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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把新型城鎮化建設作為2014年九項重點工作之一,大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建設,遵循城鎮化發展規律,積極穩妥推進新型城鎮化,著力提升城鎮化質量。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正式提出發展普惠金融,鼓勵金融創新,豐富金融市場層次和產品。金融與城鎮化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研究分析福建金融支持與新型城鎮化的協調發展程度,對于深化金融創新改革、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都有重要意義。
二、福建金融與新型城鎮化協調度分析
1.指標體系的構建。
新型城鎮化是一個綜合的、復雜的人口、經濟、空間三維一體的過程。為此本文將新型城鎮化指標歸納為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和空間城鎮化3個方面。金融支持指標選取:金融相關率,計算公式為(L+D)/GDP,其中L為金融機構的貸款余額,D為金融機構存款余額;金融效率指標,本文擬采用金融機構中貸款總量(L)與存款總量(D)的比值來衡量(具體指標如表1所示)。
2.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首先,為了消除量綱與量綱單位的影響,常采用極差法進行標準化處理。其次,基于均方差求解多指標決策權系數的方法——均方差決策方法,文中取出各指標隨機變量的均方差,然后將這些均方差進行歸一化處理,結果即為各指標的權重系數。
3.評價結果。
2008-2013年福建城鎮化與金融支持協調狀態呈現協調等級1的高度協調狀態。自2009年開始關聯協調度有所下降,但金融支持的持續發展為城鎮化發展提供了基礎,兩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近年來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福建金融支持綜合指數始終低于城鎮化綜合指數,且兩者間的差距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說明金融支持滯后于城鎮化發展需求。這就需要加大金融支持新型城鎮化力度,不斷滿足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多元化需求。
三、福建金融支持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對策建議
在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關鍵在于解決“錢從哪里來”、“人住哪里”、“人去哪工作”等問題。而探索金融服務新型城鎮化的有效模式,則成為大力服務“以人為本、產業支撐”的新型城鎮化的有效手段。自2008年以來,福建金融支持與新型城鎮化高度協調發展,離不開近年來實施的金融創新、完善投融資環境以及提倡互聯網金融的舉動。
1.完善金融創新、穩步推進農地抵押貸款。
由于福建的農業生產風險大、農村信用環境差、信貸擔保體系和市場競爭機制不健全,這些問題削弱了金融組織助農、支農的積極性,直接導致農村金融支持力度不高。新型城鎮化必將開啟農村新一輪改革,為農村土地資本化提供有利的宏觀環境,而推進農地抵押貸款,盤活農地資源,促進農地資本化,成為破解城鎮化資金困境的必然路徑之一。推進農地抵押貸款,關鍵在于加強系統性的制度設計和配套建設,推進金融創新,完善制度設計,創造配套條件,推進農地抵押貸款實現商業可持續發展。具體包括健全農村金融體系,創新信貸業務流程,完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2.完善投融資環境,利用PPP模式推動福建新型城鎮化建設。
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是政府與民營資本之間為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基于具體項目的合作模式,也稱公私合營模式。新型城鎮化需要建立更加多元化和可持續的資金保障機制,PPP模式的引入既可以降低政府負債壓力,有助于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減少地方債務壓力;也可以進一步發揮資金的引導作用,調動社會資本的積極參與。福建省作為海峽西岸經濟區域城鎮化建設的主體區域,已啟動并推廣應用PPP模式,擴大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建設投融資渠道,提高公用產品提供質量和效率,成為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途徑。
3.將金融融入互聯網時代,促進新型城鎮化與信息化的融合。
1.1新型城鎮化的內涵與外延
