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革命結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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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80年代以來，庫恩展開了對“科學革命的結構”的重構工作。通過對“范式”和“不可通約性”加以語言學改造，庫恩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心理主義”誤區，給科學哲學帶來了一股清新的空氣。但由于沒有把歷史主義原則貫徹到底，因此庫恩仍未擺脫相對主義和非理性主義陰影。

關鍵詞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范式不可通約性重構

1962年，庫恩發表了約10萬字的《科學革命的結構》，這部標志著科學哲學中“歷史學派”形成的名著直到現在仍引起人們的極大興趣和熱烈爭論。爭論的焦點集中在所謂“不可通約性”以及與此相聯系的科學的合理性、科學與真理的關系等問題上。80年代以來，庫恩開始全面總結自《科學革命的結構》發表以來自己所走的路，試圖對《科學革命的結構》（以下簡稱《結構》）進行重構。

從“范式”到“分類學”和“辭典”

在《結構》中，庫恩提供了一幅既不同于邏輯實證主義又不同于批判理性主義的科學發展圖景：任何一門科學在形成公認的范式前，處于相互競爭的前范式階段，一旦形成范式則進入常規發展時期，這時，科學共同體的工作就是在范式的指導下“解疑”，隨著科學的發展，會出現用原有范式解釋不了的各種反常現象，乃至引起危機，通過競爭，新范式推翻舊范式，新的科學共同體取代舊的共同體，這就是科學革命。這種新的科學發展動態模式可簡表如下：

通過競爭解疑新范式交替

前科學時期────→常規科學時期────→科學革命─────→

確立范式反常、危機新舊共同體更替

新的常規科學時期……

在這幅科學發展圖景中乃至于在整個《結構》中，范式都稱得上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庫恩的初衷是用這一概念來表示科學共同體的共同信念以及科學成就和科學變革的基本單位，但由于他本身對這一概念的解釋就是含糊不清的，因此招來了鋪天蓋地的批評。盡管獨創了范式這個概念，但庫恩并未給它下過定義。范式一詞的原文是paradigm，原意是“詞尾變化”。庫恩借用語法上的paradigm這個詞來說明范式具有“范例”、“模型”、“模式”等意義。在《結構》中，范式至少有20種不同的涵義，以至于有人尖銳地指出，庫恩自己“造就了魔鬼，又不知道怎樣對付這個魔鬼。”

面對批評，庫恩一方面承認自己在闡述這一概念時確有模棱兩可之處，另一方面也申明別人誤用或濫用了他的這一概念。六七十年代，他先后寫下了《對我的批判的反思》和《再論范式》等，首先從科學社會學角度對這一概念作了澄清。在《結構》第二版（1970）中他寫道：“群體信奉的全部或大部分對象，我在原版書中都稱之為范式，范式部分或范式類的，就是這種專業基質的組成部分，而且作為組分它們形成一個整體，共同起作用。”〔1〕“專業基質”不是全體共同體成員共持的整個理論，而僅僅是其中的很小部分。主要包括：a.符號概括，如“F＝ma”，“I＝V/R”，b.本體論模型和啟發性模型，前者如“熱是物體各組分的功能”，后者如“氣體分子像微小而有彈力的臺球做隨機運動”，c.“形而上學假定”，d.典型例子或范例，包括社會學范例如公認的科學成就，人造范例如教科書或經典著作、工具儀器等。其次，既然范式是科學共同體共同信念的最核心部分，而“格式塔”轉換往往從高科學家個人的經歷并不同時發生在共同體所有成員身上，因此庫恩已不再把格式塔圖象這一心理的、知覺的隱喻作為范式的表現形式。第三，庫恩已開始考慮從語言學角度探討范式的內涵。在1965年《結構》日譯本后記中他談到不同的范式就是語言學中的不同的分類體系，“在過去被歸為同一類的對象，革命之后被分別到不同的類別中去了，也有相反的情況”〔2〕。范式的轉換就是分類學中相似性和相異性關系的變化。例如在亞里士多德物理學中的“運動”包含了許多相似的“變化”，是一個相似性模型。而在牛頓物理學中，這一相似性模型被打破，屬于亞氏相似性模型中的諸種“運動”被牛頓分別到不同的運動類別中去了。

