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紀錄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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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紀錄片論文范文第1篇
但是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連剛出生的嬰兒見到特寫人頭都不會產生半分恐懼,不會認為那是被割下來的人頭在說話。人類視覺文化的基因就是如此微妙而驚奇地被承傳下來。在當時沒有同步攝錄技術的情況下,所有電影都是默片。就像我們看到的卓別林電影一樣,早期的紀錄電影統統是默片。當時的技術水平只能記錄圖像,后來靠打一點兒字幕,說明這是什么內容及人物對話。這一階段紀錄片的代表人物是弗拉哈迪,其代表作是《北方的納努克》。再后來,為說明劇情在放映電影時使用擴音器現場配音解說,便出現了解說詞,為說明畫面內容服務。
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可以把配音灌錄到一格一格的畫面中,隨著灌錄聲音質量的提高,從而出現了那種“畫面加解說”的結構方式。由于格里爾遜第一次采用這一技術,后人就把這種方式制作的紀錄片叫做“格里爾遜式”。可見,紀錄片是伴隨著時代的發展、科技的進步逐漸發展起來的。在電影攝影機時代拍攝的紀錄片主要是“畫面+解說”式,沒有同期聲。這種以解說代替現場聲,主要靠解說和片斷畫面組接來反映事物的紀錄片,其主觀性較強。
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能夠同步收錄畫面和聲音的攝像機,記錄現場音響不再成為困難,紀錄片面貌由此發生很大變化:大量運用同期聲,對客觀事物的反映趨向全面,既有畫面,又有現場聲。這是科技進步再次對紀錄片形態變化的促進。而此時,西方觀眾已不愿再看解說詞多、主觀性強的格里爾遜式紀錄片了,他們希望多一點想象的空間,尤其作為紀錄片,收視對象主要是文化層次較高的人群,由于他們有更加獨立的人格和思考能力,希望紀錄片更多地能夠啟迪人的思想而不是給出一個封閉的答案,他們希望根據自己對事物的思考和理解得出答案,不愿意被傳播者關閉思想的大門,于是出現了“真實電影式”紀錄片。這是紀錄片發展的第三階段,其結構形式是實錄人的談話或策劃辯論場面,用同期聲替代解說詞。它比格里爾遜式顯得客觀一些,但過分依賴同期聲和強調主題又限制了它的發展。真實電影式很快被“直接電影式”所取代,由此進入紀錄片的第四階段。直接電影的特點是“純粹記錄”客觀生活,不干涉事件發展,保持事物發展的原貌及其多義性。這是對格里爾遜式的徹底顛覆。但是,時間一久,人們對直接電影又感到厭煩了,嫌它太長,節奏太慢,提不起興趣。這是由于直接電影式過分依賴長鏡頭、堅決抵制蒙太奇造成的。
蒙太奇是作為可以自由組合時空、創造虛幻而出現的,后來它遭到紀實派的抨擊,說它可以造假,不能保持客觀生活的原汁原味和完整真實等等。直接電影講究“純客觀”和“生活流”,于是同蒙太奇理論相悖的長鏡頭理論出現了。但是這種影片耗時太長,為了忠實記錄一個場面,往往半天沒有一個沖突點,一兩個小時的片子看完可能不知所云。于是觀眾又覺得厭煩了,到20世紀80年代又催生出個人追述式(也叫自省式)紀錄片,這是紀錄片發展的第五階段。個人追述式紀錄片可以有記者出現,可以有主持人出鏡,可以請當事人講述,可以轉場過渡,因而大大壓縮了時空。從創作手段而言,個人追述式是前四種的包容和集大成者,既博采眾長,又有所創新。
