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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最熱門的五大綠色職業
據國外媒體報道,2011年最熱門的五種綠色工作,即太陽能安裝、建筑改造、風力發電設備安裝、公共交通、電動汽車制造五個方面的工作。太陽能板安裝人員的平均起薪(年薪)為3.5萬美元;建筑改造工作人員的平均起薪在3萬至6萬美元之間;風力發電設備安裝人員的平均起薪在5.2萬至6.2萬美元之間;道路工程師的平均起薪為5萬美元;電動汽車制造方面的從業者的平均起薪在5萬至6萬美元之間。
4個最具潛力的綠色創業領域
在新興節能產業中,投資者可重點關注四大子行業:一是新能源汽車產業鏈,二是光伏發電和LED照明節能,三是智能電網,四是清潔能源技術、潔凈煤技術等。預計今后的創業、就業新高點會在這些地方。新興產業最大的風險就是估值比較高,技術變革的過程中大部分企業都會被淘汰。
最后一個熱門職業
一份英國政府的報告顯示,在接下來的20年里,由于受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最熱門職業列表將翻新,綠色農民、空間飛行員以及改良人體工程師將成為最熱門的職業。
隨著全球氣候變暖和能源危機加重,垂直農業技術將逐漸得到發展和完善,能夠使用和操作未來農業設備與管理綠色農業產業的人,將改變傳統農業對人才的要求。
對于未來的醫藥與醫學行業,由于科學技術和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這兩個領域的職業變化趨勢非常明顯。醫藥業將更多地依賴使用電腦和機器人,針對氣候變化引起的疾病的研究將成為主流研究方向,相關的藥物研究和基礎研究都將圍繞“人適應環境”這個主題。而醫學界主要是向人體器官改造方向發展。可以預見:新器官和四肢制造技術將會成為現實,這就意味著需要“制造身體零部件”的工程師;隨著攻克人體致命癌細胞的納米技術的開發,納米醫療工作者也會是人們夢寐以求的工作。
除了新類型工作外,老領域也會推出新種工作,這也是受到了環境和科技的影響。如:隨著環境污染的加重,未來可能會出現給環境保險的職業;全球變暖導致瘟疫變種,檢疫人員也會成為熱門職業;地球環境最終不能適應人類生存,那么太空飛船飛行員就將成為“最后一個熱門職業”。
歐盟綠色經濟計劃創造600萬就業崗位
2011年2月,波茨坦氣候研究所以及英國劍橋大學的一項調查報告表明,歐盟到2020年的綠色氣體排放量將從20%增加到30%,這將增加近600萬的職業機會,推動下一個十年大約5000萬億歐元的GDP增長。
Obama announced in his platform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invest 100 billion US$ in the next two years in clean energy, which will create two million green jobs.
美國總統奧巴馬和他的能源政策顧問們一直聲稱,政府向風力發電和智能電網等諸多領域投入巨資恰恰是促使美國經濟復蘇所必須的。這一做法的誘人之處在于,它能創造數百萬個由政府提供補貼的“綠色就業崗位”。
奧巴馬的能源問題顧問巴拉肯?亨德里克斯說,美國目前的經濟形勢很糟糕,但令人興奮的是清潔能源問題正在引起一些關注。“綠色就業崗位”之說的論據是,創造這些崗位雖然當前需要在新能源技術上投入巨額資金,但這一成本日后將足以被因減少化石燃料消耗而節省的能源開支所抵消。奧巴馬的政綱稱,政府在兩年內斥資1000億美元發展清潔能源將創造200萬個綠色就業崗位。
長期以來,在美國建立一套清潔能源體系的呼吁一直遇到高昂成本這個攔路虎的阻撓。而現在,美國向使用清潔能源過渡所需的成百上千億美元正在成為一項能源政策的賣點。
克里夫蘭市場咨詢公司最近的調查報告說,綠色技術已經成為新的最具吸引力的風險投資方向之一,目前每年已經吸引了超過10 億美元的私人和基金投資。全球投資者目前正對相關的清潔能源技術以及新興的中國市場越來越有興趣。
克里夫蘭的報告說,風險投資者已經開始將上億資金投入硅谷太陽能產業。 調查預計,全球太陽能發電市場的規模將從2007年的160億美元一路擴張,到2015年將高達550億美元。在硅谷生產高效能太陽能電池板的“太陽能”公司總裁理查德?斯旺森說:“眼下的太陽能就像1983年時的電腦芯片,很快將成為生活中隨處可見的技術。”
過去5年,全球太陽能電池板行業的年均增幅達19.6%,專家預計由于許多國家的政府補貼和激勵措施,加上其對原料的大量需求,使多晶硅變得奇貨可居。預計,未來5年約30%的全球硅供應量將被用于生產太陽電池板。
報告指出,投資可再生能源和節能領域所創造的就業崗位,最多可達到將同等資金投入油氣領域所創造就業崗位的4倍,因為后者的基礎設施如油氣井、煉油廠和輸送管道等經過多年建設已經大體完備。美國未來10年斥資1500億美元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將幫助創造500萬個就業崗位。這些職位涉及提高住房的能源使用效率的絕緣設備安裝人員、拆除燃煤發電裝置的風力發電機建筑人員、還有修建更環保的建筑和升級電網的建筑工人。
硅谷風險資本家多年來一直苦苦探索高科技領域下的大事件,現在許多人已轉向綠色事業,風險資本家現正積極投資太陽能、燃料電池、風能、生物質能、新照明微晶片、“智能”電網和其他新能源。美國硅材料信息中心的調查,在2010年以前,在硅原料的使用方面,增長更為迅速的太陽能電池板行業將超過芯片行業。
