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比較文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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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比較文學論文范文第1篇

（東南大學外國語學院，南京 210096）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0096，China）

摘要： 本研究以中國學生和英語母語學生應用語言學碩士學位論文中的四詞詞塊為調查對象，從結構和功能角度對比分析了中外大學生在英語學術寫作中的詞塊使用情況。研究發現，與英語母語學生相比，中國學生使用了更多數量和更多種類的四詞詞塊，更偏愛使用被動結構的詞塊，較少使用介詞短語詞塊，但對“參與者主導的詞塊”的使用明顯不足。

Abstract： This study has surveyed the use of 4-word lexical bundles in Master’s theses by Chinese and English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disciplin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 comparativ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s reveals that Chinese students employ a larger number and a larger variety of 4-word lexical bundles than their English counterparts and show more reliance on lexical bundles of Passive V+(complement) structure. However, Chinese students use lexical bundles of prepositional phrase structure less frequently and use participant-oriented lexical bundles inadequately.

關鍵詞 ： 詞塊；英語學術寫作；語料庫語言學

Key words： lexical bundles；academic English writing；corpus linguistics

中圖分類號：H310.43/.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5）02-0252-03

0 引言

美國心理學家Miller和Selfridge于20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了“組塊”（chunking）的概念，用以闡釋單個信息集結成塊的過程[1]。這個“組塊”的概念后來被語言學家移植到語言學領域，就有了“詞塊”的概念[2][3]。詞塊（或稱預制語塊、詞塊、組塊等）是由連續或非連續的兩個或多個詞組合而成的、有一定心理現實性的（即使用時可以整存整取而不經過語法生成或分析）預制語言單位[4]。詞塊整存整取的特征，大大提高了交際時語言表達的地道性、連貫性和生動性。詞塊的學習能夠減少大腦處理信息時的負擔，有利于自動識別和提取，有助于提高表達的流利性和理解的速度，語塊習得逐漸成為二語習得研究領域的一大熱點。

國外語言學界對詞塊現象進行了較為深刻的理論探討及實證研究，國內對詞塊的研究始于本世紀初，對詞塊在二語習得或教學中的作用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探索[5]。經筆者綜合檢索，發現國內關于詞塊研究的文章數量穩步增長，2009年至今，研究文獻迅速增加。國內過去十年左右時間里對詞塊的研究囊括了詞塊的定義、分類、識別，詞塊與語言水平（聽、說、讀、寫）的相關性研究，二語學習者詞塊（口語、筆語詞塊）使用特點，詞塊教學的成效性等多方面的內容。上述各類研究中的研究方法既有理論探究又包含基于語料庫或語料庫驅動，基于教學實踐的實證研究。數十年的詞塊研究打破了結構主義語言學詞匯語法二分法的觀點，提出了以詞匯語法為其一，以詞塊為另一內容的語言習得二重模式，這是語言學研究的重大進步。

然而，綜觀國內外學術語篇中詞塊的相關研究，很多都是對比研究二語學者和本族語學者使用詞塊的差異，鮮有中國學生與英語本族語學生詞塊使用的對比研究。針對該研究空缺，本研究自建語料庫，通過對比分析2011-2013年中國學生和英語本族語學生應用語言學碩士學位論文中的四詞詞塊，探討中外學生詞塊使用的異同。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基于語料庫的研究方法首先自建了兩個總字數約100萬的學習者語料庫，分別命名為語料庫A和語料庫B。前者由2011至2013年中國英語學習者所撰寫的30篇碩士論文組成，后者則由2011至2013年英語本族語者所寫的30篇碩士論文構成。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為避免體裁和學科差異造成的詞塊使用方面的差異，自建的兩個小型語料庫中的文章均為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領域的英語碩士學位論文。接著，用AntConc 3.3.5w軟件提取符合條件的四詞詞塊。本研究選擇Cortes[6]較保守的20次/每百萬詞的提取頻點，并要求所提取詞塊至少分布在5個文本中。最后，根據Hyland[7][8]的四詞詞塊結構及功能分類（分別見表1和表2）對兩個語料庫中的目標詞塊進行分類，對比分析中國學生與本族語者學術寫作中四詞詞塊使用的異同點。

