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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22.3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7217(2013)02-0088-05
一、 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國和世界各國貿易往來越來越多。不僅出口在迅猛增長,進口也是在逐年增加。2004年進口貿易總額5612億美元,2006年7914億美元。與此同時,中國進口產品種類和進口來源國數量也在不斷增加。《海關進出口數據庫》顯示,2004年中國進口產品種類6994種,2006年7114種;2004年中國從210個國家和地區進口,2006年這一數量增加到216個國家和地區。從總量上看,中國與世界各國的貿易關系是持續穩定增長;從微觀層面上看,公司是貿易關系的承載者,基于公司層面的考察,或許可以從更深層次揭示國際貿易關系。當我們將考察視角定位在公司層面上,即一個公司從某個國家進口某種產品被視為一個特定的貿易關系時,發現中國2000年有166萬對進口貿易關系,2001年183萬對,2002年199萬對。表面上看,中國外貿公司似乎與各伙伴之間的進口貿易關系是持續、穩定、長期的,在新的貿易關系產生的同時,舊有的貿易關系也在繼續。但在作進一步分析后發現,情況完全相反,中國公司與各國之間的進口貿易關系是不斷變化、不斷調整的,舊有的貿易關系不斷結束,新的貿易關系不斷產生。在2000年的166萬對進口貿易關系中,只有68萬對貿易關系持續到了2001年,大約60%的貿易關系沒有持續到第二年。2002年,僅有38萬對貿易關系(占22.8%)還存在。只有10萬對貿易關系(占6%)持續時間超過7年。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影響著貿易關系呢,他們又是如何影響的呢?
在傳統的國際貿易模型中,人們經常忽視了貿易關系持續時間問題。一些理論模型總是傾向于假定貿易模式是靜態的和穩定的,在這些模型中,他們認為貿易關系一旦確立就會持續到永遠。例如俄林的要素供給比例理論認為,貿易是基于兩國間要素稟賦的差異,在某種程度上說只要這種要素稟賦差異在兩國中存在,這種貿易關系就會保持下去。盡管有另一些模型涉及到貿易的動態關系,但也很少討論出口市場的退出問題,這些模型更多的是考慮新的出口商的進入,而對于已經存在的貿易關系會怎么樣,則沒有進行分析[2-5]。
除了利用理論模型來考察國際貿易關系之外,學者也利用數據進行了不少實證分析。如利用生存分析方法分析了美國的進口貿易關系及其持續時間以及德國的進口貿易關系[6,7]。
以下將根據2000~2006年《海關進出口數據庫》的進口貿易數據,運用K-M曲線以及Cox比例風險模型,考察貿易關系的持續時間。同時,與Besedes & Prusa(2006)關于美國的進口貿易關系持續時間的相關研究不同,這里考察的視角定位在公司層面的貿易上,以能夠更為細致地描述和揭示中國的對外貿易關系的持續時間問題。
二、 數據、模型和變量選擇
(一)數據的說明及其描述性統計分析
《海關進出口數據庫》(2000~2006年)包括出口和進口貿易數據,這里使用的是進口貿易數據,該數據庫的產品分類標準為8位國際HS編碼,逐月統計了中國進口貿易公司從各個國家進口的各種產品的金額、數量、價格等信息。為分析方便,以及借鑒同類文獻的做法,本文使用經過整理后的年度數據,即只要以年為單位發生了一次或以上的貿易,都認定貿易關系持續,否則認為貿易關系中斷①。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該數據可能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存在刪失數據(censor data)。因為考察期間是2000~2006年,共7年(表1表明,貿易關系持續時間超過7年的僅占5.12%,絕大部分不超過7年,所以,7年樣本數據可以說明問題),有些貿易關系一直持續到2006年,但我們卻不能觀測到2006年之后的狀態,因而存在刪失數據問題;二是Multiple spells問題②。它涉及到進口貿易關系中斷后又再產生的問題。為了簡化問題,同時又與Besedes & Prusa(2006),Nitsch(2009)的處理方法保持一致,將中斷后再產生的貿易關系視為新的貿易關系。
表1描述了進口貿易關系數量及比例。我們發現在所觀測到的1 967 613對進口貿易關系中,有1 191 671(60.56%)對貿易關系只持續了1年;有100 757(5.12%)對貿易關系持續了7年以上。刪失數據(censor data)有209 523對貿易關系,占到整個貿易關系的10.65%。存在Multiple spells問題的貿易關系(即貿易開始年份不是2000年)306 064對,占整個貿易關系的15.56%。
四、結論
以上使用“公司-產品”層面數據考察了中國進口貿易關系持續時間及其影響因素,分析發現:中國公司與各貿易伙伴之間的進口貿易關系持續時間短,大部分(80%)貿易關系僅能持續1~2年,很少(5%)的貿易關系能持續超過7年。這表明從“公司-產品”層面看,中國進口貿易關系是動態調整的:大量貿易關系結束的同時,不斷產生新的貿易關系。進一步使用KM圖形方法和COX比例風險模型實證分析發現:語言與貿易關系持續時間正相關,當貿易雙方語言相同時,貿易關系結束可能性小,貿易關系持續時間長;初始交易額、產品交易額、GDP和人均GDP等四個因素與貿易關系持續時間正相關,其數值越大,貿易關系結束可能性越小,貿易關系持續時間越長;距離因素與貿易關系持續時間負相關,貿易伙伴距離越遠,貿易關系結束可能性越大,貿易關系持續時間越短。
注釋:
①
例如:從2001~2005年A公司都從B國進口第C種產品,但2006年A公司沒從B國進口第C種產品,那么該貿易持續時間為5年。
②例如,從2001~2003年A公司都從B國進口第C種產品,2004年A公司沒有從B國進口第C種產品,但在2005年A公司又開始從B國進口第C種產品。
參考文獻:
[1]Besedes, T.Prusa, T.J.Ins, outs, and the duration of trade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LVIII(39),2006,(3):266-295.