其中比較大的清潔技術投資額是投資給位于加利福尼亞的太陽能電池制造商帕洛阿爾托納米太陽能公司的7500萬美元,以及投資給位于加州洛杉磯的可再生生物燃料的生產者阿爾切股份有限公司的5000萬美元。
據來自清潔力公司的消息稱,生物燃料,風能、太陽能光伏發電和燃料電池將有可能在新能源增長中遙遙領先。雖然清潔能源技術的開支增長遠遠高于其他傳統風險資本投資行業,包括計算機、衛生護理和零售公司,然而,在整個大市場中它只占一個很小份額,只有3.7%。
在短時期內,提高能源效率可以帶來最大的回報。在未來幾十年中,創新的提高能源轉化效率的解決方案是解決當前多重危機,特別是全球氣候變暖和能源危機的關鍵。就長期而言,探索能量儲存和生物質能轉化的創新技術是至為關鍵的。以光伏和高溫采集為代表的太陽能,碳的獲取和儲存,以及核能,這些都創造了一個巨大的新的投資領域被稱為“清潔技術”或“綠色技術”。舊金山硅谷地區和中國正在迅速地成為全球綠色能源技術的開發和風險投資中心,同時加州政府正在制定幫助刺激相關市場的公共政策。
為推動運用技術創新應對能源挑戰的實踐,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化進程,全球領先的動力管理企業伊頓公司于2011年加入“金蜜蜂2020社會責任倡議”,發起了“能效管理”這一重要議題。通過持續舉辦“能源創新與可持續發展城市”系列論壇、開展城市調研、建立技術及產業聯盟等方式,伊頓致力發揮企業專業優勢,探索低碳城市發展的能源技術創新之路,貢獻中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在今年6月5日“第八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國際論壇”上,伊頓公司再次聯合本刊舉辦“能源創新與可持續發展城市”分論壇,聚焦我國城鎮化快速發展進程中的相關能源消耗與效率提升等問題。論壇當天,伊頓還正式了《2012年伊頓中國可持續發展報告》。這是伊頓自2008年首次中國地區可持續發展報告以來的第五份年度報告,重點披露了伊頓過去一年中在企業社會責任領域的實踐進展和成果,系統、深入地詮釋了伊頓進入中國二十年來所堅持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開源節流:應對城市發展能源挑戰
一組與能源相關的數據亟待警惕:2050年,預計全世界對能源良好性樓宇的需求量會增加60%;車輛方面,全球對石油及其他能源產品的需求量會增加40%;交通方面,2030年、2040年左右,每年平均商用飛機行駛里程要增加150%左右……這些能源壓力,將在城市發展中凸顯。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長、國家能源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周大地指出,生態環境正成為傳統增長的硬約束,同時,水、土地等資源已經成為多數城市地區發展的瓶頸。“我們需要開拓綠色低碳的發展道路,設計中國特色綠色低碳消費模式”。這其中,作為在組織中占比最多的企業,從自身運營及產品服務出發,提高能源效率,促進實現綠色低碳發展,責無旁貸。
面對城市發展中的能源挑戰,伊頓中國區總裁周濤提出了“開源節流”的策略:“城鎮化加速了經濟的發展,但也強化了對能源的需求。當務之急,‘開源節流’是城市應對能源匱乏的最主要解決之道:一方面我們需要對能源進行儲備,積極開發新能源;另一方面我們利用現有能源的方式應該更加可持續,即加強對傳統能源的高效利用和節約控制”。周濤指出,在新能源技術還未完全成熟之時,盡可能提高現有能源使用效率是最有效的途徑。
作為一家全球領先的動力管理公司,伊頓一直以利于提高更加安全、可靠、高效的動力和能源解決方案,為全球客戶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例如,其宇航技術幫助商用飛機減重,提升載客的量和空間以及燃油的使用效率;電能質量產品幫助降低電力數據中心的電的使用和碳排放量,等等。
實際上,高效能的綠色解決方案也意味著降低企業運營成本。推動綠色節能產品和技術的應用勢在必行,有效的能源管理將對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提升能效:企業可持續發展新契機
在應對能源挑戰的同時,能效管理也將為企業相應帶來發展新機遇。其中的關鍵,在于企業綜合考慮社會、經濟、環境責任,開創綠色低碳發展新模式,參與、適應、推動發展方式轉變進程。
已有著211年歷史的杜邦公司,不斷順應社會需求發展的本身即印證了一條可持續發展道路。“我們始終堅持杜邦的核心價值,關注安全、健康、環境”。杜邦可持續解決方案事業部市場總監王辛表示,能源問題是當今社會所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針對這個挑戰,杜邦多管齊下:一方面,開拓能源渠道,針對可再生能源進行研發;另一方面,遵循能源使用“3R”原則,即減少能耗,增加再利用和再循環。“降低能源消耗,提升能源效率,無論是從企業追求低成本的原始訴求,還是減少對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杜邦的多管齊下,與周濤提出的“開源節流”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伊頓以可持續發展為經營業務的核心,基于人的創新、技術創新,為客戶提供有價值的解決方案,并堅持對本地市場的能源管理和技術創新進行持續性投入。目前,在上海設有全球研究院,在深圳、蘇州、臺北擁有4家研發和工程技術中心。伊頓中國研究院總監陸斌透露,伊頓目前在中國已擁有專利超過一千多項。從節能減排的交通工具、可再生能源到綠色建筑,來自于伊頓的各種領先環保產品與解決方案都在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城鎮化進程得到了廣泛應用。
