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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學生 培養觀念 健康教育 教育模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規定: 大學教育的目的是把受教育者培養成“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向受教育者傳授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和先進文化知識只是大學教育的基本任務之一,而培養大學生健全的人格、高尚的情操、優秀的品質和奉獻的精神,造就大學生健壯的體魄和健康的靈魂更是大學教育的主要任務。
現代大學教育觀念體現在其社會本位觀和個人本位觀的辯證統一上。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培養成社會需要的、能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社會發展的人。注重學生的個體社會化、公民品德和政治品質的培養。而個人本位觀注重發展個人需要,從現代大學教育的觀點來看社會本位觀和個人本位觀的結合正好形成了高等教育的完整價值觀點。實際上,文化學習和知識學習既有社會價值的因素也有個人價值的因素。只有當一個人能夠順暢地融入社會,和諧地與周圍的人或事物相處時,他才能構建一個工作和生活的友好環境,在此基礎上,才能談得上個人才能的發揮和社會價值的體現。所以,作為大學教育工作者,除了考慮要如何將最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有效地傳授給學生外,還要考慮如何培養大學生的人格和品德,以及如何與社會和自然保持和諧關系的能力。但是,大學生人格和品德形成以及與社會和自然和諧相處的能力的培養在大學教育中常常存在很大的誤區,一些高校的教育工作者把心理健康教育與德育混同起來,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科學性與規律性認識不足。由于對上述兩個問題認識不足,加上大學心理健康教育在學校工作的重要性不足,以及重視對個體嚴重心理障礙、心理疾病問題的事后處理,導致心理健康教育在高等學校的地位不高。大多數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為“重心理咨詢,輕健康教育”,“重障礙性咨詢,輕發展性咨詢”。至今有些高校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還停留在僅僅為學生提供心理咨詢和治療方面,心理咨詢的對象只是針對心理異常的學生,而對大多數心理健康但面臨著成長與成才、情感與學業等諸多困惑的大學生無關,使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對象和范圍受到局限。
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一個刻不容緩的社會問題。心理障礙、生理疾病、學習和就業壓力、情感挫折、經濟壓力、家庭及周邊環境的影響,是導致大學生出現心理健康問題的主要因素。因此,及時幫助學生消除心理障礙,是加強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樹立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新理念的有效途徑。近幾年來,我國不少高校先后設立了大學生心理咨詢機構,開展心理健康教育,但其工作的重點放在咨詢和治療上,缺乏心理障礙、心理疾病的預防與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理念。
據全國心理衛生協會統計,有心理失衡或障礙的大學生占全國大學生總人數的四分之一以上,最高時期竟達34%。很多大學生心理壓力加大,特別是大學生適應環境、自我管理、學習成才、人際交往、理想實現、交友戀愛、求職擇業、人格發展和情緒調節等方面反映出來的心理困惑和問題日益突出。心理疾病已成為大學生休學、退學的重要原因之一。自殺、兇殺等惡性事故更呈上升趨勢,越來越嚴重地危及到大學生的健康成長。大學生心理障礙、心理疾病的主要表現是:環境變化帶來的心理挫傷與自信心的消失,五湖四海的學生生活學習在一起,出現交流中的困難,產生孤獨,不適應大學自由、平等、競爭的環境,引起心理失衡。知識與閱歷的匱乏,產生認識和情緒上的極端表現。此外,獨生子女自私、膽小和感情脆弱、缺乏吃苦耐勞精神都對形成良好的健康心理與品格造成影響。
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獨立性與依賴性的矛盾、樂往與封閉孤獨的矛盾、情感與理智的矛盾、自尊與自卑的矛盾、競爭與求穩的矛盾、性生理發展與性心理發展的矛盾也都是影響大學生心理健康的主要根源。
健康包含四大要素:生理平衡(沒有身體疾患)、心理穩定(沒有心理障礙)、社會成熟(具有社會適應能力)、道德健康(良好的品質)。四者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心理學家英格里希指出:心理健康是指一種持續的心理狀態,當事者在那種狀態下,能做良好的適應,具有生命的活力,而且能充分發揮其身心的潛能,這乃是一種積極的狀態,不僅是免于心理疾病而已”。社會工作者孟波指出:心理健康是合乎一定水準的社會行為。一方面能為社會所接受;另一方面能為本身帶來快樂。總之,心理健康包含兩個方面:一是能積極調解自己的心理狀態,順應環境變化;二是能有效、富有建設性地發展和完善個人生活。
大學健康教育是通過有計劃、有組織、有系統的教育活動,使大學生自覺地采納有益于健康的行為和和生活方式,消除或減輕影響健康的危險因素,預防疾病、促進健康、促進身心正常發育。在一定程度上說,學校健康教育工作的好壞,影響整個社會健康知識的普及率和形成率,是社會主義文明建設的基礎。高校健康教育是以傳授知識,建立衛生行為,改善環境為核心內容的教育,其最終目的是要人們自覺自愿地保持健康的意識和行為。沒有心理健康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學生在學習、生活、人際交往和自我意識等方面遇到或出現各種心理問題將對未來國家社會經濟發展造成不良影響。因此,我們建議大學健康教育尤其采取以下積極對策:
(1)教師應具有科學的教育觀,注重以人為本、創新教育、素質教育、全面發展教育,注重發揮課堂教育在德育、智育、體育、美育等各個方面的功能,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體會到不是為了考試而學習,而是在體驗掌握知識給自己帶來的身心愉悅,體驗創造,體驗收獲,體驗成長的美好。學校既是讀書的地方,也應是學生幸福生活的地方;既是傳授知識的地方,也是學生全面發展的地方;既是引導學生進步,又是適應學生心理發展規律的地方;教師既是學生的引路人,又是學生的知心人。