城鎮化是指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轉移,第二、第三產業不斷向城鎮聚集,從而使城鎮數量增加,城鎮規模擴大的一種歷史進程,它主要表現為隨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其農村人口居住點向城鎮的遷移和農村勞動力從事職業向城鎮第二、第三產業的轉移。城鎮化的過程也是各個國家在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所經歷社會變遷的一種反映。
什么是新型城鎮化?新型城鎮化“新”在哪里?與舊的城鎮化相比,新型城鎮化更加注重城鄉統籌和城鄉一體化,構建新型城鎮化體系,優化城市發展形態,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而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口城市化,關鍵在于平衡市民與農民之間的利益關系,這就要求在積極推動新型城鎮化的同時,要加強完善對進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同時積極推進農村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條件的改善,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
1.2農業現代化的內涵與外延
農業現代化一般是指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的過程和手段。在整個過程中,農業日益用現代工業、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經濟管理方法武裝起來,使農業生產力由落后的傳統農業日益轉化為先進水平的農業。實現了這個轉化過程的農業叫做農業現代化農業。
1.3新型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的關系
新型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是相輔相承,相互促進的關系。首先,根據費景漢―拉尼斯模型的三階段論,新型城鎮化會吸納更多的農村零值勞動力和邊際生產率較低的剩余勞動力涌向城鎮從事工業部門的勞動,將有效地促進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向以機械化和集約化為顯著特征的現代化農業生產方式轉變。其次,隨著城鎮人口的不斷增加,會對農業形成新的需求,在總產量不變的前提下,農產品的價格會提高,進而可以增加農民收入。再次,新型城鎮化可以為農業現代化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為農業現代化注入新的活力。
2.聊城市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現狀
2.1發展現狀
近幾年聊城市政府一直在采取各種措施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截至2013年年底聊城市城鎮化率達到42.05%;2014年年底全市城鎮化率達到了43.95%;預計2015年年底全市城鎮化率將達到50%左右。從以上數據中依舊可以看出聊城市的城鎮化率還是穩中有升的,并且從聊城市目前的情況來看,城鎮化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能轉移農村人口6萬多人,能帶動基礎設施投入20億元以上,拉動GDP增長1.5個百分點。
2.2成功范例
為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聊城市陽谷縣喬潤街道實施了“三美工程”,傾力打造環境美工程,生活美工程,民風美工程,開創了群眾幸福新生活,使他們切實感受到了喬潤大家庭的溫暖。
喬潤街道以城鄉環衛一體化為契機,將環境整治作為建設“美麗僑潤”行動突破口,強力改善村居容貌,細化監督考核機制“周調度、月評比”,切實提高了環境的清潔度。
3.聊城市在推動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分析
3.1城鎮化進程滯緩,縣域城鎮化發展水平不均衡
雖然聊城市近幾年城鎮化率穩中有增,但和山東省中東部其他地區城市相比差距懸殊。2014年聊城市城鎮化率為43.9%,較2013年增長了1.9個百分點;同期煙臺市為56.8%;青島市為67.72%,并且預計2017年將達到72%;2014年濟南市城鎮化率為66%。從以上數據我們可以直觀地看出聊城市與省內其他較發達城市的差距。
聊城市縣域之間城鎮化發展水平差距懸殊。如市內城鎮化率居前三位的東昌府區、臨清市(聊城的縣級市)、茌平縣(中國百強縣之一)2013年的城鎮化率就已經達到了56.8%、52.1%、51.9%,遠高于同期聊城市的平均水平,并且這三個地區城鎮化模式和其他縣域相比較為成熟,各有特色。
3.2資源環境承受壓力大,公共事業面臨挑戰
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聊城市所面臨的資源環境問題越來越突出。較為突出的是煤炭的粗放式開采,一方面極大地浪費了寶貴的煤炭資源,另一方污染了環境。聊城市所面臨的環境問題有:水污染、大氣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噪聲污染、土壤污染、光污染等,聊城市每天會產生450多噸生活垃圾,而處理方式是簡單填埋。
