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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 傳統商業標記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傳統商業標記介紹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文明在千百萬年發展進程中積累形成的珍貴資源,它無形但卻勝似有形,是人類的無價財富。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的定義,“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體系和技能及其相關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而商業標記是指在工商業領域中的具有表示商品來源、質量功能的標記,諸如商標、商號、地理標志、國原產地名稱、質量標記等。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的第二條第八款中規定:商品商標、服務商標、商號、及其他商業標記有關的權利應納入知識產權范疇。公約中規定“不得作任何保留”。中國作為此公約的成員國已經接受了上述的規定。也就是說,如果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一定的商業價值,并且在其傳承的過程中產生了相應了傳統的商業標記,則其這種傳統商業標記應該享有知識產權并受到國家法律法規的保護。那么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對于此種情形的保護又是怎樣的?
二、我國對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商業標記的保護現狀
我國的傳統商業標記主要是一些名稱、符號、標志。這些傳統商業標記具有一定的獨特性和顯著性,并且有比較強的可識別特性,基本上符合商標權法律制度的保護條件。因此,我國通常是通過商標權法律制度。盡管我國現行商標法及相關法律規范中并沒有明確規定對傳統商業標記的保護問題,但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規定:“對體現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具有歷史、文學、科學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采取傳承、傳播等措施予以保護。”①并且在實踐中,我國早己存在將傳統商業標記納入商標法保護的做法。例如:景德鎮陶瓷協會為具有景德鎮特色的日用瓷、陳設藝術瓷等新產品注冊了“景德鎮”陶瓷證明商標。北京“同仁堂”也被列入了2006年國務院公布的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以上事例說明,我國在實踐中已經通過商標權法律制度對傳統的商業標記給予政策性的保護。
三、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商業標記保護中存在不足的分析
雖然商標權制度和一些法律法規對于保護傳統商業標記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有著它的特殊性,在具體保護中仍然存在較多缺陷,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受保護的利益主體不明確。
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社會長期發展進步中逐步形成,在后輩不斷改進傳承至今的,所以其受益的主體在很多情況下是不明確的,具有顯著的不唯一性和群體性,在法律和制度的層次上很難判定究竟該保護誰的利益。因此,造成了傳統商業標記在受法律法規保護時有很多的不確定性,不利于對其的保護。
(二)相應的權利使用不明確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統商標則與普通商標存在很大的差異。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群體性和地域性特征,由于主體不夠明確,其使用權、許可權、轉讓權等權力的行使會相對困難,傳統商標在轉讓或授權許可的過程中不能夠保證品質,反而不利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因此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統商業標記而言,其可使用的權利是亟待國家法律法規明確的。
