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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村文化和鄉村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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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村文化和鄉村秩序

      [論文關鍵詞]鄉村秩序;原子化;社會關聯;文化傳統;集體行動困境

      [論文內容提要]中國鄉村社會秩序隨著社會變遷而發生著演化,當前農村社會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是影響鄉村秩序的一些深層負面因素并未因經濟發展而消除。原子化與集體行動困境則為其中的因素之一。因此通過灌輸“勤勉、合作、自助”的態度和價值觀念,培養“自立、自助與合作”的精神,調動并依靠社區成員積極自愿地參與,改善自身的文化環境,建設適應形勢的農村文化成為構筑社會主義新農村和諧社會不可缺少的內容之一。

      一、原子化與集體行動困境

      鄉村秩序主要指農村社會結構要素之間平穩有序地互動,鄉村社會處在相對穩定和均衡狀態。一般來說,鄉村秩序主要由國家和農村社會的二元整合而實現的。雖然政府的合法性迅速增強,農村社會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其它影響鄉村秩序的一些深層負面因素并未因經濟發展而消除。相反,經濟發展與鄉村秩序的悖論越來越突出,鄉村秩序的弱質性將在今后表現出來[1]。

      在眾多深層次負面因素中,原子化與集體行動的困境是影響鄉村秩序基礎的基本因素之一。農村的這種原子化關系有著其自身的特殊性。相比之下,城市工作者在工作之外是原子化的,日常交往很少;而農民是工作上的原子化。這一點在組織合作上得以體現。農村的這種原子化,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即發展到個人生產力可以解決自身問題,但又沒有產生更大范圍內的社會分工合作需求。這反映了當地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因此,在東部農村,這個問題并不明顯。

      吳思紅對農村目前所反映出來的這個特點做了確切的描述。原子化,即社會上個人與個人的聯系很少,主要通過與一個共同權威的聯系才得以建立,而不是直接發生聯系,不是生活在一個互相依賴的群體之中。孫立平在此基礎上確定了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是個人間社會聯系的薄弱,二是在追逐自己利益時,是以個人而不是以群體的形式行動的。

      這一理解相對淡化了“差序格局”中傳統文化的因素,而強調個人利益的動機性。從目前農村的具體情況來看,這種“工具性差序格局”不是在減弱,而是處于不斷加強的態勢中。雖然農村各種禮俗習慣和人情往來并未減少,并且以內在道德的評判表現出來,但實際上個人利益的至上性隱藏著世態炎涼的真實背景。[2]

      這種農村“原子化”關系的存在不僅不能強化農村的合作能力,反而使集體行動陷入了困境。奧爾森強調,理性的、自我利益中心的個體一般不會為了集體利益而行動,因為此類公共物品不會按照集體成員是否做出過貢獻來進行分配,扣留沒有做出貢獻者的那一份。因此,理性的行動者將會是一個“搭便車者”;但是,如果每個人都想搭便車,那么集體行動則無法可能實現。

      二、文化關聯的缺失

      農村的這種原子化,體現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斷裂,即從合作化至中,消除傳統文化中的整合因素,強行用一個新的整合因素。建國后歷次政治運動強有力的打擊成功地將傳統表層的東西瓦解掉了[3]。另外改革開放以后,出現了傳統與現代的斷裂,這就導致新舊文化之間的誤讀,特別是對改革開放的誤讀。在今天的農村,可以聽到過去歷史上從來不存在的這種日漸單一的評價:誰會掙錢,誰就了不起,且令人欽佩[4]。

      在傳統社會中,也即弱國家強社會整合模式時期,以儒家文化為主導思想的宗族自治和農村社會關系結構的特殊性產生了持續的整合力。這種社會,人的行為有著傳統的禮制管束著,從俗即是從心,穩定的文化傳統是有效的保證[5]。因此社會自我整合促進了村莊集體認同的形成,為村莊社會的集體行動提供了內生動力。

