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經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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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經濟論文范文第1篇

論文摘要：景觀手繪圖紙是景觀設計師（國外稱景觀建筑師）的語言。掌握手繪表現的幾種有效途徑：臨摹解析名家作品、照片的重塑、寓情于景的表現、觀悟生長規律、主題性創作。

一、景觀手繪圖紙是景觀設計師的語言

這種語言賦予在每一個設計作品中，是設計師表現未來設計作品的一種交流工具。然而計算機制圖的廣泛應用，勢必會排斥個性，使設計圖紙趨向于統一的規格，在這種趨勢下，景觀設計的作品表現趨同，也使設計師們的創造能力面臨消亡的困境。

1、培養手、眼、心相結合的造型能力。首先要有一定的悟性和繪畫基礎，經過長期的專業訓練，才能掌握手繪設計的基本規律和技巧。

2、透視學的理論與設計空間尺度相結合進而表現出設計的合理性。加強速寫的訓練是培養良好的空間概念與形態捕捉能力的絕好途徑。

3、開闊的視野、廣博的知識和良好的藝術修養使景觀手繪者擁有良好的藝術修養。每張手繪表現圖不僅僅是設計構想，它也傳遞著設計師的個人修養，文化底蘊、個性的張揚、情感表達對藝術的追求。因此，手繪者要學習淵博的文化知識，具有開闊的視野和對藝術執著追求的心，使設計表現圖的境界不斷攀升。

4、手繪技能的培養決非一蹴而就。要想畫出一幅漂亮的表現圖，需要更多的艱苦努力。同時要多觀察，勤思考，不斷學習他人的經驗成果，融合各種知識于心中，才能站得高，看得遠，心手并舉，不斷創作出有自己風格的優秀作品。133229.coM

手繪表現作為設計師的一項必備的專業技能，要熟練掌握，必須要通過大量的線條訓練，“線條是手繪表現的生命和靈感”。力求用線條的力度、速度與虛實表現物體的造型、空間的尺度與層次關系。

二、線的基本訓練方法

1、首先直線的練習時由慢到快，由規整到隨意，并試著用不同的筆尖進行練習。之后再練習弧線、交叉線等更復雜一些的線條。要不斷在訓練中找感覺。中學課本賣油翁的故事，是最好的耐心培訓典型。沒有時間的積累，就沒有靈活的技巧，也就不可能畫出好的作品。

2、線與調子：面對所要表現的對象，它有多樣的豐富的色階，我們往往要將對象加以概括，簡化。最亮處可以空白或稍加色調，最暗處，可以用純黑色。明暗色調的區分調整有兩種基本方法：線條間距和粗細的變化。線與線之間加線，使調子更深一層，也更勻稱。加粗原有線條，會使結構更突出，有虛實、層次。

3、線與明暗質感：用線表現明暗時，間距和輕重緩急是不同的。在表現園林景深時，還要注意空氣透視變化（大氣阻隔產生的色調區別）。線條要遵循向滅點處漸遠漸小的消失關系。

在繪制景觀表現同時，所要表現的質感種類是豐富的。如果對象的材料不同，表現的手法就因材而異。物像變化萬千，要多寫生、多臨摹，經過磨練才能靈活掌握各種技法。

三、掌握手繪表現的幾種有效途徑

（一）臨摹解析名家作品

想要在短時間內使手繪表現水平提高快一些，最有實效的方法就是先臨摹，通過臨摹再過渡到寫生。國內外有很多插圖大師的作品是我們學習的最好典范。挑選一些自己喜歡的、表達風格相近的作品來臨摹。在臨摹的過程中，也應遵循從簡到繁、從慢到快的原則。通過借鑒前人的經驗，能使自己少走彎路，在較短的時間里能更快地提高速寫的技藝。

（二）照片的重塑

設計師通過手中的筆，有側重地改寫成鋼筆畫或線條畫，賦予對場景的重新理解，培養和提高畫者對整體的把握能力，對畫面的布局控制能力以及肉眼對尺度的衡量水平。作為學習階段，這種積累過程必不可少。

