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形象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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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形象禮儀范文第1篇
在家里要有家庭美德;在工作崗位我們要有職業道德;在公共場所,我們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我們要有公共道德。
可見,德是一個人的形象與禮儀的很好的體現。那么是不是有了德,我們的形象與禮儀便已經得到了充盈呢?當然不是的,在市場競爭的時代,我們要生存,要立足,就必須要有本領,這是第二要素,我們必須有學識。人們說形象好,禮儀得當,是不是有氣質?有內涵?氣質來自于什么,內涵來自于什么,外包裝固然重要,然而,學識帶來的底蘊,才是氣質與內涵最根本的要素。人們說,腹有詩書氣自華,就是這個道理。
然還有第三要素,就是穿著禮儀,這個禮儀看似外在“包裝”,確是內涵的外延。試想一個人如果你道德卑微,情感猥瑣,不學無術的話,你不可能有高雅的舉止,也不可能有優美的言談。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說,通過你的外在的舉止,穿著打扮,接人待物,人們可以探詢到,你內涵到底充盈到什么程度,深厚到什么程度。
由此可見,一個人的形象與禮儀在其德,在其識,在其表,是當今社會必不可少的,它各個方面及要素的重要性在我們的職業上就有很好的體現。
荀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卡耐基說,一個成功的企業,18%需要專業技術,82%需要有效的人際關系的溝通。
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于精神文明的溯求也越來越高,特別是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加入WTO參與國際競爭,都迫切的要求我們在對外交往中能夠了解到國際慣例,掌握好職業禮儀,從而更加有效的與他人溝通,取勝于職業之路。職業禮儀的運用不但體現了個人的自身素質,也折射出你所在工作單位的文化水平和管理水準。職業禮儀的運用具有共通性和差異性,要得體的適時的使用職業禮儀還需要根據所在環境適時的進行變通,不可一味的死搬硬套造成不合環境,不融于世的情況。職業禮儀是一門社會科學,也是一種藝術的運用。
放眼社會,有很多人不注重自己的職業形象與禮儀,更有人認知錯誤,步入誤區,認為禮儀形象是禮儀小姐的事,又或者身著職業裝就是注重禮儀。對此,我們舉兩個例子以做說明:事例一是這樣的,一所名氣很大的幼兒園老師上門家訪,結果引出了轉學風波,怎么回事呢?原來,幼兒園老師上門家訪,前腳離開,后腳就引起了一場家庭會議,“我們一定要轉園!”媽媽、奶奶斬釘截鐵。園長想不通了,別人搶著要求進園,這家卻強烈要求退園,一問原因費思量:“不能把寶貝交給這樣的老師”———挨個家訪的女老師穿著吊帶背心,還是露臍裝!事例二,銀行的一個服務窗口正在接受創建檢查,禮貌用語、服務態度小伙子都表現得挺規范的,檢查人員卻意外地要求他雙手側平舉,這一舉,暴露了工作裝掉了一顆紐扣,很不雅觀,被做扣分處理。
兩件事說明了什么?故事一的話外音是:禮儀細節關系到為人處事的品質,任何行業的任何人,都不是“局外人”。打個比方說,你們上門和客戶談業務,有沒有大大咧咧把公文包往客戶桌上一甩的?有沒有不顧及客戶不見煙缸的書香環境而貿然遞煙的?所以,轉學風波的出現不是偶然。而故事二的那位主角看上去就有點無辜了,他各方面都做的很好,但是那顆掉了的扣子暴露了問題,上班往身上一套,下班往架上一掛,工作服保養少有人問津,事實上,落在身上的灰塵,掉了的紐扣,這些缺失的禮儀細節,都會讓所倡導的一絲不茍的工作作風‘大打折扣’。很多人把穿不穿工作服當作衡量注不注重禮儀的一把尺子,這實際上是錯誤的。穿行服,袖長及手腕,褲長及鞋面,身長蓋及臀部;襯衣領子高出外套一厘米,袖邊長出外套一厘米;領帶的標準長度是,領帶尖對著皮帶扣……這些,才是真正形象與禮儀的體現!
禮:養也,指一個人的修養;儀:儀式也,指表現的形式。體現在:形象、素質、意識三個方面。可見,一個人的職業形象與其職業禮儀是分不開的。
要怎樣表現一個人的職業形象與職業禮儀,以決勝于職場呢?我有三點心得:
一, 形式;尊重為本。自尊第一,尊重他人。“禮儀者敬人也”,也就是一種待人接物的基本要求。比如在公共場合,接見重要人物時,手機應設為振動。
二, 內容;善于表達。善待別人是一種教養,了解別人是一種智慧。
三, 形式規范。即標準,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而良好的職業形象必須具備以下要素:訓練有素、懂得欣賞別人、恪盡職守。認真只能把事情做成,用心才能把事情做好。聰明的人從不拿別人折磨自己,要信奉“開心每一天、快樂在此時”。
個人的成功15%靠的是專業知識、專業技能,而85%要靠人際關系處世技巧。對職業人而言,擁有禮儀知識以及能根據不同的場合應用不同的溝通技巧,展現自己的專業素質與職業形象,往往會令事業如魚得水。馬斯洛理論:交際來自需要,與任何人打交道,要想辦法滿足需要。
職業形象禮儀范文第2篇
關鍵詞：志愿者 形象禮儀
從2008年中國奧運會刮起了志愿者的旋風以來，參加報名的人數達到56萬多人，緊接著2010年召開的上海世界博覽又掀起新一輪的志愿服務熱潮，僅世博園區內的志愿服務就高達4.6億人次①，也創作了歷屆以來世博展會之最。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國內國際各種規格的展會在中國的各個城市遍地開花，吸引著全球的視線，展會志愿服務也進入了國際化的視野。在各種規格展會開展期間，遍布著中國志愿者的身影，每位展會志愿者開展的志愿服務工作，不僅僅代表著個人形象、組織形象、城市形象，現已提升至國家的形象與榮譽。但是，由于志愿者多是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員，尤其是大中專學生占多數，每屆展會的主題與內容的差異，如何提升志愿服務工作水平，志愿服務禮儀就顯現其重要作用。進一步提高新一代中國展會志愿服務者的精神面貌，提高展會志愿服務禮儀的水平，加強展會志愿者形象禮儀培訓，是主要的途徑之一。
