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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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的形成范文第1篇

【關鍵詞】 地域文化;路遙小說;方言文化;民歌文化;民俗文化

丹納在《英國文學史序言》中提出了影響文學發展的種族，時代，環境的三因素說。[1]陜北文化是在獨特的歷史條件、地理環境和政治經濟發展諸因素下形成的，具有原始的風貌遺存，多元的文化內容。這些陜北民間藝術文化形式憑借其蘊藏的深厚生命文化精神對其創作以深刻的影響。路遙認為作為一個陜北勞動人民的兒子，無論在什么時候，都永遠不應該喪失一個普通勞動者的感覺。[2]日本學者安本實認為，路遙對生養自己的黃土高原充滿了癡情的眷戀，他自覺的把描繪陜北當作是一個作家的使命與責任，“用冷峻的目光何其不懈地思維活動生動地描寫了生活在陜北的青年的喜怒哀樂，特別是作品主人公們對人生的執著探求的姿態，使其作品具有了超越陜北這一地域進而輻射整個現代中國的文學普遍性。[3]”路遙作品中的陜北文化符號比比皆是，又以獨到的觀察力將文化元素予以創新，使文本的可讀性增強。正如什科洛夫斯基所言：“藝術之所以存在，是為了使人恢復對生活的感覺，為了使人感覺到事物。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頭更成其為石頭。” [4]路遙對陜北文化的創新，恰恰達到了陌生化的效果，讓文本接受者在文本閱讀過程中獲得了全新的藝術享受與體驗，在接受過程中反復的咀嚼與回味作品中滲透的無處不在的陜北文化氣息，文本接受者延長了對文本的琢磨與品味的時間。

一、路遙對陜北語言文化特色的繼承與創新

方言土語往往具有普通話所匱乏的獨特韻味與深厚意蘊。將地方方言融入自己作品成為特色是文本創作者對方言自覺的運用。在路遙的作品中，如“圪嶗”“山峁峁”、“塄坎”、“火炕”、“窯掌”、“炕攔石”等描繪的是黃土高原特有景觀，稱呼年輕男子為“后生”，稱呼年輕女孩為“女子”，稱呼婦女為“婆姨”等等。這些極富地域風情的語言，展現了陜北奇特的地貌地情和鄉農的生活面貌。路遙堅定的認為，人民生活的大樹萬古常青，作家棲息于它的枝頭就會情不自禁地為此而歌唱。只有不喪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作家才有可能把握社會歷史進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創造出真正有價值的藝術品。[5]在路遙看來，人民才是我們的母親，而生活是藝術的靈感源泉。他的大部分作品也正是從陜北民間文化中汲取營養，呈現出現實主義創作的真實性和還原性，自覺的讓自己融入到民間文化中去，將文學觸覺伸入到民間最底層，從中攫取最具有原始意味，最具有蓬勃生命力的民間文化，他始終把自己定位為普通勞動者中的一員，所以才能生動的運用民間語言。

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孫玉厚在訓斥女婿王滿銀時“暴跳如雷地罵道：不要臉的東西！你成這個熊樣子了，還能什么哩？你不想想，你那老婆娃娃這陣兒在家里j惶成個甚了。”[6]多個具有陜北地域特色的詞匯的連續運用，是路遙對原生態的陜北民間方言準確把握和提煉的結果。高加林的父親高玉德知道其要告大隊書記高明樓時說道：“好我的小老子哩！你可千萬不要闖這亂子呀！人家通天著哩！…往后可把咱扣掐死呀！我老了，掙不行這口氣了…”[7]一系列陜北方言的組合形象真實地反映了這個老實巴交的老農對基層干部等現象的痛恨。富有濃郁陜北地域氣息口語的使用，讓刻畫的人物特征等更加生動，具有民間性泥土氣息的口語讓作品人物語言煥發了生機，無論是“爛包”（形容一個家庭、一個人或者一件事情陷入經濟困難、瀕臨破產崩潰、到了無法收拾的境況。）“熬煎”（著急，煩惱），還是“j惶”（窮困潦倒），大量運用方言進行寫作無疑具有了極強的代入感，使讀者可以直觀的走進陜北人的生活世界中去。

在創新性上，路遙將普通話與陜北方言詞匯穿插，其小說作品中的陜北方言并非是完全意義上的陜北農民方言，考慮到讀者受眾與文學接受者的接受能力，路遙對陜北文化中的方言進行了繼承與創新，將詰屈聱牙的古樸方言與普通話進行了融合，既保留了陜北方言的地域風味，又使得文學接受者更易理解與接納。葉圣陶認為，作品里人物的對話，如果使用該地區的方言土語，可以增加描寫和表現的效果。方言確實是地域文明的生長土壤，路遙對于陜北方言的提煉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如《在困難的日子里》，馬建強說“我主要是怕路上碰見相識的同學，怕他們對我外出打食又胡亂想什么。” [8]像這樣的人物對話一方面符合現代漢語的語法形式，一方面又恰當的表現了陜北人的語言風味。《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對妹妹說：“你怎敢晚上一個人住在這？再說，這家里有什么金子銀子要照哩？…白給賊娃子都不要！” [9]寥寥數語中“怎敢”“要照哩”“賊娃子”幾個極具陜北地方氣息的方言詞匯集合而成句，但卻并不影響讀者的閱讀體驗，不會因為詞語意義生澀造成接受上的困難。路遙在創作時是有意識的進行把握與控制的。數十年的陜北生活經歷成為了路遙作品中人物生動語言的堅實來源。

二、路遙對陜北民歌文化的繼承與創新

郭沫若曾說“民歌的好處是天真、率直，這是很值得詩人學習的地方。學習民歌，對于創立樸素自然的風格很有好處。我們學習民間文學也要這樣提煉、汲取、綜合、創造。這樣，我們就有了廣闊的天地可走。”[10]路遙的作品也因為民歌的加入而變得樸素自然。另一方面，路遙往往對陜北傳統民歌進行改造，使得民歌可以順利融入到小說的意境中去，這是對于陜北民歌的提煉和再創造。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遙描繪了一位民間老藝人形象“田五”。其特長便是 “鏈子嘴”，是一種即興的民歌形式，并不拘泥于特定的形式。在“雙水村”一年一度的盛大節日“打棗節”上，田五為即興唱了一首“打紅棗”：“小小（的呀）竹竿打起就跑，哎咦呦！叫一聲妹妹呀，咱們快來打棗…”。[11]把陜北地域特產紅棗也無形中融入了文本之中，帶有文化地標的意味。善用民間曲藝形式是路遙的突出特點，“藍格瓦瓦天上云追云”、“二月里魚兒水兒水上漂”、“藍格盈盈天上起白霧”，用典型的陜北氣象特征描繪了黃土高原上的典型特點。像“笑格嘻嘻干妹子鹼畔上站”。“拉手手，親口口，咱二人疙嶗里走”。通過民歌形式交代富有陜北風貌的畫卷。文字的鋪墊使得讀者更快地置身于作品所創造的環境之中，同時也增強了小說內的陜北風土氣息。

路遙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將民歌有機的融入到文本中去。如《人生》在描繪高加林被人舉報走后門參加工作，重回山村時，描繪到“突然，有一個孩子在對面山坡上唱起了信天游――哥哥你不成材，賣了良心才回來…”[12]這種古老而悠長的歌調，正是從孩子天真無邪的嘴中唱出來，其社會譴責意義才愈發顯得深刻和沉重，令高加林也感到“驚心動魄”。路遙并沒有按照常規思維讓作品中的其它人物如“德順老漢”用說教性語言訓斥高加林，而是利用在民歌中的隱喻意義對其作了道德譴責，從創新性上來看， 路遙借用陜北民歌隱喻文本的精神主題。陜北民歌中所蘊涵的精神亦是路遙希望闡發人文理想的精神想象，兩者之間達成了有機的一致性和同步性。

