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貸危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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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貸危機案例范文第1篇

次貸危機（Sub-primeMortgageCrisis）禍起于一種叫CDO(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擔保債務憑證)的新興的資產證券化產品。CDO最早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的美國，隨后在歐洲和亞洲一些國家迅速發展。2001年DavidX.Li引入了GaussianCopula模型，能夠為CDO迅速定價。這一契機讓CDO成為全球固定收益產品市場中成長最快的衍生產品。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全球CDO發行規模分別為1570億美元、2730億美元和5500億美元，2005年和2006年各自增長74%和101%。截至2006年底，全球CDO市場的存量接近2萬億美元。此次次貸危機中，美國遭受的損失是3萬億美元，其境外的損失不低于1.5萬億美元。

CDO市場的迅速發展被視為導致危機的罪魁禍首之一，從目前對于次級債危機的反思來看，各方面原因歸結如下：

1.金融風險被扭曲為政府信用。傳統的房貸是由銀行承擔相應的損失，因此銀行會對房貸對房貸的風險進行嚴格控制。但是從美國次貸危機中發現，證券化在分散貸款機構的次級房貸的風險的同時，淡化了貸款銀行對借款人信用風險的防范意識。在CDO的操作中，由于其構造和定價十分復雜，在債務人以房貸抵押證券的形式出售給投資銀行后，后者又將其包裝成不同的投資品賣給投資者。在整個購房貸款“證券化”的過程中，由于參與者中有政府背景的貸款機構（房地美和房利美）出現，讓本應屬于高風險的金融產品被扭曲視為有政府信用擔保的債券，從而在風險與收益上出現嚴重的不對等關系，也為今日的危機埋下伏筆。

2.由于資產證券化自身的復雜性，很容易造成監管不力，成為尋求高收益的投資者的工具。美國絕大多數次級房貸的發放者是地區性的儲蓄銀行和儲蓄貸款協會，由于有大量資金投在次級房貸上，這些機構的資金周轉存在嚴重的壓力。于是投資銀行用金融創新的手段幫助貸款機構“渡過難關”：通過真實出售、破產隔離、信用增強等技術，貸款機構將流動性很差的次級房貸包裝成抵押擔保證券(MBS)。這樣，貸款成為了證券，在增加流動性的同時還蒙上了投資產品的光環。考慮到次級房貸為抵押品債券評級不高，達不到最低投資等級BBB，因此難以轉手。于是金融創新再度利用分檔技術(tranching)將MBS債券按照可能出現違約幾率分割成不同等級的“塊”(tranche)，一舉化身成為擔保債務憑證。最后，對以上不同等級的“塊”進行信用評級后，投資銀行將它們出售給對沖基金、商業銀行、保險公司以及一些國家的央行等機構。整個過程由于交易復雜，使得證券化的參與方以及監管機構對房貸信用風險的影響界面和影響深度的估計和監控變得十分困難，同時也使借款人對自身的風險估計不足。

這種缺乏連續交易的透明市場來為其定價的交易機制其實非常脆弱。由于背離了收益與風險對稱和相容的基本原則，單依靠理論模型和人為的參數設定來確定其合理價值的量身定制的金融衍生工具，在發生違約風險和流動性缺失的條件下，一旦其中一個環節的現金流不能得到滿足，則牽一發而動全身，甚至整個交易由此崩潰。此次次貸危機爆發的起始點就是由于美聯儲連續加息致使貸款人不能償還到期債務引發的。

二、我國目前情況

據銀監會統計，截止到2007年第四季度末主要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為12009.9億元，不良貸款率為6.72%，比年初下降了3.7個百分點，呈逐年下降趨勢。目前階段，主要通過國有商業銀行以及組建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通過在銀行間發行債券來進行這部分不良貸款的處理。例如2005年12月，通過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分別在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公開發行了41.77億元信貸資產支持證券(ABS)和30.19億元個人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為我國探索推進不良資產證券化奠定了政策框架和發行交易制度基礎。2006年12月，在人民銀行、銀監會、財政部等有關部門的積極推動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和東方資產管理公司作為發起人分別在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公開發行30億元和7億元重整資產支持證券。總結來看，我國對于不良資產處理的特點是：

1.由國家各部委組建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集中處理長期以來形成的不良貸款，具有國家公信力。我國的金融服務主體是國有商業銀行，針對其生成的不良資產，國家于1999年組建了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其初衷就是為了專業化處理我國金融體系的不良資產。開展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以來，人民銀行和銀監會聯合制定了《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相關部委同時制定了配套措施，如財政部的《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會計處理規定》、稅務總局的《關于信貸資產證券化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和人民銀行的《關于個人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涉及的抵押權變更登記有關問題的試行通知》等多個文件。這些政策的出臺為我國開展不良資產證券化提供了法律支持和可借鑒的政策框架。

2.采取多種增級和流動性安排，防范信用和支付風險。不良資產由于回收額、回收時間不確定，現金流在金額、時間、速度分布上不均勻，可能出現相對于預期回收值的階段性虧損或盈余。針對不良資產證券化流動性存在的問題，建立了現金儲備賬戶進行流動性支持，防范因未來現金流波動而導致的資產支持證券支付風險。同時采取超額抵押、分層信用增級、審慎定價等多種增級方式提升資產支持證券信用等級，以防范資產支持證券的信用風險。以信達資產管理公司為例：一是采用了優先級和次級的分層設計；二是在產品結構設計中安排了流動性儲備賬戶以覆蓋未來6個月的優先級證券利息，既可起到流動性支持的作用，又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投資者的利益；三是對優先級證券本息償付提供流動性支持。當資金出現不足支付情況時，由服務商提供流動性支持，補足相應差額資金。這樣可以增強投資人的投資信心，同時降低了投資人的投資風險，從而有利于降低發行價格，提高了證券化的最終回收率。