[2]Evenett,Simon J.,Venables, Anthony.Export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arket entry and bilateral trade flows[OL].http://.2002.
[3]Baldwin, R., & Krugman, P.Persistent trade effects of large exchange rate shock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LVIII (104), 1989,(3):635-654.
[4]Rauch J E.Busines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LVIII(39),2001,(3)1177-1203.
[5]Rauch, J. and Watson, J.Starting small in an unfamiliar environmen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LVIII (21) ,2003,(3):1021-1042.
關鍵詞:進口貿易;技術溢出;技術進步
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10)11-0010-05 收稿日期:2010-06-10
產品是技術的載體,產品進口會使得所體現的技術在進口國發生外溢,開放經濟條件下,通過國際貿易的技術溢出是一國實現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在當前全球貿易迅猛發展的條件下,進口貿易的技術進步效應開始引起學者們極大的研究興趣,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視角研究了進口貿易的技術進步效應,涌現出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首先對相關研究進行系統的梳理,然后簡單地加以評述,并指出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進口貿易影響技術進步的理論基礎及作用機制
(一)理論基礎
新貿易理論、內生增長理論、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發展為動態貿易利益的量化研究提供了可能,為進口貿易技術進步效應的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以Krugman(1979)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學家放松了傳統貿易理論完全競爭、產品同質、收益不變等強假設條件,將規模經濟、產品種類、技術轉移等因素引入到貿易理論分析框架之中,將貿易理論的發展推進到新的階段,構成了國際貿易與技術進步關系研究的理論基點。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Yong(199I)、Aghion and Howitt(1992)等學者將內生增長理論模型加以拓展,在開放經濟增長模型中引入了投入品種類、產品質量等變量,考察貿易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了國際貿易在技術轉移、模仿和創新中的作用,為增長理論與貿易理論的融合奠定了基礎,成為進口貿易技術進步效應研究的主要理論基礎。Melitz(2003)、Meliiz andOttaviano(2005)的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研究表明,開放條件下生產率異質企業對于外部競爭壓力的不同反應對行業生產率的變動產生重要影響,這為進口競爭的技術進步效應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框架。
(二)作用機制
為了實證分析進口貿易的技術進步效應,許多學者對上述基礎理論模型從不同層面進行了拓展,具體地解釋了進口貿易影響技術進步的內在機制。
Coe與Helpman(1995)在Grossman、Helpman(1991)研究的基礎上,利川進口份額作為權數衡量了國外研發對于本國TFP增長的貢獻,為衡量和測度國外技術溢出對進口國技術進步影響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和方法上的借鑒。Connolly(1997)發展了一個內生增長模型,從理論上證明進口貿易對模仿進而是技術擴散產生的正向影響,發展中國家可以從中獲得靜態和動態貿易利益。貿易通過降低南方國家的模仿成本,產生重要的技術擴散效應,促進南方模仿國的增長,因為貿易可使南方模仿者廉價地獲得關于北方創新者新產品的知識,而進口種類和數量的增加提高了成功模仿的概率,會對南方模仿產生正的影響。南方國家銷售進口產品,提供售后服務,會增加對于進口產品技術知識的了解,降低對這些產品逆向工程(reverse-engineering)的成本。同時,貿易開放還會通過對國內企業帶來的競爭效應,影響企業的模仿行為和國內企業數目,進口貿易降低了模仿者了解國內市場需求的成本,保證了有效率模仿的實現。Connolly(1999)在一個南北貿易的質量模型中,在創新和模仿過程融入了學中學(learning-to-learn)的概念。他認為,學中學(learning-to-learn)不同于干中學(learning-by-doing),因為學中學獲得的技術更具有一般性,因而可應用于不同類型的研究,而不是僅僅限于特定所學任務。當一個企業成功模仿了質量越來越高的特定種類產品時,他將獲得產品工程中的知識,并且改善它,因此模仿不僅使得企業在未來的模仿中更有利,而且提高了企業獨自成功發明更高質量水平產品的可能性。