此外，運用民歌側面表現人物細膩入微的情感流變同時淡化情節渲染詩一般的情緒也是路遙的一大貢獻，在《平凡的世界》中陜北信天游《凍冰歌》先后出現了五次之多。“正月里凍冰立春消，想起我的哥哥，二月里魚兒水上漂……”。[13]凄愴憂傷的感情基調渲染開來，這種將人物命運用民歌歌詞暗示的手法可謂是路遙的創造，不斷的鋪墊與暗示，讓讀者對人物命運遭際有了預感。借助民歌營建作品氛圍是路遙對陜北民歌的又一次創新，這也與之前單純將陜北民歌作為凸顯地域特色而刻意加入文本之中作為點綴的一種突破。不再作為可有可無的附庸被加入到作品之中。在《平凡的世界》中對田潤葉與孫少安感情困境的民歌描寫，“說下個日子你不來，崖畔上跑爛我十眼鞋”。深刻的烘托了兩人面對的感情困境與自然環境。

三、路遙對陜北民俗文化的繼承與創新

陜北具有悠久的民俗傳統，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路遙對陜北民俗文化精神聯系深深埋藏于傳承自家族的血脈之中。同時，鄉土文化非自覺地構成路遙獨特的內部氣質。這種“農民氣質”轉化為無意識創作趨向，滲透于路遙的小說創作中。[14]

婚喪嫁娶是一個地區民俗文化的集中展現。在《平凡的世界》中，金俊武的母親去世后，路遙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描繪其出殯時的場景，如進行了著名的“游食上祭”儀式。全體男女孝子……披麻戴孝在老太太靈前間……后跟兩個三指托供果盤的村民，在孝子們的方陣中繞著穿行。……這實際上意味著老人能不能順利入土。” [15]陜北傳統的喪葬文化習俗被路遙忠實地記錄下來，并將喪葬習俗完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另一方面，也用了諷刺幽默的筆法對這種文化現象進行了刻畫。如“在這種情況下，死者娘家的人多少總要提點意見，向孝子們發難：俗稱“抖虧欠”。……像老法官一般沉吟著說：“如今，他們入土合葬，你們為什么不給他們做個道場，讓禮生來唱唱禮呢？。[16]這段話讓讀者忍俊不禁，“道場”“禮生”都是陜北傳統喪葬儀式中必備的人物。路遙以調侃式的戲謔筆法寫出了傳統陜北文化中的愚昧與落后，深化了小說的深層意蘊，正是傳統古老的陜北文化與新興的外來文化進行激烈碰撞的一次交鋒。在繼承陜北傳統文化的時候適當揚棄。陜北民間對于巫神鬼怪的盲目崇拜也體現在他的弊端，例如在《平凡的世界》中的神漢“劉玉升”謊稱自己能夠通神，而村民對此的深信不疑也側面反映了陜北民間文化中存在盲目信仰。如“孫玉厚”在母親患病后，誠惶誠恐的將神漢請來看病，科學文化在偏遠鄉村受到了古老民間文化的排斥。

路遙憑借獨特的嗅覺和敏銳的思維，將陜北地域文化繼承與創新，構筑起獨具藝術個性和生命力的黃土高原文化世界。他以熱情昂揚的態度投入到創作之中，在無數如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創造開拓出偉大歷史的普通勞動者身上體悟生活的深層境界、藝術的高遠是路遙在短暫的人生中持續的目標。[17]其植根于陜北富饒的文化土壤，將陜北獨特的文化特質從大量的文化遺存中剝離出來，繼承創新，使之成為自己作品中的文化符號與地理標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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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路遙.在困難的日子里[M].路遙全集.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

[14] 師華 賀智利.路遙的“農民氣質”與陜北農民文化[J].唐都學刊，2005.21.

地域文化的形成范文第2篇

關鍵詞：碼頭；碼頭文化；老城區空間環境；城市建設

中圖分類號：TU248.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422（2014）01-0058-04

1、研究目的

隨著我國國力的強盛，經濟的騰飛，許多城市迎未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和動力。城市發展所帶來的歷史傳統保護與文脈傳承問題也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由此引發城市建設如何達到科學、和諧、健康的發展，是擺在每一位建設者面前值得思考探索的重要課題。雖然城市發展程度和目標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存在地域性差異，但很多依水而建的城市的形成與發展有著似曾相似的演變過程，都是由傍依江、河、湖、海等地理特征所衍生出的碼頭及碼頭文化共同作用的結果。作為承載湘潭城市歷史發展脈絡的物質與精神文化載體，傳統碼頭及其所形成的商業街區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城市中心的轉移，其綜合商業地位逐漸下降。但時間積淀下來的傳統老字號、文物建筑和歷史街區，因其傳統商業及歷史文化的綜合效應所具有的特殊價值，構成了集歷史行政中心、文化教育、、商業街區、民居民宅等多形式并存的、豐富的老城區空間形態，這種多功能綜合布局密切了各社會階層間的聯系，促進了社會經濟文化的交流，對城市的地域性文化形成與發展有著較大的影響力。探索發掘其潛在的價值，是傳統碼頭文化適應現代生活發展的重要途徑。

2、碼頭文化概念

“碼頭”有兩層含義：一為海邊、江邊專供船只停靠、乘客上下、貨物裝卸的建筑物；二為水陸交通發達的商業城市。一個城市或一個碼頭因各個歷史時期的軍事、政治及經濟等因素的影響而產生，在江河交匯、水陸銜接、交通方便以及利于避風、泊宿、裝卸貨物的地方，逐漸形成船舶聚泊的處所，這就是古時的碼頭。從城市空間形態上看，碼頭不僅指簡單的特定建筑形態，還包括與碼頭經濟活動相關的外部環境，即道路、堆放場地、過渡空間、建筑與建筑間的空隙等。在湘潭城市的變遷過程中，碼頭的這兩層含義隨著歷朝歷代政治經濟的風云變換而交替出現，從單一駁船功能過渡到多元文化碰撞的多功能場所，從而確立了湘潭古城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經濟和戰略地位，拓展了古城與外面世界的溝通能力，形成自己獨特的城市文化。湘潭“城總市鋪相連幾十里，其最稠者則在十總以上。甲乙之貨云屯霧集，為湖南第一碼頭”。因此，在一定歷史時期人們的觀念里，湘潭首先是一個碼頭，然后才是一個城市，這是因為古潭城深厚的商貿碼頭功能及其文化深植于人們心中。

碼頭文化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它是碼頭空間和功能在城市發展進程中不斷擴展的必然產物。它涵蓋了以經濟活動為核心的社會活動及形態，包括物質形態文化、非物質形態文化兩個層面。城市碼頭文化的發展是從人類最初生存活動的原始階段開始的，生活方式的豐富及部族聚落的形成與發展帶來了文化活動的萌芽和功能的復雜化，同時從生活勞作及日常經濟活動中派生出其他活動空間，形成了相應的城市空間結構和建筑類型，經過多次的社會化分工，產生出許多新的設施和特殊空間，以滿足人們經濟活動之余的功能與精神上的需求，形成多層次、多樣化、多元化的城市文化現象。

3、湘潭城市碼頭變遷及碼頭文化地域性形成的因素

作為一種地域文化，湘潭城市碼頭文化是一定歷史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條件和地理氣候等自然條件共同作用下的產物。湘潭城市碼頭興盛于唐宋時期，特別是自宋代遷縣治至域正街至今，近千年城市碼頭空間格局沒有太大改變。商貿活躍帶動整個湘潭經濟在明清時期飛躍地發展，使湘潭一度成為富甲三湘的湖南商貿中心和江南商埠重鎮，

“金湘潭”、“小南京”的美譽久負盛名，形成了湖湘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地域文化。一切文化都是社會實踐的產物，地理環境對文化的影響，正是通過人類的物質生產實踐這一中介得以實現的。湘潭居于湘江下游，南溯衡陽，北入洞庭，這種地域環境不但滋養出湘潭曾經繁榮的物質文化，還影響著湘潭精神文化的形成，使湘潭城市碼頭文化有著鮮明的地域性特征。

