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教育的困境與出路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鄉村教育的困境與出路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鄉村教育的困境與出路范文第1篇

>> 新媒體文化之于當代中國發展的理論創新 當代中國文化預算的現實困境 當代中國主流建筑文化的新趨向 當代中國話劇的困境 當代中國的文化格局及其發展導向 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的發展審視 當代中國多元文化與成人教育創新 淺談當代中國多元文化背景下通俗音樂的審美價值 倫理關系：當代中國道德文化建設的困境與出路 當代中國電影的文化轉向與現實困境 當代中國水彩畫多元化發展的現狀 當代中國現代性成長中人的困境與人的發展淺析 論當代中國的檢察文化 淺談當代中國油畫的發展 當代中國的發展之路 當代中國大學教育的困境與出路 當代中國城市文學的困境及其批判 當代中國鄉村教育存在的困境 當代中國教育困境的成因研究 媒體在提升當代中國文化軟實力中的作用及對策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

[10]Hunt，J.The New Frontier of Money Laundering：How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use Cyberlaudering to Fund Their Activities， and How Governments are Trying to Stop Them，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Law，2011（20）.

[11] Downey，J.and Fenton，N.Constructing a Counter-public Sph

ere，New Media and Society，2003（5）.

[12]詹姆斯?柯蘭，等.互聯網的誤讀[M].何道寬，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150.

[13]Cartalucci，T. Google’s Revolution Factory Alliance of Youth Movements：Color Revolution 2.0.http：//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3283.

[14]詹姆斯?柯蘭，等.互聯網的誤讀[M].何道寬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14：17.

鄉村教育的困境與出路范文第2篇

關鍵詞 新型城鎮化 鄉村教育 治理困境 突破

中圖分類號：G521 文獻標識碼：A

在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教育發展面臨著學生大量外流、學校大量撤并等諸多挑戰，如何保障鄉村兒童就近接受有質量的教育是鄉村教育發展需要解決的重點問題之一。

1新型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教育治理的現實困境

1.1治理價值取向的偏失

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鄉村逐漸走向了衰落，鄉村教育也相應地發生了改變，逐漸淪為了城市教育的翻版，出現了“鄉村教育城市化論”的價值傾向。該觀點認為，伴隨著“新派”教師充實到鄉村教育中，城市取向的教育理念、“現代化”的教學設計和方法使得傳統的鄉村教育逐漸喪失了鄉土本色；大量鄉村學校、教學點的撤并，使得鄉村學校存在的空間場域發生了位移，隨著大量鄉村學校向城鎮的集中，鄉村學校存在的本土之根和文化場域受到了劇烈的沖擊；伴隨著現代性知識對地方性知識和鄉土知識的控制和侵占，城市取向的知識選擇機制導致在教學知識體系中，鄉土知識被無情地淹沒和遺忘。因而，無論是知識體系、課程設置、教學過程，還是整個校園環境都與城市教育別無二致。鄉村教育的城市化論取向以“城市教育是現代的，代表著人類的未來發展方向，鄉村教育是落后的，是需要著力改造的對象”為前提假設，本身是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忽視了鄉村教育的歷史基礎、鄉村社會的客觀事實以及鄉村教育的本體價值。

隨著現代化的發展，現代文明在給人類帶來巨大福利的同時，也滋生了破壞性的后果。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覬覦，人類主體性的喪失、精神世界的荒蕪等使得人類開始反思現代文明的價值，并在傳統文化和鄉村文明中尋找治愈現代性后果的處方。人們逐漸認識到了鄉村文明的獨特價值和文化底蘊，以及鄉村教育之于鄉村社會乃至人類世界的重要意義。因此，在鄉村教育的建設和發展中，出現了“鄉村教育特色論”的價值取向，即認為城鄉教育的發展歷史和現實背景是不同的，鄉村教育具有不同于城市教育的天然資源和獨特優勢，鄉村兒童的生長空間和個體經驗也不同于城市兒童，因而鄉村教育發展的價值取向應有別于城市教育，鄉村教育發展必須以堅守傳統鄉村文化為前提，審慎利用現代文明和技術。

1.2治理主體的單一化

一方面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無論是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還是教育質量的監測和評估，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缺乏讓教師、學生和家長參與、商議和合作的意識，廣大教師、學生和家長群體并未進入管理者的視野，遑論參與鄉村教育治理。另一方面，作為鄉村教育的真正實施者、受教育者以及利益直接相關者，教師、學生和家長亦沒有作為真正的主體參與鄉村教育治理，這不僅緣于其缺乏一定的治理能力和支持條件，更在于其從未意識到自己的教育主體地位，也尚未萌生過參與鄉村教育治理的主體意識。為此，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的單一化管理和垂直式管理成為了鄉村教育治理的客觀現象。在一定程度上講，鄉村教育治理主體的單一化有助于相關政策的傳達和執行，自上而下的政策下達和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饋有利于提高政策執行的效率。然而，由于主體的單一化，勢必造成視域的狹窄和思維的封閉，導致對現狀的掌握和問題的剖析不夠全面和深刻，從而達不到預期的效果，甚至產生負面的后果。