“近年來,隨著能源問題的日趨嚴重,我們也把關注的重點轉向了能源。”NEC公司戰略事業發展部總經理唐力表示。目前,NEC正以云計算、物聯網技術為主干,構建智慧城市的應用,解決包括能源在內的社會問題。“智慧城市通過各類傳感技術,搜集能源使用的信息,通過各類通訊器材傳送到云計算中心或中央數據中心,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制定出優化的能源使用方法,實現節能減排”。
“賣電的”積極推廣“節電”,這一現象如今正在電網企業中普遍上演。江蘇省電力公司營銷部副主任徐磊解釋說:“電力和其他能源一樣,只有得到有效的節約,才能夠更持續地供應和使用”。目前,江蘇電力公司采取全額消納新能源發電,并成立專門的節能服務公司,實施節能改造項目,推動社會節能。
“我們江蘇電力節能公司通過提供綜合能效服務,本身能夠取得很好的經濟回報。例如,我們通過能源管理方式,在南京投資一個92.8萬元的項目,兩年就回收達116萬。”徐磊說。
[關鍵詞]產業升級;路徑選擇;綠色低碳經濟;新型產業體系
[中圖分類號]f12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518x(2010)09-0077-06
程宇航(1957—),女,江西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區域經濟、金融。(江西南昌330077)
鑒于傳統工業文明“高消耗、高增長、高污染”的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對生態的損害已經危及人類的生存條件,影響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人們在深刻反思發達國家所走過的傳統工業化道路后逐漸認識到:資源的過度消耗和溫室氣體的過量排放,是引發全球生態危機、資源危機的罪魁禍首,21世紀人類正面臨著經濟發展方式的革命性變革,以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低污染為特征的綠色低碳經濟成為轉變發展方式的新選擇。
一、向綠色低碳經濟轉型:人類的探索與共識
20世紀60年代后,把經濟增長等同于發展的傳統發展觀造成的惡果開始顯現,關于傳統工業文明對生態環境影響的研究成果開始涌現。其中的代表作有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出版的生態學名著《寂靜的春天》。該書通過對化工產品污染物遷移、轉化的描述,揭示了人類同大氣、海洋、河流、土壤、動物和植物之間的密切關系,論證了環境污染對生物圈及人類的影響。《寂靜的春天》猶如黑暗中的一聲春雷喚醒了人類自我陶醉的心靈,環境問題由此開始得到重視,生態平衡理論得到越來越廣泛的傳播。1966年,美國經濟學家博爾丁提出了“宇宙飛船經濟學”。他把地球比作一個有限空間和資源的宇宙飛船,認為以往人類從事經濟活動是一種無視資源、環境問題的發展模式,合理的發展模式應是對自然物質循環利用,使有限的空間和資源得到合理和長久的利用。1972年,受羅馬俱樂部的委托,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梅多斯等人提出了一個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這個研究報告一出版,就在全世界的學術界和思想界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梅多斯等人認為,影響經濟增長的五個主要因素即人口增長、糧食供應、資本投資、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的共同特征是呈指數增長,如果這個趨勢繼續下去,經濟增長將達到這種極限,人類必然陷入危機。為了應對這個危機,1972年6月,聯合國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環境會議。這次會議的一份報告《只有一個地球》指出:“當前大多數環境問題都是來自于人類對生態系統的錯誤行動。”會上通過了著名的《人類環境宣言》,揭開了人類共同保護環境,維護生態平衡的序幕。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對世界環境和發展關鍵問題進行為期3年的全面調查研究基礎上,發表了由當時的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主持研究的專題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其中指出:當代危機是環境與發展相互割裂的結果。解決問題的出路在于“采取保證使今后世世代代得以持續生存的決策”,“當代人必須從現在開始行動”,建設“一個強有力的,在社會和環境方面具有持久增長能力的新世紀。”這一報告的發表,標志著可持續發展觀的基本形成。1989年,英國經濟學家皮爾斯的《綠色經濟藍皮書》一書中首先提出了“綠色經濟”概念。綠色經濟是以經濟社會與環境和諧為目的發展起來的經濟形式,是以科學節約能源、資源為特點的一種平衡式經濟模式。綠色經濟將眾多有益于環境的技術轉化為生產力,并通過對環境無損害的經濟行為,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綠色經濟的出現及其在世界各國的蓬勃發展,標志著人類對高碳經濟增長模式的危害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并提出了在生態平衡中謀求發展的愿景。