四、如何解決現在保護措施中的不足
針對現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的傳統商業標記的保護中存在的問題,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加以改善:
(一)區分受益主體的不同情況,確定傳統商業標記的注冊人。
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中,確定收益主非常重要,傳統商業標記也是如此。若其主體明確,則可直接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標局提出商標注冊申請,一旦得到確認,在國家法律層面上這種傳統的商標就有了國家強制力的保護;若其主體不明確,這種情況比較復雜,但是可以用地理標志制度為準來解決受益主體問題,從而確定商標的注冊人,原因是地理標志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地理標志是指“標示某種商品來源于某地區,該商品的特定質量、信譽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該地區的自然因素或人文因素決定的標志。”②以地理標志制度為準解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統商業標志問題主要利用集體商標和證明商標。集體商標是指“以團體、協會或其他組織名義注冊,供該組織成員在商事活動,中使用,以表明使用者在組織中成員資格的標志。”③證明商標是指“對某種商品或者服務具有監督能力的組織所控制,而由該組織以外的單位或者個人使用于其商品或者服務,用以證明該商品或者服務的原產地、原料、制造方法、質量或者其他特定品質的標志。”④從定義和相關規定來看,用證明商標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統商業標記,不僅能夠表明此傳統商業標記代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來源和其特定的品質功能,也可以保證非物質文化遺產在被商業化的使用的同時時其實質內涵不會被扭曲,其形象不會被破壞。“用集體商標和證明商標來保護傳統商業標記同樣可以保持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性,并可以起到鼓勵將非物質文化遺產投入商業用途使用相應傳統商業標記的企業積極參與、發展社會經濟的作用。”⑤
(二)用國家法律法規為后盾,明確細化傳統商業標記使用中的權利
對于一個商標來說其權利不外乎使用權、標識權、許可權和轉讓權。因此明確傳統商業標記的權利主要應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
1.確定相應傳統商業標記的使用權和標識權。
由于傳統商業標記通常是利用集體商標和證明商標來實現對其的保護的。對于證明商標,有權使用該商標的是經商標注冊人也就是所有權者的同意或認證后,并且符合一定條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權利人。注冊人可能其并不享有使用權,只享有商標所有權和管理權。而對于集體商標來說,有權使用商標的是該注冊集體的內部成員,并且還必須遵守一定的商標使用的要求。
對于標識權來說,注冊傳統商標的區域內符合申請注冊時所明確要求的任何單位、企業和個人都有權力在其生產的商品上,或在其提供的相應服務時標識集體商標或證明商標。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集體商標和證明商標的作用只是標識了與特定內容的聯系,起不到區分不同單位、企業和個人生產的商品或提供服務之間的差別,因此不同的個體在標注相應的集體商標或者證明商標的同時必須要標注上自己單獨的注冊商標,以示區別。
2.明確傳統商業標記的許可權和轉讓權。
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群體性和地域性,并且種類之間的差異甚大。對于一些地域性、群體性非常明顯傳統商業標記而言,其許可權和轉讓權是需要謹慎行使的,像江蘇無錫宜興市的宜興紫砂陶制品,其制作原材料是宜興獨有的一種澄泥,若授權許可或者轉讓給其他地區生產,則會大大降低紫砂陶器的品質,徹底毀壞了紫砂陶藝的口碑。
