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貸危機對宏觀經濟革新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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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至今仍讓人們記憶猶新。它曾使資本主義經濟倒退了30年！其危機的長度、深度、廣度都是前所未有［1］。而當時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傳統的自由放任的經濟理論，對此既無法做出理性的解釋，也拿不出有效的對策。直至羅斯?？偨y上臺，大膽實施政府干預的新經濟政策，才使全球經濟逐步走出危機。凱恩斯對此作了理論總結，從此創立了經濟學的宏觀理論和總量分析方法。本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堪比20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與30年代大危機不同是，人類社會已有了豐富的應對經濟危機的宏觀經濟調控理論和實踐：從一個宏觀經濟角度看，危機爆發之后，對內應實施阻經濟下滑的財政、貨幣的刺激政策，對外應防止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如此才利于逐步走出危機。此次危機爆發后，世界各大宏觀經濟體均實施了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為支撐的政府救助；貿易保護主義雖有所抬頭，但基本處于可控的狀態。盡管如此，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還在深化，巨額的政府救助在一些國家引發通貨膨脹，在另一些國家則助推了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F有的宏觀經濟理論同樣無法解釋變化了的現實，宏觀經濟學理論到了一個創新的關鍵期。本次金融危機再次給宏觀經濟學理論提出了三個方面的理論探索。

一、市場與政府二元調節機制優化組合的探索

在整個近現代經濟發展史中，經濟學家和政策的制定者們一直被一個問題所困擾，那就是經濟自由主義和政府干預主義究竟哪種主張更會促進長期穩固的經濟增長。作為對經濟實踐的理論總結，西方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乃至爭論也是圍繞著市場和政府這兩個核心問題而展開的。法國經濟學家西斯蒙第在19世紀初就對“公認為定論的原理”———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自動調節經濟秩序的原理提出懷疑［2］。市場主導和政府干預的兩種主張，兩種理論體系交替地成為不同時期經濟學理論和政策制定的主導思想，二者都有過促進經濟增長的輝煌歷史，也都有過無力應對經濟危機的不良記載。

2007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再續了市場與政府的爭論。關于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的原因：有人說是新自由主義的錯，有人說是凱恩斯的錯。筆者認為，如僅從市場和政府兩個角度看，單說那一種錯都是不全面的，本次危機是市場和政府雙失靈的結果，既有市場參與者為追求利潤的無序和惡性競爭導致投機過度的因素，也有政府宏觀調控失誤和監管失缺的原因。所以市場和政府孰優孰劣的爭論可以休矣，因為市場與政府都有失靈的劣勢，也都有不可替代的優勢。

市場經濟體制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已經從單一市場調節機制的自由放任的“古典體制”演變為以市場調節為主的市場與政府二元調節機制并存的“現代體制”，其標志是在市場自由競爭制度的基礎上加上政府干預機制，而政府的財政收支及中央銀行體制則為政府干預提供了財政和貨幣兩組系列的調控工具。當市場與政府二元調節機制達到優化組合時，市場經濟“現代體制”就成為一種集效率化、有序化、公正化、法制化、協調化于一體的經濟體制。然而，市場經濟“現代體制”的建立，只是為市場與政府二元調節機制的優化組合提供了制度基礎，并不意味著市場與政府二元調節機制會自動實現優化組合。當二者處于“雙失靈”組合或由優化組合轉化為二者“雙失靈”組合時，經濟發展就會受到重大損害。隨著世界經濟的區域化、全球化、一體化的迅猛發展，全球各宏觀經濟體均面臨新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及二者雙失靈的挑戰，而如何在一國范圍內乃至全球范圍內實現市場與政府二元調節機制的優化組合，是每個相對獨立的國民經濟體及世界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課題。在市場與政府兩種理論爭論數百年之后，經濟理論和實踐需要的是研究和創立“市場與政府二者優化組合理論”。即全面研究和量化市場與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各自發揮作用的時空范圍、實施程度、組合類型、雙優機理、國際協調、最優度和最優路徑等問題。從政府層面看，需要研究和探討政府干預的切入點、切入時機、切入程度，切入與退出時機，干預工具的種類、體系、組合的創新等等。以二者的優勢組合克服二者雙失靈組合，以市場與政府二元調節機制優化組合理論替代二者孰優孰劣的爭論。尤其重要的是探索實現開放經濟內外雙均衡的政策配合模式及國際協調模式［3］。

