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有關規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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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有關規則的事范文第1篇

一、指導意見的出臺背景和意義。

加快形成大中小會計師事務所協調發展的合理布局是《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財政部關于加快發展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若干意見的通知》（[2009]56號）（以下簡稱國辦56號文件）的核心理念和精神實質，也是當前注冊會計師行業著力推動的重要問題。國辦56號文件明確提出，要重點扶持10家左右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加快發展，積極促進200家左右中型會計師事務所健康發展，科學引導小型會計師事務所規范發展，努力形成大型、中型、小型會計師事務所執業領域各有側重、市場定位各有特色、服務對象各有傾斜、地域分布較為合理，不同規模的會計師事務所有序競爭、接續發展的良好格局。隨著國辦56號文件的貫徹實施和各項配套政策的落實到位，企事業單位特別是各類企業從提高本單位會計信息質量和社會公信力角度出發，迫切希望行業主管部門進一步明確不同規模事務所的服務對象和客戶群體，以指導本單位選擇事務所的相關行為。

指導意見適應企業的積極訴求，針對當前會計審計服務市場存在的無序競爭、惡意壓價、“小馬拉大車”等影響市場經濟秩序和企業會計信息質量的行為，以《會計法》和《注冊會計師法》為依據，從引導企業科學規范選擇事務所角度出發，對大中小事務所與客戶群體的協調對接提出了原則性、導向性意見。指導意見的實施，有助于各類企業根據自身情況和實際需要科學選擇相應規模和資格的事務所提供優質服務，有助于各類事務所根據發展水平和比較優勢合理選擇相應的客戶群體，大型事務所服務大型、高端客戶；中型事務所服務中型、一般客戶；小型事務所服務小型、基層客戶的局面將日趨明朗化，有助于促進行業規模布局更加合理，保持行業發展良性態勢。

二、指導意見的出臺過程。

作為全國會計和注冊會計師行業的主管部門，財政部高度重視事務所合理布局對企業會計信息質量和注冊會計師行業健康發展的積極作用，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確保指導意見各項規定的針對性和操作性。

（一）充分調研論證。財政部會計司成立專門的調研組，赴部分地區、企業和事務所進行了實地調查和座談研討，在此基礎上，有針對性地起草制定指導意見。

（二）內部征求意見。指導意見草擬完成后，財政部會計司書面征求了部內條法司、教科文司、社保司、企業司、金融司、監督檢查局、中注協等相關單位的意見。根據意見反饋情況，會計司對指導意見的施行范圍和相關制度安排進行了調整完善。

（三）公開征求意見。在前期內部征求意見的基礎上，為充分發揚科學民主決策精神，財政部就指導意見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公開征求意見為期一個月，共收到來自國務院有關部委、各省級財政部門，以及若干企業和會計師事務所的回復意見百余條。我們根據各方面意見反饋情況，再次組織相關單位座談研討，對指導意見作了修改完善，并按程序報部領導簽發。

三、指導意見對企業選擇會計師事務所有哪些原則要求？

指導意見的核心是要求大中型企業選擇大中型事務所提供服務，小型企業原則上選擇小型事務所提供服務。具體而言，指導意見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對企業選擇事務所提出原則要求：

第一，大中型企業應當選擇與自身規模、行業地位和社會影響相適應的大中型事務所提供服務。對于具備h股審計業務資格和證券期貨業務資格的大中型事務所，由于這類事務所在執業質量、人才團隊、業務規模、國際化水平等居于同行領先地位，大中型企業在選擇事務所時可以優先考慮此類事務所。此外，對于采用合伙制或特殊普通合伙制的大中型事務所，由于其內部治理水平、一體化管理水平以及承擔的執業責任較之有限責任制事務所往往更高，企業也可以優先選擇該類事務所提供服務。

第二，境外上市企業，金融、能源、通信、軍工企業以及其他關系國計民生的重點骨干國有企業應當優先選擇有利于保障國家經濟信息安全的大型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相關服務。這是我國企業做大做強“走出去”、不斷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和國際資本市場認可度的必然選擇，也是國辦56號文件提出的明確要求。所謂大型會計師事務所，是指在人才、品牌、規模、技術標準、執業質量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居于行業領先地位，能夠為我國企業“走出去”提供國際化綜合服務，由財政部、證監會推薦從事h股企業審計業務的會計師事務所。

第三，小型企業原則上選擇小型事務所提供相關服務。對于小型企業出于提高自身管理水平、提升品牌形象或滿足業務需求等原因，有意愿或能力選擇大型或中型事務所提供服務的，指導意見予以肯定。指導意見所稱中型事務所，是指行業排名前200位的會計師事務所（不含大型會計師事務所）；雖未進入行業排名前200位，但在本省（自治區、直轄市）會計師事務所綜合評價排名進入前10名以內的會計師事務所，可比照中型會計師事務所執行。

四、指導意見對企業采取招標形式選擇事務所有何要求？

招標是企業選擇事務所的一種方式。財政部高度重視事務所招標制度建設，出臺了相關政策文件，對企業招標選擇事務所行為進行規范。指導意見在現行規定的基礎上再次強調，企業采用招標方式委托事務所提供服務的，必須嚴格遵照《委托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招標規范》（財會[2006]2號）執行；金融企業應當同時遵照《金融企業選聘會計師事務所招標管理辦法（試行）》（財金[2010]169號）的規定。事務所在依據上述文件要求參與投標活動時，還必須滿足財政部門、物價部門有關事務所服務收費的管理規定。概言之，事務所招標制度的核心是堅持公開透明、規范有序、質量為先的原則，堅決杜絕招標單位將服務收費報價作為確定事務所中標的關鍵因素甚至唯一依據。

