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宗崗詩文結構作用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毛宗崗詩文結構作用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論文摘要在《三國演義》評點中，毛宗崗詳細論述了插入在其中的詩詞、散文，重點是《出師表》與《討曹操檄》，以及入話的結構功能，認為它們既在形式上，又在內容上促進了小說整體藝術結構的統一。這種認識在今天仍然具有理論借鑒意義。
小說中大量插入詩文——這是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的一大特征。詩詞、散文等文體進入小說，根據俄羅斯文論家巴赫金的說法，是體現了長篇小說的雜語性質。鑲嵌在小說中的這些詩文，雖然一般仍保持自己結構的穩定和獨立的風格；但是一旦進入小說，它們就必須成為小說的建筑材料，為小說的結構形式服務，適應小說結構的要求。古代小說評點家對這一問題早有關注。如金圣嘆有評曰：“一部大書詩起詩結。”正是注意到詩對于《水滸傳》結構的聯結作用。毛宗崗的有關評批更多，認識也更明確，以下從三個方面細述。
毛宗崗首先論述了插入在《三國演義》中的詩詞的結構功能。
其一，卷首詞與卷末詩的結構意義。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卷末只有“古風一篇”，卷首并沒有開篇詞。毛宗崗補寫了一闋著名的《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放在卷首，并批曰：“以詞起，以詞結。”《臨江仙》獨立于百廿回之外，故曰《三國演義》的開篇是以詞起，以詞結。同時，這首詞還與卷末“古風”形成一種章法結構。毛宗崗批道：
此一篇古風將全部事跡隱括其中，而末二語以一“夢”字、一“空”字結之，正與首卷詞中之意相合。一部大書以詞起以詩收，絕妙章法。”
詞起詩收，指整部小說的起與收。卷末古風隱括《三國》事跡，使人于晉一統之后，回味雋永。卷首詞畫面雄奇壯麗、筆調沉郁蒼涼，使人于展讀之前，先生無限嗟呀感嘆。長歌當哭。卷首詞的意境，是對小說長文之悲劇氛圍的渲染。卷末古風最后一句本為“一統乾坤歸晉朝”的單純敘事，毛宗崗改為“后人憑吊空牢騷”，變敘事為抒情，與全書濃郁強烈的悲憤之情很好地統一在一起。可見，卷首詞、卷末詩與三國敘事的統一，是悲劇精神的統一，是內在統一，而非僅僅停留在形式上。
法國評論家貝爾納·瓦萊特曾經指出：“開頭(或卷首詞)和結尾(或結句)在敘述的手法中占據了優先的地位，經常(明示或暗示)蘊涵著象征性的意義——寓意。”但是，如果卷首詞、卷末詩不是一部結構的有機組成，這種寓意就不能產生。毛本《三國》之開卷詞、結束詩即與小說正文渾然一體，因此具有豐富的寓意，說明毛宗崗對詞體、詩體在小說中的結構作用認識是很明確的。
其二，篇中詩、贊的結構意義。在小說行文中插入詩詞，有時并不是為了借用詩詞體裁來吟詠情性，而是嘗試以詩詞的形式來結構人物、聯結故事。第一回寫“斬黃巾英雄首立功”，先出關、張，后出劉備，毛宗崗在劉備下面插入一首詩曰：“運籌決算有神功，二虎還須遜一龍。初出便能垂偉績，自應分鼎在孤窮。”此詩在抒情中隱含著人物的生平功業，即使不了解三國史的讀者，也能從中嗅出劉備在后文中必定會有一番王霸作為。這樣，詩歌事實上起到了心理暗示的作用，使讀者很容易把第一回與第八十回聯結起來。也就是說，第八十回的情節在第一回的這首小詩中已被提前“預敘”。
第七十八回，曹操夜夢三馬同槽而食。毛宗崗于此有詩曰：“三馬同槽事可疑，不知已植晉根基。曹瞞空有奸雄略，豈識朝中司馬師?”第一百九回，司馬師殺張皇后，毛宗崗又插入一首詩道：“當年伏后出宮門，跌足哀號別至尊。司馬今朝依此例，天教還報在兒孫。”這兩首詩的結構意義更加明顯。“不知已植晉根基”，從小說的整體結構布局來看，此語可謂有“隔年下種，先時伏著之妙”。《三國演義》結尾曰：“自此三國歸于晉帝司馬炎，為一統之基矣。”有前面詩語作伏，便有后面結語為應，一伏一應，貫通一氣。第二首詩，意欲以“今朝”對“當年”，遂令張皇后可對伏后，司馬師可對曹操；這樣，人物、情節雖分處前部、后幅，然而卻般般相對，成為一個系統。第一首詩，以前伏后；第二首詩，以后照前，目的都著眼于結構的統一。同時，這兩首詩雖然遠隔三十余回，卻都以司馬師對曹操，所以又可自成結構。
