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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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投資范文第1篇

我們利用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國民總產出等時間序列數據，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其中Y為國民總產出，K、H分別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入量，A為效率因子，分別表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估算人力資本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我們將變換后得到，并對模型中變量進行如下處理：

(1)利用國民生產總值GDP代替Y；

(2)利用固定資產存量(固定資產凈值＋固定資產投資)代替K(物質資本投資)。根據相關文獻研究，我們設定1980年前所有固定資產的平均折舊率為3.5%，1980年后所有固定資產平均折舊率為5%，并采用直線折舊。

(3)用人力資本存量(從業人員×平均受教育年限)代替H(人力資本投資)。

由表2可以看出，在回歸分析中，R2＝0.996，表明K、H對Y的解釋能力很強，且回歸方程通過F和t檢驗，表明國內生產總值Y與固定資產存量K和人力資本存量H有顯著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關系。據此，我們得到我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從上述生產函數可以看出，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加1%，將推動經濟增長0.651%，人力資本存量提高1%，將推動經濟增長0.358%。同時，我們應該注意到，截止到2001年底，我國固定資產存量總額達到205377億元，在5%的折舊水平下，要維持固定資產存量增加1%，我國需增加固定資產投資12322億元，而據世界銀行估算，如果我國普及6年制初等教育和基本的公共保健及衛生服務體系，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國只需要每年增加20億元的教育經費。按此推算，如果我國增加200億元初等教育投資后，2001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將提高到8.43年，人力資本存量將增加5.78%，國民生產總值將增加2.1%。實證研究表明，人力資本投資（主要是教育投資）比物質資本投資更能促進經濟增長。國外有關實證研究也表明，教育投資確實能促進經濟的增長。如Barro(1990)對98各個國家的1960年～1985年GDP數據進行分析發現，教育投資是人均GDP增加的主要原因。

但事實上，我國人力資本投資力度一直小于物質資本投資力度，據武志鴻(1999)統計，1998年我國物質資本投資比1980年增加3019.6%，而同期人力資本投資增加1280.7%。盧卡斯人力資本積累模型指出，在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社會中，較高的物質資本積累需要較高的人力資本積累相對應。因此，我國必須調整投資結構，在注重對物質資本投資的同時，要加大對教育的投資力度。

目前，我國教育投資主要來源與國家財政性支出、企業和個人投入等，隨著我國居民生活水平逐漸提高、高等教育產業化的推行以及個人教育需求的穩步增長，居民教育投資總額在不斷增長，成為我國教育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同時，隨著我國個人所得稅征收的逐步完善，可以預見，個人所得稅也將成為我國主要稅種之一。而教育投資作為一項投資，其規模大小取決于投資收益率。個人所得稅作為對個人收益的主要調節杠桿，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居民教育投資規模。有鑒于此，本文將從個人所得稅的角度來探討如何促進我國居民教育投資。

個人所得稅政策調整方向探討

1、調整稅率，發揮調控功能

我國高收入階層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允許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傾斜性政策扶持的結果。這些傾斜性分配政策和新舊體制轉換中的漏洞造成的“暴富”階層和由于媒體炒作而形成的各種財富驚人的“星族”，構成我國高收入階層的主體。這類高收入階層所得既不是按勞分配所得，也不是資本、經營所得，對此課以重稅不會影響人們勞動、投資的積極性。因此，為體現社會公平，營造尊重人才、尊重勞動的良好社會環境，我國應將高收入階層作為個人所得稅的調節重點，提高該階層的邊際稅率。現階段的個人所得稅政策應朝“照顧低層、扶持中層、調節高層”方向發展。

(1)照顧低層。1994年，我國個人所得稅基本扣除額為800元，此后生活費用不斷上漲，2002年物價水平比1994年上漲60%。因此，這一基本扣除額應作適當調整。我們認為將個人所得稅基本扣除額定為1500元是比較合理的。