一件有關規則的事范文第2篇

關鍵詞：安全數據庫；入侵容忍；DBMS；入侵檢測

中圖分類號：TP39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3044(2008)25-1383-03

The Desing of NHSDB

ZHANG Yue-song,HE Xian-bo,JING You-bo,ZHENG Jian-hua

(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omputer College, Nanchong 637002,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design of a new generation for Security DBMS ,called NHSDB.Introduce the background for developing NHSDB; Introduce the construct for NHSDB in detailsthe licensing structure NHSDB，NHSDB rules system structure，Safe adaptive model，Template-Based Intrusion Detection Model; Lastly, the significance of developing NHSDB is also introduced briefly.

Key words: security database; intrusion tolerance; DBMS; intrusion detection

1 引言

數據庫系統是信息處理的核心支撐軟件，僅僅依靠網絡安全技術和安全操作系統是不能達到真正的安全，必須研究安全DBMS。對交通運輸、金融和電力等不能中斷服務的重要應用行業，不僅要求對數據庫的保密性，而且要求數據庫錯誤容忍的可生存能力，因此，研制具有自主版權、具有入侵容忍[1]和安全自適應等可生存能力[5]的安全DBMS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任務。

2 NHSDB開發背景

鑒于傳統數據庫管理系統安全機制的不足，再加上我國的大部分數據庫應用系統都構筑在國外的數據庫平臺上，導致這些系統無法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安全。我們擬研究和建立基于角色訪問控制和基于屬性標記強制安全策略相結合的B級數據庫管理系統的安全模型和設計方法，在此基礎上實現一個具有身份認證、存取控制、安全規則和入侵檢測四層保護機制的自主版權DBMS原型系統――NHSDB，NHSDB系統具有入侵容忍和安全狀態自適應能力，面對不同的安全形勢調節數據庫的安全等級和數據保護狀態。以下我們將進一步介紹NHSDB的設計結構。

3 NHSDB的設計結構

3.1 NHSDB的總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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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NHSDB的總體設計

如圖1所示是NHSDB的總體結構。首先采用以數據字典為核心的DBMS實現方案，DBMS通過數據字典集成各子系統，在此基礎上實現多級關系數據模型。利用角色和角色限制方法實現角色和強制存取策略相結合的存取控制模型，結合主動數據庫的規則處理方法、時間約束處理功能和數據應用語義的表達方式研究基于安全規則的數據保護模型。利用用戶模式的數據挖掘和安全模板技術建立數據庫的入侵監測模型。在存取控制、安全規則和入侵監測模型的基礎上，結合自適應理論、Petri網理論、規則處理和狀態轉移等算法來建立安全自適應和轉換模型。

3.2 NHSDB的授權結構

在NHSDB上實現基于角色的強制存取授權模型，NHMRBAC的授權過程如圖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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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NHSDB的授權結構

在NHMRBAC中，用戶和角色具有安全級列表，當用戶安排角色時，用戶的安全級列表必須支配角色的安全級列表。在角色的繼承關系中，同一繼承樹中的角色密級相等。用戶對數據的存取只能通過角色的安全級來存取。NHMRBAC模型是在美國標準[3]模型上增加強制存取約束而實現。

下面我們將對一些關鍵術語進行說明：

1）靜態職責分離：靜態職責分離關系約束著對用戶角色的分配。依靠靜態職責規則的約束，一個角色的成員可以阻止用戶成為一個或者多個其他角色的成員；

2）靜態安全級范圍分離：對適用靜態職責分離規則的用戶安全級別的約束；

3）動態職責分離：和靜態職責分離關系相似，也是用來限制用戶對權力的獲得，然而動態職責分離不同于靜態職責分離在于它通過上下文來實現這種約束關系；

4）動態安全級范圍分離：對適用動態職責分離的用戶安全級的約束。

3.3 NHSDB的規則系統結構

NHSDB的規則系統如圖3所示，主要由以下五個部分組成：DBMS，安全事件探測器，規則管理模塊，條件評價器，規則維護程序。

1）DBMS: 它是傳統的數據庫管理系統，是系統的被動模塊，執行傳統的物理數據庫管理的功能，用來存儲數據和對數據進行維護、管理以及運用。本安全數據系統中采用的式多級關系技術，它還負責對主體客體對想關系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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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NHSDB規則系統結構

2）安全事件探測器：負責基本事件安全的探測，向規則管理程序發信號以報告事件的發生，并傳遞有關安全信息。為了簡單起見，我們只是考慮了事件為數據庫基本操作的情況，并且將對這些事件的探測融合于DBMS之中。

3）規則管理模塊：根據收到的事件信號對相關的規則（可能多條）進行處理，調度并執行相應的條件評價器，根據評價結果決定是否觸發相應的規則。如果是，就調度規則到命令的轉換程序，將所觸發的規則轉換成數據庫操作，并通過DBMS執行之。

