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發展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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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基于結構異質性視角，采用我國2019-2021年的經驗數據，就信息化時代背景下互聯網發展對我國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影響效應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發現，互聯網發展對我國城鄉居民旅游消費具有顯著的正向賦能作用，但相比較而言，互聯網發展對城鎮居民旅游消費的邊際促進作用更強?；ヂ摼W發展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影響效應受到受教育程度異質性、區域異質性和年齡結構異質性的影響。受教育程度在互聯網發展對城鎮居民旅游消費影響中的中介效應更強，東部地區互聯網發展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正向賦能效應最強，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相對最弱。青年群體在互聯網發展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影響中的中介效應最強，中年群體次之，老年群體相對最弱。

關鍵詞：信息化時代；互聯網發展；年齡結構；旅游消費；異質性

一、研究背景

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對于醫療、旅游等精神類消費的需求不斷增長，使得我國旅游消費市場得到了較快發展。據相關數據統計顯示，我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旅游消費支出出現了穩步增長。2011年城鎮居民人均旅游消費支出為877.8元，農村居民人均旅游消費支出為471.4元。2019年，城鎮居民人均旅游消費支出達到了1062.6元，農村居民人均旅游消費支出達到了613.56元。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旅游消費支出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回調，但得益于互聯網的發展，以在線旅游、虛擬旅游、線上博物館等為代表的體驗性、跨越時空的旅游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助力我國旅游消費出現了顯著增長。2021年人均旅游消費相比于2020年疫情時期同比增長了16.17%，增加了125.14元，恢復至2019年同期的94.33%。城鎮居民人均旅游消費支出恢復至1009.57元，為2019年同期的95%，農村居民人均旅游消費支出恢復至613.56元（見圖1）。顯然，旅游消費在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助力新發展格局形成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問題是，傳統線下旅游消費受到疫情沖擊，對經濟發展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而互聯網的發展和使用顯然是助力旅游業新業態、新模式形成的重要方式，也是應對疫情沖擊下旅游業發展的重要手段。因此，探討疫情背景下，互聯網發展對我國居民旅游消費的影響效應如何？以及如何更好地發揮信息化時代互聯網發展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積極作用，促進虛擬旅游、在線旅游、數字化旅游、智慧旅游等互聯網+旅游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顯然具有重要意義。

二、相關文獻綜述

在互聯網信息化時代，互聯網+旅游日益引起重視，相關學者對此展開了探討，主要聚焦于信息化如何促進我國旅游業的發展和擴大居民旅游消費。劉麗華、何軍（2015）從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對旅游業的影響視角，分析了在線旅游對傳統旅行社為代表的線下旅游發展的影響沖擊。研究主要基于當前旅游市場產業鏈及旅游業務發展模式分析了旅游消費者偏好，并比較了線上旅游和傳統旅游服務之間的消費者偏好程度，最后提出了當前旅游業發展需要順應互聯網+趨勢，通過融入線上旅游模式，實現旅游客群業務的拓展，建立旅游業發展新模式的建議。羅蓉、彭楚慧、李勇輝（2020）采用我國2016年的家庭追蹤調查數據分析了互聯網使用對家庭旅游消費的影響。研究表明，互聯網對家庭旅游消費具有顯著影響，相比不使用互聯網的家庭，其旅游消費支出明顯要高出2.86%。王洋、郭舒（2020）基于數字時代背景，從數字經濟發展對鄉村旅游發展的影響視角進行了研究。研究認為，當前鄉村旅游業發展存在利益主體合作不足、數字技術應用滲透不夠等現象，亟需有關部門從培育數字旅游發展環境、旅游企業創新能力、數字旅游新業態發展等方面，提升數字經濟對旅游業的賦能作用，助力鄉村旅游業高質量發展。孫根緊、王丹、丁志帆（2020）同樣采用2018年的家庭追蹤調查數據，考察發現互聯網使用對家庭旅游消費升級的影響存在性和異質性，并提出了進一步加快互聯網+旅游推動旅游業高質量發展，加快互聯網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縮小城鄉旅游基礎設施建設差距和數字鴻溝等助力家庭旅游消費的政策建議。吳代龍、曹芳東（2021）基于長三角地區的樣本數據，構建了旅游產業與信息化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分析了長三角地區旅游產業與信息化耦合發展關系及其空間分異性。研究認為，長三角地區旅游產業發展與信息化水平總體上呈現逐年穩定上升的狀態，耦合協調度處于中度耦合協調階段，但不同區域旅游產業發展與信息化之間存在明顯的空間分異特征，而政府政策調控能力、地區人口資源密度和城鎮化水平等都是影響旅游產業發展和信息化耦合關系的重要因素。張嫻、高靈芝（2021）以安徽省為例，基于2013-2018年的經驗數據考察了互聯網信息化程度與旅游產業發展之間的耦合關系，并基于政府宏觀調控職能發揮、旅游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旅游企業信息化轉型和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等視角，提出了安徽省旅游業發展的對策建議。陳蔚蔚（2021）基于信息化與旅游業發展的互動視角，分析了基礎設施、產業技術、知識支撐等對旅游產業發展的影響，以及旅游業資源稟賦、區位條件、傳播功能等對信息化的反饋影響。陳東鋒（2022）基于游客心理賬戶視角，分析了互聯網的廣泛應用對旅游業從線下向線上轉型的影響。研究認為，互聯網使用深度的提高能夠影響居民旅游心理賬戶，最終對居民旅游消費模式的選擇和偏好產生影響。最后從旅游企業應該適應互聯網背景下消費率旅游偏好的變化，重視線上旅游資源開發和宣傳，打造多元化旅游消費服務等方面，提出了如何促進旅游消費市場的發展建議。羅蓉、彭楚慧、鮑新中（2022）基于消費者信息理論和傳播理論視角，采用25個省域的居民家庭追蹤調查數據，分析了互聯網使用對家庭旅游消費的影響。研究認為，互聯網使用促進了家庭旅游消費的支出，且平均上網時間對家庭旅游消費的影響呈現出先增加后減少的趨勢，最后從科學合理使用互聯網，優化信息環境等角度提出了促進家庭旅游消費的建議。上述研究對互聯網使用對家庭微觀層面的旅游消費、互聯網和信息化對旅游產業發展中觀層面、信息化與旅游業發展關系進行了探討，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但仔細分析現有文獻，發現，幾乎沒有文獻從互聯網發展的宏觀層面分析互聯網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影響。事實上，有關部門更應該關注宏觀層面上互聯網發展對居民旅游消費的影響，以及互聯網發展對城鎮和農村居民旅游消費的影響異質性。進一步地，基于結構差異性視角，譬如受教育程度、所處區域、年齡結構等，考察互聯網發展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異質性影響，本文將針對上述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三、實證模型構建與變量說明