（三）寓情于景的表現

一張具有良好表現力的透視圖，除了必須清晰、準確地傳達設計理念及意圖，還應該表現出該場景所營造出來的氛圍與意境。

1、市民休閑娛樂廣場，就要體現它的參與性，就宜畫人多，表現其熱鬧，為市民提供休閑的好平臺。人物的組合應該做到合理、美觀，或靜或動，有老人在練習舞蹈，打太極，也有小朋友在放風箏等，加入各種故事情節，使觀者產生共鳴。

2、小區中心商業街，要表現其活力四射、繁華的景象，在場景的渲染中多畫一些鮮艷的旗幟，亮麗的廣告牌和露天的咖啡座椅之外，更加少不了人的參與。這時可考慮多布置一些動作、情態各異的年輕人，提升品牌的時尚度。

3、校園的文化廣場，作為學生聚集的場地，適宜多畫人，其形態和表情還要結合校園文化的時代特征。還可以設定一個特定的活動場景，例如，廣場中心有人在進行吉他表演，周圍看臺上的同學歡欣鼓舞。這種呼應關系使場景的“磁場效應”馬上發揮出來。

4、清幽的中庭綠化空間。辦公空間中的中庭綠化是幽靜的場所，此景中人物就應較少，人物也應以靜態為主，且應在中、遠景出現，更利于體現場地的清幽情景。通過對人物在場景中的活動表現去強化主題，讓觀者領悟設計意圖，并產生情感共鳴，創造新意。

（四）觀悟生長規律

自然界的物種繁多，形象特征各異。在畫表現圖時，各種物種都可能是表現和創作的重要題材，因此，畫表現圖必須做生活中的有心人。“常以無心觀悟它的奧妙，常以有心觀察它的分界”，遵循物種生長規律，細心觀察，用心琢磨，才能畫出生氣靈動的表現圖。

（五）主題性創作

中國社會經濟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企業理論；實體資本；虛擬資本；企業黑箱；道哲學；陰陽

作者簡介：徐 鳴（1956―），男，江西財經大學當代財經雜志社（南昌，330013），研究員。研究方向：現代企業理論與企業管理。

企業是什么？企業的邊界在哪里？當我們回顧企業理論的歷程，企業猶如一個深不可測的“黑箱"，各派學術觀點眾說紛紜，以至于張五常說：“我們不知道企業究竟是什么”。［1］要打開企業這個“黑箱"，我認為中國的“道”哲學為我們提供了方法論工具，那就是順應“陰陽”。在當代，企業的資本構成正在發生質的變化，特別是在知識型企業中，“陽”性的物質資本比重在不斷下降，“陰”性的人力資本、智力資本比重越來越大，并在企業中起主導作用。

一、新古典企業理論：企業是一個利潤最大化“黑箱”

新古典企業理論是與古典企業理論一脈相承的。從道家的觀點分析，古典企業理論和新古典企業理論都是從“陽”的視角來分析企業本質，立足于企業的“有形”資源和“實體資本”因素的組織和協調，重視企業外部因素的影響，企業內部“陰”性的“無形”資源和“虛擬資本”的因素被忽視了。

(一)古典企業理論

亞當•斯密雖然在《國富論》中，從來沒有直接論述企業理論，但他以“別針工廠”的例子說明了分工協作能促進工廠生產效率的提高，從而暗示了企業為什么存在與發展原因。既然分工協作導致企業不斷地發展，那么企業的規模是不是會一直擴大下去嗎?斯密認為企業的規模不會持續地擴大，它將受地區消費結構以及市場范圍的限制，為此，他專門在《國富論》中寫了“論分工受市場范圍的限制”一章。他指出，當市場規模很小時，分工會導致分工的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無法進行交換，進而影響效益的提高。［2］所以, 斯密在討論分工的同時，也描述了分工的協調機制――市場，由于“看不見的手”的自發力量，使每個人都為自己利益最大化行動的同時，使人們的交互行為達到和諧的效果。