3.建立對不良資產回收服務商的約束和激勵機制。不良資產現金流以逾期回收額、變現收人為主，收回難度大，未來現金流的多少主要取決于資產回收服務商的能力。建立對資產回收服務商的約束和激勵機制，充分發揮資產回收服務商的最大潛能，是不良資產證券化成功的保障。以東方資產管理公司為例，制定了嚴格的《服務商手冊》，明確了對服務商的獎懲機制和更換辦法，保證不因服務商的工作質量而影響投資者的權利。另外，服務商合同中還規定了如果資產支持證券持有人大會認為服務商不能盡職盡責的服務，那么大會有權更換服務商。這些措施有效的降低了服務商風險。

三、幾點思考

我國的住房抵押貸款市場正處于起步階段，在美國的次貸危機已經波及全球金融市場、國內流動性過剩的大背景下，我們更需要從次貸危機中探索出一些可以借鑒的經驗，從而給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帶來一些啟示。

1.認識和防范住房抵押貸款的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住房抵押貸款的安全性是以房價的不斷上漲為基礎的，當不斷上漲的房價發生逆轉時，以房屋作為抵押品的資產就會不斷縮水。如果貸款申請人出現還款危機又無法通過出售房屋來解決，就會造成貸款違約率的不斷上升，使銀行形成大量的不良資產，由此造成一定的市場風險。因此，銀行等金融機構應認真研究風險發生的可能性，適當的為可能存在的風險積累一定的資金作為緩沖。

2.建立不良資產評估數據庫，以達到對不良資產的評估能夠及時、精確。各家資產管理公司在多年的金融不良資產處置實踐中，已經積累了大量的金融不良資產處置案例，這些案例能夠體現不良資產價值的一般規律，是金融行業和資產評估行業進行下一步金融不良資產評估處置工作的寶貴資源。因此，建議建立金融不良資產評估數據庫，對金融不良資產處置案件進行收集和整理，利用數理統計分析方法，分析各種處置因素對資產價值的影響，建立合理規范的評估參數體系，為交易案例比較法等評估方法提供切實可行的操作基礎，向評估師提供“市場上類似資產在強制變現情況下的數據資料”，為評估師的職業判斷提供切實的依據。就目前實際情況而言，即使提供全國范圍內的數據資料做不到，至少也要形成區域性的典型案例數據庫。

3.加快資產證券化等金融創新的步伐。在美國次貸債危機中可以看出，資產證券化雖然在次貸危機的傳遞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從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資產證券化有效的剝離了商業銀行的部分風險，轉嫁給了次貸債券的購買者。目前我國金融體系的風險主要集中在商業銀行，而銀行體系在我國金融體系中占有重要的比重，如果住房貸款出現一定程度的違約，將可能觸發銀行體系內的風險，從而導致金融體系的震蕩，所以我們應加快資產證券化的步伐，充分分散銀行體系的風險，同時建立完善的監管措施，尤其是隨著資產證券化發展不斷改進措施。

參考文獻：

[1]沈炳熙，馬賤陽.關于我國開展不良資產證券化的幾點認識[J].金融研究，2007，（12）.

[2]李佳.次貸危機的生成、演化及對中國的啟示[J].當代經濟管理，2008，（7）.

[3]趙江波.解析“次貸危機”中的CDO[J].決策與信息，2008，（4）.

次貸危機案例范文第2篇

次貸危機自2007年8月全面爆發至今，仍然處于深化與擴展的過程中。迄今為止，美國金融市場上的貸款商、投資銀行、兩房、保險公司與商業銀行陸續陷入了危機，而在2009年上半年，美國的對沖基金行業可能出現較大規模的破產倒閉。這是因為，從2008年10月份開始，投資者已經加快從對沖基金撤回投資的規模。2008年10月份投資者從對沖基金撤資400億美元，而12月這一規模上升至1500億美元，占對沖基金行業管理總資產的10％。如果短期貨幣市場持續不能恢復正常融資功能，那么整個對沖基金行業的資金鏈將會很快斷裂。

有望在2009年到達谷底

盡管如此，美國金融市場也很難重演2008年9月份雷曼兄弟破產倒閉后整個金融市場陷入一片恐慌，各大金融機構倒閉消息紛至沓來的局面。這主要是因為投資者對次貸危機的嚴峻程度已經有了比較充分的預期，而美國政府大力度的財政貨幣救市政策的效果也將逐漸顯現。2009年下半年，美國金融市場的信心可能逐漸恢復，市場將會步入正常運轉的軌道。筆者認為，金融市場危機有望在2009年到達谷底。

受負向財富效應與信貸緊縮影響，美國居民開始壓縮自己的消費計劃，而耐用品消費成為重中之重，這也是2008年美國汽車業發展舉步維艱的根本原因。事實上，也只有美國居民壓縮消費、增加儲蓄，才能降低美國經常賬戶逆差，逐步恢復美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盡管美國政府實施了大規模的減稅計劃，然而隨著消費者失業風險的加大，我們認為，美國居民將在2009年繼續調整消費，消費增速將繼續保持在低位。美國房地產投資從2006年年初就一直陷入負增長，這一負增長將在2009年持續下去。由于對居民消費的預期黯淡，再加上股市下跌與銀行惜貸限制了企業的外部融資，預計2009年美國的固定資產投資也不容樂觀。此外，隨著歐元區、日本等美國最重要的出口市場已經陷入衰退，2009年美國的出口增速與2008年相比將會顯著下降。因此，次貸危機從消費、投資、凈出口三大支柱均對美國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筆者認為，美國經濟衰退將持續到2009年全年。在2010年初，美國經濟有望重新恢復正增長。但要恢復到次貸危機爆發前3％左右的增長水平，可能還需要3～5年時間。

新興市場國家可能會較快走出低谷

即使次貸危機沒有爆發，歐元區經濟本身也出于周期下行階段。次貸危機的爆發重創了歐洲的商業銀行體系。由于歐元區金融市場中銀行間接融資占有絕對優勢地位，這就意味著一旦銀行惜貸，歐洲實體經濟將面臨比美國實體經濟更為嚴重的沖擊，這也是為什么歐元區先于美國步入衰退的原因。此外，美國經濟衰退也會影響到歐元區國家的出口，尤其是歐元區最大國家德國的出口。我們預計歐元區經濟走勢基本上與美國保持同步，而且歐元區經濟反彈的時間可能晚于美國。