(2)教師在學科教學中要滲透心理素質方面的內容,適時地對學生進行心理輔導,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培養良好的心理品質和健全的人格品質。教師可以通過運用某些心理素質的內容,提高學生的感知力、注意力、記憶力、創造力以及科研動手能力。通過運用激勵手段,激發學生的主動性;通過采用強化和積極的心理暗示,增強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課外教育是課堂教育的有益補充,要面向學生,通過媒體的廣泛宣傳,強化學生的主動參與意識。通過心理講座、心理報告、心理沙龍,使學生了解心理健康的基本知識及自我心理健康調節的基本方法,增強學生適應社會和自我心理調適的能力。促進學生心理健康發展。同時必須認識到,心理健康教育是德育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不能用德育教育的手段和方法去解決大學生中出現的心理問題。
(3)積極倡導大學生自我教育,內化自覺行動。事實上,任何教育只有轉變為被教育著自身的能動行為,樹立其主體意識,并體現主體參與,其教育的目的才能夠得以實現。因此,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也必須積極倡導主體自我教育。通過課內外各種環節教育,使學生自我生存、自我調控、自我激勵、自我發展和自我認知的能力不斷提高,增強心理健康的自覺意識并學會自我心理調適的方法,消除負面情緒的心理困惑,適應復雜的社會生活變化,以一顆平常心面對自己、面對集體、面對社會,進而把樹立心理健康意識,優化心理品質,增強心理調適能力和對社會生活得適應能力,預防和緩解心理問題的自覺行動。
(4)學校應努力擴大學生的社會實踐活動。社會實踐是人的心理發展的重要途徑,心理素質是在社會實踐中逐漸發展和成熟起來的。在實踐活動中,大學生自我、環境以及自我內部的矛盾運動引發大學生的自主行為,通過自覺接受外界信息來調整適合自身的心理狀態。通過社會實踐活動,可以培養學生全面、客觀地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增強抗挫折能力,磨練意志,提高社會適應能力;通過社會實踐活動,可以糾正大學生自身出現的認識偏差,縮短學校與社會之間的距離,從而促進大學生心理健康和人格完美。
(5)加強校園文化建設,促進大學生個性的自由發展。校園文化建設是高校特有的精神環境和文化氛圍,是一種潛在的教育力量。豐富多彩而又健康有益的良好校園文化能夠調節心境、愉悅身心,對大學生人格的塑造和完善起著重要作用。大學生發展的關鍵在于其個性的自由發展。只有在開放、自由的廣闊空間里才能實現大學生充分、自由和全面的發展。這種空間是物理上的,更是心理和精神層面上的。在自由獨立的心理空間中,人們追求著理想和終極價值,發現自我、把握自我,實現人格的完善。心理空間以物理空間為依托,但主要還是要求在精神上的無拘無束,自由馳騁,要求有一個能任其自由發展的精神文化環境。大學校園文化應提倡交流與碰撞,提倡開放與爭鳴,提倡兼容并蓄、多樣性的統一。校園文化有助于開發學生的各種潛能,鍛煉多方面的能力。
(6)積極引導學生做到快樂學習,快樂是人們在某種活動中獲得的興奮感、滿足感、幸福感,是一種愉悅的心理活動過程。喜愛是最好的老師,興趣是學習的動力,只有有興趣才能夠感到快樂。培養興趣需要從多方面入手。首先,教師應督促學生了解學習目的,間接建立興趣。當學生對學習某課程沒太強的興趣時,老師引導對其最終目標的了解就變得尤為重要。學習過程多半是要經過長期艱苦努力的,這種艱巨性往往讓人望而止步,而學習又是學生的天職,所以教師要引導學生認真了解每門課程的學習目的,加強其對學習的個人意義及社會意義的深刻理解,從而使學生對各科的學習發生濃厚的興趣。其次,制定合理目標,使學生在不斷進步的同時對學習產生信心和興趣,并通過不斷的鼓勵來鞏固學生的學習行為,有助于其產生自我成就感,從而不知不覺地建立起直接興趣。
(7)在學生成長的過程中,自尊和自信的建立是其完整性格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部分。自尊是個人對自己的評價,認為自己是否值得被愛;自信是相信自己的處事能力,越多能力被認定,人的自信心也就越強。建立自尊自信,首先要尋找個人自尊自信的支點。找好正確的參照標準,使他們能揚長避短。其次,要創造成功的記錄。自尊自信是成功的產兒,沒有成功,就不會自尊自信。因此,教師在日常的教學活動中應該讓學生經常體驗到成功的樂趣,關注學生的點滴進步,采取賞識的方式表揚和鼓勵學生,幫助學生逐漸建立起自信心。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思想文化激蕩、價值觀念多元、新聞輿論重建、社會瞬息萬變的世紀。面對如此紛繁復雜的世界,大學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將經受更為嚴峻的考驗。作為高校教育工作者,就要不斷加強對青年大學生的適應性、承受力、調控力與意志力等方面的培養與教育,使他們真正懂得,要想在未來有所作為,不僅要作思想品德、智力、體魄等方面的儲備,更要作戰勝各種困難和挫折的心理準備。
參考文獻
【關鍵詞】大學生;頂崗支教;建議
教育實習是教師培養不可或缺的必要環節。通過師范生頂崗支教活動的有效開展,對師范生頂崗支教實習活動的積極意義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首先保證了支教學生的教育實習時間,豐富了大學生實習的內容,強化了大學生實踐教學的能力;其次大學生通過教學增強了從教能力,適應社會能力,為人處世能力,提高了師范生綜合素質。大學生在農村支教生活也適應了艱苦生活的能力,積累了大學生的社會經驗;更重要的是還為大學生自主創業打下良好的基礎。
筆者作為一個親自帶領學生參加過頂崗支教的高校教師,在支教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感受頗多,感觸頗深。面對農村教育存在的諸多問題,以及影響頂崗支教活動發展的諸多弊端,想盡自己綿薄之力,為農村落后的教育實實在在的做些事情。現針對大學生頂崗實習支教活動提出以下一些建議。
1.支教學校的大力支持是做好頂崗支教活動的前提
第一,要加強崗前培訓,提高支教學生的執教能力。通過微格教學、邀請中小學名師講課、登臺試講等方式切實提高教學能力,起碼做到備課能把握教材重點,明確學習目標;能精心設計教案,合理安排教學結構;上課教學手段豐富,教法運用靈活;能激發學生興趣,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
第二,針對實習目標難實現的問題,建立完整的師范學生成長體系和優秀的實習指導教師隊伍。師范院校要定期安排學生進行專題討論,指導教師給予學生專門的指導,使學生在反思中得到啟示,對一些錯誤的教育教學做法要有針對性的認識,這樣就能盡量減少許多負面影響。另外,還可結合實習生在實習中發現的不足,進行有針對性的強化訓練。