(2)扶持中層。高學歷人才投資期限長、成本較高，據中國教育和科研網統計，從幼兒園到大學畢業，19年間上海一般家庭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資平均高達10.5萬元。根據保守估算，一般家庭培養一個大學生總共需要投資5萬元，而從目前的就業形勢來看，大學畢業生（包括專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平均工資在1500—6000元之間，目前，我國居民高等教育投資劇增，它是我國多年來高等教育需求無法滿足的一種爆發，一旦就業形勢嚴峻，大學畢業生的未來收益將會下降，最終將導致高等教育投資收益率的下降，居民的投資熱情將會劇減。針對我國教育投資的特點，個人所得稅政策應對該階層的人群進行扶持，提高個人教育投資收益率，進而提高社會對教育投資的熱情。

(3)調節高層。月收入超過10000元的高收入階層將是我國所得稅調節的重點，我們應適當提高該檔邊際稅率。事實上，西方國家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達到80%—90%，即使后來普遍調低個人所得稅稅率，其最高邊際稅率仍高于50%，而我國當前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擴大，而最高邊際稅率只有45%，我國高收入階層居民的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應適當提高。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對我國個人所得稅各檔邊際稅率進行了調整，雖然，我們提高基本扣除額，降低一般勞動階層的邊際稅率，造成個人所得稅稅收收入的減少，但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加強高收入階層的征管和監控來增加個人所得稅。同時，我們對社會未來消費主體進行扶持，從長遠角度來看，我們正在培育穩定的稅源，因為他們已經或者將是我國社會消費和投資主體。

2、完善抵扣政策，提高教育投資收益率

驅動個人進行教育投資的主要因素在于投資后的未來收益率，而我國目前所實行的超額累進個人所得稅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約教育投資：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教育投資成本越高，且未來收入也越高，由于個人所得稅的累進性，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增長更快，導致未來收益率有可能降低。因此，在促進個人增加教育投資時，個人所得稅政策可在兩個方面有所作為：降低教育投資成本和提高教育投資收益。

不同文化程度的受教育者，其投資成本是不同的。稅收政策應對不同文化程度的納稅人制定不同的教育資本投資費用扣除標準，允許其在稅前扣除。

我們可以按照固定資產折舊的處理方法來確定受教育者投資成本的稅前扣除額。首先計算出不同學歷的平均教育投資成本，主要包括教育支出（學雜費支出）、教育機會成本（因接受教育而放棄的工作收入）。其計算公式為：。其中為第i年學雜費支出，為第i年因接受教育而放棄的工作收入。考慮到區域經濟水平發展的不均衡性，各地區課根據本地的工資水平計算出不同學歷勞動者的平均工薪，據此計算出本地區不同學歷受教育者的平均投資成本，然后將教育投資成本在規定的年限內（比如20年）平均分攤，允許其在繳納個人所得稅前抵扣。

教育投資范文第2篇

1、過于傾向投資熱門的學校、專業或是大眾熱衷消費的教育領域；

2、重數量輕質量，以為投入越大收益就越多，盲目加大投資力度；

3、缺乏理性的分析和判斷，盲目地跟從和攀比；

4、主觀臆斷，不尊重孩子意愿，漠視孩子選擇教育的權力；

5、一味追求學習成績的提高，忽視其他非智力因素的培養。

教育投資的非理不僅會導致投資效益的低下和資源的浪費，同時也會影響孩子受教育的質量，孩子在接受家長的硬性安排后，往往會產生抵觸情緒和排斥心理，最終可能導致學習成績不盡如人意，進而對今后的就業、生活等造成不良影響。

教育投資是一種特殊投資，孩子是個成長股，所以家長對孩子的教育投資要求更加理性。

選準目標

主要是看孩子愛好什么，而不是家長自己想要孩子學什么。家長不能重自己的意愿而輕孩子的需要，因為孩子是獨立的、有意識的、有思想的個體，父母只有在尊重孩子的興趣、個性的基礎上，才能逐步引導和培養孩子的學習和能力。