1.3治理力量的碎片化

1.3.1鄉村教育治理力量條塊分割，較為分散

各級教育行政管理部門主要負責鄉村教育管理和發展的相關政策的制定、監督和評估，各類鄉村學校則是在制度框架范圍內，按照教育部門的政策和文件開展教育教學活動，鄉村社會組織很少參與到鄉村教育活動中，廣大教師、學生和家長則成了鄉村教育治理的現實“他者”，遠離鄉村教育治理實踐。因此，由于鄉村教育治理主體的缺位，導致了鄉村教育治理力量的碎片化。

1.3.2鄉村教育治理缺乏系統性、完整性和持續性

鄉村教育治理不僅需要系統的頂層設計和完整的框架體系，而且要求相關政策的執行具有銜接性和連續性。然而，由于治理力量的碎片化，導致在鄉村教育改革與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片面現象和問題導向的線性思維，缺乏對鄉村教育治理的整體性考量和系統化設計。

1.3.3鄉村教育缺乏協同、商議與合作

這種“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思維方式和處世態度，導致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各類教育主體的視域僅僅局限于自己的一隅，如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僅僅關注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各類學校組織則將重心放在教育教學活動和日常管理上，社區機構則幾乎不參與鄉村教育治理。此外，在鄉村教育資源的配置與利用過程中，由于各類教育主體缺乏協同和互動，導致教育資源的閑置和浪費。如撤點并校運動之后，大量村小和教學點被停辦，留下了大量閑置的教育資源，而這些資源對于鄉村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開展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但是，由于教育行政管理部門之間各級管理機構的分割和教育組織的封閉，導致這些閑置資源并未獲得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2新型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教育治理的突破路向

2.1鄉村教育治理理念現代化

（1）鄉村教育治理的法治和德治理念是鄉村教育治理理念的前提和基礎。一切鄉村教育治理必須遵循國家憲法和相關教育法律法規，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德治的作用，促進法治和德治的有機融合，發揮法、理、情的整體功能。

（2）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的“元治”理念，主張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要簡政放權，減少對鄉村教育治理和改革的過多干預，為鄉村教育治理創造更多自主的空間。同時，教育行政管理部門需要積極發揮“元治”作用，對鄉村教育治理及其未來發展作出整體規劃和頂層設計，引領鄉村教育治理方向；協調鄉村教育主體之間的利益和沖突，實現主體之間利益的最大化；加強對鄉村教育治理的宏觀監測和評估，提升鄉村教育治理的整體質量。

（3）多元主體的“共治”理念旨在突破過去單一的政府控制理念和“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方式。通過發揮政府、學校、社會組織、教師、學生以及家長之間的協同作用，提升鄉村教育治理力量；借助多元主體之間的民主協商、合作互動，優化鄉村教育治理方式，增強鄉村教育治理效果。

（4）鄉村學校的“自治”理念，旨在強調鄉村學校的主體地位和能動作用，主張給予鄉村學校充分的自，“讓學校擺脫對政府的依附性，逐步形成‘自主管理、自主發展、自我約束、社會監督’的機制，凸顯學校的主體性，增進學校辦學的專業性，更好地滿足學生的教育需求，促進學生的發展”。

（5）專業組織的“他治”理念，重在突出在鄉村教育治理中，適當地引入第三方機構，借鑒其專業的治理能力，提升鄉村教育治理效果。由于第三方組織不是利益的直接相關者，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具備專業化的能力，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保證其治理過程和治理結果的客觀性、公正性和真實性。

2.2鄉村教育治理目標現代化

（1）角色定位目標。只有正確的角色定位才能形成合理的角色認同。鄉村教育是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村落教育和鄉鎮教育。鄉村教育與城市教育承擔著共同的責任、享有平等的權利。基于此，新型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教育治理的角色目標在于城鄉教育的平等、均衡與公平發展。盡管鄉村教育和城市教育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但其本質是一致的，都是國民教育體系的有機構成部分。在教育治理過程中，應該正視鄉村教育治理的角色，尊重鄉村教育治理規律，促進城鄉教育公平發展。

（2）時展目標。當前，我國鄉村教育治理以全球化為時代背景，以新型城鎮化建設為現實場境。在此基礎上，鄉村教育治理的時代目標在于抓住全球化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時代契機，以西方發達國家新型城鎮化建設和鄉村教育發展的經驗為借鑒，充分利用現代文明技術，推進鄉村教育治理現代化。再次是價值定位目標。新型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教育治理有助于鄉村教育可持續發展，對構建和諧社會、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以及實現國家現代化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具體而言：一是有助于構建和完善鄉村教育治理體系，提升鄉村教育質量，促進鄉村兒童健康發展；二是通過鄉村教育與城市教育的交流、互動和資源共享，推進城鄉教育均衡與公平發展；三是通過鄉村文化進學校、進課堂等形式，傳承、傳播和創生鄉村文化；四是疏通鄉村學校與鄉村社會的有機聯系，通過二者的有效互動，促進文明鄉村社會、新型城鎮化以及現代化國家的建設。在對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我國鄉村教育治理目標進行分析的基礎上，需要構建符合鄉村教育治理和可持續發展的科學道路，在國家教育發展規劃中彰顯鄉村教育的戰略意義，提高鄉村教育在國家教育發展布局中的戰略地位，使之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從而在政策上為我國鄉村教育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2.3鄉村教育治理主體現代化

