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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投資運營控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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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投資運營控制管理

      [摘要]我國風險投資發展至今蟄伏不振、停滯不前的原因,是其軟環境資源性內耗因素侵蝕風險投資運營機制所致。消除風險投資軟環境資源性內耗因素,打破蟄伏僵局,勵治圖新,必須從制度層面重構風險投資運營的軟環境資源結構框架,克服其運營的機制性障礙,重振我國風險投資事業,實現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的現代化目標。

      [關鍵詞]風險投資控制管理運營軟環境資源性內耗

      風險投資在我國近20年的興起、發展,潮起潮落,風雨洗刷,停滯不前,甚至進入發展迷途,主要是其軟環境資源性內耗因素侵蝕風險投資控制管理運營機制和激勵功能所致。其軟環境資源性內耗因素探討方面主要是:風險資本投資戰略位移偏離度、資本撤退機制與途徑、優惠政策和產業補貼、風險投資理念與特質、風險資本運營組織形式、科技企業發展階段風險資本投入時機選擇、海外風險資本進入與退出渠道、前沿型優質高新科技項目、人才機制運行失當和流失嚴重———風險投資“腦死亡”、風險投資法律枷鎖與政策困境、民營資本與政府投資及政府政策支持協調失當等等。

      1.風險資本投資戰略位移致使風險資金扎進傳統行業

      風險投資(Venturecapital)有別于一般的風險(Risk)概念,又有別于一般意義的投資(Investment)。它不是借貸資金,而是確切意義上的權益資本,它是融、投資的復合體,包納有資本經營管理運作的各項業務程序展開的有機整合,是一個融、投資集合的風險管理運作進程而衍生的風險資本“融資、投資———承擔風險———失敗或成功退出”的動態管理系統。其核心特征是資本投入風險企業(項目)使其迅速成長、壯大,并成功退出。我國的風險投資機構在風險資本運營過程中,特別是在2001年互聯網泡沫熄滅后,其資本投入真正的風險企業減少,并且無耐心忍受風險投資必要的長期投資“煎熬”,進而轉入傳統行業、證券行業,更有甚者直接投資于二級股票市場,不務正業炒作股票,偷換“風險投資”概念。風險投資高風險、高收益的典型特質應體現在其核心使命———推進有巨大成長潛力的中、小科技型企業迅速成長、壯大。特別地,風險資本應投入這些企業的初期經營運作。然而,我國風險資本目前處于一種游離、茫然、無著落的狀態———迷失戰略投資方向,掙扎在進入“風險企業不敢”、扎堆在“傳統行業無序”的泥潭困境。

      風險投資作為一種權益投資,其立足點在于風險項目的潛在高額回報,而不是盯住眼前的盈虧;投資主體看重的是其成長型增長前景和資產增值效應。所以,它不是借貸資本而是權益投資。因而,風險投資主體投資激勵的必要條件是:所有權(產權)結構明晰且具有強制性法律效應;其充分要求是:風險投資項目資本退出的便捷途徑(方式)和潛在巨額報酬。這是風險資本控制管理運營的核心所在,也是風險投資的本質特征。滿足不了這些條件,風險資本將被逼向歧途,另尋出路。

      風險投資作為分散風險、構建風險投資項目群、利用“收益———風險”組合機理互補風險投資項目損益,因而具有組合投資的特征。而我國風險投資實踐的損益互補效應,存在缺乏管理經驗,風險投資項目組合風險較大,資本投向不合理的狀況,因而風險資本戰略投向位移在所難免。

      風險投資的發展依賴于高新科技創業要素和風險資金聚集要素的有機組合,二者互依互存,構成風險投資專業性特征:風險資金(金融)———科技創業、專業經營管理的典型獨特控制運營特征。風險投資控制運營發展特征顯示:職業金融投資專家(團隊、機構)———風險資金作為權益資本注入風險項目(企業)———介入風險項目(企業)經營管理、咨詢、決策,必要時利用控制權市場接管,以促使風險投資取得市場成功,進而順利退出并獲取巨額投資回報。由于我國風險投資退出機理和退出途徑(方式)存在嚴重缺陷,高新科技創業要素和風險資金儲集要素的有機組合難以達到,并且我國的高科技研究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途徑不暢,具有體制性梗塞,致使風險投資資本聚集度小,戰略位移偏離度大,進一步加劇了二要素有機組合的難度。