日本經濟實際上一直沒有能夠從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后的長時間經濟蕭條中完全走出來。老齡化是日本經濟面臨的最嚴峻挑戰。目前日本主要是依靠對美出口以及對華出口來拉動經濟增長。隨著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中國經濟增速明顯下滑，日本經濟增長前景同樣不容樂觀。

整個新興市場國家群體在2009年也將集體面臨增速顯著下滑的局面。次貸危機由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國家傳導的機制如下：發達國家進口需求萎縮首先影響到出口產成品的東亞國家的經濟增長；東亞國家經濟減速會導致對能源與初級產品的進口需求下滑，進而影響到能源與初級產品出口國的經濟增長。然而無論如何，盡管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增速顯著下降，但出現經濟衰退的可能性極小，且經濟反彈的時間將早于發達國家。如果說發達國家經濟將走出一個底部較長的U字型，則新興市場國家很可能走出一個V字型。

次貸危機已改變全球資本格局

次貸危機已經顯著改變了全球資本流動的格局。從跨境資本流動上來看，機構投資者的去杠桿化（Deleveraging）導致國際短期資本流向逆轉，新興市場國家出現了顯著的資本凈流出。以華爾街投資銀行與對沖基金為代表的國際機構投資者，在次貸危機爆發后出現了大量的賬面虧損，這些虧損既包括直接投資次貸產品造成的損失，也包括全球金融市場形勢惡化之后發生的連帶損失。出現大量賬面虧損之后，國際機構投資者只有一個選擇，即去杠桿化――這意味著進一步出售風險資產，獲得現金后償還之前的日元或美元貸款。去杠桿化事實上也是日元或美元套利交易的平倉。由于國際機構投資者在過去幾年內對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市場大舉投資，去杠桿化就必然導致國際機構投資者在新興市場國家資本市場上大舉拋售，大量的短期國際資本從新興市場國家撤出。這將會導致新興市場國家資產價格泡沫破滅、本幣貶值、資本與金融賬戶出現赤字，甚至引爆金融危機。

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逆轉可能導致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在2009年上半年爆發金融危機。而在新興市場國家中，當前基本面最為脆弱的群體既非拉美國家，也非東亞國家，而是中東歐國家。從經常賬戶余額與GDP的比率來看，2007年東亞國家的平均經常賬戶盈余為5.3%，拉美國家的平均經常賬戶赤字為2.2%，而中東歐國家的平均經常賬戶赤字高達10.1%。從外債與GDP的比率來看，2007年東亞國家為18%，拉美國家為23％，中東歐國家高達53%。進入21世紀之后，中東歐國家不僅經常賬戶赤字不斷惡化，而且凈外部借款的增長額遠超過外匯儲備的增長額。因此，如果跨境資本繼續流出，則部分中東歐國家極有可能在2009年爆發貨幣金融危機，尤其是波羅的海三國、匈牙利、烏克蘭等基本面最為脆弱的國家。

二、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提出的挑戰與機遇

中國不得不面臨諸多挑戰

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挑戰之一是外需下降。不僅美國外需下降，次貸危機還造成其他發達國家或地區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外需普遍下降。例如目前中國對歐盟的出口增速也顯著放緩。在外需下降、勞動力成本提高、信貸成本提高、原材料與燃料價格上升、出口退稅率下降、環保壓力加大、人民幣升值等各種不利因素沖擊下，中國出口行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一方面，這種壓力為中國出口行業的產業升級與收購兼并提供了外部動力。然而另一方面，如果外部壓力造成太多的出口企業倒閉，不僅會危及短期經濟增長，甚至也不利于長期的結構性調整。從2008年11月開始，中國出口月度同比增速已經連續兩個月出現負增長，預計這一趨勢將持續到2009年上半年。盡管進口增速的下降遠快于出口，但2009年上半年凈出口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可能降低至零。由于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在多年宏觀調控政策的作用下已經步入下降周期，則遭受房地產投資下降與出口下降雙重沖擊的中國經濟的增長率無疑將大幅下滑。2008年中國GDP增長率已經降低至9％，在2009年確保經濟增長8％已經成為中國政府面臨的一項嚴峻任務。

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挑戰之二是外匯儲備價值面臨巨大的潛在損失。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接近兩萬億美元，其中至少一萬億美元投資于美國國債與機構債。兩房的倒閉使得中國機構債面臨巨大的潛在損失，而兩房的國有化不過意味著潛在損失由美國機構債轉為美國國債。2008年年底美國的未清償國債余額為10.7萬億美元，市場預期2009年美國政府可能需要舉債2萬億美元，一旦新增國債供給量（占存量國債約20％）超過市場需求量，新增國債的收益率將會顯著上升，導致存量國債市場價值顯著下跌，則中國持有的數額巨大的美國國債將面臨嚴重損失。此外，如果美國政府通過印刷鈔票、制造通貨膨脹來降低救市成本，這將導致美元貶值，使得占中國外匯儲備大約70％的美元資產遭受巨額損失。事實上，只要中國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中國就不可能從次貸危機這一全球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中脫身。中國央行也很難通過外匯儲備的多元化來降低系統性風險。雖然美元資產面臨著信用等級下降以及美元貶值的風險，但如前所述，歐元資產的前景不容樂觀，日元資產的收益率太低，而其他幣種資產或者市場規模太小、或者流動性不足。從長期來看，如果中國政府不積極調整出口導向的外貿外資政策，不及時地讓市場來決定人民幣匯率水平，外匯儲備規模將會繼續上升，而中國政府也將持續面臨外匯儲備購買力縮水的沖擊，次貸危機不過是沖擊的開始。

