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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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的意義范文第1篇

[關鍵詞]轉型目標　橫向的制度安排　縱向的制度安排　創新

[中圖分類號]F1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1)04―0066―06

關于中國經濟轉型的研究在邏輯上應該包括轉型路徑研究和轉型目標研究兩部分。但是，長期以來研究的主體集中于前者而忽視了后者。這一傾向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明顯而巨大的：一方面，學術界在某種意義上放棄了探索可以與世界主要市場經濟類型并列的中國型市場經濟的可能性，其結果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沒有得到全面的論證，中國實踐的理論意義被矮化；另一方面，忽視對轉型目標的具體內容的研究，屏蔽了解決中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系列難題的潛在方案。

一、轉型目標：被忽視的研究方向

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熱烈關注，而近年的金融危機讓這一熱潮繼續升溫。在這些研究之中，外國觀察家關于“北京共識”的研究由于將中國的經驗賦予與“華盛頓共識”對立的地位而備受重視。需要指出的是，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關于中國改革的新一輪研究和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我國經濟改革的主流論述在實際內容上并沒有本質差別。首先，兩者都將漸進主義和試驗主義視為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其次，更為重要的是兩者都將轉型路徑而不是轉型目標作為研究的重點。所謂轉型路徑指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途徑和方法，而轉型目標則指過渡完成之后出現的經濟模式的形態和性質。很明顯，轉型路徑和轉型目標之間存在相互影響，兩者共同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一方面，路徑依賴導致轉型路徑影響轉型經濟的形態和性質；另一方面，對轉型目標的設計也必然影響對轉型路徑的選擇。但是令人驚奇的是，盡管世界范圍內的市場經濟明顯存在不同的模式，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之中卻基本不存在對轉型目標問題的深入討論。

這一現象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國學術界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把握有關。第一，傳統的表述主要從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影響、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國有經濟的地位和宏觀調控的作用等方面來界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這樣的界定是從市場機制的地位和企業制度的形態；以及國有經濟的強弱和宏觀調控的有無等兩組因素來突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內涵。從市場機制和企業制度來看，長期以來我國學術界的主流，有意或無意地將美國型市場經濟和美國型企業制度等同于市場經濟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唯一形式。因此，我們對市場經濟本質的認識基本是在以美國型市場經濟為唯一參照物的基礎上展開的。在這樣的認識之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市場經濟的部分基本沒有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研究價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只能體現在國有經濟和宏觀調控之中。但是，宏觀調控和國有經濟廣泛地存在于先進工業國，其地位和強弱也處于不斷變化的過程之中。進一步地，在我國經濟的現實運行中，國有經濟更多地作為政府引導經濟發展的基礎而存在，并沒有明顯地對國民經濟的其他所有制成分的制度建設發揮示范作用，這些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從“量”和“質”兩個方面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社會主義的特色也仍有疑問。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社會主義部分的政治經濟學含義有下降的危險。第二，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解在相當程度上是從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的角度進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混合經濟體制論的痕跡。但是，制度經濟學的發展表明，與生產過程相關的微觀層面的制度安排和創新活動才是區分主要市場經濟類型的基礎。第三，這樣的界定在破除計劃和市場不能共存的認識的同時，也間接地否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在經濟計劃和國有經濟之外能夠體現“社會主義”因素的存在，以及這種因素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中體現“市場經濟”因素的性質和形態的可能性。

以上原因導致我國的學術界無意亦無力分析轉型目標問題而將注意力集中于轉型路徑研究。客觀地說，在經濟轉型的初期，與走向何種市場經濟即本文所說的轉型目標問題相比，選擇何種轉型路徑以完成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是更為緊迫的課題。但是在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地位已經確立、調整經濟結構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要性上升、制度經濟學的進展和世界經濟的演變表明，美國型市場經濟并非唯一有效且完美無缺的制度安排的情況下，對轉型目標，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進行研究的必要性正在上升。長期忽視對轉型目標的研究，這不但有使中國的實踐成為對美國型市場經濟的無聲復制的危險，而且限制了我們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具體問題的思路。

本文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存在顯在的和潛在的兩個側面。在現階段，宏觀調控和國有經濟無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的主要載體。但是，這樣的含義更多的是顯在的，并沒有涵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的全部內容。

二、交易形態與創新活動：市場經濟的類型學分析基礎

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在上世紀80年代之后取得的進展，集中地體現在比較制度分析學派關于美日經濟體系和美日企業行為的比較研究之中。相對而言，典型的美國企業(A企業)在勞動市場、制品市場和金融市場中的交易行為更多的是短期的、交易對象往往是流動的；而典型的日本企業(J企業)在上述市場中的交易行為更多的是長期的、交易對象往往是相對固定的。青木昌彥指出企業在上述三種市場中形成的交易慣例之間具有互補性，并從信息流動的角度對這些“風格化事實”進行整理。他認為A企業的信息結構更多的是垂直型的，而J企業的信息結構更多的是水平型的。青木昌彥證明兩種信息結構都可能達到最優。圖1所示的這一分析視角為市場經濟的類型化提供了理論基礎。