3.1 自然環境因素

公元前一世紀，古羅馬建筑師維特魯威所著《建筑十書》中關于城鎮的選址，強調“必須有良好的水源供應，有豐富的農產資源，以及便捷的河道或陸路通向城市”。位于湘江上下游交匯的湘潭地處華南湘贛丘陵，市區三面環山，中東部平坦開闊，境內漣水、涓水、靳江自西南向東北而下匯入湘江，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繁衍生息環境。縱觀我國因水而生的古城鎮，如荊州、蕪湖與湘潭古城（圖1）一樣均居于河流大鉤背區域，形成利于商貿運輸泊船和進行物流中轉的地理優勢。《湖南地理志-湘潭縣》稱：“水凡九曲，形如弓字，行二百四十余里，通行無阻，此縣商繁盛之利源也”。從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湘潭老城區獨特自然地理位置對其走向商業鼎盛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宋代縣治遷至今城正街以來，老城區就成為湘潭縣城政治經濟文化中樞機構的所在地，古城碼頭因水運商路匯據整個湘潭老城，串聯縣城與域外里坊形成橫貫東西的商貿大通道，在明清至民國時期成為集居住、商旅為一體的復合體，并延續至今。因此，地理環境影響下的區域吸引力造就了鼎盛時期的湘潭古城，形成了獨特的城市碼頭地域文化。

3.2 商貿經濟因素

歷史上因朝代更替的多次大規模人口遷徙移居湘潭，都是選擇傍依湘江作為重新聚集之地，不同地域多元文化或文明形態往往借便捷的交通進行傳播交匯，伴隨著交通的演進派生出城市多重文化現象。湘潭歷史上就是湖南重要的物資集散地，以米、藥等商品的轉運貿易為基礎，湘潭經濟在明清達到了全盛時期，明朝時為“工商十萬，商賈云集”的商埠，清朝至之前，湘潭是南粵進出口貨物運輸的重要中轉站，是湖南最重要的轉口貿易城市。城市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城市碼頭變遷、城市空間結構形態演變以及城市文化地域性形成的根本原因之一，商貿經濟活動的發展刺激了城市文化的演進。湘潭古城湘江沿岸因商業的聚集效應所設立的碼頭不勝枚舉，眾多市總、商業精華集中在十四總至十七總，七幫商人遍布街頭巷尾，商業店鋪、會館林立，湘潭的商貿專業街早在清初便已出現。伴隨商業貿易帶來的多元文化交流，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先后傳人湘潭，形成豐富多彩的宗教建筑文化，如海會寺、關圣殿、魯班殿、基督教堂等眾多建筑文化的引入，使城正街至十八總一帶分布著不同地域風格建筑，成為構筑湘潭城市碼頭文化地域性景觀的重要部分。

3.3 人文環境因素

湘潭地域性格的形成，既受到政治制度、經濟狀況和政局變遷的制約，也受到特定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影響。湘潭遠古居民多以蠻越族系為主，唐宋前土著居民和中原移民因戰亂驟減，“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的人口大遷徙帶來文化大交流。地域經濟的發展帶動了南北文化交流的普及，先進文化觀念的催發反過來又促進地域經濟的發展。宋代湘潭遷縣治至今域正街，交通更加便捷通暢，商貿活動日益繁盛，商人隊伍日益壯大，躍然成為江南商業明珠。湘潭萬商云集，來自江西、江蘇、浙江、廣東、福建、北五省形成地域性的行業幫會，集資興建會館，其中江西萬壽宮、廣東嶺南館、北五省關圣殿等房閣殿宇雕梁畫棟，水榭樓臺尤為壯觀。城內外正街兩旁市肆鱗次櫛比，行、棧、莊、店達5400余家，十四總至十七總為富商大賈萃集之區，是湘潭商業精華所在，多元化城市空間環境及建筑藝術都集中反映了湘潭商貿經濟的成就，體現出多元的地域文化特點。

3.4 民俗民風因素

湘潭民俗文化的地域性首先表現在老城區空間環境的物質形態特色當中。從碼頭的命名可見一斑：以地域行幫命名的江西碼頭、茶陵碼頭、嶺南碼頭、萬壽宮碼頭、水府殿碼頭、關圣殿碼頭等；以行業物資命名的鹽商鹽碼頭、鹽店碼頭、石碼頭、南竹碼頭、紙商綢商建的倉門前碼頭等。明清時期湘潭已是萬商云集的商埠，碼頭附近興建會館達50多個，行業會館、公所組織多達15個。會館建筑藝術結合當地文化的同時也體現不同地域的風格，神祀是會館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它凝聚了社會環境的熔冶，也規范了會館發展的方向因地域的不同存在差異，會館的神靈設置始終是會館保持其完整性的首要條件和重要部件。其次，商業的發展促進了民間地域文化的形成與傳播。民間的生辰、祭祀、中元、節慶、禾苗治蟲、酬謝大神等多以傳統舞獅、地方曲藝、皮影戲、木偶戲等民俗活動形式表達，民情風俗節日活動使老城區的公共空間被賦予更多的意義。清初湘潭民間盛傳的“竹枝詞”就是一種記錄市井俚俗、風土民情的七言絕句，“水門巷外彩燈搖，總里燈來大埠橋；不羨九衢行火夜，而今五月賽元宵。”記錄了每逢正月十五，從市總經半邊街到大埠橋，龍舟賽后舉行五月初五天符廟燈會的盛況。可見，民俗民風的發展傳承與碼頭文化地域性形成緊密相關。

4、碼頭文化與湘潭老城區空間環境的地域性表達

自唐宋以來，隨著湘江流域的大規模開發，湘潭已成為區域經濟南移重要的水上碼頭，各地商賈云集湘潭設立商號，每年有大量的糧食、茶葉等物資依水路北上南下，碼頭的興旺與繁榮形成了湘潭老城區獨特的文化特征，從而影響整個古潭城的文化氣質。

唐代的湘潭商貿物流重心雖然位居縣治洛口（今易俗河），但在湘江河西沿江域正街一帶已陸續出現初具規模的市肆。兩宋時期是中國“城市革命”的突破性飛躍期，其城市經濟發展有兩個質的變化：一是市鎮的興起；一是“破墻開店”的城市大突圍，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在城市發展中開始居于重要地位。湘潭正是在這一歷史時期遷縣治至城正街，湘潭老城區格局基本形成。約在明末至清朝同治年間，從縣城到十九總的沿江南岸長達五公里，依靠湘潭的地理優勢和經濟活動自發地擴展而形成古城基本格局并保持至今，商埠依靠湘江作為主要的物資運輸通道，使湘潭成為沿江發展的帶型城市，各功能區沿交通線延伸形成了“三街六巷九碼頭”的城市空間結構形態。其中，三街古指正街、河街和后街，正街是聯接一總至十八總的主商業街，古稱宣化街，現分為一總至八總的城正街、九總至十二總的平政路和十三總至十八總的中山路（圖2）。

本文運用國外城市設計理論中相對成熟的分析模型，如“圖底模型”、“城市形態肌理”三要素、凱文-林奇的“城市意象”五要素等分析方法，總結出反映空間環境特征的構成要素主要表現為：①碼頭節“點”的生成；②街巷骨“線”的衍生；③空間肌理“面”的延展；④建筑形“體”的展現等四個方面（圖3）。

4.1 碼頭節“點”的生成

在很多依水而生的城市，水運碼頭成為城市歷史發展的重要節點，往往集交通、商業、宗教等功能于一體，具有交通可達性、功能復雜性和地域識別性的特征。節點分布不僅受到城市人口分布、區域經濟活動和交通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影響，城市形態特性也決定著節點的分布特征。湘潭老城區形成于宋代，其形態沿湘江河岸呈帶狀延伸格局。隨著商貿經濟活動的不斷擴展，湘潭經濟地位的日益提升，江西、江蘇、浙江、廣東、福建、北五省等省及湖南湘東一帶的貨物云集，清朝嘉慶年間沿江碼頭由明末的10余處增至37處，到清末貨物裝卸碼頭多達54座，從大埠橋向西延伸至求子橋，延綿十五里沿江呈線性格局分布（圖4至圖13）。從老城區九總西延至十九總區域內碼頭節點的密集分布與工商戶聚集強度相對應，碼頭位置的選址更多地考慮到水運交通便捷中轉和內部街巷的可達性，成為聯通外部交通和內部城區的聚集點和轉換點（圖14）。