以上所舉的三首詩，均為毛本《三國》所有，而為嘉靖壬午本所無。這說明，毛宗崗是在有意識的運用和發揮詩詞體裁在小說文體中的結構功能。
其三，詩詞的整體取向。毛本《三國》，詩詞總量約二百余首。其中，少量為人物著作，大部分乃作者插入。毛本詩詞由嘉靖本發展而來。嘉靖本原有詩詞數量多達三百一十余首，毛宗崗在改編時約刪去了三分之二。同時，又別出機杼，根據他對小說藝術的理解和認識，而有所增補。比較嘉靖壬午本，毛本詩詞具有兩個特點。第一，悉取唐宋名作，而去“俚鄙可笑”。小說即系名著，那么詩詞理應為絕妙好辭。這樣，“敘事之中夾帶詩詞”，才是“文章極妙處”(《凡例》)，二者相得益彰。第二，褒揚忠義，鞭撻奸惡，立場堅定，傾向性強。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一人一義，一事一物，幾乎都可以入詩。但在毛宗崗看來，詩以志之，歌以詠之，這是有限度的。并非出色驚人之事都可形諸歌詠。龐德忠于曹操，呂蒙襲了荊州，如此便不值得歌詠。毛本《三國》的詩詞，緊緊圍繞忠義與奸惡的截然對立而設計，可謂旗幟鮮明!反觀嘉靖本，態度并不這么明朗。呂蒙襲荊州，敗關羽，功成名就，敘述者接連插入三首詩加以鼓吹。但在毛本中，卻盡數被刪。總之，嘉靖本詩詞，給人感覺是為歷史上的人與事而設，因此，往往一人一事皆有詩，詩詞與小說頗有脫節之處。而毛本詩詞，則是為小說中的人與事而設，服從于作者的價值取向，因此，詩詞與小說結合緊密，并成為表現作者主觀傾向的利器。
詩詞是最講究主觀直接的一種體裁。巴赫金認為，像這樣的體裁，“一旦進入小說就變成了描繪的對象。在小說的條件下，任何直接的話語，如敘事詩、抒情、正劇的話語，都在不同程度上客體化了；它自己受到了制約，并經常由于受到制約而顯得可笑。”毛本《三國》中的詩詞就是如此。它不能自由地完成“詩歌合為事而作”(白居易語)的使命，而且還要不得不為小說的構成獻計出力，并在總體上服務于小說的價值傾向——這，難道不有點可笑嗎?
除插入詩詞外，可以人小說的文體是很多的。例如《三國演義》第一百二回諸葛亮開列的制造木牛之法、流馬之法，這是科技論文體裁；西蜀降魏、東吳降晉的戶口簿，這是政治公文體裁。它如《紅樓夢》第十回張先生給秦可卿開的藥方，這是醫學體裁。所有這些都是非文學體裁，尚能為小說所容納，與小說具有親緣關系的其它文學體裁就更不用說了。
在《三國演義》中，數量次于詩詞的文學體裁是散文。包括論、評，詔、表，疏文、檄文、祭文，傳記等。小說離不開它們，因為小說中的人物要進行政治、軍事活動，有時就需要寫文章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解釋自己的行動。所以，這些文章、散文，是小說刻劃人物、推動情節的必要手段，也應該發揮著一定的結構性作用。
毛宗崗對第九十一回出現的諸葛亮《出師表》就十分重視。《三國演義》開篇第一回，起首第一句，毛宗崗便下批語曰：
《出師表》曰：“嘆息痛恨于桓、靈。”故從桓、靈說起。桓、靈不用十常侍，則東漢可以不為三國；劉禪不用黃皓，則蜀漢可以不為晉國。此一部大書，前后照應起。
《出師表》的原話為：“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毛宗崗借用了這句話的意思，所以毛本《三國》追本溯源，從漢桓帝、漢靈帝開始說起：“推其致亂之由，殆始于桓、靈二帝。”在小說結尾，漢桓帝、漢靈帝已屬百年故事，陳年亡魂，但毛宗崗仍不放過，痛下批語道：
此卷紀三分之終，而非紀一統之始也。書為三國而作，則重在三國，而不重在晉也。推三國之所自合，而歸結于晉武，猶之原三國之所從分，而追本于桓、靈也。以虎狼之秦而吞六國，則始皇不可以比湯、武；以篡竊之晉而并三國，則武帝豈足以比高、光?晉之劉毅對司馬炎曰：“陛下可比漢之桓、靈。”然《三國》一書，以桓、靈起之，即謂以桓、靈收之可耳。