20世紀90年代之后，管理學家持續地對典型的美國和日本的企業行為進行比較。以基于產品建構的企業競爭力理論為依據，通過將產品建構的概念一產品結構(或工序)與產品功能之間的對應關系一引入組織理論，這些學者認為，在產品建構具 有模塊型特征的產業(IT、軟件、生物制藥、金融等)之中，模塊型的組織原則更易于促進競爭力的形成，而在產品建構具有集成型特征的產業(汽車、摩托、高級家電等)之中，集成型的組織原則有助于競爭力的形成。換言之，如表1所示，產品建構和組織建構之間的匹配關系是企業競爭力和創新活動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所說的集成型和模塊型的組織原則高度接近比較制度分析學派所說的理念型意義上的美國企業和日本企業的組織形態。至此，比較制度分析學派的分析獲得了具有實證基礎的支持。必須提及的是，盡管理念型意義上的美日企業的實踐更接近模塊型和集成型的組織原則，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美日企業所形成的組織形態已經達到極致而無法趕超。

歐美學者從制度互補性角度所進行的分析也值得關注。豪爾和索斯吉斯認為，市場經濟可以分為自由市場經濟和協調型市場經濟兩種，英美是前者的代表，而德日是后者的典型。習前者的特點是由市場機制對經濟進行協調，而后者的特點是由制度對經濟進行協調。類似地，阿瑪布從產品市場的競爭形態、勞資關系、金融體系、社會保障和教育等五個制度領域出發，運用計量分析的方法將市場經濟區分為市場基礎型、亞洲型、歐陸型、社會民主主義型和地中海型五類，其中的市場基礎型和亞洲型的代表分別是美國和日本。在研究方法方面，豪爾和索斯吉斯的研究盡管屬于政治學領域，但是其研究團隊將企業作為分析的焦點。他們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指出，德日的區別在于德國經濟中的協調機制主要以產業為中心而存在，而日本經濟中的協調機制主要以企業為中心而存在。如果用更為通用的術語來表述，那么可以認為德國是法團主義，而日本則是企業層面的法團主義。類似地，阿瑪布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不但直接承認青木昌彥的研究對其有重要影響而且將科技與產業特征這一與企業行為密切相關的變量作為分析的主要因變量。因此，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領域的這兩項最新的重要研究不但在主要研究工具(制度互補性)和主要分析方向(企業)方面與比較制度分析學派具有明顯的共同點，而且其對市場經濟所進行的類型化也基本上是對比較制度分析學派的美日比較的擴充和細化，沒有明顯超出前者的范圍。在這個意義上說，在現階段，以比較制度分析和基于產品建構的企業競爭力理論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類型學仍然是我們思考我國市場經濟的特征及其發展方向時最有理論價值的參考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市場經濟的類型學最終指向是企業層面的組織創新和技術創新。也就是說，創新的形態和性質正在成為區分市場經濟類型的核心變量。因此，本文的研究問題可以表述如下：從制度經濟學的傳統出發，以創新活動為中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進行體系化的整理。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和現實選擇

在第二節的語境之下，分析作為轉型目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時，我們將遇到以下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市場經濟的部分是否可能在邏輯上不同于美國型和日本型市場經濟；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社會主義的部分，是否可能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市場經濟的部分的形成和發展產生影響。因此，我們需要發展出一種和第二節所討論的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的主流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相容的分析框架，并以此為基礎對上述問題進行回答。

第二節提及的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的主流研究在方法論方面存在兩個問題。第一，沒有將所有的交易形式統一到一個分析框架之內。近年來獲得迅速發展的包括比較制度分析在內的廣義的制度經濟學均將交易視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單位。這一思路明顯來自舊制度經濟學。但這些研究涉及的金融、制品和勞動力市場中的交易不是舊制度經濟學家所列舉的交易形態的全部。如表2所示，康芒斯認為交易可以分為交涉型交易、管理型交易和配給型交易。交涉型交易的典型是產品市場中的買賣行為，管理型交易的典型是企業內部的勞資關系，而配給型交易的典型則是判決和政策。另外，新舊制度派學都沒有把自然資源和土地市場納入分析框架。第二，與上一個問題相關，這些研究者將交易形態的形成視為自發的，忽視了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影響。實際上，從康芒斯對交易的定義出發，如圖2所示，我們可以發現配給型交易必然對企業內部的管理型交易和企業之間的交涉型交易的形態和性質產生影響。

