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口貿易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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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貿易的好處范文第1篇

事實上，如果仔細分析后就會發現，美國憤怒的不是其在兩國貿易中的巨大逆差，而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帶來的壓力，美國可能希望打擊中國出口以放緩中國經濟的增速，并通過擴大自己的制造業投資來維持兩國經濟競爭中有利的地位。

以2015年為例，美國對中國的商品貿易逆差為3660億美元，大約是美國商品貿易逆差總額的50%。但是，中國相當多的貿易順差并非是“凈盈余”，而是作為東亞產業鏈最后組裝車間的角色，為美國、韓國、中國臺灣、日本等地區產業鏈上的企業“代領”了，如果去除這些部分，中國順差將會大大減少。有機構在對全球供應鏈進行調整后，發現中國對美國的順差其實只占美國年度貿易赤字的16%，略高于日本的13%和德國的11%。

美國逆差的主要來源是電子產品，電氣設備，紡織品、服裝和皮具；家具以及汽車。中國出口美國的電子產品大部分是跨國公司生產并由整個世界的產業鏈組成，中國并不是主要的受益者，比如蘋果手機。打擊中國的紡織品、服裝和皮具、家具等行業的話，美國并不能實現國內替代，而是需要從其他國家進口，這無法消除逆差，只是改變逆差來源。此外，中國主要由外資控制的汽車業并不是美國汽車貿易逆差的根源。

所以說，打擊中國的出口對美國而言沒有意義，因為從總體上而言，美國的貿易逆差長期存在，是美國國內經濟結構決定的。打擊中國出口只會進口別的國家產品，這種轉換不利于美國消費者，因為其他國家的產品質量或價格相比中國制造可能缺乏競爭力。

但是，作為競選時的政治噱頭，特朗普必然會對中出口采取行動，而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市場之一，也完全有能力做出有力的回擊。比如最近對產自美國的干玉米酒糟征收反傾銷稅，只是想提醒美國，2015年美國大約25%的大豆和40%的棉花銷往中國，而且年出口增速超過美國國內產量增幅和對其他任何國家的出口增幅；中國進口的玉米、小麥也主要來自美國。如果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中國農產品需求完全可以由其他國家進口替代。

中國目前是波音、通用等美國公司的第一大市場，中國的服務業正在逐步開放，擁有優勢的美國公司正在躍躍欲試。在過去的十幾年里，美國公司在中國投資收益頗豐，所以，如果將貿易與投資合并在一起的話，美國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并未吃虧，相反，美國人民長期享受到中國物美價廉商品的好處。

特朗普的經濟政策著眼于減少貿易逆差以及促進經濟增長，但最終目標是增加就業。美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部門主要是高科技產業與服務業，但是這些部門對勞動力素質要求很高，而制造業工人如果在全球環境中競爭，則處于劣勢的地位。

所以，特朗普旨在向被遺忘的選民提供就業的經濟政策，會導致另外的災難。

進口貿易的好處范文第2篇

降低由成本推動的物價上漲問題不應盲目地動用匯率杠桿

加快人民幣升值以治理通貨膨脹的政策主張是否正確，首先要看目前中國的通貨膨脹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一般而言，假如通貨膨脹是由需求膨脹拉動的，那么采取本幣升值、增加進口的做法是有利于遏制通貨膨脹的。但是，如果通貨膨脹是由成本推動的，那么就需要在選擇穩健匯率政策的同時積極推進結構調整，并且還需要暫緩實施比較激進的社會政策，必要時還應降低政府稅收來增加企業與居民的收入。顯然，中國目前仍然是一個內需不足的國家，居民消費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僅沒有顯著提高，反而有進一步下降的趨勢，因此便沒有理由認為中國的物價上漲是由需求拉動的。實際情況是，中國目前物價過快上漲主要是由成本推動的。而成本上漲的壓力主要來自于國際和國內兩個方面。國內方面，最近兩年，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提升產業結構和提高勞動者收入等方面的政策要求不斷付諸實施，導致勞動成本與生產的社會成本快速上升；國際方面，外部經濟中的不確定因素增多，我國外貿受阻；全球原油及資源類商品期貨、糧食價格均大幅上漲。在這種情況下，采用人民幣升值的辦法來解決當前的通貨膨脹問題，將會導致進口部門的膨脹與出口部門的緊縮，這樣就會產生兩個較為嚴重的后果：一是加大國際通貨膨脹的輸入；二是以犧牲出口部門來補貼進口部門，這將對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帶來不利影響。所以要想解決中國目前較快的物價上漲，關鍵是要進行內部政策與結構調整，而不是盲目地動用匯率杠桿。