（1）各級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包括中央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和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發揮著領導者、設計者和決策者的作用，旨在通過對鄉村教育發展現狀的評估和對鄉村教育發展趨勢的研判，制定鄉村教育發展政策，監測鄉村教育發展質量。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擔當著鄉村教育“元治理”的角色，重在對鄉村教育治理進行頂層設計和整體把握。

（2）鄉村學校是鄉村教育治理的直接參與者、政策執行者和效果展現者。鄉村學校認真領會相關政策的精神和要義，依據有關教育政策和實施綱要對學校的發展做出具體的規劃；在此基礎上根據自身實際，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教育教學活動，促進鄉村學校健康發展。

（3）廣大教師和學生是鄉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鄉村教育的活力所在，是鄉村教育治理最為直接的利益相關者。教師是鄉村教育的實施者，日常教育教學活動的有效開展離不開教師，相關教育政策的執行需要教師的親力親為。學生是鄉村教育治理的直接受益者，鄉村教育治理的核心目的在于促進學生綜合素質的提升和精神成長。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需要充分考慮廣大師生的現實狀況、利益訴求，發揮師生的積極能動作用，促進相關教育政策的有效實施。

（4）作為學生的監護人，家長是鄉村教育治理的直接利益相關者。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由于廣大家長具備不同的素養和能力，因而是鄉村教育治理的重要組成力量。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需要充分調動和發揮廣大家長的積極作用，如組建家長委員會、家長學校等，通過家校合作，增強鄉村教育治理的整體力量。

（5）社會組織因其具備一定的組織能力、專業能力，因而是鄉村教育治理需要依靠的重要力量。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如通過第三方教育評估機構對鄉村教育治理效果進行評估，有助于更為客觀公正地評價鄉村教育治理的效果，診斷其存在的問題，并提出改進策略。

3結語

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鄉村教育發展面臨諸多新的挑戰。我們應該把鄉村教育問題擺在一定的戰略高度加以設計和謀劃，鄉村學校的規?？梢孕。l村學校的水平不應該差；鄉村學生的數量可以減少，但鄉村學生的發展不可以忽視。政府、社會、學校等多方面要加強合作，共同努力，保證鄉村學生擁有平等的教育機會，為鄉村學校提供更豐富的教育資源，不斷提升鄉村教育的質量。

參考文獻

鄉村教育的困境與出路范文第3篇

關鍵詞：鄉村治理；理論；綜述

中圖分類號：F320.3 文獻標識碼：A DOI 編碼：10.3969/j.issn.1006-6500.2016.11.02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rural governance was in the ascendant.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academics studied the connotation， mechanism， mode and path of rural governance， analyzed the problem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village governance， and obtained some valuable results. But there were also some disadvantages， such as the lack of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research， the research of rural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rural governance model need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In the research metho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studied mostly below normal. From the trend， not onl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oretical study villages， but also to focus on rural governance practices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research methods should be diversified， especially in the use of mathematical models and advanced technical means to carry out empirical research.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 theory； summary

自20世紀20年代起，研究農村問題的專著在我國陸續面世。1998年，在治理理論的基礎上，華中師范大學學者提出“鄉村治理”的概念。隨著該理論在鄉村管理工作中的廣泛應用，學術研究也愈來愈深入，從現有文獻來看，學者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鄉村治理主體、治理權力配置方式、治理目的以及治理過程等4個方面[1]。

1 鄉村治理研究的主要觀點

1.1 鄉村治理內涵

在治理主體方面，趙樹凱[2]認為，鄉村治理中多種主體參與，通過協商談判等方式來解決分歧，實現共同治理。郭正林[3]提出，鄉村治理的主體應該是鄉鎮的黨委政府及其附屬機構，以及村委會等村級組織和各種民間團體。在鄉村治理目標上，賀雪峰[1]認為“鄉村治理是實現鄉村社會的有序發展”。其中“有序發展”也就是公共利益所在。徐勇指出進行現代化鄉村建設是治理的目標。

1.2 鄉村治理機制

由于公共信息不透明等原因，腐敗問題日益嚴重。陳力予等[4]提出戶代表會議制度，以戶為單位，成立村民小組會議，協商、監督村務。王朋琦等[5]指出新農村建設在操作機制上要走出傳統誤區，禁用“指標攤派”的方法，慎用“試點推廣”的方式，避免“典型激勵”的慣性，樹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在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困難方面，張恒利[6]提出要重建農村公共財政運行體制，改革農村公共產品供應機制[6]。針對當前村民選舉非理性投票過多，精英政治受到阻礙的現象，盛義龍[7]提出選舉機制要與鄉村治理保持整體一致性，特別需要與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相結合。

1.3 鄉村治理模式

陳洪生[8]以村民自治實施效果為出發點，通過對影響社會自主性的發育與發展的4個基礎性條件――經濟發展、利益分化、公民素質以及政府控制和主導社會力量的程度的分析，提出了自覺自治鄉村治理模式。龍立軍[9]以廣東珠海幸福村建設為例，提出構建可運轉的鄉村治理模式。將治理融入幸福村居建設之中，并使其機制化，使得鄉村的發展更加人性化和可持續化。王海俠等[10]通過對江西分宜的鄉村治理模式進行考察，提出從“黨建+村民自治”的角度來進行治理探索，以黨建強化鄉村治理的思路的分宜模式，運用“黨建+”理念，強化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提高村民自治水平。閻占定等[11]提出嵌入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鄉村治理模式。這種模式是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與鄉村治理結合的產物，將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參與到鄉村經濟、政治和社會建設之中。鄶艷麗[12]以巴林左旗后興隆地村為例，提出了“農民置上”的本原模式。在這種模式下農民始終作為受益和實施建設的主體，其政策效果具有擴散效應。