第三,在支教活動結束后,應該積極進行分析研究,確保以后支教工作進行的更加完美。學校要在支教實習結束后進行與學生進行溝通,進而彌補在支教生活中所出現不足的地方。吸收大學生支教成功的經驗,為以后支教工作打下一個好的基礎。
最后,針對頂崗支教與學生教學計劃時間沖突的問題,應給與妥善處理。調整課程計劃,提前進行師范技能課程學習。不斷的完善和拓寬學生的知識結構,增強學生在支教活動中輕松應對各種無法預料困難的能力。
2.建立和完善各項規章制度是確保頂崗支教的基礎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因此,要確保頂崗支教活動的順利進行,就必須加強制度建設。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應當建立頂崗支教活動相關的規章制度,從管理、經費的資助以及評價等方面對頂崗支教實習活動提供保障和規范。
加強中小學制度建設與管理。中小學是接收頂崗支教實習學生的單位,因此對頂崗支教實習工作的中小學,應加強其制度建設,完善對支教實習學生的培養、教育及相應的各種管理制度。
加強師范院校制度建設與管理。作為師范院校在頂崗支教實習活動中居于主導地位,因此,要不斷完善頂崗支教實習的各種實施制度,實習期間學生的教育、安全及學業管理制度,減少學生和學生家長的各種顧慮,增加學生頂崗支教實習的積極性。
除了建立和完善各項規章制度以外,還要加強政府對頂崗支教活動的重視,做好基礎建設工作,為支教活動提供強有力的保證。同時,應該盡可能的優化農村教師政策,提高農村教師的待遇。應該多給農村學校分配高水平的年輕教師,及時補充農村教育新鮮血液,從而徹底改進農村教學質量和教育理念。
3.加強被支教學校的基礎建設是頂崗支教活動的目的
被支教的學校教師老齡化比較嚴重,在校大部分教師在年齡上都比較大,這樣對大學生支教以及農村教育都有很大的影響,教師老齡化嚴重,所講激發不了學生學習興趣,無法完成較好的教學效果。同時與支教大學生一定程度上存在代溝,這樣大學生與被支教教師無法更好的交流。
被支教學校應該對支教學生給與高度重視,充分信任支教學生的能力。放手交給支教學生完成自己的頂崗支教的教學任務。組織有經驗的教師團隊對支教學生進行專業輔導。被支教學校應該派有經驗有實力的老師,對支教學生進行有效的監督指導。隨時隨地對學生不足地方加以明示,并在第一時間幫助學生加以改正。被支教學校要多吸收社會先進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多引進業務能力強,教學水平高的年輕教師。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教學質量,才能真正地讓頂崗支教活動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4.加強經費投入是做好頂崗支教活動的關鍵
頂崗支教實習活動需要一定實習經費的支持,沒有經費頂崗支教實習活動就會受到嚴重影響。因此,經費的投入需要政府、教育主管部門和師范院校共同努力完成。
政府應該從財政中撥出固定的資金來支持頂崗支教實習活動。教育主管部門應該專款專用頂崗支教實習經費,同時也應該撥出一部分教育經費,用來資助頂崗支教實習活動,從而激發頂崗支教實習學生的積極性。師范院校在實習經費使用上,應向頂崗支教實習活動予以一定傾斜,為實習學生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
5.大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是做好頂崗支教活動的核心
一名大學生不僅要有廣博的知識,還要規范自己的言行,多參與各種實踐活動,提高自己的管理、表達、人際交往等能力。特別要明確大學生到農村支教,自己的一言一行除了代表自己,還代表了師范院校的形象。
正確認識頂崗支教的真正內涵要明確教師的職責,這就要求大學生在學校時的角色是“學生”,而在支教學校的身份是“教師”。因此,要求學生要具備良好的教師職業道德,這是完成教育教學任務的先決條件。教師的職業不僅要求教師是一個學識淵博的人,更要求教師是一個品德高尚的人。身為人民教師要真誠的愛學生,以心靈感受心靈,以感情贏得感情。在學生面前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總之,大學生頂崗支教是一項偉大而又長遠的事業。頂崗支教增強了大學生實踐教學的能力。頂崗支教活動是改變農村落后教育的開始。如果想要徹底改變農村特別是偏遠農村的落后教育現狀,只依靠單一的頂崗支教活動是不現實的,這還是需要我們的政府、社會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來完成。盡管如此,還是衷心希望頂崗支教活動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落后的農村教育現狀,使農村人口的知結構有一個階段性的轉變,讓我們共同努力! [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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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教學目標 教學現狀 教學手段 教學方法
一、中醫學教學之現狀
1.學習目的不明確,學習動機弱
鑒于目前醫學專業學生畢業后的工作安置現狀,西醫院校的學生在學習現代醫學和中醫學時,有著明顯不同的職業學習動機。對于現代醫學專業而言,學生們通常表現為積極地去了解所開設的每門課程與所學專業的相關性,學習目的性很強。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不少學生認為學習該門課程對今后的就業幫助不大,因此學生多是抱著應付考試的心態聽課、記筆記,力求教師少講少考,缺乏學習熱情和興趣。[1]
2.中醫理論體系自身的特性造成學生理解和認同度不高
中醫學是在古代哲學、文學、天文學等基礎上,借助對自然宏觀、樸素的功能觀察,在辯證思維、演繹思維邏輯過程中形成和發展的知識系統,具有理解困難、內容抽象、容易混淆、文字難懂的特點。而現代醫學以實體結構為基礎,借助科學實驗,在形式邏輯思維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知識系統更容易被理解接受。此外,中醫學課程一般安排在西醫學課程后進行,在此之前學生已經較全面地接受了西醫理論,學習中醫學時常有先入為主的思想,習慣將中醫的“脾”、中醫的“肝”進行比較,對“陰陽五行學說”等中醫基礎理論感到不可思議,拒絕認同;并認為中醫是“玄學”,甚至用現代醫學的概念否認中醫學的科學性,理解認同感差。[2]
3.認知模式不同,學習難度較大
中醫學的認知特點是從最原始的形象思維到以抽象思維為主導,重視辯證思維和演繹邏輯。在學習過程中,學生從現代醫學中對細胞結構、細菌病毒的認識到中醫學對陰陽五行、風寒暑濕的理解,學科跨度大,學習方法不適應,常常會感到學習內容抽象、枯燥乏味,內容難以理解、記憶。[3]