選對時機

是指一定要在孩子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極度渴望的內在需要的時候去投資，而不是先投資再逼著孩子去學。如果孩子還不想彈鋼琴，家長就投資給孩子買鋼琴，并逼著孩子去學，那么孩子要么應付差事，要么反抗不學，家長良好的愿望反而會換來負面結果。

合理分配

學習的提高、智力的發展屬于教育，但孩子的道德品質、勞動技能和情緒情感等非智力因素的培養也是教育的重要內容。家長在進行教育投資時，一定要遵循全面發展的原則，合理地分配資金，以保證孩子全面健康地成長。

適當投入

現代家長的觀念中存在一個很大的誤區，以為只要給孩子創造最優越的條件，孩子就能成才。其實不然，據“杰出青年的童年與教育”的研究表明，80％的孩子來自生活不富裕的工農家庭。教育是一種產業，必須要有投入，但絕不是越多越好，只有量力而行，把錢花在刀刃上，才能真正實現效益，盲目的投資只能是一種浪費。

案例2：實際收入與教育投資愿望產生沖突

鐘先生今年38歲，從事工廠管理工作，年收入65000元；妻子自己下海經營了一家小店鋪，每年純收入大約35000元；夫妻倆有一個10歲的兒子巍巍，巍巍活潑可愛、身體健康。

鐘先生在一年前購買了某保險公司的重疾分紅險作為夫妻倆的醫療保障，繳費年限20年，年繳保費9000元。考慮到孩子未來大學的教育開支，夫妻倆在兒子出生不久后即為兒子投保了一份兒童教育險，繳費18年，年繳保費3650元。

教育投資范文第3篇

一、我國義務教育投資現存的問題

（一）義務教育投資不足

盡管國家已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逐年加大對教育的投入，但由于國家百廢待興，財力有限，再加上實行中央與地方財政的分級管理以后，國家財政占國民生產總值的份額連年下降，已由1978年31．2％下降到1992年14．7％，因此國家不可能在教育投入上有更快的增長，近三年來教育投資占國家財政總支出一直徘徊在12．7％，就足以說明這一問題。總體教育經費的投入不足，義務教育經費的短缺也就在所難免了。

一方面是教育投入的不足，一方面是接受九年義務教育人數的急劇增加。據有關學者測算，到2000年7－12周歲小學適齡組人口約1．4億人，比1987年1．15億人增加近21．7％，國家預算內義務教育投資需800－1000億元，而1993年教育總經費是600．94億元，可見在未來的幾年里我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要達到預期的目標，亟需義務教育投資的大幅度增加。

此外，我國在義務教育投資方面，由于，還存在著歷史性投入不足，尤其是在教育基本建設方面，欠帳過多，到現在中小學校還有大量的舊房、危房需要維修和擴建，而目前的教育投入只能勉強維持眼前的需求，無力彌補欠帳，因此更顯出教育經費的短缺。

（二）義務教育投資的內、外部結構不合理

首先從義務教育投資的外部分配狀況看，總體教育投資過于向高等教育傾斜，義務教育投資比例相對偏低，這可以從初等、中等、高等三級教育生均費用之比中得到證實。1988年我國三級教育生均費用之比為1：2．31：33．72，而世界一般發展中國家為1：1．7：8，發達國家為1：1．1：1．3或1：4：3．7。可見在我國培養一名大學生的費用竟相當于培養一名小學生的30或40倍。這種偏重于高層次教育投資的方針與分配比例政策，無疑從結構上造成我國義務教育投資的短缺，因此非常不利于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特別是目前仍處在普及初等教育階段的經濟貧困地區。

