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食品論文：GMF之倫理思索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轉基因食品論文：GMF之倫理思索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本文作者：朱俊林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
第一，經濟效益與健康效益的不確定性。邱仁宗、翟曉梅認為，人類行動或決策所引起的經濟效益和健康效益的后果分成可能的四種情況:(1)既帶來經濟效益，又帶來健康效益。(2)帶來經濟效益，但沒有健康效益。(3)沒有經濟效益，但有健康效益。(4)既不帶來經濟效益，又不帶來健康效益［6］(P42)。轉基因食品的研究和商業化可能同時面臨以上四種情況。從短期來看，它能夠帶來經濟效益，提高糧食產量，改善食物品質;從長期來看，它能否帶來經濟效益就存在爭議。轉基因食品健康效益也不能確定，或許轉基因食品給人體健康所帶來的短期的、直接的危害不是很明顯，但長期的、累積的和間接的效應還很難確定。正是轉基因食品的經濟效益與健康效益的不確定性，才使各國政府一方面支持轉基因技術的理論研究，另一方面在轉基因食品開發推廣上猶疑不決。2009年8月17日，中國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歷經幾年的思考權衡，終于為兩種轉基因水稻和轉植酸梅玉米頒發安全證書。但引起了國內國際的廣泛爭議。面對質疑，2010年5月，在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召集的座談會上，國家發改委、科技部、財政部、農業部、衛生部、食品藥監局等6個部委相關司局的負責人就致公黨中央在當年全國政協大會上提交的《關于進一步加強轉基因食品安全性認知的提案》進行協商，但到底該如何決策，實際上仍然是不確定的。第二，知情選擇中標簽管制方式的不確定性。轉基因食品對人類健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環境存在潛在風險的不確定性，公眾對轉基因食品態度的不一致性，使各國政府對于轉基因食品是否應該標識、采取什么樣的標簽管制方式存在著分歧。一些科學家、消費者和環保組織認為采取加貼標簽的管制方式;而一些轉基因食品的研發機構反對加貼特殊標簽。目前各國對轉基因食品采取了“不加貼標簽”、“自愿加貼標簽”以及“強制性加貼標簽”等三種標簽管制方式。美國則不要求對轉基因食品加貼特殊標簽;加拿大、巴西、墨西哥等國反對強制性加貼特殊標簽;俄羅斯、日本、韓國在消費者組織的壓力下只是要求廠商在自愿的基礎上加貼標簽;歐盟《新食品法》規定只要可以檢測到含有轉基因成分的產品都需要加貼轉基因食品標簽。我國于2002年7月1日起實行的《轉基因食品衛生管理辦法》規定食品產品中(包括原料及其加工的食品)含有基因修飾有機體和表達產物的，要標注“轉基因XX食品”或“以轉基因XX食品為原料”。實際上，各國政府轉基因食品標簽管制方式的不確定性導致了一些混亂和“雙重標準”。雀巢公司正是利用了不確定性才敢于在銷售到中國的食品中使用轉基因成分而不標識，侵害了中國消費者的知情選擇權。第三，轉基因食品可專利性的不確定性。由于轉基因技術與生命直接相關，在權利保護的主體、客體和內容等方面界定的不確定性，對傳統的專利制度形成沖擊。例如，人體基因是否可以授予?轉基因技術通過對不同種生物基因片斷的剪切和鏈接，將微生物、植物、動物乃至人類的部分基因相互結合，會導致轉基因新品種法律關系內容的混同。傳統專利傾向于對微生物予以專利權保護，對植物新品種予以類似專利權的植物新品種權保護，對動物新品種一般只予以方法專利保護。那么對于一種兼有微生物、植物和動物基因的新型轉基因生物應當如何提供法律保護?這些問題是傳統專利法律制度所無法回答的。伴隨著生物基因工程的迅猛發展，生物基因公司大量涌現，有關轉基因專利權的案例在美國、日本、加拿大等國頻繁出現。轉基因食品種植、生產過程中的創新是否應該授予專利權?如何分配轉基因專利中的利益?轉基因食品研究是基礎性學科，需要花費大量的基礎科研經費，又是應用性很強的產業，在產業化進程中除了大量投人外，還存在一定的回報周期，市場風險度很大，是否應當受到專利制度的保護。我國《專利法》第5條明確規定:“對違反國家法律、社會公德或者妨礙公共利益的發明創造不授予專利權。”各國的專利法以及《歐盟指令》、《歐洲專利公約》中都有類似的倫理道德條款的規定。但由于轉基因食品在社會公德和公共利益等方面的后果具有不確定性，所以，在轉基因食品的專利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過程中也存在著不確定性。