到了第六階段,即新紀錄電影階段,又是在前五種創作手法上,運用最新的技術成果,把三維動畫、現實模擬和情景再現巧妙融為一體,不但維護了紀錄片的文獻價值,還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歷史性鏡頭缺損的遺憾,修復了敘事斷點,增強了紀錄片的娛樂性。總而言之,新紀錄電影就是借助綜合藝術手段,有背景、有動畫、有模擬、有演播室、有精彩的現場鏡頭,利用高科技手段加以融合,在保持紀錄片原汁原味基調的同時,適當穿插背景介紹、人物訪談、動畫模擬和情景再現,保持敘事的情節化和懸念性,讓觀眾在那種視覺的起伏和流暢之中領受紀錄片的魅力。這是紀錄片目前所處的創作階段。
2003年,央視《發現之旅》欄目播出戰爭紀錄片《狙擊手》,該片講述的是發生在1950年朝鮮戰場上的故事。在密集火力的掩護下,所謂聯合國軍不斷向中間地帶擴展陣地。交戰雙方的距離越逼越近,彼此陣地相距僅三四百米,最近之處只有區區百米。盡管志愿軍中沒有配備專用的狙擊步槍,但是普通步槍同樣具備射殺對手的能力。一個名叫徐世禎的志愿軍連長挺身而出,單槍出擊,一天之內,斃敵7名,為處在被動局面中的志愿軍開辟出冷槍狙擊的獨特戰法。該片獨特的再現歷史的手法,受到觀眾的歡迎和業界的關注。之后,央視重新投資拍攝了新版《狙擊英雄》。2004年與觀眾見面的這部作品完全不同于《狙擊手》,一方面去除了舊版中冗余的水分,把全部筆墨放在抗美援朝戰場,并且篇幅由原先60分鐘擴充為90分鐘,更多的志愿軍神現身講述他們的傳奇經歷。其中狙擊英雄張桃芳單兵作戰32天,擊發 442次,斃敵214名,創下了朝鮮戰場冷槍狙擊射殺最高紀錄。更具傳奇色彩的是,雖然身經百戰,屢次遇險,張桃芳卻毫發無傷,全身而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戰爭中的神話。為真實還原那場遠去的戰爭,2003年冬,攝制組遠赴內蒙古拍攝外景,在零下30度的嚴寒冰雪中,再現了當年朝鮮冰天雪地的戰場氣氛。相比于《狙擊手》,《狙擊英雄》的故事更引人入勝,戰爭場面更驚心動魄,把人們帶入那段難忘的崢嶸歲月。該片播出后,獲得更大成功和廣泛熱議。
與以往的紀錄片不同,《狙擊英雄》大量采用故事片拍攝手段,搬演手法幾乎成為它的主要結構方式和敘事方式。這幾乎顛覆了人們對“什么是紀錄片”的理論判斷。正因為如此,它曾遭受“這還是紀錄片嗎”的強烈質疑,同時相當多的人又表示“毫不懷疑它的真實性”。此種風格的紀錄片還有《復活的軍團》和《1405,鄭和下西洋》等。于是,人們強烈地感到,在紀錄片發展的第六階段,創作章法有點“亂”,仿佛進入了一個“怎么拍都行”的時代。這是因為,在新紀錄電影階段,紀錄片創作在整體性超越既往模式之后,還沒有來得及構架新的理論體系,實踐者已經迫不及待地整裝上陣了。然而,新階段紀錄片的創作難道真的沒有不可逾越的操作底線、真的沒有必須尊重的價值準則嗎?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但是答案又不是現成的,需要人們探索和尋找。
抱著這樣的目的,中國廣播電視協會于2005年2月1日至5日在哈爾濱召開了“中國電視紀錄片創作觀念及評價標準研討會”。這是中廣協會首次舉辦關于研討當代紀錄片創作的全國性學術會議。會議邀請胡智鋒、冷冶夫、張以慶和筆者作了專題報告。30多位來自全國的紀錄片工作者參加了會議,并圍繞議題進行了熱烈討論。會議實事求是地分析了紀錄片在我國的成長發育過程。認為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中國紀錄片往往在記述一段事實的同時,還要滲透和表達對某種理念的評價,使得紀錄片已不完全是“客觀記錄”,而是帶有一定的主觀傾向。但總的來看,其文獻價值仍然是最核心的部分,理念只是依附于其上的附著物。也許任何影像記錄都不可能完全回避主觀意圖的流露,但紀錄片創作尤其要求這些理念、傾向的表達應當在記錄過程中自然形成,而不是先預設主題而后再篩選畫面做附證。也就是,在“紀錄片的創作中,不是將思想處理成畫面,而是通過畫面去思考”[2]。
