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范文精選

本文作者：趙陽作者單位：南京林業大學

古籍數字化對古代文學教學的有利影響

1減輕了對其他相關學科的依賴

古代文學是一門極具歷史沉淀感的特殊學科，因為中國古代文史不分，以及古代文人、學者身份的含混，所以古代文學與歷史學、文字學、哲學、文獻學聯系是極為緊密的。所以要真正走進古代文學，必須對這些相關學科也有所涉獵。比如學習漢代文學，必須對漢代的歷史狀況有較為深入的了解，這樣才可能對代表文體、作家、作品的有同情的理解。對于當今90后的大學生而言，在古代文學課程的學習中，最難的無疑是文本的閱讀，因為文本是由文字構成的，而古代的文字又涉及到語法、字義、讀音、訓詁、版本等等文獻學及小學知識。古籍數字化的高度發展，將為學生減輕相對壓力。目前智能化的古籍數字化處理，能夠自動斷句、翻譯、標字音，學生通過使用這樣的智能化系統，可以輕松的檢索到字義，文意。以自動斷句功能為例，目前很多研究者從多個角度實現了這一功能。有的提出基于前后n-gram模型的古漢語斷句算法①，有的設計了特定條件下的隨機場模型，以此模型來實現古文的斷句②，2011年，國學網為廣大的研究者提供了一個免費的古籍斷句測試平臺③。有這么多可以利用的智能化處理手段，作為一般的學習者而言，他們的文本閱讀難度會得到降低。同時，學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閱讀文本本身，通過閱讀，挖掘文學的發展軌跡，作家的創作思想以及作品的藝術特色。

2擴大了閱讀的容量和視野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自古以來存世的各種古代文本約二、三十萬種左右。一個人窮其一生也難見冰山一隅。古代文學課程所涉及到的文本作品是極其有限的。以較為普及的教材《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為例，年代較早的有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由袁世碩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這個教材年代較早，所選作品也較經典。此后又有郁賢皓主編的六卷本和羅宗強、陳洪主編的四卷本，基本沒有跳出袁世碩所框定的作品范疇，篇目基本大同小異。那么對于中文專業的學生來說，這么小的閱讀面是不足以承載對古代文學這個學科的學習的。所以如何提高閱讀的容量和視野是一直以來古代文學教學中的關鍵問題之一。而現在，這個問題由于科學技術的介入，迎刃而解。大量的古籍數字化成果的出現，使得閱讀工作變得非常方便。學生可以足不出戶，不用奔波于各大城市的圖書館，就能因為信息化資源共享時代的來臨，而接觸到海量的書籍，如果需要，甚至某種孤本、珍本都能進行完整的閱讀。更重要的是，在古代文學學習的過程中，由于可讀文本的豐富化，能夠讓學生更深入地了解一些具體的問題。比如，當學生學習秦代文學時，由于秦代的文學作品留世較少，作品選一般只選李斯的《諫逐客書》一篇，再加上《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往往對秦代的文學的編排也是一帶而過，刻意強調“秦世無文”的局面及原因，所以一直以來學生對秦代的文學發展狀況了解甚膚淺和局限。那么數據庫的存在，可以幫助學生解決這樣的困擾。學生可以閱讀到完整的《呂氏春秋》、秦代的石刻文，以及流傳下來的民間歌謠，讓學生更廣泛的閱讀了解到秦代文學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不可忽略的一個環節，是春秋戰國時期到兩漢時期的一個重要過渡時期。

中國古代文學在教學中仍舊采用的是傳統的教學模式以及教學理念，從而不能夠與時代特征相接軌，不符合現代文化建設的要求以及目標。雖然說一個民族的發展離不開經濟基礎，但同時也離不開精神力量的支撐，而我國傳統文化就是我國人民的精神食糧，古代文學更是傳統文化中的奇葩。因而，對現在的中國古代文學教學進行重新的審視與解讀，并采取大膽創新的教學理念已經是勢在必行的了。

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中價值取向不明確價值取向問題一直是大學課改以及教師教學的核心問題，也是爭論的焦點，根據對“大學課程為誰而設”這一問題而回答將價值取向分為三個方面，即學科本位、社會本位以及個人本位。持“學科本位”的人認為，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設置是為學科自身的發展而設立的，因而在教學中更加強調知識體系的邏輯性以及科學性，對學術上的要求則為更高；而持有“社會本位”觀念的人認為中國古代文學是為社會的發展而設立的，強調書本知識與社會發展需求之間的結合，因而在教學過程中一味地追求學科的實用性而忽視了學科自身所包含的文學修為，如審美意識等；持“個人本位”的人認為，中國古代文學是為了學生的發展而設立的，強調學生個體與學科教學之間的聯系，通過知識、價值等的傳授對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以及世界觀進行塑造，從而培養出一個“真正的人”。不同本位的選擇將會造就不同的教學側重點，因而對學生的影響也有所不同。但是目前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中出現了價值取向不明確的現象，從而使得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缺乏明確的向導，降低了該學科的實際價值。