(二)新古典企業理論

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企業理論把企業看作一個“黑箱"，從“黑箱"的一端投入土地、資本與勞力等生產要素，從“黑箱"的另一端輸出產品。在這種前提下，企業被定義為：將若干投入轉化為產出的生產經營性組織。企業被視為單純的生產者廠商，實現利潤最大化是它的唯一目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理性的生產者在能夠獲得市場完全信息的前提下，根據技術、市場需求和競爭環境等約束條件有效地組織生產，從而實現利潤最大化。在這種條件下，企業的生產函數被定義為：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廠商在一定時期內使用可能的生產要素組合與所能生產的最大產量之間的關系。這樣，企業的內部運行就如一個“黑箱”，從而企業唯一的功能是根據邊際替代原則對生產要素進行最優組合，實現最大的產量或最低的生產成本。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企業必須在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點上作出生產決策，從而實現企業資源的最優配置。

新古典企業理論放棄了社會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的影響，單純從“陽”性生產因素―― 物質資本的方面上分析企業的生產運營，企業存在的意義就在于提供物質產品滿足市場的需求。新古典企業理論忽略了企業內部的管理和組織對于企業獲利能力的影響，因為管理和組織屬于無形的“陰”性生產因素，在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下，人們還沒有認識到管理和組織的重要性，而把物質生產放在第一位。企業的概念只是為了把生產過程與消費過程分開，只是為了區分生產者與消費者理論含義的不同。在這種理論中企業所需要的就是勞動、資本、土地等幾類生產要素，并以之來決定分配關系。在新古典企業理論中，企業只是一個生產單位而已，當然它也可以是一個人的單位。

新古典企業理論認為：企業的生產屬性是企業性質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屬性，但只是簡單地將企業視作一個生產函數，未能認識到企業所扮演的社會角色以及企業內部或企業與外部的聯系問題。新古典企業理論還把企業看作是同質的，決定企業的活動邊界和生產率的變量是外生的。嚴格的“供給――需求"分析框架是靜態的，這樣，企業自身的交易性質和能力問題被完全忽視了。

二、現代企業契約理論：企業是一組交易契約的集合

新古典企業理論長期在理論界起支配地位，直至科斯（Coase）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并形成新制度經濟學和現代企業契約理論，才標志新古典經濟學及其企業利潤最大化的“黑箱"論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從道家的觀點來看，新制度經濟學和現代企業契約理論的出現，經濟學家的目光已經從企業的“陽”――“有形”和“實體資本”因素轉向企業的“陰”――“無形”和“虛擬資本”因素了。因為交易本質上指的是所有權的轉移，體現的是一種人們之間的“無形”關系，交易費用可以認定為企業中的一類“虛擬資本”。所以我認為，新制度經濟學和現代企業契約理論主要是從“陰”――“無形”和“虛擬資本”的視角來探索企業的本質。

關于交易成本的概念，最早康芒斯對交易的理解是全面而深刻的，他認為交易指的是所有權的轉移，也即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包括：（1）買賣交易，即作為市場上平等主體的買賣雙方的交易；（2）管理交易，即企業內部各級管理人員的交易，主要是上、下級之間命令與服從關系；（3）限額交易，即企業或組織對個人進行的各種交易?？得⑺怪赋?“這些交易都是機能上的相互依賴，它們共同構成了我們稱之為‘運行中的機構’的整體。交易本質體現的是一種人們之間的關系，企業的存在必然會與外界發生各種交易與聯系，沒有交易的企業不能稱其為企業。”［4］但在康芒斯后人們的注意力一直在生產方面,忽略了交易問題。

直到科斯在1937年發表了《企業的性質》一文，并在40 年后引起經濟學界對資源配置方式進行重新思考,人們才注意到交易問題的重要性?？扑雇ㄟ^引入“交易成本”這一全新范疇，彌補了新古典企業理論以利潤最大化作為終極目標，脫離企業現實狀況的缺陷?？扑怪赋觯駷橹箤ζ髽I的起源所給出的解釋都是有缺陷的。特別是，企業的存在不能用“斯密”式的勞動分工用語來說明。雖然勞動分工自然會產生對某種整合力量的需要，但是由于價格機制可以滿足這一需要，那么需要企業家控制的是什么呢？科斯對企業中權威命令替代價格機制的解釋是，后者這一協調機制比前者具有成本節約的優勢：“建立一個企業是有利可圖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使用價格機制是有成本的”。［5］按照科斯的觀點，這些成本包括，營銷（或契約）成本、使用價格機制的成本（其中包括搜尋和談判成本）。他指出行政機制（科層企業組織）和市場機制是兩種可以相互替代的協調生產手段，企業的存在與否在于它究竟能在何種程度上替代價格機制，替代的效率邊界取決于交易成本的節約程度。［5］