Keller(2001)認為通過與國內外企業相互作用的學習是促進生產率增長的重要方式。國內發明的效率隨一國知識存量的遞增而遞增,它與國內所知的產品設計的數量是成比例的,通過增加國內知識存量,國際溢出提高了國內發明活動的效率。Chen、Imbs、Scott(2009)擴展了Melitz(2003)和Melilz、Ottaviano(2005)的企業異質性國際貿易模型,把理論模型分析與實證檢驗有機結合在了一起,認為貿易的開放導致了競爭效應,在更大的國外競爭和更多的進口產品的壓力下,國內企業的利潤會下降,異質性企業中生產率水平較低的企業會退出市場,只有技術水平較高的企業才可以適應市場競爭,并且會在競爭中增加市場上所占的份額,這樣產業的平均生產率水平也會上升。
理論模型的構建為實證研究的深入發展奠定了基礎,基礎理論模型的拓展把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聯系在一起,深刻地揭示了進口貿易影響進口國技術進步的內在機制,進口貿易可以通過進口貿易總量、進口貿易模式和進口產品的競爭效應對技術進步產生重要的影響。
二、進口貿易總量的技術進步效應
(一)國家層面進口總量的技術進步效應
Coe、Helpmanfl995,以下簡稱“CH”)利用21個OECD國家和以色列1971~1990年間的面板數據,考察了貿易伙伴國的R&D資本存量通過進口貿易的傳導機制對進口國技術進步的影響,發現國內外研發資本存量都會對全要素生產率產生重要影響,一國進口占GDP比重越大,國外研發資本存量對國內生產率的影響越強,開放度高的經濟比開放度低的經濟從國外研發中獲益要大。方希樺、包群、賴明勇(2004)使用CH的方法計算了中國主要貿易伙伴國的研發資本存量,實證分析發現通過進口的技術溢出對中國技術進步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許多學者以CH模型中的數據為基礎,利用新的方法進行了拓展研究,得出了與CH相似的結論。Liehtenberg、Potterie(1998,LP)認為CH(1995)模型中計算國外研發資本存量的賦權方法存在匯總上的偏誤,因而提供了一個理論上產生更少偏誤和更好實證結果的賦權方法,在修正了指數偏差的基礎上,分析了國外研發的產出彈性對于一國貿易開放度的依賴,研究證明一國貿易越開放,該國從國外研發中獲益越大。喻美辭、喻春嬌(2006)利用LP方法計算了相對于中國的國外R&D資本存量,并將人力資本因素引入到進口貿易技術溢出的計量模型,證明通過進口貿易的技術溢出促進了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Keller(1997)也質疑CH
(1995)的賦權方法,而采用隨機賦權方法計算了國外知識資本存量,同樣得出了與CH模型相似的結論。但是Coe、Hoffmaister(1999)認為Keller(1997)的隨機賦權實際上是帶有隨機誤差的簡單加權平均,這種隨機賦權只會得到一個隨機變量,它和生產率之間是不存在聯系,他們利用替代的賦權方法作為雙邊進口份額回歸證明,隨機創造的貿易模式并不能產生國際研發溢出的估測。
鑒于上述學者研究中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方法中可能出現的偽回歸,有學者根據CH研究的數據,利用面板協整方法重新考察了進口的技術溢出對進口國生產率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通過進口的研發溢出效應要么是微弱的(Kao、Chiang和Chen,1999),要么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不存在長期協整關系(Funk,2001),因此,他們認為之前對于進口貿易技術進步效應的研究高估了進口的作用,但是忽略了其它傳播機制的作用。
Altair and Cieeone(2004)測度了貿易的實際開放度對國家間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發現進口和出口加總的貿易開放度是一國全要素增長的重要因素。Falvey、Foster、Greenaway(2004)區分了知識的性質,認為通過發達國家的研發生產的知識能夠通過貿易溢出到其他國家,利用21個OECD國家1975~1990年的面板數據集中考察了進口作為技術傳播途徑的作用,發現無論國外的知識是公共還是私人的,進口的技術進步效應都非常顯著。Lumenga-Neso、Olarreaga、Sehiff(2005)通過引人間接與貿易相關的研發溢出的概念擴展了CH的分析,認為與貿易間接相關的研發溢出也會在國家之間發生,他們利用114個國家的向量矩陣實證研究發現,國外研發的間接流量要遠高于直接流量,間接流量對于TFP的貢獻要遠高于直接流量的貢獻,并且全部(直接加間接)國外研發流量明顯地要比國外直接研發流量要穩定。由于間接效應的存在,雙邊貿易相對來說并非國外研發通過貿易溢出的重要決定因素,這調和了CH(1995)與Keller(1997)的結論,但也提供了貿易作為國際知識傳播機制重要性的支持。
Madsen(2007)使用16個OECD國家1870~2004年間技術進口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新數據庫,驗證了知識是否通過貿易渠道發生了轉移。實證估計表明,在過去135年中通過貿易發生的知識轉移始終非常重要,TFP與知識進口之間存在很強的關系,在過去一個世紀中93%的TFP增長要歸于知識的進口,知識的外溢是1870~2004年間OECD國家TFP收斂的重要影響因素,通過貿易的國際技術外溢是OECD國家TFP增長的重要貢獻因素,有助于OECD國家TFP的收斂。
(二)企業和產業層面進口總量的技術進步效應
企業和產業層面的實證研究證明,進口和技術進步之間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關系。Blalock、Veloso(2003)利用印度尼西亞制造業的詳細面板數據,證明供給進口密集部門的企業比其它企業具有更高的生產率,進口是國際技術轉移的推動因素,與國外廠商的垂直供應聯系是進口推動技術轉移發生的渠道,這從企業層面證明進口是促進技術進步的重要因素。Aeharya、Keller(2007)把技術轉移和進口聯系起來,利用17個工業化國家1973~2002年的詳細數據實證分析發現,進口是技術轉移的一個主要渠道,國際技術轉移對于生產率的貢獻常常超過了國內研發的貢獻。