在現行貨幣制度及貿易體制下匯率政策難以起到降低通脹的直接作用

按建言者思路，人民幣加快升值對遏制通脹的功能主要有二：第一，人民幣加快升值，可以在提高出口價格的同時，降低進口價格，減少貿易順差，從而降低或消除貿易順差所帶來的“貨幣輸入”或“流動性輸入”，有助緩解通脹壓力；第二，人民幣升值，使進口成本相對下降，迫使國內商品相應降價或難以提價，從而抑制通脹，尤其是輸入型通脹。

上述想法看上去似乎有一些道理，但仔細分析發現，在現行貨幣制度以及貿易體制下，不但使升值所帶來的利益大打折扣，不斷升值的預期還會給中國經濟帶來新的問題。

首先，在中國現行外貿體制下，并不是所有的企業都能夠自由進口國外的產品和服務。因此，對眾多的企業和民眾而言，難以享受人民幣升值的好處。這些好處大部分會落在有進口權限或受保護的企業以及外資企業手中。據統計，去年外資企業和有關國企進口總額為8300億美元，占全國進口總額的86%。而國企進口2/3為資源性商品，外資進口中約60%為加工貿易的原材料。可見，匯率升值的主要收益，一部分通過加工貿易的進出口，由外資企業及外國消費者所占有；一部分則讓有進口權的國有企業享受。國內廣大普通企業和消費者并沒有機會分享這一好處。

其次，在商品進口貿易中，不僅資源性商品存在進口壟斷，消費品的進口也同樣受到管制，尤其要受到稅收政策的管制。消費品進口后，往往會被征收高額的關稅和進口環節稅。目前進口關稅整體水平約10%，再加上各種非關稅壁壘和一些不合理流通環節，進口消費品價格往往上升100%，甚至更多。這種體制不僅嚴重束縛國內競爭，還使進口消費品的國內價格長期高于國際價格，普通消費者不得不支付比國際價格高得多的消費代價。

由此可以得知，人民幣升值的好處難以惠及消費者，匯率升值抑制通脹的政策功效亦大打折扣。

另外，要通過升值解決國內通貨膨脹問題，必須滿足如下兩個前提：第一，進口產品一定要與國內價格漲幅比較大的產品有較強的替代作用；第二，升值所帶來的進口產品降價幅度一定要大于國內同類產品的漲價幅度。而現實情況是，很難有進口產品能夠替代諸如豬肉、食用油等這些國內價格上漲較快的產品。

人民幣加速升值引發更多的新問題

第一，誘使更多的外資流入。人民幣升值的建言者的另外一個初衷是，通過提高出口商品價格，降低出口增長，減少貿易順差和基礎貨幣的投放，從而緩解通脹壓力。應該說，匯率升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發揮上述作用。但是，在中國現行貨幣和外匯管理制度下，人民幣持續升值的預期誘發更多外資的流入，而因此引起的流動性的增加，對物價上漲帶來了更大的壓力。

以今年第一季為例，今年1―3月，我國出口增速有所放緩，進口速度相應提升，累計貿易順差414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0.6%，凈減少50億美元。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除了全球經濟放緩，國際進口需求有所下降外，人民幣升值也是順差減少的原因之一。但與此同時，資本賬戶收支卻顯著上升。今年首季，國家外匯儲備增加1538億美元，增長近40%，比去年同期多增182億美元。扣除外貿順差414億以及外國直接投資（FDI）274億美元后，外儲增量中不能解釋的部分達851億美元，占外儲增量的55.3%之多。而去年全年這一數額為1200億美元，以此計算，今年單月熱錢流入量是去年的3倍。

不僅如此，屬于FDI的資本流入，亦出現異常增長現象：今年首季實際利用外資274億美元，同比增長61.26%。而去年全年僅增長13.8%，進一步分解FDI可以發現，2003年至2007年期間，FDI用于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一直明顯上升，保持在50%以上，最高曾達到63%。但今年首季這一比例急劇下降至20%。而尚未用于固定資產投資的部分顯然是打算通過FDI合法渠道伺機進入我國資產市場的熱錢。

第二，引發存儲搬家。筆者最近在香港調研時看到，香港出現居民排隊兌換并存儲人民幣現象，人民幣現已成為最受歡迎的投資工具。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數據，香港今年2月底人民幣存款從去年底的334億元猛增至478億元，而且越來越多的港人在內地開設人民幣賬戶。這種存款大搬家的現象不僅表明港人看重人民幣與港幣的利息差，而且反映出港人對人民幣升值抱有強烈的預期。有機構估計，至今年年底，香港人民幣存款將達到或超過1000億元。

無論是通過FDI合法渠道流入的熱錢，還是資本項下不可詮釋的游資，皆表明在目前中美利差倒掛和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下，國際熱錢流入有增無減，流動性泛濫及通貨膨脹也并未因匯率上升而改善。