將康芒斯提示的交易類型和資源、土地市場中的交易統合進第二討論的主流分析框架之后，我們可以獲得如圖3所示的新的分析框架。

從圖3所示的分析框架出發，我們可以發現作為轉型目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能在以下方面獲得清晰的政治經濟學意義。

第一，在資本主義國家之中，交易形態主要是市場進化的結果。而在我國，交易形態的形成可能是市場進化和政府介入雙重影響的結果。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可能存在于資源和土地市場的交易之中。在我國，由于資源和土地為國家所有，所以政府可以主導這一市場之中的交易形態并影響交易所產生的收益分配。第三，政府可以通過對金融、制品和勞動力市場中的交易施加影響來獲得對宏觀經濟的控制或實現對所得分配的調整。第四，依據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在具有不同技術特征的產業群之中，更有助于競爭優勢的形成的組織原則和交易形態各有不同。不同的先進工業國中往往存在處于主導地位的組織原則和交易形態，其結果是這些國家往往只在同一類產業中發展出明顯的競爭優勢。由于我國地域之間存在文化上的差異，所以有可能分別在集成型產業和模塊型產業中都發展出與之匹配的組織慣例和交易形態并在這兩類產業中都形成競爭力。第五，不同的產業群要求不同的組織原則和交易形態與該產業的技術特征相匹配，而我國有可能形成國有經濟致力于發展更需要長期穩定的交易環境的集成型產業，而民營經濟在模塊型產業占據優勢的格局。隨著民營經濟向集成型產業擴展，有可能出現民營企業在研發人員的雇傭形態和某些關鍵性企業間關系方面引進國有企業的比較長期而穩定的組織形態和制度安排的可能。換言之，在長期內有可能出現國有企業在特定領域向民營經濟輸出組織原則和制度安排的可能。

以上述分析為基礎，我們可以從生產和分配、橫向制度安排和縱向制度安排的角度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進行分類。本文對橫向的和縱向的制度安排的定義借鑒了康芒斯對交易形態的區分。所謂縱向制度安排指與配給型交易有關的制度安排，其典型是政府通過法律或政策自上而下的主導的制度安排，而橫向制度安排指與交涉型交易和管理型交易有關的制度安排。

政治經濟學的意義范文第2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理論建設以政治經濟學為根基，以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現實情況為出發點，學習借鑒西方經濟學重要的市場理論，形成了指導我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性制度。政治經濟學由四點構成：即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再生產理論、資本主義發展理論，這四條理論構成了政治經濟學的要義，成為我國經濟建設的基本理論。西方經濟學提出的關于市場經濟的理論，是我國新時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依據和重要理論來源。

西方經濟學強調市場的重要性，主張一切經濟行為都要通過市場來完成，需求、供給和價格要通過市場來形成。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經濟體制雖然也運用市場經濟規律來調節生產、消費，但是沒有像西方經濟學理論強調的那么重要，并沒有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在市場沒有起到基礎性作用的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經濟的發展雖然取得了較快的發展，但是計劃經濟的弊端也逐漸顯現，資源配置不能按照供需的有效性進行流動，導致了經常性的物資短缺和相對過剩，整個計劃經濟時代，我國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如何統籌好物資的分配，如何最大化滿足國民經濟社會的需要。但是這項工作卻不像我們想想的那么簡單，如何能在年初實現對經濟的有效預期，如何能夠在960萬平方公里范圍內進行有效調配，這對于當時信息傳遞不太發達，計算能力比較弱的中國而言，不能不說是一項浩大的工程。

改革開放初期，與西方經濟發達程度對比中發現，中國經濟社會明顯出現了落后，而且差距還在不斷擴大，改善我們的經濟制度，建立適應我國國情的市場經濟體制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前提。西方經濟中的市場經濟概念逐漸成為中國與西方對接最重要橋梁，也是實現資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手段，在這樣大背景下，借鑒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理論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最為重要的理論構成。

在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指導下，我國逐漸開始完善市場主體，開始允許商品的自由流通，開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則。產品市場、勞動市場、消費市場逐漸形成，這三個市場的形成，使得市場進入了真正發展時期。

通過上圖，廠商通過產品市場實現了產品的銷售，家庭通過勞動市場實現了就業，資本市場是擴大規模，盤活已有市場的重要手段，也是開辟新市場，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需求的重要依托，同時，也幫助家庭提高生活質量，滿足人們的超前消費等。