4.實踐機會不足,降低就業能力
中醫學是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的學科,然而目前大多數西醫院校在安排課時時,課堂教學大大多于臨床見習教學,學生們臨床見習示教機會較少,導致學習掌握中醫基礎理論和診療方法的難度大大提高,而實踐機會不足則直接導致學生就業能力降低,反過來又進一步影響學生對中醫學的興趣和熱情。[4]
二、樹立正確的教學目標
學而有效是任何一門學科教學的基本標準。目前關于中醫學教學提出最多的問題是教學時數與教學目標不相匹配的矛盾,即目標大,而課時少,使得學無時效。要解決這一矛盾,要么增加足夠的課時,或調整教學目標。鑒于我國目前的醫學教育課時整體偏少,且偏重于現代醫學,因此通過增加課時來解決中醫學面臨的問題尚不具備可操作性,因此解決這一矛盾的方法只有調整教學目標。而調整西醫院校的學生學習中醫學的教學目標,應本著使學生通過學習中醫加深對人類復雜生命現象的認識,理解不同醫學體系對于生命現象的認識差異,開闊思路,拓展視野,引導學生正確理解中醫學的基本理論,記憶中醫學的基本知識,熟悉中醫診療思路和辯證過程。通過對祖國傳統醫學產生與發展的人文背景、哲學思想的分析,對生命觀、疾病觀和診療技術與應用實踐的介紹,具有以中醫知識來補充西醫之不足的意識,為其今后進一步深入學習打好基礎,使廣大學生明白中醫學可能會給他帶來哪些方面的幫助,在日后臨床工作、科研中能夠找到與主攻專業的切入點,使學以致用。[5]
三、運用正確的教學方法
圍繞正確的教學目標,筆者認為西醫院校中醫學教學可從如下幾個方面來改進中醫學教學方法:
1.引入中醫學現代研究成果,深入理解中醫學基礎理論
中醫學典籍浩如煙海,理論抽象深奧,且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中醫學教學過程中,在適當地引經據典的同時,如果做到與現代醫學研究成果相結合,教學將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在教學過程中,西醫認為,小兒遺尿絕大多數是大腦皮質及皮質下的中樞功能失調,而中醫理論則認為小兒遺尿是腎與膀胱氣化功能失調,故用補腎固攝的方法,每每能奏效。在講授以上例證的同時,筆者還要提醒學生:雖然腎的研究顯示,腎與神經、內分泌、免疫有關,補腎確實能抗衰老。但中醫學認知的腎與現代醫學中的腎,還有很多不同點,他們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否則,容易導致錯誤的思維模式。運用這種講授方法,使學生對中醫藏象的特點有了較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2.巧用多媒體,創設情景,激發學生興趣
中醫學是祖國的傳統醫學,其內容豐富,博大精深。中醫學的教學既包括中醫基礎理論、中醫診斷、中藥、方劑等基礎內容,又包括中醫內、外、婦、兒和針灸等臨床內容。如何在有限的學時內將中醫學的精髓教給學生,培養學生學習的興趣,是每一位教師都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在中醫學教學中,我們利用多媒體集聲、像、色、光于一體的技術特點,把中醫的特色和亮點充分展示給學生,
在課堂上對學生的視聽形成全方位的沖擊,引發學生學習、探究中醫的好奇心。如在中醫學第一節課,我們用多媒體技術制作了華佗刮骨療毒、中西醫結合治療SARS、甲流感和當今中醫藥、針灸在美國、德國、英國、法國等國家的優勢發展的概況等視頻,使學生們認識到中醫學的博大精深,來激發同學們學習中醫藥的興趣,活躍課堂氣氛,使學生的興趣被充分調動起來。[6]
3.利用專題講座模塊,將中醫實踐融入中醫基礎理論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可考慮采用專題講座模塊的形式,將晦澀難懂的中醫基礎理論與中醫臨床實踐相結合,從生活出發,從實踐出發,從時下流行的事物出發,從學生感興趣的話題出發,由簡如繁,由淺入深,向學生講解中醫學相關知識。在該模塊的設置過程中必須清楚一點,讓學生感興趣是教學的切入點,是一種手段,并不是教學的終極目的,在教學中一定要緊緊圍繞教學大綱,把大綱要求掌握的理論內容、中醫最基本的理論知識融入其中,并加以強調,這樣才能使學生在興趣中掌握知識,達到教學要求。[7]
4.再現診室真實情境,培養學生臨床思維
在中醫學教學過程中,最難建立的是中醫的臨床思維,醫學院校的中醫專業學生往往要經過幾年的學習和臨床實踐,才能逐步養成這種辯證論治的臨床思維。因此,在中醫學教學過程中,教師們應學會善于利用模擬診室情境模塊,呈現診室真實情境,使學生初步接觸中醫臨床,通過反復強化、討論、分析、總結、充實、提高,培養學生的中醫臨床思維,與臨床實踐接軌。
結論:
由于中醫學具有文學、藝術、哲學、社會學等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的綜合性、融合性特點,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在要充分發揮其學科優勢與醫學思想,不斷更新知識和教學理念,探索教學方法和教學藝術,改進教學手段,積累總結教學經驗,加強實踐環節的教學,不斷提升教學質量,進一步提高西醫院校學生學習中醫學學科的興趣和效果,從而培養出符合現代醫學教育改革目標并具有特色的醫學人才。[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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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建構主義;專業基礎課;服裝專業
一、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概述
建構主義學習理論是在行為主義、認知主義學習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1]。它的雛形當屬瑞士著名心理學家皮亞杰(Piaget,J.)的兒童認知發展理論[2],隨后在維果斯基、布魯納等諸多專家和學者的不斷努力下,這一理論得到豐富和發展,比較全面而客觀地揭示了學習者的認知規律[3]。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主要觀點認為:學習者的學習是在一定的情境下,通過教師和學習伙伴的幫助,利用必要的信息資源,以協作會話的形式,積極主動完成對知識的建構。在這種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模式下,學生是知識的主動構建者,學生在學習中憑借自身的經驗理解新知識,在相互交流中進一步完善新知識。這種新型理論的提出給傳統教學觀念帶來了沖擊,在全球范圍內引發了一場教育革命,其影響日益擴大。
