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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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化轉型論文范文第1篇

石磊教授的《分散與融合――數字報業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7月)一書，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系統闡述。他認為，數字技術和新媒體的迅猛發展改變了報業生態，但并不必然帶來報業的衰落。報業同樣可以采用新技術，在媒介融合中實現數字化轉型，實現與新媒體共生共榮。這種認識和論述，對報業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通讀全書，我認為該書具有以下四個特色：

特色一：多年潛心研究的集大成

石磊教授現為四川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新媒體藝術與文化碩士點負責人、新媒體研究所所長。2006年7月，他發表了論文《媒介融合，報業發展新支點》，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新聞與傳播》全文轉載。從那以后，他發表了《從媒介融合看報業數字化轉型》、《數字報業內容融合與渠道融合》、《報業數字化轉型商業模式構建》、《媒介融合語境下媒介產品生產模式之變》、《培育跨媒體跨地域傳媒集團路徑選擇》、《新媒體語境下公共領域重構》等10多篇報業數字化轉型研究的論文。2009年10月出版了《新媒體概論》，并被北師大等許多高校作為教材。專著《傳媒與文化――文化視角下的傳媒研究》獲得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他還主持國家社科項目“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國傳媒發展對策研究”、教育部社科項目“傳統媒體數字化轉型研究”、四川省社科項目“媒體融合時代的傳統媒體發展戰略”、省教育廳社科重點項目“傳媒融合發展研究”，擔任“新媒體理論與實務”叢書副主編，四川省精品課程“新媒體概論”第一主講教師。

2006年初，石磊教授在四川大學攻讀文藝與傳媒方向博士學位期間，為構思撰寫報業數字化轉型的博士論文，并就相關問題多次與我進行研討。我認為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目前國內剛剛起步，頗具前沿性。2008年上半年他的博士論文初稿完成后，又認真聽取了許多老師和同學意見，多次進行修改，終于在2010年7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專著《分散與融合――數字報業研究》。這是他長期研究的成果，是報業數字化轉型研究的集大成，是報業研究的可喜新成果。

特色二：努力構建數字報業研究的理論體系

該書將報業的數字化轉型放到數字化生存和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進行系統全面研究，認為數字化轉型是報業發展的的必然選擇。更為重要的是，他創造性地提出，報業的數字化轉型不僅是技術轉型，更重要的是全方位的戰略轉型。他不僅強調報業在技術上與新媒體融合，還主張在組織構架和業務流程上進行重構和再造，破除阻礙報業數字化轉型的體制機制障礙，找到數字化的商業模式，構建起報業發展新模式。這樣就跳出了一般性的數字化研究，使報業數字化研究具有了厚度和高度。

石磊教授對國內外報業數字化轉型歷程進行了梳理和闡述，并將眾多的轉型路徑精當準確地概括為內容融合與渠道融合。在內容融合上，以前單一的報業內容生產變成全媒體的數字內容生產，報業由“報紙業”變成“報道業”。在渠道融合上，以前分散的、各自獨立的報紙、廣電、新媒體等渠道有效地整合在統一的數字平臺上，實現全媒體融合。內容融合和渠道融合將產生跨媒體跨地域的數字化現代傳媒集團。這些分析論述，對當前我國傳媒改革發展有一定借鑒意義。

特色三：多學科交融，理論聯系實際

該書以新聞傳播學為基本立足點，綜合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多學科理論和方法，注重從經典和前沿理論中尋求支撐。同時，注重從中外傳媒實踐中尋找答案，以開闊、創新的視野選用大量鮮活、針對性強的案例應證觀點。將報業數字化轉型放到國際背景下考察，運用了大量的國外理論成果和跨國媒體的生動案例。同時，注重中國語境，對報業數字化轉型在中國遇到的特殊問題進行闡述，并在政策、管理和經營等方面提出對策建議。石磊教授在對報業數字化轉型情況進行細致考察、對傳媒發展眾多理論和實踐進行梳理的基礎上，抓住傳媒發展中的重大問題，探討了報業為什么要進行數字化轉型、什么是數字報業、怎樣進行數字化轉型，做到理論性與實踐性的統一，具有學術價值、理論價值和應用價值。

數字化轉型論文范文第2篇

1.期刊數字化轉型涉及的法律問題

期刊是一種匯編作品，在期刊出版中，期刊社享有的著作權僅是鄰接權中的一種——匯編權，而且在行使著作權時，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權。作者的投稿行為只表明匯編者獲得了印刷版的發表權和發行權等的授權。雖然龍源期刊網總編輯穆廣菊建議在《著作權法（修改草案）》的發行條款里面，增加數字發行這樣一個嶄新的概念，但能否真正修改還未可知。目前期刊的數字出版方式有：加入大型數據庫（如知網、萬方）、加入OA（開放獲取）期刊平臺（如中國科技論文在線）、在本網站作為網刊免費下載。不論哪種，均要獲得信息網絡傳播權授權。而信息網絡傳播權屬于著作權人所有，應由著作權人決定其是否數字出版并獲得相應受益。另外，在網絡時代，轉載只是拷貝、粘貼并注明出處而已，但只有著作權人才有權利聲明其作品不得被轉載，期刊的聲明不具法律效力。