中國計劃經濟時期，根本就不存在競爭，一切都按需生產、按勞分配，自然也就不會出現競爭。西方經濟的市場經濟體制卻不是這樣的，通過市場來調節資源的配置，廠商必然選擇利益最大化的投資領域來生產商品，很多廠家同時投入到同一個行業，必然會造成這個行業的生產過剩，也就出現了競爭，購買者對同樣商品必然會對價格、質量、服務等做出不同的權衡，然后決定買那個，這就是競爭，在競爭的格局中，購買者處于有選擇的地位，他有權利去選擇購買那個商品，不買那個商品，有些廠家價格高，產品質量不好，服務差必然會被市場拓淘汰，這叫完全競爭市場，廠家都處在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中。但是也存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吸取了完全市場理論和不完全市場理論，為了保障國家安全和國防發展，針對一些關系國民經濟發展命脈的行業，采取國家壟斷，實行國家獨有，或者國家控股形式。

二、西方經濟學理論中的不足值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警惕

西方經濟學理論經歷了百年多的發展歷程，其學術成果和對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推動作用都值得學界的肯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中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是西方經濟體制和成功經驗幫助中國逐漸完善了特色市場經濟體制，是西方經濟學理論幫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建立和推廣，同樣，西方經濟學通過中國市場經濟的成功建立，完善了其理論到實踐的論證，豐富了其研究視野。但是要警惕西方經濟學中存在的問題，現在一部分市場經濟研究者與實踐者出現了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的現象，認為西方經濟學是完美的，是無懈可擊，建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全照搬西方市場經濟體制。這種看法是不能得到認同的，目前，西方經濟制度也存在缺陷，西方一些發達國家也開始研究中國的經濟體制，并從中獲益良多，在某些領域開始照搬中國經濟政策，取得了較好效果。

西方經濟制度存在的問題也比較嚴重，最重要的是西方經濟危機，這種揮之不去的西方經濟制度問題已經被西方經濟學家研究了百年，但是知道今天依然無法建立一套更為有效的規避機制。另外，工會權利過大，嚴重影響了正常的生產和人民的生活，電視中，經常會看到西方罷工，導致航班延誤、供水供電中斷等，對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響。西方市場經濟有競爭性無排他性，是一種公有資源的私有化進程。所謂無排他性是不能禁止另外的人使用；所謂有競爭性是一個人的使用減少了他人能使用的量。所以無約束的時候會被過度利用。解決方式是限制使用或者有償使用。在現實中，此限制或收費要通過國家的強制措施，諸如現在實行的排污限量超額收費的制度。在西方私權大于公權的市場格局中，國家有時候難以對其采取更為有效的調控手段，來抑制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盲目性。

三、中國經濟學理論需要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融合

政治經濟學的意義范文第3篇

關鍵詞：價值分析公式；社會資本；國民生產總值

中圖分類號：F035.3文獻標識碼：A

一、商品加工全過程的價值組成分析公式

關于商品的價值組成，現有的政治經濟學只有一種價值分析方法，這就是下面的公式1。

公式1：W=c+v+m，其中w為商品的價值，c為不變資本，v為可變資本，m為剩余價值m。在經典著作中，公式1不僅從微觀上分析每種商品的價值組成，而且從宏觀上分析了社會總產品的價值構成。

本文將提出一個新的價值組成分析公式，為此，先對商品進行分類，并給出幾個概念的定義。商品（或社會產品），可分為社會最終產品與社會中間產品。

定義1：社會最終產品是指在全社會范圍內不再加工與轉售、最后直接消費和使用的產品。

社會最終產品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消費資料，它滿足人們生活消費的需求。另一類是勞動資料，如廠房、機器、設備、生產工具等。從周轉方式分析，勞動資料是用固定資本購買的生產資料。在本文中購買勞動資料的這一部分資本用c1表示。

定義2：社會中間產品是在全社會范圍內還需加工（或參與加工）與轉售的產品。

社會中間產品除了以原材料表現的勞動對象外，還包括、燃料、輔助材料等，其中最主要部分為勞動對象。社會中間產品是生產資料，從周轉方式分析，社會中間產品是用流動資本購買的生產資料。社會中間產品不同于勞動資料，它的價值一次性的轉移到下一階段加工的產品中去。在本文中，購買中間產品的資本用c2表示，c=c1+c2。社會中間產品可以按加工順序進行分類，假定社會最終產品的加工環節的順序為n，則與它相關的中間產品加工順序分別為1、2、…n-1，隨著加工次數的增多，從初級產品變為深加工產品。如表1中，棉花是初級產品，對它加工就形成棉紗這種中間產品，對棉紗再加工，就產生了棉布這種產品，對棉布進行最后加工，形成服裝這這種社會最終產品。