科斯認為，當在企業內部組織一筆交易的邊際成本，等于在市場上組織同樣一筆交易的邊際成本時，企業的邊界達到最大。企業契約之所以能夠節約交易成本，是因為直接通過市場組織生產，某一生產要素需要與同它協作的生產要素簽訂一系列契約，而通過企業家權威組織生產，這種生產要素只需要與企業家簽訂一份契約，“一系列契約被一個契約替代了”［5］，發現相對價格的交易費用就大大降低。因此，企業組織是市場機制的替代物。市場交易費用與組織協調管理費用相等的均衡水平確定了組織的邊界，企業成長的動力就在于節約市場交易費用。

科斯之后，威廉姆森（OWilliamson）、克萊因（Klein）、格羅茨曼和哈特（Grossman ＆ Hart）等試圖從不同側面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交易成本理論。他們以交易為基本分析單位，觀察企業內部的交易、契約和組織結構，將企業作為資源配置的機制，強調其交易屬性，在假定交易形式不影響生產過程的前提下，側重于從企業能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對企業的本質和邊界進行闡釋?？扑辜捌渥冯S者的交易成本理論、契約理論、理論、資產專用性理論、產權理論等統稱為現代企業契約理論。

現代企業契約理論雖然對新古典企業理論提出了挑戰，它注意了企業的交易性，但它忽略了企業的生產性，它在指責新古典企業理論是“利潤最大化黑箱”的同時，自己卻陷入了“交易成本最小化黑箱”。［6］對照康芒斯交易的概念，現代企業契約理論對企業內部交易的性質與特征進行了深入地研究，但對于企業外部也即市場交易成本的研究與關注則相對缺乏。尤其是隨著知識經濟的出現與發展，市場上出現了多種基于合作的企業組織形式――企業戰略聯盟和虛擬企業，這是現代企業契約理論無法作出解釋的。

三、演化經濟學企業理論：企業是資源與能力的創新組織

演化經濟學的基礎是動態演化的有機世界觀，20世紀80年代其發展成為西方經濟學中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新流派。與主流經濟學相比，演化經濟學以適應行為（包括慣例和創新行為）代替了理，以有序結構代替了均衡結構，以漸變和突變代替了靜態不變，在經濟學理論上進行了重大突破。演化經濟學體系以“新奇"為研究中心，強調經濟的演化過程包含著周期性出現的新奇和創造性，并由此產生和維持制度、規則、商品和技術的多樣性。

(一)熊彼特：“創造性毀滅”論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是演化經濟學的鼻祖，演化經濟學作為一個獨立的理論分支而出現應歸功于他對創新過程的研究。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本質特征就是創新，創新是“企業家對生產要素的新的組合"，是一個“創造性毀滅"的過程。借用生物學，熊彼特把不斷地從內部徹底變革的經濟結構，不斷地毀滅舊產業、創造新產業稱作“產業突變”，認為這種創造性毀滅過程是資本主義的基本事實。這種觀點非常類似于生物學中“間斷均衡”的生物進化理論。熊彼特認為經濟發展的質變可以是漸近的，也可以是非連續的。［7］

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中寫道，我們應當“僅僅把經濟生活中不是外部強加給它的而是內部自發的變化”理解為“發展”。［7］他認為，主要的發展過程就是“實現新的組合”，而且在競爭的經濟中，“新的組合意味著競爭性地消滅舊的組合”。實現新組合的是企業家，所謂企業家，并不是一種職業或工作，而是創造性運用資源組合的獨特能力。企業家的活動就是一系列創造，正是它們造成了不間斷的競爭性經濟重組活動和經濟增長。企業家心理活動的變化導致創新活動的變化并進而導致總體性經濟波動。［8］