進入90年代,人類的探索逐漸從理論層面進入實踐操作層面。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183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102位國家首腦出席了這次“地球高峰會議”,通過了《里約熱內盧宣言》和《21世紀議程》兩個綱領性文件。1997年,149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又通過了旨在限制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抑制全球氣候異常的《京都議定書》,明確提出了發達國家減排的目標和義務。
進入21世紀,人類對極端氣候變化對生態的影響的理論認識更加清晰、深刻,因此,國際社會正從各個方面采取更有力的措施節能減排,探索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可持續發展的路徑。2003年,英國政府在其的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經濟的概念。英國政府為低碳經濟發展描繪了一個清晰的目標: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減少20%,到2050年減少60%,基本建立低碳經濟社會,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和廣泛認同;2006年,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科特牽頭完成的《斯科特報告》明確揭示,全球每年以gdp的1%投入節能減排,可以避免將來每年gdp5%—20%的損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2007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印尼巴厘島通過決議,制訂了世人關注的“巴厘島路線圖”,要求發達國家在2020年將溫室氣體減排20%至40%,“巴厘島路線圖”為推動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具有里程碑意義。之后,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確定2008年“世界環境日”(6月5日)的主題為“轉變傳統觀念,推行低碳經濟”;2008年11月26日,英國議會批準了《氣候變化法案》;2008年12月17日,歐洲議會通過了《歐盟氣候變化協定》; 2009年6月26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了《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它要求美國以2005年排放水平為基準,到2020年將其溫室氣體排放減少17%,到2050年減少83%。
在我國,向生態經濟、低碳經濟轉型早已成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重點,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通過,我國環境保護工作開始走上法制化軌道。1983年,我國將環境保護確立為基本國策,“七五”、“八五”及以后的各個五年規劃中都分別強調了環境保護的內容。1992年,我國參加了在巴西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在會后認真履行會議通過的《里約熱內盧宣言》和《21世紀議程》。1994年我國在發展
二、產業層次低:我國經濟向綠色低碳轉型的一大制約因素
發展綠色低碳經濟是國際社會的共同選擇,也是我國實現和平崛起和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然而,我國畢竟是一個發展
首先,從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上看。我國正處在加速推進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階段。我國需要將更多的投資用于刺激經濟增長和解決廣大群眾的民生問題。2008年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只有45.7%,預計2020年將達到60%左右,2025年達到75%左右。在此期間,重化工業化階段也還將持續約20年左右。同時,伴隨著人口在城市的大量聚集,對物質、能源、住房、基礎設施的需求將會大幅度增加,并將與重化工業發展呈現相互支撐的態勢,這必將導致溫室氣體排放的增加。這種“高碳”特征突出的“發展性排放”是我國可持續發展不可回避的一大制約。