（說明：表中每階段的中間產品不只1種，表中只列舉勞動對象為代表）

公式2：W=c1+c2+v+m

證明：W=c+v+m（公式1）

=c1+c2+v+m（c=c1+c2）

政治經濟學的意義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其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根基，很多理論是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正是通過勞動價值論，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資本運作方式，同時促進了工人運動以及社會主義的發展。但是在今天，政治經濟學已經逐步成為非主流經濟學，而其自身存在的缺點卻被當代主流經濟學批判。從勞動價值論，以及其衍生理論進行分析，對比與效用論為基礎的主流經濟學觀點進一步討論其改進與發展的趨勢。

1引言

關于政治經濟學對于現代社會的影響，不同的經濟學家有不同的見解。現在以效用論為基礎的主流經濟學往往把政治經濟學看做批判資本主義的工具，對其勞動價值論進行很大程度的批判以動搖其基礎。而在馬克思看來，西方經濟學為庸俗經濟學，由于其階級本質決定庸俗經濟學家要維護本階級利益。對于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和以效用論為基礎的西方經濟學到底孰優孰劣，這樣的爭論一直到冷戰結束，蘇聯解體才算結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西方經濟學逐步使政治經濟學邊緣化，而勞動價值論僅僅作為一種學說存在而失去其政治影響力。

看一種理論是否是正確的，主要就是看它對現實社會是否就有解釋力。然而中國對于政治經濟學的學習卻往往忽視了其現實解釋力的學習，并且不能完善其中心內核—勞動價值論，以至于思想僵化，無法對現實世界進行解釋。一些本來可以對現實社會有解釋力的理論或者被教條僵化，或者被現代的計量經濟學所取代。以至于一直作為中國傳統的主流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在改革開放以后也逐步邊緣化。

本文立足于回歸政治經濟學原本狀態，從勞動價值論這一基礎思想出發，對勞動價值論以及其衍生理論做出客觀評述，以確定其是否對現在生活具有解釋力，是不是真的和很多經濟學家認為的是過時了。從而對其理論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進以適應新時期的需要。

2文獻綜述

對于勞動價值論的論述，中外許多經濟學家或者支持，或者反對，有很多論述，但是很多經濟學家不自覺站在某個階級立場上，這樣很多就沒有了事實說服力。

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提出了了勞動價值觀的缺陷:“首先，在完全競爭以外的情況下，它完全不起作用。其次，即使在完全競爭情況下，除非勞動是生產的唯一要素且所有勞動都是同一性質，否則它決不會順利的起作用。”

對于熊彼特的觀點，張培剛先生在《評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文中寫到“我們認為熊彼特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他所提出的反對勞動價值論的‘兩點理由’并不能成立，因為如果把‘假設條件與實際情況之間存在著重大矛盾’這一點作為反對的理由，那這也同樣適用于‘邊際效用價值論’，其次，更加重要的關鍵一點倒是在于:所謂‘邊際效用論’只是一種以主觀評價為基礎的主觀價值論;而‘邊際效用’作為一種生活現象雖然存在，但是各個消費者千差萬別，變動無常，要是把它作為最終形成價值和衡量價值的客觀依據，不論是‘基數’效用論，還是‘序數’效用論，那都是不可能的。”

我們發現熊彼特所提出的問題確實是勞動價值論的缺陷表現形式，張培剛先生站在否定效用論的立場上說明，效用論并不是優于勞動價值論，然而對于熊彼特提出的缺陷卻沒有否認。

伍裝在《理解現代馬克思經濟學》一文中說到:“馬克思經濟學提出問題與研究問題的方法是統一的，這就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構建起來的經濟學范式，這種范式從未曾被歷史的經驗和事實在整體上否證過，也從來沒有被哪一種理論邏輯在整體上駁倒過”

這里面提及了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樣我們可以管中窺豹，看到政治經濟學其實并不是站在考慮個人的主觀感受的角度分析社會，而是站在一個唯物主義哲學的角度來看整個社會的運作，來觀察社會中的形形，人生百態。所以站在個人的主觀角度或者支持，或者否認都是沒有意義的。

黃仁宇在《放寬歷史的視界》一書中，認為中國歷史的基線先后推轉50。年，包括明朝，這長時間的視界使我們了解最近中國所欲困難的遮蔽，同時也看清楚好多問題互相連鎖的情形。

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們現在還有必要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原因。因為它產生時的情況和我國傳播時的情況很相似，發展后在我國現在依然具有解釋力，甚至比西方經濟學更有解釋力，而且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

通過諸多文獻的梳理，我們基本已經理順了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勞動價值論的缺陷，政治經濟學該用何種分析方法，以及對現實社會的意義。

