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經濟比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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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國有企業的經濟發展速度大大低于鄉鎮企業、國內私人企業與外資獨資的私人企業的經濟發展速度,國有工業企業的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這個客觀事實理所當然地引起了理論工作者的關注。這方面的討論就其內容來說,不外是兩類:一是屬于規范經濟學的范圍,即國有企業在什么意義上是必要的?如果它有存在的必要,那么它在什么樣的產業部門中必須存在?其存在所依賴的條件又是什么?第二類問題是屬于實證經濟學的范圍,即客觀上國有企業是如何運行的?國有企業究竟在國民經濟中會趨于一個什么樣的地位?國有企業的產值在某一個產業中的比重最終會趨于一個什么樣的均衡值?是否在所有產業中國有企業產值的比重都會下降?若下降則會降至一個什么樣的均衡值?該均衡值是否為零?在什么條件下,當允許私人企業進入時,國有企業產值的相對比重會急劇下降?在什么樣的條件下,國有企業在某產業中的相對優勢會繼續得以保持?最后,從社會主義生產目標(即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福利)出發,在國有經濟與私人經濟“合資”的條件下,為了保持國有企業的產值的相對比率,國有經濟成份究竟占多大控制比例才是合適的?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在量上應當如何確定?“主導”是否一定等同于“50%”以上?本文的寫作動機是試圖從理論上回答上述兩類問題。撇開政治上社會主義國家從維護社會主義經濟的穩定與實現控制這一層考慮,本文僅僅是從經濟當事人決策與行為的分析層面上考察,當國有企業在一定的目標函數驅動下遵循約束條件求最優解時,國有經濟的相對比例會趨向于什么樣的均衡值?正是從這一意義上,我們所討論的國有企業或國有經濟的相對比重,是內生地決定的,即國有經濟的相對比重值是國有企業最優決策與非國有企業最優決策的互動過程的一個均衡解。
本文試圖討論的是,在不同的生產條件(成本條件)與市場需求條件外生地給定時,這個內生決定的均衡可能具有若干特殊形式與特殊數值。我們的討論所要揭示的是,國有企業或國有經濟的相對比重實質上與國有企業的目標函數有關,甚至可以說,是依賴于國有企業的目標函數的。從80年代后期開始的近10年來國有經濟相對地位的下降,與私有企業進入有關,但也在相當程度上與國有企業改變目標函數有關系。從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國有經濟地位的下降是國有企業自己找的。這種討論的動機是由國內文獻與國外文獻兩方面激發的。樊綱(2000)最近論證,無論非國有經濟在開始時多么弱小,只要其效率及增長率比國有部門高,則Jt作為國有經濟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在時期t)將趨于縮小,當t→∞時,Jt→0。當然,在同一篇論文中,樊綱也指出,Jt在現實中并不一定就趨于0,而是趨于一個比較小的均衡值。這就引出了兩個問題:一是Jt是否一定趨于零?二是如果Jt趨近于一個大于零的均衡值,那么,如何從理論上描述與刻畫這個均衡機制?在國外的經濟學文獻里,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關于國有經濟在混合經濟中的相對地位,有不少討論。本文的理論出發點是P.Beato和A.Mas-colell(1984)的模型。這是一個特殊的古諾雙頭寡頭競爭模型,它在邊際成本MC為正,需求函數為一線性函數(p=a-bx,這里p為價格,x為產量,a>0,b>0)的假定下,把國有企業視為一個斯塔克伯格(Stackelberg)領導者,并指出,如國有企業背離納什均衡點,引非國有企業進入,是會增進社會福利的。1989年,G.Defraja與F.Delbono在《牛津經濟文匯》上,從Beato-Mas-Collel的環境里引入了二次成本函數,并分析比較了國有企業繼續國有或者私有的不同方案對于市場結構均衡結果的影響。這實質上給出了一個關于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雙頭博弈的混合寡頭模型。C.Fershtman(1990)給出了一個“合營”企業或部分國有化企業與另一個私人企業雙頭博弈的模型,正是這個模型實質上討論了國有成份作為一個控制變量的內生性。在上述討論的基礎上,K.Basu(1993)綜述了混合寡頭模型的主要論點。