3.3由政府推動的城鎮化模式弊端凸顯
由政府推動的這種自上而下的城鎮化模式有一個很大的弊端即政府的需要不一定就是群眾的需要,而政府表現這種“需要”的方式恰恰大多是強制性的計劃指令。城鎮化本應該是一個自然而非強迫(如強拆濫建)的過程,在經濟建設、制度建設、基礎設施建設等不夠完善的情況下盲目推動的城鎮化也只能維持在“半城鎮化”的水平。
3.4城鎮化與工業化、農業化發展極不協調
近幾年,聊城市工業化進程明顯加快,特別是化工以及有色金屬冶煉,與此同時農業現代化程度也越來越高。但是城鎮化水平卻嚴重滯后于工業化和農業化進程,城鎮規模小、帶動能力弱、承載能力差、城市環境臟亂差的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
4.促進聊城市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對策建議
4.1抓住機遇,更大力度地推動經濟發展
一是要增強區域區域發展戰略的帶動力廣泛參與“一區一帶一圈”和環渤海、京津冀等區域合作,抓好“聊茌東大三角”建設;二是積極鼓勵萬眾創業,大眾創新,以創業帶動就業,給予相應的財稅資金支持和更多的優惠政策;三是根據法國經濟學家佩魯的“發展極”理論,要培養聊城市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群體或企業家群體,成為新的經濟增長極,為新型城鎮化的繼續推進打下堅實的基礎。
4.2繼續大力發展精致現代化農業
聊城市要緊緊抓住列入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的機遇,努力打造北方平原地區精致農業示范區。一是改良農業生產設施,開展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治理溝渠水道,落實農業補貼;二是加大農業科研投入,引進相關人才,投資建設農業試驗田,實驗室,示范基地等,推進農業化向高端邁進;三是因地制宜發展多種生產如畜牧、花卉、養殖;四是培育農產品生產加工產業鏈條,形成從農產品生產到深加工甚至到銷售一條龍服務,提高農產品附加值。
關鍵詞:城鎮化;工業化;測度
基金項目:保定市2011年度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保定市農村城鎮化與工業化協調發展對策研究”(201102122)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2年8月18日
一、引言
保定市是農業大市,有土地、勞動力等資源優勢,有毗鄰京津和渤海的區位優勢。發揮比較優勢,實現保定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必須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發展龍型經濟,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促進農村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村人口向城鎮集聚,以實現農民致富。其中,加快保定市農村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且促進二者協調發展,以便在新型工業化道路進程中順利解決“三農”問題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問題,這是實現保定農村全面小康的必由之路。
二、保定市城鎮化與工業化協調關系測度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必然要經歷空間結構上的城鎮化、產業結構上的工業化過程。工業化是城鎮化的經濟內容,城鎮化是工業化的空間落實。二者只有協調發展,才能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社會的進步。
(一)城鎮化、工業化及二者協調關系測度指標的選擇。城鎮化水平的測定采取城鎮人口比重這一指標。城鎮人口比重(也叫城鎮化率)是指總人口中城鎮人口所占的比例,是國際上公認的衡量城鎮化水平的指標,其所反映的是人口在城鎮和農村之間的空間分布。工業化水平的測定可以選擇工業化率、非農化率、人均GDP、勞動力工業化率、勞動力非農化率等指標。工業化率是指第二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非農化率是指二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勞動力工業化率是指總人口中第二產業勞動力所占比例;勞動力非農化率是指總人口中非農(二三產業)就業人口所占的比例。但由于勞動力工業化率具有更加強調工業化內涵以及基于城鎮化與工業化協調關系研究的考慮,本文選擇勞動力工業化率作為衡量保定市工業化水平的評判指標。
測度城鎮化與工業化協調關系通常可用IU比和NU比兩個指標之一。IU比是指勞動力工業化率與城鎮化率的比。NU比是指勞動力非農化率與城鎮化率的比。城鎮化與工業化協調與否的國際評判標準是IU比和NU比分別接近0.5和1.2。本文選用IU比作為衡量保定市城鎮化與工業化協調關系的評判指標。
(二)保定市城鎮化與工業化協調關系測度
