存的價值。雜感式文字的老祖宗，自然是《新青年》上的隨感錄。《新青年》雖已重印過好幾回，胡蔡陳諸氏且已有專集行世。但尚有一大部分極有價值甚至世人尚未十分了解的雜感，今已得著者同意，輯入本社叢書第十種《雜感第一集》之中。本書所輯，約計雜感百則，除《新青年》一部分之外，全系在前本報第七版及副刊登過，特請周作人先生選輯。選輯完竣，即行付印，特此預告。”30“雜文”：被逼出來的文體意識“雜文”這一概念的提出與演變有一個逐漸曝光的緩慢過程。在1926年10月29日《致陶元慶的書信》中，魯迅寫道：“《墳》這是我的雜文集，從最初的文言到今年的，現已付印。”這封信極為重要，既是“雜文”一詞首現于魯迅作品之處，也首次將《墳》稱為“雜文集”。

值得注意的是：1926年10月30日大風之夜，魯迅為《墳》所寫的《題記》中，雖然沒有提到“雜文”的名字，但卻對《墳》內所選文章的屬性說了這樣一番話：“將這些體式上截然不同的東西，集合了做成一本書樣子的緣由，說起來是很沒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體式上的駁雜顯然是魯迅彼時將《墳》內文章命名為“雜文”的緣由。可以肯定的是，當時的魯迅并沒有過于鮮明的文體意識自覺。“雜文”的這一歸類，更是延續了古代“雜文”、“雜著”36、“雜纂”等雜文學的傳統。但是，不容忽視的是，從文體駁雜的向度來理解雜文文體，是魯迅一以貫之的思想。1935年，魯迅的雜文文體意識已然成熟。在當年12月30日，為《且介亭雜文》所寫的序言中，他依舊保留了“雜文”屬性中體式駁雜的向度：“‘雜文’也不是現在的新貨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類，都有類可歸，如果編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于是成了‘雜’。”這與徐師曾《文體明辨•雜著》所說的“以其隨事命名，不落體格，故謂之雜著”如出一轍。話題回到《墳》，在1926年11月11日《寫在〈墳〉后面》中，魯迅多次肯定了此前在《致陶元慶的書信》中的文體判斷，提到：“于是除小說、雜感之外，逐漸又有了長長短短的雜文十多篇。其集雜文而名之曰《墳》”這里，從“論說”到“雜感”再到“雜文”魯迅提到“小說”、“雜感”時，儼然是有鮮明文體意識的，“雜感”在魯迅的眼中甚至具有了與小說并列的文體意味。而“雜文”則沒有鮮明的意識，甚至與“雜感”完全不同，而是“體式上截然不同的東西”。這種將“雜文”與“雜感”對立起來的思路，是貫穿魯迅整個創作過程的。在1932年4月24日夜所寫的《三閑集•序言》中，魯迅寫道“我的第四本雜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來已在四年之前了”。在《三閑集》匯集出版之前，除了小說集、散文集外，魯迅已經結集了五個集子37，很明顯，《墳》這個“雜文”集子并沒被魯迅歸入“雜感集”的范疇。誠如前文所稱引，魯迅也將《墳》稱為“論文集”、“論文及隨筆”。可見，這個時期“雜文”等同于“論文及隨筆”。但不管這個時期的“雜文”還是后面的“雜感集”（或“短評集”），魯迅都不認為其具有文學性。在魯迅親自編纂的《魯迅自選集》（1933年3月初版）中，魯迅從《野草》《吶喊》《彷徨》《故事新編》《朝花夕拾》中選出22篇文章，唯獨沒有一篇“雜感”或者“雜文”。在《魯迅自選集》序言中，魯迅斬釘截鐵地自陳：“夠得上勉強稱為創作的，在我，至今就只有這五種。”

“雜感”的文學意味，有一個他人賦予的過程和個人自覺的過程。何凝（瞿秋白）編輯魯迅首肯的《魯迅雜感選集》（1933年5月）時，雖然他仍認為“這不能夠代替創作”，魯迅的“雜感”夠不上“創作”，但也提出了期待：“雜感這種文體，將要因為魯迅而變成文藝性的論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詞。”并認為“它的特點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應社會上的日常事變”。另外，選集的題目是《魯迅雜感選集》而不是《魯迅雜文選集》，這也頗耐人尋味。下面再來考察一下1933年初版的《魯迅雜感選集》所選的篇目。該書所選篇目都來自魯迅此前的七個集子39。所選截止時間為1932年。而1935年末審定的《且介亭雜文》所收的是魯迅1934年所作文章36篇。同樣收錄魯迅1934年所作文章61篇的集子被魯迅命名為《花邊文學》（1936年6月上海聯華書局初版），注意，此時“文學”二字首次登上了魯迅雜文集的封面。另外，1933年魯迅的創作量飆升，先后結集有《偽自由書》（1933年10月上海北新書局以“青光書局”名義初版。1936年11月曾由上海聯華書局改名《不三不四集》印行一版。本書收作者1933年1—5月間所作雜文43篇）、《南腔北調集》（1934年3月上海同文書店初版。本書收作者1932—1933年所作雜文51篇）、《準風月談》（1934年12月上海聯華書局以“興中書局”名義出版，1936年5月改由聯華書局出版。本書收作者1933年6—11月間所作雜文64篇）。對于1933年創作的《偽自由書》與早期“雜感”之間的區別，孔令鏡在《論文藝雜感》（1938年12月24日）中曾如此論述：“如把魯迅先生的《熱風》和以后的《偽自由書》等一較，則前者質樸得多了，我們要是以文藝雜感的標準尺度去衡量，自然后者較前者為高。”而“文藝雜感”一詞，正是孔氏不滿“雜文”一詞的含糊而另擬的替代詞。而孔氏認為“文藝雜感”之所以文藝，正在于“雜感”的“屈曲而澀晦”，而這種文學性恰是政治環境逼成的。他認為魯迅的雜感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大致在去今較遠的，文多率直，去今愈近，則文愈屈曲而澀晦，這原因可分為兩方面說，一方面自然是隨政治環境允許給文人說話的自由限度而不同，一方面則為這一種文體的本身的發展和進步，而這兩者又實相成。”