熊彼特“創造性毀滅"的創新理論為后來學者研究企業的動態能力理論提供了思路，他對競爭過程的基本性質予以重新定義：實質性的市場競爭不是價格競爭，而是創新競爭，他的“創造性毀滅"觀點，“非連續歷史跳躍"觀點是對邊際替換概念的否定，其與《易經》“日新之謂盛德”的思想不謀而合，是從求新求變中去發現去創新。［9］而從當代經濟學來看“創造性毀滅"的源泉來自于企業的“人力資本”和“智力資本”。

熊彼特使我們明白了，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是經濟進化的發動機，企業具有超越外部經濟條件的自主能力，而且能夠塑造市場條件。熊彼特還把創新和發明分開。他認為，雖然大多數創新可以追溯到過去的某個發明，但創新并不一定來自發明，發明亦不一定必然引起創新，發明對分析經濟變遷過程并不重要，它是一個外生性因素，而創新是一個內生性因素。熊彼特關于創新和發明的區分，既推動了技術進步的理論發展，又加快了技術創新的實證研究。而我認為熊彼特暗示了：企業的創新和發明都源于企業的“虛擬資本”――發明起源于企業“智力資本”，而創新起源于企業“人力資本”。

(二)彭羅斯：“資源―能力”二分法

艾迪斯•彭羅斯(Edith Penrose)于1959年出版了《企業成長理論》。在這本書中她進一步深入研究企業成長問題并提出了企業內生成長論的思想。彭羅斯的企業成長理論最具革命性的貢獻在于將“資源"與“服務（能力）"區分開來，提出了“資源―能力"二分法，并明確地將“服務（能力）"界定為企業成長的源泉。這體現了中國哲學中的“陰陽”分析方法，其將“陽”的“資源"與“陰”的“服務（能力）"區分開來，這為以后的企業資源基礎論、企業核心能力論、企業動態能力論等理論奠定了學術基礎。

從“陰”的視角來看，在彭羅斯那里，企業的生產機會主要來自于企業內部的未利用服務，而這種服務能夠為企業帶來擴張。因此，企業成長是內生性的，企業成長的源泉就是企業內部資源所形成的服務（能力）。彭羅斯認為，服務分為企業家服務和管理服務，企業家服務用以發現機會，管理服務用來實現擴張。而真正有進取心的企業家不把需求看作給定的，而看成是它應當能夠創造的。［10］

彭羅斯認為,對于企業而言，資源是企業為自己使用而購買、租借或生產的有形物品，以及使這些資源得以高效運行的雇員，這屬于企業“陽”的方面；而服務是這些資源創造出來的，為企業生產運作做出貢獻。一種資源可以被看作可能的服務流，而這屬于企業“陰”的方面。由于服務（能力）只能產生于資源的使用過程，“陰陽和合”從而使每個企業的能力是獨特的、異質的。

彭羅斯強調了能力的默示性和難以捉摸的性質,認為許多知識是不能被正式傳授或通過語言進行交流的，而只能在“干中學”進行傳遞。這顯然是表達了“人力資本”和“智力資本”這類企業中的“虛擬資本”問題，盡管她沒有用“人力資本”和“智力資本”這個概念。她認為：“‘企業’必須被賦予比企業理論中的‘企業’更多的屬性，而這些屬性的重要性，不能簡單地由成本和收益曲線來表示”。［17］

彭羅斯的觀點引發了學者們開始重視資源――能力與企業成長的關系,進而關注在無形資源與資源特性方面的研究，而這實質上是把企業中的“虛擬資本”――“人力資本”和“智力資本”作為企業成長的源泉來研究。雖然彭羅斯早在1952年就對經濟學中的生物學類比提出了批評，但內生成長一直是演化經濟學的基本框架，所以，霍奇遜（Hodgson）仍認為她屬于演化經濟學派。［11］

