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經濟理論意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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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克思經濟制度理論的基本要義

馬克思對制度變遷的經典表述就是人們所熟知的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精煉語言概括。此外，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的“第三編：社會主義”中也經典地揭示了制度變遷的宏觀過程。在上述經典表述中，馬克思、恩格斯著眼社會基本矛盾構建一個制度分析的系統框架，論證和解釋了社會基本矛盾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社會運動規律。從經濟制度視角看，這一宏觀制度理論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生產力是經濟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馬克思認為，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物質前提和根本是生產力的發展，要從生產力這個物質原因中尋找生產關系乃至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變革的根源。“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動的產物。可見，生產力是人們應用能力的結果，但這種能力本身決定于人們所處的條件，決定于先前已經獲得的生產力，決定于在他們以前已經存在、不是由他們創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創立的社會形式。”[31532在整個社會矛盾關系中，生產力起著主導性的作用，生產力的水平決定著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水平和狀況，生產力的發展會造成特定生產關系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意義。社會經濟制度形式作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它的影響作用具有雙重性，符合生產力發展的制度和制度變遷會使生產關系更適合生產力的本性和發展要求，就能夠成為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力；不符合生產力發展的制度和制度變遷會使生產關系繼續制約生產力的發展，就會阻礙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所以，馬克思一方面肯定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歷史進步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阻礙，必須進行制度變革，消滅私有制，實現所有制關系的社會化才能適應生產力社會化的要求，達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從制度上講，就是生產力的發展必然要求生產關系的相應變化，這種變化首先在經濟制度上體現出來，而經濟制度的變化進而對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變化提出要求，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對經濟制度起反作用，也就是從經濟制度內在矛盾的發展、變化來說明經濟乃至整個社會制度的變革。在馬克思的制度理論中，制度變遷的動力系統其實是復雜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導致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前提，這一矛盾構成了制度變遷的最主要動力，或者說是內動力；而一定階級認識到推進制度變遷有必要時，他們才會產生制度變遷的外在動力，內動力和外動力相統一才會促使制度變遷，僅有內動力或外動力，制度變遷的條件是不成熟的。其次，經濟制度變遷的實質是利益關系的調整。馬克思指出，經濟制度的本質是社會中不同人、團體、階級等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它確認不同利益主體在社會中的地位，協調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活動，通過制度自身的約束性和強制性來保障一定主體的利益。經濟制度的本質是利益關系，經濟制度變遷的根本目的也在于改變和調整不同主體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建立經濟制度是因為一定社會經濟制度中不同利益主體之間存在利益矛盾，當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尖銳化，這種矛盾及其行動就直接推動經濟制度變革和變遷，經濟制度只有根據社會不同主體的利益需求和博弈適時地調整，才能處理和規范好人們在社會活動中的利益關系，達到促進社會良性發展的目的。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一定社會關系下的不同利益主體在謀求經濟制度變革時，他們的出發點都是正當的或者說都是著眼于社會生產的發展和社會長遠的進步，只有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符合社會長遠發展目標的利益主體才是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積極推動力量。在馬克思看來，需要和私人利益是把人和社會連接起來的紐帶，追求利益是人類一切社會活動的動因，利益推動生產和生活，決定和支配政治權力與活動，也是思想的基礎并決定思想，制度要滿足現實人的物質和精神的需要，關注現實人的利益問題，從現實生產關系出發才能說明利益的本質。當然，現實的利益關系也區分為共同利益與個人利益，要正確分析兩者之間的關系，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個人利益與共同利益之間實質是矛盾的，個人利益向共同利益轉化，實際上轉化成資產階級自己特殊的階級利益，所謂的共同利益是與廣大勞動者異己的資產階級少數人的特殊利益；而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在于消滅資本主義社會的私有制，消滅階級剝削，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消滅階級直至無產階級本身，建立個別利益和共同利益完全融合的理想社會。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個人利益與共同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具有對抗的性質，但兩者并沒有完全融合起來，只講目前利益而忽視長遠利益或者空談長遠利益而忽視目前利益都是不正確的，需要把兩者協調起來，通過互動來實現。一方面，共同利益通過個人利益實現。共同利益是在個人利益的不斷追求和實現過程中形成的，不能離開個人利益而獨立發展，共同利益存在于雙方、多方以及各方的獨立之中，不通過個人利益是難以實現的，要反對抽象地講自我犧牲，反對忽視個人利益的道德說教。另一方面，個人利益通過共同利益實現，個人利益追求受社會現實條件的制約和規定，離開既定社會所提供的共同目標、需要和生產資料等等前提，脫離社會所設定的條件、手段，個人利益也難以實現甚至是虛幻的。再次，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革是馬克思經濟制度研究的重心。馬克思制度理論是以社會經濟制度為基礎來研究整個社會制度變遷的，研究經濟制度又是圍繞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個基本經濟制度展開的，這是馬克思經濟制度理論的核心。在他看來，生產資料所有制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效益的提高產生根本影響，是不同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性的前提。面對時代提出的任務，他明確提出要實現公有制替代私有制，因為公有制是合乎人性、具有最高經濟效益的制度。