湘潭不同時期碼頭節點積年累月的發展，在歷史地段中沉淀下許多歷史人文遺跡，它們共同構成了湘潭老城區歷史地段極具個性的景觀，歷史地段的景觀特色真切地反映出湘潭老城區的歷史文化氛圍，體現出城市的地域個性。

4.2 街巷骨“線”的衍生

湘潭古城是有機增長式的城市，據記載：明嘉靖年間修城，建熙春、觀湘、拱極、瞻岳四門，城內分三街、九巷、二十六坊（乾隆《湘潭縣志》）。三街為河街、宣化街、大街。自錦灣至燕子橋為河街；東起熙春門，西至攀龍巷（今板石巷）為宣化街；西為大街，至學宮東。如今，老城區主街道主要由城正街、中山路、平政路、雨湖路、人民路、熙春路、窯灣和壺山組成。其中最為繁華的傳統商貿主街道為自上十八總至一總的中山路、平政路和城正街，垂直于主街道的各種空間尺度各異的小街巷高密度的分布在道路兩邊，街巷蜿蜓曲折。其中城內仍沿襲老城格局呈“三橫九縱”形態分布，三橫為城正街、井勘巷、大雷家巷；九縱為板石巷、泗州庵巷、新育里巷、城隍廟巷、廣大香巷、勝利巷、通濟門巷、學坪路街、社區小巷。老城區街巷結構具有完整緊漬的傳統居住及商業文化空間特征，表現為有機生長的空間形態、尺度宜人的街廓比例、細致豐富的街巷界面。

“總”是湘潭古城空間環境結構中的一大特色，“總”的由來與水運商貿及其碼頭息息相關。“總”這個特殊的稱呼，來源于古代打更巡夜所設的“總鋪”。展開嘉慶丁丑歲（1817年）《湘潭縣志》所附《城總全圖》，便見各總之間設有門樓，上標各總之名，從八總到十八總，赫然醒目（圖15）。明初湘潭古城正街沿湘江從東至西被劃分為十八個“總”，即為一總至十八總，其中一總至八總在1576年筑城時包含在了城內，清朝湘潭城商貿與城市活動向城外集中，一總至八總的稱呼不再使用，城外的九總到十八總地名及碼頭格局延用至今，古代有“官紳居縣‘城’，工商戶居市‘總’”一說。

4.3 空間肌理“面”的延展

城市肌理是一種有序的空間等級層次及空間聯系，在某一范圍內顯示了城市空間環境結構。正如美國學者羅杰所說：“一種預設實體和空間構成的‘場’決定了城市格局，這常常稱為城市的結構組織，它可以通過設置某些目標性建筑物和空間，如為‘場’提供焦點、次中心的建筑和開敞空間而得到強化。”湘潭老城區空間肌理較為連續而豐富，公共空間與私密空間形成了有機的結合，這種肌理較多地反映了歷史傳承的痕跡，特別是保存較好的歷史街區，保持著特有的地域特色。

通過“圖底分析”可以將湘潭老城區空間環境的結構關系清晰地表達出來，使我們很清楚地認識街坊里建筑實體與外部空間的共存關系，反映出特定空間環境結構關系在時間跨度中所形成肌理的勻質性和結構組織的交疊性。總的來看，湘潭老城區空間環境肌理比較豐富，明清建筑及近代建筑形成街巷主要的肌理形式，這些建筑群體之間相互聯系，共同限定出街道與廣場，形成小尺度、交織著的街道網絡，同時建筑朝向統一、排列密集，空隙之間自然形成眾多近人尺度的院落，成為居民生活的小環境。建筑密集排列所產生的外部空間自由活潑，使彎曲變化的街巷在建筑群中自然形成，外部空間較為積極，儼然不同于現代居住小區趨于單調的空間肌理形式，從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老城區空間肌理的豐富性和包容性。

4.4 建筑形態“體”的展現

湘潭老城區中建筑空間形態以商貿活動發展所產生的“按行結肆”為基礎，圍繞經濟活動最為頻繁的通商碼頭及其行業會館公所出現了茶莊、客棧、酒館、妓院、手工作坊、藥號、錢莊票號、典當等多向產業空間。清周翼嵩《湘潭竹枝詞》中：“櫓聲咿啞篙聲歇，估客帆收落日中”、“十里樓臺皆傍岸，碧波燈火徹通宵”描述了湘潭商業及夜生活盛景。傳統建筑實體和空間形態因豐富的社會生活呈現出多元性、集市性和階層性，具有宜人尺度、勻質的肌理、良好的細部特征，以高密度一層或二層民居建筑形態向水平方向延展，其中穿插標志性區域中心建筑組群。公館會所、寺廟、教堂等建筑比一般店鋪民房體量高大，起到視覺上的支配作用，其外部空間的階層性較為豐富，空間大小、形態、開合、穿插于滲透多姿多樣，如城內文廟、十總的萬壽宮、十一總的關圣殿、十四總的魯班殿等，建筑形態以庭院組織氣勢恢弘的中心建筑，采用傳統封火馬頭墻與重檐歇山屋面并存的建筑形態，局部裝飾有泥塑百禽、瑞獸、彩畫、人物等，門窗裝飾有木雕，透刻、淺浮雕等，與大面積的民宅店鋪門前屋外的細膩精巧形成對比，形成了以黑白灰為主色調的民居建筑群落為底色，突出點綴富麗堂皇的標志建筑的整體格局（圖16）。

建國后，建設使老城區新添了以低層或多層體量的仿蘇建筑形態，紅磚、青灰等材質增添了樸實淳厚的特色。改革開放的腳步推進了舊貌換新顏的建設步伐，無序地拆建使老城區原有勻質的體量削弱，代之以毫無特色或與傳統城區風格不協調的多層或高層建筑形態。

湘潭古城至今保存著百多年來的數幢近代建筑，形態多樣，風格迥異，是湘潭近代歷史建筑最集中、反映湘潭歷史變遷最為豐富的體現。由于其獨特的歷史、文化和觀賞價值，它們將成為構成湘潭古城近代商貿歷史街區風貌特色的重要因素和再次繁榮的關鍵。現在有跡可尋的只有關圣殿、文廟、魯班殿、海會寺而已。

5、結語

地域文化的形成范文第3篇

【關鍵詞】余華；溫情力量；敘事

前 言

作為20世紀八十年登上文學舞臺的年輕戰將，到2013年其第五篇長篇小說《第七天》發表之時，余華已然年過半百。翻閱幾個經典的文學史，余華都是以“先鋒作家”的頭銜映入人們的眼簾，再用自己優秀的作品征服了挑剔的讀者。那些至今為人樂道的經典作品如《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等等，余華表達的幾乎都是應對苦難時應該具備的力量，這些力量歸根到底都源于一個字，那就是“愛”，親情、愛情、友情，甚至是面對共同苦難時，陌生人之間相互扶持的記憶，都成了愛的代名詞，這種從愛出發，又以人之大愛為終點的溫情力量撫慰了多少人的創傷，蕩滌了多少人的苦難情緒，它像一條生命之河哺育了那些羸弱的蒼生。

《第七天》描述了主人公楊飛死后去殯儀館路上火化的所見所聞，中間穿插楊飛對于孩提時代的回憶，對于自己婚姻的經歷和其他生活場景，以《圣經》中的引文為開篇，全文分為七個章節，以造物主的七天時間作為各章的標題，充滿了宗教的色彩。不得不提的是，小說中充滿了當今最為流行的詞匯和最為敏感的社會新聞事件，以及現實世界各種人荒誕的生活狀態，可以說，這是一部十足諷刺現實世界的著作。爆炸、車禍、火災、政府強拆、政府的不作為等一系列元素在小說中都得到完滿的體現。但是，我們不難發現，余華的主題并不是單純的向讀者展示現實世界人們精神狀態的混亂，相反的而是通過這些荒誕的外向挖掘隱藏在小說中深層次的精神內涵，那就是溫情的力量，喚起人們心中普遍的善來達到人道主義關懷的最終目的。一下篇幅就從溫情角度出發，通過親情和愛情兩個方面來探討《第七天》的溫情力量。