2 結果及討論

本小節將通過考察語料庫A和B中四詞詞塊的結構及功能分布，對比中國學生和英語本族語者的詞塊使用情況。根據統計，語料庫A共有字數約521,330，其中滿足提取條件的四詞詞塊類符總數為222，形符總數為4,325；語料庫B共有字數約528,344，其中滿足提取條件的四詞詞塊類符總數為177，形符總數為3,550。由此可見，中國學生比英語本族語者在碩士學位論文中使用了更多類型和更多數量的四詞詞塊，對詞塊依賴程度更大。

表1顯示了兩個語料庫各結構分類中四詞詞塊的種類數以及占詞塊總的種類數的比例。根據表1，在兩個語料庫中，結構為“名詞短語+of短語片段”、“介詞短語+嵌帶of短語片段”和“其他形式”的四詞詞塊使用較多，其中使用頻率最高的是“名詞短語+of短語片段”結構的詞塊種類，在語料庫B中占22.6%，在語料庫A中則多達26.1%。該研究發現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結論。如Hyland[7]發現，碩士論文前50個高頻四詞詞塊中，“名詞短語+of短語片段”結構的詞塊最常見。相比之下，本族語學生更偏好介詞短語詞塊。在語料庫B中，介詞短語詞塊種類數的比例（“介詞短語+嵌帶of短語片段”與“其他介詞短語片段”比例之和）高達31.7%，而在語料庫A中僅為20.7%。值得注意的是，屬于“其他介詞短語片段”類型的詞塊“on the other hand”在兩個語料庫中都是最高頻的詞塊，在語料庫A、B中的標準頻次分別為205、214次/每百萬詞，說明英語本族語學生和中國學生一樣，對“on the other hand”詞塊依賴性很大。

表1顯示，中國學生碩士論文中“被動動詞+短語片段”結構的四詞詞塊明顯多于英語本族語者碩士論文。具體而言，語料庫A中被動結構的四詞詞塊種類占9.9%，語料庫B中該比例為6.2%。這一現象似乎說明中國學生比本族語學生更偏愛使用被動結構。Wei & Lei[9]也曾指出，同專家作者相比，中國高級英語學習者明顯使用了更多的“被動動詞+短語片段”詞塊。由表1可以看出，在兩個語料庫中，“先行詞it+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片段”詞塊在語料庫A中占到3.6%，在語料庫B中稍微高一點，占到4.5%。Wei & Lei[9]發現學習者對“先行詞it+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片段”結構使用的頻率明顯低于學者型作家，因而學習者，尤其是中國學生對于該結構詞塊的使用能力有待發展。“先行詞it+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片段”結構性詞塊雖然數量和類型較少，但是此類詞塊可以為作者表達必要性、重要性、可能性等態度提供很好的話語資源。

從總體上看，語料庫A和B中短語類詞塊（主要包括“名詞短語+of短語片段”、“其他名詞短語片段”、“介詞短語+嵌帶of短語片段”和“其他介詞短語片段”）的種類都比句子片段類詞塊的種類多，該特點進一步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結論，即學術英語詞塊更偏短語化[9][10]。

表2顯示了兩個語料庫各功能分類中四詞詞塊的種類數及占詞塊總的種類數的比例。根據表2統計數據，兩個語料庫中四詞詞塊的種類數及比例從“研究主導的詞塊”到“文本主導的詞塊”再到“參與者主導的詞塊”呈遞減的態勢。這一現象與Hyland[7]及Wei & Lei[9]的研究發現一致，說明學術寫作中的新手作者想通過對于研究材料、研究過程等的清晰表達而非通過話語資源來證實自己的學術能力。同時，本研究中選取的應用語言學學科中的論文大多是基于實證數據的，從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研究主導的詞塊”的高頻使用。根據Hyland[7]的研究，“文本主導”和“參與者主導”詞塊從碩士到博士再到專家學者，其使用比例越來越高，該結果似乎表明“文本主導”和“參與者主導”詞塊的使用頻率隨著語言水平的提高而顯著增加。據此，中國學習者及英語本族語者都應當提高本文意識，同時注重讓讀者更好地融入文章。表2顯示，中國學生對于“參與者主導的詞塊”的使用同本族語者相比更加不足，只有11.7%，低了4.1%。