其次,從我國的能源結構與能源技術看。“富煤、少氣、缺油”的資源條件,決定了我國能源結構以煤為主,低碳能源資源的選擇十分有限。我國原煤產量占一次能源的比重超過70%,對煤的依賴性遠大于世界其他國家。在化石能源當中,煤的含碳量最高,煤富含碳基的特性決定了煤炭在使用過程中排放大量溫室氣體的問題不可回避。與此同時,我國的能源技術特別是綠色能源技術的研發能力遠低于發達國家。“重引進,輕消化”導致了目前一些節能減排的關鍵核心技術仍舊受制于國外。我國在發展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努力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的同時,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難以在短期內明顯改變。
再次,從我國的產業結構分析。2009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335 353億元,比上年增長8.7%,從產業看,第一產業增加值35 477億元,增長4.2%;第二產業增加值156 958億元,增長9.5%;第三產業增加值142 918億元,增長8.9%。一、二、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10.6:46.8:42.6。“十一五”前四年我國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變化如表1所示。
從表1可以看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體是第二產業,這決定了能源消費的主要部門是工業,而工業部門的“重化結構”和生產技術水平落后,又加重了我國經濟的“高碳”特征。資料顯示,1993—2005年,我國工業能源消費年均增長5.8%,工業能源消費占能源消費總量的70%。我國是世界上煤炭、鐵礦石、氧化鋁、水泥消耗量最大的國家。2005年,我國gdp占世界的5%,但鋼材消耗量占世界的27%,水泥消耗量占世界的50%。這帶有明顯的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具有一定客觀性。但必須看到,與重化工業、“兩高一資”產業迅猛發展相比,我國的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滯后,科技創新能力不強,品牌建設不足,產業整合度不高,而創意、設計、技術、服務、管理、品牌、營銷等環節恰恰是高附加值、高收益的環節。這個問題,我們從三次產業內部結構的分析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第一產業,從耕作方式到產值構成,現代的、近代的、古代的技術并存,從老牛拉犁到現代機械耕作并存,傳統種植、養殖、靠天吃飯到現代生物工程技術、生態農業技術并存,多元結構明顯,但傳統種養結構仍為主體。第二產業,以機器體系大規模生產為主體的傳統的技術結構支撐著傳統的產業結構。我國經濟中能耗資源消耗高而產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而其基礎性、結構性的根源就是產業結構、技術結構低度化。從我國2008年在gdp增長速度前14位的省份的經濟分析中可以看出,其共同特征是能源、原材料及關聯產業在其經濟中占有明顯比重,鋼鐵工業、有色冶金工業、金屬材料工業、煤炭、石油、天然氣、機械工業、化學工業等重化工業規模大、增長迅速。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重化工業比重過大,“重重輕輕”的產業基礎是我國經濟當前物耗高、能耗高、污染大的結構性原因。第三產業,傳統商業、服務業、餐飲業、醫療衛生、金融保險、通訊等服務業,仍占主體。現代服務業(現代金融保險、現代網絡、現代物流、研究與開發、法律、咨詢、會計審計等生產和現代醫療保障、社區服務、文化休閑等現代消費)發展滯后。
最后,從全球價值鏈的視角分析。當前我國號稱“世界工廠”,但總體上僅僅處于國際代工的角色,多數企業只承擔全球價值鏈中低端的、資源密集的、勞動密集的生產、加工、裝配的一端,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而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研發設計、知識產權、材料采購以及品牌、營銷渠道等高價值環節,大部分掌握在外商手里,我們賺取的僅僅是廉價的加工費。這種產業結構低度化的內核是技術結構的低度化。我國工業的產出水平不高,產品檔次不高,世界知名品牌不多,在全球高端市場競爭力不強,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技術結構、技術水平不高。因而造成我國產品出口數量大,大多是低附加值的資源能源消耗型初中級產品。這種低度化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形成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向低碳生態化轉型的基礎性制約因素。