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內容不能夠體現時代性西方著名學者詹姆遜曾經說過：“文學研究是一種愿望，探討這種愿望也許最好從政治和社會角度入手，把它看作一項促成‘歷史大聯合’的事業”。因而在編著中國古代文學時應該站在社會的制高點，把握整個社會的經濟動脈，以獨特的政治視角來看待我國古代文學，將我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進行無縫銜接。但是，我國古代文學的編著更多的是從社會本位出發，為培養高級專門人才而服務。所以只是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實用性進行了深度挖掘，并沒有在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其主要原因是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內容過于陳舊，不能夠與時代相結合，從而缺乏青春的氣息。

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方針不能夠與時代接軌我國政府一直以來都在致力于我國文化的建設以及傳承，并通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提高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在2009年年底，我國教育部門針對高等教育的改革提出了“以社會需求為導向”的新要求；在“十二五規劃”的《綱要》中強調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并要求“加強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努力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但是，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質量卻不盡如人意，其教學方針的制定脫離了時代的發展，缺乏與時俱進的特征。雖然說現在實行的是素質教育，強調對學生個性化的發展與培養，但是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仍舊強調對規律性以及共性的掌握；仍然以教師為主體，采用“滿堂灌”的教學模式，缺乏對學生學習主動性的調動；仍然以分數為主要的衡量標準，忽視了對學生思維能力的培養。在新形勢、新環境以及新要求下，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仍舊采用傳統的教學方針，從而不能夠與時代進行很好的結合。

雖然說中國古代文學是我國高等教育漢語語言專業的必修課程之一，但其因為豐厚的文化底蘊以及獨特的人文色彩而彰顯著我國傳統文化的魅力，對我國大學生的成長與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文學作品是一個國家文化意識形態的具體顯現，也是對一個人的生活態度、價值觀念以及審美取向的綜合反映，因而通過對古代文學作品的賞析可以對學生進行無形教育，幫助其形成健全的人格。在學科特征上，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既是對我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傳播，也是“通古察今”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元素。其實，文化的發展不是對各種不同文化進行疊加，而是對過去傳統文化的一個重新審視，通過不斷的雕琢形成一個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新興文化形式。因而，應該通過改革創新將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與時代特征進行緊密結合，體現出傳統文化的價值。

建立明確的核心價值體系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就明確指出了“傳承創新，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要求，因而在發展社會經濟的同時，還需要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從而對人民進行有目的的教化作用，以文化為主要核心將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為社會的繁榮創造更多有利的價值。因而，在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中應該圍繞“為誰而設”這一問題來構建明確的核心價值體系。其實，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設立不是單從一個本位進行思考的，而是汲取三種觀念的長處，為學生的成長創造更良好的環境。首先，通過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讓學生能夠掌握更多的古代文學知識是這門課程的基礎目的；其次，通過文學的熏陶以作品中的優秀人文素養對學生的人格塑造進行輔導作用是該門課程的直接目的；最后，學生將在學習中不斷積累的文化素養投身到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建設中，成為建設和諧社會的一個積極因素。

一、中國古代文學傳播方式的演變歷程

1.抄寫傳播時代抄寫作為古代文學的主要傳播方式始發于秦漢，秦代時已具雛形，至西漢已逐漸成為古代文學的主要傳播形式。如《尚書》中的“唯殷先人，有冊有典”就可以看出當時古代文學已經開始以抄寫記載為主要傳播方式了。自秦始皇“書同文，車同軌”及漢代頒布的“廢挾書令”后，古代文學通過抄寫整理加以廣泛傳播得到了巨大發展，抄寫傳播的載體也經歷從簡牘到絹帛再到紙質的發展歷程，簡牘作為載體其主要普及于秦代和西漢時期，絹帛和紙質作為載體則出現在東漢年間，且前者還曾經風靡一時，后者則在一些史書的記載中得到廣泛應用，如《后漢書》就是采用紙質進行記載的，然而這一時期抄寫載體依然以絹帛為主要形式。