二、服裝專業基礎課教學的現狀
服裝專業基礎課是為服裝專業課學習奠定必要基礎的課程,它是學生掌握專業知識技能必修的重要課程。既有其學科的特殊性,又有很強的與專業課緊密相連的基礎性。目前作者所在學校服裝專業基礎課在教師教學方面存在如下問題:首先,由于專業基礎課大部分是純理論教學,教師大都仍舊采用傳統的教師教—學生學的方式,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教師是主角,學生只是被動接受知識,學習積極性不高。其次,在教學內容上,學科的前沿知識引入較少,講授的部分內容甚至缺乏實用性,對學生專業技能的學習及職業能力的培養起不到支撐作用。最后,在教學資源的選擇上,雖然大部分教師都能使用多媒體教學,但也只是把原來板書的內容搬到電腦上展示出來,沒有發揮其活躍課堂的真正功效。
三、教學改革的啟示
服裝專業基礎課程多開設在新生入學的第一學年或是第二學年的上半學期,課程學習的效果將直接影響學生對后續相關技能課程學習的興趣及信心。為了豐富課堂教學,提高學生的學習主動能力,達到開設專業基礎課的真正目的,下面以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為指導,提出服裝專業基礎課程教學改革的若干意見:
1.充分利用第一堂課,培養專業興趣。緒論在一門課的教學中具有很重要的導向作用[4],緒論課的教學效果將直接影響學生學習該門課程或者相關課程的積極性,對專業基礎課而言更是如此,因為專業基礎課涉及的知識面比較廣、專業術語繁多,不容易引起初學者的興趣。所以,在教學改革的過程中,要充分重視第一堂課的教學,想盡一切辦法激發學生的興趣和求知欲[5]。比如第一堂課可以主講該課程在各個領域的應用情況,例如對于《服裝材料學》這門課的緒論而言,可以列舉生活中的實例,讓學生對他們在各個季節應該穿什么樣面料的衣服最舒適展開討論。這樣貼近生活的例子,既能討論得熱烈又與專業教育相關。只要讓學生切實感受到所學課程是有用的、有趣的,學生自然就會重視該門課程,激發學習積極性。
2.根據教學目標,優化教學內容。高職院校是注重技能型人才培養的教育,因此教師選擇的教材,必須突出“實用為主,夠用為度”的教學原則,應具備基礎性、針對性、先進性。同時,講授的內容不必照本宣科,可以選擇與企業應用相關的知識作為主講內容,一些陳舊的知識可以課后自習,讓學生切實學了就有用,學了就會用,學了就實用。此外,專業課基礎課涉及的內容較多,僅僅局限于教材學生是不能透徹地消化吸收的,教師應為學生選擇較實用的參考書輔助他們學習。
3.以學生為中心,合理組織課堂教學。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特別強調情境和協作學習對知識建構的重要作用。目前,學者們總結出的建構主義理論下的教學模式主要有拋錨式教學、隨機式教學和支架式教學這三種[6],并且已經在某些領域進行了具體教學研究,證實了他們的可行性[7]。教師可根據專業基礎課自身的特點選擇合適的教學模式。比如,拋錨式教學法主張學習應在真實的情境中發生,學習的內容要選擇真實性任務,教學過程要與現實問題的解決過程相類似。例如,在黎春玲主編的《服裝專業英語》教材的Unit Six PartⅠ單元學習中就可以采用此教學方法。為了讓學生真正了解主題內容,在具體教學中,全班模擬服裝用具商店服務員,以小組為單位,分別介紹所售的各種服裝工具的功能,最終教師對每組點評,全班評選出列舉工具最詳細、闡述功能最準確的團隊。這樣就將學生的語言學習過程與實際生活情境結合起來,將生活引入課堂,在很大程度上調動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同時在小組合作中,雖然每個人的外語基礎有差異,但通過討論、查閱資料,不斷更新提高原有單詞儲備量,再經過教師的點評,更加準確地理解并記住了各種服裝工具的專有名詞,這樣不僅學習了英語知識,而且鍛煉了口語能力。
4.為了教學效果,有效利用教學資源。多媒體教學是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教學模式,借助聲、像、圖、文等形式,形成視覺和聽覺的反應,變抽象為形象,變模糊為直觀,既可以使學生形象地體會教學內容,又可以促進學生思維的多向發展,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主動性和趣味性,增強教學效果。比如在上述所提的專業英語教材中,講解Unit Six PartⅡ的時候,就可以在多媒體上展示具體的設計圖片來講解,讓學生對抽象的設計原理有了形象的認識。再如,在《服裝材料學》課程中講述梭織和針織機的工作原理,也可以通過FLASH動畫加以模擬,使得原本枯燥的知識變得充滿愉悅和趣味。此外,教師還可以根據課程的特點,選擇合適的實物在課堂展示,增強學生的感性認識。學校的圖書館、電子閱覽室、實訓室還可以成為第二課堂,利用這些資源拓展知識面,輔助課堂教學,讓這種多元化的學習變得輕松快樂,教學效果自然而然就提高了。
5.提高教學藝術,注重個人能力培養。建構主義學習理論提倡在教師指導下的、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強調學生的認知主體作用。為了幫助學生完成知識的意義建構,教師作為教學活動的組織者、指導者的能力要求就變得更高了。由于每位學生的社會經驗和認知能力存在差異,教師應靈活制訂教學目標,有針對性地合理組織教學,發掘學生主動學習的潛能。為了提高教學效果,豐富課堂教學,教師應努力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全面熟悉教學內容,熟練掌握各種現代化教學設備,各方積累教學案例,盡可能多地在企業和社會中鍛煉,增強自身科研和教學的能力,提升個人魅力。
四、總結
隨著服裝專業教學改革的不斷深入,以“學生為主體,培養職業能力”的教育成為了重點。而恰恰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強調以學生為中心,強調學生對知識的主動探索、發現和對所學知識的主動建構,這對服裝專業基礎課程的教學和學習帶來了新的契機。作為教師,探索基于建構主義理論下的教學方法,不僅有利于推動服裝專業教學模式的改革,而且有利于培養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和改革創新能力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具有理論和實踐雙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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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大學法學院,山東濟南250100)