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挑戰之三是國際資本流動對中國國際收支與資產價格的沖擊。筆者對2009年全球短期資本流動的趨勢判斷是，2009年上半年，由于國際機構投資者依然在進行去杠桿化，這將導致短期國際資本繼續從新興市場國家流向發達國家，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可能因為資本外流而再度爆發金融危機；2009年下半年，隨著去杠桿化進程的結束，國際機構投資者將重新面臨盈利的巨大壓力，在這一壓力驅使下，短期國際資本的流向可能再度逆轉，新興市場國家可能出現更加洶涌的資本流入。這就意味著，從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中國將面臨的持續的資本外流，外資的撤離可能進一步打壓中國的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同時降低外匯儲備的增速。而到2009年下半年，資本流入導致的外匯儲備激增可能再度造成中國國內流動性過剩的局面，而重新流入的國際資本可能再一次推高中國的資產價格，甚至形成新一輪的資產價格泡沫。

次貸危機提供的機遇

次貸危機提供的機遇之一，是為中國經濟的結構性改革提供了外部壓力，可能加速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到目前為止，方方面面的證據證明中國出口導向的增長戰略已經難以為繼。隨著人民幣匯率的上升、要素市場的市場化改革以及國際能源與初級產品的價格上漲、新勞動法的推出、將環境成本內部化等措施的出臺，中國出口商品的成本優勢已經被顯著削弱。中國出口行業需要通過收購兼并、產品結構升級換代來實施多元化以及提高產品附加值。但由于出口行業吸納了太多的就業，造成出口企業利益集團在中國政府的決策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只要目前中國出口商品還有價格優勢，出口企業往往就缺乏進行調整的動機。因此，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一方面降低了中國出口商品的外部需求，另一方面造成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從而將顯著惡化中國出口的外部環境。這就給了中國政府對出口行業進行結構性調整的機會。如果中國政府能夠利用這一時機，積極調整出口產業政策，容許出口企業的優勝劣汰、兼并收購，鼓勵出口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產品升級換代，提高中國出口產品的多元化和附加值，這一方面有助于改善中國的貿易條件，增進整體福利水平；另一方面有助于降低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改善國際收支失衡狀況，緩解隨之而來的外匯儲備累積和流動性過剩。

次貸危機提供的機遇之二是為中國海外投資提供了難得的時機。次貸危機啟動全球資本市場的風險重估。各大股票市場指數紛紛回落，金融機構與企業的股票價格大幅下挫。目前全球資本市場估值處于較低水平，投資價值相應上升。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前，發達國家政府對發展中國家性機構的股權投資通常是持警惕和抵制態度的。然而次貸危機爆發后，為緩解危機對金融系統的沖擊，發達國家政府的態度發生了極大轉變，現在它們對發展中國家財富基金的投資持謹慎歡迎的態度。因此，次貸危機為中國政府在發達國家金融市場進行股權投資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但是，中投投資黑石、摩根士丹利的案例表明，如何判斷股市的行情是否到了底部，是非常困難的。雖然危機提供了機會，但是如何把握投資的時機以及選擇投資的對象，這并不容易。我們建議，中國國有投資機構可以和美國成熟的機構投資者進行合作投資，例如讓美國機構投資者主投，而中國國有投資機構跟投的方式，用這種共享收益共擔風險的做法來學習美國機構投資者的眼光和經驗。中鋁和美鋁聯合投資力拓的案例值得效仿。

次貸危機提供的機遇之三是有利于提升中國經濟以及人民幣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越來越大的成就，中國經濟以及人民幣的地位逐漸上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然而，次貸危機的爆發很可能加快上述進程。如果中國經濟在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前提下依然能夠保持較快增長，那么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的拉動作用將凸顯出來，中國經濟的引擎效應將會更加明顯。雖然中國政府實施了比較嚴格的資本項目管制，但人民幣在東南亞地區的國際化趨勢已經比較明顯。隨著次貸危機造成美元持續大幅貶值，人民幣在亞洲區域內成為結算貨幣的概率顯著上升。中國政府應把握好次貸危機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的機遇，積極推進人民幣成為一種區域貨幣。例如，中國政府、中國金融機構和中國企業可考慮在香港等境外金融市場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國債、機構債和企業債，以及設立人民幣的清算中心等，這一方面可促成在海外人民幣的流轉、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動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進一步改革。此外，于2008年底簽署的中韓本幣互換也標志著人民幣區域化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三、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不同地區影響分析

長三角城市群、沿海城市受到的沖擊較明顯

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經濟結構差異較大、東西部開放度與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的國家而言，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各主要地區的沖擊是不對稱的，簡單而言，對外開放程度較高、對出口行業依賴更大、房地產價格泡沫較為嚴重的沿海地區遭受的沖擊更加明顯，中西部和內陸地區遭受的沖擊要更弱一些，且時間明顯滯后。

廣東、上海、江蘇、浙江、山東、福建等省市是中國發展程度最高、貿易依存度最高的地區。這些地區也是遭受次貸危機沖擊最為嚴重的重災區。受外需萎縮影響，這些省份的出口企業面臨新增訂單不足、進口商拖欠貨款甚至賴帳等嚴重問題。在能源與大宗商品價格飆升時期，為降低未來生產經營成本，很多出口企業囤積了不少原材料，當全球能源與大宗商品價格突然下跌之后，這些高價購入的庫存對出口企業的生產經營造成了顯著不良影響。在次貸危機沖擊下，沿海省份有大量中小出口企業倒閉。由于大部分出口行業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出口企業的倒閉使得非熟練勞動力的失業問題浮出水面。在廣東、山東等外商投資企業數量較多的省份，也出現了大量的外國投資方一夜之間突然撤離的案例。由于凈出口以及出口導向的投資在上述沿海省份的經濟增長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將會顯著影響這些省份的經濟增長，而快速上升的失業人口也對這些地區的社會穩定造成了不利影響。

此外，對以深圳為代表的部分沿海大城市而言，房地產價格在次貸危機爆發前達到了居民收入不能維持的水平，次貸危機的爆發則成為房價泡沫的導火索之一，并加劇了這些城市的房價調整，而這又通過影響房地產投資對地區經濟增長產生了負面沖擊。

