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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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博士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2]韓煉.面向全球化的中國新聞教育改革[J].現代傳播,2004(2).
社會學博士論文范文第2篇
之所以問這個問題，主要是因為，我們看到，博士后都是外來的博士，而且來自五湖四海，每個人的情況往往就顯得過于參差不齊。有的博士后受過嚴格、正規的學術訓練，水平也很高，有的卻非如此；有的剛剛開始工作，有的卻已經是部級干部；有的法學背景深厚，有的則是社會學、歷史學或經濟學等學科的博士；有的能夠專心致志地做研究，有的卻只能主要用業余時間做研究，還有個別人的學風也不夠好。這些問題，與近年來我國博士教育發展過程中的布局調整有關，也與某些大學博士學科點的門檻降低有關，可以說，對我們的博士后培養工作提出了挑戰。
“外來的和尚好念經”，外來的博士卻未必。近兩年來，在教授委員會和李明德教授的倡導下，法學所博士后流動站進一步從嚴管理，嚴進嚴出，收到好的效果。今年，進站人員的數量更加嚴格控制，還有幾位博士后沒能通過出站答辯或推遲出站。按說，博士后管理，只管“后”，不管“前”，但是，既然我們開了這個門，既然各位進了這個門，不論博士后本人，還是所屬的導師組和導師，我想，還是應該根據法學研究所“正直精邃”的所訓，按照我們秉持的信念和標準，全方位地嚴格要求。
什么是博士后？博士后當然先是博士。那么，什么是博士？在法律意義上，博士就是獲得博士學位證書的人。在文化意義上，博士就不大好講了。在中國文化傳統里，士是一個了不起的概念。古之“士”在字源上與“王”同形或形近，在涵義上原本是男子的大號，后來則指學習道藝、“德能居位”、有一德一藝者，也就是那些用知識技藝為國家做事的人們，特別是那些，按照先生的說法，自道統與政統相分裂后，以師道學統而立身的人們。士君子人格乃是中國文化璀璨中的璀璨。《荀子》“強國”篇說，“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在今人眼里，包括荀子在內的古之士大夫，則是那些在操守上講究修齊治平，秉持仁、義、禮、智、信，在政治上相信“君輕民貴”，而且能夠做到“茍利國家生死與”的人們。那么，今天的“士人”應當是怎樣的呢？
我想，既然稱“士”，首先就應當學習和承續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然后再結合時代的要求，把傳統發揚光大，并讓我們的創造沉淀為新的傳統。具體到法律領域，士還應該有特殊的要求。記得上一次研究生畢業典禮上，梁慧星先生在致辭時強調，從事法律職業的人應當樹立“自由、平等、博愛”的信念，樹立正義的信念。在這里，我覺得還要特別注意樹立法治的信念。我從1978年開始學習法律，真正形成比較正確的法律觀念，樹立比較健全的法治信念，不過是最近幾年的事。社會為什么需要規則，國家為什么需要法律，法律規則背后的東西究竟是什么，如何用法律來保護人，如何通過法治來構建良好的社會秩序，來促進社會的穩定、團結與和諧，當代中國為什么必須走向法治，回答好這些問題，無論是研究法理學、法史學、憲法學的，還是研究各部門法學的，都要認真琢磨人，琢磨事，琢磨社會現象，琢磨中國的實際。把這些道理琢磨透了，再反過來貫穿到自己的專門研究中去，的確需要一個過程。
博士是博學之士，按古代的講法，已經算得上“國子”、“國士”、“大士”。得到了博士學位，就應當懂得以品德和才藝立身，而不是以官位和財富立身，更不能做鄙薄之士，為販夫計，逞匹夫勇。博士后當然要比博士強。博士后是一個高級研究職位。獲得這個職位，就是要繼續在學問上下功夫。做好博士后，關鍵是注意一個“后”字。這里談幾點建議，供各位參考。