其次在義務教育投資內部使用結構上也存在著不合理的地方，一是在義務教育總投資中，教育事業經費與教育基本建設投資比例不協調，基建投資比例偏低，不到2％，農村中小學的校舍建設幾乎是由農民自籌資金解決的，就說明了這一問題。二是在義務教育事業經費中，人員經費擠占公用經費現象嚴重，1993年普通中學用于人員部分達82．81％，小學將近90％，公用經費所剩無幾。為此，許多地區連起碼的教學條件都保證不了，更何談義務教育質量的提高。

（三）義務教育投資管理體制不完善

自80年代以來，我國實行了由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義務教育投資體制，它打破了過去那種統收統支、高度集中、管理僵化的分配格局，從而調動了地方政府和社會辦學的積極性，增加了基礎教育管理與發展的靈活性。但同時，隨著這一體制的實施，其本身固有的一些弊病也就越加明顯地暴露出來。

首先，現行的義務教育投資管理體制不能有效地保證各地區義務教育普及進程的均衡發展。根據我國實行的財政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體制要求，義務教育的投資支出是全部下劃到地方財政－－城市是市財政，農村是縣、鄉財政，由地方政府全部負責和安排對義務教育的投資，這樣就使得義務教育的普及與發展只能取決于各地區經濟發展，取決于各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狀況。由于各地區的經濟發展總是不平衡的，總存在著一定甚至是比較懸殊的差距，各地區的財政收入水平以及各地區對義務教育的投資能力自然也各不相同，落后、不發達地區的義務教育發展也因此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投資保障，那么由此引起各地區義務教育普及與發展的不均衡也就在所難免，事實也正是如此。

其次，這種投資管理體制還缺乏對地方政府投資行為的有效約束，從而不利于保證地方政府對財政資金和教育投資的合理運用，保障地方教育事業發展對教育投資的正常需要。這是因為，現行的投資管理體制要想正常的發揮作用，必須以地方政府行為的規范化為前提。地方政府只有按照社會或上級政府的意愿，并根據經濟合理與效率的原則來安排對教育的投資支出，才能保證義務教育的正常發展；否則既使是這一地方經濟上存在著使義務教育大力發展的可能性，也會因地方政府對支出的不合理安排而使義務教育事業的發展受到嚴重的抑制或損害。由于我國在體制、法規上存在著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再加上地方一些政府官員的素質不高，先經濟后文教，輕視教育的思想觀念根深蒂固，因此地方政府在財政支出方面的行為是相當不規范的，擠占、挪用、削減教育經費的現象時有發生，而且得不到有效地抑制和解決，前面提到的長期拖欠教師工資的事例正是現行體制下地方政府種種不規范行為的具體表現。

（四）義務教育投資使用效益不高

義務教育投資不足，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既使這有限的經費，由于使用效益低，也沒有充分發揮出它應有的作用，反而加劇了教育經費的短缺，其主要表現是：

1．中小學教職工與學生比逐年下降，學校機構臃腫，超編現象嚴重，占用了大量的人員經費開支。按現行編制計算，目前，全國中小學教職工超編66萬多人，若以人均支出200元／月計算，每年需多支出人頭費13億多元，可見教育經費因冗員過多的浪費是驚人的。

2．學校布局不合理，規模效益比較差。這在廣大的農村表現尤為突出。義務教育自從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體制后，較為普遍的形式是縣、鄉（鎮）、村三級辦學。在農村，以自然村布局設校，勢必造成學校布點多，規模小，班額不足，形不成一定的教學能力，師資、設施得不到充分的使用，辦學的規模效益也就無從談起。

3．由于種種原因形成的中小學生輟學、留級現象的大量存在，也占用、浪費著有限的教育經費。全國每年小學輟學的兒童約在3％，初中輟學率7％以上，在農村小學生的留級率高達20－25％。這樣，按正常入學率投入的年度教育經費，由于學生輟學而獲益較小，又由于留級率高，使正常的投入又往往不夠，需追加投入，從而造成浪費。