1.4 鄉村治理路徑

張繼蘭[13]認為可以通過完善協商互動機制、建設服務型政府等路徑來解決鄉村社會自主性缺乏、鄉村組織不健全、治理機制不完善等問題。周朗生[14]擇取較有代表性的云南鄉村治理為考察對象，提出了大力發展農民合作組織、完善鄉村的治理結構和切實解決鄉鎮財政困難、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等路徑開展鄉村治理。唐紹洪等[15]提出在現有的基礎上對各決策主體進行權力關系界定，走多元化主體治理的科學發展道路。趙艷霞等[16]在調查唐山農村新民居建設后，提出鄉村治理的成功路徑是開展新民居建設。蘭海洋[17]認為當前要實現中國鄉村善治，有三大治理路徑：一是優化治理結構，政治生態和諧化；二是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實現城鄉一體化和農業現代化；三是平等化城鄉公共服務。

2 鄉村治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2.1 基層民主建設滯后

因鄉鎮基層民主建設的滯后性導致很難有效推進村民自治的民主化進程。在王華[18]看來，由于缺乏有效監督，腐敗現象嚴重。賄選、不合理決策與管理現象屢有發生。高寶琴[19]提出當前村民自治組織長期缺乏有效組織形態，是治理危機出現的重要因素之一。歐陽雪梅等[20]認為基層政府缺少民主素質教育，致使村民主人翁意識不強，從而導致村民自治能力不強。

2.2 鄉村治理主體混亂，機構權利分工不明

歐陽雪梅等[20]認為由于治理權力配置不明，一方面導致村委會與村黨支部在權力間的沖突，另一方面也增加政府與村民在管理上的沖突，影響了治理目標的實現。鄭紅娥等[21]提出，國家行政權和村莊自治權的沖突是目前鄉村治理困局的主要原因。在鐘漲寶[22]眼里，缺乏合理有效的機構、人員改革是鄉村治理面對的困境之一。

2.3 鄉村債務問題突出，農民生活不夠寬裕

在李文政[23]看來，鄉村治理面對的困難不僅是管理及文化教育上的缺陷，經濟發展落后與農民積貧積弱問題同樣嚴重。趙艷霞等[24]提出鄉村治理的制約條件包括民主化的現實制約、法律制約和經濟制約。袁金輝[25]認為目前鄉村仍受到小農經濟的束縛，收入低，債務多。鐘宜[26]提出因財政經費短缺，鄉鎮為發展只得過度干預村莊事務。同時基層政權缺少財政來源，村、鄉兩級財政缺口過大，故造成當今治理困境。

2.4 其他方面

劉勇[27]認為由于我國幅員廣闊，經濟發展不平衡，各地村民政治素質不齊。當利益受損，無法通過正常渠道及方式維護自身利益時，越級上訪、申訴或暴力對抗等就容易成為他們維權的工具，這嚴重破壞了鄉村治理的政治環境。陳柏峰等[28]認為灰色勢力是治理鄉村的一個惡疾。

3 完善鄉村治理的對策

3.1 推進基層民主建設，完善村民自治

李文政[23]覺得加強服務型政府建設，組建公共服務體系，重視村民自治，發揮村委會作用是治理鄉村的路徑之一。張志英[29]認為進行新農村建設需加強村民自治、大力發展創新村民組織。李莉等[30]提出鄉村治理的關鍵是兩個尊重：一是尊重村民意愿，二是尊重村民自主性。

3.2 加強鄉鎮制度建設，加快服務型步伐

在馬寶成[31]看來，完善鄉村治理一方面需要體制改革，另一方面要加強建設現代化村莊。韓冰[32]提出解決當前問題需要根據現實情況進行鄉鎮體制改革，完善管理模式，規范和完善有關村民自治法律法規，大力發展村民組織，建設現代化鄉村。陳雙鵬[33]認為減少治理危機出現的方法有改革基層組織，特別是鄉鎮政府；建立村民參與政治的合理機制，動員建立村民組織。

3.3 提高村民民主素質，加強政治文化學習

張曉忠等[34]認為要在尊重村民權利和自由、保障村民權益的基礎上提高村民的組織化水平。劉勇[27]認為村民非理性化的利益訴求方式影響了和諧的政治環境。因此需要對村民開展政治參與培訓，推動村民合法合理參與政治生活，為鄉村政治和諧化發展提供有效保障。歐陽雪梅等[20]認為開展村民意識教育是完善鄉村治理的對策之一。

4 結束語

綜上所述，學術界對鄉村治理理論進行了較全面的研究。不少學者研究了鄉村治理的內涵、機制、模式、路徑，分析了鄉村治理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取得了一些有價值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一些研究還缺乏系統性和整體性，鄉村治理機制和鄉村治理模式的研究還需進一步深入等。從研究方法看，定性研究居多而定量研究偏少，實證研究更是鮮見。從趨勢看，不但要重視鄉村的理論研究，更要注重對鄉村治理實踐中具體問題的分析，尤其是對個案經驗的總結；研究方法應當多樣化，尤其是運用數理模型和先進技術手段進行實證研究。

參考文獻：

[1]賀雪峰.鄉村治理研究與村莊治理研究[J].地方財政研究，2007（3）：46-46.