會議認為,通常所說的紀錄片,是指一種藝術地展現真實場景的紀實性節目形態。真實是其核心,為此,創作者不僅要用攝像機記錄客觀世界的一個存在、一個片段、一個流程,記錄未加操縱的現實,還要充分調動影視手段,多角度、多方位地深入挖掘素材,對歷史影像、文件檔案、照片實物等進行加工處理,客觀敘述某一歷史時期、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藉以給觀眾提供一個評價社會的基點、一種真實的人生歷練、一種強烈的情感共鳴。[3]依據其表現題材,可以分為歷史類紀錄片(含人物傳記和重大革命題材紀錄片)、人文類紀錄片(含人類學紀錄片和當代社會紀錄片)、自然類紀錄片(含環保紀錄片)三大類。
會議認為,不論當代紀錄片在創作風格、創作手段上發生多大變化,既然稱為紀錄片,就必須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這便是不可改變的價值準則,改變了它,就不再是紀錄片,而蛻化為“紀實性娛樂節目”。相對于歷史長河而言,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文化成果都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但是,紀錄片的文獻價值不僅在于它保存和重現了歷史,是具有歷史價值和參考價值的資料,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極富價值的“文獻”。一方面,它是過去一段歷史的影像再現;另一方面,這段影像歷史是紀錄片人眼中的歷史,必然附著了時代的烙印,使“歷史成為了當代史”。誠然,任何一部紀錄片都有主觀性,但是這種主觀必須依據一定的客觀基礎,客觀第一性,主觀第二性。因此,紀錄片創作是一個通過對大量事實進行觀察,進而選擇具有文獻資料價值的材料精心搭建的過程。主觀也好、客觀也好,紀錄也罷、再現也罷,都不應該是隨心所欲的,必須遵循一些原則和規范。盡管紀錄片人最不愿接受約束,但也必須遵守屬于紀錄片的基本準則,因為任何藝術形態創作的自由都不是無限的,都有該藝術門類特有的規定性,需要創作者“帶著腳鐐跳舞”,也正是這些特有的規定性的存在,才構成藝術園地的多姿多彩。
會議認為,當代中國紀錄片創作正處在百花齊放的時期,總體態勢良好。但隨著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沖撞,帶來價值、理念的巨大差異,往往使一些紀錄片人,把握不住時代坐標和藝術杠桿,一些地方甚至出現“偽紀錄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新的創作思想指導下、在新的制作手段支持的背景下,中國紀錄片的實踐,亟待一部“理論圣經”的誕生。由于紀錄片評價的復雜性,以及與會者觀點的多元化,會議最終沒有制訂出紀錄片的評價標準,留下了一個也許不能算做遺憾的遺憾。其實,學術爭鳴,貴在多歧,不急于出臺一個“標準”,或許不是一件壞事。最后,會議責成筆者和遲航、吳煜、陳嵩牽頭組成課題組,以這次會議研討成果為基礎,調動全國學術力量,站在新世紀的制高點上,盡早完成一部能夠指導當今紀錄片創作的理論著作。
當我們欣然領命的時候,并沒感覺到這項工程有多么浩大。而一旦進入案頭準備工作,便發現它就像一個巨大的空洞,無論放入多少填充物,其基礎部分都很難露出地面。但是,巨大的責任感驅使我們日復一日地工作,為此幾乎搭進了我們所有的節假日和八小時以外的時間,而且一干就是四年多。在這四年多的時間里,我們幾乎搜遍了目前報刊上登載的所有關于紀錄片的論文,翻閱了十幾部國內外有關紀錄片的專著。力爭把已有的理論成果融會貫通,做到知己知彼,志在實現理論突破。正因為受到這些大量繁瑣而又不能不細心對待的工作的制約,使得這本業界要求“盡早完成”的著作,有些姍姍來遲了。但是遲來也有遲來的好處,可以盡可能多地吸收紀錄片人面向新世紀的理性思考,吸收后來誕生的幾部經典紀錄片的創作經驗。