毛評借晉朝人劉毅之語歸結司馬炎，正是有意與以諸葛亮之語引起開篇對稱。這樣，在毛宗崗筆下，《三國》一書，“以桓、靈起”，“以桓、靈收”，形成了名副其實的“桓靈結構”。
需知，嘉靖本并不存在這層意思。嘉靖本起首旬日：“后漢桓帝崩，靈帝即位，時年十二歲。”雖然帶有“桓”、“靈”字樣，但卻純粹是敘述歷史時間的存在，并沒有層外之意。嘉靖本結尾，敘事粗略，情節之間缺乏互動與轉換，更加見不出毛本“追本溯源”的含義。這就是說，以“桓靈結構”涵蓋一部大書，形成首尾照應，完全是毛宗崗本人的意見。而這種意見，顯然從諸葛亮《出師表》中得來。毛宗崗根據《出師表》的精神，改動了《三國》的開頭，并在批評中自始至終貫徹了這一精神，從而無形中凸現出《出師表》對于《三國》的結構意義。
且看毛宗崗的一段批語：
于六出祁山之前，早知有后主寵黃皓之事；在七擒孟獲之后，猶回顧桓、靈寵常侍之文。后事于此伏焉，前文又于此照焉。《三國》一書，當以此卷為一大關鍵，一大章法。
武侯《出師》一表，固為前后文之伏應。
所謂“大關鍵”、“大章法”，正是從全篇結構著眼進行肯定。此類語法，毛宗崗并不常用。用于此處，足見他對《出師表》之結構功能的重視。同時，在評點《出師表》本文時，毛宗崗又指出：“此又說宜。恐其昵于宮中，已預知有寵黃皓之事”，“明明龜鏡之言，亦必重之以先帝，哀哉!桓、靈之寵十常侍，正與后主之寵黃皓同。”表文前接應十常侍，后預伏黃皓，兩樣事件，相隔百余回，都藏于一表之中，構架連接作用十分強大。
有《前出師表》，又有《后出師表》。《后出師表》見第九十七回。毛宗崗認為，此《表》透露武侯之死消息。他說：“武侯之死，尚在數回之后，而此處《表》中結語，早下一‘死’字，已為五丈原伏筆矣。”在第一百四回，又批日：“五丈原之役，所以踐”死而后已“之一語也。”前“伏”后“踐”，正見敘事者有意發揮《后出師表》的結構作用。第九十九回還有兩條批語：“趙云之死在《后出師表》中，張苞之死又在《后出師表》之外”，“漢不伐賊，賊亦伐漢。果應《后出師表》之言。”第一條言《后出師表》具有聯結人物的作用，第二條言表文在全局結構中，具有伏應之用。
諸葛亮六出祁山，是《三國演義》中的重要事件，而靠前、后兩篇《出師表》總領開路。一邊忙于刻劃人物，展開情節，一邊又自然結構全文，真正妙用無限。
《出師表》的結構之妙，還妙在諸葛亮之后，又有姜維的“出師表”：“此一段言語，可當姜維一篇前出師表”；“數語又抵得一篇《出師表》”。還有諸葛瞻的“出師表”：“此數語亦抵得乃翁前、后《出師表》。”一篇《出師表》把師徒、父子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三人一表，一脈相承。的確是一種很好的人物結構法。
其次，值得一提的還有陳琳《討曹操檄》的結構作用。陳琳事件是毛本《三國》的大改動之一。嘉靖壬午本，陳琳僅見于《曹操決水淹冀州》一節，袁尚遣之向曹操請降；并不見討曹檄文一事。毛本劈空插入陳琳《討曹操檄》，同時為了保全陳琳的文名，反而刪去了請降事件。
《討曹操檄》見第二十二回。增補此一篇文字，有兩個重要的原因：一是在思想上加強對曹操的批判，二是在結構上收束前文，引啟下文。在評點這篇檄文時，毛宗崗反復加以申明：“事見第一卷中”，“此敘紹與操共事之由。事見第五回中”，“事見第十回中”，“事見第十二回中”，“事在第十四回中”，“事見第二十回中”，“事亦見第二十回中”，“事見第二十一回中”。此類批語，使人頓然回顧前文，覺若許事件又在一紙檄文上歷歷恍過，無數粗糙的感覺、印象、形象經檄文輕輕一提，便紐結成團，雕刻成體。《討曹操檄》，有總攝前二十回故事的作用。經此一總，曹操奸惡當道的形象便豁然而出。所以，此后袁紹討之，劉備討之，無數討賊事件由此而起。這就是說，《討曹操檄》有結束前文，引起后文的重要作用。
為與檄文呼應，毛宗崗還于前文中補寫了數段檄文中提及、而嘉靖本沒有的事跡。第十回，曹操興師徐州，使夏侯悖截殺前來救難的九江太守邊讓，毛夾批曰：“后陳琳檄中以此罪操。”操軍所到之處，殺戮人民，發掘墳墓，毛又夾批曰：“此段亦在陳琳檄中。”第十三回，袁紹派兵助曹操攻擊呂布，毛夾批曰：“后陳琳檄中以此居功。”第二十一回，袁紹截獲公孫瓚許都求救書信，毛夾批曰：“后陳琳檄中以此罪操。”后文又有照應。第三十二回，陳琳不亢不卑投降了曹操，毛氏于此批曰：“陳琳作檄事已隔數卷，至此忽然一提。”此數段文字，皆不見于嘉靖本。毛宗崗增補，又評批，使之一一符合檄文，不漏一絲痕跡，如此文心追求、謹嚴態度，不能不令我們感到驚訝。