政府轉基因食品安全發展決策的倫理準則
由于轉基因食品技術的不成熟性及其產品品質安全的不確定性導致政府制定具體政策時面臨風險。政府在管理上既不能禁止，也不能放任自流，而應該采取“謹慎鼓勵、嚴格管理”的政策［7］(P94)。如果政策過分鼓勵轉基因食品發展，萬一其潛在危險實際發生，將會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破壞生態環境;如果在轉基因食品發展政策上過于謹慎，又有可能錯失轉基因食品發展的良機，從而影響國家的國際科技和經濟競爭力。“正是決策者面對的不確定性環境和其本身固有的不同風險特征，才導致了決策者不同決策準則的選擇。這意味著，當決策環境發生變化時，不僅風險特征會相應發生變化，而且決策者的行為也可能隨之改變”［8］(P114)。我們要高度重視轉基因食品安全問題，緊跟科技發展趨勢，針對轉基因食品發展過程中不同的風險特征，及時調整政策框架。在不斷調整的不確定性決策中，要確定以下符合社會公德或不損害公共利益的倫理準則。第一，尊重生命健康，避免遺傳物質跨物種感染。轉基因產品在人體內是否會導致發生基因突變而有害人體健康?例如轉基因植物里導人了具有抗除草劑或毒殺蟲功能的基因后，是否會像其他有害物質那樣能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最后轉基因食品經由胃腸道的吸收而將基因轉移至腸道微生物中，從而對人體健康造成影響?這是人們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產生懷疑的主要原因。對于轉基因食品安全的不確定性，世界經濟合作組織在1993年提出了評價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實質等同性原則，認為轉基因食品與現有的傳統食品具有實質等同性，即使與傳統食品沒有實質等同性也并不意味著它一定不安全。但2011年張辰宇教授的最新發現卻顯示，植物遺傳物質能夠跨界調控人類基因，會影響到人體的生理機能。如果這項研究成果是科學的，我們不禁要問，當人類吃了具有抗除草劑或毒殺蟲功能的轉基因食品后，是否會產生畸變?轉基因技術巨頭孟山都公司曾經享有專利權的轉基因種子“終止子”技術一旦進入人體，人類如何逃過滅絕的命運?即使隨著研究的加深，將來的科學研究證實轉基因食品對生命健康的危害沒有如此可怕，但從我們現在的政策來看，尊重生命健康，避免遺傳物質跨物種感染，理應成為轉基因食品發展不確定性決策中確定性的倫理準則。第二，不傷害其他生命，保持生物多樣性。轉基因植物釋放到田間后，是否會將基因轉移到野生植物中產生超級雜草。種植抗蟲轉基因植物后，可能使害蟲產生免疫并遺傳，從而產生更加難以消滅的“超級害蟲”。轉基因食品是否會破壞自然生態環境，打破原有生物種群的動態平衡，破壞生物的多樣性?這些都是不確定的。2011年8月保羅•卡佩爾帶領團隊，在為期兩年的研究中，在密西西比州每個溪流的水樣中都發現了草甘膦;而在艾奧瓦州的大氣樣品中，絕大多數都發現了草甘膦。草甘膦是孟山都公司除草劑“農達”的主要活性成分，“農達”是目前世界上銷量最廣的除草劑，僅僅在2007年，美國境內就使用了88萬多噸“農達”。草甘膦對環境安全性的影響還有待評估，但毋庸置疑會對當地居民和動植物產生危害。卡佩爾說，研究數據已經提交給美國環保署，美國環保署將在2015年前決定是否禁售或限售“農達”。不管各國政策如何，人類應該認識到，生物多樣性一旦遭到破壞，整個地球的生態平衡將會打破，食物鏈將會中斷，不僅是其他生物，人類同樣會經歷滅頂之災。所以，不傷害其他生命，保持生物多樣性，也應該成為轉基因食品發展不確定性決策中確定性的倫理準則。
政府轉基因食品安全發展的倫理決策