進入80年代以來，庫恩干脆不再使用范式這個頗多歧義的惱人概念，用“辭典”取而代之。他宣稱，科學共同體就是使用不同辭典的科學家語言共同體，科學革命就是用一本新辭典代替原來的舊辭典。他認為，某一時代都有自己特定的“辭典”。作為人們認識實在世界的一種方式（或工具），它提供了那一時代科學語言的語境，是人們理解那一時代科學語言和科學理論之意義的鑰匙。不同的科學共同體有不同的辭典，一個科學共同體要理解另一個科學共同體的科學語言和科學理論的意義只有在掌握了對方的辭典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如果你用現代物理學的辭典去讀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你會感到茫然，不知所云，而當你試著用亞氏自己的辭典去讀其著作時，疑團便不難解開。辭典具有如下性質：（1）它是人們認識實在世界的一種方式，與實在世界有一種依賴關系，（2）它是一套有內在聯系的特定結構的詞匯表，（3）這個詞匯表是與特定的理論密切結合在一起的，（4）它隨理論的改變而改變，具有歷史性。辭典的這種性質也決定了人們學習辭典的方法，那就是，通過范例而不是定義去整體地理解詞匯表中的詞匯。

用辭典代替范式的確為庫恩省卻了不少麻煩。辭典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范式的含糊不清。不了解“辭典”便無法理解后庫恩思想。

“沒有相對主義的不可通約性”？

在庫恩的范式思想中，爭議最大的是他的這樣一個命題：“陸續出現的范式間的差異，既不可避免，又不可調和”，這就是所謂范式間的“不可通約性”。庫恩對范式的改造并不意謂著他不再堅持“不可通約性”，相反，他不遺余力地去發展著自己的“不可通約性”命題。80年代末，庫恩在《〈結構〉之后的路》中深有感觸地說，30年來沒有任何一個別的問題像不可通約性那樣深深地縈繞著他，因為他確信不可通約性問題“必須是所有歷史、發展或演化科學知識觀的一個必要的成分”〔3〕。科學革命之為革命，關鍵在于革命前后的范式（辭典）是不可通約的。如同范式一樣，“不可通約性”也是一個頗多歧義的概念。在《結構》中，庫恩于不同情況下以種種方法論證：相互競爭的范式是不可通約的，因為a.它們說的科學語言不一樣，b.它們講的、承認或了解的觀察資料不一樣，c.它們關心回答的問題或解決的難題不一樣，d.它們理解什么算作合適的或甚而合法的解釋的方法不一樣，e.它們屬于由不可比較的實體、過程等組成的領域。因此，競爭范式的不可通約性就可能是a.語義學的，b.知覺的，c.主題的，d.解釋的，e.本體論的。對庫恩不可通約性命題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他的范式在知覺上的不可通約性觀點，因為這一觀點可能預示著一種相對主義，并會導致在理論選擇上陷入非理性主義。這種批評確實擊中了庫恩的要害。《結構》中的“鴨兔類比”以及理論選擇不是靠證據和邏輯而是靠勸服的觀點十分鮮明地暴露了庫恩的相對主義和非理性傾向。為了擺脫困境，庫恩仍企圖從語義學上改造不可通約性命題。他在分析不可通約性時，堅持嚴格的語言學的處理方式。