      在村莊場域中,由于傳統文化影響逐漸減弱,通過契約產生的內生強制力十分弱小,普通村民和體制外精英即使擁有明確的共同目標,仍然難以采取有效的一致行動[6]。

      村莊社會的文化關聯之所以能形成村莊集體認同、引起村莊集體行動、實現村莊社會整合,是因為它一經形成便能將村民納入到同一文化場景之中,讓村民在同一文化場景中體驗并遵從村莊文化網絡的張力,使村民在村莊社會中的活動越來越體現村莊文化網絡的要求[7]。但是,隨著市場化力量對村莊社會生活影響的不斷加深,鄉村社會傳統文化的支撐力在市場化過程中不斷減弱,村莊文化網絡的張力逐漸弱化,村莊社會的文化關聯不足以形成集體行動和社會整合。

      生活在同一村落活動空間的村民原本極易形成特有的文化關聯,但是村民之間的交往活動中曾經存在的遵守共同

      規范的默契和自覺性發生了關鍵性的斷裂,這些最終導致文化關聯的缺失,從而無法形成集體認同,也就不能進一步形成集體行動。

      三、集體合作的可能

      化解農村原子化,從直接目的來說是要達到社會活動中的“技術”集體如分工協作,但最終這個目的還是通過要達到文化認同與“心理”協作如強調共同的心理素質等方面的情感相依來實現,也就是重新實現農村的社會整合。

      科利爾認為不管是政治社會資本還是民間社會資本,二者的共同之處在于它們都是通過克服集體行動困境而解決社會秩序問題的。普特南認為,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能夠通過推動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的效率。從這個定義,我們得出,村莊內村民之間的相互信任、具有可以共同遵守的規范以及具有凝聚力的社會支持網絡對于克服當前原子化以及集體行動困境,提高整個村莊的社會資本,達成集體合作都是有著積極意義的。

      賀雪峰認為,在傳統社會中,村民們團結起來,共同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依靠的是建立及強化以宗族組織為代表的傳統組織體系。在傳統社會中,也不是不存在有強烈搭便車欲望的“落后分子”,但是因為存在一套相對有效的懲罰機制,也就是將不合作者邊緣化的辦法,使大部分人不愿意(或不敢)變成那種事事搭便車的懶漢,從而使有限的合作進行下去了[9]。但是這個辦法最終要依托的是傳統社會中的傳統組織及傳統文化。

      總的來看,有條件是能實現合作的,條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化體系,因為合作需要起碼的信任氛圍,需要談判,要有合適的溝通話語。但是在轉型時期,農民合作賴以發生的誠信社會制度不存在了,早已沒有了傳統的文化基礎,而現代價值還未建立。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人生意義的重建、農民整體人生價值的建構,從而形成農村的文化傳統。

      四、文化何為

      在許多社會中,個人并不是唯一的行動者,尤其是在中國農村社會,社會行動單元是多元化的,而且具有強烈的文化性。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保護創造力,讓個人獨立地發展,卻又發揮凝聚力,讓個人在多元中結合成社會。化解原子化,文化一方面是提高農民素質,引導其重新構建生活意義;另一方面是為農村社區的整合提供文化支持。