1、保定市城鎮化與工業化發展基本狀況。保定市近年來城鎮化與工業化發展已取得了長足進步,但無論城鎮化還是工業化的水平都仍然處于河北省的末端。2004~2010年這7年間河北省和保定市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有了一定的發展,2004年河北省的勞動力工業化率為28.23%,到2010年增長到32.36%,平均每年增長0.69%;保定市2004年勞動力工業化率為25.90%,到2010年增長到29.78%,平均每年增長0.65%。2004年河北省的城鎮化率為35.83%,到2010年增長到44.50%,平均每年增長1.61%;保定市2004年城鎮化率為30.10%,到2010年增長到39.47%,平均每年增長1.56%。可見,保定市與河北省相比,近些年來,不論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還是工業化和城鎮化增長水平,都有一定差距。
2、保定市城鎮化與工業化協調發展關系測度。2004~2011年間,保定市城鎮人口增長較快,尤其2007~2011年間更為顯著。因此,城鎮化水平得到明顯提高。而勞動力工業化率卻呈現出由持續增長到波動增長的變化。
城鎮化率和勞動力工業化率的變化特點導致了IU比的變化軌跡。(表1)根據IU比的變化軌跡可將保定市工業化與城鎮化協調發展關系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04~2007年,此階段的特點是IU比逐步提高,表現出保定市工業化與城鎮化不協調程度的加大;第二階段為2008~2011年,此階段的特點是IU比表現出逐步下降的趨勢。但是,在兩個階段任何一年,IU比都遠遠大于0.5,這說明在2004~2011年間,保定市的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而且經歷了一個滯后程度加劇到逐步延緩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相當數量的從事工業生產活動的領導者滯留在農村地區,未能向城鎮地區聚集。2004年的IU比是0.8606,到2007年增加到0.9227,2010年又降為0.7544。2004年城鎮化滯后程度為21.71%,2008年達到27.07%,2010年又降為20.08%。綜上所述,保定市的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而且雖然近些年滯后狀況有所緩解,但滯后態勢并未發生根本上改變。
三、結論與啟示
保定市的城鎮化和工業化水平比較落后,而且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水平發展,這大大制約了保定市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究其原因,不僅有城鄉二元體制造成的城鄉分割原因,還包括緩慢的農業發展和低質量的小城鎮建設原因。因此,必須進行制度創新,提升小城鎮建設質量,大幅吸納農民進城工作、生活、創業;采取多種措施,促進保定市現代農業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1]付保宗.“十二五”時期促進城鎮化與工業化互動發展的思路[J].宏觀經濟管理,2010.6.
關鍵字:新型城鎮化;中原經濟區;“三化”協調發展
新型城鎮化可以定義為,以科學發展觀作為統領,以新型工業化和信息化為發展的動力,統籌兼顧,推動城市的現代化、集群化,農村的城鎮化,全面提升城鎮化的水平和質量,走資源節約、環境友好、文化繁榮、經濟高效、社會和諧、個性突出鮮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能穩步實現城鄉統籌和城鄉一體的城鎮化道路。作為全國三化協調發展示范區,中原經濟區仍然面臨著人多地少城鎮化水平低等嚴重制約三化協調發展的現實問題,急需通過發展新型城鎮化道路來解決。
一、中原經濟區的現狀
中原經濟區是以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明確的重點開發區域為基礎、中原城市群為支撐、涵蓋了河南全省,河北省邢臺市、邯鄲市,山西省長治市、晉城市、運城市,安徽省宿州市、淮北市、阜陽市、亳州市、蚌埠市和淮南市鳳臺縣、潘集區,山東省聊城市、菏澤市和泰安市東平縣,區域面積28.9萬平方公里,2011年末總人口1.79億,地區生產總值4.2萬億元,分別占全國的3%、13.3%和9%,它地處我國腹地,承東啟西,交通地理位置重要,是我國重要的農產品主產區和能源原材料基地,也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產業體系,是中華民族和華夏文明的發源地,文化底蘊深厚,但同時,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水平卻較低,這嚴重制約了中原經濟區的經濟社會發展。
二、以新型城鎮化為引領中原經濟區三化協調發展的原因
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是相互獨立卻不可分割的。在“三化”相互作用的內在機理中,新型城鎮化連接了農業現代化和新型工業化,以城鎮的發展帶動產業的集聚和經濟的轉型,以產業的集聚帶來人口的轉移,從而以人口的轉移促進農業現代化,以達到“三化”互動互促協調發展的目標。因此,把握新型城鎮化同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間的關系對于理解新型城鎮化對“三化”協調發展的引領作用是必要的。