李小平、朱鐘棣(2006)總結了國外學者計算R&D存量的六種方法,并用這些方法分別計算了同外R&D存量通過進口貿易對中國工業行業技術進步的影響,雖然不同的實證方法所得出的結論不近相同,但基本上肯定了產業層面進口貿易技術進步效應為正的結果。李小平、盧現祥、朱鐘棣(2008)利用DEA方法進一步研究了中國工業行業生產率的增長,發現進口是技術進步的重要原因,但是出口促進技術進步的作用并不明顯。
三、進口貿易模式的技術進步效應
(一)資本品進口的技術進步效應
與CH(1995)研究方法相一致,Coe、Helpman、Hoffmaister(1997)采用77個發展中國家1971~1990年的數據,研究了這些國家通過機械設備進口從工業化國家的研發中獲益的程度,結果顯示,國外研發資本存量的知識通過機械設備進口能夠影響到發展中國家的生產率,國外研發資本存量越大,對于來自工業化國家機器和設備進口越開放,本國勞動力的教育水平越高,該發展中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也就越高,而總進口中許多消費品和服務的進口對于生產率并沒有影響,國外知識存量只是通過機器設備的進口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生產率。
Connolly(1999)考察了國內外創新對于實際人均GDP增長的貢獻,發現來自發達國家的高技術產品的進口在國際技術擴散中作用的證據,國內模仿和創新對發達國家先進技術進口存在持續的正依賴性,來自發達國家的技術對于人均GDP增長的貢獻要高于國內創新的貢獻。Xu、Wang(1999)認為資本品比非資本品擁有更高的技術含量,因資本品貿易是國際技術溢出的重要渠道。他們考察了資本品貿易作為國際研發溢出渠道的重要性,估測結果表明,在G7國家中,研發投資大約一半的收益溢出到了其它OECD國家,其中大約一半的溢出是通過資本品外溢渠道發生的,資本品衡量的研發溢出變量統計上是顯著的,比總進口衡量的溢“{變量更多解釋了國家間生產率的差異。Eaton、Korlum(2001)也認為國際貿易可以把技術進步的好處傳遞過國界,他們通過研究世界生產和資本品的貿易,評估了這一機制的重要性,證實一國的生產牢取決于該國對國外資本品的可獲得性以及該國使用資本品的意愿和能力。
(二)中間品進口的技術進步效應
Keller(1997)引入一個研發驅動的增長模型,技術通過體現在不同中間產品的貿易傳遞到國內其它部門和國外部門,他使用來自8個OECDI業國1970~1991年13個制造業的數據研究發現,在同一行業中,國際貿易是國外技術傳播的一個重要途徑。隨后使用相同的數據,Keller(1999;2000)量化分析了貿易模式在決定技術流量中的重要性,發現一國的進口模式會影響到一國的生產率,如果一國主要從技術領先國進口,該國獲得的體現在中間產品上的技術將高于主要從技術跟隨者進口的所得,與進口模式相關的技術進口的差異解釋了這些國家生產率增長上20%的差異。Hakura、Jaumotte(1999)利用87個國家1970~1993年的數據,在區分產業內貿易和產業間貿易對于技術轉移影響的基礎上,考察了貿易在技術從工業化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溢出中的作用,證明產業內貿易能夠比產業間貿易更多地促進技術轉移。
Amiti和Konings(2007)利用印尼1991~2001年間制造業的普查數據,估測了貿易自由化對于企業生產率的影響,他們區分了源自最終產品關稅降低的生產率增長與源自中間投入品關稅降低的生產率增長,研究結果表明,生產率的增長主要源于投入品關稅的降低。Topalova(2007)利用制造業部門企業層面的面板數據,考察了印度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貿易改革對企業生產率的影響,發現中間品關稅的下降導致的生產率增長遠高于最終品關稅下降產生的影響。Kasahara、Rodrigue(2008)利用智利制造業企業的面板數據估測了國外中間品的進口對于企業生產率的影響,發現國外中間產品的進口提高了生產率。Halpern、Koren、Szeidl(2005)利用1992~2001年問匈牙利制造業企業產品層面的進口數據估測了一個生產者結構模型,研究顯示,進口的技術進步效應在統計上與經濟上都是顯著的,進口解釋了匈牙利90年代總體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30%。
(三)對貿易模式技術進步效應的質疑
對于貿易模式與技術溢出、技術進步的關系,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認識。Funk(2001)使用面板協整技術考察了貿易模式與國際研發投入溢出間的關系,沒有發現支持進口模式與研發溢出之間關系的證據,因此認為,先前的研究可能高估了進口投入品在國際研發溢出中的作用,卻低估了其它傳播途徑的作用。Lumenga-Neso、Olarreaga、Schiff(2005)對與貿易相關的間接技術溢出效應存在的研究,似乎也證明雙邊貿易模式并非國外研發通過貿易溢出的決定因素,一國外部研發溢出流量對于貿易模式的依賴可能是很低的。
四、進口競爭的技術進步效應
進口競爭的技術進步效應早已引起學者們的注意,但是受傳統貿易理論嚴格假設的束縛和統計數據可得性的限制,這方面理論和實證研究的進展相對緩慢。隨著企業層面統計數據可得性的提高和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開創性進展,進口競爭的技術進步效應引起學者們極大的研究興趣。
Bertschek(1995)利用德國80年代制造業企業的面板數據,分析了進口和內向型FDI對于國內企業創新活動的影響,發現進口和內向型FDI增加了國內競爭,降低了國內企業的盈利,對產品和過程創新產生了顯著的積極影響。Lawrence、Weinstein(1999)通過對日本1964~1973年間進口貿易的研究發現,進口競爭是促進日本生產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并且進口競爭的作用要大于中間產品進口對于生產率的促進作用,更多競爭性產品的進口刺激了創新,向國外競爭對手潛在的學習是效率增長的主要渠道。