在數字化、網絡化時代，如果中文域名、期刊拼音簡寫域名被他人注冊，LOGO被他人注冊為商標，期刊在網絡的形象將比較尷尬。期刊刊名具有唯一性和專有性，是期刊重要的無形資產。按照與國際接軌的現行法律法規，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都可以在報紙、期刊、雜志（期刊）、新聞刊物等商品（商品分類第16類）上申請注冊商標，申請刊名商標注冊并不審查出版管理部門頒發的出版許可證。如果刊名商標被他人搶注，期刊就面臨著不得不改名的風險，著名的“讀者文摘”商標糾紛就是典型案例。

2.期刊數字化轉型中的法律保護

（1）簽訂版權轉讓協議

為了合理合法地進行數字出版，“要約”式的協議顯然不具法律效力，期刊必須與作者簽訂出版合同，約定轉讓或授權許可使用著作權。由于授權許可限制過多而且涉及到轉許可，因此期刊都愿意與作者簽訂轉讓協議直接獲得各項相關著作權以便期刊出版及發展需要。雖然在協議簽訂中，作者屬于弱勢，基本無話語權，但是因為期刊文章不同于出版圖書，其出版直接經濟收益（紙版稿酬和數字出版稿酬）頗低，因此作者通常并不計較出版合同是轉讓還是許可使用。

著作權轉讓合同的若干要素都應該在期刊和作者簽訂的版權轉讓協議中體現，如轉讓權利的種類、期限、地域、付酬（紙質出版和數字出版一并付酬）、違約責任等。

此外，也可以在協議中約定條款防范侵權問題（如抄襲）、學術不端問題（如一稿多發）。協議的簽署者應為全部作者（全部著作權人），如果作者代表，必須附上其他作者的授權書。

（2）保護期刊相關域名

現在，大部分科技期刊開設了網站，但是其域名多是二級域名而非一級域名，多是期刊刊名的漢語拼音域名而非中文域名。

二級域名是寄存在主域名之下的域名，權重低于主域名，比如筆者所在期刊的現用域名xddl.ncepu.edu。cn。很多高校期刊寄存在學校主域名下的二級域名不帶www，這會讓讀者很不習慣，不利于期刊推廣，不利于轉企改制和數字化轉型后的市場競爭。淘寶商城用獨立域名tmall.corn正式替換了淘寶網二級域名，期刊也應如此。

中文域名比英文域名更具價值，原因在于中文域名與期刊的聯系更加直接，會使期刊在互聯網上的可見度提高，獲得更高的點擊率，也可以幫助期刊在互聯網上樹立良好形象。如果中文域名被他人搶注，期刊就會比較尷尬。雖然有《反不正當競爭法》《商標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域名搶注進行對抗，但是力量非常有限，主動保護比被動應對顯然更s經濟可靠。

除了中文域名，漢語拼音縮寫域名、英文域名也應注冊以對期刊域名進行全方位保護。

（3）保護期刊刊名商標

數字化轉型論文范文第3篇

當數字出版時代的帷幕剛剛拉開之際，愛思唯爾此舉反映出諸多值得國內出版界警醒的問題。

應反思的問題

1.要重視數字出版產業的核心技術

對于出版業而言，它提供給消費者的最終產品都是內容，內容是超越載體屬性的本質特征。因此，誰掌握了內容資源，誰就掌握了出版業的命脈。內容產業是在數字技術的推動下發展起來的，其核心生產要素（技術）是數據庫技術。從技術的角度，要想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數字出版商，除了要掌握巨大的內容資源，掌握整合內容資源的數據庫技術同樣重要。

因此，從2002年至2004年間，愛思唯爾在科技領域投入3億多美元，將紙質刊物轉化為電子資源，同時進行產品更新以及新功能的研發，并且在2008年初賣出旗下勵德商業信息業務（Reed Business Information），出價41億美元收購了美國風險管理及數據收集公司Choice Point，集中發展增長更快的網絡訂閱和信息服務業務，加快了向數字出版商的轉型。

2．要進一步整合國內學術期刊資源

（1）數字出版時代的學術出版，內容資源的占有要以學術資源的整合為前提，而國內的學術期刊多以協會、學會刊物為主，很少有出版社參與出版，造成了學術資源的分割，再加上國內出版體制的約束，各個機構的利益糾葛，不利于學術期刊的內容整合。

（2）學術期刊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科研水平。凡是科研水平位居世界前列的國家，其學術期刊的出版也很發達。由于國內科研水平有限，缺乏能與《柳葉刀》、《細胞》等媲美的權威期刊。而對于科研人員而言，一方面為了使自己的科研水平獲得國際認可，另一方面也為了掌握國際上最新科研動態，勢必造成了對國際學術期刊的依賴。這次漲價的主力軍ScienceDirect，僅2006年就向中國高校師生提供了3000多萬篇論文的下載量，占全國高校全部外文科技論文下載量的59%，學術界對這家公司的依賴可見一斑。

對策設想

1．降低對發表SCI論文的鼓勵

不可否認，SCI的數量以及影響因子的高低，代表著一所高校的研究水平，但科研水平的高低，不僅僅取決于SCI論文。高校可以通過其他途徑，例如國際學術論壇、會議等，加強國際交流，在交流中獲得國際學術界的認同。

2．扶植國內數字出版商，增加市場主體

如果國內出版商能夠抓住機遇，建立屬于中國的學術資源數據庫，那么在學術資源的掌握上就不會如此被動。同時，加強學術資源的國際交流，多吸收、采用國外的優秀論文，一方面可以提高數據庫的綜合學術水平；另一方面，也能夠掌握更多的學術資源，提高國內數字出版商的核心競爭力。