而那些沒有很強地域性和群體性特征的傳統商業標記則可以跟普通的商業標記一樣進行轉讓或者許可使用。但是如果獲得使用權的單位、企業和個人在使用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統商業標記時,不論出于何種原因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形象、品質、口碑等造成了不良的影響,應在法律的框架內,通過適當的法律程序,剝奪其使用該傳統商業標記的使用權。達到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傳統商業標記的目的。
注釋:
①《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一章 第三條。
②《商標法》,第十六條第三款。
【關鍵詞】新建;傳統商業街;文化意境
一、商業街文化屬性的概念
商業街作為現代城市的“名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這座城市的文化底蘊、地域特色和精神面貌等。傳統的商業街文化主要由獨特的建筑文化、豐富的人文景觀、珍貴的歷史遺存和極具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等構成,這些傳統文化從細處提升了商業街的品位和形象,使商業街散發出無窮的魅力。同時也吸引著更多消費者的聚集,從而影響著他們的感知和惠顧行為。
二、新建傳統風貌商業街的文化表現方式
1 建筑文化是商業街文化的重要載體
商業街中最顯著的標志就是傳統建筑,這些建筑由不同時期沉積而來,凝聚了世代商業文化的精華,它不僅體現各個時代的建筑藝術,更真實地再現了當地的民間生活。是傳統商業街文化最重要的載體之一,享有“凝固的文化”的美譽。因此,作為聚集商業活動的傳統商業街,也成為了不同時代建筑的集中地,這些獨特的商業街建筑文化,生動地體現了豐富燦爛的歷史文化背景,隨著商業街文化的發展,這些傳統建筑也逐漸作為歷史文化遺產被人們重視和利用起來。消費者在商業街購物的同時還能感受到傳統建筑藝術的無窮魅力。
2文化景觀增強了商業街集客能力
傳統建筑為傳統商業街打上了歷史文化的烙印,而門樓、牌坊、楹聯和街燈等建筑小品,建筑風格等則構成了傳統商業街的文化景觀,成為了商業街集客能力的一個主要因素。目前,有學者對世界一流商業街進行測評,結果顯示文化景觀能綜合地反應出商業街對消費者的吸引力,是商業街集客能力的重要指標。商業街的文化景觀除了保留的傳統建筑外,還主要有獨特的建筑風格、附屬型建筑和建筑小品和標識等。這些人文景觀不僅增加了商業街魅力度,而且能夠影響著消費者對商業街的印象,激發他們更深的感知和興趣。如佛教建筑物、塔形建筑物、寺院、廟宇、鐘、亭臺等反應了當時的宗教和文化信仰;樓閣、井、特色街巷、鄉土建筑等不僅能反映出特定時期的時代風貌,還能用作開發特定的商業服務,經營專門的特色商品;指示牌、牌坊、雕塑、戲臺、花臺、燈具、闕、榭、廊、表、舫、涼亭、影壁與祭祀標記等,這些用作紀念、裝飾、美化環境和配置主體建筑的標識物,不僅呈現了商業街的文化內涵,同時也提升的商業街的趣味性,吸引更多消費者前來體驗。
3 歷史文化是商業街最珍貴的財富
將歷史文化融入到商業街文化中去,使時尚的商業文化更具有本土特色和歷史氣息,從而提升商業街的文化魅力。有學者從文化生態學的角度出發,研究了歷史文化對傳統商業街發展的影響,指出忽略歷史文化內涵是有害無益的,在商業街的發展中一定要重視城市的傳統歷史文化,并認真探究其內涵。歷史文化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寶貴財富,在當代,加以合理的利用和開發,同樣能夠為城市發展帶來更多的財富。開發商業街的歷史文化特色,就是在引入當代時尚元素的同時,積極的融合歷史元素和本土特色。例如,歷史故事、英雄人物和地點與商業購物、娛樂、餐飲、旅游的創意結合,使當地城市商業街既具時尚風采,又體現歷史文化。
4 民俗文化是商業街重要的文化背景
民俗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是一種依附于人民的生活、情感與信仰而產生的文化,同時又在人民的這些行為中得以傳承。它源于生活又在生活中演變,具有鮮明的傳承性和變異性的特點。在商業街系統中,與傳統文化屬性相關的分別是建筑空間系統和環境文脈系統,而環境文脈系統就是指傳統的民俗文化內容。主要體現在民俗飲食(日常食俗、待客食俗、節日食俗、祭祀食俗、特殊食俗),民俗服飾(衣著、裝飾物),節日民俗(餃子、鞭炮、門神、年畫、廟會、舞獅),民間禮儀(禮節、婚嫁、喪葬、祭祀),民俗工藝(中國結、剪紙、風箏、織繡、泥人、面塑),民間藝術(舞蹈、音樂、繪畫、戲曲)等。民俗文化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逐步形成的,在商業街文化中主要是對老字號、商業制度、商業道德和商業精神的傳承,這些原汁原味的市井風情真切地展現了商業街的文化背景。
