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規范國家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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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間規范與國家法的沖突
社會生活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決定了民間規范與法律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沖突。如：我國法律不禁止民間借貸行為，但在規定上仍然存在許多限制。如：企業間禁止商業借貸；如果借錢的利息過高，法律不保護，被認作是“高利貸”，個人之間借款較多，很可能會觸犯刑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六條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最多不得超過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4倍。超過此限度的,超出部分利息不準保護。”但是我國商業銀行中的利率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它隨著市場的變化而變化，就使得法律條文中，貸款利率的“4倍”缺少丈量標準，從而失去法律條文中的限制作用。而民間借貸利率不是規定不變的，它隨著資本市場的變化而變動，隨著經濟形勢向好，貨幣需求增加，民間貸款利率就低，反之則高。朱淑麗的《法律與民間規范———以榮譽決斗為視角》中談到富蘭克林寫信給朋友的話：“一個人指責另一個說謊，他們相互打斗，但是無論哪一個被殺死，糾紛的爭點仍然沒有解決。”“確實，決斗的一個絕大的諷刺是此后敵對雙方友誼的重建。”由于決斗的危險性導致人死亡，歷史上，在西方的一些國家，曾經出臺過反決斗法，但是出臺后幾乎是空盒，遵守的人少之又少。然而將事情還原到當時的社會政治文化背景，不難發現，出現這樣的結局是在情理之中的。再如前些年，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杜絕火災的發生，減少人身傷害事故，紛紛出臺法律禁止燃放煙花炮竹。可是近些年來，這些法律逐漸解禁，原因就是這些規定如同美麗的空盒，愿望雖然美好，可是基本不發揮作用。針對這種現象,梁治平先生提出這樣的認識:一個不同于正式制度所構想和構建起來的鄉村社會的秩序是存在的,鄉民所擁有的規范知識并不因它們是傳統的就一定是落后的和不合理的。
（二）民間規范與國家法的交互
有學者提出這樣的觀點：當國家法是善法時，如果民間規范是善則，那么應當適用國家法。筆者對此提出質疑。因為民間規范與國家法的作用有時相互交叉，如果這種情況下適用國家法，恰恰就表現了法律事必親恭，失去了法治的意義。筆者認為，如果國家法是善法，而民間規范是善則，應當考慮當時社會本身的狀況而決定適應何種規范。然而，看似不可調和的民間規范和法律并不像一般人想象中那樣水火不容。實際上，由于社會生活的復雜性或者是為了“社會生活的需要”，二者之間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它們相互作用，相互交叉，彼此影響，來適應社會和制度帶來的要求。
1.民間規范影響法律
民間規范存在于我國的法律之中。如我國《物權法》第85條關于相鄰關系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國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10條關于彩禮的規定等，以及《民法通則》第7條關于公序良俗的規定、第58條關于違反社會公共利益民事行為無效的規定。另外，一些本來屬于正式法律的領域，卻可能變通以民間規范解決，例如《村名委員組織法》和《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規定，村民委員進行調節必須依據法律、法規、政策以及社會公德。但事實上，調節者的目的主要是解決民間矛盾和化解糾紛，而不是嚴格執行法律，由于民間習慣規范對糾紛雙方具有強烈的認同感和可接受性，因而調節經常依據民間規范進行。亞里士多德對于法治的定義是:“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這意味著，良法和守法是分不開的。民間規范往往能真實地反映民眾的生活和利益，并通過長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生產獲得法的確信。由于民間規范有強大的社會基礎，使得人們對它具有強烈的認同感，人們使用民間規范的概率往往高于國家法。如果民間規范符合了人們關于真善美等和法律所追求一致的價值，而被制定法納入其中，那么將利于人們接受運用法律。換言之，如果在法律實踐中援引并適用民間規范，可能使法律較多地契合人們對規范的意義期待，從而改善法律運行的社會環境。