內容產業既然是企業群，就意味著存在激烈的競爭。而且根據市場法則，避免價格壟斷的最好方法就是增加市場主體。此次漲價風波中愛思唯爾之所以如此強勢，除了憑借其自身的內容優勢外，其在學術期刊數據庫市場的壟斷地位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扶植國內的數字出版商，同時引入其他國際競爭者，避免某些出版集團一家獨大。

3．建立國內“開放獲取”的學術資源系統

“開放獲取”，即學術資源可以公開免費獲取。面對知識產權的過度保護所導致的學術交流的障礙，以及某些出版集團的牟利行為，“開放獲取”漸漸成為一種學術趨勢。

鑒于此，國內高校可以組建一個聯盟性質的資源共享的“開放獲取”系統。系統內的高校可以共享各自的科研論文，一方面可以加強國內各高校的學術交流，提高學術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增強國內高校的凝聚力，最大程度上避免國際出版巨頭對我國學術論文的“出口轉內銷”。同時，吸取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的失敗教訓以及臺灣高校的成功經驗，賦予該系統更大的權力，以便其在與國際出版巨頭的談判中取得更大的主動權。

數字化轉型論文范文第4篇

總體來說,研究成果呈現迅猛增長的態勢,討論議題不斷豐富,理論探索不斷深入。在這些相關研究中,以下論題是比較重要且受到眾多學者關注的。

1.媒介產業融合的主導力量和發展路徑:技術、市場、產業還是制度

媒介產業融合的驅動因素很多,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什么,這些因素之間又是什么關系黃河等認為技術是傳媒組織的核心能力,以及傳媒產業最重要的推動力。付玉輝等則認為市場是原動力,市場需求來自于電信服務和傳媒服務的消費者。正是這個需求的原動力,最終推動并保證了技術融合乃至產業融合的實現。于小川則強調技術、產業與制度的力量。蔡騏、吳曉珍認為媒介融合始于技術創新,訴諸于制度創新,深化于產業創新,表現為產品創新。

在這種種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媒介產業融合將遵循怎樣的路徑演變,按照層次和階段將如何進行劃分許穎首先把媒介融合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媒介互動,即媒體戰術性融合;第二層次是媒介整合,即媒體組織結構性融合;第三層次是媒介大融合,即不同媒介形態集中到一個多媒體數字平臺上。昝廷全、金雪濤等則將媒介產業融合分為產業滲透、產業交叉和產業重組三種類型,對我國傳媒產業融合則劃分為“技術融合――業務融合――市場融合”三個階段。彭蘭的認識更進一步,認為媒介融合過程帶來業務形態融合,市場融合,載體融合,以及機構融合等各個層面的變革。陳力丹、付玉輝則把產業融合的動因與融合的層次進行了關聯,指出技術融合帶來網絡融合,市場融合帶來服務融合,企業融合帶來集團融合,管制融合帶來政策融合。

2.融合對產業格局、經濟特征、競爭方式的改變:瓦解與重構

媒介產業融合既發生在傳統傳媒業內部,同時也發生在傳媒業、電信業、IT業等與信息相關的現代產業之間。這種廣泛而深度的融合,必將對傳統傳媒業的產業格局、經濟運行特征,乃至競爭方式產生革命性的影響。付玉輝提出傳媒產業結構將從舊均衡走向新均衡,喻國明也認為傳統媒介一向自守的介質壁壘將被沖破,傳媒市場的版圖和游戲規則將被極大改寫。陸地認為將帶來媒介市場、電視市場格局、觀眾市場、廣告市場四方面的裂變。舊的媒介體系瓦解之后會怎樣如何實現重構呢鄭保衛等人認為,一個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手機等“多媒體并存”的新的媒體格局,在我國已經初步形成。王洪濤認為媒介融合的過程,是由壟斷競爭向寡頭壟斷發展的過程;媒介融合的結果是新的更大媒介寡頭壟斷媒介市場。這是從市場結構上推進了一步。隨后,肖贊軍結合傳媒產業的特質,指出傳媒產業的經濟特征將呈現出四大變化趨勢:資源稟賦從渠道稀缺向內容稀缺轉化;盈利模式從單一收入渠道向多元收入渠道轉變;產業格局從產業分立向產業融合演變;市場結構從高度壟斷的市場向競爭性壟斷市場演化。并指出競爭和壟斷雙雙被強化,未來傳媒市場將演化成一種競爭性壟斷的市場,傳統傳媒業的縱向市場結構裂變為橫向市場結構,未來的傳媒市場必將是一個網絡型寡占市場。可以說,到這里,未來融合產業的市場結構獲得了比較大的突破,有了更清晰的表述。

在這樣的市場結構下,企業行為會發生什么變化呢金雪濤分析了傳媒機構的市場行為戰略從一種基于靜態的范式轉變為一種基于動態的范式。王斌認為傳統媒介競爭經常使用的價值鏈正在向空間尺度擴展。而黃升民和谷虹提出,“三網融合”將是基于平臺的競爭,并指出平臺競爭是替代性的競爭,是贏家通吃。通過一系列的數據表明,現階段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在搶奪平臺制高點的過程中,必然選擇“基礎平臺捆綁核心應用平臺”的發展路徑,展現出全方位復制性競爭的圖景。