首先，他用“語詞結構”代替“范式”，認為“不可通約性”意謂語詞結構的“不可翻譯性”。他說，不同理論支持者就像操不同土話的人，這些人的交流只能通過翻譯，但“可理解的過程產生的是能說兩種語言的人，而不是翻譯者”〔4〕。由于能說兩種語言是要付出代價的，即說話者必須要時時記住雙方的內容，而這幾乎是做不到的，因此人們在無奈中一般只能使用一種分類對使用其他分類的人作陳述，這就“將把交流置于危險的境地”。他具體解釋道：“給定了一種語詞系統的分類，更多時候我將簡稱之為一種語詞系統，就可以做出所有類別的不同陳述，也可以展開所有類別的理論，然后用一般的方法就可以推論其中有一些理論是真的可以被接受，另一些是假的要被拒斥掉。但是也有一些陳述和理論在別的分類中可以被作出并發展，但在這一個分類中卻不行，反之亦然。”例如，哥白尼的“行星繞著太陽轉”就不可能用托勒密的“行星繞著地球轉”來表達，因為這兩個陳述之間所存在的不只是事實上的差別，而且在語義上也是不可通約的。“行星”這個名詞作為類名詞出現在兩個陳述中，但這兩個詞所包括的成員是交疊的，其中任何一個都沒有包括在另一個中的所有天體。又例如，“燃燒是因為燃燒物中的燃素釋放并被空氣吸收”（燃素說）與“燃燒是因為燃燒物發生了劇烈的氧化反應”（氧化說），這兩種范式就不僅是語義上不可通約的（氧化說不能完全描述燃素說所相信的燃燒物燃燒時發生的事情），而且是本體論上不可通約的（燃素說意指的“燃素”在氧化說所描繪的領域中不但不存在，甚至毫無意義）。因此，持不同范式而進行的交流的中斷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所謂科學危機階段的重要特征。造成交流中斷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存在一種公共語言、中性語言來保證保真翻譯的進行，翻譯中必有損失（即所謂“庫恩損失”）。

其次，他區分了“不可翻譯性”與“不可比較性”，認為“不可通約性”并不意謂著“不可比較性”。針對費耶阿本德等人把“不可翻譯性”理解為“不可比較性”，庫恩多次申明這二者不是一回事。1988年，他在致梅林誠爾的信中為自己辯護道：“首先，當我談到兩個理論或范式是不可通約的，我絕不意謂著提議說，它們之間是不可比較的。‘不可通約的’這個術語本身是從數學中借用來的，指的是沒有公度（nocommonmeasure）。例如，一個等邊直角三角形的邊與斜邊之間是不可通約的，因為沒有一個單位使得斜邊是邊長的整數倍。但兩者可以以任何需要的精度進行比較。斜邊的長度大于邊長的1.41倍而小于邊長的1.42倍。‘不可通約性’應用于科學理論，意欲提示出，需要陳述一個科學理論的語言很像詩的語言。某些陳述（但只是某些），使用一種理論的語言不可能以確定真值所需要的精確性翻譯為另一種理論的語言。但兩者仍然是可以比較的。”〔5〕

第三，“不可翻譯性”并不意謂著“不可詮釋性”。庫恩認為，新舊文本中的大多數詞匯是相通的，可翻譯的，因此不同科學共同體之間是可以部分交流的。即使在翻譯不能進行時仍可求助于詮釋達到不同科學共同體對話的目的。雖然這比翻譯更困難，但為了促成知識的分化與分裂，這種對話還是非常有必要的。庫恩針對奎因和普特南等人把翻譯與詮釋混為一談的錯誤，嚴格區分了翻譯與詮釋。翻譯是懂得兩種語言的人所做的事，從事翻譯的人必須在所有時間內都要記住什么時候是什么語詞在起作用。而詮釋則是詮釋者用自己的語言去解讀舊文本從中發現意義的過程，這個過程伴隨著他對舊語言的學習。這里，新舊文本中的指稱的一致性成為舊文本向新文本過渡的重要橋頭堡，也是詮釋能夠進行的決定性條件。當科學革命不可避免地發生時，新的科學共同體會對舊語言中那些他們不熟悉的詞匯進行詮釋，即發現或發明其意義然后傳給其他人。由于新舊文本中畢竟有可以覆蓋的部分，這部分可借助于翻譯而被吸收到新文本中，而且即使是那些不能覆蓋的部分也可通過詮釋，通過擴大舊文本中的詞匯的外延或者根據舊文本中的詞匯的指稱賦予舊詞匯以新的涵義而把它（們）納入新文本中，因此，科學革命只不過是改變了詞語的分類，并不需要放棄先前一直恪守的部分信念。這樣，庫恩就把他的“不可通約性”命題淡化為局部不可通約性，而且也不再從心理的、知覺的角度論述該命題。正因如此，有人把庫恩的不可通約性說成是“沒有相對主義的不可通約性”，而我們認為情況并非如此。庫恩對別人指責他是相對主義者諱莫如深。前庫恩總想根據感覺說清楚他關于范式的觀點，他對于范式轉換的心理學說明使得他不能輕松地卸下“相對主義”的黑鍋。后庫恩顯然認識到“格式塔”類比的危害，試圖把語言的組織作用與知覺的因果過程分離開來。經過長期而艱難的醞釀，他拋棄了“格式塔轉換”的類比，轉而用達爾文生物進化論來類比科學的發展圖景。“在一次革命之后，通常產生出比以前更多的認知領域。每個領域的分支都是從母體中分裂出來，……在一整段時間內，科學領域、專業和子專業的發展演化圖看上去非常象一張外行人眼里的生物進化圖。這些領域中的每一分支都有各自分類的語詞系統，雖然差別是局部的，但仍然在這里或那里出現。沒有任何一種混合語言可以用整體面貌表達它們全部的內容，甚至是其中的一部分。”〔6〕這種科學發展圖景與生物進化的相似性表現在：a.以科學發展的諸領域間產生新的分支而表現出來的科學進化，非常象插在生物進化中的新品種的“種變”（speciation，這里特指通過進化而形成新品種），與革命性變化相似的生物進化不象前庫恩所認為的那樣是突變，而是種變；b.在生物進化中，種變的單元是一個在繁衍上彼此隔離的種群而非生物個體，與此相似，科學進化的單元是科學（專業）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的成員具有共同的從而與其他共同體隔離開的語詞系統因而被稱為語言共同體。