[2]趙樹凱.新農村建設呼喚新的治理[J].中國發展觀察，2006（3）： 26-28.

[3]郭正林.鄉村治理及其制度績效評估：學理性案例分析[J].華中師范大學大學學報，2004（4）：24-31.

[4] 陳力予，鄭美玲.試論“村治”新廉政監督機制：戶代表會議制度[J].福建行政學院學報，2009（5）：44-50.

[5] 王朋琦，洪向華.試論鄉村治理結構在操作機制[J].領導科學，2009（5）：14-16.

[6] 張恒利.重建鄉村治理結構――后農業稅時代農村公共品的供應機制改革[J].經濟論叢，2009（21）：218.

[7] 盛義龍.慣性心理與利益共同體：村選舉機制障礙及對策分析――以江西省C縣和T縣若干村選舉為例[J].求實，2011（9）：89-92.

[8] 陳洪生.論自覺自治型鄉村治理模式的生產條件[J].江西農業大學學報，2009（4）：1-6.

[9] 龍立軍.論構建可運轉的鄉村治理模式――以廣東珠海幸福村居建設為例[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15（1）：76-79.

[10] 王海俠，孟慶國.鄉村治理的分宜模式：“黨建+”與村民自治的有機統一[J].探索，2016（1）：127-133.

[11] 閻占定，白照坤.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鄉村政治參與狀況分析[J].農業技術經濟，2011（5）：72-77.

[12] 鄶艷麗.我國鄉村治理的本原模式研究――以巴林左旗后興隆地村為例[J].城市規劃，2015（6）：59-68.

[13] 張繼蘭.鄉村治理：新農村建設的路徑選擇[J].鄉鎮經濟，2009（4）：54-57.

[14] 周朗生.云南鄉村治理：成效、問題與可能路徑[J].經濟問題探索，2009（6）：186-190.

[15] 唐紹洪，劉屹.“多元主體治理”的科學發展路徑與我國的鄉村治理[J].云南社會科學，2009（6）：38-42.

[16] 趙艷霞，王立東，尹景瑞.鄉村治理的路徑分析[J].前沿，2009（12）：174-176.

[17] 蘭海洋.中國鄉村治理的善治路徑取向探析[J].領導科學，2015（4）：12-14.

[18] 王華.鄉村治理：基層民主與社會結構[J].云南行政學院，2009（1）：15-18.

[19] 高寶琴.農民組織化程度的提升：鄉村治理的生長點[J].齊魯學刊，2010（2）：96-100.

[20] 歐陽雪梅，李鐵明.當前村民自治進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J].新視野，2007（4）：77-79.

[21] 鄭紅娥，吳殿朝.困厄與出路：鄉村治理與新農村建設[J]，云夢學刊，2008（1）：72-75.

[22] 鐘漲寶，高師.后稅改時代的鄉村治理改革[J].農村經濟，2007（11）：12-15.

[23] 李文政.當前中國鄉村治理的困境與策略探究[J].中國農學通報，2009（16）：343-347.

[24] 趙艷霞，樊秀云.新農村建設視角下的鄉村治理分析[J].領導科學，2009（11）：50-52.

[25] 袁金輝.中國鄉村治理60年：回顧與展望[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9（5）：69-73.

[26] 鐘宜.我國農村社會組織發展與鄉村治理方式的變革和完善[J].探索，2005（6）：97-100.

[27] 劉勇.社會轉型時期農民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和鄉村治理困境[J].福建論壇，2010（5）：141-146.

[28] 陳柏峰，童磊明.鄉村治理的軟肋：灰色勢力[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9（4）：142-146.

[29] 張志英.21世紀中國鄉村治理發展淺議[J].農村經濟，2006（11）：17-19.

[30] 李莉，盧福營.當代中國的鄉村治理變遷[J].人民論壇，2010（6）：60-61.

[31] 馬寶成.取消農業稅后鄉村治理的路徑選擇[J].長白學刊，2007（6）：59-63.

[32] 韓冰.關于完善新農村建設中鄉村治理問題的思考[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06（5）：114-117.

鄉村教育的困境與出路范文第4篇

2011年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劉醒龍的《天行者》，表達了作家為“民辦教師”這一群體“正名”的愿景與努力，并獲得了相當程度的成功。本文指出的是，恰是在此歷史使命下，作家所未能達到的批判力度，使得小說實際上呈現了“煽情”的效果。

劉醒龍的長篇小說《天行者》，集中描摹了“民辦教師”這樣一個“歷史性”的、卑微而“崇高”的職業形象，小說自2009年面世以來，贏得各方交贊，并在2011年榮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時，盛譽達到頂峰。的確，《天行者》以劉醒龍一貫堅持的“現實主義”筆法，將“民辦教師”喻為“民間英雄”來塑造、謳歌，感動了許多讀者。關于小說的諸多長處，早有多人論及。本文的嘗試，在于通過小說背負使命與煽情寫作效果的討論，來論證小說的某些不足。

