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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我國網絡服務經濟借助龐大的消費市場和寬松的創新環境異軍突起,成為全球網絡服務經濟發展的領頭羊,實現了由傳統實體經濟向現代網絡平臺服務經濟的跨越發展。然而,在快速發展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由此衍生出的風險。一是畸形的定價機制。傳統經濟產業定價權始終掌握在產品和內容制造商手里,服務流通環節是在產品制造成本基礎上增加服務附加值而形成的定價機制。而目前的網絡平臺服務經濟發展模式則是服務平臺商主導綁架消費者,制造商困于低價銷售。這既造成了經濟不能有效循環、良性發展,催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現象,也不利于營造制造業由中低端向高端發展的市場環境。二是網絡付費消費的機制不健全。由此滋生了各種深不可測的不透明商業模式,造成價值分配扭曲和價值泡沫化,使得真正的產品制造商和專業內容服務提供商難以獲取實際的制造和創作價值,對網絡服務望而卻步。三是網絡可信監督機制不完善。知識泛化成了不確定的模糊信息,原本希望通過網絡搜索得到的精準信息定位和專業知識解答入口成為虛假廣告的策源地,大眾不得不擦亮眼睛、自我明辨是非。對網上假冒偽劣產品缺乏有效監督和懲戒機制,建立社會化監督機制勢在必行。四是競爭性壟斷現象嚴重。網絡平臺服務經濟造就了少數大平臺任性撒錢、壟斷市場的格局,中小服務商難以獨立生存,要么被大平臺收購吃掉,要么因燒不起錢而破產。因此,現階段的網絡平臺型服務經濟形態應該被視為一種過渡性的新興行業自發行為,并非健康良性的數字產業發展生態環境的最終形態。當前,我國正逐步進入以數字經濟為代表,以創新驅動為第一發展要素的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繼傳統實體經濟向網絡平臺經濟跨越發展之后的第三個經濟發展階段,是一次新的跨越。這一時期的關鍵任務是修正企業主導的競爭壟斷型平臺經濟弊端,構建以產業生態環境為核心的透明服務網絡數字經濟運行新格局。這種新格局更強調在社會治理基礎設施、公共基礎服務、公平價值交換服務貿易和社會化監督等方面的體系化和生態化布局,可以支撐價值分配更均衡、資源信息更透明、公共服務更公平、經濟協作更高效、生產服務更專業、網絡治理更精準、社會監督更穿透的經濟發展模式。如今,國家已采取了一系列的網絡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措施。中央深改委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強化反壟斷深入推進公平競爭政策實施的意見》,從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的戰略高度出發,著力健全市場準入制度、公平競爭審查機制、數字經濟公平競爭監管制度、預防和制止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制度。
把握數字文化經濟價值高地,主動融入數字經濟發展體系
一是積極適應數字經濟發展規律,推動文化數字化創新發展。文化是綜合國力的核心要素,是產業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提升產業競爭力的關鍵資源,文化、科技與經濟的深度融合是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走向和核心價值。過去,我國文化產業主體市場競爭意識不足,缺乏依靠科技提升競爭力的主動意識,導致在企業主導的網絡平臺數字經濟發展階段,傳統文化產業難以形成集聚化經營資源和競爭優勢。在當前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節點期和機遇期,文化產業應積極適應數字經濟發展規律,調整發展方式,大力發展數字文化經濟,加快推進文化數字化創新發展進程。二是主動融入數字經濟發展體系,構建數字文化經濟生態體系。文化數字化不是簡單的文化資源和內容數字化加工處理,而是涵蓋文化發展全過程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首先,要將優秀文化資源轉換為具有網絡經濟價值的資產。