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產業衍變及就業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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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建平作者單位：四川省經濟發展研究院

一、引言

發達國家經濟發展規律表明，伴隨經濟發展水平提高，第一產增加值占國民經濟比重下降，而二三產業比重則逐步提高，勞動力在各產業間也會產生規律性轉移，其基本趨勢是勞動力向從第一產業向二三產業轉移，隨發展水平進一步提高，最終勞動力將主要向第三產業轉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不但創造了巨大的就業需求，也改變了勞動力需求結構。但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在產業結構不斷優化、二三產業加快發展的情況下，就業數量并未出現顯著提高，反而就業數量增速不斷下降，國內學者開始高度關注此問題。胡鞍綱(1997)認為我國資本密集的工業化道路抑制了就業增長。張車偉、蔡昉(2002)認為由于產業發展過程中資本相對于勞動力的含量提高，我國三次產業就業彈性總體呈下降趨勢，導致就業吸納能力減弱，但非農產業尤其是第三產業將是勞動力轉移主要方向。喻桂華、張春煜(2004)通過多國模型比較得出我國就業增長緩慢是由于第二產業的資本替代勞動、第三產業增長緩慢和內部結構失調引起的。當前，我國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發展主線，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其中的重要內容，而如何在產業升級的同時繼續擴大就業是我國面臨的嚴峻課題。因此，從歷史演進角度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對就業增長的影響進行研究，對于我國制定合理的產業發展政策與就業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我國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演變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的演進趨勢，產業結構得到提高和優化，非農產業就業比重不斷提高，但就業結構變化明顯滯后于產業結構調整。

(一)產業結構變化趨勢

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速度較快，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9年的10.3%，下降17.9個百分點。但近年來，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維持在10%左右，下降的速度放緩。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較高且變化不大，僅由1978年的47.9%下降到2009年的46.3%，下降1.6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發展較快，增加值占GDP比重由1978年的23.9%上升到43.4%，上升19.5個百分點。與高收入國家平均1.4∶26.1∶72.5和中等收入國家10∶37∶53的三次產業平均比例比較，目前我國的產業結構仍然處于中低水平國家水平。

(二)就業結構變化趨勢

第一產業對勞動力需求下降幅度大，就業比重由1978年的70.5%下降到2009年的38.1%，下降32.4個百分點，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勞動力轉向其他部門。第二產業就業比重較大提升，由1978年的17.3%提高到2009年的27.8%，提高10.5個百分點，但近年來由于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對勞動力需求放緩，第二產業就業比重保持相對穩定，這也與其產值變化幅度基本一致。第三產業就業比重增加明顯，由1978年的12.2%提高到2009年的34.1%，提高21.9個百分點，是吸引第一產業轉移勞動力的主要產業。

(三)產業結構調整與就業結構變化協調性

我國就業結構變化的速度相對于產業結構調整較為緩慢，存在一定滯后性。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盡管已下降到10.3%，但吸納的就業人口比重仍高達38.1%。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46.3%，但因其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吸納就業能力在下降，其就業人口人口比重僅占27.8%。第三產業就業比重增加幅度遠超過其產值占GDP比重，成為吸納第一產業轉移人口的最重要產業，但因其發展水平和速度較慢，制約了進一步吸納就業的機會。我國這種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不協調說明我國產業結構的就業需求量相對較少，不能適應勞動力增長的需求。

三、產業結構調整與就業總量的關系

(一)理論假設

產業結構調整不僅能創造就業機會，而且也能減少就業，主要取決于增加的就業數量和減少的就業數量的比較。一方面，產業結構的合理化會促進經濟快速增長，從而對勞動力要素的派生需求增加，就業量隨之擴大。另一方面，產業結構調整的速度與就業結構調整速度如不匹配，便會導致短期的結構性失業，從而對勞動力要素的需求減少。因此，本文擬從產業結構調整方向和變化速度兩個方面綜合考察其對就業總量的影響。產業結構變動方向指產業結構由低級往高級演化的指標，考慮到我國過去一直處于工業化快速推進階段，人口紅利也普遍存在，非農產業仍是吸引就業的主要渠道，而第一產業對就業貢獻表現為充當為二、三產業提供勞動力的“蓄水池”作用，因此用非農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來表示該指標。用公式表示為:SC=(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國內生產總值(1)產業結構調整速度是用來衡量產業波動劇烈程度的指標，產業結構調整越快，經濟波動程度越高，結構性失業越嚴重。該指標通常用各產業某一時期占GDP比重與基期差的絕對值之和來表示。用公式表示為:(略)。