一、“正名”的愿景

源于對“時下價值偏移的一種批判”，作家劉醒龍重續近20年前《鳳凰琴》的主題，將其擴展為長篇小說《天行者》，在更深廣的篇幅內，對舊作所彰顯的“民辦教師”命運及其社會背景，作更從容的塑造與拓展。

小說的主旨直接明了：刻畫并贊頌曾存在多年、長期游離于體制外的“民辦教師”，作者稱其為“二十世紀后半葉中國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間英雄”。

換言之，通過對“界嶺小學這一群處在社會最底端的鄉村知識分子”的“人生狀態”與“生活操守”的描繪，《天行者》所致力的，乃是為民間從事教育工作的知識者或讀書人“正名”。

這是一個從近代以來就飽受忽略甚至“污名化”的群體形象：從魯迅《白光》連年不第、精神恍惚的老塾師陳士成，《在酒樓上》意志消沉、落魄無奈的教員魏連殳，《高老夫子》里胸無點墨、洋相百出的高老夫子，到葉紹鈞《倪煥之》里找不到鄉村教育出路的倪煥之，《潘先生在難中》卑微膽小、倉皇逃難的潘先生，再到陶行知、晏陽初、梁漱溟等未被當政者所認可與推行的鄉村教育模式。最典型的，莫過于“”題材作品里，那位舉止猥瑣、狡猾可憎、甘當地主錢文貴眼線的小學教員任國忠了。而在當代社會，我們更不難發現污名化甚至妖魔化教師的集體沖動，而2008年汶川地震后，對棄學生而逃的著名教師“范跑跑”范美忠及教師群體的爭議性批評，就是這一群體心理的典型表現。

《天行者》反其道而行，小說作者感動于“映秀小學的樊曉霞老師，在那么美麗的女性身上，其命運的荒誕，讓我一下子看到了鄉村知識分子的命運本質”。因此以“普天之下的每一位鄉村知識分子”為原型，寫出《天行者》“向民辦教師致敬”。此一背景下作家對教師群體的“致敬”，其情可表，其意可嘉。

讓我們回到“民辦教師”的歷史與定位上。民辦教師的出現，從1950年代我國中小學全部為公辦學校時開始。民辦教師主要指“中國中小學中不列入國家教員編制的教學人員。主要為普及義務教育補充師資之不足。一般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由學校或當地基層組織提名，主管行政部門選擇推薦，縣級教育行政部門審查(包括文化考查)批準，發給任用證書。教育主管部門在業務方面進行領導和管理。教績突出者經全面考核，可改為公辦教師。”而作為“中國鄉村和城鎮中小學教師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工資收入大部分由鄉鎮集體經濟或農民負擔，國家財政給予定額補助?！?/p>

據統計，全國民辦教師人數曾多達數百萬，其中絕大部分集中在農村小學。數十年間，為鄉村初等教育奉獻良多。然因其人數眾多但良莠不齊，其地位長期以來成為懸而未決的歷史遺留問題。1997年9月7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于解決民辦教師問題的通知》([1997]32號)，各地政府部門遂加大解決民辦教師工作問題的力度。

他們在“鄉村精英”的歸屬中，似是而非，懸而未決。一方面他們在政治、經濟上身處邊緣，另一方面，他們又處于文化、教育事業的中心位置。只是原本并非發達的鄉村文化教育事業，在1949年后的中國，更是日漸衰落，淪落至鄉村公共事物的邊緣。他們教書育人，有相對固定的工資收入(歷史上教師工資遭地方政府拖欠的情況相當普遍)，但報酬微薄，度日艱難；他們擁有一定社會聲望，但又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在改革開放鼓勵致富、經濟至上的社會風潮影響下，民辦教師作為“求富”路上的落后者，社會地位進一步滑落與降低。

作為一個“歷史性”的群體，“民辦教師”與“生產隊長”、“赤腳醫生”等有著相似的身份與處境：看似體制內，實則體制外，處境尷尬而曖昧不清。這是一個在“中國歷史上真實存在并且至今仍有的一個‘特殊人群’，他們出現的背景，實際上是在師資匱乏的年代，國家讓鄉村中文化水平較高的一部分人擔當起了教師的職責。他們的尷尬之處在于，掛教師之名，有教師之職，行教師之責，卻無教師之地位和待遇。他們明明就是教師，但是教師的真正身份和地位，卻要等‘別人’來賞賜，這是何等的尷尬，又是何等的不公!”于是，他們卑微的要求和最大的夢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夠“轉正”，“轉正”因此成為小說的核心詞與情節發展的動力。小說作者竭力表現的，是民辦教師們被“轉正”這一無形的手所操縱的“宿命”。

對于民辦教師而言，要實現從“名”到“實”的成功轉換，唯一的途徑就是通過“轉正”?？墒巧嘀嗌?，“轉正”問題長久以來“如達摩克利斯之劍，時時高懸”。為了獲得這樣一種“身份認同”，界嶺小學的三個民辦教師余校長、鄧有米、孫四海在“轉正”面前“時時焦慮，進退失據，甚至有時不得不喪失尊嚴”?！稗D正”恰到好處地傳達、印證了長期以來，“知識者”在“權力”面前不堪一擊的弱勢地位。