對于展會志愿者來說，個人的形象就代表著組織的形象。塑造一個良好的志愿者形象，是展會文化理念的延伸，同時也起到宣傳與廣告的效應。志愿者的個人形象就是展會最直接最鮮活的廣告，志愿者的個人形象要服從于各類展會的整體宣傳策劃需求，無論在服飾、配飾、化妝發型還是舉止、儀態等，甚至是一個細小的肢體語言，都要體現著展會的主題與文化內涵。在這個國際化大趨勢下的中國展會志愿者的形象禮儀具體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一、整潔清新的儀容禮儀
志愿服務者的儀容禮儀，直接傳遞出展會的主題與精神。為了塑造高品質的展會形象，對于展會志愿者應有一系列嚴格的要求。
1、女性展會志愿服務者：發型應梳理整齊，并且統一發飾；堅持淡妝上崗，自然清新的妝面，忌諱濃妝艷抹；保持手部的清潔，不宜涂抹顏色艷麗的指甲油；不能使用香味過濃的香水。
2、男性志愿服務者：發型整潔，不掩耳；面部的清潔不油膩；注意個人衛生，保持清潔健康的儀容形象；不留指甲，保持手部清潔。
二、彰顯文化魅力的服飾禮儀
展會志愿者的服飾根據展會參展單位的要求進行整體設計，設計時要注重志愿服務不同崗位的要求，場合的要求（室內或者是戶外）以及級別的要求，最主要的是展示出展會志愿活動的理念。
在配飾上也要達到統一，除搭配與展會統一設定的標識性徽章、飾品外，不宜配戴其他與展會無關的配飾。2010年在廈門舉行的第二屆世界投資論壇和第十四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設計了志愿者服飾以職業正裝為主，職業正裝的配飾以絲巾為首選，這套端莊亮麗的女志愿者服飾就選用了同色系的絲巾進行搭配，成為了這套服飾的亮點，并結合左胸的投洽會的標識，為展會的形象增添亮點。與此同時，在志愿者服飾的設計中還要注意一致性、辨識性、舒適性、實用性、美觀性只有這樣的服飾要求才能體現志愿服務的層次與水平。志愿者服飾展示出一份驕傲、一份自信，也是一種態度，成為展會上一道亮麗的風景。
三、自信得體的舉止禮儀
無論你的國籍、背景、種族、信仰是什么，行為舉止決定了你是被接納還是被忽視。②真誠的微笑、端莊的儀態、大方的談吐、恰當的手勢語，志愿者自信得體的舉止，在國際視野下的展會中贏得更多的喝彩。舉止禮儀的打造，在志愿服務工作中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
1、真誠的微笑
微笑是建立人際間良好關系的一座橋梁，保持真誠的微笑是志愿服務工作中最起碼的要求。較之于正式工作人員，志愿者的最大特點表現為熱情，這體現了志愿者本人對該活動的參與意識，體現了設立志愿者制度的原本意義。因此，志愿者務必要保持一個良好的精神面貌和得體熱情的神態，積極，熱情，投入應該時時寫在志愿者的臉上。即使這種熱情沒有得到應有的回應，也不要鬧情緒，要做到“熱情而不求回應”。③志愿服務者應時刻保持微笑，無論面對何種情況。隨著高規格的國際展會開辦，吸引國內外眾多人潮的涌入，這給志愿服務工作帶來了很大的挑戰，繁瑣、重復的志愿服務工作中應及時調整心態保持真誠的微笑，如面對情緒激動的人群應以謙恭的淺笑維持秩序，面對走失的人群應以親近和善的微笑來安撫情緒，面對問詢的人群應平和真誠的微笑來回答為題，對迎面而來的陌生人也應回以微笑問候。微笑也是需要訓練的，在志愿服務工作中，微笑作為標志性的面部表情，無處不在。志愿者若不能掌握方法，很難達到要求，需進行一系列的練習才能達到自然，發自內心，做到表里如一。
2、端莊的儀態
儀態是優雅氣質的外在表現，在國際化的各個展會中，志愿者的儀態展現出了中國人的風采和精神面貌。志愿服務工作中，各工作崗位存在著差異性，在儀態方面提出不同的要求。從站、坐、行等三個方面談談志愿者的儀態禮儀。
“站如松”，在提供咨詢服務、檢票、會務等工作時，站立的姿態應保持直立，雙腳靠攏，雙肩放平，下頜微收，目光平視前方。女性志愿者雙手自然垂放腹前，采用捏指式。男性志愿者的姿態則腳尖打開，手位采用右手輕握左手手腕。
坐姿作為舉止的一部分，有著美與丑、優雅與粗俗之分。坐姿的規范要求——“坐如鐘”，無論是入座、離座都要端莊文雅，保持上體的端直。志愿者在接受咨詢時，應起立回答。入座時，應左側入座，保持輕緩。志愿者的坐姿要體現出謙恭和藹的特征，保持標準坐姿。
“行如風”，用于展會志愿服務工作中，還應注意兩個方面，其一，“眼觀六路”，由于國際化展會上無論參觀人數還是參展人數較多，行走不能過快，多觀察根據環境及時調整步速；其二，保持直立的體態，志愿工作有時較為繁重，志愿者要時刻提醒自己保持直立體態行走，不要搖擺，及時調整弓身、駝背等不正確的體態行走。步履要輕捷，不拖沓。
3、大方的談吐
語言是一個人道德情操、文化素養的標志。志愿者在用語的方面，應注意標準的說話公式：得體的稱呼+禮貌的用語+柔性的語言。得體的稱呼，在志愿者服務過程中，最常使用泛尊稱如先生，女士（lady），其次職務性稱呼“經理、組長”等；十字禮貌用語應時常掛著嘴邊，“你好、請、謝謝、對不起、再見”；用軟墊式語言加上拜托語氣，“不好意思，讓你久等了”，“真抱歉，這里需排隊入場”。音量要適當，語調要平和，沉穩。
4、恰當的手勢語
據語言學專家的研究，人們在面對面的交流中，只有35%左右的信息是通過語言傳遞的，而65%的信息是通過動作、手勢和表情等無聲語言傳遞。就志愿服務而言，手勢語是使用頻率較高的指示性手勢語。指引方向或物體時，應4指并攏，大拇指打開，手心略傾斜，不可用手指指指點點。志愿者在運用服務語言時，如果能恰到好處地發揮手勢語的作用，將會大大提高服務語言的質量，強化與交談對象交流的效果，從而有效地在交談對象心目中樹立良好的形象，贏得好感和信任。④
四、精誠合作的團隊服務意識
提高整體的配合意識，是志愿者形象禮儀得以實施的基點，也是形象禮儀的核心內涵。志愿者值崗期間一定要表現出團隊合作的禮儀，并且意識到任何一個獨立的崗位都是總體構成的一部分，只有顧全大局，講究團隊合作，才是完成整體工作的方式。不計較得失，要有勇氣面對并接受可能產生的委屈和誤解，始終忠實于自己的工作崗位，摒棄本位主義，小集團利益，甚至自私自利的行為。