2.雕版印刷傳播時代雕版印刷時代出現于隋唐時期，這主要歸功于印刷術的出現，其對古代文學傳播形式的變革發揮了巨大作用，這一時期主要是抄寫載體的改良，使得古代文學傳播范圍更加廣泛，傳播力度更大，傳播內容更加豐富，傳播更加簡便快捷。在經過了漫長的紙質作為載體的傳播形式后，紙質載體的生產工藝得到了巨大的發展，在生產數量及質量上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紙張質量的提高及生產規模的擴大，使得其在民間的運用更為廣泛，尤其是隋唐時期實行科舉制度以來，政府大量整理古代經典文學，被通過紙質載體記錄下來，有效地促進了雕版印刷技術的進步。加之民間藏書風氣的盛行及書籍買賣市場的不斷發展成熟，這些對雕版印刷技術的進步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如作品《上官昭容書樓歌》中寫道“君不見洛陽南市賣書肆，有人買得《延神記》”，可以看出當時書籍市場已經較為發達了。我國當前留存下來的經典名著，都是通過雕版印刷技術的發展并作為載體的形式流傳下來的，雕版印刷時代在我國古代文學的傳播中占據重要地位。

二、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方式

1.語言傳播一是通過口頭語言進行傳播。在沒有文字等傳播方式之前，口語傳播成為最主要也是最快捷的傳播方式。人們通過口頭語言來進行相互間的情感及信息交流，隨著社會的發展及人們社會經驗的積累，口耳相傳愈發成為古代文學的重要傳播途徑。古代文學的創作及傳播都是通過口頭傳播來實現的，如我國的一些神話傳說等，以及一些“志怪小說”等也是通過古人的口耳相傳得以流傳下來，待到文字記載的形式出現后，才被文字記錄下來并產生了新的文學傳播方式。如《詩經》中的風雅頌等都是通過口頭語言傳播下來的。二是樂工說唱傳播。樂工對詩詞進行說唱演奏并成為風氣始發于魏晉南北朝時期，至隋唐時期已十分興盛，這一時期文人創作詩詞等文學作品，樂工采用說唱的形式將詩詞傳播開來，成為當時文學作品傳播的重要方式之一。樂工向文人索詞并贈金，不僅可以讓文人獲得物質上的利益，通過樂工的說唱傳播，還可以將其作品廣泛傳播，增加知名度，兩者可謂相互促進及共贏的關系，因而當時有不少文人為迎合樂工的需求，而創作一些具有很輕押韻美感及艷情詩詞。如柳永赴京時，出現“暇日遍游妓館，所至，妓者愛其有詞名，能移宮換羽”的情況。三是唱和及說書的傳播方式。古代文人名士經常聚在一起飲酒作詩，我國很多名詩名詞也是在文人名士聚會中現場創作的，并經過一些名流的推崇被廣泛傳播下來，如王勃在去豫章赴宴時，當場創作《滕王閣序》，經名流官宦推崇傳播后，流傳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此外，在民間還有一種說書的形式對古代文學進行有效傳播，如我國四大名著《三國演義》《西游記》等原本并不是流傳十分廣泛，反而是通過民間說書人一代代、一遍遍的說評，才在民間廣為流傳，產生巨大影響力的。《三國演義》等故事至今之所以能在民間耳熟能詳、婦孺皆知，其重要推手就是民間說書人不厭其煩的一遍又一遍的評說。

2.文字傳播文字的出現在古代文學的傳播方式上引發了巨大的變革，不僅有效彌補了口頭語言傳播所具有的時間及空間的局限性，還改善了口頭傳播容易誤傳及信息的不完整的缺陷。自文字傳播載體的不斷發展及印刷術的出現，文字傳播成為古代文學傳播的最重要方式。題壁傳播題壁傳播在古代十分流行，尤其是在唐宋時期更是盛行一時，當時很多文人出于各種考慮，常常將自己創作的詩詞題于墻壁、樹木及名勝古跡上，加之那時候的文化及交通十分發達，文人遍游大好河山的興致十分濃厚，這也為他們將詩詞題壁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同時由于題壁及石刻的形式能夠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有效地保存詩詞，因而通過題壁的形式，古代文學能夠很好地完整保留并傳播下來。當前，我國的很多古代文學作品都是通過摘錄題壁獲得的。如詩人陸游的《釵頭鳳》及很多無名氏的作品都是通過題壁保留和傳播下來的。文本傳播隨著印刷術的不斷發展，使得文學書籍作品的借閱及抄寫更為簡便，古代部分家境貧寒的學子為了讀書，經常采取借閱和抄寫的方式。此外，對于部分經典名著，部分文人出于雅興而對其進行抄寫收藏，這使得古代不少文學作品能夠在民間傳播開來，如《文選注》等作品;同時古代部分禁書，為了防止其失傳，常常采用手抄的形式將其保留下來，如《金瓶梅》等作品。通過借閱及手抄的形式，大量古代文學作品都得以保存傳播下來，為我國古代文化的完整性作出重大貢獻。