比如,《故宮》(2005年)和《圓明園》(2006年)這兩部紀錄片在三維動畫技術的運用上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恐怕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也很難有人能夠望其項背;再比如,《森林之歌》(2007年)作為我國第一部大型自然類商業紀錄片,結束了國人只能看外國自然類商業紀錄片的歷史;還有《銘記》(2008年)這部全面記述汶川大地震遇難者家庭悲歡離合故事的大型口述歷史紀錄片。無論從何種角度講,這幾部紀錄片都堪稱當代中國具有突破意義的作品。對于這些經典的評析,不但豐富了這本書的例證,也極大地提升了它的理論高度。
這本書在編寫過程中參閱的外國文獻資料始于1895年,止于2006年,參閱的國內文獻起自1949年,截止2008年,縱貫中外紀錄片發展史103年。一個專業而龐大的寫作團隊支撐起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其中不乏著名專家教授、優秀紀錄片導演、業界研究者和高校教師。當我們精心向廣大讀者捧出這部36萬字的書稿時,依然不敢相信,這就是業界當年對我們的期許和托付――指導當代中國紀錄片創作的“理論圣經”嗎?很可能不是,甚至是南轅北轍。由于能力和眼界所限,我們在令人失望之余,誠摯地期待您的嚴厲批評。
無論時生怎樣變化,擔負記錄時代變遷的紀錄片的根本使命都不會發生變化。如果說大眾文化逐漸由邊緣走向中心,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紀錄片創作的總體價值趨向的話,那么,進入21世紀,除了繼續關注普通人命運和時代變遷的話題,精英文化漸漸成為新的關注重點。或者說,進入21世紀,中國紀錄片創作無論是題材還是手法,都真正進入了多元化時代。新世紀誕生的幾部優秀作品向世人昭示一個真諦:中國紀錄片人心中不僅有理想、有良知,而且有實力、也有能力把握好創作的底線。
注釋:
[1]《影像中國》已由新華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
[2] [法]馬塞爾?馬爾丹:《電影語言》,中國電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1頁。
歷史紀錄片論文范文第2篇
一、創設歷史情境，讓學生進行內心體驗，培養高尚品德
要使他們真正理解、接受、領悟古人的情感和觀念，最好的辦法就是創設歷史情境，拉近學生和歷史的距離，在激發學生學習、探究歷史興趣的同時，讓學生在一個生動、逼真的歷史情境中受到情感的熏陶和思想的升華。創設歷史情境的辦法很多，教師可以在課堂上運用發達的信息技術通過展示圖片，播放音像視頻等方式真實再現歷史事件和當時的社會情景，使學生通過直觀、感性的認識使心靈受到熏陶、震撼和精神的升華，從而實現教學目的。
例如：在新人教版必修Ⅰ第二單元《列強武裝侵略與中國人民的反抗》第二課《》中，新課程標準和教學用書中明確規定通過情景再現，分析日軍侵略罪行給中國人民造成的極大災難，激發民族責任感，歷史使命感，樹立正確而理性的愛國主義情感的教學目標。為了達到這一教學目標，我從以下方面組織教學：①課前先讓學生找尋一些有關的歷史紀錄片、圖片和史實，讓學生先對這段歷史有初步的了解；②在組織課堂教學時，首先讓學生介紹自己知道的關于的相關信息，營造出一定的歷史氛圍，接著播放影片《南京夢魘》中的相關片斷，把學生帶回1937年12月那個充滿血腥暴力、恐怖緊張的場景中，當這段影片播放完畢后，學生們一動不動地坐在那里，眼里充滿了震驚和憤怒，雙拳緊握，恨不得沖上去同殘暴的日軍搏斗。在這種氛圍中，我接著通過多媒體展示日本前首相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日本修改后的歷史教科書中關于全面的敘述等相關圖片和資料，進一步指出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興起并歪曲事實，否認戰爭罪行，引起亞洲人民憤怒和反抗，導致中日關系的惡化。