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訴訟經濟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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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經濟法公益訴訟制度的必要性

“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經濟法將公共利益作為其重點保護之法益，但由于缺乏可訴性，經濟法義務常常未能執行，其權利受到侵害也缺乏保障，經濟法所追求的社會公益也便成為了水中月、鏡中花。究其原因是我國長期缺乏與之相匹配的救濟程序而影響到經濟法實效的發揮。

（一）三大訴訟失靈

1.刑事訴訟是法院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追訴犯罪和適用刑罰的活動，它對于公益保護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第一，它的受案范圍狹窄，只有當行為違反了刑事法律，構成犯罪才予以制裁，而對嚴重侵害社會公益但卻尚未構成犯罪的行為卻無能為力。第二，提請主體范圍十分有限，除了法律中明確授權檢察機關對危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犯罪可以向法院提起刑事訴訟以外，公民只能就與自己切身相關的權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如果公共利益被侵害，公民不能作為公益的代表人提起訴訟。

2.傳統民事訴訟純粹為私益訴訟，它以“個人本位”作為基礎，以“意思自治”為理念，旨在解決當事人就私人權益爭議的糾紛，允許當事人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實體與程序權利。然而與民事糾紛不同，公益糾紛則以“社會本位”為出發點，公益救濟中的原告除了主張自己的利益之外，還試圖維護其他與之處于同一立場的社會群體的擴散性利益。這種權利救濟模式不是以私人權益為中心，具有濃烈的公益性色彩。在公益訴訟過程中不以意思自治為原則，當事人的處分權受到嚴格限制，因此民事訴訟的理念不能夠完全包容公益救濟。

3.行政訴訟在維護公共利益方面同樣存在局限性。第一，從行政訴訟的性質上看，它所依據的行政法是以國家利益為本位，側重追究違法人的行政責任，難以兼顧對受害主體特定權益的補償，不能達到全面維護公益之目的。第二，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狹窄。行政訴訟是行政相對人認為國家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了其合法權益而向法院提起的訴訟，旨在解決行政爭議，審查的對象是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而現實中由于國家機關的抽象行政行為所造成的公益侵害并不在少數，但卻無法通過此途徑得以救濟。

（二）公益訴訟制度與經濟法理念具有契合性我國現行的糾紛解決機制，在公益救濟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出現失靈的情形，無法達到全面維護公益的目的，訴訟作為社會成員尋求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在本質上是對社會沖突進行司法控制的基本手段。在任何社會中訴訟都以解決某種社會沖突為自身使命。換言之，當某類社會沖突大量出現，需要相應的解決手段時，一定的訴訟形式便獲得了產生的根據。公共利益作為一種新型的權利有其獨特性，這是傳統救濟機制所無法與之相匹配的。為了更有效地維護社會公益，跳出傳三大訴訟模式，在現有的體制之外構建一個能夠體現經濟法公益維護理念的訴訟機制勢在必行。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具有社會性的經濟關系，即直接涉及或影響社會或公眾重大利益的經濟關系；與國家代表社會對市場經濟的規制和調控，相對應的是市場主體接受規制和調控的義務，這是個體對社會的義務；經濟法責任是行為主體對社會的責任。因此違反經濟法的行為一定是侵犯不特定多數人利益或全社會公共經濟利益的行為，對經濟法權利的救濟便表現出強烈的公益色彩，對違反經濟法行為的司法救濟程序就不應當是私益訴訟，而應當是公益訴訟。經濟法公益訴訟作為新型訴訟模式，為我國解決經濟法中的大量不可訴現象，走出社會經濟利益保護途徑缺失的困境提供了新思路。

二、如何構建新型經濟法公益訴訟制度

（一）原告主體資格放寬當事人適格是獲得訴訟救濟的重要限制。由于經濟公益訴訟中當事人是基于維護公益的目的而參與訴訟，這與傳統訴訟中的私益維護有較大差異，基于公益訴訟的特殊性，其訴訟主體應當適當擴大。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家與社會一體化的局面被逐步打破，與國家相分離的市民社會逐漸成熟，逐漸進入到國家權力向社會轉移的過程。民間社會從國家權力的統治之下掙脫出來成為相對獨立的力量，這要求公共利益的代表不僅包括國家機關，更應將社會團體與個人納入其中，將國家機關的強制性與社會團體的專業性和公民個人的廣泛性相結合，優勢互補，共同起到公益維護之目的。例如，當訴訟涉及的利益群體較為廣泛，公民個人和社會團體相較于被訴方力量懸殊，代表性有限時，或者當國家利益受損而無特定原告起訴維護時，國家機關作為傳統公益代表人以其公權力適時介入來維護社會公益就成為必須。國家特設機關提起訴訟，不僅能夠監督和有效遏制侵害公益的行為，維護公民、法人和國家的經濟利益，還可以保證訴訟過程的統一公正，避免私人起訴可能產生的報復和濫訴弊端，實現訴訟的效率與效益；而在公權力鞭長莫及的權利真空領域或公共利益受到來自公權力的侵害時，賦予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訴訟主體資格，則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維護公益并起到社會監督的作用。同時，為了防止濫用訴權導致司法資源的浪費，在放寬公益訴訟原告范圍的同時還需要設置一定的限制。相較于在訴訟前設定主體資格限制堵塞公益救濟的途徑，筆者認為，在訴訟過程中通過限制原告部分處分權以預防其濫訴行為，防止訴訟主體范圍擴大而帶來的負面效應，這樣更加有利于公益的維護。