在“研究主導的詞塊”的五個小分類中，語料庫A和B都使用了很多類型的“描述詞塊”，該類四詞詞塊種類數在語料庫A中占到22.7%，在語料庫B中占到19.8%，遠高于“時間、地點詞塊”、“過程詞塊”、“量化詞塊”及“和研究話題有關的詞塊”的比例。這說明中國學生和本族語學生在學術寫作中都特別注重描述研究方法、材料、設備、環境等信息，體現自己研究的客觀性。相比而言，中國學生比本族語學生更加注重該類詞塊的使用。語料庫A和B中“文本主導的詞塊”比例差不多，分別是22.5%和21.5%，差異主要體現在每個小類的數量和比例上。例如，仔細觀察可以看出，本族語學生“限制詞塊”使用最多，而中國學生比較偏愛“結果詞塊”。但是中國學生“參與者主導的詞塊”種類數明顯低于英語母語學生，而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對“觀點、態度詞塊”的使用上。這說明，英語本族語者使用了更豐富的詞塊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和評價。

3 結束語

基于以上研究結果可以得知：中國學生2011-2013年應用語言學碩士學位論文比同時期的英語本族語者碩士學位論文使用了更多數量和更多種類的四詞詞塊。同英語本族語者相比，中國學生2011-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中較少使用介詞短語詞塊，但是“被動動詞+短語片段”結構的詞塊明顯較多，說明中國學生比本族語學生更偏愛使用被動結構。中國學生和本族語學生一樣，對“先行詞it+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片段”結構使用不足，能力有待加強。中國學生對于“參與者主導的詞塊”的使用同本族語者相比更加不足，主要表現為：中國學生較少使用“觀點、態度詞塊”明確自己的立場、凸顯自己的研究身份。在詞塊功能小類上，中國學生比本族語學生更加注重“描述詞塊”的運用，來描述研究方法、材料、設備、環境等信息，強調自己研究的客觀性。本族語學生“限制詞塊”使用較多，而中國學生比較偏愛“結果詞塊”。

中國學生在詞塊使用方面，和英語本族語者還存在一定差距，因而建議外語教師使用基于語料庫的教學方法，促進學生更好地認識和使用詞塊。

注釋：

①結構類別8是本研究加進去的。

參考文獻：

[1]戚焱.英語專業學生口語中詞塊使用情況的跟蹤研究[J].外語界,2010(5):34-41.

[2]蔣宇紅.詞塊教學促進英語學習者口語交際的實證研究[J].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08(3):86-90.

[3]董麗云.語言哲學視域下語塊對二語學習的成效性反思[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10(4):17-22.

[4]Wray, A. Formulaic language and the lexic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5]李繼民.國內外語塊研究述評[J].山東外語教學,2011(5):17-23.

[6]Cortes, V. Lexical bundles in published and student disciplinary writing: Examples from history and biology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2004,23(4): 397-423.

[7]Hyland, K. Academic clusters: Text patterning in published and postgraduate writ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2008a, 18(1): 41-62.

[8]Hyland, K. As can be seen: Lexical bundles and disciplinary variation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2008b, 27(1): 4-21.

中外比較文學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詩經》是中華民族的元典，至今仍有研究的價值。兩千多年來的《詩經》研究形成了《詩經》學，今天研究(詩經)應有新的視角，如文化學的視角、原型批評的視角、比較文學的視角、新的倫理學視角，以期在傳統研究延續的基礎上有新的發展與突破。

由于中華文化自身傳承的固有特點，《詩經》所承載的歷史記憶和文化內涵己遠遠超出了一部詩集的范疇。雖自先秦以降，經歷了文獻載體的變遷和文字異形、語言異聲的變化，但世人對這一中華元典的探究卻從未停止過。《詩經》的學術研究，已經形成了一種“史”的過程，完全可以構建《詩經》學術史，形成專門的“詩經學”。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既要掌握《詩經》研究史上的重要成果，也要善于總結其不足和失誤，在新的視角和高度上去探索這一重要元典的當下意義。