教室里一片嘩然，大家對日本的所作所為表現出極大的憤慨，可以看出同學們的心靈受到了震撼。③及時布置學生撰寫小論文，結合問題作為一名中國當代青年如何看待這段慘痛的歷史？你認為應該如何處理當今的中日關系，談談自己的認識和看法。在課后同學們遞交的小論文中，闡述了他們對日軍侵略罪行的痛恨和為祖國明天努力學習、努力向上的決心。從論文看，學生們大多用一種理性的愛國主義情感，積極的態度面對未來，而不是懷著盲目的民族復仇心理。通過這節課的教學，學生們不但牢記了日本侵華的歷史，更自覺地把歷史與現實聯系，增強了他們關注祖國命運和民族前途，為祖國發展努力學習的責任感。
二、利用傳統節日及紀念日進行專題教育，在進行情感、態度和價值觀教育的同時，培養學生相互合作的團隊精神
教師可以廣泛地利用校內外的一切資源進行教學，同樣，情感、態度價值觀的教育也不能僅僅依靠45分鐘的課堂教學來解決。對祖國悠久燦爛的文化的熱愛，對國家、民族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也不能夠僅僅依靠口頭的表達來實現，需要用行動來證明。我們可以結合傳統的節日和紀念日進行專題教育活動，把課堂向外延伸，用更寬廣的舞臺結合多方面的力量進行情感、態度和價值觀教育。
例如：2011年是祖國懷抱的14周年，在新人教版必修Ⅰ第四單元《現代中國的政治建設與祖國統一》第三課《祖國統一大業》中新課程標準和教學用書中明確規定了通過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認識實現祖國統一對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意義這一教學目標。我們可以結合歷史學科的特點，設計一組有關2011年14周年的紀念活動，具體活動安排如下：①布置學生通過圖書館、網絡查找大量有關以及近十年香港飛速發展的相關資料和信息，并加以整理；②利用班會課以記者招待會的形式組織活動，讓各個學習小組派一位代表充當新聞發言人向同學們介紹香港與祖國分離、實現統一的發展歷程，并介紹香港14年來取得的相關成就及其后的發展規劃；③由臺下的學生充當小記者的角色從各位新聞發言人的介紹中搜尋有用信息，撰寫新聞稿；④由小記者們自由發言，談一談以后香港應該向怎樣的方向持續發展，該如何為香港和祖國的建設作出應有的貢獻。
三、通過鄉土文化和歷史遺跡對學生進行教育
當然，除了開展紀念日活動外，應該充分發掘身邊有用的資源，可以利用具有代表性的鄉土文化和歷史遺跡對學生進行教育，激發他們對祖國歷史和文化的自豪感，理解尊重各民族、各地區的文化傳統，培養他們熱愛家鄉、獻身祖國的情感和理想。在情感、態度和價值觀的教育中，采用靈活多樣的教學形式，使教學避免了生硬的說教和武斷的灌輸，真正起到了“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作用。
歷史紀錄片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城鄉規劃；復合型；整合模式
隨著教育信息化的普及，高校教師不能僅依靠自身的知識儲備進行教學，而更需要在課程教學中充分獲取、整合與課程有關的信息資源和時事熱點，變換教學方式和方法，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以此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而對于高校學生，則要求在掌握專業理論知識的同時，需進一步提高自身的自學能力、研究能力、分析能力、表達能力、創新能力等復合能力。因此，在逐步推進信息化、數字化城市建設的今天，城鄉規劃教育也應以復合型人才為培養目標，從以往追求教學內容完整性的知識型教育模式，逐步向強調能力型的教育模式轉變。