      2.風險資本撤退機制運轉失靈,已投入的風險資本處于“退出無順暢途徑,虧損卻日益蠶食資本”的無奈之境

      我國300多家風險投資機構,經營運作的400多億元注冊資金能夠盈余或收支平衡的少于20%;太大的虧損面,會使風險資本投資者望而卻步。且我國風險投資資本運營過程的退出機制與運營環境具有強烈的國情特征,致使很多知名的國際風險投資機構在我國投入的幾十個項目,成功退出的屈指可數。其原因,就是由于他們對我國的政策和監管環境,創業企業文化的理解不甚深刻、清楚,對我國的國情特征知之甚少。按照國外發達國家成熟的風險資本退出機制與程式,不外乎“上市退出”、“M&A”、“管理層回購”和“清算”。這些模式在我國風險投資機構運用時,行之無效或成效不佳,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大多照搬國外發達國家那套成熟的風險資本運營模式,以為它昨天成熟的風險投資模式就是我國今天的風險投資徑途。然而風險投資在我國發展的現實說明,風險投資機構成功項目很少,失敗項目很多,待其醒悟時才發現,我國國情特征遏制了國外風險投資成熟模式在我國的簡單應用。二是國外成熟的風險投資退出機制、途徑在我國簡單應用時,風險投資機構投資理念模糊,沒有理解、弄清楚“Venture”與“Risk”、“Capital”與“Investment”的準確含義和動態內涵;風險投資家隊伍的不成熟,低劣的風險投資系統規劃設計和僥幸淘金的機會主義行業行為,造成風險資本“投資失敗”的絕望悲鳴。

      實際上,任何國家在風險投資發展初期以至后一段時期,也不可能有一套健全、完善的“退出機制和途徑”在等待實施應用,它是在過程中不斷創造、發展、完善而健全起來的。我國目前的退出機制和途徑是可以完善和發展的。雖然創業板千呼萬喚出不來,其他渠道、途徑客觀上還是存在的。有資料數據顯示,美國也只有30%左右的風險投資企業通過上市退出,更大比例的風險投資機構是通過回購、兼并收購等方式回收風險資本。根據現有的政策、法律、條例,我國具有濃厚國情特征的風險投資退出方式可以有:(1)境外設立離岸控股公司境外直接上市(如新浪、網易、金蝶等);(2)境內股份制公司境外直接上市(如H股、N股、S股的中貿網、成都火炬網、北京華清實泰、信海科技、深圳藍點等);(3)境內公司境外借殼(買殼)間接上市(如部分H股、N股,如北京世紀永聯等);(4)境內公司境內A股買殼(借殼)間接上市(如部分風險投資企業買(借)殼掛牌深、滬A股市場等);(5)境內設立股份公司在境內主板上市(如掛牌滬、深A股市場的部分風險投資上市企業);(6)股份轉讓產權交易(如訊龍公司被新浪收購;邦訊被亞信收購都是很成功的退出案例);(7)管理層回購;(8)清盤。但以上途徑在風險資本尋其退出時,絕非一帆風順,障礙、缺陷、疑慮多多。因而,很難談得上退出順暢。例如:限制外資進入部分行業;QFII投資禁限六個行業范圍就是明證。一般風險投資企業難以承受買(借)殼所需的巨額現金,付不出高昂的收購成本。

      我國風險投資依賴的資本市場運作所需的金融支撐體系不完善。若通過金融機構提供過橋貸款完成收購,具有巨大的財務風險和信用風險;風險投資企業在境內主板上市顯然只適應極少數實力型風險投資企業,對于大部分中、小風險投資企業在缺少創業板的資本市場尋求風險資本退出,顯然是不現實的:漫長的上市等待期,等待期間的暗箱操作,不透明的審批等,對于沒有特殊背景的民營企業和高成長類中、小科技型企業來說是非常不利的,也是非常不公正的;回購和股權轉讓/產權交易無成熟的控制權市場和相關配套的法律、政策;金融工具缺乏,制約風險資本有效退出。風險投資項目的巨大收益和同時伴隨的高風險,極大地吸引著具有風險喜好的金融投資專家(機構或團隊),因而風險投資的動力反過來促使風險投資主體極力尋找資本退出途徑,以形成認可的科學的退出機理,建立和不斷完善風險投資退出機制?!皠撛旌捅3謨瀯菔且粋€持續不斷的循環”。我國風險投資控制管理運營的退出途徑顯然不完善:資本市場是新生市場,且主板上市門檻太高;創業板至今未開設;M&A處于法規監管不力的起步狀態;創業者資本積累微薄,回購可能性極小;且剛性退出的清算也因法規不全,退出難以保證風險投資家的利益。退出機理與退出途徑不協調,無法有機整合,致使運行機制障礙多多,政策困惑重重。