（一）實證計量模型構建

本文基于上述分析，建立互聯網發展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影響效應研究基準計量模型，如式（1）（2）所示：其中，Tourism-consume-Townit表示城鎮居民旅游消費支出，Tourism-consume-Ruralit表示農村居民旅游消費支出，Internetit表示互聯網信息化水平，Controlit為控制變量，uit為誤差修正項。在模型（1）和模型（2）基礎上，從受教育程度、所處區域、年齡結構異質性視角建立互聯網發展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影響效應模型，如式（3）-（8）所示：（8）其中，Internetit×Educationit為互聯網發展與受教育情況的交互項，反映教育異質性在互聯網發展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影響差異，Internetit×Regionit為互聯網發展與區域的交互項，反映區域異質性在互聯網發展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影響差異，Internetit×Ageit為互聯網發展與年齡結構的交互項，反映年齡結構異質性在互聯網發展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影響差異。其他變量同基準模型（1）和（2）。

（二）相關變量說明

被解釋變量：采用城鎮和農村居民旅游消費支出衡量，實證研究時進行取對數處理。主要解釋變量：互聯網發展情況采用每百人中擁有智能手機數量近似衡量。受教育程度采用大專及以上人口占比衡量，區域異質性根據東中西進行劃分，設置為虛擬變量，如果為東部地區，Regionit=2，如果為中部地區，Regionit=1，如果為西部地區，Regionit=0。年齡結構異質性根據居民年齡劃分，采用0-35歲（含）人口占比反映青年人群，35-59歲（含）人口占比反映中年人群，60歲以上人口占比反映老年人群?？刂谱兞浚河绊懗青l居民旅游消費的控制變量選擇經濟發展水平、收入水平和交通可達性。經濟發展水平采用人均GDP衡量，收入水平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交通可達性采用高鐵里程數和公路里程數之和衡量。上述變量的數據主要來源于歷年的地方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中國信息統計年鑒》和wind數據庫。