摘要:針對疑難案件問題提出的觀點和學說是戰后法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這種研究動向發端于德沃金,源自當時的歷史傳統和社會淵源,并成為法學理論關注的重點與核心。德沃金對疑難案件的探討是借助其法律解釋理論的基本框架而展開論述的,并建立在批判性繼承現實主義法學和實證分析法學的基礎之上。具體而言,德沃金的疑難案件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內容:其一是對原則的確證和強調,其二是建構性解釋和唯一正解,其三是以赫爾克勒斯為標準設立的裁判形象。與此同時,哈特和波斯納等學者都對疑難案件問題表達出各自的深刻見解,并與德沃金有過多次學理論戰。關注疑難案件理論的發展過程有助于補充并完善其內容建構,并將對相關問題的有效解決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 :疑難案件;德沃金;法律模糊性;建構性解釋;整體性法律
中圖分類號:D920.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8207(2015)07-0123-07
收稿日期:2015-05-10
作者簡介:曹晟旻(1992—),男,山東臨朐人,山東大學法學院法學理論專業碩博連讀,研究方向為英美法哲學和人權法學。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特色人權發展道路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1AZD044。
一、歷史傳統與社會淵源:德沃金關注疑難
案件的起點與開端
在探索存于自身內外的知識和智慧的過程中,人類總是展現出巨大的興趣,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這種所謂理性之光的照耀下,對疑難案件(疑難問題)的探討也成為值得引起高度重視的社會現象。從古希臘的黃金時代開始,智者學派以及其他多種學派就對疑難案件和疑難問題有過相互爭辯,并激發出智慧之花,這些可以被稱為人類理性和智慧的最初展現。在現代法理學研究中,這種對疑難案件和疑難問題的探索仍然沒有結束。因此,對相關思想觀念進行梳理可以幫助我們獲得更多的有關智慧的知識,甚至是關于知識的智慧。
在現代法理學對疑難案件的研究中,羅納德·德沃金注定是位無法回避的人物。在20世紀70年代的法理學研究中,德沃金和赫伯特·哈特已然成為絕對的主角。在當時法理學的核心刊物中,不是他們各自闡發或相互爭論的內容表述,就是其擁戴者的相關論述。在德沃金撰寫的重要著作中,《認真對待權利》(1977年)、《原則問題》(1985年)和《法律帝國》(1986年)都對疑難問題進行過非常深刻而詳盡的闡釋。可以說,這種對疑難問題的關注貫穿著德沃金學術生涯的全部過程,在其后來的《自由的法》(1996年)和《至上的美德》(2000年)中,德沃金將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對具體疑難案件的探討上,但早在前幾本著作中,其對疑難案件的理論視角和立場建構就已經成型。不可否認,德沃金無疑是當代法理學對疑難案件探討的主要發起者和堅定倡導者。
當然,德沃金對疑難案件的探討并非是憑空產生的,而是有著深厚的歷史傳統和現實淵源。在戰后自然法經過短暫的復興之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理解和實踐法治已經成為各國特別是西方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和嚴峻挑戰,而在學術研究領域內,人們仍然難以擺脫紐倫堡審判所凸顯出來的實然與應然的二元對立問題。這種明顯帶有“溯及既往”的判決內容通過所謂的擴張解釋獲得的是政治和道義方面的支持與贊同,[1]但這并不意味著問題解決可以在法律和法理學的視野之內完成,①相反,在現實生活中,由這類難題所引發的是嚴重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重大的現實問題逐漸演變(亦或是激發)出更多的理論探討和爭辯。當然,紐倫堡審判只是引發上述理論爭議的某個方面。此外,德沃金對“疑難案件”予以關注或許出于更為重要的原因,即其自身所處的具體社會環境——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國,各種社會矛盾經過二戰的激發和壓縮而更加集中地爆發出來,諸如反對種族隔離、反對越南戰爭、黑人爭權運動和女權運動等都是這種社會難題的具體表征。而在德沃金的著作中對這些社會難題均給予了不同程度的關注,其已經成為德沃金探討疑難案件的現實淵源。總體而言,德沃金對疑難案件的探討是在其法律解釋的理論框架內進行的,而疑難案件也反過來成為其法律解釋理論的集中體現。至少,這種相互作用的基本關系可以從若干方面得以展現。
二、內容構建:法律解釋理論框架下的
疑難案件問題探討
首先,對原則的強調是德沃金最重要的觀點和貢獻之一。從解決疑難案件的角度來講,在難以適用具體規則的情況下,訴諸更為宏觀(這樣可以更好地契合法律精神)的法律原則成為尋求問題解決的重要途徑。②作為原則使用的概念出現于法律規則之中,其有助于理解疑難案件指向的普遍理論,旨在保證對類似案件作出的判決均是類似的,[2]而這點已經被很多學者所重點論述。值得注意的是,在強調原則的地位和作用之外,“政策”也是德沃金法律解釋理論中的重要內容,但這點似乎沒有引起學者們的普遍重視和足夠關注。尤其是面對疑難案件的時候,理解或爭論關涉權利義務的尖銳問題需要使用的是作為評判標準的原則、準則和各類政策,而不是借助規則所發揮的作用。[3]對具體政策而言,其所設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社會目標幾乎都是必須實現的,并始終防范著當前社會可能出現的消極的改變。[4]從積極的方面來說,相對于抽象的原則而言,具體政策能夠將這些原則轉化為針對疑難案件所采取的可行性措施。另外,考慮到在邏輯結構和理論深度方面,原則與規則均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差異,德沃金對兩者的區分有過細致而詳盡的闡述。[5]總而言之,“原則——規則——政策”這種結構能夠為疑難案件提供多于僅僅依靠規則的解決方案。與此同時,這種結構也是德沃金“整體性”法律解釋的基本要素,正如他所談到的,法律解釋內含著特定的整體性要求,即使適用的是法律文本規定的單句或單項條款,解釋者亦需要說明該解釋為何是最佳的,其意在服從法律解釋自身的內在約束。畢竟,任何解釋方法均包含前后連貫的客觀要求。[6]但是,德沃金設計的這種結構并不是那么完善,甚至他自己似乎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通常而言,政治家所提倡的個人權利多是類似于自由權、平等權和尊嚴權等抽象權利,其間涉及對人類根本利益的普遍陳述。除某些憲法問題外,這些具有普遍性的基本權利并非適于處理司法實踐中的疑難案件,即便含有某種程度的可適用性,這些普遍權利亦會因過分抽象而缺乏足夠的說服力。