第三，導致中小企業倒閉。人民幣升值還影響了中國出口企業的經營能力。我國中小型加工貿易及勞動密集型企業，嚴重依賴出口市場，交易多以美元結算，人民幣加速升值，其利潤邊際被進一步蠶食。以紡織業為例，去年，全國紡織服裝業平均利潤率為3.9%，預計今年出口價格約提升7.18%，但人民幣如以此速度升值，到年底可能會上升16%-18%，僅人民幣升值就將全行業的利潤全部擠壓干凈。業內人士預計，今年中國將有高達1/3的中小紡織企業因難以承受匯率及成本壓力而倒閉。

治理通脹需要綜合性經濟政策

自去年第四季度以來，人民幣對內、對外價值開始出現背離：隨著匯率上升，人民幣相對美元的國際購買力提高；隨著通脹加劇，人民幣國內購買力下跌。進入2008年之后，人民幣“內貶外升”的趨勢進一步加劇。

就以上現象本身而言是產業結構失衡及內外部經濟不協調的結果，但就直接影響因素來講，以上現象形成的原因卻各不相同，并沒有直接或密切的關聯性。從人民幣國際購買力上升來看，國際收支長期雙順差，美元持續疲軟，人民幣升值預期強烈等，是人民幣加快上升的核心因素。而從人民幣對內價值來看，國際收支雙順差帶來的外匯占款增加和流動性過剩，雖然是推動物價上漲的原因之一，但本輪通脹的內因更多的卻是來自內部經濟的綜合因素，如生產要素價格上漲，部分商品，特別是農副產品供不應求等。

進口貿易的好處范文第3篇

[關鍵詞] 融資困難貿易融資民間擔保融資

金融危機以來,貿易融資困難已經成為世界性的問題。究其原因,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各國信貸緊縮,成為導致國際貿易大幅下滑的一個重要因素。金融危機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為防范風險,加強了金融監管,貸款條件更加嚴格,導致了貿易融資量的下降。目前我國銀行體系的流動性充足,但貿易融資的缺口依然較大。主要原因是政府提供的貿易融資對象大多是針對國有大中型企業。中小企業由于自身的原因,很難獲得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提供的融資服務。于是就出現了針對中小企業的民間擔保的新型的融資方式,從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問題。本文重點從出口融資的角度來談我國的貿易融資方式。給我國的涉外企業提供貿易融資的參考。

一、由商業銀行提供的傳統的出口貿易融資

首先是出口押匯。出口押匯是在出口商以代表物權的單據及其他單據抵押給銀行,從而得到銀行扣除押匯利息及費用后的有追索權的墊款。包括:信用證項下單據押匯和跟單托收下單據押匯。對出口商的好處有:可加快資金周轉速度、可簡化融資手續、可改善現金流量,從而改善財務狀況、可節約財務費用等。出口商選擇出口押匯的融資方式一般是在流動資金有限,想加速自身資金周轉的情況下。是目前應用最廣泛的出口貿易融資方式之一。其次是信用證打包放款。是指出口銀行以出口商提供的進口銀行開來的信用證正本做抵押向其發放貸款的融資行為。包括根據預支信用證提供的打包放款和以其他信用證為抵押發放的貸款。對出口商的好處:可擴大貿易機會、可減少資金占壓。出口商在生產、采購等備貨階段都不必占用自有資金,緩解了出口商的流動資金壓力。再次有票據貼現。是指銀行保留追索權的買入已經由其他銀行承兌的尚未到期的遠期票據,為出口商提供短期資金融通的業務。為出口商帶來以下好處:可簡化融資手續、可擴大貿易機會。為進口商提供遠期付款的融資便利,擴大貿易機會、加快資金周轉。另外還有國際保付。在我國又稱為承購應收賬款業務。是指保理商從其客戶手中,購進通常以發票表示的對債務人的應收賬款,并負責信用銷售控制、銷售分戶賬戶管理和債權回收業務。保理業務可以給進出口雙方都帶來好處,尤其是對出口商的好處有:有利于出口商盡快收回資金、有利于出口商轉移風險、能節省費用、有利于出口商獲取進口商的準確信息。

二、由政策性銀行提供的貿易融資

成立于1994年的中國進出口銀行,以支持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為最終目標,為了應對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實現國家“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促外貿、穩就業”的政策性目標,自金融危機以來,我國進出口銀行就大力發展自己的貿易融資業務,全力支持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截止到今年前兩個季度,進出口銀行已經累計辦理各種出口貿易融資12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69%。另外,進出口銀行還對外加強了貿易融資的國際合作,加強與國際金融機構的貿易融資合作等,通過各種方式加大貿易融資發展力度。進出口銀行除了提供中長期出口信貸外,也為進出口企業提供融資服務,強化自身的融資服務功能。

三、利用出口信用保險下的出口貿易融資便利

出口信用保險項下融資。出口信用保險項下融資指銀行對已投保短期出口信用險的出口企業,憑企業提供的出口單據、投保短期出口信用險的有關憑證、賠款權益轉讓協議等,保留追索權地提供短期資金融通。出口信用保險項下的融資帶給出口商的好處:申請方便、可加快資金周轉a、可改善財務狀況。