毛宗崗嘗云：“《三國》文字之佳，其錄于《文選》中者，如孔融《薦彌衡表》，陳琳《討曹操檄》，實可與前、后《出師表》并傳，俗本皆闕而不載。今悉依古本增入，以備好古者之覽觀焉。”(《凡例》)小說中為什么要插入散文體裁，毛宗崗在此只舉出了一個原因，即傳其“文字之佳”。其實，如上文所分析，一些散文還能起到結構小說的作用。《出師表》對一部之結構有整部聯結作用，《討曹操檄》則對前二十回有部分聯結作用。總之，它們都作為小說的結構因素進入小說，并發揮著各自的結構功能。
巴赫金指出：“從原則上說，任何一個體裁都能夠鑲嵌到小說的結構中去；從實際看，很難找到一種體裁是沒被任何人在任何時候插到小說中去。”普遍規律或許如此，但具體到某一部小說，就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了。比如，毛宗崗在修訂《三國》時，就把舊本所有的“論”、“評”、“贊”(按：“贊”僅于崔琰阻曹操稱王處保留一首)都刪汰了。這么做不是沒有道理。嘉靖本之“評”完全照抄陳壽《三國志》人物傳記后的評語；“論”、“贊”也基本上是史論、史贊。我們說《三國志通俗演義》是歷史演義小說，雖云題材取自歷史，同時，這些相當數量的歷史體裁的文字鑲嵌在其中，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嘉靖本引用“評”近二十段，“論”十余段，“贊”二十余首。這些文字與傳記合在一起，散布于形象生動的描寫之后，便很容易給讀者造成人物傳記的錯覺，而不是產生小說直覺。
試以“秋風五丈原”為例。嘉靖本有贊、吊詩十一首，史官評、論三則，碑文一則，次序雜亂，結構臃腫，看起來更像是人物評傳，而非小說敘事。毛本第一百四回，只有三首唐人吊詩，場面鋪排潔凈自然，詠懷不誤敘述，以敘為主，以吊為副，這樣就改變了原本其它文體喧賓奪主的弊病。毛宗崗的修改，不僅在細節上增強了小說的藝術性，而且在整體上維護了小說結構的流暢與統一。
長篇小說是最寬容的體裁。其它任何體裁都可以在長篇小說中游弋，但游弋不是放任自流，它們仍需要聽從小說體裁的約束。插入的文體形式，以不破壞、不妨礙小說文體的表現形式為基準。當然，也有些插入的體裁，從根本上改變了長篇小說的構架，產生了如日記體小說、書信體小說等等。但在歷史演義中，卻不允許以歷史代替小說。毛宗崗對嘉靖本的修改，即是很好、很科學的一個寫作范例。
此外，附帶說一下入話的結構功能。與嘉靖本對比，毛本《三國》更具有話本小說的形式特征。毛本在起首加了一小段議論文字，然后才進入敘事正題。這段議論文字，便是所謂的“入話”。其第一句曰：“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毛本《三國》篇尾還專門有一句與此相合：“此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開卷說分合，閉卷言合分，明顯帶有統一首尾的用意。毛宗崗順勢批道：
直應轉首卷起語，真一部如一句。
“一部如一句”，指全部的建筑結構。百廿回猶如一句話。直貫而下，一氣呵成，自然順暢，秩序井然，給人了無阻礙之感。可以說，這是對《三國演義》結構成就的最高褒獎。同時，也點明了長篇小說所追求的內在聯屬性質的一種最大的可能和境界。
嘉靖壬午本篇首無入話，篇尾也沒有應和，因此，它并不具備上述結構特點。這說明，毛本《三國》的結構布局，完全是毛宗崗在其本人的小說結構藝術觀念的指導下，建筑而成的。
綜上所述，毛宗崗對插入在小說文體中的詩體、散文體之結構功能的認識，不僅體現在他的評點文字中，還體現在他對小說原文的刪改潤飾中。因此，其認識是明確而突出的，也是切中小說藝術實際的。此種理解與分析是他的小說結構理論的重要組成，在當時具有指導創作實踐之功，在今天則仍然具有借鑒意義，值得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