三、新建傳統風貌商業街的典型——西安古城區商業街案例分析
在現代,商業街文化和城市文化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只有準確的把握和體現城市的文化背景,有效地吸收城市文化的積極因素,才能實現商業街的成功建設和發展;另一方面,商業街的建設,在展現城市文化背景的同時,也有效地解決了城市發展中所面臨的文化困境難題。
我國西安古城區商業街的發展就是較成功的案例,西安古城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都有著不可估量的社會經濟價值,尤其是具有隋唐歷史、關中民俗等特征的城市文化,是一筆寶貴的歷史財富。在今天的老城改造中,能夠將這一歷史特征與商業街建設相融合,利用城市建設真實地記錄歷史,同時也傳承著今天的城市文明,從而形成歷史文化濃厚的商業街。
1 商業街的空間文化形態
一個城市沉淀了深厚的歷史,又結合了歷史文化與現代化生活,那么其商業的發展必然是生機勃勃的。古城商業街的改造要充分遵從保護和延續傳統的空間格局的原則,為了體現對古城區這一原則的尊重,在城市的街道形態和尺度設計上,要充分地考慮文化要素。空間形態宜人尺度的重要量度是街道高寬比H/D值(D代表空間寬度,H代表周邊建筑物高度)。當H/D達到1: 1時的街道空間形態為平衡態。
不同的地域情況和歷史文化背景對傳統街區尺度也有著不同的影響。西安市氣候溫和,地勢平坦,城市的主干道通常采用寬度較大的平直線型。西大街改造過程中,在既能滿足現代交通需要,又能體現歷史背景的前提下,相應地加大了其寬度,從而更生動地展現了唐長安城嚴整的空間格局,使人更能夠感受到“坦蕩蕩乎,大道通天”的氣勢。而在設計改造書院門商業街時,則以保護為主的原則,除了較大的改動了寶慶寺塔的周邊,其它地區嚴格地限制了沿街建筑的高度,始終保持傳統的街道的H/D為1:1-1:1.2。西安古城這種傳統的街道比例和尺度都是由歷史的沉淀和積累而成的,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所以在設計改造時必須以保護空間格局為基礎。
2商業街的建筑文化形態。
建筑是展現街區風貌的最直接方式,是歷史街區里的一種物質元素。隨著近年來經濟的快速發展,傳統的古城形式與現代的社會生活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劇增,加上一些單位保護意識淡薄,使古城區內宜人的空間格局和高大的古城墻輪廓線都遭到新建筑發展的破壞。由于西安古城歷經了悠久的歷史,在古城區內的建筑都有著各個時期的鮮明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建設與保護的難度。例如,騾馬市商業街有著強烈的時代特征,主要體現的是現代建筑風格,相應的傳統文化特點就不夠明顯。古城區的商業建筑呈現的是明清風格,因此,要注重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對各種建筑的高度管理要符合相應的限高規定。西大街的建筑形式是以唐風為主,仿古建筑的修建需要建立在延續歷史文脈的基礎上,屋檐的造型、建筑色彩等方面都必須能夠詮釋歷史文化的內涵。建筑沿街而立展現了歷史的協調統一性和延續性,賭石色是漢唐建筑木作色彩的主色,表達了我們對莊嚴、典雅的城市傳統的尊重,而土黃色則是西安人歷來尊崇的顏色。所以古城商業街建筑的創造,必須要注重體現歷史文化的脈絡。
結語
利用歷史商業地段的優勢從事商業街建設有著事半功倍的效果,歷史文化是商業地段無形的廣告宣傳。所以,在傳統歷史文化街區建設中,不應只注重修繕城市的外在形式而更要挖掘其豐厚的文化內涵,使城市的歷史文化傳統、地域風情在商業街建設中煥發出新的活力。
參考文獻:
[1]曾雅婷,楊赫.將北院門改造為商業步行街的可行性探討[J].長安大學學報(建筑與環境科學版),2010 21(4).
關鍵詞:傳統文化元素;動漫產業;開發與商業應用;產業品牌竟爭力;對策
檢索:artdesign
中圖分類號:Jo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2832(2016)05-0101-03
傳統文化元素是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其在動漫產業內容開發及商業應用的重構可以在新科技時代全球化語境下更好弘揚中國文化的魅力,彰顯中華文明的特質。目前,對于提出結合傳統文化元素提升福建動漫產業本土化水平的有效策略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本研究將在借鑒國內外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結合傳統文化元素提升福建動漫產業本土化水平的有效策略,實現福建傳統文化元素與動漫產業發展的合理融合。