二、寫作使命與煽情的危險

我以為：為了處理上述歷史使命與諸多命題，作者采取的敘事策略，是以“轉正”為核心，圍繞這一核心而發生的種種“人情”上，主要是突出民辦教師及其同情理解者“奉獻”的精神內核與意蘊，以及他們在極其艱苦的辦學條件下，對于教書育人理念的堅守，從而凸顯這一群體的人格魅力。

作者劉醒龍不止一次在訪談中談及他對“民辦教師”群體的尊崇與同情，這也可視作《天行者》寫作的基本出發點。如“他們在被稱為‘民辦教師’的時間里所經歷的，不僅是個人的心靈之痛，也是中國教育之痛，更是中國之痛。這些卑微的鄉村知識分子在不起眼的角落里，用高尚的靈魂，用最大的努力，來爭取最大的可能。”作者還懷著一顆感恩的心：“寫作《鳳凰琴》和《天行者》，是對我心中的鄉村情感的一種撫慰。早先寫作的中篇小說《鳳凰琴》，是因為我們對他們心存感動。寫作長篇小說《天行者》，更重要的因為我發現自己對他們內心充滿感恩，是對生命在最卑微時刻所展現出來的偉大意義和偉大的人性之美的參悟。我想，整個國家都應該對他們充滿感恩?！背酥?，作者還有著更高的寫作訴求：“當然，我不希望把它被理解成只寫了民辦教師這個群體，而是希望讀者從中讀到我對歷史、生命的沉思?！?/p>

從這一寫作訴求來看《天行者》的創作實踐，是背負了“中國在界嶺”這樣一個沉重的歷史使命的。小說關注與投射的，超越了教育本身，除了再現學校及鄉村教師的處境，學校、教師與所在村莊、村民、村官、“上級”、鄉村未來的復雜關系，乃至留守兒童、失學少年(如張藝謀電影《一個都不能少》)、城鄉對立與交流等等命題，每每有所關涉，作者的歷史憂患和現實關切，可觀且積極。

因此我們看到，在對民辦教師群像的塑造過程中，作者設置了種種現實磨難與心靈苦痛，來考驗“民間英雄”的成色，如惡劣的自然環境(漫天遍野的雪災和出沒山間的野獸)、人禍(如孫四海與王小蘭這一對有情人難成眷屬的情感糾葛，王小蘭在結尾處的死亡)與反面人物(村長余實的倒行逆施與權焰滔天)等種種阻撓，盡管如此，主人公們歷經苦難，結尾大致有著大團圓的結局。

歷史使命的承載與民辦教師群像的謳歌贊頌，對于小說的寫作與敘述，本無可厚非，然而問題就在于此：由于過重的使命感與尊崇感恩，造成了該小說的最大短板：在情感的渲染上，用力太過，近乎煽情。

這種為贊頌而贊頌、為謳歌而謳歌的情感塑造，恰是歷年來，“民辦教師”(乃至鄉村教育)題材文藝作品(包括影視作品)的通病與癥結，如《天行者》的前身《鳳凰琴》，電影《美麗的大腳》(楊亞洲導演)、《燭光里的微笑》(吳天忍導演)等。

在“歌”與“頌”的情感先行下，《天行者》這一曲“英雄贊歌”難以深挖存在于民辦教師性格與靈魂中豐富的多樣性，尤其深掩在靈魂深處的某些復雜的東西，如艱難環境與殘酷競爭中的人性陰暗面，自私、貪婪、齷齪等。

在對民辦教師之所以當“民辦教師”的深層原因，如家庭窘境、個人性格與能力等無奈方面，小說并未做更深入描繪。而在老師、學生與學生家長這一“三角關系”的表現上同樣乏善可陳：現實中老師與學生、老師與學生家長、學生及其家長之間的普遍存在的矛盾沖突，基本避而不見。是作者力有不逮，還是不愿為之?

一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范疇里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典型化”與“標簽化”為其重要特征一般，對“民辦教師”的過分推崇而掩蓋、回避其缺點，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天行者》對人性深層探索、拷問的缺失，作家將筆墨集中于寫民辦教師的現實“困境”及擺脫困境的掙扎上，因此忽略了對意蘊豐厚的教育“理想”及其堅守的關注，在這一方面，現代作家葉圣陶寫于1920年代的長篇小說《倪煥之》就做得更好。

另一方面，《天行者》那個虛幻的、庸俗的“大團圓”結局，迎合了部分人的偏好，弱化了現實描摹與批判的力量與深度，也使得小說的現實主義風格不可避免地打了折扣，受到嚴重的削弱。

上述“歷史使命”，于是成了小說“不能承載之輕”，以致超出了作家所能掌控的范疇，作為一種“歷史”題材的寫作，與前輩作家如沈從文相比，缺乏一種書寫人情、人事，寫歷史時的“從容”、平靜，無論是《邊城》、《長河》還是《湘行散記》，那些靜靜流淌、亙古不息的河流，與河岸邊隨四季更替的平靜“人事”，構筑了一個充滿魅力的文學世界。

鄉村教育的困境與出路范文第5篇

關鍵詞：當代鄉土小說 現代性 模式化 困境 出路

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大國，廣大的鄉土是鄉土文化得以沉淀的家園，而鄉土小說則是反映中國鄉土文化的靈魂所在。研究當代鄉土小說的出路，首先要從現代鄉土小說的興盛談起。