[7]應當說,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更多地體現出政治和政府方面的作用,其未必如德沃金所設想的那樣,能夠同原則保持較為基本一致。此外,結合以上政治方面的內容分析可以發現,一方面,它說明對政治方面的主張和要求(包括政策)所采取謹慎態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這段話展現出憲法案件在德沃金的理論體系中的特殊地位。在德沃金看來,很多憲法案件處于政治與法律(原則)的中間地帶,其間很多都屬于疑難案件的范疇。例如,德沃金的《認真對待權利》和《法律帝國》對“布朗案”有過詳細討論,而在探討憲法中的疑難案件方面,其《自由的法》有著更為突出的展現,如羅伊案(墮胎案)和新聞自由等。盡管如此,他仍然無法在憲法案件中解決以上抽象與具體之間的復雜矛盾,甚至缺乏充分的說服力。憲法領域的疑難案件處于“常規案件”和“非法律爭議”之間的過渡地帶,開明的法官往往受理這類案件,他們通過法律規則之外的法律原則、法理與人情等標準進行審判,而謹慎的法官則通常以法律方面沒有明確規定為由而拒絕受理。[8]
其次,德沃金的另外兩個重要觀點是“建構性解釋”和“唯一正解”。大致而言,建設性闡釋會賦予具體對象以特定目的,以便其展現出各自所屬風格或形式的典型表征。在創造性觀點看來,建設性闡釋能夠更好地反映出目的與對象之間的相互關聯。[9]在德沃金的法律解釋理論體系中,這種建構性解釋與前述的原則和政策是具有內在一致性的,而原則和政策正是德沃金倡導建構性解釋所需要利用的材料,且建構性解釋本身就致力于促成所有案件中“唯一正解”的最終實現,其中必然包括疑難案件在內。若法官堅持整體性的法律解釋理念,則意味著對社會結構和法律理論最具合理性的建設性闡釋肯定不會有悖于有關權利和義務的連貫性原則,反而應當依此裁判疑難案件。[10]在此,“唯一正解”是德沃金法律解釋理論中最為核心的觀點,甚至可以說是其法律理論的核心觀點。在對疑難案件進行現實審判的過程中,出現德沃金稱之為“平手”情況的可能性的確高于普通案件,但這種情況更多地是由案件本身存在著多種爭議所造成的,其并非意味著對已經受理案件所做出的最終判決結果亦是多樣的。從某種意義來講,“唯一正解”原本就是對現實司法活動的真實寫照。在多數情況下,之所以無法為疑難案件的有效解決找到正確答案,就是因為道德倫理層面含有某種不確定性或不可通約性。[11]但是,在理論探討層面,“唯一正解”的存在始終表現為有諸多爭議的問題,而德沃金最終因固守該觀點而受到相當多的批評。
最后,赫爾克勒斯(Hercules)的形象。在德沃金看來,就疑難案件而言,僅存在找出既存法律內含的唯一正確答案較難而已,而在既有的法律中絕非沒有解答,只是運用抽象和概括的“法律原則”做“立論”的難度比較高,并需要法官具備深厚的理論素養。然而,只要法官擁有德沃金這種解釋法律的本領和功力,其必然能夠找到“唯一正解”。這絕對不是意圖說明不同法官得出不同見解都只是源自不同人的主觀看法,因而理所當然地認針對既定法的觀點而言必定難以判斷孰是孰非。[12]如果要針對疑難案件恰當而準確地作出裁判,對具體司法者的要求就是德沃金所設定的赫爾克勒斯的標準。無論是運用原則或政策,還是進行建設性解釋,各種情況均是如此。當赫爾克勒斯判決疑難案件時,他會對自己的責任得出某些更為深入的結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必須限制先例的吸引力,以便擴充必要的原則論據來論證這些判決。如果早期的判決完全是由某些政策所論證的,那么就不會存在吸引力的問題。[13]這里出現的是“整體性法律”的概念,這種包括規則、原則和政策以及其他各個方面內容的“廣義”概念是赫爾克勒斯可以利用的“法律淵源”。在此,它既來源于司法過程之中,又會對相關法律實踐活動的理論證成產生激勵和促進作用,其要求法官作出的基本闡釋面向的是作為整體的法律規范,甚至應當比原有探討更為全面而深入。[14]從另外的意義上講,這可以被稱為法律之網。在審理疑難案件之前,法官早已準備好法律的信念之網。[15]正如德沃金所言,“法律可能并非是一張嚴密的網,但是,原告有權要求赫爾克勒斯把法律當作一張嚴密的網來看待”。[16]
雖然,以上這些闡述只是掛一漏萬,但基本能夠描繪德沃金法律解釋理論對疑難案件所表現出的基本態度。若要在相互對立的不同法律原則之間作出恰當取舍,就應當按照“整合法學”的思維方式,運用“建設性解釋”的具體方法進行操作,力求保證針對疑難案件得出的“唯一正解”來自法律內部。由此可見,德沃金堅持認為原則和價值方面的矛盾沖突均能在法律內部得到終極化解。[17]這些描述給我們展示的是關于疑難案件的“理想圖景”:當面對疑難案件的時候,在準確把握“整體性法律”的前提下,具有完美司法素質的赫爾克勒斯能夠利用原則和政策等進行“建構性闡釋”,并最終找到“唯一正解”。毫無疑問,法律解釋的理想目標就是找到最佳的裁判結論,這點在憲法解釋中表現得甚為明顯,除非人們期待某種悲劇性結局的出現,否則根本不存在任何回旋的余地。[18]為更好地解決社會生活中的矛盾糾紛,從對疑難案件進行審判的現實角度來看,追求“唯一正解”本身無可厚非。但是,德沃金所持有的這種觀點似乎導致理論和現實之間的區別變得更加模糊,就司法結果而言,對疑難案件的判解可以是僅有的,但很難說唯獨某判解才是正確的。盡管在某種程度上,德沃金已經認識到理論與現實之間的緊張關系,針對那些對自己的理論學說存有異議的人而言,“他也不太可能通過逐個找遍法律報告以圖發現沒有正確答案案件的實際案例來獲得成功。每一個個案報告都包括一個意見,它證明了某一方面具有法律論證的較大優勢。有的案件也有不同意見,但是這樣的案件也是較好意見占據上風的案件。……在某個特殊案件中,將使所有法律工作者都信服的這樣一個論證是極其不可能的。被一個學者作為判例來引用的任何一個案件在其他人看來都可以是有爭議的”。[19]但是,對疑難案件僅有的正解近乎頑固的堅持不僅使得這種觀點帶有現實壓迫理論的強烈色彩,而且導致德沃金面對疑議和不解時難免會顯得捉襟見肘。
三、觀點交鋒:針對疑難案件問題
核心爭議的兩次論戰
(一)德沃金與哈特:基于規則論和整體性法律理論的爭辯