(三)納爾遜和溫特：自然選擇理論

納爾遜和溫特（Nelson and Winter）批判地繼承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和西蒙（Simon）關于人類行為和組織行為的理論，在他們1982年的《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中，提出了一個吸收自然選擇理論和企業組織行為的綜合分析框架。［12］他們借用達爾文“自然選擇”的思想，認為在經濟中，也有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自然選擇”， 其思想本質與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不謀而合。他們認為，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也如物種競爭一樣,贏利的企業增長擴大，不贏利的企業收縮衰弱，直至被淘汰出局。企業要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需要不斷創新，擴大自己的優勢和在行業中所占的份額，因此，創新是企業生存發展的根本原因。

納爾遜和溫特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兩大理論支柱――利潤最大化和經濟均衡進行了全面地批判，他們認為這兩個概念妨礙了新古典理論充分認識經濟變遷的特點。納爾遜和溫特的演化理論認為，經濟主體（特別是企業）的目標是追求利潤，但不是利潤最大化。他們受西蒙等人的影響，認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這就使得企業的決策不能是最優的，企業對自己選定的方案感到滿意即可，而這個方案不一定是最優方案。納爾遜和溫特基于有限理性和知識的分散性強調了“慣例”概念?！皯T例”――我認為是起源于康芒斯對“習慣法”的論述，其內涵與管理學的“智力資本”概念類似。［13］企業的生產計劃、價格確定、研究與開發資金的分配等都遵循以“慣例”為基礎的行為方式，而不是隨時計算最優的解決方案。

納爾遜和溫特把每個企業的“慣例”看成是企業知識和經驗的載體，由于“慣例”的無形特性，它實質上體現為企業中的“虛擬資本”――“智力資本”。各個企業的“智力資本”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它們構成企業之間相互區別的特征和異質性。企業的“慣例”或“智力資本”是可以“遺傳”的，如果企業按照慣例運轉能夠獲得滿意的收益，那么這些“慣例” 或“智力資本”往往不會發生變化。但是，如果企業的運轉出現異常而使收益低于某一個限度時，企業將有可能對“慣例”或“智力資本”進行調整。

納爾遜和溫特提出了“搜尋”概念，把企業努力調整慣例的行為稱為“搜尋”。企業的研究開發活動以及市場開拓活動都屬于這種“搜尋”行為。［18］我認為，“搜尋”是在已知的技術和慣例中尋找適合自己需要的東西，這主要體現在“智力資本”的獲得上；而創新則是通過研究和開發去尋找原來沒有的技術和慣例，這主要體現在“人力資本”的激勵上。創新意味著改變原有的慣例，創新使創新者對非創新者有較大的優勢，從而獲得較多的利潤。納爾遜和溫特還以企業擁有的智力資本對企業進行了分類?；凇皯T例”、“搜尋”、“創新”和“選擇環境”等概念，納爾遜和溫特對整個企業理論研究的基礎進行重構，提出了經濟演化理論，為演化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

四、基于演化視角的企業理論

在前面我們提到彭羅斯的“資源―能力”二分法為以后的企業資源基礎論、企業核心能力論、企業動態能力論等理論奠定了學術基礎，由于它們都著眼于生物學的視角，注重于企業的內生增長，所以，我將三者統列為演化企業理論學派，下面就這三派觀點作個簡要分析。

(一)菲爾特、巴尼的資源基礎論

資源基礎論是在彭羅斯內生成長理論的基礎上，經過沃納•菲爾特、巴尼等人的發展而形成。菲爾特于1984年在《戰略管理雜志》上發表的《企業資源基礎論》一文入選“年度最佳論文”之后, 資源基礎論獲得了應有的重視。［14］菲爾特在文中借鑒了彭羅斯的觀點,明確提出了“資源基礎觀念”(RBV)一詞,視企業為一有形與無形資源的獨特組合而非產品市場的活動，認為以“資源”代替“產品”來進行企業戰略決策，對當代企業來說將更具有現實意義。我認為，這標志著將人們習慣的企業戰略思考由“陽”的“產品”觀念轉變為“陰”的“資源”觀念, 其“資源”內涵與彭羅斯的有形物品不同，是有形與無形資源的獨特組合，而更注重于無形資源，從而我將其作為“陰”來看。此種轉變將戰略制定的基礎由外部的“陽”的“產業結構分析”,逐步轉移到內在的“陰”的資源與能力分析的“資源基礎觀念”上。反映了企業戰略視角由產業結構的“實體資本”分析，逐步轉移到企業內部的資源與能力的“虛擬資本”分析上。之后,資源基礎論不斷發展,巴尼(Barney)、皮特拉夫(Petelaf)、愛密特(Amit)、格蘭特(Grant)等學者為此做出了重要貢獻。