(二)模型推導

由于產業結構調整與就業量之間是非線性函數關系，就業量與產業結構調整方向及變化速度可簡單表示為:(略)。

(三)實證分析

考察我國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演變進程，發現兩者變化均與我國經濟改革進程緊密相關，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因此，要認識產業結構對就業數量的影響，有必要對兩者關系分階段研究。本文根據中國經濟改革進程，并考慮樣本數量對參數估計的影響，將改革開放以來的時間分為1979－1994年和1995－2009年兩個階段(前面已將1978年作為基期，此處從1979年起進行分析)。根據模型(4)，對改革以來我國就業數量與產業結構調整的分段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得到的結果見表2。

從表2中各項參數回歸的檢驗表明各工具變量的選擇是有效的，估計結構比較理想。回歸結果顯示，產業結構調整對就業量存在顯著影響，只是在不同階段這種影響存在較大差異。1979—1994年間，我國就業量與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和速度均呈正向關系，即產業結構變化的方向和速度均有促進作用，其中產業結構調整方向對其就業的影響系數為1.081，產業結構調整速度對其就業的影響系數為0.252。1995—2009年間，我國的就業量與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與就業量正相關，而產業結構調整的速度與就業量關系負相關，其中產業結構調整對其就業的影響系數為1.35，產業結構調整速度對其就業的影響系數為－0.147，該段時間產業結構調整對就業的促進效應明顯強于上一階段。從整個考察期看，就業量與產業結構和速度變化關系則與1995—2009年相同，其中產業結構調整方向對其就業的影響系數為1.096，產業結構調整速度對其就業的影響系數為－0.036。

以上的計量分析結果說明我國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產業結構調整對就業具有雙重影響，但產業結構升級是決定就業最為關鍵因素。一方面，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使第三產業發展較快，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就業結構變化速度對就業的促進或抑制作用取決于產業結構調整的劇烈程度，根據上述分析，今年來產業結構的劇烈變動使大量勞動力從那第一產業分離出來，卻難以適應二、三產業升級需要，產業發展不僅無法拉動就業而且對已存在的剩余勞動力還有擠出效應。

(四)穩定性討論

以上分析，僅能判斷改革開放以來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方向、速度對就業量的影響，要判斷其長期趨勢，需要對結論進行穩定性分析。為此，下面我們將通過協整檢驗進一步分析這些變量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

1.數據的平穩性檢驗

對變量進行長期動態關系分析前，需要對變量數據的平穩性進行檢驗，變量數據只有在同階平穩條件下，才能進行協整檢驗。本文采用ADF單位根檢驗方法來檢驗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結果見表3。通過ADF檢驗，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接受序列lnL、lnSC、lnSP均有單位根的假設，但拒絕這3個序列的一階差分具有單位根的假設，序列均為平穩時間序列，可進一步檢驗他們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協整關系。

2．協整關系分析

為檢驗變動的長期因果關系，本文應用EngleandGranger提出的兩步檢驗法分析。在檢驗產業結構調整方向和速度是否對是就業變動的影響因素時，可建立以下模型:（略）。對模型(7)的結果，對其殘差進行平穩性檢驗，如果模型(6)成立，則模型(5)中的長期協整關系成立。根據以上原理，我們對殘差序列Ei，t做單位根檢驗，檢驗統計量－3.382256小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2.9665，估計殘差序列Ei，t為平穩序列，表明lnLi，t、lnSCi，t、lnSPi，t具有協整關系。因此，從長期看，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和調整的速度與就業量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其中，產業結構升級的方向對于促進就業具有積極作用，而產業結構調整的速度過快對于我國就業具有抑制作用。這一結論與我國國情是符合的。當前，我國仍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產業結構迅速變化是這一階段的重要特征。然而我國的就業結構剛性特征十分明顯，滯后于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尤其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整體素質不高，難以適應二、三產業發展需要，必須要經過一段時間時滯后才能消化這部分勞動力。

四、產業結構調整與就業增長的關系

就業彈性是衡量產值增長引起的就業增長量大小的一個指標，即在某一時期內就業數量的變化率與產值的變化率之比。運用就業彈性指標，我們可以分析就業人員在第一、二、三產業之間配置狀況。根據對1979—2009年以來我國三次產業就業彈性系數測算(見表4)，產業結構調整對勞動力力資源配置影響有以下特征。