一、溫情之一：細膩“父愛”

之所以對“父愛”加引號，因為楊飛的父親楊金彪并不是其親生父親，但就是這樣的一位父親，卻用細膩的情感給予了楊飛源源不斷成長的力量。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整部小說脈絡雖然總是被楊飛的回憶阻隔，但是作為完整線索之一便是楊飛尋找父親楊金彪的過程（另一條線索可以看成楊飛的靈魂去殯儀館的過程），這難能可貴的“父愛”如同文章線索一樣貫穿小說始終。

楊飛是被母親在火車上上廁所給“拉”下來的，年輕而又單身的楊金彪剛好是那段鐵路的扳道工，他撿到楊飛的時候，面對這個臍帶還在肚子上的孩子手足無措，只好求救于自己的同事李月珍夫婦，楊飛從李月珍那里嘗到初降人世的第一命奶。楊金彪倒是像撿了寶貝那樣，傻乎乎笑個不停，也常常自言自語：“天底下還有這么狠心的父母”i，這個想法讓楊金彪格外疼愛楊飛，作為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余華是這樣描寫的：“他每天出門上班時，先是將奶粉沖泡后倒入奶瓶，將奶瓶塞進胸口的衣服，貼著跳動的心臟，讓自己的體溫為奶瓶保溫。然后將我放進胸前的布兜，肩上斜挎著一只軍用水壺，身后背著兩個包裹，一個包裹里面塞滿干凈的尿布，另一個包裹準備裝上涂滿我排泄物的尿布。”ii楊飛后倆回憶說，楊金彪的懷抱是自己小時候最為甜蜜的懷抱，他是在云溪奶瓶和父親的體溫里一天天成長起來的。這樣的一個非親非故的男人成了楊飛生命中最為重要的人，這還不是普通的男人，是一個能用細膩的手掌照顧小孩的男人，楊金彪的細心程度甚至超過了女人。你看，幼兒楊飛要喝水時，楊金彪就會打開水壺喝一口，“然后嘴對嘴慢慢地將水流到我這里。”他還會判斷楊飛饑餓聲音和口渴聲音之間的細微區別。

你也許更想不到，楊金彪心靈手巧，他學會了自己織毛衣，盡管同事會嘲笑他，但是楊金彪卻充滿了幸福的感覺，那種疼愛，那種溫馨的場面，恐怕讀者看了也會情難自禁。

如果說，楊金彪對楊飛小時候的照顧還是處于一般人的善的話，那么面對結婚對象和孩童楊飛做出艱難選擇則可以說得上是偉大之舉了。楊金彪的戀愛到了結婚的地步，女方卻提出把楊飛送到孤兒院，楊金彪遲疑了，他一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理應擁有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來組建一個幸福的家庭，他猶豫著帶著楊飛乘火車出了遠門，并把楊飛丟到了一個孤兒院的旁邊。離別之際，余華這樣描寫到當時的場景：“我父親轉身走去，不敢回頭看我，一直走到拐彎處，實在忍不住了，回頭看了我一眼，看到坐在石頭上的我快樂地搖晃著兩條小腿。”iii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是楊金彪出于無奈的正常之舉，本以為故事到這人就結束了，但是楊金彪在不安的哭泣聲中放棄了女朋友又重新找到了楊飛，并伴隨著楊飛最后到死。

盡管楊飛的身世遭人同情，盡管楊金彪也不是自己的真正父親，但是他卻在這個平凡的鐵路職工那里得到了偉大而又細膩的父愛，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幸運。誰說父愛一定要如山高？楊金彪展示的“父愛”卻是真真切切的細膩，這種溫情的親情之愛早已融進了楊飛的血液里，滲透到了骨髓里！

二、溫情之二：至死不渝的愛情

就是在《第七天》現實和荒誕融為一爐的故事中，余華展示了鼠妹和伍超這對城市打工者的堅貞愛情。放蕩不羈的鼠妹在生前一心想改變貧窮的生活，起碼得擁有眼下最新版本的蘋果手機她也覺得心滿意足。偏巧伍超為了討得鼠妹的芳心，于是就買了山寨的蘋果手機給鼠妹，但這個假冒的蘋果手機卻讓鼠妹走上了跳樓的絕路。而善良的伍超卻因照顧異地生病的父親未能看到鼠妹絕筆留言，于是鼠妹含恨離世。當伍超得知鼠妹死去的消息，頓覺悲痛交加，他不停的地流著眼淚，呆呆而又反復念著鼠妹的名字，于是走上了極端的賣腎道路，為的是鼠妹死后能有一塊好的墓地，墓碑上面要寫“我心愛的鼠妹”。盡管在這里，余華又將兩個荒誕的劇情納入敘事當中，但是絲毫不能影響鼠妹和伍超的愛情。當伍超的好朋友肖慶也來到這個死亡國度之時，他把伍超賣腎事情告訴了鼠妹，鼠妹哭泣起來，“哭聲像是瀝瀝雨聲，飄落在這里每一個的臉上和身上，仿佛是雨打芭蕉般的聲音。”這種聲音仿佛也像沉痛的錐子戳在在場的每個人的心中，伍超后來也來到了安息之地，可是最終兩個相愛之人在靈魂過度也沒能最后見上一面，輪到鼠妹穿著眾人合力織成的長裙，等到凈身的時候，她的眼淚又開始流淌，因為她知道自己不是去嫁給伍超，而是去安息。

愛情是甜蜜的，更是用來擔當的。當鼠妹遇到貧窮的伍超，終究被其溫情的愛和敢于為自己付出的勇氣所感動，就算到死也要嫁給這個男人。這種忠貞的愛情化作一股溫情的力量，柔軟了內心，回歸了人道！我想這也就是最為感人的地方吧。

結 語

《第七天》像一首詩歌一樣，分成了七段，而串聯起每一段故事框架的除了文字之外，還有隱藏期間的溫情力量，這種力量的本質內核就是愛，無論是親情還是愛情，或者是友情，都是愛的最好體現。這也成為作者追尋小說精神內涵的有力武器。我們熟悉的余華，擅長將人性道德的光輝置于艱難困苦的環境之中，筆者認為，這恰恰是告訴人們溫情的難能可貴，因為只有這樣，人道主義才能更好的展示其崇高的一面。

注釋：

i余華.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ii余華.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iii余華.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參考文獻】

[1]余華.第七天[M].新星出版社，2013.

地域文化的形成范文第4篇

李白《蜀道難》有“不與秦塞通人煙”［1］名句，指出扼守蜀道秦嶺關隘的“塞”的存在。作者和讀者并不明究此“秦塞”是何處關塞，是因為蜀道秦嶺線路本有多條，而“秦塞”亦實有多處。在蜀道歷史中，幾條秦嶺線路在當時交通格局中的位置，先后各有主次輕重的變化。也就是說，不同歷史時期蜀道秦嶺區段有不同的主線路。這種變化的發生有多種因素，而關中地方文化重心的變化也顯現重要的作用。分析咸陽?長安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與蜀道主線路移換的關系，可以深化對區域史和交通史以及相關社會文化現象的認識。

一、“故道”主線路時代從蜀道秦嶺線路開通的年代先后來推斷，位于陜西寶雞以南的散關很可能是最早的蜀道“秦塞”。從文化遺存分布的密度而言，關中平原西部地區較中部地區和東部地區獲得較早的開發，被神化的農學經驗總結者曾經在這里活動［2］。蜀道的出發點因此曾經由自關中西部。

秦即有“故道”縣，縣治在今陜西寶雞南。《水經注·渭水上》：捍水“出周道谷北，逕武都故道縣之故城西”。地名可見“周道”和“故道”。而西周中晚期銅器散氏盤銘文中亦有“周道”字樣。據王國維考論，周散國在散關一帶，此周道即《水經注》“周道谷”之“周道”①。可見，這條道路的開通年代相當早。《后漢書》卷一三《隗囂傳》所謂“白水險阻，棧