3勞動價值論及其衍生理論的優缺點

勞動價值論是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以此為依據衍生了整個政治經濟學的體系，包括商品，貨幣，剩余價值等等很多方面。我們將分析以上幾個的缺陷，進而提出改進意見。

(1)商品的二重性的本身是社會現實的體現。

勞動價值是由價值產生的。馬克思的邏輯思維是商品中有一個內核一類的東西叫做價值(value)，而這個價值則是由勞動產生的。商品的價格是價值的外在表現。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是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

從這兩點我們看出無論是價值論還是效用論都是對客 觀世界的反映，盡管存在一定的前提假設，無論是馬克思的 完全競爭，還是效用論的理性人都是在現實生活中不存在 的，而它們反映的主要是可以代表一般情況的特定情形。而且我們可以清晰的發現在對于一般情況的解釋中，勞動 價值論更有解釋力，因為它體現的是一種唯物狀態，但是效 用論卻陷人了一種為唯心的誤區。不過在特定情況下的解 釋力，價值論就不是很好，比如特定商品如古董，鉆石，以后 再沙摸中的一杯水，在這類問題上，效用論更有解釋力。

這樣我們發現熊彼特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不是問題，而 第二個問題的勞動力同質也不算是問題。我認為真正要解 決的是生產要素問題。

價值的定義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人類勞動。但是 這里面確實忽視了其他的生產要素—資本和土地。馬克 思解釋為資本和土地里面包括前人的社會勞動。這種解釋 在很大程度上是沒有解釋力的。比如土地，這在很大程度 上是自然資源，馬克思認為是對自然資源的改造中耗費了 大量的人類勞動，但是逆向思維，如果沒有自然資源，大量 的人類勞動又如何承載?所以單純的勞動產生價值是不準 確的，這里面應該包括其他的生產要素，我們認為是多種生 產要素共同作用產生了價值。

(2)貨幣理論的前提假設以及表現方式與現在實際情 況脫節。

馬克思對貨幣的定義是固定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商品。這在某種意義上是金本位制的基礎。但是其背后貨幣的本身便是黃金，即使紙幣抑或其他東西都是一種貨幣符號，其實質是背后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黃金。也就是說馬克思對貨幣的前提假定就是黃金是貨幣商品。

分析當時的社會情形，我們發現其實馬克思的假設在當時的時代是有一定意義的。馬克思所處時期，是資本主義上升階段，由于資本主義高速發展，黃金大量流人資本主義國家，而紙幣的發行也是以紙幣背后的黃金為硬通貨。這一切盡管理論沒有產生，但是事實上便是這樣運作的。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將貨幣的本質進行闡述，很大程度上是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狀況，將當時的社會狀況上升為理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理論在當時是先進的。 然而馬克思的貨幣理論對當今的一些社會現象卻缺乏解釋力。表現的比較明顯的就是虛擬貨幣。虛擬貨幣是否有價值這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范圍都存在這很大的爭議。不過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它不存在勞動，也不是商品，僅僅有虛擬世界中一般等價物的特點，所以不能有價值，更不能說是貨幣。然而虛擬貨幣確確實實在當今很多領域充當著現實貨幣的作用，這是很難解釋的。

造成這種現象主要原因有這樣兩個:第一是馬克思所處時代的局限性;第二是現在的經濟學家沒能根據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內在邏輯以及方法論將其精髓發展，而是教條套用。

當然，對虛擬貨幣的解釋問題，西方經濟學也沒有做的很好，因為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回避了對貨幣的解釋問題。

(3)流通中是否產生剩余價值依然無法解釋。

馬克思明確表示價值，剩余價值只會在生產中產生，即剩余價值的產生是由生產前C=+v變成生產后的C=+v+m，m就是剩余價值。也就是說剩余價值試生產的產物，并不是流通的產物，流通中不會產生剩余價值。

我們要考察馬克思所處的時代。19世紀的時候，流通體系還不是很完善。就拿地產來說吧，當時資本主義社會還沒有出現現代意義上的地產公司，所謂流通，無非就是貨幣由一個人手里到另一個人手里，而商品則反向流動。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流通并不產生剩余價值。(其實不然，交易費用的產生也需要付出一定的勞動，即使在馬克斯時代，流通依舊產生剩余價值。為了論證需要，這里假設交易費用為0）。

然而當今流通不產生剩余價值這個論點是很值得商榷的。現代意義上的公司建立以后，流通包括很多內容。既有策劃，市場營銷，以及更多的銷售網點。這里面每一個環節都包括很大的資本投人，很大的廣告投人，很大的勞動以及土地投人，所以這里面產生的價值甚至高于生產產生的價值。按照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分析，這里都產生很多的剩余價值。