內陸城市沖擊小，時間帶有滯后性

相對而言，中西部內陸地區由于經濟開放度和貿易依存度比較低，受到次貸危機的直接沖擊較小。但是，當次貸危機的爆發影響到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增長和就業之后，就會通過以下幾個渠道對內陸地區經濟增長產生第二輪沖擊：第一，由于很多內陸地區是沿海企業能源與原材料的主要供應地。因此沿海地區出口企業的集體不景氣導致對內陸地區資源與原材料需求的顯著下降，從而影響到內陸地區的企業銷售收入與政府稅收；第二，很多內陸企業是為沿海企業提供配套支持的附屬企業或上游企業，下游企業的不景氣將通過倒逼機制影響上游企業的經營狀況；第三，對中西部很多不發達地區而言，通過輸出非熟練勞動力（農民工）而獲得的匯款收入是國民收入的重要來源。由于沿海出口企業倒閉造成的非熟練勞動力失業，導致匯款收入大幅縮減；第四，沿海地區失業農民工的回流也會加劇內陸地區的失業問題與社會穩定問題。

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構筑地方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基礎

次貸危機案例范文第3篇

一、金融危機對金融學科人才培養的沖擊

(一)道德風險道德風險嚴格意義上講是一個經濟哲學的概念，它并不等同于道德敗壞，但是道德風險一旦發生，其后果可能比道德敗壞行為所導致的后果還要嚴重。具體來講，道德風險是指理性經濟人在與他人發生經濟關系的行為中，為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置最基本的，或市場中眾多經濟人所共同遵守的經濟倫理和商業道德于不顧，做出可能會導致他人或社會公共利益損失的行為。從法律意義上講，這種行為可能違反法律，也可能沒有違反法律，但是它們一定觸及了道德底線。在這場金融危機中，道德風險的事例比比皆是。甚至很多學者認為這場金融危機的實質就是道德危機。金融機構明明知道次級債的信用風險，依然通過金融精英們魔術般的手段不斷壓縮打包成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衍生品發行獲利，絲毫不顧及金融業的穩健運行關系到國家的經濟安全和社會的公眾利益。金融高管們為了獲取高額傭金豪賭次級債，置金融機構和廣大股東的利益于不顧。在金融巨擘的游說和政治現金的誘惑下，面對復雜的金融衍生品，金融監管部門盲目追求資金配置效率而使得本來用于分散風險的創新產品成為風險的突破口，把自己淪為損害社會公眾利益的幫兇。社會評級機構作為引導投資者投向的指針，不惜違背最基本的評級原則，做出與實際嚴重不符的評級，造成社會資源配置的低效和社會公信的缺失。凡此種種，無一例外的不與經濟人的倫理道德缺失，甚至是道德淪喪息息相關。金融業的競爭實質是人才的競爭，任何人都不能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國際化的大背景下獨善其身。著力提升金融人才的倫理道德素養和水平，降低道德風險發生的概率，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虛擬經濟次貸危機與以往歷次金融危機相比最大的區別就是其爆發突然，擴散速度迅猛，傳播范圍極大。這些都是與其經濟體系中虛擬經濟成分過高密切相關的。應該說，虛擬經濟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有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并且能夠極大的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然而，還應該看到的是虛擬經濟的發展必須以實體經濟作支撐，更不能脫離于實體經濟之外自我循環，因為僅僅依靠人的理性預期自我循環，必將造成嚴重的價格泡沫和市場繁榮的假象。同時，虛擬經濟領域內扭曲的價格信號還會促使實體經濟內的資金抽逃轉向虛擬經濟的炒作之中，進而吹大泡沫。在次貸危機中，諸如幾十億美元的實質資產全部押上市場，并且放大幾十倍去博取暴利的事例比比皆是，之中利令智昏的賭徒行為最終必然要為泡沫的破滅買單。華爾街的精英們通過金融衍生工具，層層壓縮，層層打包，層層杠桿交易，最終危機爆發的時候必然會出現數以萬億的虧空。在危機發生前，我們看到的是虛擬經濟在金融市場配置資金的高效能。危機發生后，我們看到的是虛擬經濟崩盤帶來的沖擊導致全球經濟衰退的結果。

(三)金融法規次貸危機爆發既有觀念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觀念方面的原因來自于對自由市場的過分信任，制度層面的原因來自于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和漏洞。在次貸危機發生之前，華爾街金融機構自有資本不足10%，核心資本不足4%，在這種資本結構下，如果沒有制度的有效監督，金融機構必然為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惜侵蝕他人利益，依靠自身的道德約束，很難做到嚴于律己。寬松的金融監管秉持效率至上的理念必然放松管制，無原則的鼓勵金融創新必然使道德風險失去最有效的制度約束，危機必然爆發。與普通的商品市場相比，金融市場上的交易一般發生在規模龐大、實力雄厚的金融機構和普通的中小投資者之間，特別是在消費金融領域。因此，金融消費者在消費信息采集、處理、決策方面相對于金融機構而言，明顯處于弱勢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金融機構濫用自己的優勢地位，為金融消費者提供虛假信息，有失公允性的附式合同，不公平的交易以及扭曲的金融產品價格就會充斥市場之中，擾亂正常的金融市場秩序。