在德沃金對疑難案件進行探討的過程中,他與哈特就該問題所引發的爭論更是明顯拓展其原有的影響,并使得疑難案件和疑難問題成為他們論戰的重要內容之一。簡而言之,他們對疑難案件和疑難問題持有的核心爭議是由哈特的規則論和德沃金的整體性法律所構成的。哈特的規則論建立在其著名的空缺結構理論的基礎之上。針對包括判例或立法在內的所有用以規定行為標準的方法和手段,不管如何適用于各類普通案件的審理之中,均會在某些方面表現出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在傳遞或探討事實問題的過程中,這些被稱為空缺結構的顯著特征難免會導致分類語詞的具體使用將會為此付出相應的代價。[20]此類對中心與邊緣的區分是同規則論保持內在一致的:正是因為處在中心地位的具體規則難以涵蓋法律在社會現實中所面對的各種問題,致使處于規則邊緣的內容必須著力應對這些問題,并因此使哈特深切感受到法律自身的模糊性。但德沃金對此并不贊同。在他看來,帶有模糊性的語言表述致使人們無法為某些法律問題找到正確答案,而這種觀念始終為絕大多數法律工作者所普遍接受,但其并沒有對由表述模糊的法律語言所帶來的事實和結果加以區分。[21]很顯然,這種做法沒有區分模糊性的事實與模糊性的結果,并建立在德沃金“唯一正解”的理論基礎之上:即便法律可能帶有些許模糊性(事實),但這并不意味著經過復雜的審判過程所得出的最終結論(結果)就必然是模糊的。“如果疑難案件的判決一定是關于各方權利的判決,那么,某一官員如此判斷的理由一定是論證承認或否認權利的理由。他必須使自己的判決與某一種關于他的體制內為什么規則創造或否定權利的普遍理論相聯系,而且,他必須說明在疑難案件中這一普遍理論要有什么樣的判決。”[22]換言之,只要法官能夠完成以上說明,即使面對法律的模糊性,他仍舊能夠達致“唯一正解”的預期目標。除此以外,有鑒于唯一正解在德沃金的法律理論體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承認法律的模糊性還有可能會威脅到“建構性解釋”等內容,而這正是德沃金更加難以贊同的。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全體成員可以針對以下議題展開探討,即該法律規范的效力是由為法律語詞的抽象表述提供政治正當化辯護的原則和政策所決定的,以便裁判結論能夠更好地取得法律規范的理解和支持。換言之,如果某法律規范的適用必定會涉及語言的模糊性,那么其原先無可爭議的本質內涵將會變得備受質疑,甚至其正當的法律地位亦會受到根本性動搖。[23]縱觀以上論述可以發現,盡管德沃金和哈特的觀點在很多方面似乎都是對立的,如法律的模糊性和法律的范圍等。但從其各自理論預設的角度出發,對立雙方矛盾的嚴重程度就會減弱很多。由于哈特的規則論將具體規則認定為法律的中心內容,對那些無法涵蓋在規則之內的難題就需要交給邊緣內容加以解決,這很容易形成法律模糊性的潛在印象。如果雙方談及的規則和概念本身存在較為嚴重的分歧,那么根本不可能具備展開論辯的基礎性條件,更無法期待實現相互間的理解與溝通。①對此,本杰明·N·卡多佐有著極為相似的觀點和看法,只不過后者更強調發揮法官的能動性,當既定的法律規范為應當涵蓋的情況留有空白時,法律規范總會顯得無能為力,而只能借由保持中立的法官居中裁判。此時,所謂的規則無非是為人們普遍接受正義價值和公平理念,亦或是規制其行為的良心、習俗和慣例。[24]在此,涉及到德沃金對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的理論主張。①通過審視其觀點可以發現,他的整體性法律理論將規則、原則和政策等諸多內容都納入其中。在這種理解法律的背景之下,法官都能夠發現整體性法律解決這些難題時所展現出的態度和立場,進而形成唯一正解。也就是說,在哈特認為是展現法律模糊性的邊緣地帶,德沃金用原則和政策等內容來涵蓋,由此便不存在所謂的模糊性問題。借助這種比較分析的視角加以審視,兩者間的對立并非如人們所想的那樣嚴重嚴重,只是從各自的理論基點出發,并對不同的“法律”內容賦予不同的地位和意涵而已。
(二)德沃金與波斯納:對法官能動性的理解存在分歧并各有側重
除此以外,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德沃金和理查德·A·波斯納之間的爭議和論辯之中。從以上哈特持有的觀點和主張出發,如果沒有適用于具體疑難案件的規則,那么對法官能動性的強調就會成為解決案件的必然選擇,法官甚至可以創造出新的規則,當然,這種創造并不是憑空而來的,這點已經為擁有法官身份的實用主義者波斯納所支持并贊同。在處理疑難案件的時候,法官的最高追求僅限于做出某種具有可行性并合乎情理的裁判結論,而這必定需要借助非法律的方法和材料,甚或會提及某些難以言說的直覺感受,而根本不可能局限于慣常使用的法律規范。[25]很顯然,這里所謂的“常規的法律材料”就是哈特所強調的法律規則,而“非法律的材料”更多地被看成是法律原則和政策等內容與標準,至于那些“說不清楚的直覺”,則是法官所具有的“法律感”,這種法律感有時候甚至決定著前述法律材料和非法律材料如何運用,同時也是進行法律論證的心理預設。由此可見,在實體意義上,波斯納并不反對包括規則、原則和政策等內容的“整體性法律”,而只是更加強調法官在面對疑難案件的時候如何從法律的空缺結構中發現能夠給予自己的法律論證以充分資源供給。僅憑有關法律規范的邏輯推理必然不足以作為司法裁判的基礎和支撐,這就要求憑借被稱為“實踐理性”的非正式推理方法。在此,司法過程尋求的不只是某種發現的邏輯,而主要目的在于證成邏輯推理的正當化。[26]為達到這種“正當化”的結果,法官必須尋找各種能夠支持其結論的資源。于是,從其實用主義的立場出發,各種能夠為結論提供權威依據的內容和資料都能夠成為法官所利用的法律淵源。
應當指出的是,就適用的各種法律資料和非法律資料來說,如果沒有在嚴格意義上借助“邏輯”和“科學”的話,就只能更多地發揮“修辭”的作用,只要能夠形成形式上的唯一正解,并使得該結論能夠為法律職業群體和普通民眾中的多數群體所接受(即使沒有形成那么鞏固的接受,起碼也并不導致強烈的反對),那么法官利用這些資料的實用目的也就可以順利實現。這種搜索的過程被艾倫·B·漢德勒法官稱為“結論的需要”——對疑難案件而言,裁判結論的有效形成終歸要超越當前存在的權威,而需要憑靠其他具有實質合理性的基礎理由,即其依據不可能在既有的法律規范中找到,正是“結論的需要”為權威理由的擴展提供著足夠的動力。[27]當然,貫穿于其中的就是法官個體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所體現的就是其才智以及對法律和社會的深刻理解。
針對此類法官能動性的發揮,德沃金并不反對,甚至認為法官可以拋卻兩步走的審判方式,而是先明確體制內部的限制和約束,再有針對性地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和看法。就判決結果而言,只要法官意識到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則性規定即可,更為重要的是體制道德與個人道德之間潛在的相互作用,而法律解釋的實際效果恰恰取決于此。[28]他所強調的不是那種從事實到法律的三段論邏輯結構,而是個人與制度之間彼此限制和相互促進的復雜關聯,力求更好地保證法律確定性的實現。在他看來,基于共同的政治原則和道德情感,人們完全可以憑借法律整體性的思想觀念,努力尋求法律規范所包含的確切內涵,而切忌走向絕對司法能動所提倡的造法誤區。由此可見,德沃金和波斯納之間在疑難案件問題上的分歧并沒有很多學者所想象的那么嚴重,而只是在面對相同的法律現象的時候,兩者有著各自不同的側重和關注而已。可以說,在理論研究和法律實踐方面,德沃金對疑難案件問題的研討已經產生了深刻而久遠的影響,其嚴肅而穩健的理論建構受到哈貝馬斯和阿列克西等學者的借鑒和追捧,由此變得更加詳盡而明確,并被認為具有劃時代和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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