      文化對社區的整合作用在農村社區整合中是不可忽視的。文化是依靠價值、規范以及風俗習慣等發揮作用的。由于文化整合屬于深層次整合手段,所以它對集體認同感,個體意識有著深刻、深遠的影響。采納一個集體行動框架,則涉及到了文化體系(即一個特定的關于世界的分享理解)的產品和個體意識的相互拼合。一個持續的、用于維持社會運動參與者忠誠和承諾的集體認同感的創造,本身就是一個文化成就。因此農村文化的內容以及文化內容的有效組織則成為農村文化建設的主要方面。首先,農村文化內容涉及到了農民的生活意義和農村社區的意義共建,因此是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原有的文化底蘊和價值觀念確立了農民自身想當然的、不自覺的認同對象。但是,當文化背景發生變化時,農民原有的認同對象和認同背景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出現了個體權利的不斷膨脹,人際交往的異化,公共善的喪失。在社會學和人類學里,“價值觀”常被用作表示共享文化的標準。而這些有效的共享價值觀即普遍價值觀必須在學校教育體系進行中進行。梁漱溟認為,無論廣義還是狹義的教育,平時皆為“綿延文化而求其進步”,換言之即為“不使文化失傳,不使文化停滯不進”,而“所謂文化者,一切文物制度,禮俗習慣莫不屬之”;即“著意在改造文化、創造文化,而不是綿續文化”[10]。只有這樣才能在農村形成新的文化傳統,從而在文化傳統的基礎上能夠獲得集體行動的條件。

      其次,對文化內容進行有效的組織是進行文化擴散的一個重要方面。文化內容應該在農村的信息構成即一種等級制結構中占有一席之地。文化內容在農村要使用最強的中心服務器,并建在傳統知識擴散的中心,這樣可以保證內容的質量。農村文化內容組織的不足,在現代化沖擊之下,現代社會成員喪失了共享的政治和文化傳統,每個人都將自身想象成為完全自由、獨立的自我,其進入社會、接受社會責任,只是為了減少冒險,保證自己的安全、利益的實現。這樣在各種思想的沖擊之下,村莊內部的文化聯系就被逐漸削弱,因為農村文化表現形式的增加就隨即增加了聯系社區的紐帶,文化紐帶的凝聚力是抵御由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不穩定的盾牌和必備的平衡力。以先進文化以及傳統文化的可繼承部分作為文化內容的主要內容在農村社區的中心位置進行傳播,同時對于文化的組織方式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要以農民最容易接受以及最樂意接受的方式。目前各地的文化中心戶建設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這也正是對文化組織方式的一種調整。

      再次,農村文化活動是農村文化建設和發展的動力,沒有活動,農村社區的凝聚力就得不到提升。一些民俗活動在內部具有特殊的維護內部秩序和自我生存的作用,對其自身來說,是有特殊價值的,是村民自我文化價值的實現。許多古老的神話故事、節日儀式、古歌、古物等,被現代化趨勢沖擊著生存地位,現在又重新為人所撿拾。在豐富農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時,進一步借助鄉土文化來重新建構農民的日常交往方式,使得村落公共空間的文化網絡得到恢復和發展。而且通過運用一些現代話語體系的解釋,使傳統文化的自我體系納入到現代科技社會和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中,可以使傳統文化得到更好的延續。

      最后通過發展地方文化,實現文化產業化來化解原子化,在傳統文化日益消減和衰微的現代社會,通過發展具有當地特色的文化產業,并且作為當地的發展優勢,能夠喚醒村民的文化自覺,即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勢,使其村民意識到自己的文化重要性,重估文化的價值,從而會更珍惜和保護自己的傳統。這樣可以延續傳統文化,增強社區“領域”感,培養認同意識,形成社群共識;同時也可帶動地方發展,提高地方經濟效益,提升地方認同。

      [參考文獻]

      [1][2][6]吳思紅.鄉村秩序的基本邏輯[j].中國農村觀察,2005,(4).

      [3][4]賀雪峰.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研究[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5]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7]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間:透視鄉村社會秩序生成與重構的一個分析視角[j].天府新論,2005,(4).

      [8]賀雪峰.鄉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題[j].社會科學戰線,2005,(1).

      [9]賀雪峰.熟人社會的行動邏輯[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1).

      [10]楊孝容.“創造新文化救活舊農村”——略論梁漱溟鄉村民眾教育思想[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4).

      [11](美)艾爾東,莫里斯等主編.劉能譯.社會運動理論的前沿領域[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12]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關世杰譯.世界文化報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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