1《中外城市建設史》課程概況
“中外城市建設史”是全國高等學校城鄉規劃專業本科(五年制)教育培養方案中的核心理論課程，該課程授課信息量大，內容龐雜，涉及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建筑學、園林學等多個學科。加之學生缺乏對國內外城市的實地實習、考察的經歷，對講授內容缺乏具體而形象的認識，而教材中的圖片均是黑白效果的二維圖片及簡單的復原平面圖，因此學生很難系統地了解各地區的城市建設發展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城建史課程時間和地域跨度較大，時間跨度從原始社會到當今社會，地域范圍包括亞洲、歐洲、北美洲等地區，所涉及的各個時期的代表性城市的形態和建設情況之間缺乏內在的有機聯系，內容龐雜且簡單羅列，在授課中往往會給學生造成機械地拼湊之感，留下的印象是割裂的空間、拼貼的歷史，學生便很難準確地梳理一個城市從古至今的發展演變。
2《中外城市建設史》課程教學改革
2.1中建史與外建史教學內容的橫向整合
中外城市建設史在城鄉規劃專業的人才培養方案中多被設置為《中國城市建設史》和《外國城市建設史》兩門課，如若授課教師也被安排為兩名不同的教師，則中外城市建設史在給學生的授課過程中就被徹底的分裂為兩門獨立的課程。但縱觀人類發展歷程，無論是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還是西歐諸國，盡管在地域上存在距離，但是在人類進步與社會發展的時間軸上，這些地域的發展和城市建設是存在相互影響的，我們專業教師在授課時決不能忽視了中國與外國城市建設歷史的關聯性。為了讓學生能夠全面系統地掌握城市建設歷史，在授課安排上，應加強中建史與外建史教學內容的橫向整合（見圖1），即提高教學內容的綜合性與關聯性。具體實踐過程體現4個方面：一是從中、外史分立講述的授課方式向打通中外，加強橫向聯系比較的方式轉變；二是從歷史斷代分期的順序講述向縱向梳理突出城市發展主線的講述方式轉變；三是從主要進行理論講述、介紹案例要點向問題引導、回溯本源方向轉變；四是面向歷史向貼近現實、展望未來方向轉變。只有這樣，學生才能理清思路，在教師的引導下自我編織出一整套中外城市建設歷史的網絡。
2.2課堂教學內容與課外信息資源的整合
中外城建史的教材信息更新較慢，尤其是外國城建史教材，國內高校城鄉規劃專業通常選擇的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出版的沈玉麟編著的《外國城市建設史》，而該教材的出版時間始終是1989年12月，信息更新嚴重滯后。而在城市建設史的教學過程中，教師往往過于強調和依賴教材，導致將教材所及知識靜態化講授的傾向，僅是對漫長的歷史發展脈絡之下的城市發展變遷做粗淺介紹，缺乏深度教學，其結果是學生聽起來缺乏興趣，難于理解。為解決這一問題，可在城建史的授課過程中進行課堂教學內容與課外信息資源的整合，充分利用當今網絡、電視等各類信息傳播媒介的自由開放與普及應用這一優勢，將課外教學信息資源帶進課堂。
2.2.1電子地圖在課程中的輔助教學應用
電子地圖（如谷歌地圖）可以幫助我們非常清晰直觀地觀看一座城市甚至是一個街區當前的區位、規劃布局、道路走向以及建筑景觀配置（見圖2）。運用電子地圖，通過觀察當今的城市肌理，將其與城市之前的規劃建設歷史進行對比，或是將城市與城市之間的機理進行對比，就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城市的空間發展演變過程。
2.2.2政府門戶網站、旅游類網站在課程中的輔助教學應用