過去較為普遍的做法是把文化遺產資源全拿過來,不分優劣、不談價值地全盤轉化,這是缺乏意義和效益的。文化遺產資源是整個中華民族擁有的財富,是全社會的和公益的。這些資源只有在有限權責下經過加工整理處理,形成可復用、可轉換的資產,才會具有經濟循環的產業價值。其次,要積極構建數字文化經濟生態體系,形成數字文化經濟健康發展的市場秩序。按照新型數字經濟運行格局在社會治理基礎設施、公共基礎服務、公平價值交換服務貿易以及社會化監督生態化體系構建的要求,建立包含文化市場監管、數字版權保護、輿情風控與文化傳播安全、文化服務信用和服務質量保障等功能的數字文化市場治理基礎設施體系,推動數字文化市場治理現代化;建立數據隱私保護、社會公共文化資源服務等公共基礎服務體系,將公共資源和個人隱私信息數據采集從各類互聯網應用中剝離,統一下移至公共基礎服務體系中;建立公平透明的價值交換服務貿易體系,保障產業生態中各方利益,打擊壟斷性定價,杜絕價值迂現;建立基于區塊鏈的社會化監督及輔助管理體系,強化從業自律及社會化監督管理功能。
加強文化和科技融合創新,切實融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體系
數字銀行的最初形態是直銷銀行。直銷銀行不依賴于傳統零售銀行的物理網點和柜臺渠道,主要通過自助渠道和電子渠道為客戶遠程提供銀行產品和服務。直銷銀行一般具有獨立法人資格或較強的獨立性,超越了電子銀行的渠道范疇,成為單獨的業務運營主體,實現了零售銀行從網點分銷到線上直銷的渠道變革。對于金融消費者來說,直銷銀行比傳統零售銀行的產品更簡單,服務更便捷,價格更優惠,因此有更好的客戶服務體驗。
直銷銀行的發展方向是數字銀行,數字銀行將運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金融科技手段再造銀行業的運營體系,從根本上實現商業銀行從部門銀行到流程銀行的轉型。目前,數字銀行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其經營環境、金融功能、商業模式和發展路徑還沒有成熟或定型,和理想的數字銀行還有一定的距離。因此,根據金融科技和經濟社會的發展趨勢,研究數字銀行未來的發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數字銀行的經營環境
數字銀行是在新經濟和新金融環境下運營的新型銀行。新經濟條件下,互聯網成為基礎設施,個人數據成為生產資料,數據資產在資產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新經濟催生新金融為之服務,綜合交易賬戶和法定數字貨幣是新金融最終形成的主要標志。
個人數據驅動的“新經濟”正式確立
“新經濟”理論在美國誕生20多年來,一直伴隨著質疑和批判。在當今的在線社會,由于使用成本大幅降低,便利性大幅提高,互聯網在全球大規模使用并普及,成為經濟發展新的基礎設施。互聯網基礎設施上,留下了大數據沉淀,自然沉淀的數據成為生產資料。以公共服務的形式在云端對大數據進行計算,數據變得有價值、可利用。有了互聯網這項基礎設施,數據這項生產資料,計算這項公共服務,“新經濟”才名副其實地得以確立。
“新經濟”在數理環境下運行,依托于網絡平臺及其賬戶體系,邊際交易成本趨近于零,交易效率有超過生產效率的趨勢。相應地,經濟活動的中心逐漸從生產轉向交易,經濟主體也從生產主體(企業)轉向交易主體(個人或家庭)。“新經濟”是以數據為核心生產要素的濟形態,在微觀上則表現為數據驅動的企業業務流程。比如,阿里、騰訊和百度等互聯網企業便是以平臺上沉淀下來的個人數據為核心,開展相應的電商、社交網絡、搜索以及衍生場景金融服務。2011年,世界經濟論壇《個人數據――一種新資產的崛起》報告,將個人數據作為“最新的經濟資源”,列為“新的資產類別”。專利、文藝品等人類高智力成果都已實現資產化,在新經濟時代,個人大數據等低智力成果也會實現資產化。包括個人數據在內的數據資產規模呈指數級膨脹,在資產結構中逐步超越了權益性資產和實體性資產,資源稀缺性在新經濟中將不再是中心議題。
賬戶與貨幣革命推動形成新金融
新經濟必然有新金融為之服務,金融根植于貨幣,新的賬戶和貨幣形態是新金融的標志。新經濟時代,網絡賬戶是用戶連接互聯網的通行證,是包含用戶信息價值和貨幣價值等個人數據的綜合載體。網絡賬戶集成了用戶貨幣資產和金融資產,不僅能夠集成資金流、物流和信息流,還能提供內生于網絡交易的一站式集成金融服務,成為用戶貨幣活動的大本營。中國的網絡賬戶服務于網絡交易,并衍生出支付結算和理財等金融功能。在西方發達國家,網絡交易的支付結算主要由信用卡承擔,并未衍生出大規模的銀行賬戶之外的網絡支付賬戶。目前,我國的銀行賬戶依托于銀行柜臺開立,沒有網絡交易的基因或場景。銀行賬戶與網絡支付賬戶一樣,都有向綜合交易賬戶發展的趨勢。