一、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在國際動漫產業中的開發與商業應用
美國和日本仍是當今世界兩大動畫產業強國,雖然它們在原創、技術、風格等方面存在差異,但其品牌和產品在不乏個性的同時皆具有國際化語言和市場。特別是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在這些國家動漫產業中的開發與商業應用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充分說明傳統文化元素在商業應用中具有相當大的可行性。
(一)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在美國動漫產業中的開發與商業應用
美國本來就是一個具有多元文化的國家,再加上所推行的全球化戰略和對中國市場的日益重視,其動畫題材必然會呈現出多元文化的特點,近年來中國元素更是受到了美國動漫產業青睞。例如,美國夢工廠2008年傾力推出的動畫電影《功夫熊貓》,自上映以來便迅速風靡全球。整部影片制作歷時近5年之久,從人物塑造到場景設計,從風格設定到細節設置,每個畫面都充滿了極具東方藝術的魅力與意境。成為傳播中國文化和元素的使者,在世界各國引起了強烈反響。在商業上,同樣也創造了巨大的成功,當年就在全球收獲了6.319美元的票房成績。
(二)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在日本動漫產業中的開發與商業應用
日本動畫有大量取材于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的作品,如《三國志》《西游記》《龍珠》《封神演義》《中華小當家》《棋魂》等。因為日本人有著特殊的“三國”情結,據不完全統計,日本各類關于《三國演義》的ACG產品超過了三位數。例如,日本早年流行的動畫《三國志》,這部動畫總共由《英雄的黎明》《燃燒的長江》和《遙遠的大地》三部分組成,東映動畫公司從1987年開始繪制這部漫畫,在1991年制作完成,一共耗時4年。這部動漫影視作品為了營造出中國風格,創作公司幾次來中國采風考察,在配樂設計方面也專門找到中國民族音樂家來演奏古箏等相關樂器,讓整部作品特色明顯。
(三)傳統文化元素在中國動漫產業中的開發與商業應用
2015年,動畫電影《西游記之大圣歸來》的成功,扭轉了中國動漫產業產品開發的窘境。這部改編和演繹中國古典名著《西游記》的3D動畫電影,把家喻戶曉的神話題材,拍出了具有溫暖真情的俠義情懷。影片在2015年7月10日以2D、3D和中國巨幕的形式在國內公映,即以優秀的口碑引發全國觀眾的認可。經過統計,該片最終票房鎖定在9.56億,成為國內動畫電影的票房第一,高出第二名《功夫熊貓2》三億多票房。《人民日報》認為該片是中國動畫電影十年來少有的現象級作品。該片上映同年獲得第30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美術片獎和第12屆中國動漫金龍獎最佳動畫長片金獎。猴哥,這個中國傳統文化元素中的神話人物,為中國動漫產業再次創造奇跡,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二、傳統文化元素在福建動漫產業本土化中的發展現狀
根據福建省動漫游戲行業協會的《2015年福建省動漫游戲產業發展報告》顯示,“2015年福建省動漫游戲總收入達到210億元,年增長23%。其中,咪咕動漫等5家單位收入超過10億元,廈門飛魚科技等20余家企業年收入超過億元。2015年我福建省共完成并獲準發行電視動畫片25部10168分鐘,相比2014年分別下降26%和31%;通過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備案動畫電影6部,比2014年翻了一番;全省從事動漫游戲相關業務的企業超過500家,從業人員超過3萬多人。”福建省動漫產業在質量和效益方面得益于轉型升級所帶來的提升,保持了平穩的發展勢頭,在此基礎上將傳統文化元素融入福建省動漫產業的本土化中去,形成獨有的文化品牌,可以讓動漫產品得到更加充分的商業-開發,創造更多的價值。
農歷三月三又稱“三月三歌節”或“三月歌圩”,是壯族傳統歌節。關于歌圩的來歷,壯族民間有許多優美動人的傳說。其中關于劉三姐的傳說流傳的最為普遍,也深入人心,因此在廣西每年的三月三活動中都有歌唱劉三姐的內容。隨著時代的變化,三月三這個傳統民俗活動的形式及內容都有了諸多變化。
一、南寧市“三月三”歌節的形成與演變