但提出問題不等于解決問題，實現公有制對私有制的替代和變革本身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公有制的實質內容與它的具體表現和實現形式之間的統一也是復雜的，因此還需要具體研究經濟體制制度，它反映社會基本經濟制度并直接聯系著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運轉，對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效益的提高產生宏觀的直接影響，但其本身不屬于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領域。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效益的提高需要合適的經濟體制模式，經濟體制模式的選擇需要在一定社會基本經濟制度條件下，根據現實具體環境和可能條件確定，既要滿足生產力的性質即現代社會化生產的客觀要求，又要滿足經濟形式即社會資源基本配置方式的客觀要求。當然，馬克思也研究一定經濟體制下經濟運行中的資源配置和決策機制等微觀制度，這是馬克思制度理論的重要內容，但馬克思研究這些微觀制度的旨趣在于闡述基本經濟制度。變革私有制的時代任務決定他研究問題的重心在于根本變革社會基本經濟制度，在此基礎上，論述經濟制度以及由經濟制度所決定的政治制度等的變遷，闡述它們之間互動機制。最后，社會基本制度作用機理具有相互規定的非線性特點。

馬克思把制度研究的側重點放在基本經濟制度，論述了生產力是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但在論述社會制度的作用機理問題時，并沒有簡單地把宏觀制度變遷和具體制度變革看做是線性的甚至是有人誤解的“經濟決定論”。生產力是最終的決定因素，但生產關系或經濟制度也會對生產力發生促進或阻礙作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同樣如此，在考察社會經濟制度變革時，要充分注意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的反作用，不能機械地理解為絕對的單向的決定和被決定的關系。同時，要辯證看待生產力是具體制度變遷的最終決定力量的觀點，它并不意味著就是直接的推動力，而是從“最終”、“歸根到底”、“根本上”意義上而言的，如果認為任何具體制度的變遷都是由生產力的變化引起的，這是對馬克思制度理論的誤解。馬克思、恩格斯為了防止孤立分析經濟層面而陷入片面性，有時甚至用“交互作用”、“決定性”這些詞語來強調“反作用”的重要性，這并非理論上存在矛盾，相反正是體現了科學辯證法，因為他們認為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并不能完全概括社會中復雜的非經濟因素在制度變遷中所發揮的作用。