賬戶與貨幣具有天然的聯系,賬戶革命必然伴隨著貨幣革命。貨幣形態由紙幣演化到電子貨幣之后,不同層次的貨幣實現了快速、低成本相互轉化,現金、活期存款等預防性貨幣需求大幅減少。諾貝爾獎獲得者西姆斯認為,隨著技術進步,各種類型的資產都將有可能用來結賬,成為貨幣。貨幣與金融資產之間的邊界日益模糊,金融產品(或投資品)逐漸具有類似傳統貨幣的交易媒介功能,即金融產品貨幣化。比如,在中國引發互聯網金融熱潮的余額寶等“寶寶類”貨幣市場基金,實際上就是基金貨幣化的一種表現形式。隨著互聯網支付和數字加密貨幣的發展,分布式記賬技術解決了交易中的信任問題,實現了價值的點對點傳輸,進一步弱化了貨幣的交易媒介職能,強化了其價值尺度職能。數字貨幣是新經濟中的賬戶貨幣,未來的數字貨幣就是一種價值符號、一個精密的記賬系統。我國法定數字貨幣將基于“中央銀行―商業銀行”二元體系,商業銀行從中央銀行申請到數字貨幣后,提供貨幣流通與應用生態體系構建服務。
數字銀行的金融功能
現代金融功能理論認為,金融系統具有六項基本功能,即資源配置、支付結算、風險管理、提供價格信息,以及儲備資源和所有權分割,創造激勵機制。數字銀行不僅發揮信用中介功能,還將以市場信用和信息中介功能為主,朝綜合化方向發展。
從信用中介到信息中介
信用是一種債權債務關系,商業銀行憑借長期積累的信用優勢、信息優勢和資產轉換能力,承擔著信用中介、支付中介、風險管理和貨幣創造等金融中介功能。其中,信用中介最能反映其經營活動特征,是最基本、最核心的職能。這是因為銀行經營具有規模經濟效益,顯著降低了資金融通的交易成本,緩解了信息不對稱及其帶來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大幅提升了交易的可能性。但是,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的新經濟確立后,數字技術削弱了銀行信用中介職能賴以生存的基礎,擁有豐富賬戶數據的網絡平臺已經在一些領域替代了這一職能。銀行的存款資金被大量分流,支付中介和融資中介職能受到沖擊和挑戰,而這些沖擊的實質是信息和數據的沖擊。在這個過程中,銀行的信用中介職能逐步弱化,而信息中介職能逐步強化。商業銀行要鞏固和發展中介功能,需要從信用中介向信息中介升級。最終的理想狀態是,數字銀行提供交易撮合和風險管理等信息服務,不再需要資本來充當風險緩沖,從而,基于信用中介的利差收入下降,基于信息中介的服務收入在主營業務收入中占絕對主導地位。在數字銀行發展的過程中,商業銀行由信用中介轉型為信息中介要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出現了主要依靠電子渠道和自助渠道提供投資理財服務的直銷銀行。直銷銀行是數字銀行的初期形態,銀行的資金端實現了從線下向線上的遷移,更加安全便捷地滿足了長尾客戶長期被壓抑的投資需求。第二階段,在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推動下,基于數據獲取資產的數字銀行產生了,銀行的資產端實現了移動化、數字化轉型,為客戶提供消費金融、供應鏈金融等嵌入式場景金融服務,融資的成本降低了,流程簡化了,風險透明了,如中國的微眾銀行、美國的Simple定位為平臺中介,連接借貸雙方,提供風險管理和貸款管理服務,就是信息中介的雛形。第三階段,當遠程開戶得以實現,區塊鏈技術在金融領域廣泛應用,法定數字貨幣在全社會普遍推廣,社會征信體系發展完善,數字銀行也會進入成熟發展階段。這時,銀行將突破信用中介模式下風險偏好、資本約束和運營模式等約束,主要作為信息中介連接資金端和資產端,雙方的法律關系主要表現為直接借貸和收益權轉讓兩種模式。數字銀行將通過融合了各類金融賬戶和生活場景賬戶的統一綜合賬戶,為客戶提供資源配置、支付結算、風險管理(財富管理)和價格信息。
從銀行信用到市場信用