早在1998年，美國的史蒂芬•諾丁漢認為“雖然轉基因食品直接對人類健康的危害可能性很小，但是這些食品的一個根本特征在于基因在不同物種之間的隨意自由轉移，這些轉基因產生的可能的不可預測的后果要求我們對這些食品進行密切的監控”［9］(P91－96)。轉基因食品潛在風險的不確定性，要求政府不斷調整轉基因食品安全發展政策，盡快對現有法規進行修改和補充，建立起符合倫理道德的管理機制。第一，建立道德責任追蹤制度。轉基因食品的研究、生產直至消費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每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會形成風險。如何規避有可能出現的不確定性風險?如何盡快找到風險源頭控制風險?最好的辦法是建立道德責任追蹤制度，以轉基因食品中的目的基因為主線，從轉基因食品研究者、轉基因食品生產者一直到消費者，建立起完整的轉基因食品道德責任追蹤檔案，形成轉基因食品發展的安全鏈條。首先是科學家，即轉基因食品研究者。美國的查理伽夫就質疑轉基因技術應用到制造人類食品的合理性，他問道:“我們有權利為了滿足少數科學家的求知欲望而不可逆地抵制億萬年自然進化的智慧嗎?未來將會詛咒我們。”加州科技學院生物系主任，基因工程的倡導者之一羅伯特•辛西默也說:“在為了我們的目的而開發設計一種新的生命形式的時候，我們需要有一種對生命的基本責任感嗎?我們真的要將我們未來的進化掌握在自己手里嗎?對于科學家來講，這是一件非常反常的事。”［10］(P309)由此可見，科學家自身的道德修養非常重要。1955年，諾貝爾和平獎金得主約瑟夫勞伯特爵士認為，所有科學家都應該進行倫理宣誓:“在我的整個生涯中，我將在我開始行動之前考慮我的工作的倫理影響。”［11］(P326)科學家將DNA進行分離純化重組從而得到目的基因是轉基因食品研發的“上游”，包括所有被轉入轉基因食品的基因本身，我們應該為這些被科學家轉入轉基因食品中的目的基因建立電子檔案，隨時追蹤它的流向。其次是轉基因食品生產者。這是轉基因食品研發的“中游”，是一個龐雜的群體。簡單一點的是把目的基因導入生物體的基因組中直接得到轉基因食品(包括轉基因動物食品和轉基因植物食品)，這種生產方式既便于建立生產者和目的基因的檔案也便于追蹤;難的是以轉基因生物(包括微生物和動植物)為原材料加工的轉基因食品，因為要經過多個企業多個生產環節，生產者和目的基因的檔案既不容易建立也不容易追蹤。為轉基因食品研究者和轉基因食品生產者建立道德責任追蹤檔案，可以制約他們為了滿足好奇心和追求怪異的品質而制造違背倫理道德的轉基因食品。最后是轉基因食品的消費者，這是轉基因食品研發的“下游”。為每一位消費者建立所消費轉基因食品目的基因的檔案，有助于我們檢測被轉基因是否會在人體內堆積，影響人體健康，造成遺傳物質的跨物種感染甚至生理改變的代際遺傳。總之，建立道德責任追蹤制度是為了轉基因食品發展從源頭到食用、從過去到未來都能夠將不確定性的風險成分確定化。第二，完善效益與風險評估檢測制度。目前，全球還沒有統一的適用于各類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評價檢測方法，各國的法律、法規及管理體制也不盡相同。轉基因生物及其食品的研究開發是經過了實驗室研究、中間試驗、環境釋放、生產性試驗和商業化生產等幾個環節。每個環節對人類健康和環境所造成的風險是不確定的、不相同的。這就要求在每個環節上對轉基因生物及其產品進行效益和風險評估，并且以前一步的實驗結果作為依據來判定是否進行下一階段的開發研究。因為轉基因技術的不成熟性及其轉基因食品安全的不確定性，轉基因食品的效益與風險評估既可能在短期內完成，也可能需要長期的監控。所以，我們要逐步完善效益與風險評估檢測制度。在對轉基因食品進行效益和風險評估檢測時，既要有國家權威機構的檢測，也要發動全社會有能力有興趣的科研機構、社會團體甚至是個人參與全方位的效益與風險評估檢測，像卡佩爾和張辰宇教授那樣;既要有快速的效益與風險評估檢測機制，也要有長期的甚至波及幾代人的效益與風險評估檢測機制。在檢測中應該采用風險和效益平衡的原則，綜合進行評估，以獲得最大利益的同時，將風險降到最低。第三，尊重知情選擇的合理標識管理制度。由于轉基因食品在安全方面的不確定性，對轉基因食品加貼標簽關系到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合理標識制度可以作為對轉基因食品進行檢測、監控和管理的有效手段，還可以及時發現任何與轉基因食品有關的過敏源和疾病。