4）條件評價器：負責相應的條件的評價。

5）規則維護程序：負責規則的建立、刪除和修改。

系統總的數據和控制流為：1）作為事件的系統行為一旦發生，相應的安全事件探測器即可探測到，并給規則管理程序發出信號。2）規則管理程序根據事件信號激活有關的規則進行處理，調度對應的條件評價。3）條件評價器將評價的結果返回給規則管理程序。4）如果條件滿足，規則管理程序觸發相應的規則，并調度規則到命令的轉換程序。5）規則轉換為命令后，規則管理程序通知DBMS執行被觸發的活動。6）被觸發的活動執行完畢，系統繼續正常運行。

3.4 基于模板的入侵檢測模型

通過對用戶查詢模式的挖掘，用戶模式挖掘模塊得到用戶的查詢模板庫和查詢序列庫，用戶查詢序列S在提交到數據庫之前，模板編譯器首先將S編譯成模板實例Si，模板實例是將查詢規范成模板后將查詢取值代入模板后所得，入侵檢測系統通過對模板實例Si與查詢模板庫和查詢序列庫對比的情況，做出查詢是否異常的判斷。

3.5 安全狀態自適應模型

當數據庫的安全狀況發生變化，適應信息產生并被發送到安全適應和轉換器，安全適應和轉換器根據保護規則和數據庫的現在安全狀況調整數據庫的身份認證、存取控制和安全規則的保護，如果安全狀況的安全較大觸發安全等級變換，安全適應和轉換器將根據保護等級庫中的規則變換上述三級的保護。具體流程見下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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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NHSDB安全狀態自適應模型

4 NHSDB的實現意義

以上是我們在以數據字典為核心的DBMS(NHDB)[8]基礎上，提出了NHSDB的設計構架。我們已經編碼實現了NHSDB的授權結構和規則結構，對于入侵檢測和安全狀態自適應的實現正在實現中。NHSDB的實現將為信息系統構建提供一個在入侵狀態下具有可生存能力的數據庫開發平臺，并對數據庫入侵檢測、入侵容忍、安全規則和安全自適應等算法和理論做進一步的研究和創新提供了一個實踐平臺，將會對數據庫安全領域的研究產生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1] LIU P. Architectures for Intrusion Tolerant Database Systems[J].Proceedings of the Eighteenth Annual Computer Security Applications Conference,2002.

[2] Sandhu R S,Coyne E J,Feinstein H L. Role-based access control models[J].IEEE Computer,1996,29(2):3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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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ung C Y, Gertz M,Levitt K. DEMIDS: A Misuse Detection System for Database Systems[M]. In: The Third Annual IFIP TC-11 WG 11.5 Working Conference on Integrity and Internal Control in Information System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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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劉云生,盧炎生.觸發器與主動數據庫[J].計算機工程與應用,1992,(12):65-69.

一件有關規則的事范文第3篇

本學期我們進行了《中班幼兒社會行為規則的培養研究》活動，通過親身參與課題實踐研究，在培養幼兒遵守規則行為習慣方面，做了以下工作：

（一）讓幼兒認識到遵守規則行為習慣的重要性是培養好習慣的前提條件

要培養良好的習慣，必須首先讓幼兒認識到遵守規則行為習慣的重要性，明辨是非，知道什么是該做的？什么是不該做的？為什么？在提出教育要求的同時要讓幼兒懂得這樣做的好處，對于幼兒的積極表現要給予及時的肯定評價，而對于幼兒的不良行為要及時地批評糾正。通過這樣的正負強化，幼兒就會逐漸形成是非標準，認識到遵守規則行為習慣的重要性，從而愿意這樣去遵守規則。

班上有個孩子，和他媽媽一起到童裝店買衣服，當時買完衣服后，媽媽卻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了。因為著急怕自己的孩子跑到店外面而走失，媽媽急忙往外走，卻因為雨天地滑，不小心摔了一跤，還劃破了手。結果，孩子只是想和媽媽捉迷藏，躲在了衣服堆里。每個小朋友出門時，必須跟著自己的父母，更不能夠在陌生的地方與父母捉迷藏，那是十分危險的事情。我們一定要遵守這個規則，孩子是天真的，對于他自己在童裝店里和媽媽捉迷藏的事情，他一定認為是很好玩的，也沒有什么大不了，但卻不知道這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做為老師，當我知道了這件事情后，配合著我們的課題，正好抓住時機，對全班孩子進行了教育。這是個典型的案例，在孩子面前，再生動不過了，也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鳴。大家明白了這個必須遵守的規則，懂得外出不能亂跑，不然媽媽會找不到自己，自己也會遇到危險，有了一定的自我保護意識。

（二）通過具體行為指導來培養幼兒遵守規則的良好行為習慣是關鍵

幼兒教育是一種寓教于樂的教育行為，而幼兒的社會行為規則中，幼兒遵守游戲規則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因此，在研究過程中，我們也通過一些特定的游戲來鞏固和訓練幼兒的規則意識。

（1）臨時制定的規則

有一次下雨后的戶外活動，地面上有的地方還有積水。有的孩子對這些小水塘十分感興趣，總想去那里玩一玩，踩一踩水塘。在集體游戲的時候，已經有好幾個調皮的孩子趁著我不注意，偷偷跑到小水塘邊，試著用腳踩了踩水，又再跑回來。我看在眼里，心里想，一會兒分散活動的時候，一定會有更多的孩子去玩水塘。這樣的話，弄臟了褲子、鞋子怎么辦？而且，有可能造成場面上小小的混亂。于是，在分散游戲前，我提出一條臨時的規定。小朋友等下游戲的時候，只能在前半片場地玩，不超過操場的中線。這樣，就算后半片場地上有小水塘，孩子們也不能夠接近。幼兒在分散活動時，就克制了自己，沒有再跑去踩小水塘。雖然有個別的孩子超過了中線，但馬上就會有其他的小朋友喊著，叫他回來。

