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中的抗災意識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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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荒是文學不能忘卻和離棄的響應

災荒文學是表現災荒時期社會的呻吟與吶喊，表現人類在災荒面前的心靈震撼和情感糾結，表達作家對災荒以及生態觀念的評價，真情抒寫災荒人生，真實揭示危難之中的人性本質，反映人類與災荒抗爭的頑強拼搏和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表達構建和諧、有序、互動的人與自然親密關系和減災防災意識，描繪和展現在災荒面前民族心理與抗災精神的最好載體。災荒文學是災荒史和抗災精神史的補白，就思想內容論，或傷自然的不可駕馭，或嘆生存的艱難，或嗟生命的渺小與脆弱，或憂民生的困苦，或恨政治的腐敗無能;就藝術風格而言，或悲涼慷慨，或悲壯沉郁，或悲婉纏綿，或悲苦凄厲。這類反映災荒苦難和文人獨特感受，展現民族不屈精神的作品，堪稱古代文學中的精華，并構成古代文學重要的特色之一。事實證明，在災荒面前，文學從來都沒缺席，始終是親歷者，與其說這是文學的自覺，不如說這是文學的必然。作為文學重要母題之一的災荒與文學的關系歷來為人們所關注，文學反映出來的災荒與救世觀念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示。從初民時期的女媧補天、精衛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神話乃至后世的詩詞歌賦可了解到中華民族的堅強不屈，能看到先民在艱苦自然條件和生活環境中求生存、圖發展的堅強意志，孕育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堅強性格。中國文學所刻錄的這些歷史痕跡，深刻顯示著頻繁而又驚心動魄的災荒事件與記憶，以及文學對抗災救災的先賢與英烈的崇敬和抗災意識與精神的歌頌。這類作品所表現出的抗災自救的英勇事跡和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深刻展示了中華民族熱愛自然、珍惜生命的生態觀和生命價值觀，表達了中華民族一脈相傳的堅強意志和不屈不撓的人文精神。