(二）既判力范圍擴大按照傳統訴訟法中既判力主觀范圍的理論，判決的效力原則上僅限于訴訟的原告、被告，僅在法律規定的例外情形下，才能對當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產生效力。經濟公益糾紛中當事人人數眾多，并且具有潛在性和不特定性，若在經濟公益訴訟中堅守傳統既判力理論，就會導致判決結果僅在當事人雙方間具有約束力。那么在公益侵權案件中，其他當事人為了維權仍需單獨提起訴訟，法院將就不同當事人因同一事件提起的訴訟而疲于奔命，這會造成訴訟資源的極大浪費，也違背了公益訴訟制度建立的初衷。此外，從權利腐敗理論出發，在經濟公益訴訟中，如果部分當事人出于“搭便車”的動機而放任公益侵害于不顧，當其他當事人以公益代言人的身份參與訴訟后，法院的判決結果對其不利時，再以既判力主觀范圍進行抗辯，筆者認為，該主張在公益訴訟的制度下不應當成立。

（三）舉證責任分配理論在公益訴訟中，當事人雙方之間在經濟、政治、社會實力與信息占有量上存在巨大的差距，而且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較為復雜，經濟公益訴訟的原告能力有限或者專業知識相對薄弱，在訴訟中往往處于弱勢地位，若按照傳統的舉證責任理論，公共利益將難以得到切實維護。經濟法作為“抑強扶弱”之法，它致力于協調社會權利沖突，其實質是對社會強弱勢主體利益沖突和矛盾的化解，通過對市場強勢主體和市場弱勢主體進行權利義務的傾斜配置，將失衡的天平重新扶正，恢復利益均衡狀態。為了實現經濟法的宗旨，必須構建符合經濟法理念的舉證責任制度。讓較少有條件獲得信息的當事人提供信息，既不經濟，又不公平，因此，經濟公益訴訟中，在雙方當事人舉證能力嚴重不對等的情形下，可考慮適用舉證責任部分或全部倒置原則。在審查證據時，法庭如果認定當事人雙方在信息資源上嚴重不對稱，可以實行舉證責任倒置，讓占有更多證據資源的當事人承擔對某要件事實的舉證責任。

（四）法律責任形式多樣化法律責任是指因違反了法定義務或契約義務，或不當行使法律權利（權力）所產生的，由行為人承擔的不利后果，它可以分為補償性和懲罰性方式。首先，經濟法以社會責任為最高準則，違反經濟法的行為即是對社會利益的損害，經濟法違法者應遵循“損公益者自受損”的原則承擔責任。其次，從公益的屬性來看，公共利益是由公民的不同利益凝聚而成的，但不是私人利益的總和，經濟公益訴訟除了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之外，更加注重的是維護社會整體利益，單純的補償性賠償不僅難以達到補償每個受害人的目標，更無法實現對被侵害的社會公益的救濟。最后，一些行為對公益的侵害是不可逆的，無法通過補償性法律責任來達到權利救濟的目的。因此，在經濟法責任中，罰性法律責任以維護公共利益為中介來實現社會整體利益的可持續最大化，更加符合經濟法公益維護之理念。懲罰性法律責任包括了財產性和非財產性的法律責任形式。目前在我國法律規定的懲罰性賠償金額過低的情況下，財產性懲罰賠償的數額往往小于企業從經濟違法行為中獲取的收益，企業仍將以身試法，財產性懲罰賠償起不到應有的作用。此時，便體現出了非財產性懲罰措施的優越性：通過產品召回制度將已經投入市場的不合格產品回收，防止公益侵害行為進一步擴大，盡量減少損失；通過資格減等、公布其不良信譽措施對違法的市場主體資格進行限制，一方面可以防止企業主體資格喪失后無須承擔法律責任所造成的公益保護缺失，以重整企業為目的，使企業積極承擔彌補公益的義務；另一方面，企業被處以資格減等、公布其不良信譽等責任后，企業從事市場行為將會受到一定限制，也對市場上的其他企業起到教育、警示作用，從而整頓整個行業的秩序，有利于行業形象的恢復和產業的重振。

作者：雒彬單位：上海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