古代文學課程滲透“德教”的可能性

當前，大學教育更注重知識教育，其次是能力培養，相對忽視人格、道德、品質的培養和教育。盡管現行大學制度下，進行德育教育的科目看似不少，但那種說教方式的教育往往起不到良好的效果，甚至反而引起學生反感，流于形式。德育教育有顯性和隱性方式，顯然潛移默化的隱性德育教育更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文學通過象征式的意象思維，更易于引發聯想，更有美感，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感染力，是適合隱性德育教育的方式。德國哲學家希勒說“：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詩人在其純粹自然狀態的生活中也受到形式的支配，使其在美的王國所涉及的領域里成為審美的人。因為道德的人只能從審美的人發展而來，不能由自然狀態中產生。”[4](118)中國古代文學作為文學課程，其形象性和審美性對人心靈的凈化，對人的影響恰恰高度契合了德育教育的隱性形式。其經典作品往往是文學家生活經歷、情感信念、生命體驗、人文情懷等等的藝術外化。在觀照、欣賞古代文學的過程中，在審美體驗中，使人能更深切地體會到自身的生命價值，提升人的道德修養，潛移默化地陶冶、升華人的精神境界，這是古代文學教育的優良傳統。這種滲透不是靠生硬的說教,而是通過自然、具體、生動的藝術形象產生感染力，從而使德育教育“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目前，古代文學教學也遇到了困境，傳統文化與當代文化的斷隔，重視物質享受忽視精神追求等都使古代文學有些邊緣化。要擺脫古代文學之困境，最根本的還是抓住古代文學作為文學的人文性特點。文學是人學，文學的描寫對象、接受對象是直接或間接的人，文學寫出特定社會關系中人的命運，人的感情，人的個性，甚至人的靈魂。脫離了社會與人生，文學也就失去了她的藝術魅力。古代文學作品作為古人藝術思維的結晶，不僅僅具有藝術特質，更重要的是包含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只有抓住了文學的這種本質，以古代文學中的優秀作品引導感染學生，激發其學習興趣，讓古代文學對其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才能從根本上提高古代文學教學水平，同時實現學生社會價值和個人價值的統一。在筆者進行的教學調查中，有的學生寫到：“學習古代文學……看到中國文化的豐富多彩和博大精深。“”當我學習《詩經》的時候，看到勞動人民的淳樸和男女之情的純潔。“”當我學習屈原時，我了解了那是一種怎樣的無奈，那是一種如何在‘眾人皆醉，唯我獨醒’的時代生存的痛苦。當他投汨羅江時，那是一種如何的悲壯和惋惜。”可見，在古代文學教學中滲透情感教育、德育教育是完全可行，且是有其特殊優勢的。

古代文學“德教”的可操作性

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德教”滲透的內容主要包括四個層次：愛國主義，對國家及民族的深厚的情感，包括對國家和民族的憂患意識等；集體主義，即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使命感；傳統美德，包括敬老孝親、誠信守義、崇德修身、崇儉抑奢、社會公德等；意志品質，包括立志篤行、自強不息、艱苦奮斗、好學不倦、勇對挫折等。在古代文學教學中滲透德育教育，其可操作性主要體現于：首先，找滲透點。教師可以在備課時尋找滲透點。作家生平經歷、經典作品都可作為尋找滲透點的目標。如上古神話與中華民族精神的集體主義、艱苦奮斗、抗爭精神等結合；屈原與愛國主義聯系，但要注意屈原的愛國與現在意義的愛國、愛國主義之間的差別；《論語》與為學、修身、立志、孝悌等；司馬遷發憤著書與立志、勵志等。當然，在實際操作中，滲透點不宜太多，多則散，起不到好的效果；也可多點合一，如講解屈原、陸游、辛棄疾等可與愛國情感結合。其次，深入講解。教師要在教學中對所選中的德育滲透點深入講解。如筆者在講《女媧補天》、《大禹治水》、《神農嘗百草》等上古神話時，便將女媧、大禹、神農等帶有神話色彩的英雄人物與他們的斗爭精神、超卓智慧、奉獻精神、犧牲精神結合起來；在講宋濂《送東陽馬生序》時，將誠實守信、克服困難堅持求學等品質教育融入其中，將教書與育人結合在一起，使學生在文學的藝術感染力中接受精神洗禮。再者，讀誦鑒賞。古代文學是人文學科，體現了強烈的人文性，可以使學生們在審美的過程中逐漸被感動，受到教育。因而，讓他們利用課外時間閱讀、背誦、鑒賞是提高審美能力、潛移默化升華精神境界的重要方式。中國古代士人特別講求“立人”，講究培養君子人格，講究詩人需有詩心。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背誦、鑒賞古代文學作品時，努力投入到作品所呈現的藝術境界、精神境界中，努力擺脫物質欲望沖擊下的浮躁、庸俗、功利之心，保持高雅的精神狀態，尋求詩心，尋求海德格爾所說的“詩意地棲居”[5](152)精神領域。面對世俗的紛擾，堅守自己的理想；在審美境界的熏染下，保持內心純真美好，提升道德修養。最后，提高升華。即通過寫出來、說出來達到進一步鞏固的目的。“寫”包括讀后感、小作文、小論文等“；說”包括討論、演講、甚至試講等。如有的學生在學完《鯀禹治水》神話后寫到：“洪水神話反映了古代人民治理洪水的艱苦卓絕的斗爭，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執著信念和前仆后繼、不屈不撓的偉大斗爭精神，以及斗爭中所體現的人類智慧，至今依然閃爍著燦爛的光芒。”從質樸而堅定的語言中可以看出，學生借助想象的翅膀，遨游于穿越時空的審美詩意世界，深切地體會到古人生存奮斗的艱辛和精神力量的可貴，從而深受鼓舞，升華了情感，提高了精神境界。因而，在充滿審美性、形象性、感染力的古代文學教學中進行德教是完全可操作的。