荀子云，“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中國正以全新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國際化的展會正是中國對外宣傳的窗口，中國展會的志愿者們應時刻牢記光榮的使命，以最佳的形象展示出中國人的新面貌，給人生留下濃墨重彩的篇章。
參考文獻：
[1]天堂紀念網，《2010年上海世博會》
《首屆中國-亞歐博覽會確定志愿者口號和服裝》
[3]圖為第二屆世界投資論壇和第十四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志愿者服裝（女）效果圖
[4]伊登·科林斯沃斯.禮儀讓人自信滿滿[J].中國對外貿易，2012年第4期
[5]中國當紅網，圖為志愿者美女微笑服務http：///show.aspx page=7&id=66907&cid=27
職業形象禮儀范文第3篇
或許你也跳過槽，但給職業生涯定個位卻常被忽略或難以做到。而唐駿卻做得極好，10 多年來他始終堅持“做中國的金牌職業經理人”。
素有“中國第一職業經理人”美譽的唐駿先生的兩句話著實震撼人心，一句稱，“中國無論是從收入還是社會地位上，對于職業經理人的認可度都不夠，希望自己能夠在這些方面成為中國職業經理人的一個標桿。”另一句說，“我這次拿到的，應該是目前全球最貴的轉會費了，也開創了國內職業經理人拿轉會費的先河。這是從未有過的，過去國內所有職業經理人拿的都只是期權。”這向其同僚揭示了“登天”并非奢望……
引來如潮猜評
在大陸，既不缺創業者也不缺投資人，缺的就是職業經理人！從拿高薪到拿“高薪+250 萬股期權”再到“高薪+ 期權+ 轉會費”，唐駿認為是“中國職業經理人制度不斷走向完善的表現”。4 月3 日，盛大宣布其總裁唐駿離職。9 日有媒體透露，他將獲10 億元轉會費，創下國內企業高管跳槽收入之最。此天價一曝光，業內外頓時炸鍋，猜測和評論鋪天蓋地：
網友：人家唐駿賺的是純收入，穩當錢！這叫名利雙收！
……
業界：“只有最頂尖的公司才雇得起唐駿，只有雇得起唐駿的公司才是最頂尖的公司。”（大度咨詢總經理程天語）
……
留美博士唐駿的經歷并不復雜。1962 年生于常州，畢業于北京郵電學院；先后留學日本和美國，分獲物理學學士、電子工程學碩士和計算機科學博士；在美國創建游戲軟件公司和娛樂影業公司。1994 年加入微軟，擔任Windows NT 開發部門高級經理；2001 年升任微軟全球技術中心總經理；2002 年3 月26 日至2004 年2 月，任微軟( 中國) 有限公司總裁。同年2 月11 日，加盟上海盛大網絡發展有限公司任總裁，同時獲微軟（中國）名譽總裁。
4 月15 日，新華都集團宣布唐駿加盟，接替創始人陳發樹出任該集團總裁兼CEO。唐駿透露，轉會費為新華都的高管激勵機制，其中大部分為即將于A 股上市公司的紫金礦業的原始股份。并稱，上任后的第一項任務就是要在3 個月內實現新華都旗下的兩家公司在A 股的上市。
對此，金錯刀先生戲言：“唐駿是15 日開的個人會，唐駿新東家新華都旗下的紫金礦業16 日A 股發行，這也太‘司馬昭之心’了。”而有媒體質疑：這樣的會是為紫金礦業做上市炒作。
唐氏形象品牌
21 世紀被稱為“讀圖時代”。其本質是什么？《系辭傳》中說：“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圣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圣人立象以盡意。’”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孔子說：‘文字不能徹底表達人的語言，語言不能徹底表達人的思想。’那么，圣人的思想難道真的就無法讓人確切了解了嗎？孔子說：‘圣人通過設立象來充分表達自己的思想。’”所謂“象”，是指形象，象征物。知曉此點，大抵可知唐駿所創造的形象自然就“物有所值”了吧。
從微軟到盛大再到新華都，唐駿“隨風潛入夜”地塑造出自己的形象品牌！
“我還是要選擇將職業經理人之路進行下去。”唐駿準確的定位為其形象創造出價值。仰仗其形象，在盛大幾年，他為之帶來了13 億美金的直接收益，而無形資產的遞增則難以評估。他曾提出“成功4+1”定律。“第一個就是智慧，現在是一個商業化社會。不是過去很傳統的商業模式，必須要靠對商業的敏感性、嗅覺性來尋找機會；第二是機遇，也就是你怎么能把握機遇，創造機遇；第三是勤奮，我想勤奮是每個成功人士的共性，很多事情都是要靠勤奮來實現的；第四個是激情。我覺得包括生活、工作，激情是很重要的。這是我認為成功的‘4’點。那加‘1’是什么呢？‘1’就是性格。性格是決定成敗非常重要的因素。還有就是價值觀。我的的價值觀就是‘簡單+ 勤奮’，具體來說就是做人簡單，做事勤奮。”
至于職業生涯做得最成功的事，唐駿說“如果說我在網游界有一點點成功的話，我覺得防沉迷系統是我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作為防沉迷系統的起草者、發起者，以及網游廠商最高級別的代表，我是防沉迷宣言的宣讀者。我覺得這是我改變網游留給社會的形象做的一件事情。雖然短期會使網游廠商受到一些影響，但防沉迷宣言體現出了網游界堅持可持續長期發展的愿望，也給外界留下一個良好的形象。”其標準制定者的技術形象和戒除成千上萬青少年網癮的公益形象，筆者以為價值實難估量。
4 月16 日，新華都集團總裁兼CEO 唐駿表示：“作為一個職業經理人的價值，我列為3 點：第一個就是人生的意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價值觀，我的價值觀就是我能給社會創造一些財富，我給社會帶來一些貢獻。第二是影響力。我相信創業也好，做職業經理人也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影響力。我希望通過我的影響力來影響我們年輕人，影響我們的職業經理人。第三個就是價值回報。”他希望通過自己的經歷告誡大家如何才能成為一個成功的職業經理人。