（2）戶外體育游戲活動進行有目的地觀察，引導幼兒在游戲活動中鞏固原有的經驗規則

在戶外活動玩大型玩具時，常常有孩子會從下往上爬上滑滑梯。對于滑滑梯從上往下滑，已經失去了興趣，更有挑戰性的是從下往上進行攀爬運動。因此，有一小部分的孩子，就把興趣集中到了攀爬滑滑梯上。由于孩子的年齡特點，對自己喜歡或想做的事情，會想盡量去做。即使老師給出了一定的指令，不允許如此，但自律性差的孩子，多半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行為的。

其實，要從單純的身體技能練習來說，幼兒攀爬滑滑梯，也是一種很好的運動，可以發展幼兒攀爬的能力和克服困難的品質。但從整體集體出發，幼兒的行為存在著一定的危險性，也不利于公共衛生。所以，作為教師來說，個體服從集體的利益，就需要禁止這樣的行為。所以，在玩游戲之前，強調其規則，并在游戲中采用“犯規就要重玩”的原則，約束和控制幼兒的行為，使其慢慢懂得在玩游戲時，規則是很重要的，我們都必須去遵守游戲的規則，才是真正的贏家。

（3）公平的游戲規則

在研究實踐中，我們常常會發現有很多突然性的小事件，而這些事件大多是班級里存在的問題，并急需要解決的。作為教師，這也是極好的研究契機，可以帶領幼兒共同討論各種現象，并制定一些簡單的班級規則和游戲規則。

如：因為班級人數很多，我們平時喝水的時候就會很擁擠，于是，大家共同討論，得出幾個方案：①喝水的時候，一個接一個排隊喝；②分組來喝水；③女孩子先喝，男孩子后喝。又如：在感知游戲公平性的時候，我們一起討論出：只有在人數相等的情況下的比賽結果才是最公平的。再如：下午做酸奶瓶操的時候，很多人一起拿放酸奶瓶很亂也很擠，我們就分成兩大組，在不同的籃子里拿，放的時候也是按著每組的順序，這樣就解決了擁擠的場面。小朋友也自愿地接受和執行這樣的規則，使班級集體呈現比較穩定而秩序井然的面貌。

一件有關規則的事范文第4篇

“在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中，判決形成了。在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中，決定了誰將獲得再生產的權利。”  -本杰明？N？卡多佐：《法律的成長，法律科學的悖論》，董炯、彭冰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頁。

一、進化的規則與制定的規則

當我們提到規則或制度的“演進”的時候，本身就隱含了這樣一種判斷：在指導我們行為的眾多規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人類在長期的社會交往中逐步演化而來的。對很多法律學者來說，這也許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因為我們的思維已經習慣了另外一類規則-甚至傾向于把這類規則看作是規則的全體，這類規則是由某些人或機構依靠自己的理性制定，并依靠特定組織的強制力保證其實施的。在制度經濟學中，那種在群體內隨經驗而演化的規則被稱為“內在制度”；而那種由外在地設計并靠政治行動強加于社會的規則被稱為“外在制度”。[1]

就制度產生的邏輯順序而言，內在制度顯然是先于外在制度的。正如梅因曾經指出的，“可以斷言，在人類初生時代，不可能想象會有任何種類的立法機關，甚至于一個明確的立法者。法律還沒有達到習慣的程度，它只是一種慣行。”[2]制定的規則，只是在政府產生之后才出現的事物，而“早在政府被發明出來以前，許多左右我們行為的規則就已經以受規則約束的行為為基礎了。”[3]即便在國家主權立法不斷擴張的現代社會，規則的自發演化仍然對制度的變遷具有重要意義。歷史法學派告訴我們，法律必須以習俗和人民的信仰為基礎，而絕非立方者的專斷意志所能決定。[4]這即是說，任何制定的規則，很大程度上仍然要以群體之中自發形成的進化的規則為基礎，所謂的制定，只是用一種系統化的方式對其進行重述而已。我們看到，即便是作為人類立法輝煌頂點的法國民法典，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對法國各地習慣的整理為基礎的。