①王國維《散氏盤跋》：“……頃聞之陜人言克鼎出處在寶雞縣南之渭水南岸。此地既為克之故虛，則散氏故虛必距此不遠。因知‘散氏’者即《水經·渭水注》‘大散關’、‘大散嶺’之‘散’。……‘周道’即‘周道谷’，‘大沽’者即《漾水注》之‘故道水’。”《觀堂集林》卷一八，《王國維遺書》，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第3冊。

道敗絕”，是說故道在今陜西略陽白水江一帶的地段。故道又有由此通向天水地區的棧道。

所謂“故道”，應是蜀道其他秦嶺線路得以開通并逐漸成為主線路之后的稱謂。這條道路北端的“秦塞”即散關。散關被看作“關中”區域的界限標志之一。《史記》卷八《高祖本紀》記載：“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司馬貞《索隱》：“韋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為界，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史記》卷七《項羽本紀》也寫道：“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裴?《集解》引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又《史記》卷二二《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都關中。”司馬貞《索隱》：“咸陽也。東函谷，南?i、武，西散關，北蕭關。在四關之中，故曰‘關中’”。關于“關中”區域限定的理解有所不同，也有說函谷關以內者，也有只說兩關者，言函谷關、武關，或者函谷關、散關。《史記》卷八《高祖本紀》：“懷王……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司馬貞《索隱》：“韋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為界，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關于老子出關的傳說，有解釋“關”是散關的意見《史記》卷六三《老子韓非列傳》說：“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于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其中“至關”的“關”，有函谷關和散關兩說。司馬貞《索隱》：“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關令是也。”張守節《正義》：“《抱樸子》云：‘老子西游，遇關令尹喜于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陜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散關因散國得名。可知，這條道路的開通當在西周甚至更早。

周原甲骨所見“［克］蜀”文字（h11:97）［3］和“蜀人”參與武王伐紂軍事行動的歷史記錄《尚書·牧誓》：“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微、盧、彭、濮人。”孔氏傳：“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微在巴蜀。”《史記》卷四《周本紀》：“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微、?、彭、濮人。”裴?《集解》：“孔安國曰：‘八國皆蠻夷戎狄。羌在西。蜀，叟。?、微在巴蜀。?、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馬融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張守節《正義》：“?音矛。《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及金州，古庸國。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國。隴右岷、洮、叢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國之地。戎府之南，古微、瀘、彭三國之地。濮在楚西南。有?州、微、濮州、瀘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諸州伐紂也。’”，都反映蜀道早期開通的事實。而當時蜀道的主線路，很可能即秦漢人所稱“故道”。所謂“故道”早期開通并成為蜀道秦嶺主線路，很可能與周人在關中西部農耕經營的成功有關。《國語·晉語四》：“炎帝以姜水成。”炎帝傳說和“姜水”的關系，暗示炎帝部族活動的地域。早有學者指出，“姜姓起源于陜西西部黃土原上”，探索炎帝傳說的發生，應當注意寶雞“姜城堡、清姜河、神農廟、?溪水、姜氏城”地名的存在［4］。應當注意到，這一地方正是在散關左近。

秦漢所謂“故道”者，有可能在早期開通的時代曾經稱作“周道”。

二、褒斜道的開通和使用《華陽國志》卷三《蜀志》較早記載了蜀道“石牛”傳說：“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為土。惠王怒，群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后，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不僅“石牛道”故事值得注意，我們還看到，秦人觀念中另一有關“牛”的神秘傳說，也與交通開發有關。《史記》卷五《秦本紀》：“（秦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裴?《集解》：“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后見豐水之中。’”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大梓樹在岐州陳倉縣南十里倉山上。《錄異傳》云：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發，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因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后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發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頭。漢、魏、晉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張守節又寫道：“按：今俗畫青牛障是。”［5］所謂“武都故道”、“岐州陳倉縣南”、“雍南山”等信息，應當理解為道路北端的方位。如果聯想到“姜姓”而“長于姜水”的炎帝“人身牛首”傳說《藝文類聚》卷一一引《帝王世紀》：“炎帝神農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長于姜水。有圣德。”《初學記》卷九引《帝王世紀》：“神農氏，姜姓也。母曰??姒，有喬氏之女，名女登，游于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有圣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繹史》卷四引《帝王世紀》：“炎帝，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氏女登，為少典妃，游華陽，有神龍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有圣德。”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因以為姓。”，可以推知其發生時代很可能在秦人“地至岐”，因“周余民”多歸服，與“姜”有關的地名移用至渭北之后拙文《論秦漢雍地諸?中的炎帝之祠》寫道，《太平御覽》卷七引《三輔舊事》：“姜泉在岐山縣。《水經注》云：炎帝長于姜水，故以名也。”今本《水經注》卷一八《渭水中》寫道：“岐水又東徑姜氏城南，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紀》曰：炎帝，神農氏，姜姓。母女登游華陽，感神而生炎帝，長于姜水，是其地也。東注雍水。”姜水應是雍水的支流。《太平寰宇記》卷三“岐山縣”說到“姜泉”，又寫道：“炎帝長于姜水，即此水也。”《元豐九域志》卷三《秦鳳路·次府鳳翔府扶風郡鳳翔節度》說到“姜水”。《陜西通志》卷三《建置第二》：“姜。炎帝后姜姓，國扶風美陽，有姜氏城。（《路史》）岐水東徑姜氏城南，為姜水。《帝王世紀》曰：炎帝神農氏長于姜水（《水經注》）。”同書卷一《山川三》：“橫水。……一名姜水，在縣南三里，自鳳翔界流入，合雍水。《縣圖》：杜水……又歷周原下，自下亦名岐水。又東徑姜氏城南，為姜水，與雍水合。”看來，與炎帝傳說密切相關的姜泉、姜水、姜氏城，應當都在雍城近旁。而渭水以南的姜水、姜城，其地名形成的時代以及與炎帝傳說的關系，可以另外考察，載《文博》2005年，第6期。現在看來，渭北的“姜泉、姜水、姜氏城”等，不能排除來自渭南以“姜”命名地方的移民將地名帶到新的居地的可能。《史記》卷五《秦本紀》：“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所謂“周余民”，可能就是導致涉及“姜”的地名移用的移民。。

轉貼于

清華簡《系年》有涉及“褒姒”故事的文字：“王或取孚（褒）人之女，是孚（褒）（姒）。”劉國忠：《從清華簡〈系年〉看周平王東遷的相關史實》，“簡帛·經典·古史”國際論壇論文，香港，2001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史記》卷四《周本紀》：“幽王嬖愛褒姒。”司馬貞《索隱》載：“褒，國名。”張守節《正義》：“《括地志》云：‘褒國故城在梁州褒城縣東二百步，古褒國也。’”《漢書》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幽王暴虐，妄誅伐，不聽諫，迷于褒姒，廢其正后。”顏師古注：“褒姒，褒人所獻之女也。”可知西周末年關中往“褒人”所居“褒國”的道路已經可以通行。《華陽國志》卷三《蜀志》記載的秦王和蜀王“褒漢”、“谷中”之遇以及“石牛”、“五丁”傳說，反映“周顯王之世”褒谷已經成為南北交通走廊。

自“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后來文公“至?F渭之會”，“卜居之”，“營邑之”，以至寧公“徙居平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很可能秦人通過“褒”，與“漢”維持著經濟交往和文化聯系。