二、課程的設置與調整

(一)增設《金融倫理道德》課程針對金融行業道德風險問題，我們認為在人才培養方面，金融學科應該增加開設《金融倫理道德》課程。這里所說的開設課程，不是指增加或補充相關的教學內容，也不是在某一課程中增加一個專題，而是要開設單獨的《金融倫理道德》課程，而且要把倫理道德教育融入到金融學科的主干課程及專業課程之中。設計好與倫理道德相關的學習過程，鼓勵學生獨立研究、深入探索和充分討論，增加從金融學科視角理解倫理道德的內涵，以及對今后自身職業生涯規劃的約束。要讓學生在校學習期間就把倫理道德的烙印深深的刻在自己的知識體系之中，讓學生認識到遵守倫理道德和遵守法律是同等重要的事情。同時，還要為學生構建一個從環境、經濟和社會視角理解倫理道德、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的知識結構體系。通過教材、文獻、書籍、視頻材料輔以案例分析討論，邀請金融機構、金融監管部門的高管和金融領域專家進行專題講座。導師制定和倫理道德相關的課程實習計劃，為學生營造金融倫理道德教育的環境和氛圍。引導其決策思維從股東價值觀向利益相關者價值觀轉變。要注重學生的技能培養，突出課堂互動、項目驅動和課程論文相結合。讓學生理解金融倫理道德如何影響金融產品營銷，金融機構如何從戰略層面應對，并為此做出策略設計。這樣就構建了一個從金融倫理道德認知到技能到踐行的完整的課程框架體系。

(二)增加金融衍生工具及其風險的教學內容傳統金融理論教學中，一直將金融衍生工具作為規避風險、套期保值的投資工具。次貸危機爆發后，我們一方面認識到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市場中配置資金的高效率;另一方面也認識到在其發行和交易過程中，如果沒有有效監管，其對金融市場，乃至整個經濟體系的運行都會產生巨大的破壞作用。可以說，金融衍生工具在現代金融市場理論和實踐中都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金融學科的課程設置中，增加金融衍生工具的相關課程，尤其是針對其發行、交易過程中的風險問題要設置專題討論，要通過課程論文或者案例分析的形式，幫助學生認識到金融衍生工具的本質內涵及其“雙刃劍”的特性。由于我國金融市場起步較晚，金融衍生工具在我國的發展狀況同國外，尤其是歐美國家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因此，這部分內容的講解要特別注意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國外與國內發展的比較分析相結合，監管部門、金融機構和普通投資者的視角和利益要區分開來。要引導學生對金融衍生工具的風險從定性分析到定量測評的過度。應該說，帶著對金融衍生工具及其風險本質內涵的深刻理解，當學生走上金融工作崗位的時候才會以更大的理性去面對金融衍生工具的巨大作用。

(三)增加金融法規課程的教學內容和學時通過觀察這場金融危機我們發現，片面的追求市場效率而忽視金融監管只能是飲鴆止渴。我們認為，要讓學生以次貸危機的經驗教訓作為鮮活的案例，充分認識到適度的金融法規監管和市場效率兼顧的重要性。在金融法規課程中，我們建議增加金融市場效率與安全并重的價值理念，引導學生思維從實現至上論到均衡發展論，從靜態價值觀到動態價值觀，從被動適應到主動回應的轉變。要讓學生認識到效率與安全的關系并非一成不變，要根據經濟發展階段和金融形式動態調整，總體上兩者要均衡。要增加系統性風險識別、評估、監管等內容的講授，以西方經濟發達國家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為藍本，將風險監測、信息交流、政策制定等內容統一納入風險控制機制之中。要增加金融消費者權益特別保護的內容，要強調政府公權力和法規對金融產品或服務消費者施以特別保護的重要意義，保護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次貸危機案例范文第4篇

作為經濟發展重要的兩個產業，房地產業和金融業之間有著密切聯系。一方面，房地產項目開發需要巨額資金支持，除了主要來源于銀行信貸，還有一部分來源于上市融資、保險、基金、信托、期貨等其它金融類產業；另一方面，消費者對房地產業產品的消費也需要銀行的支持。因此，房地產業與金融業間的相互影響不可小覷。縱觀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等，房地產價格劇烈波動幾乎總是與金融危機如影相隨。由于市場投機行為、寬松的貨幣政策等原因，我國房地產業快速發展的同時也集聚了一定的泡沫。如果房地產泡沫破滅，可能會導致金融業風險的爆發；金融業風險引爆，也可能會造成房地產業融資困難，資金鏈斷裂，引發房地產業風險。尤其在美國退出QE、我國銀根收緊的情境下，探討房地產業與金融業之間的波動溢出效應，剖析兩個市場間信息傳遞效率，對制定房地產業的調控政策和金融業風險管控措施，保持房地產業健康有序發展和維持金融業的穩定，實現經濟轉型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本文以地產股和金融股為研究對象，采用雙變量MVGARCH-BEKK模型和Wald檢驗，探索房地產業和金融業之間的波動溢出效應，為市場參與者、房地產業和金融業的調控及風險管理提供科學依據。

二、 BEKK模型及Wald檢驗

三、 房地產業和金融業波動溢出效應檢驗

1. 數據選擇和描述性統計。選擇深圳地產指數和金融指數分別作為房地產業和金融業的代表。樣本區間為2001年7月2日～2014年4月28日，共3 111個交易日數據，數據來源于大智慧軟件。文中采用對數收益形式，日收益率為：Rt=ln（Pt/Pt-1），其中，Pt為房地產指數或金融指數第t日的收盤價。

由表1可知，樣本觀察期間內，房地產業的平均收益為正，而金融業則為負，但兩者標準差比較接近。峰度統計量和J-B檢驗統計量均表明兩序列不服從正態分布。由ARCH效應檢驗可知，兩序列都具有明顯的條件異方差性（滯后10階）。Ljung-Box Q統計量顯示，在5%的顯著水平下，兩序列均不具有自相關性（滯后10階）。單位根ADF檢驗表明所有的序列都是平穩的（1%的顯著水平）。即，房地產收益率和金融業收益率均具有高峰厚尾、條件異方差性，適合用GA-RCH模型建模。

采用雙變量MVGARCH-BEKK-t模型對房地產業和金融業建模，結合Wald方法檢驗兩者之間的波動溢出效應。表2的第一欄是不對參數進行任何約束的BEKK模型估計結果，第二欄是房地產業和金融業間波動溢出效應Wald檢驗結果。

