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理論范文精選

為了保持思考的獨立性，當然也是出于“兼聽則明”的謹慎，我一般喜歡同時閱讀論戰雙方的代表作，或者把采取不同觀點和方法的著作反復對照。這里就簡單介紹若干給我留下過較深印象的唱“對臺戲”、打“筆墨官司”的法學專業書籍吧。

［學案之一］共識模式vs.對抗模式

在就讀北京大學法律學系期間的1981年，我曾經寫過一篇批判維辛斯基理論的文章，對他以統治階級的意志和國家暴力作為本質因素來定義法律的經典性觀點提出質疑。后來沿著這樣的思路去廣泛涉獵各種文獻，我發現有兩種大相徑庭的學說譜系，對從別的視角進一步探討法律秩序的本質非常有參考價值。一種是蘇維埃早期的法理學者帕舒卡尼斯（EvgeniiB.Pashukanis）在《法的一般理論與馬克思主義》（1924年）中提出來的。這本書的作者承認法的主觀性是第一位的、客觀性是第二位的，但是他認為法律體系中反映的意志是一種交換關系、互惠性以及合作，在歷史上和現實中法律行為的概念都是從契約中生長出來的。顯然，帕舒卡尼斯是從私法和共識的角度（這與馬克思的社會糾紛模式以及階級斗爭觀有本質性區別）來理解法的本質，特別強調主體的權利訴求與商品的價值交換之間的對應。與帕舒卡尼斯有些相似之處的是美國的著名法哲學家富勒（LonL.Fuller）和法社會學家塞爾茲尼克（PhilipSelznick），他們也都著眼于法的共識模式。但富勒認為作為秩序黃金律的并不是契約之鎖，而是無所不在的互惠性紐帶；顯然他把社會交換與商品交換都納入共識的視野之內。塞爾茲尼克則更強調在私域正義中的協調行動、即合作這個側面。

另一種學說是十九世紀后期德國羅馬法專家耶林（RudolfvonJhering）的不朽名篇《為權利而斗爭》（1872年）所展示的立場。他關于法律秩序的認識在從“概念計算”轉向“目的思維”（標志這種學術轉折的是他的一句流行當時的警句：“目的才是所有法律的創造者”）之后，自覺地把法律當作對抗侵權的手段。在這本出乎意外的暢銷小冊子中，他更進一步地明確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斗爭――包括各國公民的斗爭、國家權力的斗爭、不同階層的斗爭、個人之間的斗爭，并且提出了“斗爭里面出法權”這樣響亮的口號。當然，這里所說的斗爭都是指依法抗爭，特別是圍繞審判的市民運動，并非“造反有理”以及破壞秩序的解構。他認為公民只有通過依法抗爭才能真正維護自己的權利和社會的穩定，因此維權行為實際上也是公民應該履行的一種義務。在某種程度上，也不妨說耶林就是維權運動的鼻祖之一。當然也有人批評耶林的斗爭說，認為這歸根結底還是一種強者的邏輯，是要把實力競爭作為倫理性人格的基礎。按照這本書給出的定義，所謂權利就是法律保護的利益。由此可以推論，在耶林看來，法律本身不在社會交換關系的范疇之中（公法的視點），國家應該是作為公民保護者和權利賦予者而存在的中立的第三者（仲裁的視點）。

［學案之二］純粹規范vs.復雜規范

與維辛斯基的實證主義法學根本不同但卻存在相通之處的是凱爾森（HansKelsen）關于國家與法的規范主義理論。兩者同樣都把價值正當性（legitimacy）的問題排除在法學考察的范圍之外，并且重視強制，但是，凱爾森斷然拒絕把統治階級的意志本身作為法的本質，而提出了作為理論意義上的憲法的“根本規范”（不等于實證意義上的憲法）的概念，用以限制統治階級的意志。凱爾森也反對施密特（CarlSchmitt）式的政治決斷主義以及其他各種形態的主權者的恣意來打破日常規范秩序的平穩。他所描繪的以根本規范為頂點的金字塔型法律秩序圖像，在《純粹法學》這本專著中展現得最充分、最典型。