庫恩用生物種變的隱喻代替了格式塔轉換的隱喻，似乎已成功地向人們表明：他不是一個相對主義者，至少不是一個極端的知覺的相對主義者。然而，完全擺脫相對主義的陰影，對于庫恩來講絕非易事。

人們應高度重視庫恩下面的話：“在所有這些分化和改變過程的內在基礎中，總有某種永恒的、固定的和穩定的東西。但象康德的自在之物那樣，它是不可言說、不可描述、不可討論的。”〔7〕我們驚訝地發現：庫恩不僅沒有擺脫相對主義，反而在非理性主義和不可知論的道路上滑得更遠了。在《結構》中，庫恩的非理性主義傾向就鮮明地表露了出來。他別出心裁地主張，新范式的提出是洞察力和直覺的突然涌現；新范式的選擇靠的也不是邏輯的論證，而是科學共同體成員間的勸服；新范式的確立靠的是科學家集團的努力和科學家怎么說，真乃“勝者王，敗者寇”。總之，解釋歸根到底必然是心理學或社會學的。……這些極端的觀點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評。波普爾認為，庫恩為非理性主義提供了“主要防堤”；拉卡托斯在庫恩放棄對范式更替過程邏輯上的重建，而轉向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論據時，挖苦庫恩應用了不可理喻的“暴民心理學”。后庫恩雖然轉向了達爾文主義和康德主義（他自稱為一個“后達爾文式的康德主義者”），但非理性主義傾向依然未變。這種非理性主義傾向集中地表現在他對于科學的合理性、真理性問題的態度上。生長在實用主義氣氛濃厚的美國的庫恩，其非理性主義與他的實用主義傾向是結合在一起的。在《結構》中，他認為科學的范式并不是關于客觀世界的知識，而僅僅是不同科學家集團在不同心理條件下所產生的不同信念或方便的假設，并無真理性可言。他堅決反對真理符合論和實在論，認為：“科學家并沒有發現自然的真理，也沒有愈來愈接近真理。”后庫恩仍堅持認為：“真理概念的基本作用，是要在面臨所有共有證據時，對接受或拒絕一個理論或陳述做出選擇。”〔8〕換句話說，“真”理論或“假”理論不過是人們的一種約定。當理論或證據符合某個共同體的信念時，它就會被這個共同體認為是“真”的，否則就是“假”的。“真”理論也好，“假”理論也好，都是共同體為了某些目的而約定的某種認識方式。“沒有一種方式是因為真而被接受或因為假而被拒斥；沒有一種方式被賦予了接近實在的世界的特權。”既然沒有客觀真理，因此在庫恩看來，所謂科學的進步并非是指科學越來越接近客觀的絕對真理，而僅僅是實用主義或工具主義的進步：“后來的科學理論比起較早的理論來，就它們在常常很不相同的環境里被應用以解決疑難而言，是較好的。”〔9〕后庫恩雖然也注意到評價科學理論進步的一些元標準如精確性、廣泛性、簡單性等等，但這些標準只是在承認理論之間不可通約的前提下才能被應用于評價科學的進步，換句話說，我們無法判定具有不可通約性的不同辭典間到底哪個是進步的，而且即使我們說甲辭典比乙辭典進步也絕不意謂著甲辭典比乙辭典更接近所謂客觀的真理。這是因為，如同生物進化遵循“適者生存”原則一樣，科學發展也是適者生存，原則上沒有一條確定的發展線索。科學的進步不過是解謎能力的提高，即工具意義上的進步而不是本體論意義上的進步，我們不要奢望科學對于世界究竟是什么樣子作出最終的回答。世界的本質、絕對的真理作為“自在之物”是不可言說的。