三、在產業升級中實現綠色低碳發展
產業結構作為以往經濟發展的結果和繼續發展的起點,對經濟發展方式的選擇具有至關重要的基礎性、決定性影響。當今世界各國競爭的基礎在經濟,而經濟實力的基礎在產業,產業競爭的關鍵則取決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產業結構是否優化并不斷高級化。產業結構優化、高級化的內涵,首先是能源和各產業的綠色化、低碳化,即按綠色發展要求采用清潔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并按生態循環與平衡原理,優化產業布局,按照清潔生產和資源循環利用方向推動產業升級,在發展中節約資源、保護環境;二是產業的高技術化、高加工度化和高附加值化,即在產業中廣泛應用新技術、新工藝,不斷提高加工深度,不斷提升產品的附加值,不斷提升產品的技術含量;三是產業高集約化,即產業組織合理化,有較高的規模經濟效益;四是產業關聯協調化,即各產業間量的比例和質的匹配平衡協調,互相適應。由此可見,綠色低碳經濟需要綠色低碳技術和產業作支撐。實現產業的低碳化、綠色化是我國產業優化升級的題中之意。我們可以通過以下路徑,建立一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生態化的新型產業體系。
(一)在國家戰略層面,全力推動綠色低碳技術自主創新,建立綠色低碳技術支持體系
推動我國產業綠色低碳轉型升級的根本推動力是技術結構的綠色低碳革命。當前,“
(二)發展綠色低碳能源,改善能源結構,提高能源效率
以煤為主體的高碳能源結構及其技術基礎是我國產業結構綠色低碳化轉型升級的關鍵性制約因素。根據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難以在短期內明顯改變,燃煤產生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及其顆粒懸浮物排放占我國有害氣體排放的70%以上的客觀現實,我國發展綠色低碳能源要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研發和推廣以煤、石油等化石能源為基礎的先進節能減排、循環利用、清潔生產技術,提高能效,減少廢棄物排放。我國的能源效率目前只有歐盟和日本的1/4,美國的1/3,未來提高能效潛力巨大。比如在電力生產領域,我國現階段依然以火電為主,通過大力淘汰小機組,采用超臨界以及超超臨界發電機組等,能有效降低單位發電量的排放量;在水泥、造紙、化工、鋼鐵等高能耗高排放行業,也存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進先進技術推廣應用的巨大空間;此外,在建筑領域,采用建筑節能減排設備和技術,將能大幅度提升建筑節能潛力;在交通領域,大力發展公共交通和新能源汽車,提高燃油經濟性和廢氣排放標準,將能大量減少交通領域的溫室氣體排放。另一方面,應高瞻遠矚地繼續加大力度發展可再生能源。近幾年,我國在風能、太陽能和水能利用方面發展迅速,技術水平大幅提高,成本也在不斷降低,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這為今后更好更多地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提供了較好的物質和技術基礎,今后必須進一步加大在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以及核能等領域的技術研發與推廣應用的投入,攻克技術難點,提高新能源轉化效率,降低新能源成本,培育和壯大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可再生能源技術和產業。
(三)加快調整產業結構,堅定不移地走新型綠色工業化道路
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的發展中大國,工業化是邁向現代化強國不可逾越的階段。整理
目前,中國已經提出了與可持續發展有關的眾多新概念,包括節能減排、綠色經濟、低碳經濟、戰略性新興產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等等。而這一切似乎都與“能源”二字密不可分。能源是整個世界發展和經濟增長基本的驅動力。然而,擁有充足的能源并不夠,能源還必須以可持續開發利用的方式進行,更要以整個社會、經濟、環境和諧發展統一起來。
帶動可持續發展
能源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縱觀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人類文明的每一次重大進步都伴隨著能源的改進和更替,能源的開發利用極大地推進了世界經濟和人類社會的發展。石油、天燃氣、煤都來自于生物物質,它們是在過去幾億年的物質歷史時期中積累并埋藏在沉積巖下面的。因此,這些礦物質燃料的數量是有限且不能恢復的。嚴峻的現實擺在人類眼前,如果繼續毫無節制地采用化石燃料作為燃料,那么可以預見人類的生存環境將日趨惡劣,而子孫后代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則岌岌可危。