3.傳統傳媒業如何應對:數字化轉型與全媒體再造

面對來勢洶涌的媒介融合和數字新媒體浪潮,傳統媒體應該如何應對從導向上來看,可以分成三大陣營,第一種,劍走偏鋒型。例如杜駿飛和王驥飛從長尾理論受到啟發,提出傳統媒體也可以利用數字新技術在長尾市場開拓利潤空間。第二種,固守控制型。例如高子華提出在數字化變革中,廣電機構贏家加強對用戶終端、節目版權、媒體牌照的控制,最終整合渠道,占領市場。第三種,融合進取型。持這一導向的學者是主流,但至于如何融合進取,如何進行戰略布局和策略運作,則體現了一個實踐與理論相互推動的發展進程。

在融合進取導向的早期研究中,支庭榮提出內容和用戶服務是兩個關鍵。喻國明則提出媒體U化戰略,即unite(融合)、universal(普及)、user(用戶)、unique(獨特)支撐的ubiquitous(無處不在)。并指出應該從“內容為王”轉變為“產品為王”。但這些論述還顯得比較抽象,未能對實踐提出更具體務實的建議。

隨著廣電數字化進程的啟示,數字化一下子成了包括電視、廣播、報紙、雜志等傳統媒體轉型必經之路。黃升民等人指出,廣電正在構架一個包含數字電視、直播衛星、移動電視、移動多媒體廣播(CMMB)、IPTV和DA B /DM B數字廣播業務等多種數字新媒體形態的數字化發展藍圖。彭蘭介紹了以電子報紙和電子雜志為代表的平面媒體數字化產品形態。面對數字化的大潮,如何實現數字化呢蔡雯結合《泰晤士報》網站的經驗,提出將報紙欄目重新組合以全新方式呈現,與傳統媒體構成一體標準延伸品牌等策略。而更多的學者則加入了關于“臺網融合、報網互動”的討論上來。

進入2008年,“全媒體”取代“數字化”,成為傳統媒體轉型之道的最新理念。鄭強在煙臺日報的全媒體方陣布局實踐的基礎上,提出傳統報業必須改變現有的以紙媒為中心的布局,進行戰略轉型:從一家“報紙社”轉型成為“報道社”;從“營銷報紙”轉型為“營銷內容”;開發“多形態”產品,如紙質報、多媒體數字報、手機報、電子紙移動報等;采用“多渠道”發行,比如傳統報業分銷網,互聯網(包括WI-FI),還有移動通信運營商的GPRS或CDMA等傳輸手段等;發展“多終端”的閱讀介質,如新聞紙、PC、閱讀器或電子紙閱讀器、手機等。隨后,關于全媒體轉型的文章不斷涌現,成為學界、業界研究的一個熱點。

面對“全媒體”熱潮,也有部分學者提出理性的思考。彭蘭指出一個媒體的全媒體產品未必一定要完全通過自己的平臺。與內容包裝商、渠道提供商、平臺提供商等共同完成產品的多種形式生產、多種渠道傳播、多種平臺“販賣”,可能是媒介融合帶來的產業重組與流程再造的更深層含義。而溫海玲和杜駿飛則從政策壁壘的角度出發,提出對傳統媒體向全媒體轉型的制度之困。所有這些,都是擋在全媒體之路上的理論與現實障礙,值得業界反思。

4.融媒產業的發展:模式探索與力量博弈

對于融合媒體產業的發展,研究的路徑分為兩條,第一條是從建設的角度,探討融合形態的各種新媒體如何開拓市場,如何發展,如何盈利的問題。比如匡文波提出手機媒體在中國現階段發展的重點是手機短信,而后他又總結了手機媒體的四大盈利模式。也有研究者對廣電發展手機視頻的對策、移動運營商主導的手機媒體發展模式等作了探討。

融媒產業發展的第二條路徑是從博弈的角度,探討融媒產業發展進程中來自不同產業主體之間是如何進行合作競爭的。黃升民等人認為在廣電數字新媒體產業的發展中有行業監管和與運營機構主導權,市場行為與監管政策、技術標準、消費市場四大類沖突。董年初、范潔提出,移動運營商與廣電部門一方是終端和電信通道的控制者,一方是音視頻內容的提供者,這注定了手機電視業務領域將存在廣電和電信兩個部門的博弈。秦字興、忻展紅指出,即使管制政策對電信運營商放開,內容準入不成障礙,運營商的實際產量和盈利也遠達不到理論值。黃楚新認為廣電和電信的博弈恰恰是IPTV發展的內爆力。

5.規制政策的變革:融合的理想與現實的困境

蔡雯、黃金在對比了美國、英國、新加坡、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媒介規制改革之后,指出我國行政區劃、行業壟斷加劇了資本市場封閉,媒介規制的變革乃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肖贊軍總結出傳媒規制的四大國際趨勢:規制框架從縱向分業規制向橫向分層規制轉換,規制機構從分立機構向融合機構轉變,規制改革的取向是放寬市場準入、倡導競爭、吸納投資,規制重心從結構規制向行為規制轉移。付玉輝認為網絡中立原則論爭及立法進程將塑造新型的互聯網傳播格局和數字傳播生態系統。張志提出媒介政策應該呈現“模塊化”趨勢。彭蘭則從更具體的方面對建立數字內容管理體系提出了整合性、層次化、兼容性三項原則。

在借鑒外國經驗和國際趨勢的同時,也有部分學者更注重規制改革在我國推進的現實環境。朱春陽鑒于中國的特珠國情和特珠的傳播格局,提出對媒介融合規制應該體現中國面向,而政策規制的價值取向與目標應該體現中國的現實與未來發展要求。喻國明和蘇林森認為中國傳媒規制的改革方向要從制度設計、評價體系、法治體系、區域特色等方面入手,以盡快完善媒介規制體系。陳絢也認為媒介融合規制的政策協調在中國尚需時日。■