      3.風險資本投資于高新科技企業的相關優惠政策出臺甚少,抑制了風險投資者特別是民營風險投資者的積極性和投資渴望

      發達國家成熟的風險投資經驗證明,政府在發展風險投資中作為一股強大的社會推進動力,主要表現在適時出臺支持風險投資發展的政策、措施、法律、法規和條例,特別是優惠政策的出臺能吸引大量資本進入風險投資領域。我國政府在支持風險投資發展中的相關規定、決議、政策和條例,多半從規范的宏觀角度出發,框架式的構建風險投資的基本規則;較少從實施的可行角度去推進風險投資實際操作。因而,其支持力度明顯不夠,推進力度弱化,有效性大打折扣;具體到稅收優惠和產業補貼的政策,因其實施細則和措施力度明顯難以刺激風險資本投入欲望而顯得軟弱無力。如果國家能夠出臺更多、更切合實際的優惠政策,風險資本投放將會更有行業積極性和投資動力。

      對風險投資機構所需的激勵機制與激勵政策因未形成配套體系,使其投資運營的積極性難以高漲。這樣,大量可以進入風險資本投資領域的閑置資金,游離在風險投資的門外觀望、徘徊、等待。中國人民銀行2003年2月中旬宣布,城市居民本、外幣儲蓄存款1月末余額逼近10萬億元大關。我國資本市場包括風險投資市場若能走出低谷,居民儲蓄巨額資金將有所轉移。近10萬億元儲蓄資金何去何從?僅浙江溫州2002年就有1600億元民間資金不知往何處去。風險投資應有怎樣的動作,值得政府和風險投資參與者深思。故而風險投資軟環境資源性內耗損失巨大,困難局面一年半載難以打破。

      4.我國風險投資家和風險企業家同樣不成熟,更沒有一支風險投資信念堅定、事業心強的隊伍;風險資本控制運營操作理念和程序有悖其運作機制邏輯,致使風險投資欲望難以提升

      風險投資家和風險企業家是分開的。我國風險資金在前幾年互聯網泡沫熄滅后,大量進入股票二級市場炒作和傳統行業投資。從一般投資角度來看待這一投向是得理的,但從風險資本運營的角度來分析,顯然是不務正業———風險資本本應投入風險企業開發、經營,否則,何為“風險投資”?我國風險資本的這種運營走勢,是風險投資機構將風險資本所有者的風險資金拿來經營,只求給其一個不菲的固定回報,完全沒有國外成熟的風險投資家的管理風范和職業道德、風險膽識和投資信念。投資機構在找不到合適的高回報、高風險科技項目時,就“病急亂投醫”地將風險資金扎堆股票市場和傳統行業,以求取一個穩定的、可接受的回報向風險資本者“交差”。而美國的風險投資機制在風險資本運營方面實施承諾制,風險投資資金由風險投資者承諾投入。風險投資機構不直接持有資金,而是按風險項目投資進度由風險投資者按需提供資金投放。由于我國風險投資隊伍管理經驗不豐富,決斷力不強,風險投資信念不堅定,風險投資事業心淡薄,他們更多地表達的職業性格特征是投機、投資,而不是風險投資;其投資理念的曲解和迷茫,致使風險資本控制運營有悖運行機制邏輯,非理智的風險投資觀念使其困惑,走入迷途。