第一，在選題上，博士后要注意和博士階段的連續性。博士后研究是博士論文的“后研究”，所以，在選題的時候，最好不要完全另起爐灶，而要以博士期間的研究為背景，就某一個問題或方面，加以提升和深化。學貴在精專，這樣容易出學問，出成果。我在哈佛大學做博士后的時候，所在的項目里有一個成員50多歲了，據說此生已經斷斷續續在幾個學校做過好幾回“postdoctoral fellow”，而且，每次的題目都變化不大，但導師仍然認為有繼續做的價值。現在，我們有些人選擇了很好的題目，也做了很好的研究，但一旦畢業了或者發表了就“拉倒”了，這是很大的浪費。
第二，在水準上，博士后必須高于博士。在有的國家，如在美國，做博士后研究的人，不過是某個比較高級的研究項目的成員，有的還不一定獲得了博士學位，還有些是一時找不到工作的博士。導師申請到一筆經費，就設立博士后項目，根據課題需要和項目預算來選人。錢花光了，項目就撤了。在我國，博士后制度不僅比較正規，而且“國家化”了。國家人事部設有專門的博士后管理委員會，計劃內的博士后還由國家發工資、給房子。博士后出站以后，一些單位給的待遇也高于博士。博士后儼然成了一種頭銜，一種級別。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要求博士后研究報告一定得比博士論文強。從這幾年的情況看，有的博士后在站期間做的研究同他們在博士期間做的研究相比，的確達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有的卻今不如昔，甚至全面放松了自己，退步了。為了促進博士后研究質量的提高，我們開始編輯出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博士后文叢》，現在出了第一卷，以后每年出一卷。每一位博士后，都要把研究報告的精華部分，以五萬字的篇幅，編入文叢，這既是對自己的一個學術交代，也是接受學界的檢驗，接受社會的監督。
社會學博士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公共藝術教育 主題式教學 有機整合
一.現行公共藝術課程教學模式的弊端
公共藝術課程作為普通高等學校實施美育的主要途徑。在其實施過程中，一直以來延續了美國教育家布魯納（J?S?Bruner）以科目基本結構為主旨的教育思想。[1]公共藝術課程教學基于專業藝術課程的主體架構，結合不同方向的教學目標，形成了三個層次的課程結構：第一個層次是基礎理論課程，包括“大學生審美修養”、“美育學概論”、“美學原理”等，主要講授美學、美育學、藝術史、美學史、藝術評論等方面的基本知識;第二個層次是藝術鑒賞課程，包括“音樂鑒賞”、“美術鑒賞”、“影視鑒賞”、“中國傳統藝術鑒賞”等;第三個層次是藝術實踐課程，包括繪畫、合唱等，通過藝術技法的學習，來增強審美感受和表現能力。[2]在傳統教學模式中，三個層次的課程，根據其不同的科目特質，理論型課程采取教師講授式的教學手法，教師以科目教材內容為基準，傳授給學生相應的學科知識點;而實踐型課程則采取教師示范，學生實操體驗的教學方式，教師基于技法學習的要點，對學生進行循序漸進的實操訓練。
三個層次的科目共同構建的大學公共藝術教學課程結構，看似各司其職，保障了學生從不同層面進行藝術熏陶，從理論到實踐完善了學生的審美能力和藝術表現能力。然而具體到實際操作層面，我們了解到在我國現行以專業教學為本位的大學教育體系下，可供公共藝術教學實施的學時非常有限。基于推動公共藝術教學實施的目的，教育部于2006年出臺《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公共藝術課程指導方案》，其中明確規定：“每個學生在校學習期間，至少要在藝術限定性選修課程中選修1門并且通過考核。對于實行學分制的高等學校，每個學生至少要通過藝術限定性選修課程的學習取得2個學分。”[3]由此可見，一門課程，2個學分，正是大學開展公共藝術教學的現實基礎條件，而這個基礎條件，在應對前面所述龐雜的公共藝術課程時，無疑就顯得杯水車薪。多層次公共藝術課程體系的構建只是為學生提供了從不同角度進入藝術領域學習的多樣選擇權，而不代表學生能夠通過某一門課程的學習，獲得從理論到實踐的綜合性審美能力的提升。由此可見，基于科目基本結構為主旨構建的公共藝術課程結構體系，不符合我國高校開展公共藝術教育的現實情況，看似豐富的多元化課程結構對于學生的藝術學習來說卻只是空中樓閣。那么，面對課程學時較少的客觀現實情況，我們應如何來開展大學公共藝術教育，怎么做才能最大程度的實現美育所要求“培養生活的藝術家”[4]這一目標呢？
