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文化研究范文精選

摘要:民族旅游開發過程中,族群記憶的失真問題越來越突出,主要表現為族群記憶的同化、商品化、庸俗化、價值觀蛻變等方面。本文以浙江省畬族為例,提出民族旅游發展中構建族群記憶保護與傳承機制的設想。

關鍵詞:民族旅游族群記憶保護傳承

民族旅游與族群記憶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種特殊形式,其目標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圍內不完全屬于該國政治或社會意義上的主體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態和文化特性方面的與眾不同,這類人群被貼上了旅游性標志。換句話說,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習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裝成旅游商品以滿足旅游者的消費需求。

族群記憶是集體記憶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體記憶是一個特定社會群體之成員共享往事的過程和結果,集體記憶得以傳承的條件是社會交往及群體意識需要保持該記憶的延續性。而族群記憶,是作為一個民族層次的群體,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來的關于自身過去的印象和歷史記錄,并且從中汲取力量,形成群體的凝聚力。

族群記憶需要一系列要素來加以體現,即族群記憶必須有作為載體的物質的或精神的承載物,否則族群歸屬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這些要素構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記憶本質上是一種集體性的文化積淀,是各民族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和發展起來的、具有本民族特點的文化。族群記憶的核心是本民族認同的價值觀,包括習俗、道德、法律、禮儀、制度、宗教等。

一、現代影視技術在族群古建筑藝術中的最優化研究

（一）現代影視技術在族群古建筑藝術保護中的必要性

目前，我國對古建筑進行深入研究都有不少的研究性書籍和論文。如：

1.古建筑保護措施與意義的探討，《古建筑保護的意義與措施》（楊笑天，1997），提出古建筑保護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明確地說明保護古建筑既是見證歷史的需要，也是建筑專業學習和旅游產業發展需要。

2.古建筑數字化保護研究，《基于GIS與三維激光掃描的古建筑保護》（邢昱等，2009），提出以三維激光掃描點云數據作為基礎數據，結合地理數據庫和三維建模技術，通過建立古建筑數據庫，設計基于GIS的古建筑數字化保護系統。這些研究大都側重于方法論即數字化的保護研究，對立體保護古建筑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過去，我們僅依靠文字、圖片去詮釋古建筑藝術，這對于古建筑藝術文化內涵的解讀顯得薄弱而沒有足夠的說服力。而文字和圖片呈現給人們的僅僅是二維的影像，在文字方面僅依賴于講述者的個人感官意愿，無法正確闡釋其古建筑文化內涵，也無法及激起族群內部人的自覺性，其建筑藝術也難以賡延。只有通過現代影視技術的立體性展現，引入當地建筑文化持有者的講述，利用現代影視技術對族群古建筑進行全息性保存，最大限度地保留其藝術元素的本真性；編輯和整合族群古建筑藝術系列影視片，傳播族群古建筑藝術文化內涵。

（二）賀州族群古建筑的藝術特點

族群與族群關系是當代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研究的主題。究其原因是全球化、現代化的發展，使得不同的人群聚居在一起，或者是不同群體的接觸更為頻繁，族群與其它各種組織和群體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復雜的、多元的文化；在這種復雜而多元的格局下，族群內部成員的適應，族群之間的協調不僅影響局部地區，甚至波及到全球；從持續半世紀的中東沖突到近來南斯拉夫危機，都說明了，族群之間的沖突和協調成為當代的首要問題。

本書是《"漢"的重新思考--嶺南族群互動研究》課題成果的一部分，所收集大都是參加"慶祝容觀瓊先生從教50周年暨族群與族群關系學術討論會"的文章，并增補了部分課題組成員的成果。本文就族群的基本概念、理論和相關的問題進行一些陳述。見教于各位。

一、族群、族群性與族群認同

(一)族群

族群一詞最早是1930年代開始使用，被用來描述兩個群體文化接觸的結果，或者是從小規模群體在向更大社會中所產生的涵化現象。到第二次大戰以后，族群一詞被用來取代英國人的"部族"（Tribe）和"種族"（Race），運用也就更為廣泛。族群意指同一社會中共享文化的一群人，尤其是共享同一語言，并且文化和語言能夠沒有什么變化的代代傳承下去。

有關族群(Ethnicgroup)的概念是多種多樣的，在50年代，韋伯給族群下過一個定義：族群是指因體質的或者習俗的或者對殖民化以及移民的記憶認同的相似而對共同的血統擁有主觀信仰的群體，這種信仰對非親屬的共同關系具有重要的意義。族群不同于親屬群體。