一、程序處分權構成沖突規范任意性適用的法律依據

沖突法與民事訴訟法兩者之間的關聯未曾引起過多關注。其原因大概是，民事訴訟程序只被視作手段或工具，消極和機械地服務于法官適用沖突規范的審判活動并以最終產生實體裁判結果作為其存在目的。這種理解似乎失于片面和武斷。在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審判中，沖突規范的適用需要在民事訴訟的制度框架內得到實現，沖突規范的適用方式也相應地會受到特定訴訟程序的影響和制約。現代民事訴訟程序雖然存在諸多差異，但在民事訴訟的基本構造上，也就是雙方當事人之間以及當事人與法官的關系上卻具有共性，可歸入當事人主義的民事程序結構[7]。在不涉及第三人利益或社會公益的情況下，當事人對私法權利或者私法法律關系的自由處分權應該受到尊重；實體法上的處分權延伸至民事訴訟程序而形成的當事人程序處分權，包括對特定訴訟資料收集和提出的控制權以及對法律適用的參與權，成為沖突規范任意性適用的重要法律依據。

(一)當事人訴訟材料控制權的影響

作為當事人主義民事訴訟模式的基本內涵，辯論主義原則所包含的訴訟資料的控制權，使當事人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提出構成沖突規范適用前提條件的訴訟材料。

辯論主義原則從事實的主張和證據的提出等角度劃定了當事人與法院的角色分工和權利(權力)義務的范圍，其基本內涵包括：1直接決定法律效果發生或消滅的必要事實，只有在當事人的辯論中出現才能作為判決的基礎；或者說，法院不能將當事人未主張的事實作為判決的基礎。2法院應當將雙方當事人無所爭議的主要事實當然地作為判決的基礎。3法院能夠實施調查的證據只限于當事人提出申請的證據[8]。

在辯論主義原則下，當事人對訴訟資料的控制權與沖突規范的任意適用息息相關。沖突規范是確定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應受哪一國法律調整的間接法律規范，它得以適用的前提是所涉法律關系的主體、客體和內容這三個要素中至少有一個與外國有聯系。從辯論主義的內涵觀察沖突規范的適用，似可得出以下結論：首先，在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構造下，是否向法院揭示案件的涉外因素可以歸結到當事人程序處分權的范疇，除非涉及第三人利益和社會公益事項，法院原則上不應依職權調查當事人之間的糾紛是否包含涉外要素。法院的判決范圍由此受當事人主張的約束，并且只能將裁判建立在當事人提供的事實基礎之上。其次，當事人應承擔爭議含有涉外要素的主張責任。如果當事人沒有主張爭議法律關系的主體、客體或內容含有涉外要素，從而導致沖突規范適用前提的缺失，當事人自然要承擔由此引發的消極后果，即承受沖突規范及其指向的準據法不能得到適用而可能導致的實體法上的不利益。再次，國籍、行為地等涉外要素對于沖突規范適用具有重要意義，應成為辯論主義原則涵蓋的對象。從實體法角度出發，辯論主義針對的乃是訴訟中的主要事實。(注：就辯論主義原則適用的范圍而言，主要事實和間接事實的區分構成了一個較為重要的問題。學者們提出了不同的觀點：第一種主張回避主要事實和間接事實如何劃分的問題，以特定事實能否影響訴訟勝敗作為辯論主義原則適用的基點；第二種意見認為，不論是主要事實還是間接事實，所有的事實都必須經過當事人主張才能作為判決的基礎。第三種觀點采取了折中的方式，認為需要當事人主張的主要事實并不是由法律規則的構成形式決定的，而必須基于該法律的立法目的、當事人攻擊防御的方法、認定事實的范圍，從促進審理的角度加以明確。(參見：張衛平.訴訟架構與程式——民事訴訟的法理分析[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179-180.)筆者認為，從實體法范疇出發對主要事實和間接事實進行劃分的借鑒在于：應從功能主義的角度出發，從當事人權利義務關系受到影響的程度來認定某一事實材料是否應由當事人主動提出。)在涉外民商事審判中，糾紛的涉外要素由于構成沖突規范適用的根本前提，將會直接影響糾紛的實體解決也即當事人權利義務關系的調整，因此不宜歸屬到間接事實或輔助事實的范疇而成為法官主動行使證據調查權的對象。當事人應被賦予程序處分權自行決定是否向法院呈交可能導致沖突規范適用的訴訟材料。

一、單位犯罪的主體。

單位犯罪的主體是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

公司、企業。依照公司法的規定，公司也是企業，由于公司這種企業組織形式在單位犯罪中所占比例較大，因而有必要將其擺在突出位置，這樣有利于加強對公司犯罪的懲治和預防，所以刑法中將二者分開表述，以示其重要性。