廣西素有“歌海”之譽,每逢節日及重大節慶活動都以唱山歌的方式互相交流,傳情達意。為把民歌發揚光大,從1993年起廣西由政府主導開始在每年農歷三月初三舉辦民歌節。為了把民歌節辦得更具特色,從1999年起廣西區人民政府決定把“廣西國際民歌節”更名為“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并定于每年的11月在南寧舉行。
二、南寧民歌節對周邊地區的影響――以武鳴縣為例
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的宗旨是繼承和弘揚壯族人民的文化藝術,加強與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發展。歷屆藝術節舉辦以來影響力不斷擴大。就近來講,受影響最大的便是南寧市武鳴縣。武鳴地處廣西中南部,史有“首善之縣”的稱謂,是壯族文明的發祥地之一。為響應傳揚民族文化的號召,打響文化名片,武鳴縣也辦起了“三月三”,并將其打造成一個歌圩文化品牌。2003年,武鳴縣正式將“歌節”復名為“歌圩”。每到農歷三月初三,整個武鳴便歌聲四起,熱鬧非凡,久久不息。在推出富有壯鄉特色的活動項目的同時,該縣也將招商推介會、房地產展銷會等經貿活動融入“三月三”歌圩整體活動中,使歌圩呈現出“表演活動萬人空巷,經貿活動盛況空前”的場面,被武鳴人民稱為另一個春節。
2016年的4月9日,武鳴縣城再次沸騰。數十萬人從四面八方匯集到這里,趕赴一年一度的三月三歌圩盛會。諸多豐富的民族文化活動確實讓到訪的游客很飽眼福。據相關人士稱,本屆歌圩為突出“美麗壯鄉?踏歌追夢”的主題,不僅增加了濃郁的時代氣息,而且注重突出民族文化。其中眾多文藝項目的主角都是來自于當地群眾、學生等。雖然參與者依然是當地人民,但是筆者認為這樣的歌圩主題過于時代化、政治化和商業化。
三、對民俗文化商業化現象的幾點疑問
筆者有幸目睹了武鳴三月三其中一部分現場,的確熱鬧非凡。但也看到了熱鬧背后一些已經變的畸形的風俗和傳統。首先,被政府主導的傳統盛會基本走了形式化的老路。那些原本應該在田間地頭、閑散時候自由演唱、自由組織的活動被安排的井井有條,似乎很有章法,但真的就沒有失真失純的嫌疑嗎?其次,僅僅一個兩小時的開幕式上領導們的講話就超過了一個小時,緊接著就是政治性舞臺化的歌舞表演。真正可以代表民族特色的卻無端成了陪襯,誰又能預料到這樣的狀況會對真正的民族文化造成什么樣的影響。對于一個非常傳統的民俗盛會,這樣的現象難道不該被重視而去改變嗎?另外,我感受到的所謂的民族美食盛宴,也已被商業化侵蝕殆盡。不管是不是當地特色食物,反正一股腦的都擺在了臨時搭建的美食一條街。至少對身在現場的筆者來說,沒有感受到一點民族特色。反而滿街的煙氣、雜亂的吵鬧聲、被調到最大分貝的DJ音樂讓人只想盡快逃離。這樣的狀況下如何讓八方來客去感受三月三民俗活動的真正意義?而饑餓難耐去吃的一餐飯更是加深了筆者的疑慮,比平時昂貴不少的價格、比平時更少的分量、比平時更沒有耐心的服務態度讓我對這次三月三充滿了失望。說好的淳樸的民風到那里去了,為什么到處都充斥著趁此機會大賺一筆的心態?也許我遇到的僅僅是個例,但是滿街的叫賣聲,隨處可見的生意人等與三月三無關的現象難道不是商業化對傳統文化最直接的影響嗎?
四、筆者的幾點建議
商I化在提高人們生活水平的同時也侵蝕了人們原本純粹的心態,間接的影響了由人們所創造的傳統文化。筆者并不是反對商業化,而是希望民俗活動能以保護和發揚當地傳統文化為主題。首先,不管是政府相關文化部門還是當地民俗參與者都應該樹立正確的民俗文化保護意識。相關部門應該牽頭提倡對三月三民俗活動環境原本狀態的保護并以此為前提建立規范的民俗文化保障體系,同時應該加強對媒體宣傳過程的管理,避免對民俗文化的宣傳被商業化等不良因素侵蝕。其次,相關部門應該增強責任意識,加大對三月三民俗根系文化的挖掘整理力度。從源頭了解三月三民俗文化的真正內涵,使這一民俗的延續傳承能最大限度的貼近自然。民俗活動的主體是“人”,但是往往也最容易被忽略,因此在民俗活動的保護工作中必須加強對民間藝人的保護。這便需要建立并完善傳承人保護機制,發掘和培養更多的民俗文化傳承人。其一,當地政府和民間組織應該保護好壯族三月三民俗文化的相關資源。其二,在完善民俗傳承人保護機制的基礎上,應該更多地發掘、培養新的民俗傳承人,使文化傳承“活態化”。在現代化條件下傳統文化已經不可避免的與當地經濟掛鉤,因此,民俗文化與其他產業結合發展的現狀也應該納入相關部門的管理范圍。比如旅游業、餐飲業、農業等與三月三民俗的結合,如果政府能適度干預、合理規劃,就會使當地經濟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促進民俗文化的發展傳播。
作為最有廣西特色的民俗文化,“三月三”的文化價值顯而易見。因此,三月三民俗理應被關注和重視。對它的保護和傳承措施也應當更加合理完善,我們期待它能在人們的保護、傳承下流傳的更加久遠。
【參考文獻】
關鍵詞:原真性保護 商業化 土家織錦