四、實證研究

考慮到樣本數據的可得性，本文以2019-2021年近3年省域數據為樣本進行實證估計，對基準模型（1）（2）進行估計，得到互聯網發展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影響效應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互聯網發展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旅游消費支出均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但相比較而言，互聯網發展對城鎮居民旅游消費的邊際促進作用更強。這一點可能是由于，城鎮居民對互聯網的使用程度，以及對在線旅游的認知和參與度更強，特別是在互聯網使用的便利性和可得性方面，明顯要強于農村居民，城鎮居民利用互聯網手段能夠更好地參與到旅游中。比如當前互聯網對鄉村旅游景點的開發，通過互聯網渠道，讓城鎮居民更好地獲取旅游目的地信息、旅游資源，促進城鎮居民旅游消費支出的擴大。經濟發展水平、收入水平和交通可達性對旅游消費支出同樣具有正向賦能作用，且相比較而言，收入水平是影響城鄉居民旅游消費最主要的因素，這與理論預期一致，也符合經濟學常理。從控制變量來看，收入水平對農村居民旅游消費的撬動作用更強，而經濟發展水平和交通可達性對城鎮居民旅游消費的撬動作用更強。這一點可能是由城鄉居民對旅游意愿的異質性決定，相比較而言，城鎮居民的旅游意愿更強，因此交通可達性的提升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會更好地促進城鎮居民進行旅游消費，而農村居民則更多地受到收入水平的影響，只有收入水平提升才能夠較好地激發農村居民增加旅游消費支出。進一步，基于受教育程度結構異質性模型（3）進行估計，得到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互聯網發展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影響效應仍為正且在統計上顯著，表明互聯網發展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具有正向賦能作用。受教育程度異質性在互聯網發展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影響中具有顯著的正向助推效應（中介效應），但這種正向助推的中介效應在城鎮居民樣本中表現得更為突出，也就意味著較高的受教育程度在促進城鎮居民旅游消費支出方面的貢獻度更強。需要通過縮小城鄉居民受教育程度差距，提升農村居民受教育水平，這對于農村居民旅游消費擴容具有重要意義。同樣，基于區域異質性模型（5）（6）進行估計，得到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表3的區域異質性估計結果顯示，互聯網發展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正向賦能效應依然存在，但區域異質性在互聯網發展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影響中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應。對于城鎮居民而言，東部地區互聯網發展對城鎮居民旅游消費支出的貢獻度最強，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相對較弱。同樣，互聯網發展對農村居民旅游消費支出的影響效應也呈現出東中西不斷遞減的特征。其他控制變量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正向促進作用均呈現出東中西不斷遞減的特征，且收入水平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支出的促進作用最強。與模型（1）（2）（3）（4）估計得到的結果類似，收入水平對農村居民旅游消費支出的促進作用強于城鎮居民，而經濟發展水平和交通可達性對城鎮居民旅游消費支出的正向促進作用更強。進一步地，基于年齡結構異質性模型（7）-（8）進行估計，得到年齡結構異質性視角下互聯網發展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影響效應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表4的估計結果表明，互聯網發展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正向促進作用依然存在，但年齡結構異質性在互聯網發展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影響中存在顯著的中介效應。具體而言，青年群體在互聯網發展促進城鄉居民旅游消費支出擴大方面的貢獻明顯強于中年群體，中年群體強于老年群體。這一點與客觀現實也較為吻合，青年群體是利用互聯網搜尋旅游信息的主要群體，對于在線旅游等新型旅游模式更容易接受，更喜歡去嘗試和體驗旅游模式的變化。對于0-35歲的青年群體，更多地是以90后和00后為主體，這些群體受到互聯網的影響更為深切，顯然更能夠借互聯網發展助力旅游消費的擴大。中年群體次之，而老年群體受到互聯網的影響相對最小，很大一部分老年群體并不能夠熟練地使用互聯網，因而在互聯網賦能老年群體旅游消費支出方面的邊際貢獻相對較小。其他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與前述模型類似，不再詳細解釋。

五、結論

擴大城鄉居民旅游消費是我國新發展格局下實現以內循環為主體，激活國內消費市場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我國2019-2021年的經驗數據，就我國信息化時代背景下互聯網發展對我國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影響效應進行實證研究，并進一步考察了受教育程度異質性、區域異質性和年齡結構異質性在互聯網發展對我國城鄉居民旅游消費影響中的中介效應，得到結論如下：第一，互聯網發展對我國城鄉居民旅游消費具有顯著的正向賦能作用，但相比較而言，互聯網發展對城鎮居民旅游消費的邊際促進作用更強。第二，互聯網發展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影響效應受到受教育程度異質性、區域異質性和年齡結構異質性的影響。受教育程度異質性、區域異質性和年齡結構異質性在互聯網發展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影響中均存在中介效應。具體而言，受教育程度在互聯網發展對城鎮居民旅游消費支出的促進作用中所發揮的中介效應更強?；ヂ摼W發展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的正向賦能效應在東部地區最強，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相對最弱。青年群體在互聯網發展對城鄉居民旅游消費影響中的中介效應最強，中年群體次之，老年群體相對最弱。第三，收入水平對農村居民旅游消費的撬動作用更強，而經濟發展水平和交通可達性對城鎮居民旅游消費的撬動作用更強。

作者:姜欣言 王強 單位:河北民族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