(一)新型城鎮化和新型工業化的關系
所謂新型工業化,就是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就是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工業化。城鎮化為新型工業化提供了生產場所和消費市場,工業化為城鎮化提供了產業支持和豐富的就業崗位,城鎮化和工業化保持著良性的互動關系。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庫茲涅茨就曾對此進行過研究,它認為當城鎮化率的發展階段在30%―70%時,城鎮化會取代工業化成為經濟發展第一推動力,從而表現出依靠非工業產業來支撐城市發展的現象。而目前,中原經濟區各市的城鎮化率都已超過30%,已經處在轉型期的初期。因此,發展新型城鎮化以帶動產業的集聚和經濟的轉型,去引領“三化”協調發展成為了必然。
(二)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關系
農業現代化是要求利用現代工業設備、科學技術、管理方法來發展農業,利用現代的科學文化知識來武裝農民,是一個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的過程。農業現代化首先要求實現農業機械化,將先進的設備大規模運用到農業生產中,才能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因此,要實現農業的現代化要求擁有實現農業規模化經營的條件。而中原經濟區人口眾多,城鎮化率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農村人多地少,嚴重制約了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實現,農業的現代化也無從談起。所以,發展新型城鎮化,提高中原經濟區的城鎮化率,才能夠吸收農村剩余人口,使農村人口不斷的向城鎮轉移,為實現農業規模化乃至現代化提供先決條件。所以說新型城鎮化是連接農業現代化和新型工業化之間的橋梁,是引領“三化”協調發展的著力點。
二、發展新型城鎮化引領中原經濟區“三化”協調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破除體制障礙
新型城鎮化的發展要深化改革,以創新破解發展難題,為中原經濟區建設提供制度保障。這樣的制度保障包括了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改革戶籍制度。二元戶籍制度是制約新型城鎮化發展,阻礙“三化”協調發展的一個關鍵性的障礙。由于二元戶籍制度的存在,農民雖然長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但是由于拿不到城市身份,所以仍然保留著農村的土地,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真正轉移難以實現,農業規模化也難以真正實現。因此,要實現城鎮化,就要破除二元戶籍制度,但解決農民工的城市戶籍問題,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出臺一些措施,每年解決一批農民工的戶籍問題,逐步進行,以減輕政府,企業和社會的投入壓力,例如,讓在省轄市市區務工三年及其以上、有穩定工作、固定收入和住房的人員,可以轉為城市戶口; 在省轄市市區就讀的農村籍大中專學生,遷入本市城市戶口; 購買商品住房或投資興辦實業累計納稅到一定數額的,可申請在當地遷移入戶。
(二)構建新型城鄉體系
構建新型城鄉體系就是要建立國家區域性中心城市、地區中心城市、中小城市、中心鎮和新型農村社區五級城鎮體系,其中加快推進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尤為重要。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未來很長時間仍然會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留在農村,所以改善農村生活條件,促進農民就地創業、就近就業,為城鎮化提供穩定的環境是一件長期而必要的任務。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是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有效途徑,能夠有效的優化城鄉資源配置,加快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向農村的延伸,改善農民的生活質量,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促進農村的經濟發展,縮小城鄉的差距。因此,統籌城鄉發展,推進中原經濟區的新型城鎮化建設,要把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作為重點和關鍵。要按照“分類指導、就業為本、科學規劃、群眾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則,支持農民參與,尊重農民意愿,實事求是,按照生產方式決定生活方式的原則,積極穩妥地推進。
強化產業集聚