土家織錦在土家族的日常生產生活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承載著土家族上千年的文化傳統與文化記憶。隨著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和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傳統文化在面對現代科技的進攻時是一潰千里。土家織錦作為土家族非物質文化的代表,在當下生活中也面臨著這樣的尷尬處境。因此,在原真性保護被大力提倡的當下,土家織錦是否能做到原真性的保護,是一個值得深思和探討的問題。
一、文化遺產的原真性與當代困境
“原真性”是英文“authenticity”的譯名,它的本義是表示真的、而非假的,原本的、而非復制的,忠實的、而非虛偽的,神圣的、而非褻瀆的。“authenticity”作為一個術語,所涉及的對象不僅是有關文物等歷史遺產,更擴展到自然與人工環境、藝術與創作、宗教與傳說等。[1]然而在目前法律文件對“原真性”的釋義中,對材料、形式、技術和本土的位置與環境的要求更多是從客體的角度去闡釋其意義,這對于單純的、靜態的保護來說已經足夠,它使人對這種即將死去的藝術或者技藝起到一種觀摩效應,但是這不利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承傳與可持續發展,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很多文化樣式。
當下土家織錦保護中所面臨的困境是,傳統手工技藝無法與現代技術抗衡,實用性價值在日常生活中逐漸淡化,實用性市場慢慢萎縮。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直接受打擊的是生產織錦的手工技藝者,土家織錦的傳承鏈出現了問題。其主要原因是:一,這種以手工作業為基礎的傳統文明不可能形成大規模的生產。土家織錦的材料、質地、技術、花色、圖案和用途決定了它不可能像布匹一樣,可以由手工作坊向機器化工業化生產。二,消費觀念的變化和人們對傳統工藝的漠視。三,保護中對織錦藝人生存狀況關注的缺乏,使土家族新一代不愿意繼承這種沒有“前途”的事業。土家織錦不再是湘西北土家族聚居地人民維生的一種基本技能和手段,這項優秀的民族技藝傳承面臨斷裂。
據了解,以前土家織錦主要分布地是湘西北、鄂西南、黔東南和重慶,但是現在會織和在織的人主要集中在湘西北的龍山縣洗車河、撈車河流域一帶。根據吉首大學文學院考察隊2006年7月24至8月7日的下鄉調查所寫的《撈車河村土家織錦現狀調查表》中表明:撈車河村共183戶、總人口948人,無人在織、無人會織的有49戶;會織人數是151人(其中包括11個外嫁女子),而其中打工人數有90人,真正會織在織的人數僅僅13人;而且在會織的人中,年齡段主要集中在35歲以上;在年輕一代中會織的人已經很少,對花色種類的掌握比較全面的人就更加是鳳毛麟角。[2]所以,在傳承鏈上土家織錦面臨青黃不接、后繼無人的局面。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有識之士紛紛呼吁保護這一民間工藝,湘西旅游的得天獨厚為土家織錦提供了一線生機。但
是處在商業狹縫中的土家織錦又面臨著商業化的危險,從而導致其原真性的喪失。
二、商業化介入與原真性的可能
在以往的觀點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商業化操作必然會導致傳統文化內涵的喪失。MacDonald(1997)認為:“發展遺產旅游導致的社區商業化是一種表面的商業化進程,對于遺產原真性具有明顯的損害作用。”[3]這也是中國現在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所面臨的現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商品化的確導致了對傳統文化的某些侵蝕與破壞。
就土家織錦而言,確立為保護對象正是在于傳統的魅力,而這種傳統的喪失必然會導致織錦原真性意韻的喪失。而現在土家織錦現在正處于一個轉型時期:一是織錦材料由傳統的土絲、土棉到膨體紗的變化;二是傳統圖案與現代圖案并存;三是制作者與設計者分離;四是織錦的用途和品種的變化;五是生產規模和生產形式發生變化(這一點筆者覺得還有待分析);六是產品的生產地發生變化。[4]這些轉型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背離了原真性的實質,而這種背離的主要因素還在于商品市場因素的破壞,畢竟遵循價值規律是商品的第一要素。某些刻意迎合消費者的消費心理的趨向,必然會導致土家織錦原真性原則的扭曲。