二.主題式教學模式特征與公共藝術教育目標的互惠性
面對眾多的藝術學科知識領域和有限的學時制約這一對顯著的矛盾，調整公共藝術課程結構和教學模式，無疑是教育工作者能夠去積極應對的唯一良策。主題式教學模式則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可行的方式方法。那么，何謂主題式教學？主題式教學是指在現代教學方法論核心――有機整合思維方式主導下，以現代教學概念為基礎，以主題為樞紐，牽引教學系統內諸要素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在整體協調運行的過程中，在師生彼此適應與互惠發展的過程中，在學生自我實現、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過程中，形塑身心和諧發展的“完整的人”的整體型教學。[5]它具有整體性、靈動性、超越性與開放性等基本特征。
1.有機整合重塑公共藝術課程知識結構
通過對定義的分析可見，“有機整合思維方式”是開展主題式教學的核心，而這也正是解決傳統公共藝術課程知識面過窄、過于專業的弊端的關鍵。傳統公共藝術基于科目基本結構所形成的課程體系，導致學生無論從哪門課程進行藝術教育的學習，都只能偏于一隅，無法構筑整體的藝術審美觀，使得學生在進行課程學習時，一時難以形成明確的學習目的，再加之課程學時短，學生淺嘗輒止，最終導致整個學習過程既無學習激情也無學習目標，成為了雁過無痕似的所謂藝術審美教育。
以主題式教學模式開展的公共藝術課程，強調任何一門課或一個課程單元，都應該以主題的形式來開展，主題式教學能夠整合教學內容，不以某一學科知識體系的獲得為目標。這就打破了以科目知識為限的僵局，為教師跳脫出系統化的學科知識點，以美育大教育觀為目的進行教學打開了思路。正如愛因斯坦所說：學校教育“通過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并且產生熱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像一只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6]傳統公共藝術課程教學模式無法跳出專業知識的窠臼，往往是在以藝術的專業知識去應對非專業的學生，這樣基于課時限制和授課對象的差異，就導致了教育目標和教學實質的不對稱。在此，試以常規公共藝術教育課程“西方美術史”為例來加以說明。在傳統授課模式下，西方美術史課程以西方藝術發展的歷史為線索構建整個課程體系，從原始美術、兩河流域美術一直到印象主義，教師通過講授呈現史實、風格、藝術家及其作品，對于不以藝術專業學習為目標的學生而言，學習過程較為冗長，教學方式比較枯燥，課程內容難以對學生形成長時間的吸引力，即使完成了課程學習也是學過就丟，無法在學生心目中形成對藝術的親近感，對審美文化的追求。因此，甩不開的課程知識結構就成為了教師授課的一大限制，也導致了教學模式的單一，而難以達到“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并且產生熱烈的感情”的最基本要求。若采取主題式教學模式，則完全可以跳出系統知識學習的傳統思維，在不同課程單元中選取西方美術史中的某一個主題為中心進行課程學習，以該主題為原點，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讓學生運用當代社會龐大的信息平臺收集該主題所涉及的藝術史上下文背景、社會學知識背景、藝術家個人經歷背景等知識結構，這樣，學生不勞而獲被動聽講的授課模式就變成了主動追尋探究的研究之路，而這個過程也恰恰是教給了學生如何去學習藝術史、研究藝術史的方法論。所謂“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主題式教學法也許無法將所有的學科知識點都傳授給學生，但卻教會了學生如何去看待和理解藝術史，如何去欣賞和品位藝術作品，如何去認知和感悟封存于歷史中的一位位藝術家，這不正是公共藝術教育所要達成的目標嗎？
2.從時間到空間，實現公共藝術教學形式的多樣化