新型城鎮化如果要健康可持續發展,就要做到產業集聚、產城融合,即是以產業的集聚來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以就業崗位的數量和承載能力來決定農民進程的速度和規模。中原經濟區多數農業縣( 市) 工業發展相對落后,生產要素聚集優勢不明顯,因此要通過發展產業集聚區,集約利用土地,引導產業向集聚區集中、居住與服務向城鎮集中,實現產業發展與城鎮發展的有機融合。這一方面使得產業聚集所吸納的人口為城鎮化發展提供了基礎支持,另一方面,城市的基礎設施和服務功能也為產業集聚和人口集中提供了條件,尤其是產業集聚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要充分考慮與城市基礎設施的共享和銜接,圍繞產業集聚區完善城市服務功能。在產城融合的過程中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即在提高城鎮化率的同時防止過度超前城鎮化出現造城運動、形成“空心城”等現象。
參考文獻:
[1]王健君,王子鳶.城鎮化:后危機中國新動力[J].望,2010(10)
在二者發展不協調的影響因素中,直接原因是四省發展協調度之間的差異;根本原因是戶籍二元結構、土地二元結構和投資驅動模型作用。為解決長江經濟帶中部存在土地城鎮化滯后、土地城鎮化速度遠高于人口城鎮化速度、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發展不協調且空間差異大等問題,提出了縮小四省內部差異、進行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處理好城鎮發展與解決三農問題的一致性等建議。
關鍵詞:人口城鎮化;土地城鎮化;協調發展度;空間格局
長江經濟帶是長江流域最發達的主干地區,也是我國除沿海地區以外經濟密度最大的經濟拓展帶和增長軸,而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狀況也是現階段國家高度關注的問題之一。因此以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所組成的長江經濟帶中部為例,對其城鎮化發展進程中的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協調性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以長江經濟帶中部為例,從人口城鎮化、土地城鎮化兩個維度出發,采用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法,運用文獻檢索、經驗總結、要素歸納、模型建立等研究方法,研究二者的時間演變規律及空間格局演變特征,并對其不協調發展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探析。
一、人口與土地城鎮化協調發展水平綜合評價體系
二、 模型構建
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綜合評價協調發展指標中,除了恩格爾系數為負向指標外,其他全部為正向指標。 通過對兩個目標層評價指標進行因子分析之后,得到人口城鎮化和土地城鎮化的KMO和近似卡方值。KMO值是用于檢驗因子分析是否適用的指標值,若它在0.5-1.0之間表示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小于0.5表示不適合。Bartlett的球體檢驗是通過檢驗來完成對變量之間是否獨立進行檢驗。若該統計量的取值較大,因子分析是適用的。相應的顯著性概率(Sig)小于0.001為高度顯著,適用于因子分析。
人口城鎮化和土地城鎮化的KMO值分別為0.654、0.767;近似卡方值分別為115.460、132.599;顯著性概率(Sig)都為0.000,因此兩個目標層均適合進行因子分析。
分別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主因子,其特征值和方差貢獻率分別如表1.2-1所示。同時得到各評價指標的因子載荷矩陣(表1.2-2)。
人口城鎮化指數評價指標通過因子分析之后得到兩個主因子,土地城鎮化評價指標體系得到一個主因子,其累計方差貢獻率分別為84.623%和99.113%,可以較好地概況各指標所涵蓋的信息。
(二)協調發展度整體演變特征及規律
自2005-2011年,長江經濟帶中部土地城鎮化指數的增長率一直遠遠高于人口城鎮化指數的增長率。在2008年二者指數差距還呈現出不斷縮小的趨勢,2011年土地城鎮化指數還出現了趕超人口城鎮化指數的現象。2013年兩會期間,經濟學家辜勝阻教授指出,在過去十年,土地城鎮化的速度是人口城鎮化的速度的兩到三倍,而新型城鎮化更強調的是“人”的城鎮化,特別是農民工的市民化。這與本文所得到的人口城鎮化和土地城鎮化的增長關系基本吻合,同時也說明了長江經濟帶中部也存在著極其嚴重的土地城鎮化滯后現象。
上述數據中反映出了長江經濟帶中部四省在城鎮化的發展過程中存在“城鎮化通病”,即土地城鎮化的發展速度遠遠高于人口城鎮化的發展速度。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長江經濟帶中部四省2005-2012年的協調發展度水平在空間格局上具有如下特點:(1)協調發展水平較低,但總體上升較快;(2)協調發展水平空間差異大
四、長江經濟帶中部人口與土地城鎮化不協調發展的因素