談到“內在制度”或者“自生自發的秩序”這樣的概念，不能不提到哈耶克。因為，這些概念之所以在當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與哈耶克的反復論述有著直接的關系。哈耶克的法律思想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對“建構理性主義”的批判而展開的。這種觀點認為，只要人類制度是為了實現人的目的而刻意設計出來的，它就有助于這些目的的實現；一種制度之所以存在，正是因為人們為了實現某個目的而設計了它；為了使我們的所有行動都受已知目的指導，重新設計制度總是必要的。[5]而哈耶克指出，作為傳統或“工具”的規則系統并不是經由人們的設計而創造出來的，因為人們自己并不擁有足夠的智識去做這樣的創造；它毋寧是一種集無數個人經驗的大規模的“文化進化”過程的產物。[6]這一論斷涉及兩個方面的內涵。首先，就規則的起源而言，哈耶克認為規則是在長期的人類生活中逐步演化而來的，而不是為了實現特定目的設計出來的。關于這一點，哈耶克指出，“毋庸質疑，許多社會制度都是我們成功追求我們有意識的目標所不可或缺的條件，然而這些制度事實上卻是那些既不是被發明出來的也不是為了實現任何這類目的而被遵循的習俗、習慣或慣例所形成的結果。”[7]其次，就理性的運用而言，哈耶克認為人類的智識不可能就社會制度進行整體的建構。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建構理性主義的一個潛在前提就是，人類的理性是萬能的，因此對社會秩序進行大規模的建構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在哈耶克看來，這完全是荒謬的，因為“我們沒有能力把深嵌于社會秩序之中的所有資料或數據都收集起來，并把它們拼湊成一個可探知的整體。”[8]而且，正是這種致命的自負，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那種根本不知道有意識的理性之適用有限度的建構論唯理主義，在歷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導致了對理性的反叛”；而這是毫不足怪的，因為“對理性力量的高估，會經由人們幻想破滅而導使他們對抽象理性指導作用作出強烈的反抗，進而導使他們對特定意志的力量給予盲目的吹捧。”[9]哈耶克并不是反理性主義者，他只是告訴我們應該理性并非萬能，只有維護那個“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領域”，理性才能獲得發展并發揮其應有的作用。[10]

就哈耶克的法律思想作一個全面的綜述并不是本文主旨。之所以要用去一些篇幅介紹哈耶克的基本觀點，是因為這種強調進化的規則的觀點構成了以下論述的基點。只有承認規則系統主要是進化而來的，并在對進化的規則與制定的規則之間互動關系的分析當中，才有可能對訴訟程序在規則演進中的作用有一個比較深入和全面的認識。[11]

二、規則演進的一般邏輯

在制度演進過程中，進化的規則與制定的規則經常是互相轉化的。一方面，進化的規則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其中的某些內容就會被立法者明文制定為正式的規則；另一方面，規則一旦被制定和頒布，又會對那些非正式的規則產生影響。但是長期來看，進化的規則無疑是第一位的，而制定的規則很大程度上不過是規則演進的一個環節。如果制定的規則反映了規則進化的結果，那么它的效力就會有保證，從而有可能進一步推動一種規則的進化；如果制定的規則不能反映進化的規則的要求，后者就會以“用腳投票”的方式顯示它的存在-它將使這種沒有習俗和民意支持的制定規則失去效力，甚至淪為一堆廢紙。

關于規則演進的分析，當然不能局限于進化規則與制定規則之間的轉化，事實上，它是以一種遠為復雜的邏輯展開的。就此，有很多學者做過論述。

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一書中指出，在純理論上，“法的準則的原始構思可以這樣設想：起初，由于‘心理的適應’而產生行為的純粹實際的習慣，1、感到‘有約束力’，而且知道這種適應超出個人，得到傳播；2、作為‘默契’，半意識或全意識地‘期待’其他人也會在感覺上采取相應的行動；3、同‘慣例’相比，強制機器為褒揚它而提供保證，并讓其他人也參與這種保證。”[12]按照韋伯的論述，一種法律規則的產生大致經歷了從“習慣”到“慣例”，再到“強制性行為規范”三個階段。但是韋伯注意到，這個理論構思并不能解釋新規則如何誕生的問題，也就是說，既然這種規則是有約束力的，那么如何使它們變的松動，以便新的規則得以產生？韋伯認為，常見的模式是，“個人發明創造共同體行為的和社會化的某一新的內容，然后再通過模仿和選擇傳播開來的。”韋伯指出，純粹外在條件的改變既非新規則產生的充分條件，也非其必要條件。而是一些具有決定性的新的行為方式，導致了法意義上的演變，或者導致新法的形成。“結果是各種不同的人參與了這項改變法律的行為。首先是某一具體的共同體行為的各種有關利益者。部分是為了在‘新’的外在條件下保持他的利益，同樣地完全是在舊的條件下比從前更好地保持他的利益，個別有關利益者改變他的行為，特別是他的共同體行為。這樣一來就形成新的默契，或者形成具有在內容上新穎的意向內含的理性的社會化，它們又促使新的、純粹實際習慣的產生。”[13]

在《新制度經濟學》一書中，康芒斯對制度的演進作了精彩的分析。[14]康芒斯認為，支配人們日常行為的是一些“習慣假設”，也就是說，我們的生理狀態和心理狀態，都變得習慣于那我們生活的那個機構里處理問題的占優勢的方法；這使得我們把這些假設視作理所當然，除非出現了與我們預期相反的情況。但是，個人的習慣要受到習俗的制約，因為習俗是集體行動的慣例，它通過集體意見控制著個人意見。從這個意義上，習俗是強制性的，因為人們必須遵守它，否則就無法在特定的群體內生存。習俗在被法院以判決的形式加以確認后，就成了一個司法上的“前例”，它明確的告訴人們，在將來的社會生活中它必須得到遵守，否則將遭受不利的判決。習慣、慣例、習俗和前例，構成了習慣法創造法律的方法。“它們首先作為個人隨意的習慣開始；然后到了顧客和競爭者使個人不得不遵從這些習慣的時候，就成為習俗；然后在判決爭執時成為判例；然后在由行政或立法當局正式公布時成為法規；后來當法規在特殊案件中被解釋時，又成為習俗；在全部過程中，是那不但變化的但是習慣的假設，隨時應用于特殊的交易和爭執。它們結合在一起進展。新的慣例起源于現有的習俗、判例和法規，同時法規本身只有通過慣例、習俗和假設才可能生效。”[15]通過其對英美習慣法的分析，康芒斯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規則演進的范例。

