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策發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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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西藏問題的特殊性，建國以來，黨中央一直十分注重西藏的穩定和發展。改革開放后，西藏經濟發展被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因此發展迅速。中央在制定西藏政策的時候，既注意全國政策的統一性，又注重和西藏的特殊情況相結合。自1980年開始，中央先后召開了四次西藏工作會議，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西藏經濟發展的具體政策措施，對西藏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2004年3月5日下午在參加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西藏代表團審議時指出：要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進一步增強緊迫感，堅定不移地推動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同時要高度重視發展的質量和效益，重視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協調發展，重視城鄉之問、地區之間的協調發展。西藏將在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指導下，走出一條科學發展的新路。由于西藏問題對我們國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西藏的穩定和發展。同志曾經指出：西藏的工作在黨和國家的全部工作中居于重要的戰略地位，西藏的穩定，涉及國家的穩定；西藏的發展，涉及國家的發展；西藏的安全，涉及國家的安全。改革開放以來，西藏的經濟迅速發展。預計到2005年，大多數西藏人民的生活將達到小康水平。回顧和總結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對西藏經濟政策的發展和演變，對做好新形勢下的西藏工作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完成撥亂反正任務，加強改革，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

建國以來，中央既考慮了全國政策的統一性，又考慮了西藏情況的特殊性，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西藏特點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對鞏固國家統一，促進西藏發展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同樣秉承這一規律，來制定與西藏有關的政策。一般來說，中央就全國重大問題作出決定在前，召開西藏工作會議根據西藏的特殊情況部署西藏的具體工作在后。

（一）召開第一次西藏工作會議：開展撥亂反正工作，確立新的歷史條件下西藏的中心任務和奮斗目標“”時期，由于、””極左路線對于黨的民族政策、經濟政策、宗教政策、統戰政策、干部政策等方面的嚴重破壞，西藏人民和全國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樣深受其害。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開始了全國范圍內的撥亂反正工作。1980年4月，中央召開第一次西藏工作會議，全會以鄧小平所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指導，貫徹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確立了西藏自治區的中心任務和奮斗目標：“以藏族于部和藏族人民為主，加強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團結，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從西藏實際出發，千方百計地醫治、造成的創傷，發展國民經濟，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學水平，建設邊疆，鞏固國防，有計劃有步驟地使西藏興旺發達。[1]（會上還糾正了“民族問題實質是階級問題”的左傾錯誤觀念，指出“在我國各民族都已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間的關系都是勞動人民之間的關系[2]（在總結過去經驗的荃礎上提出對藏工作的八項方針，其主要內容有：中央各有關部門根據西藏的實際情況制定、執行與西藏有關的方針、任務和政策，積極支援西藏發展；全國各有關地方和單位都要根據上級的指示，認真做好援藏工作；重新審訂全區經濟建設規劃，糾正經濟政策方面一系列“左”的偏向，落實黨的各項政策。座談會召開推動了西藏的撥亂反正，使西藏實現了工作重點轉移。同年5月22日，等同志率中央工作組到西藏考察工作，宣布給予西藏一系列優惠政策，主要有：全部免去自治區群眾的農牧業稅；不準隨便向群眾無償征用勞動力；在所有的經濟活動領域，都要放寬政策，不亂加限制；自留地和自留畜，群眾自己能搞多少就讓他們搞多少，房前屋后愛種什么就種什么，群眾手里的東西要允許自由交換，生產可以聯系生產力計算報酬；包產到組、到戶、到人。