考察職業操守，唐駿的口碑甚佳。比爾?蓋茨特別寫信感謝。而陳天橋則說：“唐駿為職業經理人作出了榜樣，也在盛大成長發展的關鍵時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新東家評價：“他的職業精神、企業運營理念、管理能力獲得了中國商界的一致認可和好評，被廣泛譽為中國第一職業經理人。”
作為職業經理人，唐駿塑造的形象正是其個人的品牌，而“唐氏”形象品牌的價值已憑借其經歷的事實告訴了世人……
天價“唐碼”破解
事實上，唐駿似乎諳熟“傳播提升績效”之道。他不僅做得好，而且“說”――傳播得更好。可以認為：在其職業經理人生涯中，他已將傳播技術與藝術運作到爐火純青的境界。4 月15 日，唐駿表示，他希望這將是自己人生最后一次會，因此感到緊張且失眠。
唐駿表示：價值回報是“在當今這個市場社會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衡量的標志”。而價值提高的前提，是你獲得社會和企業的認同。“我的最終的目標其實是更大的體現我的價值。”他坦言，“在盛大4 年取得了兩大收獲，一是經歷了帶領盛大上市的過程，取得與華爾街接觸的經驗，二是付出也得到了豐厚的期權回報。”
當今中國，唐駿認為每個行業都面臨著人才和商業智慧的饑渴。但作為“身在此山中”的他深切感悟：“經理人和企業家間的尊重，是雙向的。”同時，必須建立一種共贏機制；否則，很難雙贏。對此，不妨聽聽唐駿講述他到美國華爾街Roadshow（路演）的故事――
幾個月前，我幫盛大做了華爾街的兩次路演，繼續去資本市場講述盛大的故事。我去路演的時候，盛大股票是26 美元；我離開華爾街時，股票是37 美元。通過兩個星期的路演，我給盛大創造了8 億美元的價值――其間，盛大什么也沒發生，就是有一個人帶了幾個人去給華爾街講故事。此前，在盛大股價低迷只有14 美元時，我也去華爾街做過路演，使得盛大股價一下子上升到20.5 美元。
兩次路演，給盛大帶來13 億美元的直接價值；而我也得到了讓我滿足的收益。試想一下，如果創造出13億美元的價值，我卻一分錢沒有得到，我的心理狀態又會怎樣？我也是人，沒有那么超脫的境界。當看到盛大獲得13 億價值的同時，我也得到相應回報時，我覺得值了。我是在給盛大路演，也是在給我唐駿自己路演。當職業經理人的利益完全和公司捆綁在一起時，就會這樣。可惜，目前的中國企業還遠遠沒有做到這些。
迄今為止，職業經理人很多都與企業家有矛盾甚至沖突。但唐駿卻是個“異類”，他稱是因為他善于溝通――雙向傳播。
有次，唐駿就和比爾?蓋茨只差一點即發生直接沖撞。2003 年1 月3日，蓋茨秘書電話告訴他蓋茨2 月3日訪問中國，讓他提前做好安排。當他知道時是大年初三后，他馬上回電話說這個日子不合適。秘書說，“你有本事直接給蓋茨打電話。”電話那端，蓋茨急說：“唐駿，你在微軟待了那么多年了，你難道不知道我的行程是1 年前定下來的？”他說：“你知道嗎，我們中國的春節，5000 年前就定下來了。”他透露，蓋茨聽到5000 年“嚇壞”了，最后調了行程，提前到了中國。
職業形象禮儀范文第4篇
關鍵詞：半工業化；華北鄉村；近代中國
本文以近代華北鄉村手工織布業為個案，分析半工業化在近代中國的興起、發展及其衰退的全過程。半工業化是相對于工業化而言的，從一般意義上講，工業化是指非生物動力取代生物動力的過程，西方傳統工業化史論者認為，以技術變革為核心的產業革命是工業化的開端，德國經濟史學家魯道夫．呂貝爾特在其名著《工業化史》一書中就曾經典性地指出：“在機器時代破曉以后，隨著紡織的機械化，隨著蒸汽機作為一項新的能源，隨著從單件生產過渡到系列生產，過渡到大規模生產，人類社會才開始了巨大的變化，我們稱之為工業化的這種變化．”[1](P1)然而，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史學界強調制度變遷重于技術進步，提出了原始工業化理論，把工業化的歷史追溯到大機器工業產生之前的農村手工業經濟內部，著重探討原始工業化與工業化第一階段、即紡織工業之間的聯系，美國經濟史學家門德爾斯于1972年發表了其成名作《原始工業化：工業化進程的第一階段》，并不斷修正原始工業化的概念，最后將它表述為“為傳統組織的、為市場的、主要分布在農村的工業的迅速發展”。如果從人類工業生產活動的整體而言，原始工業化對工業化的導向作用無疑是存在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原始工業化才真正具有了“原始”的含義。但如果從單個國家和地區的情形分析，并非所有的原始工業化都能導向工業化，反過來說，并非所有的原始工業化都在工業化啟動并獲得一定發展之后便銷聲匿跡，尤其在落后國家和地區，由于工業化基本上是移植外來工業文明的結果，原始工業化甚至傳統鄉村工業仍在一定時間、一定范圍內繼續存在，不過，這時候的鄉村手工業作為工業化進程第一階段的“原始”意義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在若干行業、若干地區，工業化早期的鄉村手工業與傳統意義上的鄉村手工業確實不同，其固有面貌正在日益改變，筆者主張用“半工業化”來描述這種現象，本文所界定的“半工業化”包括以下內涵：在工業化的背景下，以市場為導向的、技術進步的、分工明確的專業性手工業鄉村的興起與發展。在一個時期中，鄉村手工業在地區經濟總量及家庭經濟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鄉村手工業依附于農業的自然經濟狀態，轉向與工業化建立更密切的關系．19世紀末20世紀初至20世紀30年代，華北織布業中的若干區域，如高陽、寶坻、定縣、濰縣等就是半工業化特征最為明顯的地區．