一、引言

“認同”作為社會研究的基本概念，由英語名詞“identity”及其蘊含動態含義的衍生詞匯“identification”翻譯而來，因此，同時具備“認同感”與“認同行為”之義。在“認同”概念的基礎上，國內外學者將“認同”概念運用于民族（族群）、國家這類社會群體，并衍生出對民族認同的發展階段、層次、維度等問題的深入研究。1996年，DavidY．H．Wu在《中國少數民族的文化變遷與民族認同》一文中，指出，“凱斯在總結東南亞一些民族現象的基礎上，提出了民族認同這一概念———即把文化作為一種原始的解釋性特征保留下來，同時也顯然考慮到相反的事實，就是在結構互動過程中，文化內容與族群聯系在一起常常承受著意義上的變更。”[1]之后，卡拉（J.Carla）和雷格奈德（J.Reginald）把民族認同界定為個體對本民族的信念、態度，以及對其民族身份的承認，并認為群體的認同包括群體認識、群體態度、群體行為和群體歸屬感四個基本要素。菲尼(J.Phinnery)認為，民族認同是一個復雜的結構，它不但包括個體對群體的歸屬感，而且還包括個體對自己所屬群體的積極評價，以及個體對群體活動的卷入情況等。[2]國外對族群認同的實證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西方學者主要對民族認同的內涵及其影響因素、民族認同的結構、民族認同的發展、民族認同與文化適應等問題進行了系統地實證研究。尤其在民族認同的發展問題上，西方學者提出了許多相關的理論解釋少數民族認同和適應發展的過程。[3]菲尼(J.Phinnery)發展了埃里克森的認同發展理論，提出個體的族群認同主要經歷了彌散性階段、排斥性階段、延遲階段和整合階段。70年代格羅斯（Feliks•Gross）提出了一個黑人族群認同發展的五階段模型，即前遭遇階段、遭遇階段、浸入和浮現階段、內化階段、承諾與信仰階段。[4]然而，國內關于民族認同的研究更多側重于描述性的定性分析，定性研究仍然是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主流，尚且缺乏運用多種方法對我國邊疆民族地區跨境民族的民族認同問題進行系統地實證研究。佤族是云南省獨有的一個跨境民族，主要分布在瀾滄江與薩爾溫江之間的山地，分屬于緬甸與中國，云南境內佤族現有人口35萬多人，僅占云南省少數民族人口的2.76%。由于“現代經濟的發展，特別是以市場經濟為推進力而勢如破竹沖向全球的全球化進程，從根本上沖破了傳統的封閉性，極大地拉近了各個民族、各個族群之間的距離。同時各種差異直接碰撞，直接對抗，從而導致了新的矛盾和沖突。”[5]因此，佤族的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即中華民族認同）及文化融合的狀況如何、他們的民族認同又與哪些因素相關，這些都是值得探索的問題。佤族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深入研究，對于促進佤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良性交往與相互融合、促進西南邊疆的和諧穩定及構建和諧的民族關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二、研究方法

（一）被試本研究采用了代表性抽樣的方法，抽取了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縣和滄源佤族自治縣三所中學的437名中學生。施測時實際發放問卷450份，回收有效問卷437份，有效率97.11%。在所抽取的437名學生中，其中男生206人（41.7%），女生231人（52.9%）。高中生222人（50.8%），初中生215人（49.2%），并且少數民族聚集區35人（8.0%），民族與少數民族雜居區15人（3.4%）。西盟佤族自治縣和滄源佤族自治縣處于中緬邊境，與緬甸隔江相望，是我國佤族最聚居的區域之一，受主流文化影響不多，而佤族中學生是思想最活躍、人生觀正在形成的一個群體，他們的文化與民族認同也代表了佤族民族認同狀態的趨勢。

（二）研究工具及數據分析本研究采用問卷法，參考Phinney的民族認同四維度理論及其多群體民族認同量表（MEIM），自行編制《佤族民族認同調查問卷》，采用了從“很不同意”到“很同意”的李克特五級量表形式。本研究分為兩個分量表，即“本民族認同問卷”和“中華民族認同問卷”，從認知、情感、評價和行為四個維度入手，分別對本民族認同和中華民族認同（即國家認同）進行分析。從對問卷所做的因子分析來看，巴特利特球形檢驗的伴隨概率為.000，小于.01，拒絕零假設；KMO的值為.878，在0.8＜KMO＜0.9之間，比較適合做因子分析。同時，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Componentsanalysis）和平均正交旋轉法（Equamax）對問卷進行結構分析，本民族認同調查量表與中華民族認同調查量表均自然歸類得出4個因子。由此可見，因子分析的結果與研究者的構想相吻合，兩個分量表及其總量表具有良好的構想效度，最終問卷整體信度（Cronbach''''sAlpha）達到0.954。數據分析是采用SPSS（18.0）軟件進行，對數據進行了均值分析、單元方差分析、相關性分析、線性回歸分析等，目的在于探索佤族中學生對民族認同的認識、情感、評價和行為，并分析民族認同的影響因素。