在發達國家的金融體系中,商業信用、銀行信用和市場信用相繼出現,至今仍發揮著各自的作用。銀行信用通過存貸款機制延伸出貨幣創造功能,在我國的金融體系中幾乎成為唯一的信用機制。新金融在我國的迅猛發展突破了銀行信用,展現了市場信用的巨大魅力。這是因為,互聯網顯著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程度,提高了風險定價和風險管理效率,拓展了交易可能性邊界,改變了金融交易和組織形式,本身就可以定義為“金融市場”,并趨向于瓦爾拉斯一般均衡對應的無中介或市場情形。所以,新金融是資本市場對銀行信用“脫媒”以來的第二次“脫媒”,第一次脫媒主要在傳統銀行的資源配置即融資功能方面,第二次脫媒則在支付結算、風險管理和價格信息提供職能方面。數字銀行作為新金融的一種組織形式,同時承擔了中介和市場職能。一方面,突破了傳統銀行信用對財務報表的依賴,側重于觀測和計算在線交易行為數據,更加依賴于數據驅動的“市場”信用。另一方面,數字銀行通過貨幣市場基金、資產證券化等傳統影子銀行模式開展貨幣轉移型信用活動,通過交易資產、同業資產、投資資產等資產負債表中的“銀行影子”模式開展貨幣創造型信用活動,這些在本質上都是市場信用。數字銀行的市場信用功能主要體現在,為客戶提供個人數據資產(含數字貨幣)和債權類資產交易,為交易雙方提供交易價格信息。一是個人數據資產交易。如前所述,新經濟的資產結構中,數據資產將超越權益性資產。當前,個人數據產權不清,誰采集誰擁有,數據管理分散、混亂,數據開放、流通困難。個人數據資產與貨幣資產都是個人財產,當法律明確個人數據的所有權歸屬于個人后,底忠行便能解決交易規則和定價等問題,通過建立個人大數據資產管理與運營系統,提供數據確權、匯聚、管理、交易與增值服務。二是債權類資產交易。在我國金融改革的過程中,公司和企業債券、地方政府債券等將發揮直接融資工具的作用,直接向企業和居民銷售。數字銀行的發展方向則是進行債券的發行銷售、信息披露、市場詢價和債券交易等。同時,在銀行間市場和證券交易所市場以外的場外債權資本市場,大量信用評級在2A以下的企業有融資需求,數字銀行將承擔這類非標準債權資產及其證券化工具(含理財業務)的發行、交易和流轉,成為多層級資本市場體系的重要環節。三是提供價格信息。這是一項重要的金融功能,展現了信息中介和市場信用的交易中介職能。數字銀行提供資金價格和資產價格,并為交易雙方提供最優的基于完全競爭的競價機制。這種價格形成機制解決了傳統市場上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和成本約束問題,豐富和完善了傳統金融的“價格信息提供”功能。
結語
數字銀行隨著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的新經濟而興起,是直銷銀行新的發展階段,不僅實現了零售銀行從網點分銷到線上直銷的渠道變革,而且應用金融科技手段再造銀行業的運營體系。新經濟條件下,經濟主體從企業這個生產主體轉向個人或家庭這個交易主體,個人數據實現資產化,數據資產超越權益性資產,在資產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從而數據成為生產資料。當前,承載個人大數據的網絡綜合交易賬戶逐漸孕育成熟,當法定數字貨幣在全社會普遍發行、推廣的時候,新金融格局便最終成型。
數字銀行是在新經濟、新金融環境下運營的新型銀行形態,將從信用中介向信息中介轉型,從銀行信用向市場信用發展。一方面,數字銀行將承擔信息中介功能,主要提供交易撮合和風險管理等信息服務,基于信息中介的服務收入將貢獻大部分利潤。向信息中介轉型將經歷三個階段,包括資金端線上化的直銷銀行階段、資產端線上化的數字銀行初期以及完全成為信用中介的數字銀行成熟期。另一方面,數字銀行將發揮市場信用功能,依賴于互聯網上沉淀的個人大數據進行信用評估,并通過資產證券化、同業和投資資產等模式開展市場信用活動,為客戶提供個人數據資產和債權類資產交易,為交易雙方提供交易價格信息。
2016年9月在G20峰會上,關于世界經濟“正處于新舊增長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上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提供的動能面臨消退,新一輪增長動能尚在孕育”,這些判斷引起了與會各國的強烈共鳴。
作為“中國方案”里的重要內容,《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的出爐,讓數字經濟成為與會各國創新增長方式、注入經濟新動力的共識。面對起伏不定的世界經濟形勢,網絡信息技術等產業再一次提供了發展的風口。時隔半年,新華三于日前在G20峰會會場上舉辦了一場以“新IT 新經濟”為主題的Navigate 2017領航者峰會。
新IT 新經濟
如今以互聯網為依托,數據資源為核心要素,信息技術為內生動力,融合創新為典型特征的數字經濟革故鼎新、大勢已現,自身發展及其對經濟輻射帶動作用均呈現爆發式增長態勢。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正成為轉型升級的重要驅動力,也是全球新一輪產業競爭的制高點。