主題式教學的基本設計單位是“主題”，教師與學生圍繞主題的內在邏輯而展開交互作用，這一作用過程中必定突破傳統教學在空間上以“教室”為主要學習場所和在時間上以“課時”為基本教學單位的有限封閉性，向教學時空的“無限開放”性轉化。[7]因此，主題式教學的另一個最大的特質，就是教學形式的靈動性和開放性，而這恰恰是傳統公共藝術教學方式所最欠缺的。主題式教學模式將教師課堂講授、引導與學生課上討論、課下收集資料的方式結合起來，由于學習任務的牽引，課程的學習時間獲得了極大的拓展，學生在下課之后，仍要繼續藝術學習，并學會從多元渠道去挖掘藝術資源，為之后的課堂學習形成基礎。這無疑就突破了傳統授課學時受限的根本問題，解決學生課堂應付聽講，課下拋之腦后的學習方式頑疾。
另一方面，所謂“藝術來源于生活”，拘泥于課本中、課堂上的藝術卻往往與生活脫節，傳統公共藝術教育未能打通學校美育和社會美育之間的隔閡。“知識一旦從它的原初形態、經驗形態上升為抽象的概念、理論的邏輯體系之后，便遠離生動、鮮活的生活本身，日益演變為枯燥，尤其是構成一個嚴謹空洞的文字、術語，過程的知識便隱匿乃至消失在結果的知識之中，僅僅成為一種可有可無的背景資料不必然地內在于知識本身。”[8]由此可見，公共藝術教育教學活動只有實現抽象的藝術理論知識與火熱的現實藝術生活相對應的審美體驗，才能為學生的書本學習找準現實的根基，完善和培育學生鮮活的生命力。主題式教學，圍繞特定主題展開，課程內容跨越了學科知識的時間軸和內容限制，強調多元知識的碰撞和沖突。為了實現主題的深化，在教學過程中就必須走出教室，進入美術館、博物館、民間藝術基地、設計文化機構，借力社會美育力量，通過社會實踐和藝術實踐讓學生深化課堂教學所得。應該認識到，學生在學校公共藝術課程學習中所獲得的知識，并不是其學習的最終目的。公共藝術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要教會學生在生活中去發現美，在生活中去體悟美，成為生活的藝術家。無論是學校美育還是社會美育，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要為現代社會塑造能夠感受美，進而能夠去參與美并創造美的身心和諧發展的完整的社會人。因此，大學教育作為一個人生命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階段，公共藝術教學就理應成為溝通學校美育和社會美育的橋梁，主動引導學生學會運用社會美育平臺，幫助學生打開這座能夠為之終生藝術審美提供源源不竭藝術資源的寶庫。
3.過程型評價方式，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參與度
評價是任何教學都必須考慮的基本要素之一，在傳統教學模式中，評價通常被定位于教學流程的最后一個環節，這是傳統教學更多地關注結果評價即終結性評價的應然表現。在主題式教學中，評價不是教學流程中的一個獨立的環節，而是作為一個因素貫穿于主題式教學的基本環節之中。[9]對于大學公共藝術教學來說，過程型評價方式無疑是更加恰當的評價學生學習成果和激發學生學習動力的考核手法。對于非專業學生來說，公共藝術教育的最大目的和意義不在于掌握了多少具體的藝術知識。當代心理學和腦科學的發展，強化了人們對新型藝術教育的共識：只要擺脫單純追求技能的傾向，藝術教育就能開發人的多種智能――不僅激發人的直覺和想象能力，還能開發包括語言智能、空間智能、數學―邏輯智能、音樂智能、身體―動感智能、交際智能、自我認識智能、環境適應智能在內的多元智能。[10]在主題式教學的開展過程中，學生需要運用的智慧和能力是多元的。在前期課程資料的收集和整理過程中，需要運用文獻研究方法，涉及學生的邏輯能力、文字編輯能力等等;在課中的討論交流中，需要發揮演講、辯論以及溝通合作的能力;在課堂外，從課本知識到藝術實踐的生發過程中，需要具備舉一反三、拓展和創意思維的能力……因此，在學習過程中，通過過程型評價方式從不同角度去評價學生的學業成果，無疑就達到了通過課程評價方式來促進學習動力和學習效果的目的，改變傳統教學考核模式中，學生學習無目標、考試忙應付，教師教學沒激情、考核走形式的弊端。