事業單位。所謂事業單位是指受國家機關領導，沒有生產收入，不實行經濟核算，所需經費由國家開支的單位。與公司、企業不同，事業單位一般不以營利為主要目的，而是注重于社會公益事業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有些事業單位主要依靠國家預算對其撥付經費，它們的任務只能是從事公益性事業，不參與市場競爭，因此成為單位犯罪的可能性很小；而有些事業單位能夠直接參加有關的民事活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經濟責任，甚至被推向市場，獨立經營，自負盈虧，雖然一般不以營利為主要目的，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參與了市場經濟活動，是很有可能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的。

機關。機關是指從事公共事務管理活動的權力部門，主要指國家政權機關，如國家權力機關、國家行政機關、國家司法機關以及軍事機關等。這里的機關應從狹義上理解，即僅指地方國家行政機關。但即使是狹義的機關，也不可能成為所有具體單位犯罪的主體。

團體。團體是指由某一行業、某一階層的人員自主成立的組織，包括人民群眾團體、社會公益團體、學生研究團體、文化意識團體、宗教團體等。與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相比，團體的結構比較松散，履行的社會職能比較特殊，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和影響。

金融法學在發展中遇到了一系列的問題，其中之一是金融法學是否要歸屬于部門法學作為二級學科以及金融法學在處理法律問題時的問題拆分。作為一種全新的法學理論——領域法學，與部門法學的區別越來越明顯，該法學學科已經成為我國法學理論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成果，可以在金融法學中進行應用。

一、領域法學內涵

領域法學是進行相關領域法律問題研究和解決的一種理論體系，該理論以具體領域法律問題為研究核心，旨在解決不同領域中面臨的法律問題。由于當前社會問題具有一定程度的復雜性和綜合性，領域法學的具體研究方法也因此具有理論知識的綜合性和研究方法的開放適用性。領域法學將部門法學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以及研究工具的全部要素進行了融合，同時借鑒了其他領域的研究成果以及方法要素，比如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等。此外，領域法學還吸收和借鑒了部分自然科學的方法理論以及研究成果。在進行問題研究或解決時，領域法學需要根據其所研究的具體問題的領域特征以及問題本身的特征進行該問題的性質劃分。領域法學能夠在部門法之外進行法律規范的繼承與分類，主要包含對于已有法律規范針對不同領域特點以及性質進行劃分、在調研的基礎上生成特定領域的法律規范體系的方法、對于不同領域法律規范的集成或整合以適用于當前領域的具體事務。領域法學是一種綜合性解決現實世界中的問題以及事物的視角，相比較于部門法學的解構式問題視角，領域法學充分表現出了對于“法律問題領域化并綜合化”的理解，“順應了當前法律問題跨界”的發展趨勢；針對不同的社會領域，強調進行全貌審視、綜合化解決。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領域法學以現實和適用性、廣泛性體現出了法學界對于社會發展正確的回應。

二、金融法學應用領域法學理論的動因

在當前的金融法學理論發展中，部門法學理論已經不能夠滿足金融法學類理論體系的發展與完善，需要尋求新的法學理論最為知道理論，解除部門法學造成的金融法學學科歸屬問題以及其問題解構方法造成的對于問題有效解決的阻礙。這是金融法學尋求領域法學理論支撐的客觀動因。對于金融法學來說，其自身的研究范式符合領域法學的對應理論體系，主要表現為以下三點。其一，金融法學的發展離不開該理論對于具體金融領域具體問題的研究，該發展方式與領域法學中問題中心的內涵特點相似。其二，金融法學對于問題的研究，同樣是綜合開放式，其研究方法與領域法學相關問題的研究相類似。具體表現在金融風險的防范與管理、金融交易的規范制定以及金融創新等領域。其三，金融法學在金融領域的問題適用程度上需要討論法律規范集成式使用的現象。比如在金融的衍生交易領域。