四、利用民間擔保融資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

民間擔保融資是一些地方性的擔保機構在研究大量的融資相關理論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推出的適合中小企業的創新型的融資模式。它的產生是在特定的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在我國的各項經濟指標下滑、中國經濟運行困難明顯增加的情況下出現的。可以為廣大的正在經歷融資難的中小企業提供一個新型的融資途徑,也可以為國內更多的地方性的融資機構的金融創新提供一個參考的依據。由于對外貿易量的急劇下降,我國企業尤其是外向型企業的融資更加困難。而這其中,受宏觀經濟面影響最大、抵御風險能力最差的中小企業首當其沖,特別是企業流動資金的缺口,成為困擾眾多中小企業生存與發展的主要因素。中小企業融資問題是“世界級”難題,在我國尤為如此,中小企業普遍存在融資困難、信息不暢、告貸無門等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難以完全靠企業自身的努力來解決,也不可能完全由政府主管部門包辦,市場需要有專業化的融資機構開展服務。據調查,目前民間資金對中小企業的融資貸款需求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是我國現階段中小企業獲取資金的主要渠道。而且目前這一模式在一些地方也得到了市場的肯定和認可,成為目前最有效、快捷的融資渠道。

參考文獻:

[1]《國際貿易》月刊2009年8月號總第332期。

進口貿易的好處范文第4篇

1從國際貿易政策的歷史演變看貿易政策的保護性

世界范圍國際貿易政策演變一般分為5個階段：

(1)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重商主義思想是當時保護主義的理論基礎。

(2)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自由貿易政策占主導地位，但是同一時期后起的德國和美國，則在漢密爾頓和李斯特的保護貿易思想影響下，基于他們特定的對外競爭條件，主張運用貿易政策保護國內的幼稚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

(3)壟斷資本主義時期1929年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成為超保護貿易政策的催化劑。

(4)戰后世界貿易自由化傾向時期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掀起了一股貿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戰后的貿易自由化傾向與自由競爭時期的貿易自由主義有所不同，并不強調全面的貿易自由，而是一種有保留的貿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貿易保護政策。

(5)關貿總協定(GATT)條件下新保護主義時期1973年的能源危機、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高失業率，給發達國家經濟以沉重的打擊，使各國貿易政策開始脫離過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轉向以管理為主要手段的貿易保護主義，引發了全球性的保護貿易浪潮。

從歷史上國際貿易政策演變的幾個階段不難看出，國家貿易政策的本質是保護性的。主要4點：一是在GATT前的各國貿易政策無多邊貿易協議的束縛，各國制定的對外貿易政策完全依據本國利益，這樣極易產生貿易保護的做法；二是歷史上盡管若干次保護貿易政策和自由貿易政策相互交替，但保護性的貿易政策在時間上占主導地位；三是保護性是貫穿國際貿易政策歷史演變的一條“紅線”，即使歷史上自由化占主導的時期也仍然有貿易保護的影子；四是20世紀50年代倡導自由貿易，并訂立了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以約束各國的保護措施，但貿易政策的保護本性沒有因為貿易政策的國際協調而改變。2002年3月，美國對鋼鐵啟動201條款，對來自歐盟、日本、韓國、俄羅斯、中國的鋼材進口征收關稅最高達30%，就是典型的例子。

2對保護性貿易政策的理論解釋

2.1國家間貿易得益分配不均，是產生保護貿易的主要淵源

徐建斌、尹翔碩在“貿易條件惡化與比較優勢戰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的持續惡化和自由貿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擴大，使得人們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較優勢的貿易戰略的有效性。并用擴展后的李嘉圖模型，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惡化現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擴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雖然確實對貿易雙方都有好處，但貿易雙方因自由貿易得到的好處是不均等的。一般來說，發達國家在與發展中國家的自由貿易中，發達國家得到的好處比發展中國家得到的好處要多。這樣，發展中國家想追趕發達國家，實現本國復興的愿望就很難實現。于是，國家之間在對貿易利益的爭奪過程中，必然會出現保護貿易政策的實行[1]。而且歷史證明，沒有一個國家是一直極力鼓吹貿易自由化的國家，在實現工業化之前也采取了高關稅的保護政策。GATT對發展中國家的例外條款、普惠制(GSP)等一系列的糾正貿易利益分配不公的措施，充分說明了國家間貿易得益分配不均是產生保護貿易的主要淵源。但是，為什么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新貿易保護主義呢？