本文將結合前文的數據及分析結果,從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來分析長江經濟帶中部人口城鎮化和土地城鎮化之間不協調發展的原因。
(一)直接原因
1. 歷史基礎差異
建國以來湖北、湖南相對快速崛起,安徽、江西相對落后,這些經濟發展的差異導致基礎設施及其他輻射條件的差異,使得地區之間的發展包括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之間的協調發展度之間產生了差異。
2. 資源稟賦差異
湖北省作為整個長江經濟帶的核心城市,在整個經濟帶中得“中”獨厚、承東啟西、連接南北和水陸空立體的交通優勢,構成人流、信息流、物流、人才流、資金流的大通道。這種資源稟賦差異導致了四省在后續的經濟發展中出現了內部發展的不協調性。
(二) 根本原因
1.戶籍制度二元結構
戶籍制度的二元結構,即我國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戶籍的分割性與等級性。改革開放后,我國城鄉經濟快速發展,城鎮化速度不斷加快,戶籍制度對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的制約作用越來越明顯,戶籍門檻的高低直接影響了人口城鎮化的速度、規模與質量。雖然戶籍制度也在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不斷改革、創新,但由于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還沒有從根本上消除戶籍制度對人口遷移和人口城鎮化的制約。
2.土地制度二元結構
中國土地市場的二元結構,即中國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及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的土地二元制度。兩種分割獨立制度,形成了農村非土地市場額。根據我國現行法律規定政府可以支付遠遠低于市場價格的補償費征用農村土地。
征地市場與出讓市場價格之間存在著極大的級差地租,激勵了地方政府非理性地將農村土地轉換成城市建設用地。且土地出讓收入屬于財政外收入,沒有納入現有的公共財政管理框架,缺乏應有的市場監督。這種利益分配不均的征地及現有的土地二元結構,極大地推進了土地城鎮化的進程。
3.投資驅動模式影響
戶籍制度的二元結構阻礙了人口城鎮化的進程,而土地制度的二元結構促進了土地城鎮化的進程,導致了中國的土地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不協調發展。但二元制度的影響其實是外在的間接因素,其內在發展的機制才是長江經濟帶中部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不協調發展的根本原因。
投資驅動型的增長模式要求維持資本的邊際收益,實現資本的快速積累。政府低價出讓工業用地、高價出讓住宅用地的雙軌定價機制,是對這一理論的具體實踐。通過低價供應工業用地吸引投資,直接對資本形成了補貼;通過建立差異化的土地市場,控制住宅用地的攻擊,進而提高住宅用地的價格,以此政府實現了高額的預算外收入,這也對資本形成了交叉補貼。
五、 結論及政策
(一)結論
從本文的分析結果來看,長江經濟帶中部的人口城鎮化和土地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無論是從整體還是從單個省域角度出發,都存在著以下問題:
1、土地城鎮化滯后現象;2、土地城鎮化發展速度明顯高于人口城鎮化速度;3、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發展不協調
(二) 政策建議
1.縮小四省內部發展差異
加快四個省份的基礎設施建設和交通網絡建設,調整產業結構,優化產業布局,注重人才的培養與引進,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長江經濟帶中部四省還應該打破行政割據,加快一體化進程,共同參與制定市場發展的統一戰略規劃。
2.進行制度改革
推動戶籍制度改革,逐步放開大中城市落戶限制;著力推進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破解土地二元結構
3.處理好城鎮發展與解決三農問題的一致性
一方面要增加城鎮就業崗位,解決農村人口在城鎮的無就業問題,充分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讓在城鎮的農村人口享受城市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不僅僅是作為廉價勞動力。
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推動新農村建設。不能將農村的發展依賴于城市的拉動作用,還應發揮其自身的勞動力、土地等資源潛力,改善農村的生活水平和條件,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和整體素質,進一步縮小農村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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