誠然，庫恩并不是一個赤裸裸的相對主義者，他畢竟還承認“自在之物”的存在，他也一再強調理論要與自然界相比較、盡可能地（雖然很困難）與自然界相符合，并且通過理論與自然界（經驗、實驗）相符合的程度我們甚至能判定理論的真假，但是，由于“自在之物”可望不可及，加上不同理論之間存在著不可通約性，因而我們不能最終判定支持不同理論的兩個團體究竟那個是對的——也許他們都是對的。

這種情況下，我們還能說庫恩不可通約性命題是一個“沒有相對主義的不可通約性”命題嗎？

簡評

第一，把范式理解為科學成就和科學變革的基本單位并進而描繪出一幅既不同于邏輯經驗主義“逐步積累”式又不同于批判理性主義“不斷推翻的增長”式的科學發展動態圖景是庫恩對于科學哲學的一個重大貢獻。后庫恩對于范式的語言學改造使得他能更從容地描繪常規科學與科學變革過程。

第二，在重構《結構》的過程中，庫恩始終沒有放棄“不可通約性”，因為他確信：使用不同詞語分類系統（辭典）的不同科學共同體的存在對于科學的發展來說乃是一大幸事，是使科學去解決由范圍更廣的自然現象所提出的疑問的必備條件。如果一味追求不同共同體的統一則“可能會把知識的增長置于危險的境地。”把不可通約性淡化為局部的不可通約性對于庫恩來講起到了既維護了自己的基本立場又避免了一些尖刻的指責的作用。在庫恩的這一轉向過程中，語言哲學和解釋學起了重大作用。庫恩一直苦苦尋求不可通約性的基本結構，致力于修補傳統意義理論和指稱理論，以便弄清具有意義的詞為何適合于詞所描述的世界。通過批判地考察弗雷格、奎因等人的“語文整體論”、羅素的“摹狀詞”理論、維特根斯坦的“圖象論”和“語言游戲”、牛津學派的“語境”以及伽達默爾的“視界的融合”等，他更加堅定地轉向從語義學角度論述不可通約性。

第三，在重構《結構》的過程中，庫恩的相對主義和非理性主義傾向依然未變。這突出地表現在他對于科學的合理性、科學的進步、真理以及科學實在論等問題的看法上。邏輯經驗主義和批判理性主義試圖尋求一種評價科學進步的普遍標準，但沒有成功；普特南等科學實在論者試圖用指稱理論來解決這個問題同樣遇到了困難故而轉向“內在實在論”，庫恩認為這是因為他們沒有真正理解不可通約性；從不可通約性觀點看，人們是找不到評價科學的合理性、科學的進步以及真理的最終標準的。庫恩陷入非理性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他堅持了歷史主義觀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他并沒有把歷史主義觀點貫徹到底，囿于語言學領域，沒有把視野放到更廣闊的社會領域。由此看來，庫恩的重建工作遠未完成。對于庫恩關心的問題——科學發展的機制，我們必須立足于社會實踐、科學史和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去深入研究。

【注釋】

〔1〕〔3〕〔4〕〔6〕〔7〕〔8〕轉引自《哲學譯叢》，1993年第6期，第11頁，第1頁，第2頁，第5頁，第9頁，第6頁。

〔2〕〔9〕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70年版，第111～112頁，第206頁。

〔5〕轉引自《自然辯證法通訊》，1991年第1期，第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