二、提高義務教育投資的基本思路

要想使義務教育擺脫目前的困境，加快普及進程，實現到本世紀末全國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宏偉目標，教育投入上的穩定增長是當務之急。為此，提出以下幾方面的建議：

第一，做為義務教育辦學主體的各級政府，還應進一步加大對義務教育投資的力度，要切實落實《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所規定的，到本世紀末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4％，和“八五”期間財政支出中教育經費支出水平全國平均不低于15％的目標，以及近期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中央進一步提出的，省級政府的教育投入應占財政支出比例的20％以上，市、縣級政府的投資比例還要更高的要求。

為此，要使教育經費在國家及各級政府預算中占有穩定的份額，不因政治、經濟或其它因素的影響而經常波動，應把教育經費列為預算母項，實行預算單列，使教育事權和財權相統一，并且加強對各級政府教育投入水平的監控，建立、建全教育經費支出監督檢查制度。

同時，要盡快出臺有關教育投資的法規，使教育經費的籌措、支出有法可依，充分顯示法律的權威性，以法約束和懲治地方政府在教育經費使用上的不規范行為，從而切實保證政府撥款的主渠道作用。在法規中，應規定教育經費在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支出中的比例，用于義務教育的經費應在教育總經費中單獨立項等有關條款，各級地方政府也應制定出相應的法規、細則。

此外，為避免由教育投資內部分配結構不合理而造成的義務教育的投入不足，應使義務教育投資在教育總投資中有合理的比重，以保證中小學生均費用的逐年提高；義務教育投資內各部分經費分配也應有協調的比例關系。

第二，進一步調整和完善現行的義務教育投資管理體制。既然現行的全面由地方政府直接負責的投資管理辦法，不能有效地保證我國義務教育的正常普及與發展，存在著前面提到的種種弊端，而過去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已經實踐證明存在著管得過死，不利于調動各級政府和社會對教育投資的積極性，因此應把適當的集中和分散管理結合起來，針對不同的地區，采取不同的方法。在經濟發達的地區，因不存在經費緊張等問題，可仍實行原來的體制和辦法，義務教育經費仍由縣、鄉共管，充分發揮鄉財政的作用。在經濟不發達或落后地區，則采取相對集中的管理體制，義務教育經費由市或縣財政統籌管理、調配，直接安排給其下屬的各個學校，以防止被中途截流或挪用。由于對中小學教育的投資主要是用于支付教師的工資，而教師工資的發放相對比較規范、穩定，因此這種專款支出可主要用于發放教師工資，這樣用，不僅不會對學校經費的運用產生管理過死的弊端，反而有利于全國（全省）范圍內為中小學教師創造一個大體相近的福利條件，既有利于改善貧困落后地區教師的待遇，也有利于加強對教師隊伍的集中管理和調度，當然在實行這種方法的同時，應加強對現行教師隊伍的整頓與管理，以保證教師隊伍的精干和高效率。

為使邊遠、貧困落后地區的義務教育普及進程能盡快趕上全國的步伐，使我國義務教育能均衡發展，除進一步完善投資管理體制外，中央和地方縣級以上各級政府都應設立和增加對此類地區實施義務教育的專項經費，并保證專款專用。

第三，為確保義務教育投資有穩定來源，除了要充分發揮政府財政撥款的主渠道作用，還要進一步在多渠道籌措資金上下功夫。在這方面《綱要》已做出較全面的部署，這里僅提幾個補充的建議。

首先，應當進一步完善教育費附加征收制度。自1986年城鄉教育費附加開征以來，已成為國家預算外義務教育的一個穩定來源，對緩解基礎教育經費緊缺，起到了重大作用。但由于征收制度、管理辦法尚不健全，近兩年不能如數征收的現象比較嚴重，這在農村尤為突出。過去農村教育費附加以隨糧征收的辦法向農民統一收取，可近兩年糧食等農副產品市場放開，農民沒有了直接向糧食收購站交送公糧的義務，附加費的征收遂失去依憑，出現了征收難的危機。與此同時，伴隨著減輕農民負擔的措施的實行，有些地方采取“一刀切”的辦法，把教育費附加也給取消了，致使這筆資金不能如數征收，1992年如按1．5％的比例，全國應征收110億左右，而實際只征到50多億。有鑒于此，為使這一政策具有法律的強制性，使征收的數額能穩定增長，建議在此基礎上，開征社會教育稅，從稅制的角度保證義務教育經費的穩定來源。