首先，基于2001年7月2日～2014年4月28日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由第一欄的第一列可知，矩陣A和B的對角線元素α11、α22、β11、β22均顯著異于零（1%的顯著水平），說明房地產業和金融業收益率的波動均受自身歷史波動的影響，而且波動具有聚集性和持久性。元素α12、β12估計值比較小，且都不顯著，可粗略地判斷不存在從金融業到房地產業的波動溢出效應；α21、β21的估計值均顯著地不等于零（1%的顯著水平），可以粗略地判斷存在從房地產業到金融業的波動溢出效應。由Wald檢驗結果（第二欄的第一列）可知，1%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假設1和假設2，接受假設3，即房地產業對金融業存在單向的波動溢出效應，反之則不成立。

為進一步研究2008年次貸危機對我國房地產業與金融業波動溢出關系的沖擊，將樣本分為兩個區間：2001年7月2日～2007年12月28日（次貸危機前）、2008年1月2日～2014年4月28日（次貸危機后），分別對這兩個樣本進行建模。由表2第一欄的第二、三列可知，無論是次貸危機前還是后，房地產業和金融業收益率的波動均受自身歷史波動的影響，而且波動具有聚集性和持久性（對角元素α11、α22、β11、β22均顯著異于零）。但是次貸危機之后，房地產業和金融業波動的聚集性和持久性比危機之前有所下降。次貸危機之前，房地產業、金融業波動的聚集性和持久性分別為1.216 6（α11+β11）和1.233 4（α22+β22），危機之后分別為1.153 0和1.148 8。可能是因為次貸危機后，受經濟復蘇不確定性、房地產業政策調控等的影響，市場參與者對這兩個市場持審慎的投資態度，對信息反應敏捷，投資策略調整頻繁，波動的聚集性和持久性下降。

由表2第二欄的第二、三列可知，次貸危機前，元素α12、β12、α21、β21均較小且不顯著，可粗略判斷房地產業和金融業之間不存在波動溢出效應，Wald檢驗在5%的顯著水平下接受了房地產業和金融業間不存在波動溢出效應的假設，進一步驗證了兩者之間不存在波動溢出效應。次貸危機后，元素α12、β12估計值比較小且都不顯著，但α21、β21的估計值均顯著地不等于零（1%的顯著水平），可以粗略地判斷存在房地產業到金融業單向的波動溢出效應，Wald檢驗結果說明，1%的顯著水平下，房地產業對金融業存在波動溢出效應，但房地產業對金融業卻不存在波動溢出效應。

3. 結果分析。基于2001年7月2日到2014年4月28日的樣本數據研究我國房地產業和金融業間的波動溢出效應，發現房地產業對金融業存在單向的波動溢出效應，并且這種效應是2008年次貸危機后產生的，即次貸危機前（2001年7月2日～2007年12月28日）我國房地產業和金融業間不存在波動溢出效應，次貸危機后（2008年1月2日～2014年4月28日）房地產業和金融業間存在單向的波動溢出效應。出現“次貸危機前房地產業與金融業之間不存在波動溢出效應”這種現象，一方面是我們選擇“地產指數”和“金融指數”代表房地產業和金融業，但2001年到2005年，我國股市一直處于熊市，市場交易量不夠活躍，即便2006年我國基本完成了股權分置改革，恢復新股發行，但股市上“地產指數”和“金融指數”的信息傳遞效率仍然比較低；另一方面，次貸危機前，雖然我國房地產業發展迅速，自住和投資性購房所占比重較大，投機套利所占比重小，房地產業發展較為健康；同時，國有商業銀行在這個時期進行了改革，剝離了銀行的不良資產，銀行風險較低，故兩者之間沒有明顯的波動溢出效應。受次貸危機的影響，我國股市受重創，房地產業風險也被業界和政府重視，政府多次調整貸款基礎利率，并出臺房地產購買政策，這些信息同時影響到股市上的房地產股和金融股，進而影響到“房地產指數”和“金融指數”；同時，房地產業是資本依賴性產業，資金主要來源于上市融資或銀行貸款，保險、基金、信托、期貨等其它金融類產業，所以一旦房地產業出現風險，比如房價暴跌，以房產等作為抵押物抵押在銀行的資產，價值將下降，金融業尤其是銀行業將會受直接影響，2007年發生在美國的次貸危機就是一個典型案例。由于我國房地產業受政策調控影響比較大，并且民間資本也具有較強的實力，當金融業爆發風險，房地產業雖然很難從銀行融資，但政府出臺一些有利于房地產業的政策，比如取消限購、出臺買房落戶政策等“救市”，房地產業受金融業風險的影響將很小，所以盡管理論上金融業對房地產業可能存在波動溢出效應，但本文實證結果卻不支持該理論。

次貸危機案例范文第5篇

小額信貸危機在印度發生

2010年10月，在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發生了一起震驚世界的大事件：當地許多人因無力償還小額信貸，紛紛選擇自殺身亡。

事情發生后，安德拉邦政府震驚了，他們目瞠口呆，茫然無措，也不派人下去調查和確認，急乎乎下結論，認為全是當地小額信貸高利率惹的禍，于是斷然宣布：強制取締過于泛濫的信貸行為，并敦促借款人不要及時歸還自己的貸款。政府對于小額貸款公司的遏制性干預措施直接影響了多數貸款人的還款意愿，一大批原來資金充裕、準備按時還本付息的借款人紛紛選擇停止歸還貸款，小貸公司資金鏈就此斷裂，從而誘發了由此及彼的小額貸款危機。

危機發生后，當地政府并沒有及時采取積極有效措施挽救，于是幾周之后，小額信貸償還危機迅速在印度南部蔓延并愈演愈烈，陷入混亂。由于客戶紛紛選擇到期違約，安德拉邦的多家小額貸款公司面臨日益增加的逾期貸款，平均還款率從原先的99%降至10％以下，資金周轉陷入停滯。處于危機中心的安德拉邦占全國小額貸款市場份額的35％，被認為是印度乃至全世界小額信貸發展的風向標。事件發生后，社會普遍擔心，如果危機持續發展，將導致小額信貸崩盤，進而危及向其提供融資的銀行體系；甚至有不少專家認為這次的小貸危機很可能步美國次貸危機的后塵，引發社會風暴。于是，由安德拉邦引發的小額信貸危機在全球掀起了小額信貸何去何從的大討論。

造成危機的罪魁禍首是誰

古人云：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危機既已發生，損失既已造成，一味地捶胸頓足于事無益，只有認真分析原因，從中吸取教訓防患于未然才是正確的態度。造成安德拉邦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呢?