馬克思認為，一定社會中在一定地方以一定形式表現出來的人的關系和職能會對物質生產發生或多或少是決定的作用。生產力是經濟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但相同或相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未必一定發生相同的經濟制度變遷，決定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各個國家和民族的經濟制度變遷具有豐富性和差異性。因此，他對社會形態發展的統一性認識中包含著多樣性的認識，統一性僅僅是指各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發展過程的一般規律和客觀必然性，但不能反映它們各自歷史發展的全部變化和細節，不能說明它們彼此之間差別性和復雜性，統一性并不意味著它們的歷史過程是按照固定模式整齊劃一地發展而沒有多樣性。總之，不承認生產力、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就不是唯物論者；不承認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在一定條件下又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就不是辯證法者。對于馬克思制度理論的互動問題，科爾奈講得很深刻：“他(指馬克思)能夠被認為是制度范式的鼻祖，是因為他不把自己限于去檢驗資本主義的特定領域(政治領域或者經濟的、社會的或者意識形態領域)。

他將所有的領域放在一起來觀察，并分析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從那以后，這些領域相互之間的影響，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的主要趨勢才被依據制度范式進行思考的研究者納入其從事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中。馬克思不將自己囿于檢驗資本主義或其他體制的某些方面的制度，而是觀察其制度的總和——不是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而是作為總體的制度，從而提供了一個系統性觀點。”_4既然馬克思極力反對人們把他的理論簡單化，反對人們片面地將歷史唯物主義歸結為“經濟唯物主義”，為什么單線決定論的思想還這樣普遍流行呢?恩格斯晚年對此有深刻的反思，指出這與他們有直接的關系。他1893年給弗•梅林寫信講：“只有一點還沒有談到，這一點在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強調得不夠，在這方面我們大家都有同樣的過錯。這就是說，我們大家首先是把重點放在從基本經濟事實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識形態的觀念以及以這些觀念為中介的行動，而且必須這樣做。但是我們做的時候為了內容而忽視了形式方面，即這些觀念等等是由什么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這就給了敵人以稱心的理由來進行曲解或歪曲。”此前在1890年給約•布洛赫的信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

恩格斯晚年的論述表明，由于特定的原因即他們在創立唯物史觀時，必須把主要精力放在與唯心主義的斗爭方面，全力從理論上闡述經濟生活對建立唯物史觀的意義，這樣就對政治、意識形態的反作用重視不夠，對特定經濟基礎上社會意識形態怎樣形成、社會意識形態反映社會生活的具體方法和形式等重視不夠，而這些正是經濟基礎、政治、意識形態交互作用所構成的運行機制方面非常重要的內容。

二、馬克思經濟制度理論的當代意蘊

馬克思經濟制度分析框架是唯物的，要求從生產力、現實的社會關系出發來安排經濟制度，進而依據經濟關系來理解和說明政治法律制度和倫理規范；又是辯證的，要求用聯系的方法研究經濟制度與一切方面之間的關系，用發展的觀點在制度運動變化中把握經濟制度變遷，用系統的思想使經濟制度安排符合現實世界中的各種關系，處理好不同層次制度之間的關系，在歷史形成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整體制約中分析個體經濟行為；更重要的是實踐的，要求用實踐的方法考察經濟制度安排的實際效果。這些方法論要求我們從生產力決定的客觀經濟關系的制約中來解釋人們的經濟行為，認識人們在一定生產關系中所處的地位，來理解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作用，并在實踐中認識經濟制度變遷的規律，推動社會的經濟結構和上層建筑發生與生產力進步相適應的變革。它的當代意蘊在于：首先，經濟制度建設要把握馬克思經濟制度理論的基本要義，正確理解其基本價值和方法論。

第一，把原則性制度規定與具體性制度安排區別開來。馬克思一再強調自己的制度設想具有原則性，要求人們把握自己理論的方法論意義，而不是教條地用這些原則預料未來；他希望通過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批判來發現未來的理想制度，但不是設定未來和宣布一些適合于未來任何時候的一勞永逸的規定。他的這種經濟制度設想是一個高度抽象性、概括性的宏觀經濟制度安排，把它變為一套可操作的具體規則和方法則是艱難的過程。