其次，義務教育階段免收學費，但應適當提高學雜費的收費標準。長期以來，中小學學雜費的收費標準偏低，與教育事業發展、物價上漲的現實極不相符，因此應隨物價上漲指數同步增長，藉以維持教育的簡單再生產。學雜費的收費數額應由各地教育部門根據實際情況制定，統一公布執行，并接受公眾的監督。

教育投資范文第4篇

一、評估主管部門

項目評估由教育部委托入選咨詢機構實施。委托評估時，教育部下達《咨詢評估委托書》，明確評估內容、評估重點和完成時限等要求；同時，提供項目建設單位報審文件（含項目建設學校決策校辦公會會議紀要）、有資質單位編制的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含項目招標方案）、建設項目用地預審意見、當地城市規劃部門提供的建設項目規劃意見、當地環保部門提供的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意見等相關評估資料。

二、評估組織形式及專家要求

項目評估采用項目負責人制，由評估單位確定具有相應資格人員作為項目負責人，負責項目評估全過程的組織、協調及評估報告的編制。

項目負責人根據建設項目的性質和規模成立由技術專家和經濟專家組成的項目評估小組承擔評估工作。評估小組的人數應根據建設項目的規模和技術復雜程度確定，一般大型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評估應由7~9個人組成，中小型項目由5~7人組成，初步設計評估由5~11人組成。

評估小組應當由了解國家和行業發展的相關政策法規，熟悉本行業的技術經濟發展情況，并具備豐富的項目咨詢和設計經驗的專家組成，一般包括建筑、結構、給排水、暖通空調、電氣、管理、建筑經濟等。評估專家須具有與可行性研究報告編制或項目設計專業人員同等或以上的專業職稱或執業資格。如有必要，可聘請外單位專家參加評估小組。

入選咨詢機構應按上述要求建立項目評估專家庫，并報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備案，咨詢機構接受項目評估任務后原則上應在專家庫中隨機篩選專家組成項目評估小組。評估項目負責人及小組成員名單報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審定后方可開展評估工作。

三、評估原則

1．評估工作應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堅持獨立、客觀、公正、科學、民主的原則。

2．評估必須按照國家法律法規、行業規范、標準以及相關規則、

程序要求進行。

3．評估工作應遵守主管部門制定的紀律和守則。

4．評估結論應當科學、合理、真實、可靠。

5．評估人員應充分認識工作的重要性，從國家和學校事業發展的高度提出評估意見。

四、評估程序

1．由教育部向評估單位下達《咨詢評估委托書》，由項目建設單位向評估單位提供相關評估資料。

2．評估單位依據項目特點確定項目評估負責人，組織相關專業人員成立項目評估小組，并報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審定。

3．由評估項目負責人組織評估小組成員對所提交資料進行初審，審查評估所提交資料是否齊全、文件編制內容和深度是否符合國家有關文件的要求。對不滿足要求的子項或缺項，咨詢或設計文件編制單位對項目文本或資料應進行補充完善。對不具備評估條件的項目，應及時告知建設單位準備相關資料，并同時反饋給教育部發展規劃司。

4.對符合評審條件的項目，由評估小組按照工作計劃形成初步評估報告，并送下述評估會議與會人員會前審閱。

5.召開項目評估會議

各專業評估工作基本完成后必須召開評估會議，評估會議地點在建設單位。會議由項目評估負責人主持，參加人員一般包括項目咨詢評估小組全體成員、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或初步設計及概算編制單位各專業人員、建設單位主管基建工作校領導及基建管理部門成員、主管部門負責人等相關人員。評估會議程序如下：