商業化的運作模式雖然不可能完全以土家織錦的“原真性”為準則,但商業性對原真性自有它的理解與闡釋,這就是:對土家織錦的營銷中詮釋者和接受者(消費者)是否共同構成一個對土家織錦原真性的和諧的理解。做為原真性本身而言,“原真性本身不是遺產的價值,而對文化遺產的理解取決于有關信息來源是否真實有效。由于世界文化和文化遺產的多樣性,將文化遺產價值和原真性的評價,置于固定的標準中是不可能的”。[5]所以,從商品傳播而言,對接受者來說,原真性不是一個絕對的客觀的東西。后結構主義者則更加激進地認為:“不存在絕對的真實,在遺產旅游中,標榜的和消費的體驗僅僅包括規劃者、企業家、市場營銷機構、導游等對于過去的局部的選擇性的闡釋。”[6]雖然這里是從消費旅游來解釋的,但我們可認為原真性不再是一個絕對的概念,而是一個可以因人而異的社會結構。
因此,商業化并不是導致土家織錦“原真性”變質的根本原因,而且土家織錦能被作為旅游品賣出去,正是基于消費者對“原真性”的韻味的接受,只不過這種接受是個人的。作為非物質文化的保護對象的土家織錦能作為商品,實用價值已經不是主要因素,審美價值正成為主體追求,而這審美的源泉正是來自土家織錦的原真的、質樸的藝術特色。
我們因此不必擔心商品化會導致織錦的原真性的喪失,相反,它能給予這種已經死去的東西藝術的活力。MacDonald也說:“這種商業化進程也可能給當地文化增加新的力量和合法性。不能僅僅把遺產旅游視為社區以外施行的東西,它也可以對發展當地文化起到積極的作用,它能加強文化自豪感,這能深化而不是淡化傳統文化。”[7]而且,在當前保護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只有這樣,土家文化面臨的傳承困境才有可能解決,因為土家織錦能作為一種紡織者謀生的技藝和觀賞者眼中的“懷舊”的藝術而存在下來。
三、原真性保護中的“變”與“不變”
綜觀土家織錦的發展史,土家織錦從來沒有停止過求變和求新。土家族的文化精神就是吐故納新,極具開放性、包容性,土家族與苗族同處湘西,而土家族是漢化的最早也最有生命力的,單從這點就可以看出土家族文化精神的外傾性,所以作為土家文化代表的土家織錦更是一個土家族敢于接納和創新的文化象征。
土家織錦對外來文化吸收與接納從土家織錦的發展脈絡就可以看出。如果按照土家織錦的藝術風格來劃分,我們可以參照田少煦的說法:一類是清代“改土歸流”以前原始古樸的傳統紋樣,這種紋樣大多有土家語的名稱,占土家織錦紋樣的大部分;另一類是“改土歸流”以后的衍生紋樣,它們明顯受到漢文字和吉祥紋樣的影響。[8]“改土歸流”對土家織錦的影響不僅僅只是一個政治符號,在民族融合的同時,漢文化對土家文化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土家織錦的“老鼠嫁女”、“福、祿、壽、禧”、“鳳穿牡丹”字圖文都生動地記敘了土家族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吸收。也正是對漢文化的吸收和接納,我們今天所見的土家織錦才如此絢麗多彩。總之,“變”是土家織錦的血液,是求新求發展的契機。
當然,還是有人會固執地堅持固守傳統與原生態。我們必須承認任何所謂的“傳統”和“原生態”相對于事物本身的初創期都是“非傳統”、“非原生態”的,已經獲得傳統的“老鼠嫁女”和“福、祿、壽、禧”、“鳳穿牡丹”當初肯定是“非傳統”、“非原生態”的,只是在時間的緯度中由于新的發展獲得的懷舊與傳統的標志,其實它的真實身份應是次生形態。所以,我們不可以說,傳統的、原生態的才是原真的和要保護的;而“非傳統”、“非原生態”的新生形態就是虛假的和應被摒棄的,新生形態的存在會損害這種狹隘而悲觀的“原真性”。
因此,土家織錦的“原真性”表現在三方面:一是客觀的真實,是存在可依據可操作的標準,如材料、技術、傳承人、文化內涵等。我們通過這些客觀因素的限定,去偽存真,評估和監控土家織錦,防止“失真”的變異因素,保持土家織錦的傳統的意韻與風情。二是主觀化的原真性。在商業化中,商家根據不同的消費心理,他們對土家織錦的詮釋中展示了不同的原真性。另一方面,面對商家對土家織錦的不同的詮釋,加上消費者自身對文化感知的心理結構層次的不同,他們對土家織錦的原真性體驗也不同。三是原真性包含對象不僅僅是原生形態和次生形態的的土家織錦,對新生形態也是包容和肯定的。新生形態的土家織錦樣式不是一種變異,而是土家織錦在新時期的繼承與發展。
總之,原真性的保護原則并不排斥新時期土家織錦的市場的開發,商品化也不是土家織錦傳統性喪失的根本原因。在這里,我們要保持傳統的“不變”和發展的“變”。一方面是尊重傳統和繼承傳統,讓更多的人感受傳統的魅力,驚艷于傳統的智慧與勇氣;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欣喜地接受新生形態的土家織錦,也許在將來的某一天它就是新的“傳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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