在前文曾經征引的《制度經濟學》一書中，兩位德國學者柯武剛、史漫飛把“內在制度”分為四種類型：[16]（1）習慣。“這種規則的便利性毋庸置疑，以至人們基本上都能處于自利動機而自動地服從這類規則。……人們遵守習慣是因為這樣做顯然是合算的，并且如果他們選擇不遵守習慣，就會將自己逐出交往。”（2）內化規則。“人們通過習慣、教育和經驗習得了規則，并達到在正常情況下無反應地、自發服從規則的程度。因此，人們已將許多規則轉化成了個人偏好，并始終一貫地運用著這些規則。”（3）習俗和禮貌。“違反這種制度并不會自動地引發有組織的懲罰，但共同體內的其他人都會非正式地監督遵守規則的情況。違規者會落下不好的名聲或發現自己被社會排斥，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會遭到譴責或放逐。”（4）正式化的內在規則。“這種規則雖然是隨經驗而出現的，但它們在一個群體內是以正規方式發揮作用并被強制執行的。共同體內內在地創造大量法律，然后由第三方以有組織的方式在其中間執行法律。”這四種規則當中，只有第四種是通過有組織的懲罰加以維護的，按照這一區別，可將其稱為正式的內在制度，而將前三種稱為非正式的內在制度。

關于規則演進的分析，我們還可以在諸如凡勃倫、諾斯、哈耶克等人的著作中看到，這里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就此做一個全面的綜述。[17]雖然各位學者使用的術語和分析的進路各不相同，但是從以上的簡單介紹中，我們還是可以推導出規則演進的一些基本邏輯。首先，規則的演進大致經歷了從習慣到習俗，最后再到判例或成文法的路徑。但并非所有的習慣和習俗都會成為正式規則，相反，只有很小一部分習俗，因為它們對共同體秩序的維持具有特別的重要性，才會最終被法院或立法機關確認為法律。其次，在由非正式規則到正式規則的演變過程中，對違規者的懲罰由自發狀態逐漸變為有組織的狀態。對習慣的違反，通常只會導致被迫退出交往的后果，而不會遭到正面的抵制或打擊。違反了共同體公認的習俗，則會被共同體的其他成員所拋棄，從而遭到輿論的、心理的甚至身體上的排斥-這時，共同體作為集體的力量體現了出來。至于違反法律的行為，將會遭到判決的直接而明確的否認，這時的懲罰是以一種抽象的方式定義，并以固定的程序加以實施的。組織的力量在這里得到了最完整的體現。再次，從慣例、習俗之類的非正式規則到正式的法律規則的演變過程，基本上是一個從肯定性規則到否定性規則的演變過程。正如一位經濟學家所言，“慣例標示著人們應然如何行事，告訴人們在社會博弈中應取哪種策略選擇，因而，它是某種行事方式和習俗的肯定和維系。……然而，一旦慣例的規則被作為法律的規則而確定了下來，與其說它標示著人么如何行事，不如說它標示著人民不如何行事，即不可采取違反慣例亦即法律規則的策略選擇。否則的話，社會將通過司法機制的強制力來糾正人們違反慣例的行為對他人和社會群體所造成的社會后果。”[18]

三、司法活動在規則演進過程中的作用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們提到了演進的規則與制定的規則、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這兩組概念。法律規則很顯然是一種正式的規則，因為它是以有組織的方式來實施懲罰的。但法律規則未必都是制定的規則。在英美習慣法的發展過程中，法律規則主要是演進得來的，而不是制定產生的。在歐洲大陸的法典法國家，雖然成文法典在形式上占據了法律規則的主體，但這并不意味著演進的規則就被制定的規則所取代了。正如哈耶克指出的，“任何一個法律系統在整體上都不是被設計出來的，即使是人們在法典編撰方面所做的各種嘗試，也只不過是把現存的法律系統化而已，并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對它加以補充或消除其間不一致的內容。”[19]

就法律家的視角而言，在上述的規則演進模式中，從非正式的習俗規則到正式法律規則的轉變顯得尤為重要。而在這一關鍵性的轉變中，司法活動起著關鍵的作用。這種作用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闡述。

首先，一種非正式規則要成為法律，需要司法判決的確認。在習慣法的演進中，這有一個非常清晰的過程。一種習俗只有以“先例”的方式表達出來，才具有了法律規則的形式。在制定法國家，這一論斷同樣成立。看上去，似乎只要一些條文被政府公布，這就是法律了。這顯然是一種誤解。被公布的法律文本，只具備了法律規則的形式；它是否具有法律規則的實質，則要在訴訟程序中以判決的形式來加以確認。一條永遠不被法院適用的法律是“死法”；而一條不可能執行下去的法律根本就不配被稱為“法律”-因為它的實施不能得到國家強制力的保證。正如比較法學家所發現的，“在法國私法的大部分領域內，規則只是地道的法官創造物，而這些規則常常與民法典只有微弱的關聯。”[20]但毋庸置疑，司法活動推進法制發展的作用在大陸法系確實不如在普通法系那么具有決定性意義。這是因為，一旦法典被頒布，法的發展似乎就剩下了從概念到規則、從邏輯到體系的學究式推演，而不是從活動到規則的現實的，活生生的運動。[21]而在普通法系，由于沒有法典的制約，通過司法活動實現規則正式化的過程顯得更加靈活自如。卡多佐曾經寫道，“實際上，一些令歐洲大陸法學家們愁眉不展的困難和語義混淆不會困擾我們。我們毋須成篇累牘地試圖證明習俗與法律的涵義相關聯，法律比權利的含義要狹窄一些，法律比法案包涵更多的內容。我們可以避開所有這些困難，因為我們每天的訴訟活動是這樣一個過程：在類似于鑄幣市場的司法作坊，行為方式被打上法律的烙印，然后，像貨幣一樣自由地流通。”[22]正是在每天的訴訟活動中，普通法法官賦予那些廣為接受的習俗以法律的外觀，從而完成了非正式規則向正式規則轉變的關鍵一環。而在制定法傳統下，基于議會至上的原則，通過司法活動發展法律的空間要受到更多的限制。