綜上所述，主題式教學模式通過有機整合的思維模式，打破了傳統公共藝術課程教學中以學科知識為基礎的教學形式，賦予了教師更大的課程知識選擇權和教學形式的拓展可能性。主題式教學模式下的公共藝術教育，以不同“主題”為單位，并以“培養生活的藝術家”為總體目標來開展教學，帶領學生在藝術背景資料的整理中去學習藝術史、美學概論;在討論和交流的過程中去進行藝術評論和演講技巧的學習;在走進藝術機構和進行藝術實踐的過程中去開展藝術鑒賞和藝術技法體驗。原本三個層次的公共藝術課程，在一個主題的藝術教學活動中從不同階段、不同方面得到了體現和運用，由于教學過程學生不得不為的互動和參與，保證了教學效果的及時反饋，從而實現了教師和學生之間的良性互動，培養了學生感悟藝術的審美能力、認知藝術的研究能力以及參與藝術創造和藝術活動的創意思維能力。
參考文獻
[1][英]赫伯?里德（著）;呂廷和（譯）：通過藝術的教育[M].湖南美術出版社，1993：2
[2]張典兵：近十年我國大學美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J].現代教育科學.2012年第1期.第32頁
[3]教體藝廳[2006]3號：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印發《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公共藝術課程指導方案》的通知
[4]劉軍平：藝術與大眾――洪毅然藝術思想研究[D].中央美術學院博士論文，2013：173
[5]袁頂國：從兩極取向到有機整合：主題式教學研究[D].西南大學博士論文，2008：120
[6]愛因斯坦文集（第3卷）[M].許良英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310.
[7]袁頂國：從兩極取向到有機整合：主題式教學研究[D].西南大學博士論文，2008：129
[8]潘洪建，吳中才：知識價值教育學的視野[J].揚州大學學報（高教研究版），2004，（04）：9-12
[9]袁頂國：從兩極取向到有機整合：主題式教學研究[D].西南大學博士論文，2008：161
社會學博士論文范文第4篇
我國的新聞學自誕生以來，發展最為迅速的時間就是改革開放之后。信息時代的到來更是為新聞的傳播提供了許多的契機，但新聞學的發展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也嚴重的影響到了新聞學研究水平的提高。為了解決這一現狀，本文將從跨學科進行新聞學研究與真正走入新聞學這兩方面入手，讓新聞學的研究水平得到提升。
二、“走出”新聞學與“走入”新聞學的含義
“走出”新聞學與“走入”新聞學并不是單純的走出、走入，它們擁有更深刻的含義。“走出”新聞學其實就是跨學科的進行新聞學研究，指的就是不僅要對新聞學的知識進行深入研究，還進行跨學科的學習，利用更為廣闊的知識以及方法，讓新聞學與其他學科進行融合，這樣才能夠讓新聞學的研究更深刻，也能夠達到讓新聞學不斷發展的目的。“走入”新聞學其實就是真正的走進新聞學，將新聞學研究領域中的基本概念等學術理論都詳細的掌握，將這些知識以新聞學的方式對新聞學的問題進行分析。除了要真正的“走入”新聞學外，還應該將新聞實踐也作為重要的內容。
在當今社會中的任何學科可都不可能憑借著單一課的知識來解決社會中的問題，除此之外想要讓學科更加的進步就需要與不同的學科知識相結合，因此跨學科的研究新聞學是非常必要的一種態度。但是相比較而言，我國的新聞學研究更為重要的是“走入”新聞學。新聞學在我國雖然是比較年輕的學科，但是它仍然具備著比較完善的教育、研究系統，新聞學的教育體系甚至隨著新聞學的不斷發展而逐漸的擴大規模，甚至還出現了一些結構性的變化。這也讓一些新聞學的研究出現不夠嚴謹、偏離學術研究的軌道。
三、“走出”與“走入”新聞學的方法
（一）“走出”新聞學的方法
1.完善人文社會學科基礎知識
在進行新聞學研究的時候，跨學科的研究內容十分的多，因此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知識的熟練常握對于進行新聞學研究來說是非常必要的。假如沒有扎實的掌握其他學科的知識，就將會導致無法理解一些復雜的理論以及一些方法，有時候甚至因為掌握知識的不夠牢固，無法參考更多的知識，影響思維的發散。掌握淺顯的其它學科知識并不是不可以，但是我們的新聞學研究并不能只停留在這一階段而不更加深入的進行，只有更加全面的掌握其他學科的知識，才能夠讓研究更加的深入，還能夠對新聞學的深入研究提供創新的思路。