城市產生和發展離不開社會的進步，在歷史的長河中，城市選址的變遷、布局的變化離不開社會的變革。因此，在對代表性城市的規劃特色講解之前，首先要讓學生了解城市的社會經濟發展概況和歷史沿革，以及當前的發展狀況。而這些相關資料均可在各個城市的政府門戶網站上搜索到。教師在授課時可根據需要向學生展示門戶網站上的文字及圖片，通過網站上的權威信息資源來更新、豐富授課內容。除了城市政府門戶網站，教師還可借鑒一些旅游類網站上的圖文信息資料用于教學。因當前許多具有歷史考究價值的古鎮、古建筑、古村落、古街道被開發為各種旅游勝地，這些作為城市中的元素，也是城市建設史的重點講述對象，所以均可在這些旅游網站上找到對這些旅游勝地的圖文說明。加之旅游成為人人向往的體閑方式，也是學生的興趣點所在，所以在城建史的授課中，有必要選擇一些著名的具有特色的旅游景點，借鑒網站信息，向學生講述其自然地理位置、歷史沿革、規劃編制等情況，“寓教于游”，讓學生跟著教師的講解去“游覽”景點，提高學習興趣，加深對知識點的記憶和理解。
2.2.3城市發展建設的歷史紀錄片在課程中的輔助教學應用
各類城市規劃建設的視頻能夠非常生動形象地呈現出一個城市的完整面貌，視頻的播放配合教材講述，使學生更能從聲、形、色多方位去了解城市的規劃特色。筆者在講述中外城市建設史課程時，會利用課間等時間有針對性地播放典型城市的規劃建設視頻片段，以加深學生對所講述城市的直觀印象，并就視頻結合教材進行綜合評價。如筆者在外國城建史的授課中，由于是國外的城市，學生往往會感覺非常陌生，因此多利用課間時間向學生播放系列記錄片《世界古代文明之謎》，該片中會細致的講解古希臘、古羅馬等時期社會發展概況及城市建設特色，向學生播放之后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同時，筆者又會根據所講授的不同城市，向學生推薦一些歷史題材的電影讓其回去觀看。如在講到古羅馬時期的龐貝城，這座曾經繁盛一時卻最終被火山吞沒的城市，由于當今可以考證的資料大多是廢墟遺址，學生無法直觀的掌握該城市的布局特色，因此推薦學生回去觀看電影《龐貝末日》，以此增加學生對該城市特點及歷史背景的掌握。
2.3中外城市建設史教學方法的整合
中外建設史課堂教學應改變傳統的以講授主的單一教學方法，而選擇多樣化的教學方式，以此提高授課效率和學生學習的主觀能動性，具體如表1所示。如采用互動式教學，用以培養學生的表達能力、團隊協作能力；采用案例式教學，用以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理論結合實踐的能力；研究式教學，用以培養學生的析能力及創新能力等。在具體操作中，可向學生推薦與本課程相關的書目，要求學生撰寫讀書筆記；設計研究課題，要求學生完成研究報告；根據授課內容設置討論話題及熱點問題，組織小組討論并匯報討論成果。通過多樣化的教學方式，來增加學生互動參與的機會，提高學生學習積極性及主動性，以達到復合能力培養的目標。如在對中國城市建設史的講解過程中，教材上不同歷史時期的代表性城市以都城為主，對于地方性城市涉及較少。為提高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和學習興趣，將課上與課下有機結合，可給學生布置課后研究課題，如選取自己家鄉的城市，搜集相關資料，對家鄉城市的歷史沿革、主要歷史時期的城市布局以及城市特色等內容進行總結，制作PPT和研究報告在課上匯報交流。
3結語
大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需要教師通過合理的方法進行激發和提高。在大力普及教育信息化的背景下，中外城市建設史課程教學不能再延續傳統的“填鴨式”教學模式，應針對課程特點從教學內容、教學信息資源及教學方法上進行整合，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培養學生認知能力、分析能力及專業實踐能力，實現復合型人才培養的目標。
作者:彭蓬 劉力豪 成燈華 單位:湖南文理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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