（二）第二次藏工作會議召開：進一步解放思想，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

1982年黨的十二大的勝利召開，完成了黨的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任務，提出了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全國改革開放的步伐進一步加快。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第一次西藏工作會議后，西藏的農牧業生產徘徊不前，經濟文化發展緩慢，人民生活改善不快。為解決這些問題，1984年2、3月間，中央一專門召開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會議認為主要原因是自治區的主要領導對西藏的特殊性認識不足，思想不夠解放，搞活經濟的措施不夠切實有力，在執行黨的政策的過程中存在左傾思想。針對這些情況，會議決定對西藏的特殊性進行再認識，進一步解放思想，把西藏的各項工作推向一前進，“中心是把經濟搞上去，使人民盡快富裕起來”[3]。會議要求西藏的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和領導同志要把主要精力轉移和集中到三個方面，其中首要任務就是“一定要按照西藏的特殊條件，千方百計地把經濟搞上去”[4]。經過第三次西藏會議，西藏徹底完成了撥亂反正的任務，把工作的重點完全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會議還就西藏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重大決定，即：A、大力開發能源，發展交通運輸事業；B、進一步放寬政策，促進農牧林和民族手工業的迅速發展；C、努力辦好教育事業，發展和繁榮文化藝術；D、對外實行開放，對內加強交流等。為了落實會議精神，同年8月，中央工作組再次進藏實地調研，在分析問題，統一認識以及繼續堅持兩個“長期不變”（土地歸戶使用，自主經營長期不變；牲畜歸戶，私有私養，自主經營長期不變。）和“兩個為主”（按照西藏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群眾意愿在堅持土地、森林、草場公有制的前提下，實行以家庭經營為主，以市場調節為主的方針）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地推動下，農村經濟得到迅速發展，西藏社會經濟由封閉型向開放型、由供給型向經營型轉變。

在中央召開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為了改變西藏基礎設施落后的面貌，同時也是為自治區成立20周年獻禮，中央決定，由京、津、滬、蘇、浙、閩、魯、川、粵等省市，按照西藏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幫助西藏建設43項工程，同時決定在內地各省市開辦西藏中學。內地援建的43項工程，涉及電力能源、文化旅游等數十個基礎行業，總建筑面積23.6萬平方米，總投資4.8億元。為了完成中央的囑托，上述9省市先后動員了1.9萬多名干部、技術人員和工人參加這43項一工程的建設，體現了漢藏同甘苦、共患難的兄弟情意。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深切關懷下，在各援建省市的高度重視和具體努力下，截止1985年，43項工程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為西藏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了貢獻。

（三）恢復和發展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提出檢驗中國民族政策和西藏問題的標準

“”時期，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受到極左思潮的破壞和踐踏。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把鞏固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國家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1980年，鄧小平針對過去在實施民族區域自治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指出“要使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實行區域自制”。1982年頒布的新憲法恢復了1954年憲法中關于民族區域自治的一些原則，而且還增加了一些具有時代精神的新內容。1984年國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標志著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建設開始步入法制化的軌道。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適合中國的情況”“是我們社會制度的優勢，不能放棄”[5]。實踐證明，該制度是完全符合我國國情實際的。它在西藏實行有利于西藏人民根據本地方的條件，在不違背憲法和法律的原則下，采取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加速本地方經濟、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1987年6月29日鄧小平同志會見美國前總統卡特時的談話提出判斷中國的民族政策和西藏問題的標準：“關鍵是看怎樣對西藏人民有利，怎樣才能使西藏很快發展起來，在中國四個現代化建設中走進前列。”[6]這為檢驗西藏工作好與壞、優與劣提供了一把標尺、一個準繩。促進西藏的發展，造福西藏人民是我們對藏一切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

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推動西藏經濟社會的全面進步

八十年代末到中共十五大，西藏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中央首先穩定了西藏的局勢，然后制定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全面推動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措施，給西藏的發展注入了新活力。

（一）穩定西藏局勢，奠定新一輪發展的基礎

在外國勢力的慫恿和支持下，叛逃國外的達賴集團于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策劃、煽動、組織了多起騷亂事件，給西藏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巨大損失，破壞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阻撓了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只有穩定才能發展，只有發展才能實現長期的穩定。兩者互為條件，缺一不可。黨中央緊緊抓住穩定和發展這兩件大事，制定西藏政策。作為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同志十分重視西藏工作。1989年10月，他親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專門聽取西藏自治區黨委的匯報，討論西藏工作，形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西藏工作紀要》，提出“西藏工作要緊緊抓住穩定局勢和發展經濟兩件大事”。1990年7月，為了取得第一手資料，更好地做出加快西藏經濟發展的決策，同志專程到西藏考察，做出了“一定要把西藏的事辦好”的重要指示，強調要改善能源和交通這兩大制約西藏經濟發展的瓶頸。不久，一批由國家投資的重大項目確定。主要包括：“一江兩河”綜合開發工程；羊卓雍湖抽水蓄能電站工程；青藏、川藏、黑昌、中尼、墨脫公路的整治和改造；擴建拉薩貢嘎機場；改建邦達機場等。1990年7月14日，《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的通知》提出“要把國家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經濟與少數民族自力更生相結合，把少數民族地區的資源開發與這些地區少數民族群眾的具體利益相結合，把少數民族地區的資源優勢與沿海地區和內地經濟發達地區的人才、資金、技術優勢相結合。”[7]“三結合”政策的提出，為西藏經濟發展提供了新思路，開辟了新視野。