一

首要的問題是，研究《詩經》在今天還有意義嗎?研究的題目是否早就做完了?我們先不講《詩經》作為認識古代社會和研究古代歷史的文獻學價值，單就其創作藝術及文學功用而言，它不但對中國詩學體系及創作精神影響深遠，而且對今天詩歌學的發展及文論研究仍有很強的借鑒意義。關懷民生，貼近生活，批評社會黑暗，追求人類理想的精神也已經縱貫古今，積淀為民族文化意識。朱光潛先生在《中國古代美學簡史》一書中說:“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大半是圍繞《詩經》而作的評論和總結。”不但中國文論體系深受《詩經》的影響，我國的文學創作體系及詩性言說特征等，也都與對《詩經》的文化闡釋、接受、傳承的連續機制密不可分。從《詩經》研究史中可以考察出中國文論的基本精神、生成特點，言說方式、思維特征等諸多內容，是解答古代文學及文論“然”及“所以然”的重要途徑。馮天瑜先生在其《中華元典精神》一書中首次系統闡述了“元典”的概念，“只有那些具有深刻而廣闊的原創性意蘊，又在某一文明民族的歷史上長期發揮精神支柱作用的書籍方可稱為‘元典’。此之謂元典，從發生學的角度說，即為一種本源意義的哲學文本或者詩性哲學，是其他闡釋文本的元語言和元符碼。《詩經》是中華精神的元典文化，具有元典詩學精神，體現的是一個民族未被異化的元型文化，它對于民族文化在當代的發展，對于挽救價值迷失和重建價值秩序，克服后殖民主義文化侵襲造成的民族失語危機，具有重要的人文價值和很強的時代意義。詩經研究的歷史是觀念更新的歷史，開放的多元研究是必由之路。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其合理內核，使其文化精神的原創性轉變為當下性。

所以，《詩經》己不單純是一部古老詩集，更重要的是中華文化元典，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之一。現在，許多國家的世界文學教材都介紹《詩經》，更有許多國外學者在研究《詩經》，《詩經》已成為一項世界性學術研究。詩經學的研究范疇已大大拓展，呈現出多元的研究模式，從傳統的注釋、考據、點評到今天的社會分析、藝術比較研究，新方法新視角不斷涌現，研究的題目只會越來越多。中國現代詩經學是對傳統詩經學的繼承、革新和發展，《詩經》是文學作品，我們可以進行文學、文學史和文藝學的研究;它是歷史資料，我們可以進行文獻學和考古學、歷史學的研究;它是先秦漢語的代表，我們可以進行文字、民俗學的研究。此外歷代研究中的許多錯誤需要澄清，許多尚未解決的疑問巫待研究解答。系統論述《詩經》對中國文學及中國文化影響的著作還很少，高質量提高型的《詩經概論》還不多見，嚴謹的歷代研究概況及基本史料和研究性史料的編輯仍需要學者的努力，還有國外研究動態，詩經研究的反思與展望等等。

二

是否可以以二十世紀為界把《詩經》研究史分為兩個部分，即二十世紀前的經學史階段和二十世紀的現代研究階段。經學史階段主要把《詩經》當作闡述封建統治思想的經典，中間雖有漢學、宋學代勝，不乏對中國詩學體系的闡發，卻終囿于經學派系之爭的藩籬。而現代研究階段最大的成就是《詩經》作為周人抒情言志的文學文本進入了欣賞和研究的視野。故而，探討《詩經》學研究的成果與不足亦可以從經學期和現代研究兩方面談起。