(作者系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博士研究生)

注釋:

統計說明:來源是CNKI學術期刊網全文數據庫,通過主題、關鍵字、摘要等檢索要素,分別輸入“媒介融合”、“媒體融合”、“產業融合”、“報業數字化”、“廣電數字化”、“新媒體產業”、“廣電電信競爭”、“融合規制”等檢索詞,根據主題切合、觀點鮮明、發表于核心期刊等原則,檢索并篩選出其中主流文章統計而成。某些文章有可能因為主題或關鍵字與所檢索詞不直接相關而遺漏,而部分文章由于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議題而出現重復統計,因此這是一個不完全統計數據,但基本上能夠反映各年份和各議題的研究狀況

黃河:《數字化如何改變傳媒――聚焦數字化的四大力量》,《國際新聞界》2009年第2期;付玉輝:《試論電信業與傳媒業的融合與結構轉型》,《國際新聞界》2006年第3期;于小川:《技術邏輯與制度邏輯――數字技術與媒介產業發展》,《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7年第1期;蔡騏、吳曉珍:《媒介融合發展策略解讀――以創新經濟學理論為框架》,《湖南城市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

許穎:《互動整合大融合――媒體融合的三個層次》,《國際新聞界》2006年第7期;昝廷全、金雪濤:《傳媒產業融合――基于系統經濟學的分析》,《中國傳媒人學報自然科學版》2007年第9期;金雪濤、李竹榮:《傳媒產業融合與我國廣播電視業的戰略選擇》,《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6年第8期;彭蘭:《從新一代電子報刊看媒介融合走向》,《國際新聞界》2006年第7期;陳力丹、付玉輝:《論電信業和傳媒業的產業融合》,《現代傳播》2006年第3期

付玉輝:《試論電信業與傳媒業的融合與結構轉型》,《國際新聞界》2006年第3期;喻國明:《直面數字化:媒介市場新趨勢研究》,《國際新聞界》2006年第6期;陸地:《手機電視的發展及其對傳統電視市場的影響》,《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6年第11期;鄭保衛、李洋、郭平:《試論當前我國媒體格局變化的現狀及特點》,《國際新聞界》2008年第3期;王鴻濤:《媒介融合的現狀與前景》,《中國記者》2007年第6期

肖贊軍:《數字化時代傳媒產業的經濟特征》,《國際新聞界》2009年第7期;肖贊軍:《產業融合進程中傳媒業市場結構的嬗變》,《新聞大學》2009年第3期

金雪濤:《基于產業融合的傳媒市場行為戰略研究》,《當代傳播》2009第1期;王斌:《鏈與網:媒介競爭和媒介生產的視角轉換》,《國際新聞界》2009年8期;黃升民、谷虹:《數字媒體時代的平臺建構與競爭》,《現代傳播》2009年第5期

杜駿飛:《新媒介策略――“長尾”時代的雙重博弈》,《國際新聞界》2007年第5期;王驥飛:《“長尾”核變――新貨架下傳媒集團的變革與重塑》,《新聞大學》2008年第3期;高子華:《數字化變革中的廣電渠道整合》,《中國記者》2007年第1期

支庭榮:《融合與轉型:傳統媒體的未來生存法則》,《中國記者》2006年第2期;喻國明:《數字化時代的媒體U化戰略》,《新聞與寫作》2006年第8期;喻國明:《產品為王:傳媒產業竟爭的新主旋律》,《當代傳播》2008年第2期

黃升民、周艷、王薇:《發展沖突創新(上)(下)――解析中國廣電數字新媒體的發展演變》,《現代傳播》2008年第5期、第6期;彭蘭:《從新一代電子報刊看媒介融合走向》,《國際新聞界》2006年第7期;蔡雯:《傳統報紙如何實現數字化轉型――對話〈泰晤士報〉網絡版執行副總編輯帕明德巴瑞》,《中國記者》2007年第11期

鄭強:《地市報發展的“全媒體”戰略與實踐》,《中國記者》2008年第8期

彭蘭:《如何從全媒體化走向媒介融合――對全媒體化業務四個關鍵問題的思考》,《新聞與寫作》2009年第7期;溫海玲、杜駿飛:《變革時代的戰略理性――全媒體熱潮中的冷思考》,《青年記者》2009年2月下

匡文波:《中國手機媒體發展前景分析》,《南京郵電大學學報》2006年第9期;匡文波:《論手機媒體的盈利模式》,《國際新聞界》2007年第6期

黃升民、周艷、王薇:《發展沖突創新(上)(下)――解析中國廣電數字新媒體的發展演變》,《現代傳播》2008年第5期、第6期;董年初、范潔:《手機電視――媒體產業的新機遇》,《中國記者》2006年第4期;秦字興、忻展紅:《我國廣電與電信在IPTV業務中的內容產量博弈》,《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黃楚新:《論中國IPTV發展的媒介生態》,《現代傳播》2009年第4期

數字化轉型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學術期刊;媒體融合;數字出版;發展模式

一、學術期刊媒體融合發展的模式

媒體融合提升了學術期刊信息傳播速度，拓寬了學術期刊信息的傳播范圍，改變了學術期刊的信息生態環境，提高了學術期刊的信息質量與價值，使用戶的多種需求得到滿足。利用新媒質的特征與傳播規律，傳統學術期刊加快了轉型步伐，積累了豐富經驗，產生了一些新的發展模式。