2.2國家內部各行業因自由貿易帶來貿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貿易保護的又一壓力

為了解釋這個現象，以美國的鋼鐵產業為例。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在自由貿易中其得到的利益應該要大于發展中國家得到的貿易利益。那么為什么美國布什政府還要揮舞201條款的大棒，不惜引發一場世界性的鋼鐵大戰呢？原因很簡單：那就是美國各行業在自由貿易體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門是負的利益。資料顯示，由于在自由貿易下的國際鋼鐵供應商的競爭，1990～1999年，美國鋼鐵制造工業每年有大約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國總共有18家鋼鐵公司破產，有23500多工人失業[2]。按照國際貿易的比較成本說和要素稟賦論，像美國之類資本量較多的國家，應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然后進行交換，以獲取國際分工的好處。現在的問題出在美國出于國內政治和社會的考慮，既要生產并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又要維持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使這些產品的生產已經失去了比較優勢，熊掌與魚都要。畢竟美國的鋼鐵業曾經是他的支柱產業，并有60萬的鋼鐵工人，將他們轉變到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去就業，是需要時間、非常困難的。出于國內政治壓力，布什政府權衡各方利弊，最終決定啟用201條款提高關稅。可見貿易利益對國內各行業的不同影響也會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

2.3貿易政策國際協調不能改變貿易政策的保護性質

貿易政策的國際協調，促進了貿易政策的國際趨同化。自二戰以來，雙邊貿易政策的協調，區域性的政策協調，尤其是致力于國際貿易體制的多邊貿易政策的協調，使各國貿易政策趨于統一，體現了全球經濟關系的秩序化，給各參加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但無論是哪種協調，貿易政策的本質始終具有保護性，即貿易政策的目的——保護本國市場，擴大本國產品的出口市場，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改善，積累資本或資金，維護本國對外的經濟、政治關系，沒有根本改變。就拿WTO這一多邊貿易的最高成就來說，仍然改變不了各個國家貿易政策的保護本性。

(1)自由貿易是個謊言WTO規則的制定，形式上是通過多邊貿易談判回合(MTN)的協商產生，實質上依據國家貿易實力決定分量，由于歷史原因和貿易實力，基本上是美國一手把持。貿易談判（貿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國家利益最大化（貿易保護）才是貿易談判的實質。

(2)WTO的例外條款和規則，為國家的保護貿易政策的實施提供了可能和依據由于貿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利己的，即在最大范圍內保護本國利益，同時最大程度地攫取他國利益。因此，國家貿易政策的目的（在沒有一個足夠有約束力的國際組織的約束條件下），決定了這種例外條款和規則就會必然成為貿易保護的依據。

(3)在WTO下仍有一些公開的高度保護的行業農業、紡織業，便是各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公開的保護產業。但這些產業恰恰是發展中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發達國家中相對比較劣勢的產業。

3WTO條件下國家貿易政策保護性的表現

3.1“公開型”的貿易保護

“公開型”的貿易保護，是指在關貿總協定和WTO下的貿易，以及投資自由化的談判過程中還未涉及的領域，或是還未完全展開和達成協議的談

判的領域，再加上談判達成協議后還沒有履行的承諾，以及協議中的一些規則的例外而引起的保護措施。還未涉及的領域，指某些國家為了維護本國的利益暫時把某些行業的自由化擱置起來不予談判；還未完全展開和達成協議的談判的領域，是指某些“敏感行業”，國家的比較優勢相差懸殊，如果完全放開會導致本國產業的“嚴重損害”，故在多邊談判中暫時將這些行業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談判后還沒有履行的承諾，指根據承諾減讓表現在還未兌現的部分；談判達成的協議規則的例外，是指協議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規定的，但無論哪項協議，都是由一些規則和規則的例外拼湊起來的，這些規則的例外實際上就是承認這些方面的適當保護。這些保護都是公開的，這實際上也是國際在多邊貿易談判中實力較量的結果。

一般認為，在WTO下的多邊貿易談判中的“敏感行業”，是自由化較緩慢和最不徹底的行業。如農業、紡織業、服務貿易領域，一直是各主要發達國家“公開型”的貿易保護的領域。

在WTO條件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公開型”貿易保護的手段有兩種：一是運用高關稅限制進口；二是利用各種各樣的非關稅壁壘。國內的價格支持就是常見的公開型保護措施之一。國內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國內補貼、價格管理、出口補貼和綠箱(GreenBox)政策等等。

3.2“隱蔽型”的貿易保護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開型”貿易保護外，還有十分重要的“隱蔽型”貿易保護。“隱蔽型”的貿易保護是與“公開型”的貿易保護相對應的，以“反傾銷壁壘”為代表，還包括“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等。這類壁壘的特點是它們往往本著人類的共同利益的原則制定出來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則”、“保護生態和人類健康”等原則，這些原則本意確實是好的，但現實情況則是它往往會成為某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制定保護貿易政策的依據。事實上這種“隱蔽型”的貿易保護措施，現在已經成了發達國家保護國內產業的主要工具。

“隱蔽型”的貿易保護的手段包括兩類：一是征收高額關稅，如加征高額反傾銷稅、反補貼稅；二是禁止進口甚至就地銷毀，這主要是不符合國家的檢驗檢疫標準、環保標準等而采取的措施。