(一)就業彈性的整體下降趨勢

促進經濟增長是解決就業問題的基本前提，我國經濟持續增長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尤其改革開放初期，如1979—1981年，經濟增長1個百分點拉動就業增長0.44個百分點。盡管30年來我國經濟年均增長9.9%左右，但就業增長率的變化趨勢則呈現出穩定下降的趨勢，由80年代初期的超過3%降低到2009年的0.66%以下。就業彈性呈現出不斷降低趨勢，由80年代初期最高的0.61下降到2009年的0.07。這一趨勢說明: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效應正在逐漸減弱，意味著在經濟增長中生產要素的相對密度發生了變化，勞動含量逐漸下降，而資本相對含量不斷加大。

(二)三次產業變化對就業彈性影響不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總體就業彈性為0.14、第一產業就業彈性系數為0.04、第二產業為0.21、第三產業為0.32，說明三次產業對就業勞動作用存在較大差異。從動態角度分析，第一產業就業彈性在1992年以來的多數年份為負值，表現為對就業的“擠出”效應，這標志著農業勞動力的飽和并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第二產業就業彈性總體呈下降趨勢，產業就業吸納能力逐步減弱，這一方面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另一方面也顯示了第二產業資本深化的過程，這期間我國第二產業全員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11.4%、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0%左右，而勞動就業年均僅增長3.7%。第三產業就業彈性遠高于一、二產業，說明其吸納轉移就業的能力很強，但第三產業就業彈性也存在總體下降趨勢，一方面說明其勞動生產率逐步提高，將勞動力配置到第三產業，邊際收益率逐步降低;另一方面第三產業內部金融保險、科技服務等資本技術密集程度較高的新興行業增長速度高于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行業;此外，服務領域壟斷較為突出，壟斷使相關領域享受著優質的資源，形成了龐大的利益群體，就業人數多的外圍的中小企業生存和發展面臨困難。

五、促進我國產業升級與擴大就業的政策建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對就業影響表現為:一是產業結構調整對就業既有擴張效應也有抑制效應，產業結構升級能擴大就業容量，但產業結構的快速變化會導致就業數量的減少，但總體看，產業結構調整對擴大就業具有積極作用。二是我國經濟的總體就業彈性和三次產業的就業彈性均呈下降趨勢，一方面說明我國三次產業資本機構提高，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作用日趨明顯;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對就業增長帶動作用最為明顯的第三產業發展緩慢。為此，結合本文分析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是內部消化與向外轉移并舉，解決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與發達國家第一產業就業比重1%相比，我國第一產業就業比重向下存在較大余地。在農村剩余勞動力整體素質不適應二、三產業升級的情況下，應加大農業投入力度，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提高第一產業內部消化剩余勞動力能力。同時，要根據我國產業結構調整需要，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職業技術培訓，消除制約農業人口非農化的制度障礙，促進農業人口向二、三產業轉移。

二是處理好第二產業中勞動密集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關系。我國處于工業化中后期階段，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比重持續提高是其顯著特征，就業彈性下降也是長期趨勢，擴大就業的難度較大。雖然勞動密集型產業勞動效率和經濟效益相對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低，但其在解決就業方面具有巨大社會效益。因此，我們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不僅要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而且要扶持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升級，加快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繼續保持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

三是加快第三產業發展，優化第三產業內部結構。第三產業是吸納就業和擴大就業的主要渠道，加快發展第三產業有利于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促進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合理化。要加大市場化改革力度，打破服務領域的行政壟斷，培育多元化主體的市場競爭格局，促進第三產業繁榮。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增強人口在城鎮的集聚程度，為第三產業發展創造強大需求主體。提高第一、二產業的社會化和專業化程度，鼓勵生產服務企業從企業中分離出來，拓展生產性服務業的就業空間。

四是加強對勞動力的培訓，提高勞動者素質。經濟發展戰略的技術路徑往往取決于資源要素的豐裕程度。當前我國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可能導致我國在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選擇資金、技術依賴的技術路徑，對我國擴大就業形成更大的制約。然而，人力資本作為一種創新要素才是獲取競爭優勢的關鍵要素。因此，現階段應根據產業發展需要，加大勞動力培訓的投入，實現勞動力素質與產業升級相匹配，促進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相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