①建設單位介紹項目情況。

②項目咨詢或設計單位對項目內容進行全面匯報。

③評估小組成員根據評估意見質疑，編制單位答疑。

④由項目評估負責人組織總結匯總各專業專家意見，提交編制單位及建設單位。

6．編制單位、建設單位兩家協商，對專家提出的意見共同進行書面回復意見，并報送評估單位。

教育投資范文第5篇

目的研究醫生教育投資回報，為醫生薪酬決策提供依據。方法選擇江蘇、安徽、陜西3省各5家三級綜合醫院開展問卷抽查，采用加入控制變量的Mincer模型估算各階段醫生教育投資回報。結果江蘇、安徽、陜西醫生教育投資回報率依次為10.5%、9.9%、9.1%;“大專及以下”“本科”“碩士”“博士”階段醫生教育投資回報率依次為7.1%、10.1%、11.9%、13.3%;“大專及以下”階段，江蘇、安徽、陜西醫生教育投資回報率分別為3.4%、4.1%、4.3%，而“本科”“碩士”“博士”階段，三省的醫生教育投資回報率依次降低。結論我國醫生教育投資對于提高收入水平具有正向作用，但隨著受教育水平提高，教育回報的增長率反而越低，應建立科學合理的薪酬決定機制，提高醫生的教育投資回報率水平。

【關鍵詞】

Mincer模型;教育投資回報;應用研究教育投資回報其本質是教育對收入的作用，教育作為一種投資方式，其回報的高低反映了教育投資對收入分配的作用。醫生培養周期長，在未進入勞動力市場之前，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本投資。研究醫生教育投資回報可以為如何增加收入、縮小差距提供依據。Mincer模型形式簡潔，考慮到教育和工作經驗這些具有生產力特征的要素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報酬，應用廣泛。本文在Mincer模型的基礎上研究醫生教育投資回報，為醫生薪酬決策提供依據。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本研究采取分層抽樣，根據我國東、中、西部的劃分，選擇江蘇省、安徽省、陜西省，每個省選擇5家三級綜合醫院開展問卷調查。調查問卷涵蓋了性別、文化程度、工作年限、職稱、科室、工資收入等基本信息，其中工資收入為實際發放的工資，包括基本工資、績效工資、津貼補貼等。共回收有效問卷2428份，其中江蘇808份，安徽810份，陜西810份。

1.2方法本文采用Mincer模型來對醫生教育投資回報率進行OLS計量估計。式(1)是根據教育和工作經驗對工資收入的影響所建立的半線性對數等式，能夠估算出它們在勞動力市場的報酬率。但醫生收入水平的高低不僅僅受到教育和工作經驗的影響，還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如職務、科室、個人能力等。另外，受傳統封建思想的影響，男性獲得教育的機會遠遠多于女性，并且在勞動力市場中存在的性別歧視，也就是說醫生收入水平可能會受到性別因素的影響，僅通過式(1)可能“高估”了教育變量對工資收入的影響，產生非“一致性”的計量結果。為此，許多研究者通過加入一系列的控制變量來擴展標準的Mincer模型，期望能得到“無偏”而又“一致性”的估計結果。其中，X為一組可能影響工資收入進而影響教育投資回報率的控制變量，這些變量分別為性別、職稱、科室、是否參加過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與工作后是否參加過培訓等;λj即為第j個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關鍵解釋變量“受教育年限”實質上包含了不同的教育階段，不同階段上的教育投資回報率可能存在差異。為了分析不同階段的教育投資回報率，本文根據教育階段劃分教育年數，由于醫生教育水平較高，所以確定“大專及以下”“本科”“碩士”“博士”4個教育階段，然后再根據教育階段將受教育年數劃分為4個變量。