本文作者：水汶作者單位：銅仁學院

1.中國古代文學研究

1.1中國古代文學文體研究

涉及中國古代文學文體的研究數不勝數，并且研究的視角很集中。羅宗強著重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文體，指出文體大致包括體貌和體裁兩層含義。從體貌這一方面來說，文體的體貌不確定性因素太多，而體貌在古代文學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可以是指文學作品的具象某一方面體貌體征，也可以是指作品的全貌，有時泛指某種體貌類型，有時也指宏觀上某個時期創作的總體風格；而體裁的定名與其生成并無統一的關系，有的生成與定名源自于其功用，有的卻與功用的關系不大。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還涉及體貌和體裁的關系，對某種文學文體的定名要遵循兩條原則，一是對不同的體裁需要提出不同的體貌特征；二是不同體裁之間要相互融合而體貌之間存在交叉現象。曾棗莊從文學性、非文學性、尊體和破體的角度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問題進行探討，認為中國古代文學的文體總體上可以分為文學性、非文學性和兩可性。從文學性、非文學性角度劃分不是錯誤的，但是不能是絕對性的。一些非文學文體也有很多文學名篇，而文學文體的文章也不是篇篇都是文學文章。所以判斷作品是否屬于文學范疇，看的是內容而不是文體。研究中國古典文學要從客觀實際出發而不能照搬西方文學或現代文學的方式方法，如果簡單的只把文學作品歸屬于詩歌、散文和小說，或是將文學定義為純藝術性、虛構性而非紀實性，那么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將所剩無幾。

1.2中國古代文學古今演變的研究

古今演變研究是對中國古代文學歷史的新的歷時把握方式。目前，文學研究者對中國古代文學古今演變問題的思考較之前更為深入，對該問題進行了不同時間矢向的思考、異域空間的比照以及他學科交叉等多視野的探尋。梅新林等將中國文學的古今演變以文化視角進行了劃分，將中國文化的古今演變大體上分為三個時期：華夏文化時期、東方文化融合時期和世界文化融合時期，而中國文學相對應的也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的變化。由此可知，從文化角度出發的中國古代文學演變是一個歷時性、共時性的過程，需要作出文學本位立場的辨析，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演變研究做一個本位立場的思考。黃仁生認為，越來越多的人把古今演變當做一種方法運用于個體案例的分析中，在對中國文學的古今演變的思考中，要結合學科建設的需要和學理思考，包含古今內涵的界定、文學史的分期、開展研究的現實意義以及具體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等。對中國古代文學進行古今演變的研究，既不是效仿古代的通變研究，也不同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為新文化追根溯源，我們要遵循突破學科區隔的宗旨，同時打破古今文學的鴻溝，結合現實需要，創新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做貫通性的研究。黃曼君認為，研究和轉換中國古代文學資源是文學現代化進程中很有必要的一部分，應該為了現代文學的繁榮而回到過去，用開放的姿態，向古代文學開放，也向西方開放，傳統的生命的激活是為了更好地撫育當下的生命。也提出過，對待中國古代文化和外國文化要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批判性的繼承，創造性的改革。

2.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必備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