4構建中國符合WTO規則的保護性貿易政策措施

4.1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體系的必然性

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國際分工處于不利的地位，貿易利益相對較小。無論是過去還是在現在的WTO條件下，各國的貿易政策的本質是保護性的，不能幻想WTO會真正無私地給中國一個穩定的、自由的貿易環境。WTO下的保護更具進攻性、系統化、法律化，更加難以對付。

加入WTO后的中國，首先，在保護國內市場方面應該好好地向發達國家學習，制定出中國的一套有利于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體系，已成為當務之急。

其次，對中國國內各產業來講，加入WTO對它們的影響也是各不相同的。作為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協調好各個階級、階層的利益，維護社會的穩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們一味地強調入世承諾，而忽視各個利益集團的利益協調，必將產生嚴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協調入世對各行業帶來的利益不對等也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制定相應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適當保護措施，而且這也是各個國家普遍采取的對策。

4.2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政策體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規則的例外給各個國家制定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據。因此中國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保護貿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協議和規則并不十分嚴密，存在漏洞。這使得國家可以根據這些存在漏洞的協議制定本國的很容易成為保護措施的貿易法律，如反傾銷協議的模糊性漏洞，就成為各個國家貿易保護的工具。中國也可以利用這些協議的不完善來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法規。

第三，新型的貿易保護手段（如動植物衛生檢驗檢疫標準、綠色壁壘、技術標準壁壘等），我們的技術水平差并不意味著就不能利用技術手段，也可以利用別的優勢建立起中國特有的壁壘。前些年中國肉雞產業受到外國的極大沖擊，當時就有人提出要對肉雞的進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據規定每只肉雞的雞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為中國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雞毛渣比美國等發達國家用機器拔毛后剩下的雞毛渣要少，這樣的規定對我們是有利的。

總之，WTO不是一個貿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許“合法”地保護，而且它使貿易保護更加系統化、法律化。

4.3按WTO的原則和“例外”條款構造中國“隱蔽型、新型”的非關稅壁壘體系

在WTO條件下，關稅手段和“傳統”的非關稅保護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終要取消的，于是各國紛紛轉向“新型”（“隱蔽型”）的非關稅壁壘。加入WTO后的中國也必須順應這一趨勢，按WTO的原則和“例外”條款構造中國“隱蔽型、新型”的非關稅壁壘體系。

(1)以加強和提高反傾銷、反補貼的能力建設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關稅壁壘(NTB)作為保護措施方面，發達國家早已具有相當高的水平，側重點早已轉向以反傾銷為代表的“新型”的、隱蔽性強的NTB。根據中國加入WTO法律文件，進口許可證、進口配額和進口招標這3種傳統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國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將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應以加強反傾銷能力建設為核心。從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中對反傾銷的規定，到1997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再到最近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應該說，中國在反傾銷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經初見成效。但是，中國的反傾銷隊伍還有待加強。

反補貼也是比較新型的非關稅壁壘，也成為各發達國家保護國內產業的一個重要手段。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在1989～1993年期間發起的反補貼案數目占全球反補貼總數的比重高達93.2%。中國最近也頒布了《反補貼條例》，但是，至今中國的反補貼尚無實際操作經驗，專業人才缺乏的問題也較為突出。

(2)積極穩妥地建立中國技術性壁壘體系一是制定和完善技術標準。雖然目前中國的整體科技實力還比較落后，但即使只能在個別領域制定出本國特有的、并且是國際領先的技術標準，也將極大地增強中國保護本國市場的能力。另外，WTO允許各國根據本國特點（如地理條件、消費習慣等）制定與別國不同的技術標準，對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加以利用。二是制定和完善衛生和植物檢疫措施(SPS)。雖然GATT中SPS協議鼓勵各締約國將自己的SPS措施同已有的國際標準或指導原則接軌，但它同時也存在漏洞。由于其技術上的復雜性，這是一種隱蔽性相當強的非關稅壁壘。三是建構綠色貿易壁壘體系，又稱環保壁壘。即以環境保護為理由限制外國產品的進口。中國也完全可以利用ISO14000來抬高國內市場的進入門檻。

需要指出的是，在WTO條件下在必要時候適當地保護本國產業，任務是艱巨和復雜的，這是一項系統工程，不能說制定了幾部法律或法規就可以有效保護了。它需要國家各個部門相互配合，不僅需要制定法律，也需要培養人才；不僅要制定保護性的對外貿易政策，更需要將它與國內產業政策結合起來考慮。>

【參考文獻】

進口貿易的好處范文第5篇

表1．1對貿易改革措施進行了分類并分析了對政府財政狀況影響的預期。如上所述，影響可以是積極的、消極的或中性的，取決于具體國家采取措施的性質和該國的特征等。然而，對于大多數貿易措施來說，改革一般會提高稅收或者會產生模糊不清的效果。國際組織支持的貿易自由化通常是以消除非關稅貿易壁壘最為優先，然后采取關稅結構合理化的措施。非關稅貿易壁壘對一國來說最容易產生貿易扭曲現象。下面我們看一下這類措施及其對國家財政狀況的影響。