隨著世界能源資源問題的出現,直至可持續發展這一理論的提出,人類開始嘗試去開發新的可再生能源來彌補不可再生能源有限的缺陷。可再生能源不僅數量大,無污染并且對緩解世界環境問題有巨大的貢獻。實施可持續發展是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因此我們必須在了解可持續發展的目的及意義的前提下,考慮到中國的能源現狀,制定相應的可持續發展政策,以達到能源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了一份影響深遠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可持續發展要求平衡人與自然、人與人兩大關系,它們是一個密不可分的系統。既要達到發展經濟的目的,又要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大氣、淡水、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資源和環境。實施可持續發展的意義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利于促進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其次,它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使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等方面相協調;再次,還有利于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等。所以面對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自然資源短缺的現實,新能源的開發利用就成為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可持續發展首先是從環境保護的角度來倡導保持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它號召人類在增加生產的同時,必須注意環境的保護與改善。可持續發展也是一個涉及經濟、社會、文化、技術及自然環境的綜合概念。可持續發展主要包括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三方面。可以看出,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是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實踐形式。新能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能源,如風能、水能、太陽能、地熱能等等。以地熱能為例,它儲量大、無污染、可再生,被認為是一種很有潛力同時也是十分現實的綠色新能源。當前,地熱能已廣泛應用于社會的方方面面,它最大的好處就是能滿足社會可持續發展。地熱能最新發展趨勢是最大限度地用以替代化石能源,減輕環境污染。這些可再生能源對環境無害或污染極小,而且資源分布廣泛,適宜就地開發利用。對中國而言,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具有特殊而現實的意義。
促進產業結構調整
能源短缺和環境問題迫使全球走向低碳。而在低碳經濟的全球博弈中,新興能源被賦予搶占未來戰略制高點的重任,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中國也對新能源產業的發展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在中央“十二五”規劃建議中,培養和發展新能源產業是重要的工作任務,其中包括發展核電、風能、太陽能和生物質能等。國家能源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十二五”期間,中國將繼續加大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未來10年新能源產業將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成長空間相當廣闊,是未來高成長的主要領域之一。
金融危機后,我們一直在反思,金融危機為什么會從美國開始?剛開始大家都把矛盾集中在信貸問題、金融監管問題上。但在第一輪、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后,由于實體經濟、就業狀況改善不明顯,大家才恍然認識到,美國經濟的真正問題是經濟結構的問題,是產業升級的問題,是產業空心化的問題。這一次國際金融危機催生了以新能源為代表的綠色經濟革命即第四次產業革命。前三次產業革命,中國都擦肩而過,喪失趕超歐美發達國家的機會。第四次產業革命剛剛開始,中國和發達國家在技術方面的差異不大,完全有能力抓住這次產業革命的機遇。通過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催生一批新的經濟增長點,在一些新的產業領域實現“彎道超車、跨越發展”,縮小與發達國家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的差距。