(一)刊網融合模式

刊網融合主要指學術期刊與互聯網的緊密融合，是出現比較早的一種媒體融合模式。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紙質閱讀逐漸被數字化閱讀取代的趨勢更加明顯。通常情況下，刊網融合包括傳播、經營、技術、內容生產、人與物等方面的融合。［4］從目前情況來看，刊網融合主要包括合作、聯盟與自建網站等三種模式。合作模式指學術期刊與中國知網、龍源、萬方等期刊數據庫平臺簽訂相關協議，利用這些數據庫的技術、資源及市場優勢，間接實現刊物的數字化，降低網絡運營與管理成本，提高傳播效率。聯盟模式主要對垂直行業領域的學術期刊進行聚合，以行業內品牌期刊為發起人，與眾多期刊共同建立行業專業期刊數據庫。如中國地學期刊網，將235種科技期刊匯聚在一起，是垂直領域學術期刊聯盟的翹楚，為學生期刊聯盟提供了經驗借鑒。自建網站模式指學術期刊自己創建和運營網站，進行自我管理，努力將資源進行整合，并順利實現轉型發展。不管是科技類學術期刊還是社科類學術期刊都有自建網站的案例，如北京瑪格泰克、西安三才科技、新華文摘、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期刊網、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的“讀者在線”等，這些自建網站的學術期刊通常具有充足的經費和一定的品牌影響力。

(二)微信公眾號出版模式

微信公眾號正式上線的時間是2012年8月。利用微信公眾平臺，個人、企業或組織能夠將文字、語音、視頻和圖片等消息傳送給特定人群的全新模式在社會上被廣泛應用，變革了個人、企業或組織與目標客戶群的互動模式。微信是一種全新的內容推送模式，同時也是全新的數字出版模式和創作模式。［5］微信出版利用微信平臺進行創作、編輯和作品等行為，具有經營成本低、出版主體不斷擴大、受眾關注度高、出版風險小等特點。［6］隨著微信的普及，開通微信公眾號的學術期刊的數量在不斷提升。［7］學術期刊與微信的媒體融合過程中，結構和功能在逐漸完善，服務質量也在不斷提高。如2015年開通微信公眾號的《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作者可以通過微信平臺進行在線投稿，查看審稿進程，還可以上傳修改的最新稿件。編輯也能夠通過這個平臺審閱稿件，隨時隨地開展工作。

(三)域出版模式

域出版是超星公司與高校學術期刊界合作創新的產物。“域”就是通常所說的“專域”“專欄”“專題”，其本質是將傳統期刊分散的同主題內容進行聚類化出版。域出版的內涵在于將內容與問題以專題、主題等形式進行聚合，形成信息與知識的動態化模塊，以富媒體的方式展現，以移動開發的評價體系為輔助，重構學術傳播的模式與秩序。［8］域出版概念盡管提出時間不長，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互聯網技術的支持下，基于豐富的學術期刊資源，傳統期刊與新媒體進行深度融合，傳統期刊的刊種、刊期和容量等局限逐漸被改變，使得出版中的編輯能動性逐漸被激發出來，實現在互聯網時代下學術期刊的長足發展。學術期刊只有實現與新媒體的深度融合，其數字化、專業化與集約化的轉型才能夠順利完成，域出版則是理想選擇之一。

(四)數據出版模式

通常情況下，學術研究以文獻為載體，以成果的方式對外公開。隨著傳播載體的增多與傳播渠道的拓寬，學者們在關注研究成果的同時更加重視研究過程中的數據。科研數據已經被界定為重要的科研產出，數據出版這種新型的出版模式應運而生。從廣義來看，數據出版是指任何將數據進行公開并供他人使用的行為。［9］數據出版已經使研究數據成為科研活動的一級科學產出，而不再僅僅是論文中涉及的表格或圖片。［10］目前，數據出版主要包括如下幾種模式:數據論文，即作者發表的以數據為核心對象的論文;作者將研究數據上傳至相關數據庫或公開網站;作者按照期刊或出版社要求，向其提供支撐傳統研究論文所涉及的數據或附屬資料。有些國外期刊如Nature在進行時強制要求科學數據，即在論文之前，需要先將科學數據進行，以便建立起論文與數據之間的關聯。數據期刊的特點在于能夠讓科研群體快速便利地使用相關數據，促進科學研究成果效用的提高。隨著數據數量要求和出版流程規范化水平的提高，以上這幾種數據出版模式逐漸趨于相互融合和轉化。如以相應的版權遵守為前提，數據論文可以將作為論文附屬資料的數據進行再次發表。數據出版模式會隨著科學研究中對數據重視程度的提高得到快速發展。

(五)交叉融合模式

交叉融合是“互聯網+”時代的一個重要特點。學術期刊的出版不可避免地會受其影響，推動學術期刊的變革與發展。“互聯網+”使得學術期刊的出版內容和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是過去學術期刊或出版社所未遇到過的，可以說“互聯網+”帶來的交叉融合將學術期刊出版帶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學術期刊出版的“交叉”建立在內容之上，編輯、出版與發行是圍繞內容產生的傳統出版時代的主業。而隨著“互聯網+”及數字技術的發展，學術期刊的內容載體和呈現方式更加豐富和多樣化，學術期刊出版的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出版的外延在拓寬。傳統學術期刊的交叉融合通常有如下形式:一是學術期刊內部的不同媒體發揮協同效應，促進信息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如《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試水平板電腦，提供全新閱讀體驗，開通手機版，首次實現印刷本與移動閱讀同步出版的全新傳播模式［11］。二是不同媒體通過合并或收購方式實現有效整合，形成具有較大規模的多媒體集團，統一進行管理，開展具有規模效應的多種業務，如《中國國家地理》收購《中華遺產》。三是具有先進技術、雄厚資金和廣大客戶群的國內互聯網媒體“倒整合”學術期刊。學術期刊出版的這種交叉促進新舊出版優勢互補和相融相生。新興學術期刊出版要引入數字化理念、技術及運營模式，真正實現傳統學術期刊出版向數字化時代的全面轉型升級。