其次，司法活動強化著人們關于法律規則的認識。“法律只有被信仰，它才能被實施。”在規則演進的歷史中，法律要想發揮它作為正式規則的全部作用，必須得到民眾普遍的信賴和支持。那么民眾是通過什么途徑來了解法律，從而“信仰”法律的呢？法典的公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一個個判決的作出和執行。因為這是活生生的法律，從這里，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律是如何保護一些行為同時禁止另一些行為的。正如哈耶克所言，“任何有權命令的權力機構，看來都不可能發展出法官所發展出的那種法律，因為法官所發展的那種法律乃是一些能夠適用于任何一個發現自己處于可用抽象方式加以界定的位置上的人的規則。”[23]因此，如果說在非正式規則的演進過程中，是無數個交往過程促成了人們對規則的共識，那么當規則演進到了法律規則的階段，則是一個個判決的作出強化了人們對規則的理解和信賴。

最后，司法活動一點一滴地改變著法律的機體。與非正式規則相比，法律規則有一個明顯的缺點，那就是它一旦被作為法律確定了下來，就不能輕易地改變了。一種被廣泛接受了的法律規則，會在相關群體中形成一種穩定的預期機制，而一旦這種機制被人為的改變，行為主體常常無所適從。這就是法律的“剛性”特征，也就是說，它不可能像非正式規則那樣，在人們的交往中以一種緩慢的、不為人知的方式改變。但是社會環境總是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的，因此，一成不變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如何改變自己？在梅因看來，法律和社會生活之間的協調是通過三種手段實現的，這三種手段是“法律擬制”、“衡平”和“立法”。[24]所謂“擬制”，是指用舊的法律概念指稱新的事物，以便擴大現有法律規則的適用范圍；所謂“衡平”，則是在現有法律不敷為用時，用一些公認的原則-這些原則被認為構成了原有規則的基礎-來對新的案件加以處理。很顯然，擬制與衡平都是通過司法活動改變法律實質內容的方法。通過擬制與衡平這類司法手段發展法律，這是羅馬法與普通法得以演進的共同路向[25]；但沒有任何理由認為，通過這兩種手段改變法律的活動在大陸法系就不存在了。因為，任何制定法的適用都是要經過法律解釋的中間環節，這就決定了，在新情況出現而現有法律無法應付時，它們有可能被以擬制或者衡平的方法而改變。事實上，在任何一個成熟的法律體制中，擬制和衡平都是改變法律的重要方法[26]，而立法-如果需要立法的話-則是最后的選擇。一般說來，只有那些經過了擬制和衡平的檢驗-這常常伴隨著各種利益的激烈爭論，被公認為是新情勢下必須確立的行為規則，才適宜通過立法納入到制定法當中去。

四、市場經濟、預期基礎與法律規則

上一節談到了司法活動在規則演進過程中的作用。所謂司法活動，不過就是運用訴訟程序解決糾紛的活動，在這個意義上，司法活動的作用也就是訴訟程序的作用。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是什么驅使著非正式的習俗規則演變為正式的法律規則呢？這是因為在一個大社會中，交往的增加，以及經常面對陌生人的需要，使得非正式規則難以起到原來的那種作為預期基礎的作用。而且，一旦社會生活的范圍超出了共同體的邊界，非正式規則的懲罰機制常常不再有效-因為這種懲罰通常是以共同體內部的道德共識作為基礎的。這時，對大家都不利的所謂“囚徒困境”更容易產生。[27]而正式規則是明確、透明和普遍適用的，并且對違規行為的懲罰有保障，這些特點，使得它在一個復雜社會的秩序維護中能起到非正式規則無法起到的規制作用。

這里提到了預期基礎的概念。所謂預期，在最一般的意義上，就是關于別人會對自己的行為做出何種反應的預計和判斷。而所謂的預期基礎，就是在對他人行為作出預期時所依據的，并假定他人作出預期時同樣會依據的，前提性、基礎性的知識。在司法活動與社會生活之間，正是靠著預期機制的中間環節才被聯系起來的。法官“制定”某項規則，是因為他要改變某個領域的預期基礎，從而改變這個領域里人們的行為模式；而某個習俗規則一旦被法院確認為法律規則，它就成了公眾從事相關活動時的標準參照系。以下以市場經濟社會為范本，對此問題作進一步的討論。[28]