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移動互聯網和人工智能以及信息安全則成為關涉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因素,此時新華三提出的“新IT”無疑是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引擎”。在新華三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于英濤看來,新IT+新經濟的組合,不僅促進各行各業的進步,提升人們的生活品質,也潛移默化地推動著社會制度建設與行業形態的重大變革。
數字經濟的本質,是在信息數字化的基礎上,實現信息加工處理的專業化與產業化。數字經濟的規模包括了“數字經濟基礎部分”,即信息產業本身;以及信息技術對其他產業帶來的產出增加與效率提升的“數字經濟融合部分”。在數字經濟的發展態勢下,新華三提出“應用驅動 云領未來”全新IT戰略,將數字化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的生產要素,以信息化的手段為載體,利用信息化的技術去實現社會的進步和產業的升級。
數字經濟的發展
對于中國來說,數字經濟既是中國經濟提質增效的新變量,也是中國經濟轉型增長的新藍海。電子商務交易額超過20萬億元,網民7.1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1.7%,數字經濟占GDP的10.5%……這些激發人們想象力的數字,反映著中國數字經濟帶來的效應,數字經濟,正為中國經濟營造出熱氣騰騰的發展場景。
數字經濟對中國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宏觀的經濟規模上,也滲透到人們生產和生活中的各個角落。站在城市的街頭,串街走巷的外賣小哥、各種顏色的共享單車,甚至連路邊的煎餅果子都可以掃二維碼支付,明顯能感受到數字浪潮帶來的沖擊。
人們的生活圍繞著四個主要的技術:云計算、大數據、社交網、移動。新IT帶來新的數據,數字經濟已經實際出現,改革是非常重要的,轉型是必須的。
一輪新的技術革命和制度變革,正以數字化的形式發揮作用,當實體經濟搭上數字化的順風車,一場以數字化為形式、以技術進步為手段、以經濟轉型升級為目標的變革正在悄然發生。
第三方研究機構IDC中國區總裁霍錦潔認為:“未來,企業IT基礎設施和軟件支出有三分之二以上將用于基于云的產品,全球每5個互聯‘事物’就有1個在中國。”
數字化經濟的六大特點
IDC的數據顯示,第三平臺和解決方案支配IT支出,年度復合增長率達到11.8%,到2020年將達到4萬億美元。在中國,數字化轉型經濟時代來臨,政府將大力支持數字經濟的發展。到2020年,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第三平臺市場,信息和通信技術花費將達到8440億美元。
IDC從互聯“事物”、巨型云平臺、DX開發人員/數字化供應鏈、數據提供商、渠道/數字化GTM合作伙伴、客戶/DX使用案例這6大維度,全面闡釋當今的數字化經濟,評估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
“互聯”事物:隨著互聯網的深入發展和物聯網的逐步成熟,萬物互聯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簡言之,現在主要處于人與人連接的時代,以后人與物、物與物的連接將會普及,萬物互聯是最終目標。
根據IDC的數據,2016年互聯的物聯網端點達到150億,到2020年將達到300億,2025年更是達到800億。而包括農業、公路、金融等各行各業的物聯網支出將達到1.3萬億美元。
巨型云平臺:云已經成為IT發展的主流。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云計算都成為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技術驅動力。而云2.0的到來,分布式架構的采用,到2019年,43%的互聯網數據將在云邊緣地帶得到處理。