二、制約學術期刊媒體融合發展的障礙

學術期刊媒體融合的推進，使得媒體的生態發生急劇改變。學術期刊的媒體融合使學術期刊具有多樣化傳播方式。利用移動終端和設備，學術信息多點對多點的傳播順利得以實現，傳播效率呈現指數增長。盡管學術期刊的媒體融合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現狀依舊不容樂觀，仍然存在制約其高效、快速發展的因素。

(一)媒體應用技術和水平落后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許多學術期刊已經意識到進行媒體融合是其進行轉型發展的必然選擇，但從目前來看，學術期刊的數字化進程仍然較為緩慢。［12］相比于報紙等主流媒體，學術期刊媒體融合的技術敏感度不高，學術期刊的數據化進程比較緩慢。我國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從某種程度來講具有一定的“趨附性”特點，愛思唯爾(Elsevier)、斯普林格(Springer－Verlag)等國際出版商的理念與實踐被廣泛接受與追隨，即使在微信公眾號、微博、第三方數據平臺等新技術平臺的開發方面也落后于大眾出版單位［13］，運營狀況并不理想，影響力與關注度沒有得到顯著提升，學術期刊媒體融合的成功案例不多。對很多學術期刊而言，媒體融合只是形式上的改良，沒有深入推進。科技開發和媒體迭代已經為數字技術提供了多種選擇，使學術期刊在提升內容的傳達效果和傳輸便捷性方面具有更大優勢。然而，虛擬現實技術、增強現實技術等相關技術應用于學術期刊是設想與方案，在業界實踐和學界討論中很少出現。我國大部分學術期刊對媒體應用技術和水平還比較落后［14］，這必然阻礙學術期刊媒體融合的快速發展。

(二)復合型編輯人才匱乏

我國學術期刊的領軍人物通常具有較高的專業水平和很好的學術理念，但往往缺乏技術能力，很難駕馭新媒體業務，拓展學術期刊媒體融合的多元目標還沒有建立起來，更別談學術期刊媒體融合的長遠規劃。這些期刊缺乏市場競爭意識，工作活力不足，薪資結構也缺乏競爭性，很難吸引具有信息技術或經營能力的人才。目前我國很多學術期刊通過對采編系統進行集成，使投稿、審稿、編稿和發稿過程都已實現數字化，實現了采編流程與互聯網或PC端的融合，但由于缺乏復合型編輯人才，學術期刊的媒體融合發展緩慢。學術期刊的從業者老齡化嚴重，人力結構多元化不足，老編輯對媒體融合理念和信息檢索、多媒體轉換等專業技能了解和掌握不足，阻礙了學術期刊的媒體融合。所以，學術期刊應該更好地吸納復合型編輯人才，以適應媒體融合發展的需要。

(三)傳播方式轉變遲滯

學術期刊的媒體融合轉變了傳統學術期刊的運營方式，使傳媒產業鏈條不斷拓展，對原有的受眾和媒體進行解構，媒體呈現碎片化狀態。同時，廣泛化和多元化的受眾對學術期刊的傳播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傳統的學術期刊以紙質版為主要傳播方式，通常以文字加上輔助的圖表進行相關說明。學術期刊的媒體融合則要求傳統紙質版學術期刊向富媒體出版轉變，在內容管理系統中加工整理富媒體資源，再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不同格式資源到相應終端，不斷滿足消費者需求。當前多數學術期刊的主要發行方式仍然是紙質版雜志，盡管大多已建立起了自己的網站，但基本上是將此業務進行外包，個性化服務內容不足，并且維護更新不及時。一些學術期刊為了擴大影響力，與一些大型數據庫合作，但資源重復、水平參差不齊等問題突出，致使學術期刊的品牌不能充分被讀者認可。［15］在媒體融合的浪潮中，學術期刊傳播方式轉變的遲滯必然限制其媒體融合效率的提高。

(四)媒體融合主導權缺位

傳統的學術期刊具有政府授予的合法身份，擁有公開出版的刊號，不存在生存威脅;傳統學術期刊將學術信息源和作者資源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沒有學術新媒體與之進行抗爭;在現行的學術與期刊評價機制下，行政權力部門和專業評價機構只承認那些具有正式刊號的學術期刊，雖然紙質版學術期刊的傳播功能逐漸衰退，但學者們仍然非常重視其“記錄功能”。［16］以上這些原因使得在現有體制下，我國的傳統學術期刊始終保持主流學術傳媒的主體地位。但在媒體融合的道路上，傳統的學術期刊顯然發展得不盡如人意，無法承擔起媒體融合的主動權。具體原因可能是，學術期刊由于經濟實力弱、技術落后和分散弱小等特點，在媒體融合中處于被動地位，沒有能力也沒有實力與主導媒體進行融合;學術期刊的市場主體地位較為模糊，事業單位、改制后的“換湯不換藥”的“翻盤企業”、改制后的現代法人治理結構仍然沒有建立起來的傳統媒體等身份，使學術期刊在媒體融合過程中受到體制障礙與規制約束;媒體融合中學術期刊主導權的缺位是制約其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三、促進學術期刊媒體融合發展的對策