在任何經濟形式下，人與人之間的交易都要以一定的預期作為基礎。但在市場經濟下，由于交易的反復性、交易對象的不確定性以及交易行為的自主性，一種穩定、清晰的預期基礎顯得尤為重要。因為交易是反復進行的，而在每一次交易之前都對交易對象的各方面情況加以調查是不可能的，因此就需要一種穩定的預期基礎作為指導，以便人們能夠理性安排自己的商業活動；因為交易對象通常是陌生人，這使得相互之間很少直接的約束，因此，只有存在一種有保障的預期基礎，契約的簽訂才成為可能；因為交易要由市場主體自主安排，相應地，他們也要承擔由此帶來的風險，為此，只有存在一種可靠的預期基礎，市場主體才會積極才參與交易。

這種穩定的預期基礎從哪里來？在一個自發形成的市場社會中，人們在長期交易中形成的各種習俗和慣例為相互之間的行為預期提供了基礎。“所謂市場的習俗，無非是人們在交換與交易活動中呈現出來的一種常規性。而這種常規性一旦經由長期駐存而變成一種顯俗，一種大家都遵守的慣例，它就對市場的運行有一種規范與約束作用，即慣例成了市場中不斷進行著重復交易活動的參與者的‘共識’（共同知識與共同意識）：因為大家都這樣做，我也應當這樣做，甚至有時不得不做和必須這樣做。”[29]慣例對市場參與者的這種“自我強制性”的規制，給了每一個市場參與者一種確定的信息，“告訴他應該這樣做并且有信心地預期到他本人如此行動亦會從別人那里獲得同樣的合作。”[30]

但作為一種非正式規則，慣例提供的預期基礎有著許多缺點，比如它不夠明確，缺乏有組織的懲罰機制的保障。因此當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它本身會產生一種對于正式規則的需求。這一點在歐洲中世紀末期商人法的誕生過程中表現的尤其明顯。當契約糾紛發生時，商人首先是在封建法律制度內部尋求王室法庭的保護。但是這種保護嚴重不足，為此，商人們以自治市為堡壘，通過建立自己的法院來解決特定種類的糾紛。[31]法史學家指出，在中世紀晚期的英國，“王室法庭所施行的英國‘普通法’，對有契約糾紛的商人僅能提供十分不足、而又頗周折的幫助，并且還要由英王核準。于是又另外建立了一些法庭，從商務習慣中尋求他們需用的法規。例如，國王批準開辦了一個大貿易集市，吸引來許多國家的商人，于是同時又由國王批準設立一座‘集市法庭’，來解決集市上商人之間的糾紛。”[32]從這一過程中，我們發現：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商人本能地要求一種正式的法律規則來解決糾紛和保護交易-這正是預期基礎的功能；當他們在舊的制度中找不到這樣的規則時，只有另起爐灶，創建自己的法庭和規則。

五、市場經濟對訴訟程序的要求

法律規則作為預期基礎的功能主要通過兩種途徑得以實現，一是法律規則的系統化闡述，二是訴訟判決對法律規則的宣示。前者構成了韋伯所說的法的理性化的主要內容，韋伯認為，正是這種法的理性化和系統化，為企業提供了“交往的可靠性”，而這是資本主義企業的得以發展的最重要的先決條件之一。[33]而訴訟判決在此過程中的作用卻更為直接也更為重要。一方面，法的理性化和系統化只為法的“可預計性”創造了一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真正的變為現實性，需要一個個訴訟判決的落實。另一方面，即便是在法的理性化和系統化存在缺陷的法律制度中，訴訟程序的有效運轉同樣能保證預期的可靠性，從而使市場經濟得到很好的發展。一個典型的代表是英國普通法。正如李猛先生指出的，如果按照韋伯的理性化概念，英國法無論在形式方面，還是在實質方面，都未能實現較高程度的理性化；但是，這種非理性化的法律似乎并沒有阻礙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其中的緣由，只能到英國法強調訴訟程序的傳統以及由此發展出來的高度精巧的程序技術中去尋找。[34]英國的情形映證了這樣一個觀點：規則的系統闡述并不總是它為市場交往提供可靠預期的必要條件。而另一方面，對于市場經濟本能地需要一種相對完備的程序制度的判斷，卻找不到任何的反例。

一件有關規則的事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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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規則改變的準確預期是真正的生財之道。規則的改變必然帶來財富的重新分配，大到朝代更替，小到報紙上的一個頭條新聞，均是規則改變的表現形式。只要有心，自然可以發現其中的發財機會。

眼大生財法

證券投資者喜歡牛市，據說是因為牛角朝上的緣故。我考證的結果是緣自“眼大生財”，牛眼很大，而且能把看見的物體放大，這與見人就追的呆頭鵝相反。眼大的結果給了人無窮的努力動力(像牛一樣勞作的心態)，努力的結果自然是財富的積累。

“眼大”是成就事業的保證，人做每一件事情之前，習慣性地先考慮利益有多大，利益大自然干勁高。有人把價值5萬的事看成了50萬，于是很重視，很努力地去爭取，最后成功了，賺了5萬；有人把價值5萬的事看成了1萬，認為不值得很努力(怕東怕西)，最后一分錢也沒賺到。這其實是傻人傻福的一種解釋，亦是陽光心態的一種具體體現。

宏觀生財法

別以為這不是個人的事，只要你不和錢過不去，就與你個人有關。物價上漲，通貨緊縮轉變成了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意味著經濟過熱；經濟過熱，意味著政府要考慮宏觀調控。宏觀調控的結果是股市將失去上漲動力，拋出股票，見好就收成了智者的生財之道。如果可以做空，那又是另一次生財機會了。

比較生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