機構和客戶過度擴張埋下了禍根。本來，小額信貸的初始目的是為了幫助窮人以較低的成本獲得貸款，從而幫助他們擺脫貧困。而在危機前的印度，與小額貸款公司高回報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小額貸款客戶的生活狀況并未明顯改善，這種反差極大刺激了社會神經，使得小額貸款這項以扶貧為宗旨的非營利性行業逐漸傾向私人資本主導的高回報行業。據了解，危機之前的印度小額信貸市場已經顯示出過度商業化的趨勢，全國小額貸款公司平均資產回報率高達18.3％，突出的收益一方面來源于從25％至100％不等的平均年利率，另一方面由于小額貸款公司紛紛上市，股價暴漲，使得公司股東從資本市場上一時獲得了豐厚的回報。高額回報于是引發了小額貸款公司的迅速膨脹。從2005至2009年間，印度小額貸款總額擴大了十倍，不僅如此，大量國際熱錢及私人資本紛紛涌入印度小額信貸市場，甚至出現了一個村莊內有5個小額信貸公司向窮人提供貸款的情況。數據顯示，截止2006年，私幕股權(PE)基金已在印度小貸行業投資了600萬美元，并在隨后的4年中注入6.79億美元。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2007年―2009年，印度最大的14家小貸機構的客戶賬戶以79％的復合年率激增。其中，該國最大的小貸機構SKS去年每周新增客戶達10萬名。

缺乏監管且政策多變導致危機發生。央行研究生部部務委員會副主席焦瑾璞一針見血地指出：印度的小貸危機暴露出政府對小額信貸缺乏足夠的監管且政策多變。面對小貸機構盲目擴張，普遍缺乏嚴格的風險管理體系，政府未能及時調險監控制度而任其發展。在危機爆發后，政府直接宣布強制取締過于泛濫的信貸行為，并敦促借款人不要及時歸還借款，使局面變得更加不可收拾。

服務對象發生畸變也是導致危機發生的原因之一。小額信貸本應該服務于社會弱勢群體，像和平獎獲得者尤努斯一樣，他一生從事的小額信貸就是為社會底層群體提供金融服務，而且宗旨不變，一以貫之。印度安德拉邦的小額信貸到后來卻變了味，變成了商業性貸款，即服務于那些追求商業性高利潤但傳統銀行不愿或難以服務的群體。這些群體主要追求利潤最大化，于是為國際和私人資本投機進入打開了方便之門，使小額信貸成了融資風險匯集之地。

印度小貸危機的導火索是一些媒體夸大其詞的報道和渲染，加上一些政客的鼓噪和干擾，導致危機有如順風放火，火勢更旺；事情雖小，被無限放大；社會以訛傳訛，終于形成巨禍。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教訓。

我們如何汲取教訓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無論是小額信貸還是中小企業貸款，市場供不應求的格局依舊。也正因如此，迄今試點已逾兩年的小額貸款公司擴張迅速。人民銀行的數據顯示，截至一季度末，全國小貸公司數量已從去年末的2614家增至3027家，貸款余額從1975億元上升至2408億元。盡管如此，小額信貸在我國仍然存在著不少問題和制約因素，主要是法律、監管、征信和融資諸方面，所以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其一，盡快立法。根據我國小額信貸發展情況，要盡快制定《微型金融管理條例》；成立“國務院促進微型金融發展領導小組”，統籌管理城鄉微型金融，并形成以地方政府監管、市場監管(資金批發機構)、行業自律的多層級監管體系；重視微型金融征信體系建設，可以預防多頭借貸，促進行業規范、可持續發展。

其二，亟待建立雙層監管機制。印度的小貸名義上由央行監管，但地方政府也實施行政監管，地方法院也對相關訴訟予以審理。這與我國不同。我國的小貸公司由地方政府監管，而公益性小貸組織從宏觀上雖得到中央政府文件的支持鼓勵，但沒有具體政策的監管和支持。為此，不少業內有識之士提出：在我國對于只放貸不吸儲的小貸組織，無論是商業性還是公益性的，都應由地方政府監管，但需要有中央政府相關部門的統一協調的監管機制。這樣的雙層機制既可以保證對重大問題規定、執行和處置的一致性、權威性，又可以保證運行執行的靈活性。從汲取印度的經驗教訓著眼，我們一是要有統一協調的雙層監管機制，二是監管部門的政策法規既要防范金融風險和保護消費者權益，又要有利于小貸機構的發展，也就是說要有支持鼓勵小貸事業健康發展的規制和執行力。

其三，政府應關心和支持小貸發展。如上所述，印度小貸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國際熱錢及私人資本的進入使得小貸過度商業化，而政府的政策導向又是想讓小貸機構去關注貧困。這種商業目標與社會目標之間的矛盾造成了很多混亂。中國如何避免重蹈覆轍？如何平衡好這兩種目標之間的關系呢？

就中國目前的情況看，對于小額信貸，應注意防止神化和妖魔化這兩個傾向。對各種類型的小貸都應支持，并同時關注解決其財務績效和社會績效問題，才是我國小額信貸的正確發展方向。對真正愿意服務于中低收入和貧困群體客戶的屬公益性的小額信貸，應給予更多支持和鼓勵。迄今，公益性小貸仍沒有得到具體的政策法規的支持。政府和監管部門應在現有政策基礎上，一方面繼續堅定不移地推動小貸發展，防止出現對小貸的誤解和健康發展勢頭的逆轉。另一方面注意發展的節奏，突出“穩步”和“健康”原則，注意行業發展的健康和監管的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