1.3統計分析本研究使用Excel軟件進行數據錄入，建立數據庫，使用Eviews8.0進行分析。

2結果

2.1總體的醫生教育投資回報如表1所示，列(1)利用簡單Mincer模型推算得出的醫生教育投資回報率為12.9%，列(2)添加兩個表示個人能力的控制變量后醫生教育投資回報率下降為12.3%，列(3)進一步加入可能影響醫生工資收入的科室、職稱兩個虛擬變量，男性的工資比女性顯著地高5.9%，教育投資回報率進一步下降至11.5%，現實數據的擬合程度上升至0.51，表示這些變量對工資收入的影響是顯著的。

2.2按地域劃分的醫生教育投資回報江蘇省醫生教育投資回報率最高，為10.5%;其次是安徽省，醫生教育投資回報率為9.9%;陜西省醫生教育投資回報率則最低，為9.1%。從性別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可知，江蘇省、安徽省、陜西省男性的工資回報比女性分別高5.3%、4.3%、4.4%(見表2)。

2.3不同階段醫生教育投資回報將教育變量按教育程度進行分拆，逐漸添加控制變量，推算得出各階段醫生教育投資回報率，“大專及以下”階段的教育回報率為7.1%，“本科”階段的教育回報率為10.1%，“碩士”階段的教育回報率為11.9%，“博士”階段的教育回報率為13.3%。男性的工資比女性高5.6%(見表3)。

2.4按地域估算各階段醫生教育投資回報如表4所示，“大專及以下”階段，江蘇省、安徽省、陜西省的醫生教育投資回報率分別為3.4%、4.1%與4.3%;“本科”階段，三省的醫生教育投資回報率分別為9.6%、8.9%與8.6%;“碩士”階段，三省的醫生教育投資回報率分別為11.6%、11.2%與10.9%;“博士”階段，三省的醫生教育投資回報率分別為14.1%、13.1%與12.6%。從性別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可知，江蘇省、安徽省、陜西省男性的工資回報比女性分別高5.7%、4.1%、5.9%。

3討論

根據美國勞工部統計數據，高中、大學、碩士學歷的教育投資邊際收益率分別為49.4%、80.0%和51.5%，即高中學歷者比上一學歷教育階段(初中)平均收入高49.4%，大學本科學歷者比上一學歷教育階段(高中)平均收入高80.0%，碩士學歷者比上一學歷教育階段(本科)平均收入高51.5%。假設初中及以下的收益為1，則高中、大學、碩士階段的收益系數分別為1.49、2.69、4.08。MontenegroCE等［1］通過對世界131個國家545個家庭抽樣調查，測定了不同地區的教育投資回報，大學程度的教育投資回報平均值為13.8%;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高等教育投資回報值高達21.9%;世界范圍的中學、大學教育投資回報率分別為6.9%、16.8%。張巍巍等根據2009年CHUIES數據估計了大學教育回報率為11.4%。

本文的估算結果顯示，醫生各教育階段的投資回報明顯，但低于上述研究結果，相比大學階段還存在較大的差距。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多增加一年學校教育也就意味著推遲一年進入市場工作獲取工資收入的時間。在社會實行統一退休年齡的條件下，意味著增加一年學校教育的人，其未來的收入掙得期也將相應減少一年，并且還要支付更多的直接成本［2］。因此，需要對接受教育者在未來的工資收入上予以補償，進行了更多教育投資的人應擁有更高的年收入。所以，對于多進行教育投資的醫生，應當獲得更多的投資回報。從本文研究結果來看，大學階段較前一受教育階段的回報率增長3個百分點，碩士階段較大學階段增加1.8個百分點，博士階段僅增加1.4個百分點。醫生受教育水平越高，教育回報的增長率反而越低，這顯然是不合理的，還需借鑒國外的經驗，對多接受教育者在工資上給予補償，讓其獲得更高的教育投資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