二、抒寫災荒悲愴，為民傳訴心聲

根據災荒史研究的成果，我國從漢、晉，歷經隋、唐，直至宋、元、明、清，是歷史上災害饑荒的多發時期。頻繁出現的災荒不僅破壞了正常的社會秩序，給社會經濟帶來巨大損失，更為深刻的是它廣泛影響著人們的心理和統治者的治國思想，也影響著那個時代的作家們自覺或不自覺地觀察、體驗、感受和抒寫災荒所帶來的悲愴，用文學的方式為黎民傳述心聲。其中，詩歌又是最能直接、最能快捷地反映社會面貌的一種形式。在這2146年的時段里，中國詩歌創作的題材廣泛而豐富，不少詩人把自然災害作為自己創作的重要主題，從各個方面生動形象地刻畫出了“水旱失時、災荒頻仍、哀鴻遍野、餓俘塞途的社會真實”。據《史記•河渠書》載:公元前132年春，黃河在濮陽境內的瓠子口潰決，洪水一瀉千里，“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泛濫十六郡，形成了黃河歷史上的一次大改道。作為封建帝王的漢武帝劉徹，一方面從執政者的角度政令，征調役卒數萬，堵黃河決口，并自臨施工現場視察災情，督促工期。另一方面他又以文人情懷作《瓠子歌》二章以記此事。其一:“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旰旰兮閭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郁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嚙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其二:“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污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頹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這兩首詩不僅寫出了黃河洪災的嚴重，而且反映了當時封建政府所采取的抗災措施，更表現了作為一個封建帝王的憂慮和悲憫情懷。雖然漢武帝主要是從維護自己的統治，維護大漢王朝的角度出發，但客觀上反映出了他對自然災害和由此造成的饑荒的觸目驚心，表現了作為有為帝王對民生疾苦的關心。詞情委婉凄切，充滿痛恤愛民之意。西漢至南北朝時期，自然災害頻繁，到處是慘不忍睹的破敗景象，給人民帶來極大的危害和打擊，以至出現“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的慘劇。這種景象在兩漢魏晉的災害詩歌及散文作品中有大量反映，如曹丕的《與吳質書》中寫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這就是《后漢書•五行志》記載的從公元119年至217年百年間的十次大瘟疫，最集中的是漢靈帝在位的15年間，共發生5次疫情，造成的結果是瘟疫橫行肆虐，百姓十室九空，中原地區呈現極恐怖的情狀。據民國時期學者金兆豐先生的《中國通史•食貨篇》關于當時戶口增減的數字可以說明瘟疫造成的死亡程度:恒帝永壽二年(公元156年)全國戶數是1607多萬戶，人口5006多萬。到三國末年魏蜀吳合計只有戶數149多萬戶，人口只余560多萬，僅存十分之一。這里還沒算上戰爭死亡，但其數字已令人震驚。曹丕筆下的“徐、陳、應、劉”即“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陳琳、應玚、劉楨。在大瘟疫中死去的還有“建安七子”中的另兩位———王粲、阮瑀，“建安七子”中竟有六位因瘟疫而喪生，實乃災害威脅生命的確證。他們的“一時俱逝”，標志著“建安七子”時代的結束。曹丕的一句“痛可言邪”，便是對酒朋詩侶因瘟疫而“零落略盡”的沉痛感傷。同時“這場瘟疫間接地促進了古代文學批評的繁榮”。人在災荒面前尤其變得渺小和脆弱，古代文學家也表現出慨憐悲心和冷靜求是的態度。曹植的《送應氏》詩“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東漢蔡邕所作的《述行賦》記載了“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人徒凍餓”的景象。王粲的《七哀詩三首》之一也記載了同樣的災荒景象:“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違，未知身死處。”另外，鮑照的《代挽歌》也有同樣的描寫:“小蟲今為災，……枯髏依青苔”。他的《代苦熱行》則完全是對旱災的全景描繪“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熱頭且痛，鳥墜魂來歸。湯泉發云潭，焦煙起石圻。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嘗晞。丹蛇逾百尺，玄蜂盈十圍。含沙射流影，吹蠱病行暉。瘴氣晝熏體，菵露夜沾衣。饑猿莫下食，晨禽不敢飛。毒淫尚多死，度瀘寧具腓。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戈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爵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鮑照的《苦雨詩》則描寫了水災的景象:“連陰積澆灌，滂沱下霖亂。沉云日夕昏，驟雨望朝旦。蹊濘走獸稀，林寒鳥飛晏。密霧冥下溪，聚云屯高岸。野雀無所依，羣雞聚空館。……。”魏晉時期的另一位大詩人陶淵明在其54歲時所做的《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中也寫到水旱兩災:“……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愿烏遷。”