1986年，巴尼在探討企業的競爭優勢時,發現企業可由本身的資源與能力的積累與培養,形成長期且持續性的競爭優勢，并將其稱之為“資源基礎模式”。他認為，如果戰略資源在所有相互競爭的企業中均勻分布而且高度流動的話，企業就不可能預期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某些企業之所以能在產品市場上獲得競爭優勢，就是因為它們能夠通過不完全競爭的要素市場獲得低價格高產出的戰略資源。巴尼在1991年提出了一個較為綜合的分析框架，來闡述企業產生持續競爭優勢的資源特性。他認為,具有下列四個特征的企業資源才是可持續競爭優勢，即有價值、稀缺性、不可模仿性、不可替代性，它有助于判斷企業可持續競爭優勢的來源。他認為企業資源包括企業內部所有的資源,可以分成3類：（1）物質資源,是指企業的廠房、設備、機器、原材料等以物質形式出現的可以看得見的資源；（2）人力資源,指員工、經驗、培訓、關系等與人有關的資源；（3）組織資源,是指正式的結構,包括正式與非正式的計劃、控制、協調系統、組織與外部環境之間的非正式關系等與組織有關的資源。［15］

(二)海默、帕拉德的核心能力理論

海默(Hamel)和帕拉德(Prahalad)在1990年提出了核心競爭力的概念，從而形成了核心能力理論。核心能力理論認為，資源與能力不同，能力是配置資源的主體能力，企業的本質是“能力的集合體"，企業競爭優勢來源于企業的核心能力，而資源基礎論忽視了人的作用，偏離了企業成長的本源。也就是說，核心能力理論的觀點不同于資源基礎論，而與彭羅斯的觀點是一致的。在此，我們能夠清晰地發現，資源基礎論與核心能力論的觀點分歧恰好來源于彭羅斯理論中的“資源―能力"二分法，一個立足于資源，另一個則立足于能力。但我認為，這二者都比彭羅斯的觀點更進了一步，資源基礎論中的“資源”包括了“智力資本”等無形資源，而核心能力論的“能力”則更強調“人力資本”等無形資源，所以二者都是重視企業中“陰”性的要素，他們都是將人力、智力這類“虛擬資本”作為企業競爭優勢的源泉。

核心能力理論將核心能力定義為各種技術和生產技能的組合,它貫穿于公司金字塔式的生產過程中。成功的競爭者能夠進入新的、表面看起來毫不相關的行業或經營領域，具有核心能力的企業似乎更具有多元化擴張的能力。核心競爭力是開發新的經營業務的源泉,它是組成公司戰略的核心。海默還形象地將多元化的企業比喻成一棵大樹,樹干和主枝是核心產品,小的支干是經營業務單元,樹葉、花和果實是最終產品,提供營養、支撐和穩定性的根系是核心競爭力。如果企業僅僅盯住競爭者的最終產品,就會忽略競爭者的真正實力,正如只注意葉子就會看不到一棵樹的力量一樣。［16］

雖然核心能力的思想非常具有解釋力，但有的學者認為核心能力沒能對公司戰略制定提供實踐意義上的指導，它是一個精致的理論，但在實踐中卻不好操作，缺乏可依賴的工具。堪培爾認為，能力的概念比核心能力的概念更廣闊些,它包括整個價值鏈(核心能力只體現在某一個或幾個環節)。從這個意義上說，能力對消費者來說更可見，而核心能力對消費者來說是很少看得見的。因此，在面對競爭者方面，最好的母公司應該比其各個戰略經營單位能創造更多的價值。［16］