首先，從技術進步層面分析．高陽、寶坻、定縣、濰縣等地先后使用了效率大大高于老式木機的鐵輪機，在整體上形成規模生產，如高陽，在1908年以前還使用雙手投梭的老式木機，生產效率低下，1909年左右，高陽旅外人士從天津引進鐵輪機，到1914年，“高陽有織機2500—3700架之數，其中木機約十分之一二”，鐵輪機已開始占據絕對的優勢，此后高陽區內鐵輪機迅速增加，1915年，為5726架，1917年突破l萬臺，1920年超過2萬臺，到1928年達到29631臺，其中擁有技術水平較高的簍子提花機4056臺[2](P9-18)。改良機的應用增加了土布的花色品種、提高了土布的標準化，高陽手織布的“最初制品僅有16支紗織成之白粗布、粗斜紋布兩種，宣統二年(1910—1911)間，添用20支及32支紗織標布、市布、細斜紋布、提花條子布、被褥被面等。民國元年更添用42支紗織造愛國布及各種袍料，民國七八年間更添用人造鷥造各色提花緞(俗名法麻緞，花色極繁)．”[3]同樣，定縣在清朝末年，“于引進機紗之外，定入復將投梭改良為拉梭式，生產力增加一倍。民元以后，又輸入鐵輪機，紡織兩方面技術上的限制，得此解除，定縣織業，方能迅速發展。”[4]濰縣織布區半工業化的興起和發展也離不開機紗的使用和改良織機的輸入，民國初年濰縣東鄉有人從天津攜機數架回鄉推廣傳習技術，改良出品，該機“系鐵輪木架之鐵木機，通稱鐵輪機．亦名腳踏織布機，各種輪軸系以生熟鐵制成，其架框則以槐楸木制之，高l公尺7寸，長l公尺l寸，寬2公尺，計重250公斤，能織白粗布、蚊帳布、斜紋布、線呢、嗶嘰及各種提花布、白細布等．”[5]該縣東鄉濰河沿岸各村莊手織業者迅速接受了新式織機，1915至1916年間發展到500臺左右，1923年前后又由東鄉傳人南鄉、北鄉、西鄉，遍及全縣，布機達5萬臺以上，成為一個后起的半工業化地區。
其次，從市場層面分析，華北鄉村手工業生產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家庭消費，而是為市場生產，尤其是為區域外市場生產．寶坻、高陽、定縣、濰縣等地區所生產的土布大多銷往本縣以外的市場，其中東北、內蒙古、西北等地是上述地區土布的主要市場，如寶坻土布業較為發達的1923年，棉布銷售額的92％和銷售值82％都在當時河北以外地區，具體銷售區域如表1：
表1 1923年寶坻棉布銷售區域
銷售區域|數量(匹)| 百分比|價值(元)| 百分比
熱河|3303000| 72|7392000| 6l
東三省| 680000| 15|1734000| 14
西北| 246000| 5| 792000| 7
河北| 360000| 8|2226000| 18
總計|4589000| 100|12144000| 100
資料來源；方顯廷、畢相輝：《由寶坻手織工業觀察工業制度之演變》，《政治經濟學報》第4卷，第2期。
高陽棉布銷售區域更廣，幾乎遍及全國各地，如表2所示．1932年河北本省銷售高陽布共計515581匹，占全國銷售總額的42．95％，銷售值4283301元，占全國銷售值的40％。無論是銷售量還是銷售值，高陽棉布的主要市場都在本省以外．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是高陽織布業衰落的年代，在河北本省所銷售的棉布中，真正在本地集市上所售棉布僅為149889匹，銷售值為1379077元，在全國銷售額中的比重分別為12．49％和12．84％．
表2 1932年高陽布匹銷售區域分布情況
區域名稱|銷售數量(匹)|百分比|銷售價值(元)|百分比
河北| 515581.0| 42.95| 4283301.25| 39.88
山西| 238857.0| 19．s9| 1990542.62| l8.53
河南| 177515.0| 14.79| 1566649.14| 14.59
山東| 6700.0| 0.56| 82006.4l| o．76
綏遠| 52326.5| 4.36| 278953.55| 2.60
察哈爾| 21772| 1.81| 181374 15| 1.69
陜西| 82610| 6.88| 829698.81| 7.73
甘肅| 27386| 2.28| 247524.28| 2.30
湖北| 23309| 1.74| 324399.28| 3.02
湖南| 11571| 0.96| 163599.94| 1.52
四川| 31966| 2.66| 665700.58| 6.20
江蘇| 1168.5| 0.10| 13157.04| 0.12
廣東| 1965| 0.16| 37751.03| 0.26
貴州| 7184| 0.59| 85566.92| 0.80
總計| 1200361|100.00|10740224.90|100.00
資料來源：據吳知：《鄉村織布工業的一個研究》第 236—238頁表重新計算編制。
19世紀90年代初，定縣棉布開始銷往境外，后，專營口外貿易的晉商在定縣開設的布店日多，定縣土布輸出也日益增多，據估計，1913年達200萬匹，1914年達260萬匹，1915年達400萬匹，約值2494000元，是定縣土布輸出的最高記錄[4]．另據估計，濰縣織布區，“每年出布約1000萬匹，約值7500萬元以上。其銷路遍及全國，而且以河南為最。”[6]（P132）后起的濰縣織布區也是以區域外市場為依托的。
最后，從鄉村手工業在農村經濟中的地位來看，手工織布業在近代華北鄉村尤其是河北高陽、寶坻、定縣、山東濰縣等地區經濟總量及其家庭經濟中的地位顯著上升，對傳統農業的依附性大大弱化，轉而與工業化建立更密切的聯系．在這些地區，農戶從事鄉村手工業所獲得的收人大大高于其他地區，如1924年，河北寶坻織布業經濟區內織戶每家依靠織布的平均純所得為105．1l元，依靠農作物的凈收入．佃農平均為26．38元，半自耕農為86．62元，也就是說，佃農農戶的織布收入約占總收入的80％，半自耕農的織布收入占總收入的55％[7]，高陽織布區1932年共計50793人從事織布，據對344家織戶的抽樣統計分析，“平均每家全年收入152．91元，織布工資75．11元，占49．12元，自織布匹凈利45．60元，占29．82％，兩項合計為120．71元，占78．94％，而平均每戶耕地凈利僅27 96元，占18．29％，副業及其他工藝收入4．24元，占2．77％。”[2](p142)可見，手工織布業在高陽農民家庭經濟中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定縣、濰縣兩大織布區的情形與上述兩地大體相似。
明清史學者對于明清之際的中國是否存在著原始工：業化現象歧見明顯，但基本上肯定在手工棉紡織業中沒有出現原始工業化的跡象。也就是說。直到前夕，鄉村手工棉紡織業仍然處在家庭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之中，華北地區也不例外。那么工業化發生之后，為什么沒有摧毀手工棉織業?相反，是什么力量導致鄉村手工棉織業某種程度的發展呢?