二、資產價格波動規律的探索

自從現代信用紙幣發行以來，不斷發生商品和貨幣間失衡的危機，宏觀經濟常常受到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的困擾。但是，經過不斷地實踐試錯和理論探索，到目前為止，人們不僅對二者間的波動規律有了深刻的認識，也基本上掌握了控制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的手段。然而，隨著虛擬經濟比重的提升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結構的變化，人們對資產價格（各種有價證券，包括房地產，因為它不同于普通商品，而是一種具有消費和投資功能并存的特殊商品）的波動規律、對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對避免和應對因資產價格波動引發經濟危機的工具、手段及工具組合的創新和運用等方面，還存在理論和實踐上的盲區。

從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結構調整看，現代市場經濟是二者頭重腳輕的倒梯形結構，人們對虛擬經濟持續地極度膨脹往往難以掌控，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對衍生品的依賴程度會不斷增強，而這也將加速虛擬財富的創造［4］。常常出現虛擬經濟過度膨脹遠遠脫離實體經濟結構失衡狀況，而每當出現資產泡沫過大的虛實結構失衡時，人們只能被動地接受危機型的調整方式，即以資產泡沫突然破滅、實體經濟遭受嚴重打擊的方式來緩解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整個社會付出巨大的調控成本。從現有的宏觀經濟的各種理論模型看，尚缺少成熟的資產價格波動的變量及構成要素的分析。我們有反映實體經濟發展狀況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生產者物價指數（PPI）等指標體系及預警系統，但卻缺乏反映虛擬經濟的資產價格指數及預警系統?？上驳氖侵袊膶W者們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

三、國際經貿體系變革的探索

在經歷了二戰前國際經貿關系混亂、無序、惡性競爭之后，二戰后，國際社會在貿易和金融兩個方面建立了協調機構。分別是：

1．為抑制貿易保護主義而建立的關貿總協定（GATT），并逐步發展為世界貿易組織（WTO）；

2．為逐步消除各國外匯管制、防止貨幣惡性貶值、維護匯率穩定而建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全球范圍的政府間經貿合作機制，推動了各國經濟的平穩發展。

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發展，國際浮動匯率制度的實施，現行的國際貿易、金融體系的內在矛盾日益突出，全球范圍的宏觀監管機制有的形同虛設，有的處于空缺狀態。

例如，為應付全球經濟危機需要各國政府同心協力恢復經濟發展之時，美國政府卻迫于國內壓力，帶頭大搞貿易保護，使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形同虛設，或陷于時而有效，時而無效；對弱國有效，對強國無效；平時有效，危機時反而無效的尷尬境地！再如，自從實施國際浮動匯率制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基本失去了對匯率穩定和貨幣惡性競爭的監控，所以，國際貨幣體系成為當前國際經貿體系改革的重點。從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趨勢上看，有四種選擇空間：

（一）回到金本位

但這是歷史的倒退，不具可能性。因為金屬貨幣受金礦存量和開采量的限制，無法適應經濟快速增長的需要，常常陷經濟發展于通貨緊縮的泥潭中無法自拔；金屬貨幣的運行成本和流動性遠遠高于現代信用紙幣；貨幣在長期的發展演進中，已從最初的商品交易的中介角色發展為經濟的引領者，并進入了電子貨幣時代。

（二）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

重回國際固定匯率制，這需要有克服固定匯率制過于僵化的弊端，還要建立對國際本位貨幣超量發行的限制機制。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的歷史事實證明，固定匯率的內在矛盾———匯率基本不變但影響匯率變動的各種經濟變量隨時變化所形成的價格扭曲難以在體制內克服，常常是在矛盾長期積累后以危機和崩潰的方式化解，對經濟的打擊太重，同時也很難在體制內部構建對國際主導貨幣超量發行的監督機制，故難以重建。

（三）賦予特別提款權（SDR）世界貨幣的地位

即以超主權國家貨幣取代強勢國家的貨幣。特別提款權是既不依賴于黃金亦不依賴于單一強國的世界貨幣的雛形，但是幾十年的實踐證明SDR難以承擔大任，它始終只占國際儲備貨幣1％。原因在于SDR是沒有實體經濟的空中樓閣，現階段它只能是世界貨幣的補充。

（四）創建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

即國際貨幣區域化合作體系。目前國際貨幣已形成美元、歐元、東亞貨幣三足鼎立之勢。然而，歐元區遇到的一些成員國主權債務危機問題，嚴重地威脅著國際區域貨幣合作體系，從而使區域內強國貨幣主導的合作模式成為國際貨幣合作模式的重要選項，人民幣將會在國際貨幣舞臺上大展身手。綜上所述，各個宏觀經濟主體乃至全球范圍的市場與政府二元機制的優化組合、資產價格的波動規律、國際貨幣體系的變革（超主權貨幣、新的強勢貨幣對美元的替代問題、國際區域貨幣創立與合作問題等）等問題，將成為宏觀經濟學需要探索的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