三、領域法學理論在金融法學中的應用

一、《審判》中適用的法學理論

（一）法律的形式

成文法與不成文法的爭論在作品《審判》中，人人都在追求法，然而只有“鄉下人”才要求踏進法的大門，那么法到底是什么？通過主人公K與執法者的不斷交涉中，認識到了法有兩種：一種是通過明文記載而公眾知曉的實體法，嚴肅、公正而神圣；另一種則是神秘的，只能通過親身體驗發現的意志法。顯然，在K看來神秘的意志法相對于明文規定的實體法更加具有威懾力，而前者則無時無刻不遭受著后者的嘲弄。關于法的神秘性，卡夫卡在作品《審判》中有這樣的一段情節：鄉下人在長時間的黑暗環境的等待下，視力已經模糊不清。而從法的大門中源源不斷的放射出熠熠奪目的光芒，然而守門人（執法者）受雇于法，一個比一個有權，殘暴地驅檔著要求踏進法的大門的鄉下人，一副凌然不可侵犯的樣子。此時，鄉下人只能用世俗的眼光，將法與世俗的法庭相結合。在這樣的法律體系下，普通老百姓往往是法律的犧牲品。因此，人們要服從法律就得先掌握法的“語言”。于是人們逐漸將對上帝的崇拜轉為對語言的信仰。然而，當人們通過“語言”掌握越來越多的知識的同時，也學會了“質疑”，當法的規定模糊而有失公平時，就會采取無限趨近合理、公正的解釋予以矯正、完善。通過作品《審判》可以看出，卡夫卡已經徹底擯棄了由少數貴族掌握并凌駕于其上的具有神秘性和隨意性的意志法。在這樣的法的調整下，絕大多數普通老百姓的權利和自由不但難以得到保障，而且往往容易被法的操控者所侵犯、吞噬。作品《審判》中主人公K曾經試圖用這樣的法來為自己辯護，希望洗脫自己的冤屈，最終被法網所吞噬，并像“狗一樣”地被殘殺的悲慘結局，不正是最為恰當的例證嗎？正如恩格斯在評述資本主義社會的法時所指出的那樣，法的神圣性在于一少部分人（資產階級）制定下來規則，而讓大部分人來遵守的不可侵犯性。卡夫卡透過作品《審判》，盼望著有一天法屬于人民，有一種嚴肅的、神圣的、公正的法來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從而形成一種最接近真理的信仰，而不是傳統法中的那種隨意的、被控制了的精神禁錮。

（二）審判方式

罪與非罪的爭論作品《審判》最直接的法學理論內涵，即是對主人公K的無罪審判（法律審判）。首先，K無緣無故地被某秘密法庭宣布逮捕，但當事人K卻并不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罪名以及控告者是誰。其次，在當事人K打算竭力通過法律為自己辯護、洗刷自己冤屈的時候，其所見識的執法者的種種荒誕以及律師、畫師、谷物商等所揭露的法庭的骯臟秘密后，終于意識到法庭的職責就是把無罪的人抓進來進行莫名其妙的審訊。然后，在法庭并無任何證據證明對K的指控的情況下而堅信其有罪，K在巨大的壓力中逐漸喪失了自己無罪的堅持而開始對自己有罪的思考。最后，在一個月光皎潔的夜晚被兩個黑衣人帶到郊外莫名其妙的處死。K“像狗一樣”地死了，但至死也沒弄清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正如《審判》中鄉下人面對光芒熠熠的法的大門而不得踏進其中，K面對著法卻是一個外行而成為被告，由于對法的荒誕不羈的東西無從知曉而逐漸變得恐懼，最終自認為有罪。對主人公K的有罪審判（道德審判），是作品《審判》的另一個層面的法律理論內涵。如前所述，主人公K至始至終都沒有進入法的大門，就被狗一樣處死。在被法庭宣布有罪后，K試圖通過各種途徑證明自己無罪，其幾乎找遍了所有跟自己案子有關的部門和執法者，卻沒有絲毫頭緒。終于意識到：人人都知道這個案子，然而沒有一個人能說出他到底犯了什么罪。法律為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每一個人敞開，卻難有幾個人能踏門而進。從K的上訴過程中可以看出，K從“國家法”的角度來說自己是無罪的，然而從“道德法”的層面來說自己則是有罪的。他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罪惡的世界里，自己作為這個世界的一個部分、一個環節，是罪惡世界的一個幫兇，雖然自己飽受其害，但自己也在有意無意的傷害他人。因此，不但自己有罪，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是有罪的。卡夫卡在他的《筆記》中寫道，我們發現自己罪孽深重但與實際罪行無關。無論你是否看起來有罪或無罪，最終都將面臨著審判。實際上，卡夫卡的負罪感由來已久，他認為恐懼就是罪惡的標志，而在《致父親》中寫道：“我在您面前喪失了信心，換來的是一種無窮無盡的負罪感”。在卡夫卡的觀念里，負罪不是一種個別現象，而是每個人都普遍存在的。人們對日常生活中的陋習弊病視而不見、置若罔聞，這相當于社會和人性的慢性自殺。

（三）證據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