第二，不能把時代性的制度設想看做超時空的實踐主題。馬克思的歷史任務具有時代性，從理論上論證取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必要性、設想未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可能方向是時代賦予他的任務，我們完全理解他設想的未來社會經濟制度和舊制度截然對立，但由于后來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條件的變化，馬克思的結論未必完全正確，需要后來人在自己的時代環境下解決時代提出的問題，而不是把馬克思的時代性制度設想看做超時空的實踐主題。

第三，不能把空想性的制度設想演變為現實性的行動。不成熟的理論是由不成熟的實踐所決定的，馬克思在繼承空想社會主義合理性設想的同時也繼承了一些具有空想色彩的內容。f：L~n他充分論證了市場無序競爭的缺陷，但是對市場的積極作用以及它的存在條件估計不充分；他論證計劃能夠有效克服市場弊端，然而把計劃過于簡單化，賦予理想化的色彩，沒有考慮到實現計劃需要充分完全的信息，而掌握充分完全信息則幾乎是不可能的，同時，計劃調節本身也有其局限性。第四，有條件性制度設想不能無條件地運用。馬克思的經濟制度設想著眼于未來理想社會，它的實現需要生產力高度發展、物質資料極大豐富等必要的基礎和條件，實踐他的經濟制度設想要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

我們在理解馬克思經濟制度設想時應該關注的是其方法論價值，而不能局限于其具體結論而不敢突破。其次，經濟制度建設要把握住馬克思經濟制度理論基本價值具體化、現實化的三個原則。

一是堅持以人為本原則。以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為核心，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基本價值理念并使之具體化，要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基礎上，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以人為本兩個命題真正統一起來，關照現實人的利益，關鍵是把共同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系處理好，在社會主義社會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需要堅持社會的共同利益至上的前提，但不能像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只強調社會利益而忽略了個人的利益，要在追求社會共同利益的同時，積極為個性的逐步解放和利益實現創造歷史條件，提供最廣大的空間。

二是堅持結構協調原則。經濟制度建設如果僅僅從經濟領域或經濟領域內的某些方面著手，則可能會帶來短期效益，但難以獲得全方位的長期效益，必須有其他制度建設的配套融合，在整體制度結構整合中考量經濟制度建設的效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事實上是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的結構性制度建設，一方面要考量經濟制度系統內部所有制、運行機制、分配制度等要素的績效和活力，考量經濟體制系統結構性協調形成的績效和活力，所有制、運行機制、分配制度等制度之間交融支持，經濟制度建設才可能有生命力；另一方面要考量經濟制度結構與政治結構、意識形態之間的結構協調問題，經濟體制的轉軌需要以政治體制的配套和優化為條件，如果政治體制滯后，不但不能為經濟制度變革提供動力，反而會人為地給經濟體制的變革造成障礙和干擾，甚至成為經濟發展的阻力。和政治制度一樣，意識形態的合理性支持論證對經濟制度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需要經濟制度與意識形態之間形成相互支持的良性態勢。

三是堅持適應性效率原則。馬克思經濟制度設想是理論上完美精致但目前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事實上是一種非現實性的經濟制度；移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可能降低制度創新的成本，但會有“水土不服”的問題，這種不兼容會增加新舊體制轉軌中的摩擦系數，可能會出現成本大于收益的結果，事實上也是一種非現實的選擇。也不存在一種永恒普遍適應的經濟制度，經濟制度建設要盡量做到能根據現實條件進行適應性調整，使經濟制度具有靈活性和彈性，經濟制度本身具有持續學習的能力、具有激勵競爭的能力、具有有效轉換的能力。這種適應性效率是在實踐中反復嘗試和摸索而形成的，而不是主觀地推行一種理想化的制度。馬克思經濟制度理論追求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發展的價值理念，一直引導和激勵著人們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實踐，但我們不能以他的具體設想作為檢驗是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標準，而應抓住馬克思經濟制度設想的基本要義和基本價值，從它的方法論出發，以實現共同富裕為核心，在經濟制度建設中堅持以人為本原則、結構性協調原則和適應性效率原則，探索出適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建設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