媒體融合為學術期刊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對其生存和發展帶來巨大的沖擊，然而學術期刊媒體融合的趨勢不可逆，學術期刊原有的辦刊模式已經不適應未來發展的需要。學術期刊要想在媒體融合發展的浪潮中站穩腳跟，在激烈的競爭中處于不敗之地，一定要迎難而上，實現其自身的不斷發展。［17］學術期刊應借助媒體融合這個大跳板，逐漸引入新的辦刊模式，力爭在媒體融合的大潮中再創輝煌。

(一)深入強化學術期刊媒體融合意識

微信、微博、網站等新媒體為一些學術期刊帶來了活力，擴展了其傳播范圍，使其影響力和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但很多學術期刊的媒體融合目前還流于形式［18］，絕大多數是將傳統紙媒刊登的內容通過簡單復制的方式在新媒體上進行傳播，傳統紙刊沒有通過媒體融合得到創新以提升綜合質量，沒有充分利用新媒體手段對傳統紙刊進行改造以真正實現媒體融合。大部分學術期刊不重視媒體融合，缺乏媒體融合意識，投入精力不足。新媒體技術帶來的媒體格局和輿論生態的重大變化應該得到學術期刊的重視，深入強化媒體融合意識，以開拓創新的姿態應對新媒體帶來的挑戰。學術期刊應有效使用新媒體，確保學術期刊價值的有效發揮。學術期刊可以充分利用新媒體手段實現讀者與作者的深入交流，如將每篇文章設置一個二維碼，通過二維碼的掃描將文章的相關信息(作者信息、數據來源及處理過程、創新點、進一步研究等)呈現給讀者，為讀者與作者提供溝通橋梁，突破了學術期刊傳播的紙質發行量的限制。

(二)大力引進與培育新媒體復合型編輯人才

學術期刊媒體融合的高效實現對學術期刊本身提出了更多的新要求，新的編輯模式、新的傳播渠道和新的媒體形式都需要復合型編輯人才。受學術期刊體制的影響，目前我國具有新媒體運營能力的專業人才匱乏。人是學術期刊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人的積極性與主觀能動性只有在最大范圍內被調動起來，整個編輯團隊的軟實力才能被有效提高，媒體融合的挑戰才能應對自如。［19］學術期刊編輯團隊人才素質的提高可以通過內部培養和外部引進兩個途徑得以實現。為了適應媒體融合的需要，學術期刊應加強內部人員實務技能培養，同時從外部廣納具有媒體融合技能的復合型人才。有條件的學術期刊應該建立合理的機制，通過引進新媒體專業人才的方式進行媒體融合建設;那些暫無條件對專業人才進行引進的學術期刊，可以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提高現有編輯人員的新媒體學習熱情，豐富其新媒體知識與技能。學術期刊還可以加強編輯人員在數字出版法律法規、受眾心理學、傳播學以及新媒體發展動態方面的培訓工作，甚至可以派遣有關人員到國內外媒體融合較好的出版集團進行交流學習，不斷提高其媒體融合能力。即使媒體融合的基本技術手段被全體編輯人員掌握，也應該有針對性地培養編輯，提高其實務能力，實現對人力資源技能結構和知識結構的優化，更好地促進學術期刊媒體融合的可持續發展。

(三)積極推進學術期刊數字化出版進程

學術期刊要堅決走媒體融合發展的道路，在戰略的高度上看待媒體融合問題，積極推進學術期刊數字化出版進程。媒體融合的前提是數字出版，數字出版則是媒體融合的趨勢。目前，一些學術期刊已基本實現網絡化辦公，在技術提供方的幫助下搭建了網絡采編平臺，完成收稿、編輯、審稿等工作，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多數學術期刊仍然以傳統辦刊方式為主，阻礙了全媒體編輯的培育。數字出版能夠有效推動學術期刊出版技術革新［20］，通過數字出版能夠最大限度地豐富學術期刊的呈現方式。學術期刊可以通過微信、微博、網站等多種載體靈活方便地為讀者提供各種內容，滿足其多方面的需求。學術期刊的數字出版還能夠提升學術信息的傳播速度，豐富學術信息的傳播途徑，為作者和讀者提供更多的交流平臺，同時提高編輯的工作效率。此外，學術期刊應該借鑒國際上數字出版的經驗，確保自身在媒體融合的浪潮中站穩腳跟。

(四)努力掌握媒體融合出版平臺建設的主動權

在媒體融合過程中，絕大多數學術期刊采用第三方技術平臺，這使得學術期刊媒體融合出版平臺建設缺乏主動權，這種主動權主要體現在技術層面上。現階段我國學術期刊出版方與數字出版技術提供方處于分離狀態，在采編系統開發過程中學術期刊相關人員參與度較低。學術期刊在技術創新方面不占優勢，內容生產則是其核心競爭力所在。因此，學術期刊在媒體融合出版平臺建設方面掌握主動的前提下，實現資源的融合共享是學術期刊實現媒體融合的關鍵所在。學術期刊具有技術主動權，并不是指其自身開發相應技術，而是合理進行技術引進與技術轉讓，確保自身具有完全的使用權。學術期刊只有真正掌握主動權，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才能順利實現媒體融合出版系統的建設與升級。規模較大的學術出版機構可以自行開發學術出版系統，不斷優化產品的用戶體驗;規模較小的學術出版機構可以通過“借船出海”的方式實現媒體融合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