首先，華北鄉村手織業的半工業化得益于早期工業化所帶來的技術進步。鄉村手工棉紡織業在我國農村有著悠久的傳統，這主要是受到農業生態環境惡劣、人均耕地嚴重不足的影響，直到前夕，以家庭為生產與消費單位的自給自足體系仍然廣泛地存在，“如果不受外來經濟勢力的推動，一切仍如從前一樣，那么相信它還會繼續下去的．”[2](P11)在半工業化的興起過程中，我們不必諱言外國先進技術的客觀作用，“倘無外國之貨物與
技術之輸入，中國經濟社會恐猶是二千年來之社會，而不能有絲毫之改變．今日之得有新式工業，豈非受外國工業品之刺激而始然乎?”[8](P390)所謂“外來勢力”就是大機器工業的全球化浪潮，對于傳統的手工業來說，工業化尤如一面雙刃劍，它既給傳統手工業以致命一擊，又在一定意義上激活了鄉村手工業中的某些生產環節。對棉紡織業來說，遭受致命打擊的是傳統手紡紗，質優價廉的機紗剝離了手紡紗與手織布的緊密聯系，剝奪了它賴以生存的出路；激活的是織布業，長期因紡紗的供不應求而得不到發展的手工織布業，因此解除了發展的“瓶頸”，它的發展反過來又進一步要求改良織機，提高效率。19世紀末20世紀初，我國相繼出現了改良的手拉機與足踏機，“拉機一人一日，約能織布四、五十尺”[9](P682)，比起老式的木機來，手拉機的效率已大大提高。1905年后，又有日本鐵輪機的輸入，該機“每日可織布80至100尺之多，且無須用手來投梭，因此布面可加寬至2尺2寸以上，而仿制進口的寬面洋布。”[2](p11)改良織機的輸人大大提高了手工織布的效率，提高了土布質量，增加了花色品種，使其更適于市場需求。技術進步的機紗與改良織機的輸入與使用激活了鄉村手工業，“寶坻手織工業之興起，即系受新式織布機及洋紗輸入之影響”[7]。華北其他鄉村織布業的半工業化亦莫不如此，這是就客觀條件而言的。
其次，在主觀上，在華北鄉村半工業化發軔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晚清政府在“振興工藝”的口號下大力興辦工藝局，培養了一批適應半工業化所需的技術力量，這批鄉村技術人才的出現恰逢其時，他們回到鄉村，推動了半工業化的發展．如成立于1903年的直隸工藝局，所設實習工場從1903年至1907年，“先后畢業者共計二千余人”。此外，直隸各屬傳習工場藝徒人數達2712人[10](p526—532）。這些畢業生成為直隸乃至華北鄉村手工業的技術骨干，直隸“各屬民辦工廠，所用技師匠目，多屬該廠畢業工徒；東三省、山西、河南、陜西諸省官立工廠，來場調用工徒亦復不少。”[11](P1—2)“實習工場對華北手工業最大之貢獻，則為高陽土布之發展。蓋當時由工藝局行文各縣，提倡手工藝，經高陽李氏派人來實習工場實習機織，并由勸業鐵工廠供給織機。返鄉以后，逐年推廣，遂造成河北省高陽土布之巨大工業．”[12](p4—6）寶坻也同樣受益，直隸織布工場織染部設立后，“寶坻學生之來津習紡織者，即傳人日本機器及新式織布方法……肆意仿制，織布業亦于是發展矣。”[7]山東各屬工藝局的“畢業工徒，無慮千數，分布各地，類能實行其所學說者。謂今日山東工業之發達，實基于此。”[13]
民間組織與地方能人在華北鄉村半工業化的興起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僅以高陽縣為例，該縣土布的改良就是由高陽商務分會肇始，1906年“高陽商會集資向天津日商田村洋行購買織機，試辦工廠，是為高陽布實行改良之始，光緒末年商會諸人所辦之織布工廠已養成王徒多人，加以天津實習工廠及各縣工藝局養成之工徒，亦多散歸鄉間輾轉傳習，因之高陽附近農民熟悉織布新法日漸增多”，高陽商會還針對手織業者無力置機和購紗的狀況，“又聯合各布莊籌集資金，向天津購買大批織機，規定貸機并領紗織布之辦法”[3]，同時“選本地良工巧匠仿做若干架，放給織布客戶，改織寬面土布，推廣實行，日增月益”[14](p225)，該會還曾多次開會集議推廣鄉村手織業，僅在1910—1912年間就14次集會研究與土布有關的擴充鐵輪機、勸立織布場、籌議減免稅、設立工藝研究所等事宜，工藝研究所旨在“提倡織紡，振興實業，研究工藝，改良布質)”[14](p233)。正是由于該會“在事人員提倡織紡，悉心籌劃，調查本地之情形，因時度勢，煞費苦心，竭盡百般之心力，方成一邑之生計”[14](p227)。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高陽織布區已擴展成為包括高陽、蠡縣、安新、清苑、任邱等五縣共計414村、43萬人在內的以高陽縣城為中心的手織業經濟區。民國時期的高陽縣志載：“張興漢，字造卿，以商起家．……與韓偉卿、楊木森、李秉熙等創辦商會，改良織布．二十年來，附高百里間，賴織布以營生者十居八九．”另外。高陽留祥左村人王士穎仿造改良機的示范效應也十分明顯，高陽購進東洋鐵機之初，“行之數年少成效．公研其故，仿其制而改造之，始適于用。自是高、蠡、清、安各縣機聲相接，布貨之流通，遍各省矣”[15](P11、12)。在高陽織布業最興盛時期，“本縣李叔良、李希古諸君賡續提倡，盛甲北省”[15](P6)。民國初年，蘇子權將提花機引進高陽。為高陽產品創新提供了技術支撐。還應指出，在高陽布業發展困難時期的1921—1925年，農村中一部分“能人”(一鄉或村中殷實而經驗豐富的機戶，在鄉里中較受人敬重)應商人之請，擔任“機領”或“機頭”，他們的職責：“(1)遇有商號須添雇機戶時，介紹新機戶；(2)指導督察他所領的機戶，努力工作，按時繳布；(3)如機戶有領線后，不能繳布的，代商號追索原料或償金．”[2](p22)“機領”或“機頭”的出現為高陽布業渡過困難時期作出了貢獻。
鄉村手工棉紡織業本來就是傳統農民家庭經濟的重要部分，是應對人口壓力、消化剩余勞動力的重要途徑，在農業的經濟效益尚未提高、新的就業門徑尚未開辟之前，農民不會輕易放棄傳統手工業，這并非農民保守使然，實乃生存所必需。機器棉紡織業發展的趨勢本來是要摧毀鄉村手工棉紡織業的，它也確實摧毀了鄉村手工棉紡織業中的紡紗環節，為自己造就了一些市場空間，使鄉村手工業陷入“山窮水盡疑無路”的困境，但它沒有足夠的力量完全取代手工棉織業，沒有使失業的手工業者得到新的工作機會，相反，它的畸形發展只有建立在手工棉織業的基礎之上，因此客觀上激活了手工織布業。近代華北若干地區的民間組織、地方能人在這種困境中利用早期工業化所造成的客觀上的技術進步，引進先進工具，培養技術人才，走上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曲徑，道路雖然崎嶇不平，但終究是一種進步。可以說，正是由于這些主、客觀因素的作用，才使得近代華北若干區域的鄉村手工棉紡織業進入半工業化發展階段。