Pavcnik(2002)利用企業水平面板數據實證考察了智利貿易自由化對于企業生產率的影響,發現企業內生產率的進步要歸于進口競爭部門中的貿易自南化,總的生產率進步源自資源從低效率生產者向高效率生產者的重新分配。Schor(2004)利用巴西制造業企業的面板數據研究了貿易自由化對于企業生產率演進的影響,發現進口產品和中間投入品關稅變動與生產率的變動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表明貿易自由化后,競爭的增加和可獲得的體現更高技術的中間品進口促進了生產率的提高。Topalova(2007)的研究表明,進口關稅的下降增加了國內競爭,導致了產業生產率的提高。
Gorodniehenko、Svejnar、TerrelI(2008)利用27個新興市場經濟的數據,估測了來自國外的競爭、與國外企業的垂直聯系以及國際貿易對國內企業幾種創新的影響,發現有很強的證據表明國外競爭和創新之間存在正向的關系。Chen、Imbs、Scott(2006)利用歐盟1989~1999年間制造業的詳細數據研究發現,進口競爭的技術進步效應在短期和長期中存在著很大的區別。短期內貿易開放具有促進競爭的效應,由于進口競爭的增加,無效率的企業退出市場,產業中產品平均成本降低、生產率出現上升。但是長期來看,當競爭力更弱的經濟體也開始出口時,這些效應會逐漸減弱甚至會逆轉,雖然增加的貿易對歐盟的生產率產生了顯著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是很小的。Acharya、Keller(2008)使用1973~2002年間工業化國家的樣本數據研究發現,長期內進口自由化通過選擇效應降低了本國產業內的生產率。
對于進口貿易技術進步效應的研究,以上我們按照進口總量、進口模式和進口競爭幾個維度進行了系統梳理,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這三種機制并非各自獨立地發揮對進口國技術進步的影響,它們分別都是從進口貿易的一個側面反映出進口貿易可能對技術進步帶來的影響,對于一國整體進口來說,三種機制都在共同發揮著對于技術進步的影響。
五、結語
進口與技術進步關系研究隸屬于動態貿易利益研究的范疇,是對貿易影響經濟增長機制研究的深化與發展。國內外理論和實證研究的成果證實了進口貿易與技術進步之間的內生關系,進口是影響一國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這深化并豐富了我們對于進口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和認識,有力證明了自由貿易所蘊藏的巨大動態利益,為發展中國家貿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指導和借鑒。
目前,對于進口與我國技術進步關系的研究相對來說還不夠充分,不夠深入,主要還是停留在進口產品總量上的研究,缺少對進口貿易模式、進口競爭技術進步效應的研究,因而對進口與我國技術進步的認識還不夠全面。我們認為未來對于進口與技術進步關系的研究應當考慮一些忽略的變量可能產生的影響,深化對于新的機制的研究,同時對于我國進口貿易與技術進步的關系應當進行更加全面系統的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方希樺,包群,賴明勇2004,國際技術溢出:基于進口傳導機制的實證研究[J]l中國軟科學(7)
李小平,盧現祥,朱鐘棣,2008,國際貿易、技術進步和中國工業行業的生產率增長[J],經濟學(季刊)(2)
李小平,朱鐘棣,2006,國際貿易、R&D溢出和生產率增長[J]經濟研究(2)
關鍵詞:對外貿易;經濟增長;新常態
1中國經濟增長與對外貿易間關系分析
1.1指標選擇與數據處理
本文在研究過程中選擇中國進口總額、出口總額、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研究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指標。本文數據選取區間為我國實施改革開放國策后的1980年至2014年的相關數據,數據來源為2014年中國統計年鑒、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和Wind資訊。主要的操作過程為:借助Eviews軟件的統計和計量功能,第一步,對進口總額、出口總額、國內生產總值這三個變量作變化趨勢分析;第二步,對進口總額、出口總額、出口額、國內生產總值進行平穩性檢驗;第三步,對進口總額、出口總額、國內生產總值之間的影響關系進行協整分析與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1.2指標實證分析
1.2.1單位根檢驗。通過進行ADF檢驗可以對上述指標的單位根進行檢驗,不僅可以減少數據的誤差,還能規避偽回歸的出現,進而可以確保數據的平穩。ADF檢驗由以下三個模型組成:通過采用上述三個模型進行對采集的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本文選取的三個變量在0.95的置信水平下均為非平穩的。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不存在單位根,即為一階平穩的時間序列數據。1.2.2協整關系檢驗。通常地,變更間的協整關系可以通過EG檢驗得到。結合上述數據,采用該檢驗法,分別對出口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進口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間的協整關系進行檢驗。結果顯示:對外貿易出口總額、對外貿易進口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之間均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即進出口額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1.2.3Glanger果關系檢驗。進一步地,通過構建VAR模型、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脈沖響應分析、方差分解等步驟,不僅可以更加準確的分析出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因果性影響,而且能夠更加精確的測算出口貿易比進口貿易對國內生產總值的促進作用更顯著。