他這份于1989—1991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的講稿是啟發本文作者思考這一問題的直接思想資料。在上述文獻的基礎上,這里我首先考察國有企業的目標函數是如何作為一個限制非國有企業進入的手段而發生作用的。由此引發的思考是,當國有企業的目標函數發生了變動時是如何啟動了非國有企業的進入的?因此,國有企業是否應當存在?國有經濟是否應當保持相對優勢?其根本的經濟學論證,應當從是否應追求最大限度地滿足全體人民福利這一目標的論證中去尋找。如果這一目標在相當程度上仍應當堅持,則在等邊際成本函數條件下,國有企業就不會趨于消亡,國有企業的相對地位(比重)也不會趨于零。其次,本文擴展了Fershtman的模型,論證了在由兩個部分追求利潤極大化的國有企業的雙寡頭模型里,納什均衡解是回歸于傳統的國有企業體制的。因此,如果只就國有企業內部進行漸進式的體制轉換,改革是不會有出路的。這是本文的一個主要貢獻。本文的第三項工作是,試圖將企業目標函數與國有企業的市場份額(S)聯系起來,并在雙寡頭模型中建立了s與國有化在生產目標中的權數θ之間的函數關系。本文基本上是一種靜態分析,即在技術條件、市場需求函數給定的前提下,在一個同時求解的古諾模型中來討論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的市場結構。但這里的分析對于動態分析也是有意義的,即它指出了國有經濟相對地位的動態趨勢是有條件的,我們應該引入決策當事人的決策優化過程。在下述行文里,第二節專門分析追求社會福利極大化與國有企業存在理由的內在一致性,這實質上是對國有經濟必要性的重新論證。第三節給出兩個局部追求利潤的國有企業雙頭寡頭博弈的模型,并會推導出作者分析中發現的三個結論(命題)。最后,在第四節,總結本文并闡述其政策含義。
二、社會福利極大化與國有企業(或國有經濟)存在的必要性
我們的討論從國有企業的目標函數出發。國有企業既然由政府掌握其產權,其目標函數當然也應是政府的目標函數。政府的目標函數是多維的,我們只能就每一個所討論的問題來澄清政府的某一維目標。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們視政府在策略意義上的角色與經濟當事人沒有什么兩樣。這樣,國有企業的目標,也即是政府在定位國有企業時的目標,應會與私有企業有所區別。在這里,我們沿用Niskanen(1975),Bos(1988),Delbono與DeFraja(1987),Rees(1988)的假定,認為國有企業是追求社會福利極大化的,而社會福利被定義為是消費者剩余與生產者剩余與利潤之和。盡管上述經濟學家所討論的是西方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的目標,但由于今天中國的國有企業事實上已處于非國有私人企業的包圍之中,又由于追求社會福利極大化事實上與我們傳統所說的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有著一致性,所以運用這樣的假定有其合宜性。當然,這并不是說,對國有企業的目標函數不可以進行改革。相反,我們在下一節的分析會澄清,討論國有企業目標函數的變化正是本文的重要之點,并且,今天國有企業的地位也是與在目標函數上的改革有關的。一旦確定國有企業的目標函數為追求社會福利極大化,就會引出兩個結論:一是,若市場需求函數為線性,邊際成本為常數,則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便不會動搖;二是,在二次成本函數的生產條件下,追求社會福利極大化的國有企業不可能阻止住私有企業的進入;但若社會堅持福利極大化的目標,則國有企業在集中度高的產業不會趨于零。顯然,第二個結論(定理)比第一個結論(定理)要微弱得多。這說明,生產成本函數是我們討論國有企業地位時不應忽視的條件。
以上兩個結論(定理)不是本人的發現,因此,在這里我只是敘述這兩個定理,但對第一個定理,我給出經濟理論的證明;同時,通過挖掘其內涵要闡明今天中國的國有企業是否從某一產業退出的判別條件。總結一下我們在這一節的討論,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國有經濟或國有企業在某一行業的存在的合理性,是依賴于該產業的成本狀態的。若邊際成本是一常數(規模報酬不變),則國有企業可以運用社會福利極大化這一目標函數逼退全部的私有企業。在這里,社會福利極大化既是目的,又成了一種與非國有企業進行競爭的有力的手段。這里,國有企業的合理性與行業中企業個數(n+m)無關。但若某行業是規模報酬遞減的,即邊際成本遞增的,則國有企業存在的合理性光憑追求社會福利極大化的目標就顯得不充分了,而應進一步考慮市場需求規模所限定的行業可容納的企業個數N與k(k為邊際成本遞增速度)。若N很小,則就是在二次成本函數下,國有企業在均衡時也不會趨于零。在私有企業個數n很小時,國有企業是否必要,如以社會福利最大化衡量,也會依存于k值,而n小或N值小的經濟含義是該行業的集中度高。因此,籠統地說國有企業要從競爭性產業中退出,要在壟斷性產業里保持,顯得有些含糊。這里的分析說明,邊際成本為常數,或者邊際成本遞增,這本來都可與壟斷相聯系,但國有企業存在的合理性卻會有所不同。我們應該更進一步從分析成本函數的形狀出發,根據社會福利極大化原則,確定國有企業是否發展或退出產業的政策導向。