但是，除個別地區外，近代華北鄉村手織業大體上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就出現了明顯的衰退，有些地區的衰退出現得更早，其表現主要是生產萎縮、產量劇減、從事手工業生產的人數相應下降。如寶坻布業高峰時的1923年，依附于商人雇主的織機8180架，1933年減為375架，減少了96％，織戶由7620戶減至360戶，減少了95％，產量則由3222920匹減為105000匹，減少97%[7]。又如高陽織布業在1929年時開工的平面織布機約25000架，提花機約4300余架，使用棉紗約80000包，人造絲約20000箱，1930年，仍在生產的平面機約20000架，提花機約2300架，1931年平面織布機更減為15000架，提花機約1100余架，使用棉紗約25000包，人造絲約4000箱，衰落趨勢十分明顯[2](p27)。濰縣是一個后起的鄉村織布業經濟區，1937年后，織布業跌人谷底，據調查，此前濰縣織布區擁有織機10萬臺，此后，布機數量大帽下降，濰縣織布區僅存5000臺，其它布機或被嚴重破壞，或被迫拆賣、或流往濟南、青島、徐州、煙臺等地，所使用的棉紗從全盛時期的10萬捆下降到1940年度的l萬捆，濰縣土布業從此一蹶不振[16](P30)。
原因究竟何在?時論認為“手工業因為技術的缺乏科學基礎，生產的不經濟，制品之缺乏標準，就造成其本身的不健全，年來之衰落，實由于此”[17]，這是從手工業生產內部而言的，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半工業化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發展程度不同，相對而言，高陽、濰縣等地織布業的生產技術與花色品種明顯高于其他地區，織戶不僅使用了技術冰平與效率均較高的鐵輪機和簍子提花機，而且所生產的布匹種類與花色繁多，基本上能滿足用戶的所有需要，如棉布類包括白布、色布、條布、格布、呢布、十字布、斜紋布、寬面床單布、格紋布、斜紋條、羅紋布、小提花布、電光布、袍料、裙料等等，麻布類有葛、綢、緞、羅紡、綈、麻絲格、襯里綢等。所以，調查者曾指出：高陽“所出各種布匹，名目過多，實舉不勝舉，且花紋顏色，日新月異”[2](p217—221)。還應指出，分散的農民織戶和富裕的農民已經出現了聯合開辦作坊、甚至手工工場的趨勢，以高陽最為典型，1926年至1932年，“興起了一種主匠制的家庭工廠和增加了許多織賣貨的織戶……工廠的廠主，大都就是織布工人出身，見織麻布的獲利，以他歷年的經驗和積蓄，自己或合伙開辦小規模的織布工廠，購織機自數架至十架不等，普通不過十架，招收工人學徒，代他做準備及織布工程，一切由自己監督指導，但很少再親自動手了。”[10]有些織布工場甚至開始了向小型織布工廠轉化的的嘗試，如“民國22及23兩年(1923、1924)之間，同和工廠曾首先購置電力絡經機3架，整經機2架，緯線機1架，電力提花鐵木機1架，電力條紋鐵木機2架，都是柴油引擎拖動發電機再轉動各機，試驗成績，已有可觀．”[2](P30)這表明，華北鄉村織布業中的半工業化已經顯露出向工業化過渡的曙光。但所有地區都無例外地在1930年代初處于衰退之中，可見，技術與效率等內部因素并非是半工業化衰退的主要原因。
那么，鄉村半工業化現象的萎縮是否是由于工業化的高度發展，已到了近代鄉村必須放棄傳統增長方式的地步呢?我們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就鄉村織布業來說，機織布與手織布生產效率及生產成本的比較，調查中的分歧較大，據嚴中平考證，“普通力織機。織造十四磅粗布，每十一小時工作日，平均至少可出布五十碼，可管理二臺至六臺，即以四臺計，每人每日可出布二百碼，約合五十丈。今日所通行之手織機，每人每十一小時工作日，至多可出布一百二十碼，是即一人使用力機的產量，為使用手機產量的四倍以上”[19](p688—689)。不過也有考證者認為，以人力為動力的鐵輪機與以電力帶動的鐵機每日(以12小時計)最高生產能力相等，均能織成長5丈2尺寬2尺4寸至5寸的32支頭等布一匹[20]。再比較生產成本．王子建曾對高陽織布區手織業與東南各省華商紡織廠作過以下對比，在高陽，每一機(鐵木機)每一天可以成布100尺，需人工2人以上，在華商紡織廠，每一力織機每天可以成布125尺，只需人工1人，高陽織100尺布的工資需七角七分半，而在大工廠里卻只要四角六分，即使把動力設備等統加上去，后者仍站在優越的地位上[6](p141)．實際上，這是很不全面的、只作了人工成本的對比，人工成本之外，機織布的間接生產成本(如間接人工、折舊、輔助物料、動力費、稅捐、修繕、保險費、職員薪金、職工伙食、文具等)、推銷及管理費用等均作比較。我們仍訴之于王子建對七省華商紗廠的調查，表3是各種規格機織布每匹總成本：
表3 各種規格機織粗細布每匹總成本(單位：元)
成本分類| 細布7磅| 9磅| 10磅| 12磅|粗布13磅| 14磅| 15磅| 16磅
直接人工成本| 0.330| 0.424| 0.537| 0.587| 0.407| 0.492| 0.410| 0.394
間接生產成本| 0.686| 0.881| 1.146| 1.308| 0.869| 0.928| 0.883| 0.905
推銷及管理成本| 0.009| 0.011| 0.015| 0.016| 0.011| 0.014| 0.010| 0.011
總成本| 1.025| 1.316| 1.698| 1.911| 1.287| 1.434| 1.303| 1.310
貿料來源：王子建、王鎮中：《七省華商紗廠調查報告》第216頁．
下面是加上原料成本的進一步核算，以12磅細紗為例，每匹布除漿質外，約用紗u．1磅左右，假定經緯紗均為22支，每磅紗價為0．54元，那么原紗成本即為6．21元，加上1．911元的直接人工等三項成本，共計8．121元。按上海貨價季刊所載，1932年12磅細布，全年平均每匹賣價，折合成銀元為9．378元。這樣，每銷售棉布一匹，可獲毛利1．257元。在此基礎上減去應付的利息0.637元，以及官利0.360元，則所得純利益為0．260元。如按折合成銀元后的最低價、即7．832元售出，則又當虧損1．286元之多．因此，當時“若干布廠工程師，咸謂每織布一匹，當虧本一元”[21]（P218），看來，并非夸張。如果我們再考慮到鄉村手織業低廉的人工(甚至不計成本的勞動力)、及無需付出管理費用的事實，那么，即使按力織機四倍于手織機的生產效率算，機織布在競爭中也未必能占據絕對優勢。這也就說明，鄉村織布業中的傳統增長方式尚未失去其生命力，其他鄉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類似的情況，這種現象的存在是近代中國城市低度工業化狀況所造成的，在一個較長時間內，鄉村半工業化與城市低度工業化將共處共存．