（二）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召開：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加快改革開放，確立西藏發展新目標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明確宣布：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一個帶有全局性的重大突破，標志著黨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有了一個新的突破和飛躍，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有利于把人民的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兼顧效率和公平，逐步實現共同富裕。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勾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制定了繼續深化改革的總體藍圖。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從此進入了全局性整體推進的新階段。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央決定召開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

1994年7月，在同志的主持下，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在北京隆重召開。會議在認真總結了歷史經驗，全面分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特殊困難和有利條件，著手解決了促進西藏發展的一系列問題：（1）確定了加快經濟發展的基本思路，包括以下三點：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手抓發展，一手抓穩定，兩手都要硬。第二，加快改革開放步伐，逐步建立新體制，為經濟發展提供強大動力。第三，發揮全國支援西藏和西藏自力更生兩個積極性，下決心把基礎設施建設搞上去，帶動經濟增長，增強發展后勁。（2）制定了可行的發展目標：西藏在優化經濟結構，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0％左右，到2000年，力爭國民生產總值比1993年接近翻一番，基本完成脫貧任務，多數群眾達到小康水平；國民經濟和社會事業的整體水平有較大幅度提高，為下世紀初的更快發展奠定基礎，創造條件。（3）決定在財政稅收、金融、投資融資、價格補貼、外貿、社會保障、企業改革、農牧業等8個方面給予西藏優惠政策。（4）會議確定了新時期西藏工作的“一個中心，兩件大事，三個確保”指導方針：在鄧小平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指引下，依靠西藏各族人民，抓住機遇，迎接挑戰，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緊緊抓住發展經濟和穩定局勢兩件大事，確保西藏經濟的加快發展，確保社會的全面進步和長治久安，確保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5）進一步加大援藏工作力度，確定了由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和全國15個援藏省市“分片負責，對口支援，定期輪換”的方針。為了改變基礎設施嚴重落后對西藏經濟發展的瓶頸制約作用，中央有關部委和全國其他所有省、區、市分工承擔了62項建設工程。這些工程的相繼建成和使用，為西藏經濟社會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三、抓住西部大開發機遇，實現跨越式發展

（一）中央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為西藏經濟發展添加新機遇

中央歷來重視少數民族的發展，總書記在1999年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本質要求在民族工作上的體現，也是黨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出發點和歸宿”。“沒有民族地區的穩定就沒有全國的穩定，沒有民族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國的小康，沒有民族地區的現代化就不能說實現了全國的現代化。”[8]把少數民族的發展提到一個新的高度。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作出了加速中西部經濟發展，逐步縮小發展差距的決定。1999年3月，總書記提出，要研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發展。6月，總書記號召，要把加快開發西部地區作為黨和國家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2000年1月，黨中央對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提出了明確要求，國務院成立了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拉開了序幕。西部大開發戰略是全國協調發展的需要，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貫徹“兩個大局”思想而作出的戰略決策。從根本上講，是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實施西部大開發是我國下個世紀發展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也是民族地區加快發展的重要歷史機遇”。[9]實施這一戰略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西部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實現我國經濟和社會總體上的協調發展，為最終實現中華各民族共同發展繁榮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2000年3月10日，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全國人大代表熱地在兩會期間接受記者采訪時說：2000年是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第一年，對西藏的發展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機遇。一定要抓住這一歷史性機遇，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打破封閉保守，擴大對外開放，從西藏實際出發，找準位置，揚長避短，發揮優勢，突出重點，制定切實可行的規劃，加快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