(三)提斯等人的動態能力理論

1997年，提斯等人參考核心能力概念提出了動態能力理論，核心能力是獨特能力、組織慣例和核心競爭力，而動態能力是企業整合、構建和重構企業內外部能力以應付快速變化的環境的才能。他們提出了動態能力的流程•位勢•路徑的模型(即3P模型)，并指出動態能力的本質內嵌于各種各樣的組織和管理流程中，而這些流程是由企業的資產位勢(特別是專用性和互補性資產)和歷史演化路徑所塑造的，它們決定著企業的競爭優勢。艾森哈特和馬丁則認為，動態能力是一系列具體的可識別的組織過程，這些具體的過程包括產品開發、市場拓展、收購整合、策略性聯盟、業務部門的剝離和戰略決策制定過程等等。從這些研究結論中可以看出，動態能力既不是模糊的,也不是同義反復的，而是一系列具體的可識別的組織過程。導致企業發生變化的活動有很多，并不是所有導致變化的活動都能稱為動態能力。［17］

在提斯等人的研究中,把動態能力的“能力”嚴格限定為“慣例”，即限定為智力資本范疇。這種理解得到了學術上的廣泛認可。“組織能力”是一個嚴肅的概念,其嚴肅性在于它必須是一種慣例。如溫特所說:“即興發揮從來都不能稱之為能力”。動態能力不僅關注企業特有的組織慣例，其焦點更是放在克服能力慣性的創新和開拓能力上。在動態環境中，動態能力崇尚建立開拓性學習能力。開拓性學習能力是為了在長期內向企業提供新的戰略觀念而進行的側重于變革的學習。因此，企業為了獲得持續競爭優勢，需要具備進行創造性毀滅的能力。

企業動態能力主要是由企業中的“智力資本”――組織設計和“人力資本”――人力資源管理這兩個因素決定的。這是因為：一方面企業通過智力資本，建立科學的組織結構，形成企業業務多樣化的動態能力；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加強人力資源管理來促進動態能力的形成，并強調人力資源管理從幾個方面著手：選人要重視知識的寬度和深度；職位描述概念要詳細具體；以培訓來擴展員工現有知識的寬度和深度；以及激勵成功，寬容失敗。

動態能力觀學者認為，以波特(1980)等學者為代表的產業結構分析和以沃納•菲爾特(1984)與巴尼(1991)等學者為代表的資源基礎觀,無法解釋為什么某些廠商比其他的廠商能在動態的市場競爭環境下表現得更好。他們認為資源基礎觀的不足在于，廠商在建立有效且具競爭力資源時，必須基于動態產業環境與競爭狀況的考慮，且以市場測試來考驗資源，因為資源的真正價值應該取決于市場力量。廠商的競爭優勢來自于廠商的管理與組織流程、專用性資產和發展路徑。而位于稀缺性的、顧客需求的、且能用于消費者愿意付錢購買的商品上與具有專屬集的資源，才是真正有價值的資源。因此，動態能力觀比產業結構分析和資源基礎觀更能夠解釋廠商競爭優勢的來源。［18］

動態能力理論更接近于中國的《易經》思想，它立足于企業的“變易”，即從企業與環境的動態變化中，去把握企業的實體資本與虛擬資本的“陰陽和合”，最終達到企業持續穩定地良性循環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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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eal Capital to Virtual Capital: Dao of Modern Firm

Theory Evolution: Analysis from China's Daoism

Xu MingAbstract: From the evolution of firm theories, the development of firm theory in economics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Daoism, the three-stage development of firm theory evolves from tangible resources and real capital emphasizing on yang to intangible resources and virtual capital emphasizing on yin, and finally to the stage of integrating tangible resources with intangible resources, mixing real capital with virtual capital, which emphasiz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yin with yang. The final stage represents the trend of integrating tangible resources, real capital with intangible resources and virtual capital for analysis, which reflects holistic and harmonious philosophic view of Lao-tze and is closer to the nature of firm in real economic 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