2.對所掌握的知識進行創新
創新可以說是掌握其他學科知識的目的，通過對學科知識的牢固掌握除了能對新聞學的理論以及研究方法進行創新之外，學科之間的交叉地帶同樣也是能夠進行創新的。這樣才能夠讓新聞學的研究更加的深入，真正的實現新聞學與其他學科知識的結合。
（二）“走入”新聞學
1.端正態度
在進行學術研究的時候，態度是非常重要的。當對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進行研究的時候，應該以虛心求教的態度進行學習，因為學術研究本身就是以學科知識的掌握為基礎的。新聞學到現在為止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而中國新聞學的歷史也并不斷，因此在我國的研究領域，已經有了很多新聞學的研究成果，不僅有國外一些經典名著的譯本，還有國內學者的研究論文等，這些都是我國新聞界學者的成果，因此在進行這些知識的學習的時候應該端正態度，虛心的進行學習，這樣才能夠真正的做好新聞學研究。
2.結合實際
在進行新聞學研究的時候應該以新聞現象以及新聞活動作為研究的主要問題，這樣才能夠將研究與實踐活動相結合。雖然不同學科的研究對象不同，但是一旦對新聞學進行研究，就需要針對新聞活動、新聞現象進行研究，不然就無法真正的促進新聞學的發展。新聞學與新聞實踐活動的結合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在進行新聞研究時，了解新聞業界的現狀，從新聞活動中認真觀察，并從這些活動與實踐中找出問題所在。這樣才能夠讓新聞學的研究一直沿著新聞活動、新聞實踐，促進新新聞學發展、社會進步的發現進步，找到真正的價值與意義所在。
3.與新聞界互動交流
在進行學術研究的時候，獨自一人的研究是非常困難的。因此可以在研究的過程中加強與學術界的交流，這樣既能夠了解學術界的最新進展，還可能對自己的研究產生新的啟發，讓研究進行的更為順利。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學者是從其他學科進入到新聞學研究中的，因此對著這些學者來說，新聞學的研究難度更大，只有與學術界加強交流，積極參加學術會議，這樣才能夠掌握到學術界前沿的知識，研究更為具有新意的問題。這些都能夠對新入的研究者提供很大的幫助。
“走出”新聞學與“走入”新聞學是互為表里的兩個提升新聞學研究水平的方法，只有真正的深入新聞學的研究，才能夠對新聞學的理論等有著深刻的理解，并從中找尋出新聞學的不足，這樣才能夠在與其他學科進行結合的時候能夠目標明確的進行。但是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是，新聞學在與其他學科進行融合的時候，仍然需要保持新聞學的主體性，這樣才能夠保證新聞學的獨立以及新聞學的地位。但是也不能固守新聞學領域，與其他的學科劃分界限，忽視其他學科的優勢以及新聞學的劣勢。只有真正的了解兩者的含義，才能夠在提升新聞學研究者素質的同時，讓新聞學換發新的光彩。在“走出”與“走入”的過程中同時也要保持自覺與警覺的心態，才能夠讓新聞學研究水平得到真正的提升。
參考文獻：
[1]楊保軍.關于提升新聞理論理論性的幾點思考[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4，01：28-34.
[2]鄭保衛，李剛存.學術規范討論與中國新聞學[J].新聞大學，2014，01：4-11.
[3]吳飛.重新出發：新聞學研究的反思[J].新聞記者，2015，12：4-13.
[4]王斌，古俊生，裴崢.新世紀國際新聞學研究的現狀——以Journalism：Theory，Practice&；Criticism（2000-2014）為分析樣本[J].新聞記者，2015，12：43-51.
[5]張濤甫，王智麗.新聞學的創新與重建——基于2015年中國新聞學研究的考察[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05：63-68.