但由于轉基因食品標識問題不僅僅是安全性問題，還廣泛涉及到各國的文化傳統、宗教、消費習慣、標簽的費用、貿易壁壘等一系列經濟倫理、企業責任倫理、消費倫理等問題，所以從國際組織到各國政府、從研究者、生產企業到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加貼標簽問題的看法各不相同。從尊重人們的知情選擇權角度出發，政府應該制定強制性的標識管理制度。在對轉基因食品實施強制標識時，我國政府可以借鑒2003年9月歐洲議會和歐洲理事會的1830/2003條例提出的關于轉基因生物的可追溯性和標識及由轉基因生物制成食品和飼料產品的可追蹤性。條例要求“把轉基因生物制成的產品投放市場時，經銷者必須保證向接受產品的下一級經銷商傳遞以下信息:(a)指明食品中每一種由轉基因生物制成的成分;(b)指明每一種由轉基因生物制成的飼料物質或添加劑;(c)若產品沒有成分表，須指出產品是由轉基因生物制成。”“經銷者需要建立適當的系統和程序，保證自交易發生起的5年內都能夠說明其產品從何而來，又轉讓給哪個經銷者”。［12］(P43－44)我們要實行從農田到餐桌的食物鏈的標識管理和可追溯性管理的雙重管理，進行定量標識的管理制度，使轉基因產品的標識管理盡可能地具有科學性和可操作性。第四，健全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制度。轉基因專利權問題不僅是涉及到人體基因(生命物質)的可專利性問題，還涉及到利益分配和國際貿易，它超越了知識產權的界限，成為集倫理、經濟、政治于一體的錯綜復雜的問題。與轉基因技術發展水不確定相適應，各國政府所制定轉基因專利政策也不確定。轉基因技術發達國家對轉基因專利的要求較松，而技術落后的不發達國家為了保護基因資源和本國利益，對基因專利的要求會較嚴格。美國政府一方面因為本國的轉基因技術發達，另一方面希望在國際貿易中獲得高額的專利壟斷利潤，所以對轉基因種子、植物和植物細胞、動物都給予專利保護。從生命尊嚴角度來看，轉基因技術如果把人類的遺傳特性同動物特性相結合并授予專利，就會引起道德、倫理和目的論問題;如果把人類生長激素基因引入農場動植物以提高其產量，那么就打破了人與動植物之間的區別，從而危害了人的尊貴性，造成了法律關系客體間分野的模糊，美國的專利法律制度也無法解決這類問題，所以一些組織如杰里米•里夫金任聯執主席的美國人民商務委員會極力反對將“生命體”專利化［13］(P44)。從利益分配角度來看，轉基因食品研究、生產過程中的創新如果授予專利，轉基因專利費用將對第三世界造成可怕的、災難性的經濟影響，促進國際間不平等，違背了倫理上的效用原則;另外，轉基因專利將威脅到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將給廣大的農民帶來傷害。從公平公正角度來看，發達國家壟斷了轉基因專利權，發展中國家在轉基因技術的發展上受制于發達國家，在發展機會上完全處于劣勢，轉基因專利會加劇利益的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98年，孟山都公司的“終止子”技術獲得專利權后，遭到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1999年，孟山都公司被迫宣布不把“終止子”技術商業化。我們對轉基因專利進行倫理審視的結論是“不應該或者不宜給基因/轉基因食品授予專利權”［14］(P211)。政府應該從以下三方面來健全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制度:國際組織和國際社會正在考慮修改專利法，抬高轉基因專利的門檻或禁止給轉基因專利，盡量做到利益的公正分配;對轉基因食品研究與開發、生產投入的費用，政府最好是制定科技獎勵或減稅/免稅的政策制度，用科學合理的方式來補償投資者，保護他們的利益;在轉基因食品的國際貿易中，必須遵守知情同意、利益共享(公正)、安全性和尊重原則，制定出公正合理的國際貿易規則，使國家、企業、個人的利益都能夠得到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