4新歷史角度下的改進

站在整體觀和大歷史觀的角度上，我們發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批判資本主義，更在試圖尋找一個更好的解決辦法，其精神內核不是19世紀已經過時的理論，而是其中的方法，內在邏輯以及要解決的真實問題。這要掌握這一點，理論才會更加發揚。

與當今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發現，我們要做的就是變革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內核—勞動價值論。只有內核變革完善，并且在整體性的思想下，馬克思家政治經濟學才會更加顯示出其優越性。

誠如前文所述的，勞動價值論之所以沒有與時俱進，很大原因是由于這個理論把勞動作為產生價值的唯一來源，這也許在19世紀是正確的，但是在21世紀必須要發生變革，為此我結合西方經濟學的觀點，改良中的勞動價值論，提出新價值論的觀點。

我認為商品甚至物品種確實存在其內在的價值，但是這個價值不是僅僅由勞動決定的，而是有勞動力，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共同決定的。多種生產要素共同決定了商品本身的價值。表示為:C=al+bk +ct，但是不同于薩伊定律，因為這里面依然強調的是勞動價值，其最終是客觀表示而不是效用論。

這樣很多由于現實條件變化，使理論過時的情況就會發生改變。比如虛擬貨幣是否有價值，由于內部的資本以及其他生產要素都可以形成價值，所以虛擬貨幣內部有很大的資本，則虛擬貨幣本身具有價值，同時又有使用價值屬性，所以虛擬貨幣可以是商品。

還有上文提及的流通中產生剩余價值，由于流通過程中投人大量資本，土地，根據新價值論，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都是構成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當然產生剩余價值。

5結語

政治經濟學的意義范文第5篇

關鍵詞：國際關系 國際政治經濟學 理論

回顧世界歷史，其實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不是一個新問題，早在重商主義盛行的早期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時期，就有不少西歐學者對于這方面的研究。當時的西歐民族國家形成，國家意識日漸牢固，為強化西歐各國內部剛建起的早期資本主義政治結構，各國競相發展海外貿易，企圖通過經濟增長來強化自身實力，從而不可避免地政治會與經濟發生沖突，因此相關研究方興未艾，像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奠基者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完成者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古典政治經濟學集大志者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以及德國幼稚產業保護理論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相關對外貿易中實行關稅保護的理論學說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間的密切關系。只是后來占統治地位的自由主義思潮相繼拋棄了政治與經濟統一的觀點，認為“政治與經濟應該分屬于兩個不同的學科，……結果世界政治和經濟關系研究分為彼此孤立的國際政治學和國際經濟學”。［1］

新的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結合研究興起于上世界70年代以后，當時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在當時世界政治經濟日益相互依存的時代背景下，對強調權力、國家利益、沖突的國際關系現實主義理論提出了深刻質疑，國際政治經濟學者要求對古典政治經濟學重新評價，在經濟等“低級問題”日益向“高級政治”轉化的過程中，提倡在國際關系理論進行方法論的革命，用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分析國際政治問題。20世紀70年代，可以說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創建時期，這一時期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相關論著主要有：查爾斯?金德爾伯格的《權力與金錢――國際政治的經濟學和國際經濟的政治學》（1970）；基歐漢和奈的《權力與相互依賴：轉變中的世界政治》，（1977）；克勞斯?諾爾的《國際權力：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1975）；瓊?斯佩羅的《國際經濟關系的政治學》（1977）等等。到了8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到了理論構建時期，作為該理論構建時期重要人物的羅伯特?吉爾平對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功不可沒。作為其該時期重要代表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更是對以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觀點及流派進行了綜合整理，并摻雜作者自身重要的學術思想。使得該書國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史重要論著。

“沒有國家，經濟活動的結果將完全由價格機制和市場力量決定，這是純經濟學家的研究領域。沒有市場，經濟資源將由國家或類似的權力機構來分配，這是純政治學家的研究領域。雖然世界絕不可能以某種‘純粹’的形式存在，但國家和市場的相對影響確實在隨時地變化著”，［2］吉爾平在國家與市場關系的闡述中，開啟中了他創作本論著的思想之基。

按照吉爾平本人在該論著英文版前言所說的，他創作本書的意旨在于“對該領域反復探討和普遍流行的若干課題的綜述，……在對某些國際政治經濟問題直抒己見的同時，我也吸納了其他學者的思想和理論，……并加深我閃對當代國際政治經濟現狀的認識。”［3］因此本文思路脈絡清晰，每章在重點介紹以前各派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思想觀點的同時，適當介入自己的評論，并且不乏許多深刻的思想見解。在《國際關系：國作者際政治經濟學》一書中，前三章里，作者介紹本書需要討論的思想觀點和理論問題。第一章從國家與市場的相互關系中引出了國際經濟學性質。第二章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中的三大理論觀點（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的觀點進行了綜述，并進行了批判。第三章指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動力在于結構變革，這種結構變革涉及到三個方面的發展：一是經濟中心轉移；二是經濟部門興衰；三是經濟一體化。