從王業文明進化史看，近代華北鄉村手工棉織業中的半工業化不過曇花一現，但它卻留下了絢麗的光彩．它既不同于封建制度下的傳統手工業，也非工業化前的原始工業化，而是在大機器工業已經產生并獲得一定發展之后，傳統手工業尋求生存與發展的一種積極方式。盡管在種種外力的干擾下，華北鄉村手工棉織業中的半工業化進程被迫中斷，但就已經出現的向工業化轉化的趨勢來判斷，半工業化實際上是傳統手工業與大機器工業之間的一種動態現象．在落后國家和地區，城市低度工業化與鄉村半工業化將在一個相當時期內相互依存，如何促進半工業化向工業化轉化，是全面實現工業化不可忽視的一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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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ising and Declining of Village’s semi—indUStrialization of Modern China
職業形象禮儀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貨代行業，組織承諾，離職意向
一、國際貨代行業現狀
隨著行業準入限制的取消和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國際貨代行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據不完全統計最近幾年新增貨代企業數量是原來的兩倍。員工主動離職的現象一度較為突出。國際貨代企業目前開展的主要以海運或空運為主、陸運為輔，以傳統的訂艙、拖車、報關、報檢、制單為主，還沒有真正向物流化方向發展[1[i]].貨代員工的主動離職給貨代企業帶來了成本增加、服務質量下降、客戶流失等不利影響，制約了貨代企業的發展和壯大。
二、組織承諾與離職意向
員工離職通常被分為主動離職和被動離職兩種。主動離職是指離職的決策主要由員工作出，通常組織難以控制，而且過高的主動離職率對組織往往不利，在組織行為學和人力資源管理中，人們關注的重點主要集中在主動離職研究上。凌文輇(2000)Mobley等多位學者認為行為的直接前因是意向(Mobley etal.,1978)，離職意向概念的意義表現在它提供了一個有效的預測員工離職行為的因素。
組織承諾概念的提出者美國社會學家貝克爾(BecketH．S．，1960)，他將承諾定義為由單方投入(side．bet)產生的維持“活動一致性”的傾向。在組織中，這種單方投入可以指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如：福利、精力、已經掌握的只能用于特定組織的技能等。他認為組織承諾是員工隨著其對組織的“單方投入”的增加而不得不繼續留在該組織的一種心理現象[2]。
目前許多組織承諾的理論研究和實踐都認同Mayer和Allen在1984年對組織承諾的區分，他們的分類包括三種形式：情感承諾、持續承諾及規范承諾 [3[ii]]。情感承諾表示個人認同與參與感受貨代行業，為組織努力的意向及停留于公司的意向。持續承諾是指個人認知到一旦離開組織將失去現有價值的附屬利益，因而繼續停留在組織中。規范承諾是指個人與組織價值的一致或對組織的責任態度。
三、問卷的設計和實施
通過訪談，結合前人研究的成果，本研究設計出問卷組織承諾量表。參考了Meyer和Allen(1984)修正的量表及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張德教授關于工作情況調查的問卷為設計樣本，包括感情承諾、持續承諾和規范承諾構面，被試者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對組織承諾12項考察題項的個人感覺進行回答，也是采用Liken尺度的五點衡量法，由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五個尺度，由1～5評分，分數越高，組織承諾越高中國學術期刊網。離職意向量表參考了Mobley(1978)的量表，包括流失意圖的測量，被試者根據個人情況對所描述的相關題項進行回答，采用Liken尺度的五點衡量法，由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五個尺度，分數越高，離職意向越強烈。本研究聯系了廈門WD國際貨運有限公司等多家企業，邀請貨代員工認真作答，通過調查，共得到165份問卷。
四、組織承諾問卷統計分析
1.描述性統計分析
組織承諾描述性統計分析的結果，組織承諾總體平均值為3.43，組織承諾處于一般偏上水平。得分最高的是Q9，即“對自己的組織應該忠誠”；得分最低的是Q6，即“離開本公司，最大的問題就是很難找到適合的工作”。離職意向均值為2.80，大于2.5，低于3.5，表明被調查對象的離職意向處于一般水平。得分最高的是Q17，即“不會以目前的這份工作作為永久的工作”；得分最低的是Q14，即“正考慮要離開目前的工作”。
2.組織承諾量表因子分析
組織承諾量表的KMO系數達到0.83, Bartlett檢驗拒絕了相關矩陣為單位矩陣的假設，因而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采用主成份分析法進行，結果共得到3個因子，與原構思一致貨代行業，根據組織承諾問卷因子分析結果對3個因子分別命名，因子F1為“感情承諾”，因子F2為“持續承諾”，因子F3為“規范承諾”。量表各問項在其指標因素上的因素荷重均在0.55以上，因此表明該量表具有較高的構思效度。各測量指標的內部一致性系數a大于0.70，表明該量表的信度可以接受。各因子解釋變量程度如表1-1所示，3個因子累計共解釋變量62.06%。“感情承諾” 的平均值高于3.5分，處于較高水平，“規范承諾”和“持續承諾”水平一般。各因子按平均值依次為：“感情承諾”>“規范承諾”>“持續承諾”。
3.組織承諾與離職意向相關性分析
如表1-1所示，“感情承諾”因子與離職意向在.0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提高感情承諾可以降低員工的離職意向。
表1-1組織承諾與員工離職意向相關分析結果表
F4離職意向
F1 感情承諾
Pearson Correlation
-.654*
顯著性 (2-tailed)
.000
F2 持續承諾
Pearson Correlation
-.062
顯著性 (2-tailed)
.452
F3 規范承諾
Pearson Correlation
-.109
顯著性 (2-tailed)
.184