      風險投資項目的選擇是非常嚴格和專業的,應該通過嚴格的審查程序,才能立項確定。我國風險投資項目的選擇還沒有一整套科學嚴密的審核程序,因而,其投資成功率可能性更?。ㄏ鄬τ诎l達國家)。風險投資項目一般具有潛在的未來產品市場規模,其市場潛在成長明顯,但風險度較高,投資收益也是相當可觀的。據發達國家數據顯示,風險投資項目若能以IPO方式退出,其平均投資收益率可達610%.高新科技企業一般都是中、小企業,其資本結構特征決定其很難以傳統融資方式從一般金融機構獲取創業資金。這給職業金融家提供了風險投資機會的空間,獲取較大的風險投資權益,進而可望獲取潛在成倍投資報酬的機會。若風險資本投入風險企業控制運營的操作理念和程序有悖其運作機制邏輯,則風險資本家和風險投資家的投資欲望就很難達到積極投入運營的閾值。

      5.我國風險投資曲解風險理念,急功近利、畏于長期投資、毫無風險資本投資的忍耐特質,鉆營風險企業發展后期的成熟階段投資,對風險項目發展初期最需要風險資本投資進入時期漠然視之

      由于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動蕩不安,國內風險資本退出機制不健全,退出渠道不暢,優惠政策出臺甚少且遲緩,實施細則、措施乏力,導致風險投資家變得謹小慎微,甚至比商業銀行貸款還小心,只愿意投資風險項目(企業)后期成熟階段能眼見收成的穩定時期,而對其風險較大且又急需風險資金的發展新期(種子階段和初創階段)則畏于風險資金投入;2001年以來,甚至將風險資金投入二級證券市場和傳統行業以獲取“功利性回報”而“叛變”風險投資的特質功能內在初衷,顯露風險資本的不健康投資的“投機嘴臉”,大失風險投資家應有的風險膽識和事業風采。是為風險投資低落蟄伏的內耗要素之一———風險投資人才職業素質低下和風險投資機構職業道德不高,人為地推擠“風險投資下懸巖”———低落、縮減。

      風險投資具有風險系數大、投資過程長(一般為3~7年)、投資報酬高、投資主體主要作用于高新科技企業或新技術產品,及高成長開拓型企業。這類企業固定資產存量和需量較小,無形資產和智力資產投入量較大,隱含契約性行為投資較多,流動資金需要量相對較多,且籌措運營資本極為不易(主要是固定資產較少,擔保和抵押貸款不易),難以傳統方式從傳統融資渠道取得發展運營資金,只能依賴職業金融投資專家慧眼識英雄,有膽有智地進行科技風險投資。因其投資過程長、投資期間資本沉淀、流動性小,固有“滯呆資金”的尷尬之稱。我國風險投資應該體現其特質功能,真正使風險資本“滯呆”于風險投資事業之中。

      6.海外風險資本進入我國風險投資領域的渠道不暢,政策和法律的缺陷及退出困難是其主要原因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宏觀背景,使海外風險資本進入我國風險投資領域成為可能。風險投資發達且成功的國家無不在引進海外風險資本方面盡情著力,設置各種吸引海外風險資本進入的渠道、跳板和路橋。美國提供各種風險投資形式,吸引個人風險投資者、獨立私人投資基金、金融和產業集團(銀行、保險公司、養老基金組織等)的附屬機構和子公司等不同性質、不同需求的國際資本,在風險企業成長的各個階段和各個科技行業,積極參與高新科技企業的風險投資,以致使其各種新興產業飛速發展,且始終處于世界領先水平。這種開放式地吸引和利用國際風險資本的機制和理念,成就了美國當代科技產業的成功運作。新加坡主要由“東南亞風險投資機構”等專業的風險投資公司吸引國際風險資本,投資其生物制藥、信息技術等科技領域;以色列是新近崛起的一個國際風險資本投資中心,其吸引國外風險資本的措施、政策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頗值得我國借鑒:一是政府設立“官助民營”的風險投資基金作為第一推動力;二是政府將風險投資作為推進高新科技產業發展系統工程的重要環節,并制訂相應政策、計劃協調配合發展;三是政府支持風險投資家利用國外資本市場實現風險資本退出;四是政府注重加強人才培養,推行有效的激勵機制;五是政府在推動風險投資事業進程中注重有所為有所不為,盡量避免直接介入風險投資活動,只是在市場機制失效和風險資本無能為力的領域才給予創新活動直接支持。