2研究結論
結合統計數據,通過單位根檢驗、協整分析、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等實證過程,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在較短年份時期內,中國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是對外貿易(出口和進口);在較長的年份期間,出口貿易和進口貿易均與中國經濟的增長保護穩定的協整關系。進一步地對協整方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出口貿易和進口貿易均促進了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但是進口貿易的作用更為顯著。這與《世界發展報告》中披露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各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既依賴于對外貿易,而對外貿易的發達程度又取決于經濟增長。二者相互作用,彼此影響。
3新常態下做好對外貿易工作推進經濟發展的若干建議
歷經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發展已到了一定的規模程度,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均出現了新的變化,在2013年提出了“新常態”,要求全國上下認真思考“新常態”、盡快適應“新常態”,攻艱克難,努力在新常態的背景下做好各項工作更好的推進經濟增長。鑒于此,結合本文的研究結論,就新常態下做好對外貿易工作推進經濟發展的提出兩點建議:
3.1擴大進口,調配出口,助力供給側改革
根據本文研究觀點,相較于出口,進口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更能發揮效用,所以應適度擴大進口。當然,要避免低水平的重復引進,重點是高新技術的進口,適應新常態下從粗放式資源消耗向質量效率、技術密集轉型,通過創新驅動經濟快速增長。
3.2優化貿易結構,推動產業升級
H-O-S定理指出開放貿易會使一國出口部門的產出得以擴張,并因工資提高而吸引國內生產要素跨部門流入;而進口部門的產出會呈現收縮態勢,并因工資下降而引起生產要素流出。后來的研究者基本上是沿著H-O-S定理所規范的理論邏輯,在各種不同的假定條件下,分析國際貿易對要素就業的影響。中國學者在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中,多把研究對象限定為中國工業部門國際貿易對工業部門內部的勞動就業量的影響,其原因在于:第一,H-O原理作為現代要素稟賦理論的核心內容,主要用于解釋產業間貿易問題,中國作為低收入國家參與產業內貿易的總量并不多;第二,工業部門的勞動力流動相對更加自由,因而比其他產業部門的勞動就業更具彈性;第三,統計數據相對完備。國內現有的文獻可以分成兩類,其一是從國家層面上說明中國工業部門對外貿易對部門內勞動就業的影響,其二是把實證研究的對象放在地區或者省級層面上。
(一)國家層面上的研究
總體而言,在國家層面上的經驗研究都支持我國工業部門對外貿易能夠拉動就業增長,出口和進口對就業增長的拉動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效應。楊玉華利用中國1978年~2004年的工業部門數據,借鑒并使用附加了貿易變量的C-D生產函數進行計量檢驗,得出結論認為,1978年~2004年間,出口對就業的拉動作用呈現逐漸增強的態勢;同時,進口對就業的沖擊也呈現逐漸增強的態勢。[1]而若從貿易總量上看,根據蔣荷新的研究,國際貿易對就業的拉動作用呈遞減趨勢。出口拉動就業、進口沖擊就業的效應不僅可以在工業部門總體上得到驗證,在分部門的檢驗中也同樣成立。[2]盛斌、牛蕊檢驗了1997年~2006年中國工業部門貿易流量對就業的影響,認為對不同技術水平的工業部門而言,出口總是拉動就業,進口總是對就業造成沖擊。[3]明娟等人通過系統GMM方法對2001年~2008年的制造業數據進行檢驗,結論是制造業出口每增加1%,將引起制造業吸納就業增加0.1%。盡管如此,不同技術水平工業部門的國際貿易對就業影響的差別仍然值得重視。[4]葉霖莉使用廣義矩估計法對2001年~2008年的動態面板數據進行了檢驗,結果顯示技術程度越高的工業部門,出口貿易對就業的拉動作用越大,而進口貿易對就業的沖擊越小。[5]在總量的研究中有兩個方向性的問題值得探討:第一,貿易對就業的拉動作用是否存在階段性差異;第二,進口貿易對就業是否只存在沖擊效應。對于第一個問題,研究者多是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階段劃分依據,并且在實證檢驗中得到一定證據,如蔣荷新、[2]溫懷德和譚晶榮[6]的研究。對于第二個問題,王燕飛、蒲勇健認為,在考慮經濟增長和資本積累的情況下,工業品進口對第二產業就業造成沖擊,但對總體就業表現為拉動效應。[7]喻美辭做了更為深入的研究,認為中國從發達國家的進口存在一定的R&D溢出效應,這種效應增加了整個制造業部門的就業,但是受到本土企業技術吸收能力和投資回報周期的影響,進口對就業拉動效應的顯現存在一定的時滯。[8]
(二)區域或省級層面上的研究