未來傳統產業升級的發展空間縮小。從外部發展環境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發達國家提出“再工業化”、“智慧地球”、“低碳經濟”等發展理念,國際經濟結構正孕育著深刻變革。面對全球低碳經濟轉型的背景,中國的資源、環境問題呈現復合性、綜合性、壓縮性的特點,推進工業化面臨空前的環境挑戰。改變不可持續的工業發展方式,成為未來產業發展與結構調整的當務之急。產業發展受資源環境制約也日益明顯。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能源、原材料、勞動力等成本上升趨勢明顯,初級產品國際競爭力逐步弱化。傳統產業中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產能比重較高,資源環境承載力已難以為繼,鐵礦石、石油、銅、鈾等資源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潛在風險日益加大。要想在國際經濟競爭新格局中占據有利位置,必須加快構建創新體系,掌握核心關鍵技術及相關知識產權,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力爭在未來國際競爭中贏得先機和主動。
2011年6月1日國家發改委修訂的《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1年本)》正式施行。戰略性新興產業、環保與資源綜合利用等新增內容成為新版目錄的最大亮點,“低碳”亦成為貫穿該目錄的一大主線。從新目錄的內容看,新增加的新能源等行業被明確列入鼓勵類目錄當中,無疑將有效拉動相關產業的發展。未來,新能源產業在獲得鼓勵政策支持后將快速發展,同時也將促使限制類產業提高生產技術,從而帶動整個低碳經濟的發展。與2005版的目錄相比,在新增新能源項目的同時,小火電、燃煤機組被劃歸限制類,表明新興能源重要性進一步加強。
領跑綠色GDP
改革開放30年,中國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增長奇跡,同時資源環境的制約也愈發突出。2010年“兩會”期間,建設以低碳排放為特征的產業體系和消費模式被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走綠色GDP之路,已經是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中國工業化基礎體系已基本建立、社會生產進入買方市場及國民經濟基礎設施建設相對雄厚的背景下,一味擴大投資,增大GDP的發展模式已經不可取。于是“綠色GDP”核算指標的運用就顯得尤為重要。“綠色GDP”,指用以衡量各國扣除自然資產損失后新創造的真實國民財富的總量核算指標。簡單地講,就是從現行統計的GDP中,扣除由于環境污染、自然資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數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經濟損失成本,從而得出真實的國民財富總量。“綠色GDP”最大的亮點就是將經濟發展以不良后果為代價這一問題量化。“綠色GDP”核算體系的建立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戰略思想的具體體現。我們有必要從根源上反思前期的經濟發展思路,以“綠色GDP”核算體系建立為契機,更加注重勞動的有效性,注重發揮人在經濟發展中創造的價值,將經濟發展動力真正地轉向科教興國、人才興國上來。
10多年前,中國就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時至今日,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難循環、低效率”為特征的粗放型增長方式還沒有得到根本性轉變。開展綠色國民經濟核算,使“綠色GDP”成為經濟生活中的指標之一可能會比調控資源市場等一些措施更好地推動節能降耗和污染減排目標的實現。這項工作的重要意義并不僅僅在于最后核算得出的“綠色GDP”的數值本身,更主要體現在核算過程可以把發展中背離環保目標方向的重要事件置于科學統計系統的監控之下,從而遏制粗放型增長的惡性循環。新能源產業將成為“綠色GDP”的主要受惠者。包括在汽車、電力、電機系統、照明等關鍵領域,大幅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及減少對能源成本的危害。
要使“綠色GDP”成為主流的經濟指標,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比如需要確立相關的標準和規范,需要將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制度逐步納入到國家環境法和統計法中等。但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應當把推動“綠色GDP”地位的確立僅僅看作是環保部門和相關機構的事情。而是希望政府和大小企業也都能把追求“綠色GDP”的發展作為經濟發展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