三、??嫻澇縉誚煌ㄌ跫?讀ナ汀肪磯??端玖パ罹??罰?ldquo;高祖受命，興于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后以子午，涂路澀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鬲允艱。”辛德勇先生據此考論，以為所謂“堂光”中的“堂”應當就是“黨（???rdquo;的同音假借字。他又指出，“在??嫻賴謀笨諼Ч瓤諭饃暈韉奈己幽習叮?形骱何涔ο爻?rdquo;。《漢書》卷九九上《王莽傳上》：“以武功縣為安漢公采地，名曰漢光邑。”《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又說到武功縣“莽曰新光”。“‘黨光’中的‘光’，應該就是指這個‘漢光’或‘新光’。”因此，堂光道應該就是??嫻賴那吧懟3??樸興?鉅於?猓?霉獾烙??嫻賴娜〈?猜雜脅煌??刺霉獾澇誶亓氡逼倫呶Ч齲ㄎす齲?唇衲嗪櫻???嫻雷唄媯?澹┕齲?唇裎髀嬗???］。

《史記》卷五《秦本紀》記載：“（秦）厲共公二年（前475），蜀人來賂。”“（秦惠公）十三年（前387），伐蜀，取南鄭。”同一史實《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則寫作“蜀取我南鄭”。又《秦本紀》：“惠文君元年”（前337），“蜀人來朝”。這一歷史階段的蜀道交通，很可能經由褒斜道或??嫻饋?br />

四、商鞅時代交通形勢《史記》卷五《秦本紀》記載：“（秦孝公）十二年，作為咸陽，筑冀闕，秦徙都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孝公享國二十四年。……其十三年，始都咸陽。”《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也寫道：“于是以鞅為大良造。……居三年，作為筑冀闕宮庭于咸陽，秦自雍徙都之。”定都咸陽，是秦史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也形成了秦國興起的歷史過程中的顯著轉折。定都咸陽，是秦政治史上的輝煌亮點［7］在秦定都雍與定都咸陽之間，有學者提出曾經都櫟陽的意見。筆者認為，司馬遷的秦史記錄多根據《秦記》，因此是較為可信的事實，是值得重視的。而可靠文獻記載中并沒有明確說明秦遷都櫟陽的內容。就考古文物資料而言，櫟陽的考古工作也沒有提供秦曾遷都櫟陽的確鑿證據，其城址遺跡年代均判定為秦代或漢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櫟陽發掘隊：《秦漢櫟陽城遺址的勘探和試掘》，《考古學報》1985年，第3期。據現有材料仍可肯定：櫟陽始終未曾作為秦都。參見王子今：《秦獻公都櫟陽說質疑》，《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5期；《櫟陽非秦都辨》，《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3期。。這一商鞅時代的重要決策，也影響到交通史的進程。

秦遷都咸陽的決策，有將都城從農耕區之邊緣轉移到農耕區之中心的用意。遷都咸陽實現了重要的歷史轉折。一些學者將這一舉措看作商鞅變法的內容之一，是十分準確的歷史認識主編《中國史綱要》在“秦商鞅變法”題下寫道：“公元前356年，商鞅下變法令”，“公元前350年，秦從雍（今陜西鳳翔）遷都咸陽，商鞅又下第二次變法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5頁。楊寬《戰國史》（增訂本）在“秦國衛鞅的變法”一節“衛鞅第二次變法”題下，將“遷都咸陽，修建宮殿”作為變法主要內容之一，又寫道：“咸陽位于秦國的中心地點，靠近渭河，附近物產豐富，交通便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6頁。林劍鳴《秦史稿》在“商鞅變法的實施”一節，也有“遷都咸陽”的內容。其中寫道，“咸陽（在咸陽市窯店東）北依高原，南臨渭河，適在秦嶺懷抱，既便利往來，又便于取南山之產物，若浮渭而下，可直入黃河；在終南山與渭河之間就是通往函谷關的大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9頁。。《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記載，商鞅頒布的新法，有這樣的內容：“?J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擴大農耕的規劃，獎勵農耕的法令，保護農耕的措施，使得秦國掀起了一個新的農業躍進的。而推進這一歷史變化的策劃中心和指揮中心，就設在咸陽。

秦經營咸陽的時代，交通戰略也有了新的思路。因東向進取的需要，函谷關和武關道路，首先受到重視。而蜀地的占領，必須有蜀道的交通條件以為可靠的軍事保障。對于秦兼并蜀地這一重要的歷史事實，我們在《史記》中可以看到司馬遷如下的記述：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1）司馬錯伐蜀，滅之（卷五《秦本紀》）；（2）擊蜀，滅之（卷一五《六國年表》）；（3）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卷七《張儀列傳》），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4）蜀相壯殺蜀侯來降（卷五《秦本紀》）；（5）蜀相殺蜀侯（卷一五《六國年表》）；秦武王元年（前310）；（6）誅蜀相壯（卷五《秦本紀》）；（7）誅蜀相壯（卷一五《六國年表》）；（8）蜀侯輝、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傳》），秦昭襄王六年（前301）；（9）蜀侯輝反，司馬錯定蜀（卷五《秦本紀》）；（10）蜀反，司馬錯往誅蜀守??，定蜀（卷一五《六國年表》）。從起初轉貼于

（1）、（2）、（3）的“伐蜀，滅之”，“擊蜀，滅之”，“伐蜀”，“取之，遂定蜀”，到（9）、（10）之最終“定蜀”［8］其中（8）與（9）、（10）有關“蜀侯輝”、“蜀守輝”的記載相互抵牾，當有一誤，疑（8）中“侯輝”二字為衍文。，秦人征服蜀地，經歷了三代秦王前后十數年的時間。這一系列軍事行動，都必然是在蜀道暢通的條件下完成的。

五、秦始皇的“南闕”和

漢高祖的“蝕中”《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秦始皇規劃咸陽的建設時，曾經有“周馳為閣道”，又“自（阿房宮）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的設想。“表南山之顛以為闕”這一特別值得重視的構想，說明當時的建筑藍圖包含有貫通南北即“子午”的意識。“南山”之“闕”的設計，可以說明秦都咸陽有南行的重要通路。這樣的規劃，與沿子午嶺北上直通九原的“直道”形成對應關系。而“子午”快讀，與“直”音近。在咸陽、長安以南，確實有“子午道”通往漢中巴蜀。而子午道也有與“直道”?“子午嶺”類似的情形。宋敏求《長安志》卷一一《縣一·萬年》寫道：“福水即交水也。《水經注》曰：‘上承樊川、御宿諸水，出縣南山石壁谷今案：亦作石鱉谷，今稱石砭峪。南三十里，與直谷水合，亦曰子午谷水。’”今本《水經注》無此文。《太平寰宇記》文與此同，而不云出《水經注》。所謂“直谷水”，也就是“子午谷水”。又《長安志》卷一二《縣二·長安》：“豹林谷今案：今稱抱龍峪。水出南山，北流三里有竹谷水自南來會，又北流二里有子午谷水自東來會今案：“自東來會”疑當作“自西來會”。，自北以下亦謂之子午谷水。”“直谷”應當也是“子午谷”的快讀合音《咸寧縣志》卷一《南山諸谷圖》中，“石鱉峪”旁側標注“竹”，由此可以推想“竹谷”或許也應從音讀的線索考慮與“子午谷”的關系。。另外，還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漢魏子午道秦嶺南段又曾經沿池河南下漢江川道。“池”或為“直”之音轉。也就是說，很可能子午道循行的河道，也曾經被稱作“直河”［9］。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說，漢王之國，“從杜南入蝕中。”程大昌《雍錄》卷五“漢高帝入關”條說：“關中南面皆礙南山，不可直達，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惟子午關。子午關在長安正南。”“此之蝕中，若非駱谷，即是子午也。”《資治通鑒》（胡三省注）、《讀史方輿紀要》、《史記會注考證》等都據《司隸校尉楊君孟文石門頌序》所謂“高祖受命，興于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以為“蝕中”可能就是子午谷。《三國志》卷四《蜀書·魏延傳》記述魏延向諸葛亮建議，“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裴松之注引《魏略》說，其具體路線是“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直抵長安。由三國時人所謂“韓信故事”，可知“道由子午，出散入秦”或許確是劉邦北定三秦的路線。看來，子午道在秦漢之際已經通行大致是沒有疑義的。