非關稅壁壘包含一整套做法，包括配額、禁令、進出口許可、以及國家貿易壟斷。除了提高經濟效率的理由外，最初側重消除非關稅壁壘還有增加財政稅收的好處。配額和禁令不能增加預算收入，卻為鉆空子行為和走私提供了機會。相應的，如果其他條件不變，把配額轉換成相等的關稅(通常還伴有進一步降低關稅稅率的時間表)或者消除禁令，將對稅收會產生立竿見影的積極效果，因為這些好處已經以貿易稅收的形式轉移給了政府。因此，消除非關稅壁壘的問題應在改革之初就得以解決。

取消免稅(不包括出口退稅機制)和與貿易有關的補貼應該對政府的財政地位產生直接的積極影響。稅收減免特別是無條件減免，會促使進口商尋求其它產品的免稅，這種減免的擴散將鼓勵把可征稅商品劃定為可免稅商品，這對稅收有負面影響。所以，避免隨意減免稅收，除了直接的積極的稅收效果外，還有助于減少其他麻煩，改善管理。

減少關稅對財政的影響取決于關稅的初始水平、覆蓋面以及減免的程度。原則上講，在進口水平不變的情況下，降低關稅將減少貿易稅收。然而，由于較低的稅率也容易增加進口需求，實際稅收的影響將取決于進口需求的價格彈性。彈性越高，關稅的削減就越有可能對財政收入產生積極的影響。

一些國家采用本應被禁止的高關稅，非常容易造成偷稅漏稅，或者通過錯誤的海關分類或者通過走私逃避交稅。因此，降低這樣的關稅很容易產生更高的稅收，因為這樣做減少了違規的費用。并且，由于走私活動減少，應被記錄在案的貿易量增加了。所以，更常見的情況是，降低關稅會因偷稅漏稅減少而促進了稅收的增加。

以建立統一的關稅機構為目標的貿易制度改革也有助于增加財政收入，因為這樣做將增加透明度和簡化稅賦管理。統一的關稅結構或較少的關稅擺動幅度會使偷稅漏稅減至最小，并可以減少海關行政官員分類和估價的錯誤。

如果一個國家的貿易改革已經進展到相當程度，那么在一定時期，某些稅率的進一步降低將導致稅收減少，至少短期內是如此。然而，從長遠的角度講，由于貿易改革具有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好處，采取適當的應對措施會抵消潛在的財政損失，例如，采用一種較少產生扭曲現象并且基礎廣泛的稅收政策。這種稅收同等適用于國產和進口產品。對進口產品和國產替代品按照同等稅率征收給經濟帶來的扭曲通常小于只對進門征稅，而對兩者都征稅會產生更大的稅收。

對于那些把貿易稅作為重要財政來源的發展中國家，進一步降低平均關稅將對稅收產生負面影響，并阻礙進一步改革的進程。在這樣一些情況下，動員其它稅收來源，并使稅收來源多樣化而不僅僅依靠貿易稅是非常重要的。但這很可能是一個很長的過程，需要盡早啟動一個基礎廣泛的稅收機制。由于這樣的過程需要時間進行準備和實施，因此需要在自由化過程的早期階段尋求國際組織的技術支持，并通過改進海關管理來支持貿易改革措施。但即使是在那些高度依賴貿易稅收的國家，也沒有理由延遲實施對稅收有著積極或中性影響的貿易改革。事實上，嚴重依賴這樣的稅收使這些國家有充分的理由加快與增加稅收有關的貿易改革，特別是使非關稅壁壘關稅化并制止免稅特權。

各國在減少出口稅方面已經取得顯著進步，部分原因是由于將取消征收出口稅作為一種提高增長水平、加強國家對外地位的方法，現在被普遍接受。降低出口稅對稅收的影響將取決于減稅在多大程度上和以多快的速度擴大總的貿易量、減少類似走私這樣的非法活動。由于出口稅常常被抱怨為一些難以征稅領域如農業領域的收入稅的替代品，如果將它作為擴大稅收基礎的總體稅收改革的一部分加以實施的話，減少或取消出口稅就很容易被國家接受。取消出口稅也會對受影響的商品制造者產生積極影響。就農產品而言，這些生產者也許就是社會中較窮的群體(見相關鏈接)。

最后，在很多貿易改革的方案里，大規模貿易自由化一直伴隨著匯率的貶值，目的之一是為了鼓勵出口商，使他們能夠利用更自由的貿易機制的優勢。總的來說，貶值對于貿易稅的作用是有定論的，它取決于進口需求的價格彈性。如果進口需求是非彈性的，那么以當地貨幣計算，貶值將導致更高的進口價值，而且在任何一個關稅水平的稅收都將增加。