可以說，1933年前后是魯迅雜文文體意識形成的關鍵性的一年。這一年魯迅開始有意識的將以前的雜感文體改造成了可入“文學之林”的作品。經過這一年之后，魯迅的文章慢慢從“不算創作的”雜感走向了文學性“雜文”（即文藝性雜感，而不是體式駁雜意義上的“雜文”）。檢視魯迅1933年之后的文章內容，我們也會發現一個事實：“雜感”一詞被提起的頻率銳減，代之以“雜文”二字的頻繁出現。1935年的一次編集活動，也將1933年的意義凸現出來。1935年魯迅親自編訂《集外集》（1935年5月上海群眾圖書公司初版，本書是1933年以前出版的雜文集中未曾編入的詩文的合集），在該書序言（寫于1934年12月20日夜）中，魯迅先是以其慣有的犀利文風肯定了“少作”的意義，再將這次編集活動與《墳》的編集做了對舉：“先前自己編了一本《墳》，還留存著許多文言文，就是這意思；這意思和方法，也一直至今沒有變。”《集外集》的編纂，可以視為魯迅的第三次造“墳”，這次造“墳”，再次強化了1933年對于魯迅意義的復雜性。另外，這段時間發生的關于“雜文”的論爭，也迫使魯迅開始思考雜感的文學性問題。1934年9月，林希雋的《雜文和雜文家》40一文，首次模糊了雜感及其他體式駁雜散文的界限，統稱為“雜文”：“有些雜志報章副刊上很時行的爭相刊載著一種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的隨感式的短文，形式既絕對無定型，不受任何文學制作之體裁的束縛，內容則無所不談，范圍更少有限制。為其如此，故很難加以某種文學作品的稱呼：在這里，就暫且名之為雜文吧。”但林希雋非但認為雜文“不是創作”，更加以倫理上的詆毀，認為雜文“零碎片斷”、“不三不四”，認為創作雜文是“甘自菲薄”、“墮落”、“貪圖僥幸獵名”、“舍本圖末貪求小成”、“投機取巧，貪圖輕便”、“為最可恥可卑的事”。林氏對“雜文”的蔑視，激起一場捍衛雜文合理性的論爭。先是1934年10月1日，魯迅發表了《做“雜文”也不易》：“‘雜文’有時的確很像一種小小的顯微鏡的工作，也照穢水，也看膿汁，有時研究淋菌，有時解剖蒼蠅。從高超的學者看來，是渺小，污穢，甚而至于可惡的，但在勞作者自己，卻也是一種‘嚴肅的工作’，和人生有關，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林希雋所引發的關于“雜文”的論爭意義深遠。1935年3月，魯迅在《徐懋庸作〈打雜集〉序》中宣示：“雜文這東西，我卻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學樓臺去的。”到了1935年5月，甚至出現了以“雜文”命名的雜志《雜文》。至此，我們經過梳理，大致描述出魯迅本人對一己文章體式認知與調整的脈絡。這一脈絡的還原，有助于我們細察魯迅文章體式的復雜性，也有助于反思“雜文”作為一種文章體式的合法性。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學習培訓內容；學習培訓時間；學習培訓方式；學習要求，對黨員干部職工管理制度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主要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學習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黨章和黨的基礎知識；學習現代科學知識和各種業務知識；學習時事政治、除每周二的集中學習外，各領導干部和部門負責人要安排時間組織業務學習1次，每次學習時間不少于2小時。有重要、緊急的學習內容隨時安排、學習采取集中學習與個人自學相結合，提倡個人自學，個人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積極研究探索，積極撰寫論文和心得體會，提高理論水平、將學習培訓納入考勤考核內容，要建立學習培訓考核登記簿，對學習培訓不認真、參加集中學習培訓次數少、筆記、心得未達到要求的以及對遲到、早退和隨意不參加的要認真記載，并納入年終考核內容和評先選優的條件之一，具體材料請詳見：

為了加強鄉機關黨員、干部、職工的政治理論學習和業務知識學習，提高全體干部職工的政治理論水平、業務水平和思想覺悟，特制定和完善本制度。

一、學習培訓內容

主要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學習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黨章和黨的基礎知識；學習現代科學知識和各種業務知識；學習時事政治。

二、學習培訓時間

除每周二的集中學習外，各領導干部和部門負責人要安排時間組織業務學習1次，每次學習時間不少于2小時。有重要、緊急的學習內容隨時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