云的普及讓安全成為一切的基礎。根據IDC預測,到2020年,IT領域頂級安全服務將從云端提供:云驅動加密、威脅分析、區塊鏈和合規性。同時,值得信任的云或者“可信云”成為企業上云的重要考量因素。
DX開發人員/數字化供應鏈:到2020年,DX團隊將從外部開發者社區(通常為開源社區)采購80%以上的解決方案組件。
數據提供商:在大數據時代,數據能夠創造價值,發現新東西。但是現在各行各業的數據不流通,企業數據源依然有限。然而到2018年,擁有DX戰略的企業將把外部數據源擴大至少3到5倍。
渠道/數字化GTM合作伙伴:到2020年,云服務提供商70%以上的收入將借由渠道合作伙伴/經紀人產生。
客戶/DX使用案例:IDC預計,2019年,全球企業將在技術和相關服務上支出2.1萬億美元來實施和管理DX舉措。
信息技術走向融合
數字化成為企業關注的重中之重,從流程、業務和運營都在走向數字化。數字經濟已成為新一波浪潮,技術成為企業轉型、經濟發展的驅動力,企業正迎來新技術產業的黎明。
數字經濟的發展,依靠的是信息技術的創新與應用的創新交替引領、彼此促進。新IT則是數字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信息化技術變革的聚合,它從IT基礎設施的虛擬化、資源池化開始,融合了大數據、大互聯平臺、大安全防護以及創新的服務與模式,為應用的創新提供支撐。
于英濤表示,新華三一直十分積極參與國民經濟建設、推動社會發展,并將“引領新IT,助推新經濟”作為企業發展的核心訴求。通過持續的創新投入、完善的服務以及全面的生態合作,新華三有信心也有能力讓創新成為企業發展的“常態”,更好地支撐各行各業的信息化建設與轉型升級需求,櫓泄新經濟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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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電子商務、即時通訊、搜索引擎、網絡娛樂、互聯網金融等經濟活動融為一體,進一步放大資源價值,信息服務業比重大幅增加從而改變了服務業的形態時,這意味互聯網經濟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即是信息經濟階段,當前活躍的云計算、大數據、支付等應用,是此階段的重要支柱。
第三個階段是被稱之為賽博(Cyber)經濟階段。未來的互聯網經濟不再是信息之間的溝通,而是萬物互聯的時代。現有生產方式和產業組織形式將發生改變,虛擬數字與實體產業將聯接設計、制造、流通、消費和應用等經濟活動的所有環節。這個時代是“互聯網+”已經成形的階段,也是德國工業4.0以及中國2025將要實現的階段。
不難看出,我國所處的互聯網經濟時代處于信息經濟時代,目前這三個層面正在依次前進,催動互聯網經濟發展速度越來越快,影響越來越深遠,作用會越來越大。最終互聯網經濟會進入基于信息高速公路條件下的原始社會形態,產品個性化,生產經營高度分散化,政府越來越小型化。
互聯網自被人們開始廣泛使用以來,已成為時展的重要工具,但更需要注意的是互聯網僅僅是一個載體,僅僅是信息快速傳播的主要渠道,就好比電報取信,而電話又取代電報一樣,如果人們能夠實現第六感的互聯,那么互聯網信息傳遞不再是優勢。如今,真實性存疑、不對稱信息在互聯中的泛濫,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互聯網經濟的發展。
對絕大多數的網民而言,他們會認為新生的互聯網金融生態是互聯網經濟的主導。實際上,類如余額寶、P2P、網絡銀行、支付寶等活躍在互聯網上的金融生態,嚴格意義上應該稱為金融產品線上化,并非金融創新,僅僅是通過互聯網技術將產品進行包裝,并不能作為時代的代表。
這也意味著,當前看似先進的互聯網金融,在互聯網經濟從第二階段轉向第三階段的時候,將成為落后的金融工具。雖然它們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為實體經濟發展起到資金扶持作用,但互聯網未來的發展并不只是簡單的給予,而是更多層次的服務。
數字內容產業鏈迎合當今全球低碳經濟時展趨勢。新媒體藝術的數字虛擬資源徹底消解了以自然實體資源消耗為主導的煤電與機械等傳統能源模式,虛擬能源旨在通過創新、智力資源籌建與低損耗特質,繼而觸發產業多元化,構建再循環體系,減少高碳能源消耗,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建立綠色生態文明,是現代經濟持續性發展與生態環境改進雙贏的一種新型產業經濟鏈模式。