      我國對海外風險資本的進入一直沒有得到實質性的充分重視:法律建設滯后,尚少風險投資方面的具體法律、法規和規范化的監管條例、辦法;特別是吸引國際風險資本方面的政策、法律、措施很少,即使最近頒布的QFⅡ(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辦法)也沒有解決吸引國際風險資本投資科技型中、小企業這一重要的投資領域的問題;優惠政策和產業補貼措施面窄量少,無法吸引國際風險資本大量涌入;對國際風險資本進入國內風險市場投資的反而限制很多,門檻太高。雖然,近期(2003年3月)取消了“離岸公司在境外上市的‘無異議函’的審批”這一核心審批環節,但也只是在這一個渠道利用國際風險資本有所松動。外匯自由兌換的限制也極大地遏制了國際風險資本成功退出、償還境外股東的可能性;缺乏高質量的服務咨詢機構,也是障礙國際風險資本進入我國風險投資市場的主要因素之一。針對我國特殊的國情特質,須有優質的風險投資咨詢機構來為國際風險資本進入服務,其是引進國際風險資本的主要輔助力量和橋梁、工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顯示我國應在吸引國際風險資本方面制定足夠的政策和法律措施,以推進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再度崛起。

      7.科技成果很多,前沿型優質項目和成長潛力巨大的實用科技項目太少,致使風險資本無事可做———無用武之地,閑置游蕩;風險投資的軟環境欠佳和退出風險陰影猶存,難免偷換“風險投資”概念

      簡單舉例即可說明:人才濟濟、科技成果豐碩的高校上市公司的主營業務難有突出的前沿科技含量,不具較大成長潛力:“清華紫光”百元牛股夢僅維持兩個小時,卻引來連續3年的“陰性慘跌”,只差一頂還沒有來得及戴上的“ST”紫帽:“清華同方”的主營業務科技含量有目共睹,二級市場股價長期陰跌,致使其所謂科技龍頭風光不再:“北大高科”無從體現“高科”特質:“湖大科教”在第一大股東的位置上“屁股還沒有坐熱”就將寶座拱手讓出。如此眾多個案充分說明,其他遠離科研前沿的風險企業去購買風險項目以引進風險資本應該“三思而后行”。因而,發展新技術,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建立新型的開放式的科研體制,是我國發展風險投資事業的重要課題。沒有高端的前沿型科研開發,就沒有我國風險投資的再度崛起,也就沒有高新技術項目群帶動國家產業結構大調整;風險投資就將困境猶存,低落依舊。

      8.風險投資人才機制運行失當,人才流失嚴重———風險投資“腦死亡”

      風險投資是智能資本運營過程,其控制管理運營需要學有專長的科研型企業家和富有風險膽識的風險投資家。他們有聰明的頭腦、務實的干勁和創業的精神,胸懷大志、誠信服人、思維嚴謹、知識淵博、處世樂觀,笑對創業艱難和失敗,組織管理能力極強,審時度勢、高屋建瓴,是導引風險投資事業成功的“大腦”。

      在風險項目的選擇和管理上,顯然,職業金融投資專家對所選風險項目的經營管理、市場發掘、技術培育、產品研制等方面,一般由其投資團隊(或機構)提供豐富、強大的管理能力和經營經驗支持,以保證風險投資項目穩妥迅速的取得市場成功。風險項目管理的團隊效應是必備的,而我國風險投資項目的管理運營缺乏強有力的團隊支撐。我國風險投資行業近幾年風險投資人才培養乏力,真正的風險資本投資高手不多,中、低檔人才因風險投資低迷而大量跳槽流失,致使“風險投資大腦”運轉失靈:指令錯亂、困境重重;若還不拿出適配政策、有效措施“搶救大腦”擺脫困境,將會使我國風險投資事業崛起、重振,拖延更長的時間。

      綜上所述,我國風險投資事業要走出低落的蟄伏困境,唯有從制度的角度重造風險投資控制運營軟環境,重構資源結構框架,獲取風險投資和國家產業競爭優勢,“新的競爭優勢理論必須從比較優勢的觀念提升到‘國家’競爭優勢的層面”?!靶碌膰腋偁巸瀯堇碚摫仨毎选夹g進步’和‘創新’列為思考重點”;從風險投資競爭優勢的角度消除障礙其發展、擴增的風險投資軟環境資源性內耗因素,促進風險投資資源流入風險投資領域,打破蟄伏僵局,勵治圖新,才有望重振我國風險投資事業,實現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的現代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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