研究國際貿易對就業的影響在空間上的差別,目的是能夠有助于國內產業轉移背景下區域貿易政策的制定。李永杰、張華初對1979年~2006年廣東省的數據進行了檢驗,得出結論認為,廣東省出口每增加1%,其城鎮就業就將增加0.76%,而進口每增加1%,其城鎮就業將減少0.77%。[9]盡管這一結論和其他學者關于全國或者其他地區的研究存在數量上的差別,但結論在定性上并沒有顯著不同,類似的結論可見于李永杰、劉欣[10]和黃菊英、蒙西燕[11]的研究。張亞斌、王穎把湖南省進口貿易對就業造成沖擊的原因歸結為該省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產業結構。[12]溫懷德、譚晶榮認為,東部地區出口對就業拉動作用在減小,而加入WTO后中西部地區的出口對就業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因此主張出臺鼓勵相關外貿企業向中西部轉移的政策。[6]
二、服務業部門國際貿易對就業的影響
按照發達國家的經驗,尤其是美國、英國、德國所顯示出來的經驗,在工業化完成以后,服務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會顯著上升,服務業的產出值占GDP的比重以及服務業吸納就業量占全部就業量的比重都將出現大幅度提高,同時服務貿易額的增速及其在對外貿易額中的比重也將凸顯。這樣,在中國逐步向工業化后期過渡的進程中,研究服務貿易及其對就業的影響就顯得十分必要和緊迫。我國目前有關服務貿易對就業影響的實證研究結論存在較大差異。周申、廖偉兵以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時間為界,對中國1997年~2000年和2001年~2004年兩個階段的數據進行檢驗,認為服務貿易總體上對就業有拉動效應,服務進口偏向資本密集型部門,對就業產生了沖擊效應。[13]趙成柏對1982年~2006年的數據進行了檢驗,認為服務貿易與就業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服務出口每增加1%,就業量將增加0.338%;但與工業對外貿易不同,服務的進口也對就業有拉動效應,但比工業進口的就業拉動效應要弱得多,其原因被推定為中國服務貿易主要集中于傳統服務部門。[14]范愛軍、李菲菲對1982年~2010年的數據進行了協整分析,認為服務貿易進口每增加1%,就業量將增加0.069%,這高于服務出口的拉動效應(0.039%)。[15]這些研究結論存在差異可能是數據選擇及統計口徑的不同。同時也要認識到,中國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履行開放服務貿易領域的承諾需要一段時間的政策調整,相關的效應顯現可能也存在一定的滯后期,因而分析短期數據未必能夠甄別經濟運動的真實邏輯。就中國“入世”在服務貿易領域的具體承諾來看,現代服務業部門是開放的主要領域,而在中國現有的勞動就業結構下,有限度地開放這些領域對總體就業所造成的沖擊應該是比較小的,而進口高端服務所產生的外部效應完全有可能拉動就業以更大的幅度增長。
三、國際貿易結構對就業結構的影響
國際貿易結構對就業的影響可以從兩個層次上來考察:其一,工業或服務業內部不同行業對外貿易量的變化(即工業或服務業內部對外貿易結構的變化)對就業產生的影響;其二,三次產業綜合對外貿易結構的變化對就業的影響。周申、楊春梅對1992年~2003年的數據進行了檢驗,結果顯示,在考察期內,資本密集品出口對就業的拉動效果顯著低于勞動密集品出口對就業的拉動,這樣在資本密集品出口所占比重增加的情況下,出口貿易的整體就業拉動能力會下降;綜合來看,在考察期內,純貿易結構引起的就業下降超過3000萬人。因此,研究者主張注重發展勞動投入系數較大的行業。[16]范愛軍、劉偉華檢驗了出口貿易對勞動力跨產業流動的作用,認為從長期看,出口貿易對第一產業就業有沖擊效應,從而出口貿易實際上推動了第一產業勞動力的流出,但流入第三產業的勞動力主要來自于第二產業,這樣第二產業實際上形成了對第一產業就業的負擾動。[17]王燕飛、蒲勇健認為,1980年~2006年間,農產品貿易對第一產業的就業影響不顯著,但促進了第二、第三產業的就業;更進一步,對外貿易產品結構的升級總體上有利于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第二產業尤其是第三產業的轉移。[7]闞大學對1985年~2006年的數據進行了測算,結果顯示,2003年以后,第一產業對就業產生沖擊效應,第二產業貿易的勞動就業效應在減弱,第三產業的平均貿易就業彈性高于第一產業,所以第三產業國際貿易對拉動就業仍有重要意義。在此基礎上,研究者主張應積極發展第三產業貿易。[18]國內關于貿易結構對就業結構影響的研究,在理論上其實并未超出配第-克拉克定理所包含的范疇。在開放條件下,產業結構的變動勢必影響到貿易結構的變動,這樣內涵于產業結構變動的就業結構變動必然與貿易結構變動相關聯。從國內現有文獻來看,研究結果基本上支持了以下觀點,即貿易結構的優化實際上推動了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因而綜合性的政策主張是積極發展低技術、勞動投入系數較高的產業貿易,從而實現增加就業的目標。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勞動力流動受勞動者收入、地域、政策等諸多方面的限制,在這種現實條件下,部分研究中利用貿易結構偏離度指標來分析就業結構與貿易結構之間的關系,這一方法是必須謹慎對待的。
四、貿易模式對就業的影響
