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優美英語散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生態批評脫胎于美國西部文學研究和自然文學研究,在新興之初,這兩個領域的影響清晰可見,具體表現為:主要關注人類如何觀察和體驗自然界中荒無人煙的地方,研究的文本集中于自然文學。這種文學樣式以寫實的手法描述作者從文明世界走入自然世界的體驗和感受,融科學觀察、個人經驗、情感反應和心理變化于一體,注重自然的內在價值和精神意義,主要以散文和日記的文體呈現。代表作有美國作家梭羅的《瓦爾登湖》。初期的生態批評也研究19-20世紀經典的美英文學作品,如英國詩人華茲華斯的浪漫主義詩歌和美國作家麥爾維爾的《白鯨》等,但無一例外的是,關于自然的內容在這些作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文本范圍狹小,雖然有利于生態批評家凝聚力量,短期內取得突破性成績,但從長遠來看,存在不少弊端。從90年代中期開始,生態批評家開始有意識地彌補初期的缺陷。他們擴展了自然的概念,使之包括荒野、壯觀的景色、鄉村和人為的優美景色,并把關注的對象擴展到了世界上所有受到破壞或威脅的自然和城市環境,即便在非自然的社會文化環境中,生態批評仍可以挖掘出文化賦予自然和環境的意義和價值。如此一來,生態批評便具備了詮釋一切文本的能力,如ISLE現任主編斯科特?斯洛維奇所言:“只要研究對象是環境文學文本,不管采用何種批評方法,都是生態批評;同時,沒有任何地方的任何一個文本完全抗拒生態批評,完全與綠色批評絕緣。”迄今為止,生態批評為文學研究帶來了三大沖擊:一、將文學研究的焦點轉向人與自然的關系,轉向自然、環境和生態,對“文學即人學”的傳統觀念構成了巨大的挑戰;二、將長期以來被忽視、被邊緣化的自然文學推向文學研究的中心,弘揚其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價值;三、繼女性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和后殖民主義之后,引發新一輪重新解讀經典作家作品、重新定義文學典籍的熱潮。
在拓展文本研究范圍、豐富解讀方法的同時,生態批評家也在加強生態批評的理論建設和方法論研究。哈佛大學教授勞倫斯?比爾認為應從六個方面著手:一、考慮以某些自然科學學科(如生態學和進化生物學)和社會科學學科(如地理學和社會生態學)作為文學研究模式的可能性;二、對以生存位置為基礎的人類經驗進行文本、理論和歷史的分析;三、視文學研究為環境倫理研究的場所,譬如作為批判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場所;四、重新建構有關模仿和指涉性的理論,用于研究文學文本對物質環境的再現;五、跨越學科界限,涉足傳媒、政府機構、企業單位和環保組織等公共領域,研究包括原創文學在內的所有環境話語的修辭(比如其對性別、種族和政治的意識形態依托);六、探討(環境)文學與生活及教學實踐的關系。當然,在很多情況下,它們并非各自為陣,而是彼此貫通,協同作戰。不難看出,生態批評(尤其是其理論探討)具有明顯的跨學科性。不過必須指出的是,生態批評尚未走向理論上的成熟,尚未拿出影響巨大的代表性理論著作,作為一種批評理論,它仍處于演變和發展當中。
可以肯定的是,無論生態批評未來如何演變,但萬變不離其宗,即反思人類文化,構建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生態文明。人類社會從有限利用自然的農耕文明時展到企圖控制自然的工業文明時代,如今已經將地球推向空前的生態危機之中,面對日趨嚴重的全球性生態危機,反思人類文化、重建生態文明已經成了當務之急。生態批評便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產生的,是人類對防止和減輕環境災難的迫切需要在思想文化領域里的表現。從事生態批評的學者具有對于人類和地球的強烈責任心,具有拯救地球生態和人類命運的高度使命感,他們發起文學研究中的“綠化運動”,從生態的角度來透視文學和語言,目的就是通過文學來審視、反思和批判人類文化,探討人類的思想、文化和社會發展模式如何影響人類對待自然的態度和行為,以期培養人類的環保意識、生態意識和生態智慧,推進地球的生態平衡、人類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具體來講,生態批評的重要任務之一便是顛覆和拆解西方傳統文化信奉的文化與自然的二元對立和人類中心主義思想。關于人與自然對立的記載,西方最早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圣經》中的《創世紀》,而宣揚人類能夠戰勝自然、控制自然的哲學思想則源于古希臘羅馬文化。這兩大西方文化源流都認為,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大自然只有工具價值,人是萬物的尺度,是一切價值的裁決者,人與其他生物之間不存在倫理道德關系。生態批評家指出,這些思想正是當前世界生態危機的始作俑者,在包括文學文本在內的一切文本中系統地梳理和批判這些思想,是生態批評履行文化批判使命的重要途徑。因此,生態批評與其他形式的文化批評――女性主義批評、族裔研究、同性戀研究等――有異曲同工之妙:它們都為西方文化中被邊緣化的他者代言,只不過后三種批評關注的是女性、少數族裔、同性戀者等人類社會中被排斥、被壓迫的人群,而生態批評關注的是非人類世界的大自然。這種親緣關系已經衍生出生態女性主義、生態正義論和生態多元文化主義等批評形態。然而,生態批評并不滿足于自身的文化反思和顛覆功能,它在“破”的同時要尋求“立”,要成為具有建設性的人文科學,即在繼承前人生態思想成就的基礎上,解決前人未能解決的重大思想問題,進而建立新的生態哲學體系。這一體系必須重新確立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對待自然的基本倫理準則,必須解決發展與生存、科技進步與生態災難的矛盾問題,或如美國俄勒岡大學教授路易斯?韋斯特林所言,必須是“非二元對立的、基于經驗的、強調事物關聯性的,必須能夠界定和指導復雜的、相互依賴的地球生物大家庭里人的意識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