自從魯迅提出鄉土文學這一概念之后，中國現代文壇涌現了大量的鄉土小說作品。當時的傳播途徑還比較單一，人們主要是靠雜志、報刊等一些印刷媒介。但雖然是單一的印刷傳播，卻沒有影響現代鄉土小說的傳播，反而讓中國現代文壇呈現了生命力，使文學的社會價值發揮到了極致。憑借了印刷文化，大部分知識分子敢于發出自己真實的聲音，能夠發表自己的心聲，擁有自己獨立的思考，從而啟蒙了無數的中國人。

現代鄉土小說，出現了魯迅和沈從文這兩個“標桿”：魯迅思考國民性，冷酷地揭示我們國民身上的弱點，刺痛國人麻木的神經；沈從文則挖掘著鄉村的溫存，用“善”與“美”去介入現實，救贖國人千瘡百孔的心靈。魯迅和沈從文是現代鄉土小說的兩座高峰，圍繞在他們周圍的還有小山峰，比如王魯彥、蕭紅、臺靜農、廢名等，讓現代鄉土小說呈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各具形態，用獨立的發聲，刺激讀者的神經，建筑了現代鄉土小說繁榮的精神家園。

現代“鄉土小說”，作家的寫作對象是生活在中國社會底層的鄉村農民，他們作為知識分子，站在較高的角度去審視和思考鄉下人的生存狀態，繼而通過印刷文化的傳播，把思考的結晶公之于眾。這是一個精英文化的時代，每一個知識分子獨立的思考，都能夠在讀者中得到相應的回聲。社會的反響是熱烈的，在讀者身上造成的反思也是劇烈的。至少，中國的啟蒙文化，是從魯迅的鄉土小說發端，在一批的鄉土作家的努力之下，達到。

現代文壇的鄉土小說家，開創了鄉土小說的廣闊園地，并創作了許多原生態的作品，散發著原始而純正的氣息。雖然作品的質量高低不齊，但他們敢于思考，發出個性化的聲音，寫出創造性的作品，這是現代文壇難能可貴的精神。這也是現代鄉土小說能夠影響當時的讀者，最重要的根源。傳播途徑的單一非但沒有影響現代文學的發展，反而在讀者群里面激發了各種各樣的思維風暴。鄉土小說作為思維風暴中的一股浪潮，也體現出了國民審視民族問題、審視鄉土家園的現狀和出路的心態。

魯迅的鄉土小說寫作體現了現代性精神靈魂中的啟蒙和理性，他筆下的鄉土能夠真實地反映中國當時艱難的社會歷程和中華民族的愚昧落后的精神面貌。這也是魯迅的鄉土小說成為經典之作的原因。具有現代性的思想高度，才能讓鄉土小說真實地觀照和促進社會的現代化進程。

在信息相對閉塞和落后的現代，現代鄉土小說能夠在讀者群里邊，站穩腳跟，不斷蔓延。然而，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鄉土小說卻被淹沒在了大眾文化的浪潮里面，難以發聲。隨著城市化的擴張，具有鄉土氣息的空間正在急劇縮小，眼看還有瀕臨滅亡的危險。沒有了精神賴以生存的土地，沒有逃避世俗的藏身之地，文人的精神找不到棲息地。浮躁的中國，更難孕育出純正的鄉土作品。這是當代文壇的一大悲哀。究其根源，乃是缺乏理性和啟蒙精神。

當代中國社會已經朝著現代化的目標邁進，但是，國人的思想并沒有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思想的滯后，導致作品質量普遍不高。華美的包裝下，書籍的精神很貧瘠。能夠真實反映現代化轉型期，中華民族心理歷程的鄉土小說更是少見。

當代的“鄉土小說”，也出現了賈平凹、劉慶邦、陳應松、王祥夫等優秀的作家，作品的數量頗豐。但是讀起來，卻容易引起審美疲勞。他們的筆下裸地呈現了中國鄉土的墮落與道德的淪陷，人性變成了冰冷的寫作武器。對于當下鄉土苦難的真實描寫，的確體現了作家的悲憫情懷和良心，但是，他們的作品缺乏理性的思考，并沒有體現文學作品應該高于生活的秉性。他們進入一個圈套，就是把鄉村的苦難作為敘事的焦點，讀者越讀就越覺得中國鄉村沒有希望，越讀就越絕望。因為，在他們的作品里面，看不到希望，也看不到出路。作家自身并沒有找出遠離苦難的途徑，因此，他們也只能迷失在自己筆下的苦難里邊。

當代鄉土作家筆下的“苦難”，源于現代性轉型期，城市文明對鄉村文明產生的沖擊。鄉村的逐漸消失，農村人民的生存焦慮，價值淪陷都成了作家筆下的創作素材。但因為作家自身也沒有建立理性的價值坐標系，所以不能冷靜地思考當下鄉土的現實，更不能引領讀者進行深層次的思考。有些作者甚至在精神層面，表現了不同程度的倒退和扭曲。

當下的“鄉土小說”，既沒有魯迅“故鄉”中的思想高度，也沒有沈從文“邊城”真善美的精神風度，有的只是一個又一個讓人看不到希望和未來的苦難故事。一開始，還會跟著作者去體悟鄉村的苦難，看多了之后，就只會跟著作者一起變得麻木，找不到方向。當代中國農民的生活狀況，就真的像作家所寫，如此不堪入目嗎？中國農民的幸福，難道就真的無跡可尋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