三、研究結果

審美人類學是20世紀90年代中葉在我國出現的一門美學與人類學交叉的新興學科，它用人類學的方法和概念系統來研究和闡釋美學問題和審美現象，希望通過田野調查的手段深入到少數民族的日常生活當中，從現實體驗出發，把握少數民族深隱的底層文化和邊緣文化；通過解讀少數民族文化的符號密碼和揭示其文化思維模式，達到探求其文化體系背后隱藏的被社會約定俗成的一套規則與禁忌，最終挖掘出少數民族文化中蘊含的鮮活生命力。審美人類學嶄露頭角之初，并未得到國內多數學者的認同與重視，但是，以王杰教授為學科帶頭人的廣西師范大學中文系審美人類學學科在長時期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提出了以審美意識形態和審美制度為中心的審美人類學理論，在國內美學界引起了普遍關注。

從本科生進入研究生學習階段之后，在初步接觸審美人類學的基本理論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基礎上，我開始系統深入地學習審美人類學，并在導師的指導下逐步將理論研究與田野調查結合起來。在這一學術背景下，我開始關注各少數民族，特別是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活躍著的文化現象、審美意識形態及其審美價值。*年11月和*年11月，我分別參加了廣西師大中文系對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的跟蹤調查，用審美人類學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對這個特殊的民族節日進行了分析，寫作的《審美人類學視野下的節日與生存——兼談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收錄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版的《尋找母親的儀式》一書中，并在《廣西日報》*年10月29日第7版發表《打造現代狂歡文化品牌——從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談起》。在*年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開幕上，由壯族歌手演唱的黑衣壯山歌《山歌年年唱春光》唱響全國，作為我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文化形態的典型代表的古老而神秘的黑衣壯族群因其原生態文化和藝術元素保護的完整性以及突出的地域性，逐漸成為審美人類學研究關注的個案。*年1月26日——2月1日及4月16日——21日，我隨廣西師范大學那坡黑衣壯文化考察隊赴百色那坡縣城廂鎮農文屯對當地的黑衣壯族群的文化藝術分別進行了為期一個星期的田野調查，收集了大量黑衣壯傳統文化的一手資料，并將《黑衣壯祭祖儀式的審美價值》定為檢驗自己三年研究生階段學習研究情況的學位論文。

我認為，審美人類學的研究正是在注重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比較和分析不同種族、民族以及族群在審美習慣、審美傳統方面的區別與聯系。審美人類學的理論不僅為黑衣壯文化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少數民族地區美學的研究和民族文化藝術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視野，可以為解析民族文化背后隱藏的禁忌和規則提供有力的學理依據。從審美人類學的角度對文化和藝術進行考察，闡釋審美制度的功效和實踐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對民族或族群社會的物質、精神、文化三個層次的內在邏輯進行解讀。審美人類學以馬克思主義美學為學理淵源，重視審美活動、藝術與日常生活之間的密切關系，為避免傳統美學研究唯精神層面的缺陷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理論方法和視角。審美人類學更為關注精神與物資二者之間的制度層面，通過審美制度這一中心術語將審美意識形態理論進行重新整合，對民族文化、邊緣文化的底層內涵和人民大眾的審美需要加以分析和闡述，從學理上闡釋民族文化背后的思維邏輯。

同時，在學習審美人類學這門學科的過程中，我了解到，田野豐富多變的文化事象始終是審美人類學重要的理論靈感源泉，純粹的理論分析是無法解決美學研究中遇到的難題的。因此，我認為通過扎實的田野調查工作，掌握充分的少數民族文化、藝術的一手資料，在感性認識積累的基礎上，運用審美人類學理論深入到少數民族原生態文化內在隱喻的符號體系和象征系統發掘少數民族文化審美價值是可行的。無論是從民族藝術文化研究的學理基礎上看，還是從研究視角、操作方法上看，審美人類學都是有效的理論武器和重要的理論依據。然而，作為新興學科，審美人類學的理論系統尚未建構完全，其基本概念和關鍵詞有待論證確定，在不斷建構學理基礎、確定學術規范的同時，審美人類學的研究迫切需要找到具有極強說服力的現實個案，并加以合理嚴密的學理闡釋。它希望“以特定區域族群的審美實踐和審美研究創造性成果為自己的核心研究對象”，從而“揭開特定區域族群文化中被遮蔽的審美感知方式，激揚符合美的規律的文化創造原則，建構充溢審美氛圍的生存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