晉傅玄《炎旱詩》:“炎旱歷三時，天運失其道。河中飛塵起，野田無生草。一餐重丘山，哀之以終老。君無半粒儲，形影不得保。”等均是災荒造成的民不聊生的寫照。到了唐代，很多文人也都經歷和抒寫著災荒現實以及由此引發的對人性善惡的思考和對人性本質的挖掘，通過這些作品，我們即可以了解研究當時的災荒場景，又可以研究這些作家的復雜心態和人生況味以及他們的審美體驗和精神向度。在唐代詩人中，白居易是位提倡“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詩人，因此他時刻關注那個時生的各類災害和饑荒。白居易的《五古•村居苦寒》就是描寫雪災景象的:“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柏皆凍死，況彼無衣民!回觀村閭間，十室八九貧。北風利如劍，布絮不蔽身。唯燒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歲，農者尤苦辛。……。念彼深可愧，自問是何人。”反映了雪災給農民帶來的困苦，也表達了作者的同情和愧疚的人生況味。他的《五古•大水》是寫水災的:“潯陽郊郭間，大水歲一至。閭閻半飄蕩，城堞多傾墜。蒼茫生海色，渺漫連空翠。風卷白波翻，日煎紅浪沸。工商徹屋去，牛馬登山避。況當率稅時，頗害農桑事。……。”大水每年一發，來時城墻坍塌，坐賈行商、手工作坊紛紛離去，農業生產遭受到嚴重損害。白居易的《采地黃者》:“麥死春不雨，禾損秋早霜。歲晏無口食，田中采地黃。采之將何用?持以易糇糧。”此詩寫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所發生的一次旱災，描寫了饑荒年月農民的悲慘生活，也表達了下層百姓為了生存的頑強抗爭，在災害面前的自救舉措，反映了勞動人民頑強求生的意志。白居易的另一首《五古•夏旱》仍是描寫旱災的:“太陰不離畢，太歲仍在午。旱日與炎風，枯焦我田畝。金石欲銷爍，況茲禾與黍。嗷嗷萬族中，唯農最辛苦。憫然望歲者，出門何所睹。但見棘與茨，羅生遍場圃。惡苗承沴氣，欣然得其所。感此因問天，可能長不雨?”即描寫了旱情的嚴重，也表達了對老天的責問，堅信旱情是暫時的。他的《杜陵叟》同樣是寫旱災給農業生產帶來的危害，同時也寫出了官吏不恤災情急斂暴征和封建帝王為了維護統治而下令賑濟災民免除賦稅的景象。杜甫作為現實主義的杰出代表，其詩歌同樣關注著災荒給人民及社會帶來的危害和影響。他的《秋雨嘆》三首“感于哀樂、緣事而發”，形象地描繪了唐玄宗天寶十三年(754年)秋的雨災情景，當時天降暴雨，連續下了六十多天，莊稼歉收，糧食匱乏，房屋毀壞，民不聊生，社會怨聲四起，景象凄慘。反應了詩人以饑寒之身而懷濟世之心，處窮迫之境而無厭世之想的儒家濟世情懷，深刻揭露了統治階級的弊政，充滿同情地描寫了百姓的疾苦，以此表達為民請命的精神。唐咸通七年(公元866年)，晚唐詩人皮日休在落第后回壽州途中看到逃荒的河南災民餓病死亡的悲慘情景時，寫了《三羞詩》三首，在詩前的序文中說:“丙戌歲，淮右蝗旱，日休寓小墅于州東。下第后，歸之。見穎民轉徙者，盈途塞陌，至有父舍其子，夫捐其妻，行哭立丐，朝去夕死。嗚呼!天地誠不仁耶?皮子之山居．柂有襲，鍑有炊，晏眠而夕飽，朝樂而暮娛，何能于穎川民而獨享是?為將天地遺之耶?因羞不自容，作詩以唁之。”詩中表達了他對災民的深切同情和對地方官吏嚴重失職的憤慨，又因自己過著不勞而溫飽的生活，深感有愧于災民，感情真摯，讀來令人感慨，其文人的大道情懷盡顯。另外，描寫水災的作品還有南宋陸游的《十月二十八日夜風雨大作》:“風怒欲拔木，雨暴欲掀屋。風聲翻海濤，雨點墮車軸。拄門那敢開，吹火不得燭。豈惟漲溝溪，勢已卷平陸。辛勤藝宿麥，所望明年熟。一飽正自艱，五窮故相逐。南鄰更可念，布衣冬未贖。明朝甑夏空，母子相持哭。”清初黃河連年決口，浪濤洶涌，平溢村野，晚清沈世瑾的《老農述災象作》:“一雨四十日，低田行大舟。”鮑瑞駿的《禹城道中》:“荒墟惟識樹，官道亂成河。”貝春喬的《雨中作》:“浪頭一丈高，漂沒大堤柳。”曹楙堅的《拆屋行》:“我家無船屋里住，水來更向何處去?”陳文述的《江北大水嘆》:“今年楚雨多，東下三千里。”毛國翰的《新堤婦》:“頻年水為患，不得把鋤犁。……嗟此餓殍骨，何處埋沙泥?”除此之外還有黎兆祺的《水災嘆》、沈謹學的《穩夜大風雨》、徐時棟的《八月湖水平》、小石源的《上栗水災行》等。這些詩作，既有對洪災洶涌的描寫，又有對受災民眾的顛沛流離、賣兒鬻女的同情，還有對統治階級救災不力的揭露與批判，不愧為抒寫災荒的悲愴，為百姓傳訴苦難心聲的現實佳作。

三、結語

描寫災荒的作品如果僅僅停留于對災荒景象本身的觀照，只滿足于對災荒造成的悲慘實景作客觀記錄，不能透過災荒描寫發掘出生命的意義和人文關懷，不能表現出堅強的民族性格和自強不息的信念，不能總結概括出在與自然災荒抗爭中的偉大民族精神，不能挖掘出勇敢、堅強、沉著、不畏犧牲、頑強拼搏、不勝不休的民族氣概和“多難興邦”的歷史規律，不能形成優良的文化基因和價值取向，那么這樣的災荒文學作品也就失去了它的價值和意義。在災荒文學作品中表現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堅韌頑強的英雄氣概，是災荒文學的核心主題，也是災荒文學必須完成的文學使命。面對強大的自然，堅強的中華兒女，憑借熱愛生命的堅強生存信念和奮斗不息的精神，戰勝了無數次的自然災荒，將生命延續到了今天，自強不息是中華民族強大生命力的內在靈魂，這些寶貴的精神實質隨著歷史的發展，逐步凝固成一種文化，蘊含了人類共同的價值取向。

作者：李福崔亞虹單位：大連民族學院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