李之勤先生曾經對子午道的歷史變遷進行過深入的考證［10］。我們在對子午道秦嶺北段遺跡進行實地考察時，也發現了相當豐富的古棧道的遺存［11］。《漢書》卷九九上《王莽傳上》顏師古將“子午嶺”和“子午道”并說，這位唐代學者應當引起我們重視的意見，還有將直道所循子午嶺和子午道所循子午谷“計南北直相當”者聯系在一起的說法，即所謂“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為‘子午道’。”

六、王莽通子午道《史記》卷八《高祖本紀》：“高祖常繇咸陽。”裴?《集解》引應劭曰：“今長安也。”《史記》卷九三《韓信盧綰列傳》：“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張守節《正義》：“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所謂“咸陽”、“今長安也”與“長安，故咸陽也”的認識，表現出咸陽?長安共同作為關中文化重心的一體性。

《漢書》卷九九上《王莽傳上》記載了交通史上一起重要事件。事在漢平帝元始五年（5）：“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顏師古注引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為牡，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子午以協之。”《資治通鑒》卷三六“漢平帝元始五年”胡三省注引張晏說之后，又寫道：“按：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陰道絕。”同樣指出了王莽這一交通道路建設行為與皇嗣期待的對應關系。《太平寰宇記》卷二五《關西道一·雍州》“子午谷”條引《風土記》作：“王莽以皇后未有子，通子午道，從杜陵直抵終南山。”宋敏求《長安志》卷一二《縣二·長安》引《風土記》則說：“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從杜陵直抵終南。”《太平御覽》卷三八引《風土記》也說：“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從杜陵直抵終南。”乾隆《陜西通志》卷一六《關梁一·西安府長安縣》引《風土紀》：“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從杜陵直

轉貼于

抵終南。”同出《風土記》，而漢平帝王皇后“未有子”或“有子”，并成兩說。子午道的開通或與皇后有??的事實有關，或與皇后有??的期望有關，都反映了王莽借用當時人交通意識中的神秘內涵，為帝權的爭奪進行準備。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六《地理·谷》“子午”條引《長安志》于是說：“王莽有意?漢，通子午道。”同書卷二二九《補遺·地理》“子午道”條寫道：“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注云：女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為牡，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子午道以協之。又婦女有孕曰瑞。”也以為皇后已經“有孕”。事后太后下詔，言“開子午道”事是所謂“功德茂著”的成就之一。

子午道的地位如此重要，是因“直絕南山”的方向優勢。

七、“罷子午道，通褒斜路”事及

“數道平行”形勢《后漢書》卷六《順帝紀》：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李賢注：“子午道，平帝時王?通之。《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一名樊川。褒斜，漢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這是在國家行政中心轉移到河洛平原之后的事。

子午道和褒斜道的通行情形，又見《隸釋》卷二三《司隸校尉楊君碑》：“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為韻語，然其事跡粗可考見。其所頌者，楊君復余谷之路也。永平中，始詔開余谷，中間西羌亂，道絕不通，復由子午谷，險阻為患。司隸校尉犍為武陽楊厥孟文請廢子午道，復由余谷。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稚紀為之刻石頌德。其所謂余谷者，蓋斜谷也。漢人用字多從省文如此耳。碑在興元。”

然而《三國志》卷八《魏書·張魯傳》：“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三國志》卷九《魏書·曹真傳》：“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三國志》卷一三《魏書·華歆傳》：“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三國志》卷二二《陳群傳》：“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群以為“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群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群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群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群又以為宜詔真還，帝從之。”《三國志》卷二七《魏書·王基傳》：“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霖雨，橋閣破壞，后糧腐敗，前軍縣乏。”《三國志》卷三三《蜀書·后主傳》：“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于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等皆還。”都說明子午道作用依然重要。

事實上，東漢晚期至三國時代，子午道和褒斜道等有時交替使用，有時同時使用。又《三國志》卷四《蜀書·魏延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說到魏延由子午道突襲長安的建議：“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可知當時子午道的通行條件。

地域文化的形成范文第5篇

關鍵詞 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 地學思維 本科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0 引言

長期以來，地理學已逐步從人們認識周圍世界的有力工具發展成為改造世界的科學，它已是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中重要的基礎科學之一，為一系列勘測、設計和規劃工作提供理論依據，以解決重大的國民經濟問題。①為適應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才的新需求，教育部先后于1998年和2012年對地理科學專業進行了調整，在現行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2012》中，地理學下屬學科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被拆分為自然地理與資源環境和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兩個專業，這一專業的拆分體現了社會經濟發展對學科的要求。

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作為地理學的重要分支，其產生和發展離不開地理學。因此，筆者認為作為地理學與社會經濟發展緊密聯系的一門學科，在人才培養過程中應重視對學生經典地理學思維和素質的培養。

1 地學思維

傳統地理學提倡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和類比方法等，是地理學中最重要也最普遍的科學方法。②現代以來，地理學有了更強的整體性觀念，更多地從地域系統的整體出發，注意從理論假設出發進行演繹，使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能夠相互補充、辯證統一，并積極引進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逐步形成了一種復雜系統科學的思維方式。③

從具體研究方法來講，現代地理學綜合研究的兩大方法為區域法和因素法，④即以區域為基礎的綜合研究和以要素基礎的集成研究。但無論是區域法還是因素法，都要借助系統科學的方法論和辯證思維，以探究地理綜合性問題的求解途徑，這類研究方法和地學思維對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學生的培養是至關重要的。

2 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發展現狀

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是理學地理科學大類下面的二級學科，前身是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2012年教育部將“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專業拆分為“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和“自然地理與資源環境”兩個專業。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依托于地理學、城市規劃和管理科學，側重于應用領域，著重培養我國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規劃與管理的專業性人才。⑤城市規劃一般依托建筑學平臺建設，側重于技術領域，重視物質規劃和形態設計，如建筑設計、住區規劃與設計、舊城改造、城市設計、景觀規劃與設計、市政工程規劃等，其畢業生大多就業于大城市的設計院、政府部門、城市建設咨詢和研究機構。

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設立的目的是希望將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理念貫穿于城鄉規劃和管理之中，培養適應社會經濟發展之需且具有資源、環境與規劃管理能力的綜合性人才。從專業設置學科背景看，全國大部分高校資環專業（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前身）是在地理學學科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南京大學黃賢金⑥等人于2011年對98所開設有該專業的高校開展了問卷調查、分析，結果表明98所高校中67所是以地理學為學科背景，占68%；11所高校以地質學為科學背景，占11%；以農學和測量學為學科背景的各為4所，分別占5%；其他以建筑、環境、林學、經濟學等為學科背景的高校11所，共占11%。然而，在一些開設該專業的普通高校的發展過程中也暴露出了一系列的問題，如專業重復建設、盲目擴大規模、人才培養缺乏特色、學科定位不明確、⑦⑧尤其是輕視對學生地學思維的訓練，過分注重技術型人才的培養，培養目標向建筑類傾斜，無法凸顯地學特點、展示專業特色，導致學生就業方向不明確、就業情況不樂觀。

3 培養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學生地學思維的重要性

3.1 有助于學生理解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的學科背景

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是地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跟社會經濟發展聯系最為緊密，也最具活力，該專業面向全球性的資源問題、環境問題、城鄉協調發展問題等，綜合性與應用性都很強。⑨學生只有具備了全局與系統、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類比方法等地學思維方式，才能有效地理解并接受相關理論，對于學習中遇到的關于區域、空間、尺度的概念有具體認知和理解，在遇到具體問題時才能得出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

3.2 有助于學生解決實際問題

在生態環境問題凸顯的背景下，生態城市、綠色城市的概念應運而生，這也對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的從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具有全局與系統、分析與綜合等地學思維方式，而學生僅通過城鄉規劃的理論、技術、方法的課程的學習是無法得到有效訓練的，因此，需要重視地理學經典的理論教育。

3.3 有助于學生完成個人職業規劃和目標的設定

有效的職業規劃對于促進學生實現其人生目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地學思維的特色之一在于訓練學生綜合考慮問題的能力，而這一點在學生制定個人職業規劃和目標時尤為重要，有助于學生綜合地思考問題，明確自己的前進方向，客觀全面地面對人生的每個階段并不斷朝著自己的目標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