加工貿易因其規模巨大、涉及就業人數眾多而在中國對外貿易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民族工業技術能力的不斷提升,加工貿易因其“兩頭在外”、利潤攤薄而面臨轉型升級的壓力。但不可回避的是,加工貿易對積累貿易盈余和解決低技術勞動就業有著突出的作用,尤其是其就業吸納效應對解決中國當前所面臨的就業問題更具現實意義。在國內已有的文獻中,研究貿易模式對就業影響的文章較少,并且幾乎都是以加工貿易為研究對象。王懷民認為中國勞動力成本和商務成本的提高使得東南沿海地區的加工貿易逐漸失去比較優勢,在外部需求因西方經濟危機等影響而減少的背景下,加工貿易的發展愈加艱難,所以主張適時地促進加工貿易企業及其配套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以進一步降低其成本。[19]喬晶、劉星對2000年~2008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后認為,加工貿易出口利用外部需求擴大市場帶動就業,并且拉動了關聯產業的就業,但隨著中國加工貿易企業的技術升級與轉型升級,加工貿易出口對就業的拉動作用在減弱;加工貿易進口主要是指企業從發達國家進口先進的機械設備,這會引致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從而對就業造成沖擊,隨著我國技術消化能力的增強,這種負面影響在弱化。[20]童永霞對中國東、中、西部15個省市近年的加工貿易與就業數據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西部的加工貿易就業效應最突出,貿易就業彈性為0.985,高于中部(0.92)和東部(0.96),其原因被推定為西部地區的加工貿易更加偏向于勞動密集型行業,因而就業拉動效應顯著。[21]
五、貿易開放度對就業的影響
用進出口貿易額指標測算其給就業量帶來的影響,只能為判斷貿易流量對增加或減少就業提供依據,卻不能直接說明開放貿易本身是否有利于解決就業。研究貿易開放度對就業的影響,是站在更加理性的角度,以就業為標準對自由貿易的優劣進行價值判斷。國內研究中涉及整體貿易開放度的測量時通常是用對外貿易依存度(可分解為出口貿易依存度和進口貿易依存度)指標來實現的,而在涉及某一產業的貿易開放度的測量時,一般是采用出口導向和進口滲透兩個指標來實現,這些指標的構建方式沒有本質區別。胡紹玲、劉旭對中國32個工業行業1998年~2003年的數據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出口每增加1%,可以拉動就業增加0.19%,而進口滲透對就業的影響不顯著。[22]許統生、涂遠芬對1995年~2006年的省際數據進行了分析,認為貿易開放度的提高在總體上對就業有拉動作用,中部地區出口開放度拉動就業的效果(出口貿易依存度每增加1%,就業將增加0.7028%)高于西部和東部,而進口貿易開放度對就業的沖擊以東部地區為最強(進口貿易依存度每增加1%,就業將減少0.816%),其原因被認為是東西部地區產業技術能力的差距造成貿易對就業效應的差異。[23]余官勝、馬穎對1978年~2005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了檢驗,認為貿易開放對就業主要是通過要素稟賦對就業產生間接影響,如果區域人均資本量較高,貿易開放會減少就業,否則貿易開放可能會增加就業。[24]
出口快速回升,貿易順差維持高位。從11月份當月的進出口數據來看,進出口總值名義同比增速在本年度內實現了首次轉正,出口同比增速降幅較上月大幅收窄,進口同比增速轉正且超過了20%。當然,今年11月共有21個工作日,而去年是20個工作日,這部分地放大了當月的進出口增速,但即便是扣除工作日因素,進出口仍有明顯回升。從數據上看,進口回升力度很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1月是進口大幅下滑的轉折點,月度進口額從去年10月的931億美元下滑到11月的749億美元,因此,本月進口同比增速的回升更多地是因為基數較低引起。本月的貿易順差與我們的預期基本一致,在200億美元附近。從貿易順差保持較高位置來看,我們也可以判斷出,出口回暖速度趨勢是快于進口回升的,在此,我們仍舊維持前期的觀點,出口仍將繼續回升,且回升速度大于進口。
一般貿易出口和加工貿易出口均有較快回升。從貿易方式的細分數據來看,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出口的回升速度都很快,其中,一般貿易出口增速降幅環比收窄了13.2個百分點,加工貿易則收窄12.5個百分點。加工貿易出口增速上升較快與前期加工貿易進口回升有一定關系,基本原因是國際貿易的回暖,而本月一般貿易增速上升則對出口回暖起到了重要作用。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進口增速同比環比都有較大回升,但這與去年同期和今年上期基數低密切相關,因此不能就此判斷進口形勢。
與歐盟、日本雙邊貿易環比回升。11月份我國與歐盟雙邊貿易338.6億美元,較10月份環比上升4.6%,與日本雙邊貿易210.3億美元,環比回升了4.5%。
家具及其零件出口回升較快。11月,家具及其零件出口回升較快,環比較10月份回升了17.8個百分點,手持電話機及其零件、集成電路環比均回升了5%以上。進口中,銅與銅材的進口數量和價格均有上漲。
我們維持先前的判斷,出口繼續回暖的趨勢將在未來一段時間保持不變,不過,趨勢不變并不代表回暖是直線向上的,因為世界經濟復蘇的過程可能還存在波折:
1 美國經濟目前總體上復蘇情況比較好。首先,美國消費回升明顯。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11月份的零售額上升了1.3%,升幅接近預期水平的兩倍,另外,汽車消費也保持了連續的正增長,12月的消費者信心指數也有所上升;其次,成屋銷售數據表現良好,10月份,美國銷售量環比增加10.1%,遠超經濟學家的預期,創下兩年半以來的最大增幅,預示著美國房地產可能正處于拐點,第三,美國失業狀況有所好轉,首次申請失業救濟金人數連續下降。因此,從美國近期數據來看,總體表現較好。
2 歐洲經濟近期表現出復蘇過程的復雜性。歐元區第三季度地區生產總值增長0.4%,第二季度下降0.2%,這是歐元區經濟自2008年第一季度以來首次較上季度實現增長,但是復蘇主要依靠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和填補庫存,復蘇道路并不平坦。這點從歐洲主要經濟體的工業產值下降中得到體現:英國制造業產值和德國的工業產值同比繼續下滑,環比也沒有增長,這些重要的經濟數據顯示出歐洲經濟恢復不是一蹴而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