新媒體藝術中的數字內容產業鏈在其主導的價值鏈、企業鏈與供需鏈等關聯性中,其資源的純粹性與產業的多元化始終貫穿其間:基于移動媒體網絡、在線實時通訊、超級鏈接、樓宇多媒體、觸摸媒介、數字動畫、數字雜志等媒介技術,創立以擬像、交互和共享為標志的新經濟模式,構建起創意產業,信息產業,傳媒產業,娛樂產業,旅游產業等經濟產業鏈,其全面滲入的領域包括數字動漫,平面設計,網絡游戲,展覽展示,廣告,咨詢業,旅游業,遠程教育等整個社會公眾媒介系統。
一、時基傳輸與眼球經濟
2001年著名經濟學家托馬斯、達文波特Thomas Davenport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眼球經濟”,其闡述的重點著重于后工業時代,資金、信息、知識、資本和勞力的供應都已十分充足,而一種潛在的稀缺資源正浮現水面,這就是注意力經濟中的消費者的注意力。從其觀點中我們可以看出,稀缺資源的配置與有效利用已成為當今經濟學研究的重要領域。“時基媒介”基于光纖光纜傳輸,超越了傳統時間與空間的劃分,在其時間的革新中促成了“時間即事件”概念的形成,同時也成為“眼球經濟”可能性的平臺基礎。
時基媒介以跨越時空界限而聚合信息,時間成為其媒介采樣、傳輸與回放的唯一價值參照,由時間引發的媒體自身之內、媒體與媒體之間的實時同步,其中的數據流層則蘊含了極其龐大的服務層,因為在面對多個媒體數據流,通過相應的時間同步方案,保證各個媒體信息能夠按照規定的次序出現持續性的傳遞給用戶,進而有效刪減了中間繁瑣的應用環節來聚合大眾的初始感受力。信息已成為一種“景觀”(居伊?德波Guy Debord),它裂變了生產方式與消費意識形態,商品已成為一種景觀性的意識形態之消費。
由時基傳輸帶來的信息實時共享,一方面瞬息萬變的信息不再受時間性的限制,使得大量的影像、咨詢、聲像、動畫等由服務器向客戶終端實時性、持續性傳送,用戶可以于第一時間內網羅來自全球眾多的共傳、共享資訊。另一方面就是對空間概念的革新,實時共享使得現代都市生活成為一個重疊的“U”型世界,因為其鏈接與傳輸方式已完全“扁平化”了,中間繁瑣的交替應用環節被徹底消解,由廣褒地域空間所引發的時效性秩序也不復存在,啟動與到達成百倍的縮短,使得當今世界正在經歷“內爆”(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 ),而這正是由媒體本身所引發的各領域之間之界限喪失,價值爆于媒介自身。
因此,眼球經濟不再受傳統經濟模式中關于主動與被動,即主客體之間的限制,并已潛入當下人們普通經濟生活之合理授權。資本利益價值將最大化的集中在時基媒介之中,如今天的門戶網站、搜索引擎、博客、微博、手機頻道等代表數字媒體上的所有資產,其中包涵了物質性實體產品與創意衍生性虛擬產品,進而達成注意力經濟之受體與資產提供之主體之間合理換。而其時基傳輸價值鏈源頭將引發企業鏈的鏈鎖反應,如平面設計與創意規劃生成的廣告創收;由網絡和其他數字平臺運營成為生成的服務性消費創收;由中介、導引環節發展生成的信息交流創收;龐大的物流費用;由軟件開發以及知識產權投資生成的一系列創收等,“眼球經濟”的迅速發展又反作用于原創設計、藝術、傳媒、程序編寫等數字化人才的培養機構的增多,人才傳輸與專業教育領域的附屬產業鏈的擴張與繁榮,有效增多競聘崗位,解決了社會的就業問題。所以,以時基傳輸、實時共享為代表的新媒體藝術潛藏著構建新型世界文化產業經濟結構與運作模式的強大價值體系。
二、數字動漫的虛擬沉浸
20世紀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在其“擬像(simulacres)”概念中著重闡述了基于媒介革新,現代社會的生產方式正向擬像、仿真社會加速轉變,這并非簡單停留在“仿造”層面,而是:缺席已還原為存在,暫存已成為一種常態,虛擬已為一種真實的“在場”,摹本已沒有了原本,因為原本已成為了一種“擬像”。新媒體藝術中的虛擬沉浸效能正使得人們生存于某種“擬像”世界當中。“虛擬現實”已成為一種現實。新媒體藝術的虛擬現實沉浸通過對人類綜合感知系統的重新整合與調配,創建包圍式敘述,虛擬模型創建,時空穿越,邊緣體驗搜索等技術概念化,構建起如奈西塞斯式的“夢想”(異想的可行性)存儲數據庫,在創造身體生理到心理感知全新包圍式體驗,實現深沉夢幻沉浸與交互完美體驗同時,改變人們的認知方式,實現人與外部客體的深度的交互融合。