社會學博士論文范文第5篇
曾經去一位老攝影師家里串門，老攝影師將要動身去古巴的哈瓦那，為老卡斯特羅祝壽。老攝影師在1963年曾經拍得一張卡斯特羅戰友切?格瓦拉的抽雪茄煙的照片，半個世紀過來了，這張照片伴著大英雄切?格瓦拉的英魂走南闖北，威風不減。幾年前，卡斯特羅和這位老攝影師逗悶子：“我們都老了，可是切總是青年的。”
我在1988年也拍過一張搖滾歌星崔健的照片。那張照片因為被用作《新路上的搖滾》的專輯封面而廣為流傳，被用作招貼畫，印制在汗衫上，印在大旗上，還聽說被使用在藝術品上。這張照片的拍攝至今也有18年了，前幾天翻了那盤磁帶來聽聽，豪氣不減。
認識崔健是在1986年的秋冬之際。那時候正在想著找點題材為STPAPRESSE圖片社拍點東西。聽說崔健剛在工人體育館高歌一曲《一無所有》。當時崔健的名氣在小圈子里已經被大家傳開了。據說那場工人體育館演出，崔健的登臺是臨時之約。我也是事后看的錄像，記憶之中，崔健手持電吉它登臺，因為沒有樂隊作伴，只是放的錄音。一曲唱罷，全場憾動!第一次見到崔健是在北京東邊的某個劇團排練廳里，當時的樂隊叫ADO樂隊，有一個法國人叫作保羅，在北大念書；有一個馬達加斯加人：埃迪是駐華外交官的家屬；有鼓手仨兒：有劉元；當然還有王迪。記憶中王迪是這批人、包括我在內的撮合者。據說他也是北京最早從錄音帶上扒披頭士之類的曲子的人。當然最早那些錄音帶也都是由西方留學生帶了進來的。
慢慢地走動就多了。記得有一天晚上大家約了去住在德勝門內大街的鐘阿城家里，他的《棋王》也是在國內剛剛出版。據說他也能寫歌詞，所以又是王迪約了大家，鐘阿城給崔健一首“川江號子”的歌詞，也不知道是阿城自己寫的還就是川江里船工們吟唱的傳統歌詞，總之幾天之后崔健已經譜好了曲子，在鐘阿城那里抱一把木頭吉它將其哼了一遍，“老子就在江上頭”之類的。記得大家要崔健唱“ 一無所有”，崔健推讓了幾次最后調一下木頭吉它的弦才唱了一遍，在座皆為之感動。
接下去的時間里，崔健和ADO樂隊參加了一些院校組織的晚會演出，也有一些比較正式的演出。這時是崔健的創作高峰期。每每有新歌皆是在晚會里首次演唱。“新路上的搖滾”也是這個時期的作品。首次大型的崔健ADO專場，我的記憶是在中山公園禮堂。
這時的崔健已經很火了，他的專輯也在錄制之中，錄音棚在東城某一間小學里，進度很慢。大家開始說到攝制封面的事情。也沒有什么訂單一說。崔健一行人來找我好幾次。我的腕子里一直就是披頭士幾盤磁帶的封面印象，有一張是抑拍的，我們就去了天安門前。我用雙鏡頭萊卡相機拍過一次；披頭士有一張是他們四個人在街頭走路的，我也就請他們在廣場上走來走去，用萊卡相機拍來拍去。當時我對他們的感覺是視他們為魔法師，因他們的音樂與時代脈搏相吻合。
和平門當時已經開設了一家朝鮮烤肉店，也是北京的第一家。每每拍完照片崔健都帶著大家去吃一頓木炭烤牛肉。
與此同時有另外幾位朋友為崔健的專輯設計封面。其中有畫制的崔健側面像，我也覺得是很有才氣的設計。我這里也選了幾張，在自己家中的衛生間搭建的臨時暗房里將照片放大出來。我看見的第一版《新路上的搖滾》是這張照片中的五個人作為封面，背景的天安門被摳掉了。整張照片套成了紅色。似乎因為崔健與錄像出版方面的權益糾紛。他們要重新出版發行，具體是什么問題，我是一無所知的。幾個月之后，我又看見了一個新的版本，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廣為流傳至今的這個版本。封面上只有崔健本人，其他的四位，也就是劉元、捷克人布拉什，埃迪和鼓兒到了封二的位置了，而崔健本人被加了網紋，底色套紅，設計人是梁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