三、國有企業目標函數的改變與國有企業相對地位下降的內在聯系
前一節我假定國有企業的目標函數為追求社會福利極大化。這一節我們來討論,若國有企業對這一目標進行了改革,對于國有經濟本身的主導地位會產生什么影響?這種討論的立論是有歷史依據的。我們的國有企業改革是1979年最早由“放權讓利”政策啟動的。“讓利”會鼓勵國有企業至少部分地追求利潤,而“放權”又會允許國有企業至少部分地按市場競爭形勢對非國有的私有企業的策略作出反應。這樣,國有企業就會按演進方式逐漸地進入與私有企業進行混合寡頭博弈的格局。我們首先論證,如果沒有這種改革,國有企業仍然不追求利潤,仍追求社會總福利極大化,則非國有企業在等邊際成本條件下便不會進入。
四、結論
國有企業或國有經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地位不僅要從政治上、意識形態上加以論證,也應當從經濟學上加以論證。當生產條件與成本函數特征、市場需求函數與市場規模等方面外生地給定后,國有企業追求什么樣的目標?企業作為決策者如何求解有約束的最優化問題?這實質上是決定國有企業地位的內生機制。本人這里進行的就是所謂國有經濟相對地位的內生決定分析。在線性的市場反需求函數、等邊際成本條件下,若國有企業完全服從追求社會福利極大化的目標θ1=1,則國有企業經濟的相對比重不但不會趨于零,而且根本不會動搖國有經濟的壟斷地位。在二次成本函數條件下,國有經濟的必要性僅僅靠社會福利極大化的目標來加以論證就顯得不足。這時,國有經濟是否必要,還取決于市場需求規模所容許的限度與現有企業的集中度。如果現有行業的市場集中度已經很高(n很小),則從社會福利極大化出發,國有企業仍有存在的合理性。在等邊際成本(規模報酬不變)的生產條件下,社會福利極大化目標在國有企業產量決策中的權數θ實質上會成為非國有企業的進入門檻。如θ1=1,則會堵住私有企業進入。但是,θ太高也有負面作用。若不存在非國有的私有經濟的進入壓力,光憑國有經濟內部的利潤目標的部分引入,即0<θi<1(如前蘇聯60年代的利別爾曼式的改革),是走不出國有經濟原來的計劃體制的;國有企業改革的某些成功,使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在處于改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各自都有所發展并且互利,是存在0<θ1<1的國有企業與θ=0的私有企業進入共同作用的結果,即是“改革”(部分放棄追求社會福利極大化、部分引進利潤目標)與“開放”(允許非國有的私人企業進入)共同作用的結果。對于處于改革過程中的國有企業來說,選擇什么樣的θ值,即在產量決策變量上讓政府目標占有多大的權重,實質上是在以企業自身的利潤目標為一頭,以企業與政府之間距離為另一極的兩端之間進行權衡,θ與利潤事實上都是國有企業的激勵源泉。θ1不光代表政府目標,而且是政府在資源上對企業支持的象征,是國有企業在市場上扼制私有企業擴張的武器。一旦國有企業選擇θ=0,實質上便會失去政府的資源支持,而全力追求利潤極大化。
而若國有企業不選擇θ=0,則事實上就不可能與政府脫鉤,也就不可能全心追求利潤極大化目標。在決定最優的θ與最優產量q的兩階段的古諾—納什博弈中,國有企業是先決定自己與政府之間的關系θ*,然后才確定最優的產量水平q*。由反向歸納解出的θ*值,在等邊際成本與存在私有企業的前提下,不應為θ*=0。由此推理,當經濟中已經存在追求利潤極大化的私人企業時,國有企業即使要追求自身利益極大化,也不應該完全仿效私人企業,因為θ>0是有利于國有企業控制市場份額的。在等邊際成本與線性的市場需求反函數的條件下,在私有企業可以進入的前提下,撇開技術上國有企業與非國有的外資企業的差異與管理上的效率差異不論,國有企業或國有經濟的相對比重不會趨于零,而是趨于一個大于零的值。當然,上述討論完全抽象掉了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在技術、管理與組織上的差異,因而對現實生活中國有經濟比重的下降原因的說明,是極不完全的。本文主要討論企業目標的改變對國有經濟相對地位的影響,分析也只限于靜態與比較靜態分析,因此只是一孔之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