那么以虛擬沉浸與交互體驗技術為主要“變現”渠道的數字動漫產業,凸顯了以媒介自身技術革新促成新型產業經濟鏈的典型案例,同時在國際競爭中已成為提高國家軟實力與文化輸出的新興支柱經濟力量。數字動漫產業可以極大的發揮智力創意性價值鏈,借助各區域各地域的文化屬性,充分發揮民族文化優勢,借助區域市場的區間專業化分工、協調以及多維性需求,以虛擬沉浸為體驗的頭腦風暴、眼球風暴創意為核心,以大眾傳媒機制載體為合作形式,帶動一系列周邊產品開發的供需鏈而成的產業鏈架構。
就當前動漫產業鏈案例而言,日本ACG產業鏈的高端技術與成熟市場確實有目共睹,成為日本的文化輸出主要渠道和第二大支柱型產業。虛擬沉浸技術新媒體產業鏈的構建將如同原子裂變一樣引發潛在的巨大經濟鏈鎖反應:處于價值鏈源頭的原創設計、形象創作、技術研發、項目策劃,作為智力創意能源在建立其形象品牌的同時本身蘊含了源源不斷的衍生能力;繼而到品牌傳播、市場運營、虛擬銷售等與大眾傳媒合作形式,以電視電影、報刊雜志、舞臺出版為拉動效應的載體合作,又將引發下面一些列延伸性產業,如公仔玩具、包裝裝飾、文具書刊、餐飲、郵電、主題服飾、主題公園、產品體驗館等周邊產業。英國,法國企業借助虛擬沉浸技術的數字魔力而創作的“哈利波特”,“達芬奇密碼”等形象品牌在全球掀起上億的電影票房同時,與其相關的書籍銷售、DVD影像、畫冊、服飾、食品、網絡游戲以及主題旅游產業更是蘊含了不可估量的價值利潤。
三、交融性的公眾渠道
日本藝術家八谷和彥Hachiya kazuhiko于20世紀90年代嘗試了人機交互實驗作品:“ Inter Discommunication ”,在其作品中八谷和彥設置了兩位參與者互帶著數據頭盔,從數據頭盔的顯示屏中顯示的卻是以對方視角所觀察到的物象。藝術家借用新媒體技術對圖像、聲音、頻道等交叉敘述與對活動(靜止)物象進行多層次、多維度的交互與替換,從語言、風格、形式以及立場等方面提出了影像與空間、環境、視角的融合性問題,并有意于哲理層面對傳統上“自我”與“他者”概念進行了交換。
因此,新媒體藝術的交融性概念通過將受眾(客戶自身)直接納入到網絡化和地域性多媒體虛擬數據庫,建立交互性公眾產業渠道,如為環境設計、城市規劃、建筑空間以及廣告創意、產品設計甚至跨領域學科如自動化辦公等提供技術與美學上的支撐,另一方面增加了傳播渠道的衍生性,如將戶外移動媒體、樓宇多媒體、公共客服終端等公共空間聲像交互“鏈接”為一個嚴密體系,使得城市移動人口生存在這個由多種新媒體平臺所焊接的虛擬數據通道(數字社會)之中。因此在產品的宣傳與傳播過程中,供應商不再以單純的廣告植入而消解消費者理解與接納之權利,而是通過交互對話的意義發掘;基于交融性中的身份界限的消解,從而使受眾作為巨大的需方市場同時也轉變為間接的供方市場,徹底改變過去單向度的供需關系進入一種循環互經濟的運作體系;拓展多元化的銷售渠道,即人們在體驗與理解中就已經開始“消費”了:“技術即產品”。從這條價值鏈中又進入對如銷售咨詢(傳播途徑)、信息廣告(傳播內容)、電子制造業(傳播技術)、交通(數據共享)、教育(新媒體應用與教學)、旅游產業(都市文化)等多層企業鏈的有效推動與發展。
在這樣一種新型經濟網絡結構中,沒有嚴格綱目,不再有特權與從屬之分,平等的環節與共存關系使其突破了傳統的行業壁壘與行政邊界,融合了從投資、生產到銷售鏈條中的每一環節,促成其間之“共謀互利”:投資方通過概念創意刺激資本市場的活躍;技術開發商和設備生產商通過“技術即產品”而獲取巨大的市場空間;傳播運營商可跨越行業壁壘來擴大經營內容;而內容提供商則可尋求更多的產品分銷渠道、擴大公眾的議價能力。
新媒體藝術雖具有不可比擬的技術與觀念上的優勢,但我們也要看到其與區域性經濟體結合過程中將會出現的一些難題,尤其在國內,新媒體技術相較于傳統媒介在針對具體應用問題劃分與方法論確立方面還未能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創新內容與原創品牌的稀缺,對外來形象與手法的盲目復制;以鮮明的東方形象簡單附著西方風格最終淪為不中不洋缺乏民族創意的作品,“華僑文化”制作跡象普遍存在等等,技術的優勢與智力概念的劣勢強烈反差與尷尬處境使得數字內容產業優勢沒有盡致發揮。同時由于新媒體藝術與傳播渠道磨合的實驗性,導致相當部分的創意產品被其他傳統傳播渠道習慣性的同化,導致后期銷售渠道邊界模糊,遍布于城市中的新媒體載體并沒有發揮其功效,使得數字內容價值無法轉換為等效利益,因此與其相聯的企業鏈與供需鏈誘導出初始性脆弱與相對閉合狀態,沒有形成真正的良性循環與衍生。這些都是新媒體藝術產業鏈經濟發展探索中迫切需要解決的難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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