接下來的章節吉爾平探討了當代國際政治學的實質問題。第四章中，作者探討了世界貨幣體系的穩定和持久效率這一主題。五、六兩章討論國際貿易和跨國公司等一系列的國際政治經濟現實問題。第七章作者在引用依附相關理論，評價關于國際經濟對不發達國家福利與經濟發展的影響問題。第九章分析國家金融體系在連接國際經濟方面的重要意義、在維持全球經濟發展方面的主導作用以及國際金融體系暴露出來的虛弱本質對國際經濟穩定性的影響。最后兩章作為總結性的兩章評價了20世紀80年代后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成就與存在的問題。第九章討論了國際政治的轉變，第十章節討論了國際經濟秩序的問題。

作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領域重要著作，該書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理論與現實的結合。這種結合在全書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吉爾平所闡述的國際政治經濟理論并不是純粹的、枯燥乏味的空洞理論，無論是在綜述別人的思想觀點時，還是在闡明自己的思想觀點時，吉爾平都時不時地注重理論與現實結合，在書中，可以看到諸多關于國際政治經濟現實的介紹，具體形象的世界經濟問題案例讓理論顯得鮮活而富于可讀性。吉爾平這種理論與現實的結合，并不是說簡單的有理論有案例，他這種結合是理論與現實的結合，讓人感覺是理論又是現實，是現實又是理論。這種理論與現實的結合更顯吉爾平駕馭理論與現實文字的高超。

第二，引述介紹與自我評論相結合，在綜述別人思想觀點的基礎上，表明自己卓識觀點，實現理論上的創新。在對別人理論思想進行綜述時，作者都用單獨一節表明自己的批判，并用充分的理論與現實對此展開批判。在這種批判中展示自己的思想之光。就像他自己所說的“提出某種代替舊觀念的新理論顯然是客觀形勢的需要，從一點出發，我設法闡明我對國際政治學與國際經濟學間關系的理論。”［4］

第三，多學科知識相互滲透，運用多種學科知識分析國際政治經濟問題。現代科學發展的一個趨勢就是多學科知識相互滲透，交叉學科的出現是典型的表現形式。隨著實踐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許多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單靠某一學科的知識難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或給出完美的解決方案，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些問題來說也是如此。在《國際關系：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吉爾平充分運用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多學科知識，充分展示了他豐富的經濟、歷史知識和政治理論的深刻見解。這些知識學科的綜合運用，表明了吉爾平思維的廣度與深度，他企圖運用嶄新方法來分析變化著的國際政治經濟新世界。

吉爾平的這本《國際關系：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國際關系政治經濟研究領域的重要成果，它以發展的視野對長期爭執的問題重新闡述。全書緊緊圍繞國家與市場這對主角，以豐厚的經濟學知識評述國際貨幣、國際貿易、跨國公司、依附和經濟發展等問題，在這些問題的評述中摻入國際政治學，形成了具有吉爾平本人獨到見解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吉爾平這種政治學與經濟學的結合的努力對于20世紀80代國際關系理論領域里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構建具有重要意義。

當然，該書也有不足之處，全書中處處透露著美國霸權思維。在最后一章關于國際經濟秩序的討論中，在談到關于政治領導問題，吉爾平更是當仁不讓地指出，“自由國際經濟的確立、維持和成功運行，需要一個領導。某種管理機制應能提供諸如穩定的貨幣之類的公共產品，并促進市場開放。在國際關系中經常會有一些強大的誘因，驅使一個行為主體進行欺詐和損害其他行為主體，很需要一個政治領導來發揮管理和執行政策的作用。”［5］“幾十年來，這種政治領導（或霸主責任）一直由美國承擔著。”［6］這使得吉爾下成為國際關系理論中霸權穩定論的重要代表人物。吉爾平的這種霸權穩定思維實際上在為美國繼續其霸權提供理論基礎，吉爾平認為單靠美國一國霸權就能維持全球穩定是片面的。霸權穩定論中許多錯誤假設以點代面，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這是我筆者我不贊同的。當然該書作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白璧微瑕，并不影響該書成為一部優秀學術著作。

注釋：

[1]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第345頁.

[2][3][4][5][6]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國際政治經濟學[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頁,第1頁,第2頁,第355頁,第355頁.

參考文獻：

[1]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國際政治經濟學[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3]羅伯特?吉爾平.全球政治經濟學:解讀國際經濟秩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