一些研究已經驗證了貿易改革實施之后在財稅方面的實際效果。這些研究表明，貿易改革的步驟應以對稅收的負面影響為最小。下面是這些研究的一些主要結論。

對于那些原來實施限制性極強的貿易體制的國家，貿易改革的實施是為了保護財政收入，也是為了國家的多數部門能夠實現有意義的貿易自由化，同時不以財政目標為代價。經驗化的證據提出，數量限制的自由化一般能夠促進稅收，而關稅改革也并不導致稅收流失。

財政方面的考慮認為是限制特定貿易改革進程的主要因素。如果對支持性財政政策和稅收中性的貿易措施給以更多關注，可以取得目標更明確的貿易自由化。

貿易改革對稅收的影響在極大程度上取決于宏觀經濟政策的輔助，特別是要有一個恰當的匯率政策。

結論：汲取貿易政策設計的教訓

在設計貿易自由化的模式時，應當留有余地以避免稅收上的負面后果。改革方案應該在改革過程開始的時候就注意采取更廣泛的貿易自由化措施，并盡早地安排實施那些容易對稅收產生積極影響的措施。同時制訂合理的宏觀經濟政策十分重要，特別是需要適當的匯率，以及擴大國內稅收基礎的努力。

然而，貿易自由化產生的問題，例如貿易自由化初期對稅收的負面影響，不應該被淡化(特別是那些嚴重依賴貿易稅的國家)。即使是其它稅收和支出措施已經到位，仍會面臨來自政治的和經濟方面的挑戰。不僅如此，在方案設計的時候往往會考慮采取其它財政措施，這通常包括對與收入和支出方面有關的很多領域產生的財政壓力，包括支持結構改革而不是貿易政策所需的花費。

由于持續的貿易自由化最終會導致減少貿易稅收在總收人中的份額，要想維持財政收入就需要進行具有補償性的國內稅制改革。由于稅收政策和行政改革的醞釀過程很長，因此，在貿易改革的最初階段就需要考慮國內稅務改革，并且在自由化的初級階段尋求技術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相關鏈接

馬達加斯加香草出口稅案例

發展中國家經常對初級產品出口征收出口稅。出口征稅是一項不大受世界貿易組織紀律限制的政策工具，這一點反映了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對進口政策的注重。這使得判斷這種政策的經濟效果格外重要。在一些情況下，征收出口稅實際上代替代了對采礦業征收的土地使用費；在另一些情況下，征稅被用來對加工初級產品工業提供保護。后一種情況會對窮人產生負面影響，因此需要認真跟蹤和分析。出口稅意味著初級產品生產者和農民的產品得到的價格低于世界市場流行的價格。在這種情形下，需要就適當的貿易制度對貧困和社會安全體制的影響進行認真的分析。

有時候，出口稅是用來試探市場支配力的，在這種時候，那些政策就會對窮人有很大的負面影響。馬達加斯加的香蘋銷售委員會就是一個例子。

1960年的馬遲加斯加生產世界上價格最低、質量上乘的烈性香草，其產量占據世界天然香蘋出口的60％。由于占據著統治地位，馬達加斯加與科摩羅和留尼汪島組織了一個烈性香草卡特爾聯盟，并制定了出口高價。馬達加斯加通過市場委員會(CAVAGl)規范其國內市場來限制供應，該委員會對生產者限定了低價，并且要求對種植、整理和出口香草辦理執照。

如果這個戰略被其在馬達加斯加香草出口價格上的效果來評估的話，很明顯它是成功的。香草的出口價格從60年代末每公斤10美元增長到90年代初65美元還多。然而，馬達加斯加在世界市場的份額下降到30％，因為在卡特爾聯盟之外的印尼利用了世界市場價格高昂的機會發展了自己的出口能力。印尼進入世界市場使得馬達加斯加的出口總值在70年代到80年代沒有任何增長。市場委員會對國內市場的干預對生產商的價格也有類似的壓抑作用，這使80年代每公斤的價格在5美元左右波動。

誰從香草卡特爾聯盟和市場委員會國內政策中受益了呢?印尼的生產商顯然是贏家。輸家是馬達加斯加的生產商一主要是小商號，大約有6萬家，平均生產130公斤，平均收入是每種植一次收入650美元。最近的一項研究對如果廢除市場委員會馬達加斯加所應有的市場價格進行了估算。估算的結果是，其價格接近26美元，比CAVAGI固定的5美元價格高很多。如果考慮到這種價格變化將會導致產量的增加，放任的政策將會使香草生產商的過剩超過8倍。也許人們會感到驚奇，由于馬達加斯加在國際市場上的市場支配能力，自由貿易(無干預)本來也應使馬達加斯加的福利增加，增幅相當于0．5%的國內生產總值。這種結果對于生產商來說相當于其獲得了國內生產總值的2．2％的收益，這部分地抵消了由于市場委員會干預所造成的國內生產總值l.7%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