《詩經》的詩教理論體系形成于先秦.，從孔孟到荀子完成了《詩經》儒家文學觀的莫基。漢魏六朝文學繁榮，文論勃興，《詩經》一度成為討論創作及藝術表現方法的關注焦點。到初唐孔穎達的《毛詩正義》問世，則標志著漢學各派的統一。隨后朱熹的《詩集傳》集中了當時訓話、考據的成果，成為宋人集大成的著作，中間初步涉及了《詩經》的文學特征，注重思辯學風。清代于明代音韻學和名物考證基礎上，把考據學推到極致，對《詩經》的文字、音韻、訓沽、名物進行了浩繁的考證，直到王夫之的《詩譯》，討論《詩經》文學成就才開始變得堂而皇之。不難看出，二千余年的《詩經》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個層面上:一，關于《詩經》的性質、時代、編訂、體制、傳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二，關于各篇內容和藝術形式的研究。三，對于其中史料的研究。四，文字、音韻、訓話、名物的考證研究以及校勘、輯佚等研究資料的研究。《詩經》傳統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符合倫理意識的注疏考據，固守“疏不破注”的教條，嚴重束縛了學術拓展。“以《詩經》為對象的詩歌理論，或稱之為詩經之學，與傳統的廣義文學概念和政治、倫理功能相聯系，成為一種經學化的文學理論。”經學期的《詩經》研究多停留在探討前人得失的基礎上，述而不作，少有新的突破。長達兩千多年的附會和衍說，造成了學者“知有經而不知有詩”，穿鑿附會的流毒于今尚存。《詩經》成了政治倫理道德教科書，甚至標舉到“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的地步。加之歷代師法家法，門戶之見，“詩之所傳，弟子所受，一字毋敢出入”，明知有誤也要堅持不改，并且多為掩飾，造成謬種流傳。此外，以史證詩也被濫用，很多人利用史實隨意穿鑿附會。崔述在《讀風偶拾》中說:“大抵毛詩專事附會。仲與叔皆男子之字，鄭國之人不舍數萬，其字仲與叔者不知幾何也。乃稱叔即為共叔，稱仲即為祭仲，情勢之合與否皆不復問。然則鄭有共叔他人即不得復字叔，鄭有祭仲他人即不得復字仲乎?”。微言大義者以理說詩，把愛情詩說為“奔之詞”，把自己認為“無益之詩”強行刪去，都到了令人瞳目的地步。劉散批評煩瑣的危害說:“分文析義，煩言碎詞，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班固在《漢書·藝文志》里披露說:“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后能言。”五四后的《詩經》討論中，尚且有人為了《靜女》一詩的主題及細節，發文多達十幾萬言，爭論什么是“彤管”，什么是“黃”，董作賓竟為此編制了一幅《茅氏家譜》來說明一個“黃”字，可謂極致。可見煩瑣的考證成為研究的通病。

二十世紀以降，新方法科學思路隨西學東漸，《詩經》研究掀開了新的一頁，學者們引進西方相關學科，首先用歌謠觀點實現了《詩經》由儒家經典向文學研究對象的轉變，并且對《詩經》中人性、人情、人道精神和藝術成就給予相當關注。尤其可貴的是學術思維更加辨證，中西貫通的學術格局初步形成。在這方面，王國維、、聞一多等大師導流于前，研究主體由封建士大夫轉變為具有世界眼光的現代型知識分子。王國維創立了文獻—考古相結合的學術研究“二重證據法”，聞一多首開用民俗學研究《詩經》的新路。民俗作為獨特的社會心理，具有文化的延續性和繼承性，屬人類學范疇，是我們透視《詩經》所反映的社會生活狀況的有效視角。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于靜止片面理解關于文學藝術的理論，以政治實用主義作為方法論和批評標準，甚至是庸俗社會學批評，曾一度窒息了學術的發展。新時期以來，《詩經》研究異軍突起，國外理論及批評思潮對其產生了深遠影響，如形式主義，新批評等注重文體內部結構的方法，原型批評方法以及文化人類學方法，另外還有文化分析、文化闡釋、文化詩學、文藝文化學、民族學、神話學等方法，一時難以盡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葉舒憲、傅道彬等學者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研究理念，即精神形式的考古研究，逐步形成三條解讀《詩經》的有效途徑:原始與現代相結合，中外各民族相比較;共時性和歷時性方法并重;文化方法、心理方法和文學本體方法相結合。同時，我們也發現，很多學者研究內容基本雷同，少有新意。普及型的今注、今譯、簡論、概論等著作已是疊床架屋，而從宏觀上研究《詩經》文學成就，觀照其對中國文學、中國文化影響的著作很少出現。這些都顯露出研究的自發性傾向和缺乏宏觀規劃的盲目性。如今人類已進入信息時代，學術研究也進入了跨學科、跨文化研究的新時期，史料集中，檢索便捷，地下新史料不斷發現。我們應該運用新方法，開拓新領域，努力把《詩經》研究提高到一個新層面。 三

詩經學是一門古老的學術，實現這門學術研究的現代化是歷史的必然。為此，必須進行研究觀念和方法論的更新。比如:

(一)文化學視角.作為中華文化元典的《詩經》，其內容包括了哲學、政治、歷史、倫理道德、禮儀制度、文學藝術等等方面。就其文學性而言，它是言志的，是表達人的情懷的，是抒發作者思想感情的，它需要有靈感的萌發，有美麗的言辭，有豐富的比喻和想象。《詩經》作為中華民族最初的詩，其文學性是蘊涵在原始宗教神學母題中的，只是“在藝術的功能上履行著宗教的使命”。從中可以發掘先民關于宇宙、社會和人生的終極性問題的思考。《詩經》構建了一個具有原創意義的文化格局和精神軸心，形成了與西方迥異的價值文化體系和精神心態。應該說，《詩經》研究中這一人文價值關懷是長期缺席的。《易經·.系辭》云“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的含義就在于它是異于自然界的一整套倫理性的法則和秩序。比如關于“興”這一重要內涵的傳統闡述，主要有兩類，一是倫理意識的，一是頗近于文學范疇的。前者如鄭玄的“美刺”說，劉艇的“記環譬以托諷”，鄭眾的“托事于物”，皎然的“取義”說等;后者如孔安國的“引譬連類”，王逸的“引類譬物”，朱熹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等。奠定中華文化心理結構的基本上是儒家的“不以規矩不成方圓”的實踐理性精神和道家“任自然以得天真”的天人合一精神，而“興”的意義就在于其融合儒道，成為生命美學的范疇。潘知常先生指出:“我們的美學研究最大失誤就在于固執的堅持從主客關系的角度出發去思考美學問題，不論是反映論美學，還是實踐論美學，都是如此。”其出發點或許和《詩經》對現實強烈關注、積極的人生態度和樂觀精神有神似之處。“文學是文化的一個子系統，文學的發展終究受制于文化模式，而文學又是文化的載體，文學對文化具有超越功能。”“使二者形成相互轉化和提升的良性關系。”所以從文化視角出發，建立《詩經》研究的文化視界應該是符合實際而且較為迫切的。

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思維和體用不二的哲學觀念使文化和文學密不可分，在這種文化觀念統攝下，文學往往處于器用層面上，其獨立品格的形成使它與上述思維方式和哲學觀念的抗爭中形成了巨大張力和韌性的發展。同時，雜文學的觀念使文學具有極強的開放包容性。“把文學置于文化背景中考察，既不是新路，也不是什么捷徑，既不是蘇聯模式的作家作品分析，也不是傳統的知人論世，而是真正意義的歷史文化的考察”。

(二)原型批評的視角.榮格修正了弗羅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創始“分析心理學”，把潛意識改造為原型研究方法論，對現代文學批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也澤及到對《詩經》的研究，并且不斷升溫。榮格認為:自原始社會以來，人類具有普遍性的心理經驗，長期積累就成為文化積淀，存在于人們共同的潛意識深處，成為文藝作品中反復出現的“原始意象”。這些原型，主要表現在神話、傳說和遠古儀式中，考察原型，可以從宏觀上把握各種文藝現象的相互聯系，總結文藝規律。哈曼說，“詩是人類的母語”。格爾哈德。霍普洛曼說，“詩在詞匯中喚起對原始語詞的共鳴”。《詩經》作為元典詩學，大部分詞匯潛存著深層母語結構中的原型意義，因而詞匯本身也便是具有元語言意義的“原始意象”形式。赤家忠認為，《詩經》中的“原始意象”與“興象”有密切的聯系，而且含有宗教的文化蘊含。因此，《詩經》的原始意象形式主要表現在起興之物的語詞，“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起興之物在先民的觀念里具有文化含義的蘊涵，賦予了一定的意識形態，是先民整體宇宙觀念和社會觀念的具象化。這就是孔子主張的“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的根本原因所在。無論是宗教還是神話，都是最初的哲學，這種混沌式的哲學思維下的起興之物的文化內涵，在我們今天看來則具有一種象征意義，而且這種象征意義往往具有闡釋的含混性和歧義性。更為重要的是，由于道德律令和倫理意識的存在，《詩經》的意象具有獨特性，即被賦予一種比喻意義、道德意義和歷史意義，很大程度上掩蓋了真正的象征意義。因此，從“原型批評”的角度闡釋《詩經》的原始意象，一方面是要消除強加的道德觀念和政治意識，更為重要的一方面，是從文化闡釋角度解讀《詩經》。榮格在研究了大量的先民神話以后，提出了“集體無意識”的概念，指出它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心理模式，顯現形式便是“原始意象”。榮格還指出，“對原始人來講，只見到日出和日落是不夠的，這種外界的觀察必須同時也是一種心理活動，就是說太陽運行的過程應代表一位神或英雄的命運，而且歸根結底還必須存在于人的靈魂中。”闡釋《詩經》的原始意象，要注重心理分析和原型批評的有機結合，即情感本體、心理本體和文學本體批評的相輔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