2.法律影響民間規范
朱淑麗在《法律與民間規范-以榮譽決斗為視角》中有一個案例：1842年，身為州參議員的林肯與其政治對手詹姆斯•謝利斯卷入一場榮譽糾紛。林肯和謝利斯都是伊利諾斯州公民，為了規避所在州的法律，雙方根據慣例相約到本州外決斗，地點選在密蘇里州境內密西西比河中的一個小島。然而，長途旅行到目的地的時間卻給雙方的助手充分的機會和可能性，得以在最后關頭促使此事和平解決。“法律雖然沒有根除決斗，卻有助于塑造其形式。”“德國法律將決斗作為一項特殊的犯罪，對決斗致死或身體傷害的刑罰很輕，遠遠不及普通殺人罪或普通傷害罪。在法國，決斗不是一種特殊犯罪，只有在造成嚴重后果時才遭受懲罰。因此，兩者相比，法國決斗發生率高而死亡率相對低，德國的決斗發生率低，但是死亡的數字高。”假如這種聯系能夠成立，決斗規范的制定要隨著本國法律的不同而改變。也就是法律規定塑造決斗規范。比如說，武器的選擇、距離，交戰的程度等一系列規則會發生相應的變化。“這些反證表明，法律一定程度上能改變和塑造決斗規范，但其作用可能相當有限。”這些社會現象告訴我們，社會生活具有豐富性和多樣性，法律能夠涵蓋和規制的領域相當有限，這些空白就為其他社會規范起作用提供了可能性。一個社會的治理，除了法律還有其他的社會規范，更需要道德教化，沒有一樣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二、實現民間規范與國家法的良性作用
國家法并不是單獨的社會控制力量，僅憑國家法“一法之力”，并不能很好地治理社會，需要有其它社會規范的作用。筆者這里并不是說，以民間規范“獨尊”；也并不是說，要確立國家法的地位，而摒棄其他的社會規范。既不能夸大國家法的不足，也不能不承認民間規范的重要性。民間規范與國家法之間的存在并不沖突，只要它們互動得當，都可以為社會主義經濟文化建設作貢獻。具體而言，有如下幾點：
（一）要正視民間規范的重要作用
偉大的法學家埃利希說過一句名言：“支配生活本身的法律，盡管這種法律并不曾被制定為法律條文，正是這個活的法律構成了人類社會法律秩序的基礎。”這告訴我們，要重視“生活中的法”，不能夠脫離社會大眾，而要在真實的世界中考察法律對人們生活、行為的影響，這樣才能展示、還原出多變、復雜的社會秩序。民間規范與國家法的社會作用相似，都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都是在追求平等、公正等社會價值。“無論具有實效的習慣法是否與國家法律制度或精神相一致，它都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村落群體的民意支持和民眾基礎。因此，在法律實踐中有必要慎重考慮習慣法的影響并做出相應的對策。”我國幅員遼闊，地廣人多，民間規范仍然對人們的生活起到有力的規范作用，這些民間規范與國家制定法的精神一致，或者與國家制定法的規定一致，是當地老百姓的行為的準繩和標尺。如山東地區存在“滴水地”的民間規范，規定建筑房屋時，需要滴水地二三尺，目的是防止房屋滴水影響鄰居生活。在現有的生產力和生產水平下，民間規范將長期存在且有存在的必要，并很長時間發揮它的重要作用。
（二）反對法律萬能主義很多實踐證明
實踐法治需要一定的社會自由，政府并不是萬能的，樣樣都管是管不過來也是管不好的，化解社會矛盾，應當正視和重視社會自身的作用。可是在我們身邊，卻有不少人希望政府解決樣樣矛盾，政府部門把責任往法院一送了之，似乎在說：矛盾都應該由法院解決。有時候法律是發揮了作用，但法律的作用有限，在社會這個巨大的容器里，“沒有法律是萬萬不可的，但光指望法律也是萬萬不行的”。一些學者認為，要根除民間規范，加強我國的立法，這是萬萬不可的。法律和民間規范可以并存，相互影響，只要引導規范得當，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
作者：李響單位：廣西警官高等專科學校法律系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