（二）第四次西藏工作會議：確定新世紀西藏經濟發展新戰略

自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以來的7年間，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得到增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西藏長期封閉半封閉狀態開始打破，與內地的經濟聯系，人員交往日益密切，對外開放逐漸擴大。到2000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的西藏發展的目標已經基本實現。2001年6月25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這次會議是中共中央、國務院在新世紀開端之年和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之際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1、中央對加強西藏工作的指導思想是：以鄧小平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為指導，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緊緊抓住發展經濟和穩定局勢兩件大事，確保西藏經濟加快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確保國家安全和西藏長治久安，確保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要緊緊抓住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和西藏社會局勢基本穩定的良好機遇，著眼于西藏的繁榮進步和長治久安，集中力量解決事關西藏發展穩定全局的重大問題，促進西藏經濟從加快發展到跨越式發展，促進西藏社會局勢從基本穩定到長治久安。這就是我們在新世紀全面推進西藏工作的主要任務。2、會議的主要任務是：以鄧小平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為指導，總結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以來西藏工作的成績和經驗，分析新世紀初西藏工作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研究進一步做好西藏工作的一些重大問題，促進西藏實現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3、在會上總結西藏工作的五條基本經驗，第一條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緊緊抓住發展經濟和穩定局勢兩件大事，確保西藏經濟加快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確保國家安全和西藏長治久安，確保西藏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指導方針；第二條是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把全區各族干部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上來，全黨高度重視西藏工作，全國大力支持西藏工作，增強西藏各族人民對祖國的向心力。4、指出西藏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條件：西藏發展穩定的好形勢是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有利條件；西藏各族人民盡快擺脫落后狀態的強烈愿望是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強大動力；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是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歷史機遇。最根本的有利條件是中央的關心和全國人民對西藏的大力支援。5、西藏經濟社會發展方面主要解決了四個問題：規劃、項目、對口支援和優惠政策。6、朱镕基在會上就如何加快發展西藏經濟發表了講話：必須加快鐵路、公路、機場、電力、通信、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充分發揮資源優勢，形成既有優勢又有市場的支柱產業和特色經濟；鞏固和加強農牧業基礎地位，以調整農牧區和經濟結構重點，搞好農牧業綜合開發，千方百計提高農牧民收入；必須高度重視和切實加快發展旅游業，一定要把旅游業作為西藏的支柱產業；認真實施“科教興藏”戰略，大力培養各類人才，大力推動科技進步和創新，努力采用先進適用的技術，使現代科學技術在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要進一步加大對西藏的建設資金投入和實行優惠政策的力度。目前確定了國家直接投資的建設項目117個，總投資約312億元。已經確定各省市對口支援建設項目70個，總投資約10.6億元。

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了新世紀西藏發展與穩定的“兩個促進”的任務和目標。在發展方面，提出要促進西藏從加快發展到跨越式發展，明確了發展目標和重點任務。在穩定方面，提出要促進西藏從基本穩定到長治久安。為新世紀新階段西藏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三）同志高度重視西藏的發展：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進一步實施好西部大開發戰略

1988年至1992年，曾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多年來，同志一直關注著西藏的發展。自1998年“兩會”開始，連續七年七次參加西藏代表團的討論，多次作出重要指示。2002年兩會期間，作為國家副主席的同志，于3月5日在西藏代表團討論會上，同志提出了“把開發優勢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結合起來，把加快經濟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結合起來”的發展思路，并且講了四個“結合”的發展要求，即把依靠國家支持和堅持自力更生結合起來，把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和正確發揮政府職能結合起來，把開發優勢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結合起來，把加快經濟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結合起來。今年3月5日下午作為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的在參加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西藏代表團審議時指出，要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進一步增強緊迫感，堅定不移地推動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同時要高度重視發展的質量和效益，重視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協調發展，重視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協調發展。我們相信，在落實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的基礎上，西藏會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參考文獻：

[1]三中全會以來[M].（上）.人民出版社.1982.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479頁.

[2]三中全會以來[M].（上）.人民出版社.1982.北京：中共中央文敞研究室.第480頁.

[3]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M]（上）.人民出版社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86.第444頁.

[4]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M].（上）.人民出版社.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86.第448頁.

[5]鄧小平文選[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257頁.

[6]鄧小平文選[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頁.

[7]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M].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91.第1207.

[8][9]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三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